主题：【文摘】三青团始末 -- foundera

4 驶向反共快车道

4.1 反共秘密报告出笼，大搞军事磨擦、文化磨擦、人事磨擦

4.2“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不能做”，民主宪政属后者，

只能说说而已

4.3《团员行动指导纲要》要团员“绝对秘密的收集证据”，“无影无声

地采访舆情”。福建崇安发生集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的事件

4.1 反共秘密报告出笼，大搞军事磨擦、文化磨擦、人事磨擦

三民主义青年团产生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重新

合作时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为抗战发动和组训全国青年，如团章所规定“捍

卫国家，复兴民族”，“当初似没有和共产党斗争的意思”。①按照这一团

体设置的初衷，投身于抗战的神圣事业，“捍卫国家，复兴民族”，应该说

是三青团的重要使命之一。

不可否认，在抗日战争初期，出于救亡御侮的热情，人们往往缺乏冷静，

为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看不到或看不清潜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

危机，以为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局面，以为有了全民族抗战这一消毒剂，国民

党统治集团就会止恶扬善，一切腐朽黑暗就都会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因而

确实有一些青年，怀抱救国报国的决心和满腔热情，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并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工作，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民主

义青年团成立之初，确实有过短暂的“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抗日活动。

如武汉支团部筹备处组织的战地服务总队，1939 年沙市、洛阳、零陵等地团

部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队，主要从事救护、慰劳、交通、情报、及侦缉敌伪

等，这些都是抗日工作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两个多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因而三青团的性质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异。

1938 年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相

持阶段。日本侵略军经过16 个月的战略进攻，占领了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

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控制了长江下游沿岸和珠江口。但是由于中国人民

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大量的消耗了日本的

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它的小国寡民，人力、财力、物力严重不足等弱点已

经暴露。到1938 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陆续投入23 个师团、16 个旅团近

百万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 万人。

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使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

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

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住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

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

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

同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对侵略者构成日益严重

的威胁。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者既要准备对苏作战，

又要同英、美争霸太平洋，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到极限。因而不得

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

而就中国方面来说，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全民族的英勇抗战，使战局发生

了有利于自己的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特点还没有改变，远没有具备战略

反攻的力量。战争力量的对比，使中日战争出现相持的局面。

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影响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

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

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

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

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加紧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

弥补兵力和资源的不足。

在日本的分化、诱降之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了，汪

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

议会议长。1938 年夏、秋，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周佛海的具体

指挥下，同日方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秘密签定卖国协定作为卖身契。12

月18 日，汪精卫与曾仲鸣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飞转越南河内。追

随汪精卫先后叛逃出走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

12 月29 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即“艳电”），

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灭亡中国的第三次声明，建议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

“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

恢复和平”；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

和军队之特殊组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同亲英美派公开分裂了。

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也决定着中国

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各种政治集团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走向。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集团，抗战开始即高喊“抗战必胜，建国必

成”的口号，即有借抗战削弱、溶化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的用心，“抗战必

胜”是国民党的“必胜”；“建国必成”是建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国。

最突出的事例即如前所述，强敌侵入我腹地，即将鲸吞全中国之时，国

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问题的努力。抗日战争

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它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国民党认为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因而蒋介石集团

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

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

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他指出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仁、

智、勇，党基就是党魂、党基、党史、党纪四要素。宣称这是中华民族的固

有道德，如果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会遭受危险。全会

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党务报告决

议案》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从此以后，国民

党领导集团的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

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该会陆续秘密制定

和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

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

民群众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

主权利。

如《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规定：

“各级民众团体中应即成立本党党团，或派遣党的同志居中发生党的领

导作用，已派有同志而不负责任者应即撤换，务使所有参加民众团体之分子，

均能接受党的训练党的指导党的监督，而不为外界所惑”；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公立大中学校教职员，应多派本党党

员充任，各公私立大中学校，尤应有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与活动，以坚

强本党在教育界及学生界之壁垒”；

“各级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

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应无所避忌”。②3 月11 日，国民政

府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任会长，并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次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

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强调一切思想言论的准绳是

“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鼓吹越逾民族之理想与损害

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利用抗

战形式以达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毫无疑问，这四点都是针对共

产党而言的。《纲领》竟公开宣称：“一切思想言论，悉以此为准绳，有违

此义，则一体纠绳。③实际上，从1938 年底，国民党即开始在国统区，大肆

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方设

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在敌后和共产党的

抗日根据地周围，则增派军队和游击武装，制造“军事磨擦”。这时，蒋介

石改变了对游击战“有大贡献”的评判，公开诽谤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

击”，暗地里指使三青团河北支团主任张荫梧、山东支团主任秦启荣在敌后

搞磨擦，率领他们控制的保安团队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制造反

共事端。外寇未除，国土未复，同室操戈的刀光剑影已阴霾密布。

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不仅有国共两党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而

且有国民党同其他在野的抗日党派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变

化，也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变化产生了影响。

各抗日党派中，只有国共两党有武装，所以“军事磨擦”只限于国共两

党，那么，在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对于既无军队又无地盘的第

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等抗日党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则表

现为“人事磨擦”和“文化磨擦”。

所谓“人事磨擦”，是指国民党一方面强拉人入党，否则加种种压迫，

如打破饭碗，断绝生路等等；一方面发现有其他党籍就加以残酷迫害，由特

务密告，或秘密失踪，或锒铛入狱，断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无从探

问，因“异党”问题死得不明不白。

“文化磨擦”则是指国民党党、警、宪和文化出版审查机构，对人民实

行文化封锁，或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而大兴文字冤狱，“党派团结”必

须写作“党派统一”，“民族解放”必须写作“民族复兴”，因阅读《新华

日报》等进步报刊而入狱的事件层出叠见，使不少无辜的青年受尽折磨和摧

残。

“人事磨擦”和“文化磨擦”似乎比“军事磨擦”和平，其实是同样的

残酷，而且更多更带有普遍性。

抗战初期，大多数在野中间党派对于国民党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开放

民众言论的措施表示欢迎，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大业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

如1938 年4 月左舜生代表中国青年党致函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和汪精

卫，表示“同人等观目前之艰巨，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

念，此外部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共保，此外亦无所企图”。

④各在野党派对国民党设置的国民参政会曾寄予了很大希望。1938 年4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

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的民意机关。第一届一次

国民参政会于1938 年7 月7 日抗战爆发一周年之日在武汉召开，各在野党派

均有代表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虽然认为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完全的

民意机关，但毕竟为各党派各方面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讲台和场所，这是

“民主政治的开端”。也有的在野党派领导人认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

问题，不再“决于战场”而是“决于议场”，不再“决于枪杆”而是“决于

票数”。认为由此发展下去，中国即可由一党专政进到多党并存，中国即可

实现民主政治。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积极热情地提出议

案，如邹韬奋等提《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陈绍禹等提《拥护国民

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曾琦等提《克期成立省县市参议会案》、吴玉

章等提《改善县区政治结构与保甲办法案》，等等，为抗战献计献策，“实

验民主政治”。

但是，事实的发展远非像他们所预计的那样乐观；

其一、国民参政会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所控制的咨询机关。参政员的权力

只以建议、询问、调查三权为限。休会期间由15―20 名参政员所组成的驻会

委员会，其职权也仅仅是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实施经过。在占绝大多

数的国民党员的控制下，在野党派提出的一些有利于民主和抗战的提案很难

获大会通过。即使勉强通过，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忖诸实施，反而对提案人加

以迫害。因此，各中间党派大为失望。

其二，国民参政会内讳言党派。各党各派的领袖虽然“参”了“政”，

但是国民党并没在法律法令上正式承认各在野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参政

会组织条例》关于参政员的遴选资格分为四项，一为地方省市；二为边区蒙

藏；三为海外华侨；四为“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

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事实上，各党派代表即包含在

第四项之中，但这个组织条例中既有“文化团体”，又有“经济团体”，而

绝口不提政治团体，更没有“党派”的字样。⑤以此贬低各在野抗日党派的

地位，抹煞各在野抗日党派的存在。

其三，在国民党的一党统制之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抗日救国的自由

被限制、被剥夺。1939 年2、3 月间，张申府、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

王葆真等倡议在重庆组织“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参加发起者有六百多

人，他们制定了会章，并呈文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为“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

领区内一切抗战力量，”“配合全面抗战方略”，“以期获得最后之胜利与

建国之成功，”“特发起筹设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从事于宣传联络介绍

干部号召援助等工作，期在唤起民众对游击区工作之注意，发动民众对游击

区工作之援助，并介绍有志参加游击区工作之干部以供当局驱策，亦即结合

民众力量以辅助政府。”而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批复：“该会发起组织动机如

何，姑置勿论，惟其分子复杂，工作范围又极广泛，难免不为他党利用发展

努力之工具”，不仅以“现行人民团体法规并无此类团体之规定”为由，“依

法批驳”，不予立案，而且“秘密派员参加以监视其行动，”“严密注意，

切实防范”。⑥其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在加紧反共的同

时，对各小党派也严加防范，横施压迫。它根据《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中

间党派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使对

以反共起家的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也未能例外，如李璜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

在1939 年2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连署《加强民权主义的实

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而遭至蒋介石的兴师问罪。李璜回忆说：国民

党的当权派在抗战中，无论中国青年党的干部“如何为国牺牲，在四川的同

志一律开赴前敌效死，不加保留，而仍不肯放心，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

干部活动，甚为严格，并随时报告其领袖，动辄加我们以警告，即以我个人

论，领导川康视察团，视察川康数百十县，（1939 年3 月，成立国民参政会

川康建设期成会，蒋介石任会长，下设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赴川康

两省各地视察吏治、兵役、治安、及民生四大类，督促政府推进川康建设，

以增强抗战力量，李璜被任命为团长。――作者注）征兵征粮，而二陈系的

特务暗中如影随形，跟着我走，将我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整理为《李璜

最近之言论实录》，送给蒋介石亲阅，要他来警告我。”有“异党”党籍被

打破饭碗的公教人员和被除名的学生不计其数。各在野党派自身的生存受了

严重威胁。

4.2“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不能做”，民主宪政属后者，

只能说说而已

所谓“党治”，即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训政制度。

中国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始于1928 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之后，按照孙

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将革命后的政治划分为“军政”、“训政”、“宪

政”三个时期的理论，通过《训政时期纲领》，“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

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在此期间，实行“党治”，党权凌驾于一切之上，

“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力均被剥夺。“九一八”事变

之后，在全国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之下，国民党政府为应付各界“结

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1932 年12 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1935

年3 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但是直至1936 年5 月5 日才公布了按照蒋

介石的旨意制定的违背民主精神的《五五宪法草案》，并规定1937 年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随后，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采用“指定”、“圈定”、

和“当然代表”等方式产生了“国大代表”。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

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一事即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生存和抗战的胜利，

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训政制度，立施宪政，结束国民党的“党

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并事关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来看，是把抗战和建国相提并论的。如果

说在抗战的同时，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这本来是很对的。因

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半封建的官僚主义的国家，

非铲除封建专制贪污腐化的恶毒，不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也不能获得抗

战的胜利。

但是抗战两年多来，人民尽了很大的努力，忍受了莫大的牺牲，为了抗

战建国毫无怨言；而“政府官吏反借抗战鱼肉人民，征兵上下营私舞弊，待

壮丁犹如囚犯，迫人民为盗匪，统制则官僚包办，危害民生，摧残实业；发

国难财至万万元，讨小老婆至八九个，统制外汇则统制于一家妻子之手，管

理贸易则垄断于少数党官之徒”；“压迫青年则有集中营，制造磨擦则有训

练班，暗杀起于陪都，特务遍千乡里”，“一部分国军不攻敌人而攻边区，

枪口不对外而对自己；贩鸦片烟、造假护照，出自堂堂专员，抗日有功不赏，

植私党则有罪不罚；选官授职，以党籍为标准，用人行政，以爱憎为权衡；

多出志愿兵则县长受罚，多出游击队则长官被惩；安徽财政厅长以干练清廉

而被撤职，（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1938 年2 月―1939 年10 月任安徽省财政

厅长，因所谓“异党”问题被蒋介石撤职。）好些政府机关，以贪污腐化而

不受惩；倒行逆施。徇私罔法之事，书不胜书。群众救国团体尽被解散，一

切进步书报尽被没收；检查书报之苛求，封闭书店之残暴，令人不能想象”。

“非国民党员不能任政府官职，重床叠屋的机构，滥芋充数的冗员，形成了

整个庞大的官僚主义的统治机构”。它不但继承了封建专制之余毒，而且吸

收了法西斯之罪行，造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黑暗政治。“就是它招致了空前

未有的国难，直到今天它还变本加厉地阻碍着进步的设施，压抑着民意的发

展，延缓着胜利的到来。”⑦

这种印象深入于人民的心目中，当然一方面引起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

满，另一方面使人民对抗战则内心热烈而行动消极。因为人民有固定的意识

和鉴别力，是决不会受官僚们的欺骗和愚弄的。在抗日时期，人民绝对地承

认政府的权力应当强化，但同样的否认应该有官僚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权力；

人民绝对地承认应该将全国的一切人力物力交给国家，但必须用之于抗战，

而不能供一般官僚们的糜费；人民认定抗日救国是人民的义务，但同样认定

过问政治是人民的权利。“国家至上”，人心固然，然而大家所爱的，乃是

自身也有一份在内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人民利益，即

民族利益的实际内容，两者应当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可以为民族利益、国家

利益牺牲一切，因为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为换取将来

的以至子子孙孙的利益，但决不能力官僚群的利益而牺牲。要想全国人民一

起起来保卫大家的祖国，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这个国家是真正属于大家公有

的，是保护大家的利益的，这是抗战时期特别应该发动宪政运动的一个最根

本、最有力的理由。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如果如此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就

连现在的半壁河山都要被他们断送掉”。因此，必须立即结束国民党的训政

制度，实施民主宪政，通过宪政的道路，建立一个适合抗战需要的强有力的

民主清廉政府机构，建立一种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中，

各抗日爱国的党派和阶层，都有平等的合法地位，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和

自由，置政府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腐败贪污自然绝迹，抗战的胜利就有了可

靠保障。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成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另外，汪精卫于1938 年底叛国投敌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准

备于1939 年10 月成立傀儡政权，他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号招摇实施

宪政，并对重庆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进行猛烈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

石国民党一方面加强其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又以实行宪政的诺言应付舆论，

敷衍各在野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

1939 年9 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一届四次会议。在会上，国民党参政员首

先提出《建议政府，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得到会议的一致赞成。中国

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等又提出六个关于宪政问题的提案，

由此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如中国共产党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说：近半年

来，同为抗战最高国策而努力奋斗之我国各党派间，疑虑增多，纠纷时起。

因所谓“异党”党籍及思想问题之关系，若干抗日积极分子受排斥者有之，

被屠杀遭暗害者有之，被拘禁或被开除职业或学籍者有之，影响所及，不仅

使抗日党派间，关系日益恶化，而且引起举国同胞对团结抗战之国策，发生

动摇，使全民族团结胜敌之保证发生疑问。如果长此下去，势将动摇国本，

破坏抗战。因此它要求由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的合法权利，明令取消因

各种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的非法暴力行为。⑧

中国青年党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以利

抗战案》，它指出：“抗战两年以来，中国的政治情况，虽不一枝一节之改

观，但规模终未树立，人心终有未安，殊无以奠定抗战建国之基础。”在现

行的国民党党治之下，“政府只对国民党负责，对全国国民几无责任可言，

因此，依此而求国民之效死恐后，于义终有未安。而要完成抗战的基本工作，

则必须以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为第一义”。为此，它要求：（1）由政府授权

国民参政会本届大会，推选参政员若干人起草宪法；（2）在国大会未召集前，

行政院暂对国民参政会负责；（3）于最短时间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

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共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⑨国民党对

各在野党派的要求进行了百般抵制和阻挠，尽量把实行宪政的具体问题抽象

化，玩弄文字游戏。在它的控制下，国民参政会将这七个有关宪政问题的提

案合并审查后，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随后，在全国范

围内，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延安

等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宪政研究会、宪政促进会，全国舆论集中于民主宪

政，街谈巷议，莫不以宪政为题。

宪政运动的开展，猛烈冲击并开始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蒋

介石国民党是绝对不肯放弃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的。从戊戌变法已经

开始要求的宪政，到其时已有40 年，还止于谈谈而已。中华民族每每受了外

敌的严重鞭挞之后，才想到谈宪政，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是，在惨痛的

教训之后，还不敢谈和不准谈，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国民党的本意，也只

不过是让人民谈谈而已。国民党参政员在会上提出要求实行宪政的提案是被

迫的，只不过以此敷衍民众。因为早在是年4 月，蒋介石就在国民参政会第

一届三次会议闭幕词中说：“就目前事实而论，不仅训政时期的工作受到阻

碍，而军政时期应做的工作，且须从头再做一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扫荡

侵略者的武力，”‘待河山恢复，国内澄清以后，才谈得到训政，进而预备

宪政”。⑩按照蒋的设计，当时谈“训政”尚且超越了阶段，应当倒退回“军

政”时期，而各在野党派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行宪政，岂非异想

天开？历来专制的统治者自然有一套维持专制制度的统治术，有的事只能做

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不能做，实行宪政之事即属于后者。

由于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是年11 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

也被迫煞有其事的通过《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宣布在1940

年6 月底结束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在孙中山的诞辰日11 月12 日召开国民

大会。然而，国民党对民主宪政运动，采取种种的阻挠扼制政策，到1940

年上半年，宪政运动沉寂下去。是年9 月18 日，国民党中央第五届第157

次常会，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依原限召集，不无重大困难”

为理由，决定国民大会“展望至战后再行召集，召集日期。另行决定”，使

这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彻底夭折。

4.3《团员行动指导纲要》要团员“绝对秘密的收集证据”，“无影无

声地采访舆情”。福建崇安发生集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的事件

国民党鉴于民主宪政运动对其一党专政的严重冲击，在第一次民主宪政

运动之后，不仅加紧了反共活动，制造了“皖南事变”，而且在国民党统治

区全面加强了法西斯的特务统治。同时国民党政权也加速了由上而下的贪污

腐败，贪污已渗透到军队，进入了“血液”。作为以青年为工作对象的三民

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活动中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国民党

政策的变化决定了三青团性质的变化。

实际上，自1939 年始，蒋介石就强调三青团在反共和防范、限制“异党”

方面有其他团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康泽等人的具体主持下，三青团的工作

逐渐转向特务化。

1939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第四次全

会讲话中说：三青团的组织“含有政治的意义”，“青年团工作之意义在于

散播三民主义的革命种子，创造党国的新生命”！“团的主要任务在为党国

训练一般健全的青年”。“本党是掌握政权的党，是中国政治的唯一领导者”，

“共产党如要破坏本党，甚至行动越出政府法令范围之外”，“我们就可以

用合法的手段去纠正”！要“制止异党活动”，特别要设法制止共产党在学

校里的活动。（11）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9 月5 日，中央常务干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本

团对于社会青年之指导方针》。一方面，它认为：“今日一般社会青年之颓

废、悲观、消极、浪漫、愤慨、决裂等现象，”不是由于其腐败政治造成的，

而是“皆生于对个人社会、国家，无正确之认识，更不知其相互关系，是谓

政治教育之缺乏”。因此，它确定了这样的指导方针，即“普遍的施以政治

教育，其办法为大量编印各种问题之单行小册子，予以观念上思想上之纠正

与指导，然后可期其行为之正确与环境之适应”。另一方面，它亦认为，“一

般青年对政治现状之不满，为一不可讳言之事实，究其原因，由于青年认识

之错误，心理上之幻觉者居其半，而实际政治之缺憾，影响于青年本身之生

活，求学不得安心，知识不得满足，职业无法解决，益以社会之冷酷，人情

之浇薄，致青年烦闷、失望”，“此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亦当但白地予以

合理的解答”。（12）

1939 年9 月21 日，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发出《对于各级团部工作方

针之指示》，要各级团部“发扬吾党立国之精神与固有之德性，以为青年思

想及行为之规范”，对于“歧误的思想，堕落的行为”，要及时的纠正。“对

于抗战建国之实际情况，国际关系之趋势，以及敌人和汉奸之阴谋，均须随

时予以正确的指示，使之明是非，别利害”。（13）

这一时期，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制定的团的《训练要则》中，重点对团

员进行反共教育，声称：“抗战军兴，有人利用机会伪造统一战线，及各党

备派共同合作的口号，到处活动，本党为了国家的前途，委屈求全，盼他们

为民族效忠，为国家出力。但是仍需严密的注意，防止他们打入团内”。（14）

明确指示把防共反共作为团的分队一级组织的基本工作方针之一。三青团的

各级组织，尤其是在大后方的大、中学校中的组织，广为布置眼、线，监视

进步同学，开展反共活动。

如果说，这时三青团中央对反共问题的指示还限于这种比较含糊的语

言，那么在“皖南事变”后，则把反共作为头等大事，加强了反共反民主的

措施，进一步公开地诬称中国共产党为“奸党”。

1941 年6 月12 日，三青团中央发出《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

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提出：“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

在言论上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

接间接、足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者，本

团团员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并提出：“凡

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

主’之言行，应一律排除之”。（15）

1942 年2 月13 日，三青团中央根据1941 年5 月12 日的《指示》，制

定了《团员行动指导纲要》。《纲要》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把所谓“厉行肃

清奸党国贼”作为不论是在战区、在敌后，还是在学校和社会青年中的三青

团的重点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1）“除公开背叛国家出卖民族的汉奸国贼，吾人应随时铲除外，国内

奸党分子有违背三民主义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则之一切言论行动者，均应

唤起民众，同心协力予以严重打击，并彻底肃清之”。

（2）“团员在敌后战区发现有奸党破坏统一破坏抗战之事实，应毫无犹

豫与之斗争，并动员民众，直接加以制裁”。

（3）“团员在学校中发现有奸党煽惑同学，利用青年之阴谋事实，应以

学生团体意志及力量痛予驳斥，必要时并应报告学校当局，予以制裁，其有

思想幼稚盲从附和者，应根据主义与国策，努力说服并设法感化”。

（4）“团员在一般社会青年中，应注意驳斥奸党散布之各种谣言，揭露

其动摇抗战信心，影响社会治安，扰乱战时经济之各种阴谋活动。”

此外，《纲要》还要求三青团成员在基层政治建设中，“应随时注意维

护政府法令，领导社会舆论，对于好党假借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自由之口号，以掩饰其破坏国家军令统一、政令统一之阴谋，应公开予

以严厉之驳斥，并结合民众予以有力之制裁”。（16）

随后，三青团根据这一《团员行动指导纲要》，对团员提出了具体行动

指导意见：

规定团员“在团内可以检讨政治与党务团务，对外必须维护党政威信，

协助法令推行，不可任意批评。”

规定团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的

根据本党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与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害抗建危害民

族国家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如果仅仅是盲从的青年，应当不辞烦劳，将

他说服”。“除去说服外，更要以我们的言论行动，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影

响他，感化他”。“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报告上级，通

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

规定团员在民众团体中“应为政府耳目，为民众喉舌，无影无声，深入

民间，随时采访舆情”，“如果发现任何弊端，要绝对秘密的搜集证据，或

记录事实，毫不声张的密告上级，或迳向合法机关以个人名义去检举”。

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凡有

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与团体，决不容许有好党同时存在，否则，便

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奸党把持和活动最有力之机关学校团体，

应力争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促使其主要分子之觉悟”。（17）

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三民主义青年团拥有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曾

抱有成为全国唯一青年团体的雄图，但是它死死抱住久已破产的一个党、一

个主义的陈腐骸骨不放，国民党党风江河日下，增长了人们对国民党大夫所

望的气氛，年轻的瞧不起国民党，不拥护国民党，不参加国民党。而国民党

则企图通过超强政治统制的力量，把全体青年紧紧抓在它的手里。不尊重青

年的人格和人权，剥夺了青年参加抗战工作的种种自由，用武力和金钱来统

制和摧残青年，乞灵于强迫加入、逮捕屠杀、特务工作，甚至丧尽天良，竟

欲乞灵于内战。这样就使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广大青年所深恶痛绝。

他们愈加追求青年，青年就离他们愈远。当世界第二次青年大会开会时，

三青团特地派员到美国华侨青年中征收党员，但是空手而回。重庆中央大学

直属分团部成立时的150 多名团员，也因为许多人退出，在集合宣誓时只剩

了70 人左右。陕西的支团部由于同西北行营领导的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国民

党省党部领导的西北抗敌先锋团争正统，势如水火，时时在纷扰之中。

为积极反共和惨害青年，1941 年2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

报第十次会报，决定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负责“对中共青年之收容训

练事宜”。战时青年训导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内政部，实际上由三民主义

青年团主办，中央党部政治部和两个调查统计局协办，任命康泽为主任，徐

君佩为副主任。该团总部设在重庆聂江三角镇，在各地设有名称不一的分团。

贵州叫“收容所”，广东叫“感训院”和“临时特别监狱”，胡宗南在西安

设“西北青年劳动营”。《战时青年训导团组织大纲》规定：“触犯非常时

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入本团受训”：“一、情有可

矜以不进行判决为宜者；二、有重大嫌疑证据不足者；三、自首者”。（18）

其实，自1939 年始，各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便把反共和限制异党作为其

主要任务。在中等以上学校，派遣特务学生，嫉视进步，摧残自由，监视、

告密，无所不用其极。在校学习的优秀青年，服务于各学校机关、各社团的

公正人士，一举一动，都受到三青团特务的监视，根据只言片语的报告，就

有名列黑名单的危险，甚至无辜被拘捕，施以酷刑，不经公开审讯，囚系经

年累月。

在兰州、西安、洛阳、綦江、曲江等地，有摧残青年身心的“集中营”，

冤狱遍于国中，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因同情于进步光明，不满于倒退腐化，

即被认为大逆不道。“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

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青年被逮捕或告“失

踪”。1942 年8 月17 日，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在福建崇安县秘密集

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19）“喉舌”、“耳目”、“密告”、“检举”、

“监视”、“逮捕”这些字眼表示的是特务的鬼蜮伎俩和阴险、暴戾行为，

人们把它视为一个特务组织，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

经济学家、教育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也因揭露统治者发国难财

的罪恶，痛斥孔祥熙等乘国家的危机，利用政治权力，以统制贸易为名，勾

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买外汇，大做生意，大发国难财。提出决不容忍以

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换来几个大大财神。指出这些

中国的“大贪污”者的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他提议对发国难财者

开征临时财产税，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软禁达四年之久。

种种可骇可悲之事，不胜枚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

权利悉被剥夺，个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三青团忠实地执行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政策，客观上充当了国民党的反

共“磨擦”的工具，“三青团”也就成为特务组织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在

外寇未除，国土未复之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已由抗日为主变为反共为主了，

已由一个抗日为主的党团变为一个反共为主的党团。

三青团的名声越来越臭，谭平山、章乃器、卢作孚、何廉等愤于三青团

的恶名，耻于与此等为伍，纷纷辞去中央干事会职务。与三青团脱离关系，

投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宪政运动。

谭平山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人之一，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农政部长

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在起义失败后，

于1927 年11 月，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不适当的开除党籍。1928 年，他

在上海联络部分脱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组织成立“中华革命

党”，因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背叛和对工农的屠杀政

策，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被称为

“第三党”。1934 年，退出第三党。“七?七”事变后，从香港经广州回到

武汉，要求参加抗战工作。1938 年春，被蒋介石召见，征询其施政意见，被

蒋介石委派参加起草《抗战建国纲领》。4 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

会，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籍。随

后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并被指定参加起草三

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同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历届参政会均被聘。

在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愤于蒋介石的“防共”、“限共”、“溶

共”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对国民党和三青团表现冷淡。1943 年，

他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

章乃器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之一。1937 年7 月31 日，

“七君子”出狱，参加抗日斗争。章乃器抱“无此闲情算旧账，有腔热血效

前驱”的胸怀，在1938 年1 月，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长李宗仁的邀

请，前往安徽担任省财政厅长。章乃器根据安徽财政历来入不敷出，抗战爆

发以后，国土大片沦陷，税收急剧减少，一些贪官污吏乘机大发“国难财”，

贪污中饱，浮报滥支乃至卷款潜逃者大有人在，财政确已陷绝境的情况，宣

布了“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方针，凡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及截留税款、

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处置，很快从根本上扭转了安徽省战时财政的困难

局面。章乃器在安徽成绩斐然，而且坚持团结抗战立场，同中国共产党保持

密切联系，把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当做头等重要的任务。章乃器的幼年好

友陈诚，早已成为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

事会书记长后，有意借重章乃器在全国青年中特别是在安徽青年中的影响，

扩充三青团在安徽的势力。陈于1938 年春夏之交，派章的幼年至交赵志尧到

武汉漩宫饭店看望因公去武汉的章乃器，提出要章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

事，兼安徽省三青团书记长。章乃器立即通过其三弟章秋阳向周恩来作了汇

报，周恩来认为，“应当把安徽省三青团这个阵地拿下来为我所用。”后来

因朱家骅反对和蒋介石对章乃器的不信任，只发表了任命章乃器为三青团中

央临时干事会干事。但章乃器从未参加过三青团的实际工作。同年八九月间，

陈诚再次提出要章留在三青团中央“帮忙”，孔祥熙、陈立夫、徐恩曾都许

章以高官厚禄，章乃器均谢绝了这些送上门来的殊荣。三青团的性质发生变

化以后，章乃器更是拒绝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任何工作。1939 年6 月，

章乃器以补助新四军军响、任用共产党人被诬为所谓“勾结奸党、奸军”的

罪名，被蒋介石明调暗撤安徽省财政厅长职。章乃器到重庆，陈诚曾奉蒋介

石之命前往章的家中劝说他“出山”，并介绍他参加国民党，章乃器对陈诚

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真读过，也很佩服，

还办过一个刊物叫《新评论》的为他作过宣传。我一直决心当三民主义的居

士，不必出嫁当和尚了。其实有些居士信佛，比和尚还来得虔诚。我见过偷

吃狗肉的和尚，却未听说过口是心非的居士。”（20）章的这一番话说得陈

诚无言以对。从此章乃器再没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他参与发起“统

一建国同志会”，参加民主宪政运动，参与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领导工

作。作为民族工业的代言人，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共同发起，

在1945 年12 月，成立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中国

民主建国会”。

由此可见，曾一度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的谭平山、章乃器、

卢作罕等民主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同CC 系、复兴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

当时的参加，是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大业；他们后来的脱离，是为了抗战、民

主和团结。这一段的历史毫无损于他们的名誉。

广大民主人士政治态度的转变，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

的。尽管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以后，三青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它看作是铁板一块，对其成员也并不是全部摈弃排

斥的。如在1940 年4 月23 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要

真正做到团结进步分子，孤立并打击顽固分子，就要特别着重于争取广大的

中间分子，不要把整个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看作是一样的，其中有

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21）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青委发

出的《关于反对顽固派反动教育的指示》指出：“对顽固派的正确策略：甲：

为掩护自己，了解对方，首先应广泛的和国民党、三青团的师生交朋友。乙：

国民党、三青团不尽是顽固派，好的应启发之，坏的应麻痹之。”（22）

1941 年，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涉及500 多人的“澄虞锡三青团案”，

地方组织向党中央请示如何处理。6 月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澄虞

锡三青团案的指示》，说明了中央对这类问题的原则：“如该组织仅系国民

党的三青团，并无汉奸犯罪行为时，则应实行我们的保障人权条例，承认他

在我区的公民权利，不论主要分子和下层分子均不应逮捕，已被捕者予以释

放，并向其解释我们之民主政治，以感动之。因为我们不能将三青团都看成

是特务机关，不能将其团员，都看成是特务人员。”（23）同年8 月，中共

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中在承认“三青团组织建立与发展了，已开始建立

了基础”，“上中层中干部多有特务分子为其中间”的同时，也看到“团员

中特务分子仅只极少数，极大多数是中立的对我党没有成见或缺乏成见的”。

（24）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统一战

线，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包括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样的

反共团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事实求是，全面地具体地分析它的性质和作

用，求同存异，准确地掌握好又团结又斗争的尺度和界际，从而保障了全民

族抗战的胜利。

注：

①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第383 页。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 册（上），第141

―142 页。③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

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452―453 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19 页。

⑤《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45 页。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社会部档案（十一）4995。⑦时事问题研

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187―189 页。⑧《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

第152 页。

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84―585 页。

⑩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记录》1939 年

出版。

（11）《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72―173 页。

（12）《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59―160 页。（13）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0―161 页。（14）三民主义青

年团中央团部：《训练要则》第87―88 页，1940 年印。

（15）《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84 页。（16）《三

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6 页。（17）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

干事会秘书处编：《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第97―103 页，

1945 年印。（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180。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173。（20）周天

度主编：《七君子传》第234 页、236 页。（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

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17 页。（22）《中共中央

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32 页。（23）《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9

页。（24）《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6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