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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三青团始末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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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1 出笼:一石三鸟

1 出笼:一石三鸟

1.1 蒋介石劝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吴玉章“退党”,他要“化多党为一党”

1.2 前方将士浴血,后方权要酣歌醉舞,真是“十分危险!”

1.3“以派制派”,“军统”、“中统”剑拔弩张

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促使中华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抵抗,

也促成了中国的各党各派由对抗走向合作。“共御外侮”,由共识变成了共

同的行动。

7 月13 日,蒋介石国民党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

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的代表和各大学教授、地方政府

县以上官吏应邀参加。蒋介石在谈话中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其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

恩来等也在庐山,虽然没有公开参加庐山谈话会,但是国共两党秘密的接触

谈判早就开始了。

8 月13 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国民政府先后投

入70 万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

8 月25 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所辖三个师开

赴山西抗日前线。

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于7 月15 日交给它

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郑重向全国宣布:为达

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

争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愿意与国民党一起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同意将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统辖;将苏维埃政府改变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民主政权。

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谈话称,此次中国共

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谈话虽未承认过去十年内

战招致民族危机中自己应负的责任,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但也

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公开承认

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自此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初期,由于全民族对日作战的同仇敌忾,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比战前

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有所巩固和加强。但是,许多问题依然存在,如:国民党

所坚持的一党专政的训政制度与多党存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国民党的衰

弱、腐败及其内部的派系林立;如何号召、吸引全国的青年参加抗战工作并

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等等,都是国民党所面对的重大问题。

蒋介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并保证战争胜利建立战后和平的途径是中国

必须完全置于他的铁腕统治之下,必须实行力量的集中,实行“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要实行新的力量的集中,必须在国民党的系统之

下,有新的组织,才能号召青年,所以他提出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

1.1 蒋介石劝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吴玉章“退党”,他要“化多党为一党”

在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声中,蒋介石所思考的是如何抓住这个时机,以“团

结抗战”的名义,化多党为一党,统一各党各派和国民党内各派于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亦即统一于他一人的统辖之下,这就是设置三民

主义青年团之初衷。

最初酝酿的时候只有蒋介石、陈立夫、刘健群、康泽四人。每三天或一

周开会一次,每次都是蒋介石召集。康泽回忆说:“第一次会是1937 年9

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别墅。他对我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

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

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的(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

来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

随即,陈立夫又约集张道藩、余井塘、萧铮、徐恩曾、周佛海、贺衷寒、

酆悌、萧育赞参加。对于这个“大组织”的名称问题,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用

“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要加上‘中国国

民党’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则认为:“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

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对于成立团体的各种计

划,作了初步商讨。以后几周数次集会议论,反复商榷。随即由于上海、南

京相继沦陷,战事吃紧,国民政府的人员分别向武汉和重庆撤退,蒋介石复

于庐山枯岭,召集会议,同时加紧筹备组团工作。自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

又召集国民党干部十余人,研究青年团之组织方式,干部选择及成立时机等

具体问题,并指定团章起草人。①设立三青团之一切部署工作,此时大体告

一段落。

到1938 年1 月,抗战已有半年。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正展开着抵抗暴

日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数百万的将士和民众置身炮火,视死如归;数

万万的后方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竭其财力物力,支持抗战;带割据性的地

方实力派和地方政权,一致听命于中央政府,共赴国难;历来反对中央政府

的在野党派,均放弃成见,拥护抗战的国民政府。半年以来,蒋介石的威望

日增,六辔在握,得心应手,抗日命令,风行无阻。然而蒋介石一切举措仍

然跳不出维护“一党专政”的圈子。

为达“化多党为一党”的目的,国民党掀起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的宣传运动。鼓吹“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

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

由。从它们的言论看来,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认为“党派问题”的解决,应该“尊重国民党的唯一性”。②蒋介石企图利

用抗战的时机,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为借口,把各党各派都解散,统

一于一个大的团体之中。并拟议在各党各派都解散后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因此,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

战与文化》等报刊,在一二月间紧锣密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字。2 月

10 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声言中国存在着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

陕甘宁边区是西北的新的割据区域;红军虽改旗易帜却不服从中央;国民党

之外存在的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这三种势力必须取消。“一个

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三镇弄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

街谈巷议的话题。也成为国民党处理与各党派关系所奉行的准则。

对此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临时代表大会

前后,尚有一事宜补记者,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蒋公以为中国问题,

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

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

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

之端,而眈眈旁伺者又何止倭夷一国,又安保无第二次国际侵略之祸患。蒋

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

党派放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公同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

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主义之民众。顾忧虑

其他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合并为嫌,不能使

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

组织,以混吞并或降服之嫌。”③

为达此目的,蒋介石以小党派作为突破口,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3 月初,国民党即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蒋介石派陈布雷去征

求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李璜和左舜生的意见。李、左“觉得青年党和国社党都

无多大问题,问题是在共产党”。“因为国、青、民(即国家社会党)三党

如乳之于水,容易交融;而共产党之於我们,则为石之於水,恐怕很难合在

一块”。④中国青年党表面表示可以接受,实际是以软拖的方式敷衍国民党。

陈布雷又去找国家社会党,张君劢表示可以考虑。

其时全民抗战已经有9 个月之久,战局迅速变幻,半壁河山沦于日本帝

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总结9 个多月的抗战工作,制定和宣布抗战国策,稳定

民心,鼓励士气,已不能再行拖延。蒋介石遂决定国共谈判及交涉政党合并

问题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进行。

3 月29 日―4 月1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

通过四项重大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为全国一致信守之准则;

(二)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在制度上明确规定为全

党之领袖;(三)结束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

(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规

定:“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

见,⋯⋯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

并明确规定“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⑤把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公诸

于世。同时,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并为统

一党的组织起见,宣布解散在党内的各种小组织。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

案》,该案提出:“当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秋,各界人士,

不问其派别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

一致努力,抗战到底”,“当此非常时期中,行动固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

⑥国民党不仅从组织上“溶化”各党派,而且要从思想意识上消灭各党派。

实际上,在此之前,虽然各党各派已经参加了抗战工作,在前线后方流

血流汗,但是,明确宣布实行合作的还仅仅限于国共两党。所以,经国民党

有关人士的斡旋,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立

为契机,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明确宣布支持国民党领导全民族抗战

的态度,并确定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

4 月13 日,张君劢代表国家社会党致书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和汪精

卫,指出:“同人之主张与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大主义措辞容有不同,

而精神则并无二致”。况且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十六

条,在抗战期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则政府态度与在野党派所要求不谋而和”。

“在同人等自当开心见诚,⋯⋯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

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更认为“方全民族存亡,

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

15 日,蒋介石汪精卫复张君劢书,则强调“望全国贤智之士,或加入本党,

共同负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俾捍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

完成”。由此可见,蒋介石并不满足国家社会党的“遇事商承”,而是要该

党解散,“加入”国民党。⑦4 月21 日,左舜生亦代表中国青年党致书蒋介

石和汪精卫,表示:“中山先生毕生奋斗之目的,其一在争取中华民国之自

由平等。⋯⋯其一在建国必以宪政为指归,此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此

非常时期,不忘国民参政机关之建立,国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之

保障,亦即异日宪政实施之端绪,与同人等夙昔主张之国家主义民主政治适

相符合,愿表甚深之敬佩”。“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共认之政府,亦即抗战

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忱,始终拥护”。“同人等十五年来惨

淡经营之一集团。⋯⋯唯认定国家至上,故在过去十五年中,虽对政治不负

任何直接责任,而爱护国家,始终不渝,补偏救弊,未尝以环境艰难而稍懈

其努力”。“同人等观目前之艰巨,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

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共保,此外亦无所企图”。

实际上,青年党对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作法十分不满,信中意在表示

中国青年党是有历史、有信仰、有主张的政党,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为核心的国家主义,与抗战的形势和要求适相符合,因而拥护国民党的抗战

领导地位,拥护国民党的抗战国策,合作抗日则可,要我解散合并归于蒋介

石麾下则不可。但是蒋、汪回左舜生函中仍然表示:“本党念责任之艰巨,

惟望集中全国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艰危”。⑧希望中国青年党解散,加入

三青团。

是年7 月,蒋介石又示意于张群,要李璜和左舜生担任正在设置的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顾问。张群找到李、左,转述蒋的意思后,李、左说明中国青

年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是:对团体不失立场;对个人不失身分;

不参加国民党中的派系斗争。而且他们自身有党籍,“又怎么好去担任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顾问呢?”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⑨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

的做法,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来的。

对蒋介石的此种意图,中国共产党早有察觉。1938 年2 月6 日,中共中

央驻武汉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

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的企图,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

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2 月10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 (1)

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 (2)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只是愿

各党派溶成一体。周恩来说明: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

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说:可以研究。陈立夫则提出在国共两党外共

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一种合作的方法。即日,周

恩来将会见情况及国民党提出成立三青团一事汇报中共中央。⑩中国共产党

清楚地看到,在半年多的抗战斗争中,热心抗日救国事业的,莫过于青年,

同时许多地方感觉苦闷和感受压抑的,也莫过于青年。在前线和后方战斗的

和工作着的,固然有不少青年,但许多青年到现在还为着思想问题、政治问

题和组织问题而感觉到苦闷和彷徨,或感到有力无处用和有知识无由贡献,

在大后方尤其如此。动员和吸引广大青年献身抗战,确实是抗战时期及关系

到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赞助国民党的进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并回电长江局:“我们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的东西,如扩大国民党,

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

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

的同情和支持。”“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说的话

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成特务机关,那人家决

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11)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置表示赞助,另一方面又坚持

自己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避免使党的力量受到影响和损害。1938 年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文中指出:“继续扩大与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

领下,遵照孙先生过去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

民族解放同盟。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和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

增加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作法,

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12)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通过组织青年团的决议,但在此后几个月

内,究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国民党方面既没有正式详明的规定,社会

各方面人士也没有公认统一的见解。一种意见主张青年团应该是国民党的预

备党员组织。另一种意见主张青年团内只能容许信仰国民党的青年参加,其

他党派的青年加入青年团后应脱离原来党派关系。第三种意见主张青年团应

该无任何年龄限制,应该成为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一种民族革命同盟的组

织。第四种意见以为青年团应该是有相当年龄限制的统一的青年团体,同时,

青年团应该成为各党派在抗战建国总方针下共同教育、训练和组织青年的团

体,成为全国抗日青年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鉴于此种情况,努力争取把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各党派训练

和组织青年的团体。

6 月9 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会见蒋介石,要求三青团成为统一

战线性质的组织,从而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同意国共两党可以

参加训练三青团,但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不得在团内活动。

6 月16 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次日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

规定加入该团者必须脱离原有党籍,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根据这个情况,

中共代表团对三青团暂时采取静观的态度。

1938 年9 月29 日――11 月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会议批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的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把

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周恩来参加了第一阶

段的会议后立即风尘仆仆赶回武汉。

10 月4 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送交毛泽东、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并

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蒋介石对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

民党和三青团一事很注意听,要周恩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8 日,周恩来

将意见写出交蒋介石。

10 月14 日,周恩来见蒋介石。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

蒋介石说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以改变,中共党员可

以加入,并要周恩来先找三青团诸领导人商谈。(13)

此时,蒋介石的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消极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和西

北,他已准备好撤退出武汉的宣言。10 月下旬,武汉陷落,国民政府由武

汉迁重庆。

12 月6 日,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关系问题

意见表示:(1)三青团和国民党的多数人反对跨党,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

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2)如果此点可谈,蒋拟约毛泽东面

谈;(3)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

来回答说, (1)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

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并终究是两

个党。(2)跨党,我们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它法,(3)

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和做不到的。(4)少数人退出共产

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介石听后表示,

如果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14)

12 月12 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

章等中共代表,拒绝了中共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

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蒋介石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

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

产党革命分子合於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

了也不心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

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

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

不过这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15)会谈中,蒋

介石特别向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

党来吧!”吴玉章回答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

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

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蒋介石的这一软硬兼施的说服手段,不但丝

毫没有生效,反而使共产党代表们清楚了他根本没有放弃“一个党”的主张,

为实现“一个党”的目的今后必然要着手反共的行动。(16)

1939 年1 月21 日―30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在会议召

开的前一天,蒋介石又一次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

事,周答“不可能”,非常明确的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1 月24 日,中共中央即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

五中全会电》,次日又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

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

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

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共“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

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

共产党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决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

何政党”。(17)

据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声明:“全国同胞不问其过去政治见解

与派别如何,凡愿实行三民主义而参加本党,⋯⋯无不诚挚欢迎。”但是,

“吾人决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

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钝挫”。(18)

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稍后秘密通

过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两党合并及中共党员加入三青

团之事就此中止,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设想遂成为镜花水月。

事实上,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中

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合法地位,而且企图用武装力量去消灭他们,从

而酿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经验,十年来

因国共分裂而形成民族危机的事实,教育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统一中国

的真实有效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和消灭另一党派的豆箕相煎,同室操

戈,而是各党派力量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

线,平等共存。遗憾的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蒋介石执迷不悟,

害己害人,一误再误。

1.2 前方将士浴血,后方权要酣歌醉舞,真是“十分危险!”

抗战初期,蒋介石所关心的第二个政治问题是国民党自身的腐败、软弱

和无能,这曾使他深深地忧虑并陷于困境之中。在1938 年4 月1 日国民党临

时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蒋介石就曾指出:“本党之所以空虚衰弱到这个地

步,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就在党纪不严,以致精神涣散,一切废弛。现在我

们要改进党务,复兴本党,就要针对病根所在,从严整饬党纪。”“由改造

个人来改造本党,复兴本党。”(19)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问题。

抗战爆发以来,前方的英勇将士,忍饿挨冻,浴血苦战;战区的难民,

无衣无食,流离失所;而后方的达官贵人,酣歌醉舞,通宵达旦;官僚和富

商大贾,或远循后方,或寄财异国,逃避赋役;不肖官吏从而上下其手,假

借抗战名义,鱼肉平民;更有甚者,舞弊贪污之风盛行,权要机关人员乘机

大发国难财。从国民政府于1938 年6 月27 日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即可看出这一问题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条例》规定:对于克扣军饷,从

购买军工用品中舞弊,盗卖军用品,强占强募财物,以军舟、军马、航空机

装运违禁漏税物品,有意图扰乱金融,违令收募税捐公债,擅提截留公款者,

判外死刑、无期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0)

对于国民党的现状,蒋介石并不是不清楚。1939 年1 月,蒋介石在中国

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了一番颇为沉痛的讲话。他说:“到了现在,

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散漫凌乱,纪律废弛,不但丧失了

党魂,几乎连躯壳也不复存在”。“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

视”。在党外人士和一般民众看来,“党部就是衙门”,“党部委员就是官

僚”,“一般党员是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之旗下人”。他接着说:“过

去中国政治黑暗时代的‘衙门’,就是一切昏庸腐败污秽罪恶的渊薮”,“‘官

僚’这两个字”,“就是贪污偷懒、敷衍虚伪的总名称”。“所谓特殊阶级

与旗下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不知振作,不能生产,脱开民众生活,

依赖特殊关系,以游情为生的寄生分子。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认为革命的对

象,到了现在,人家反以此来比拟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

实在党外一般人士,对于本党确是如此看法。此外对于本党种种讥笑怒骂的

话,要说也说不尽”,“不是过甚其词,来苛责我们的同志,实在是耳闻目

击,十分危险,十分痛心”。蒋介石把国民党衰弱无能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四

种:

(1)“懒惰我们一般党员与党部的职员,最大的毛病,就是怠情废弛,

不用脑筋,不肯行动,不研究主义,不关心时事,不学习职业技能,不努力

实际工作,畏难怕苦,没有积极奋斗的精神,甚至生活浪漫,行为放荡,将

有限的精力,作无益的消磨。”

(2)“虚伪瞻徇情面,掩蔽弱点,不是笼统其词,就是虚伪粉饰,应付

了事,个人自己欺骗自己,各级党部,上下互相欺瞒。”

(3)“散漫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

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党员没有组织指

导,党就成了一片散沙。党员没有训练考核,就几乎完全与党脱节,漠不关

心。因此党的精神涣散,事业废弛,整个的党,成了衰老消沉的党。”

(4)“迟滞目前各种工作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各自级工作同志意志

消沉,动作迟缓,以致于一切停滞。”

蒋介石称,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

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一般民众对本党没有信仰,就是对我们抗战的政

府没有正确的信仰。我们抗战而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仰,这是绝大的危险!”

蒋介石说:讲这样的话使他深感悲痛。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国民党正在衰弱中死亡。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不会

给它第二次机会了。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起死回生的妙药灵丹就是以三民主

义为号召,以他个人的名义相号召,吸收新的血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以团改造党。(21)

1.3“以派制派”,“军统”、“中统”剑拔弩张

国民党自1928 年实施训政制度以来,一直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的口号,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国民党不仅竭尽全力而不能消除党外之党,而

且不能消除党内异常复杂的你争我夺的各个派系。

抗战初期国民党内存在的各派系主要有:

汪精卫派。蒋、汪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实行反共“清党”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宁汉

两个国民政府的对立和“党统”之争。他们都以继承孙中山的法统相号召,

争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陈公博、顾孟余等拥护汪精卫为领袖,组织“中

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国民党内正式成立派别组织。于1928 年冬,在上

海成立中央机构。他们主张国民党应当成为“农工小市民联盟”的党,“泯

灭”党的阶级特性,反对“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声称“南京的中央,

表面上挂的是三民主义的招牌,打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实际上已成

为“反动集团”,“他们的主义只是分赃主义升官主义发财主义,决不是三

民主义,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把三民主义

搬到文庙,做继承尧舜的道统,”“已经离开了三民主义的道统,背叛了总

理遗教。”(22)因此,必须以“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遗教”作为行动标准,

统一国民党的理论,整顿组织,重新改组国民党。并扬言要恢复1924 年孙中

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反对共产国际,组织三民主义国际。它不仅反对南京

蒋介石国民党中央,而且反对中国共产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等其他一切

党派,认为只有改组派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从1928 年至1930 年1 月,这个派别在国民党混争中一直是主要角色之

一。1930 年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中,汪精卫的“改组派”联合冯、阎、

桂、西山会议派各反蒋派系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成立国民政府。但是在蒋介石猛烈的军事进攻之下,反蒋各派丢盔弃甲,落

荒而逃。后来汪精卫曾联合粤系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自此

“改组派”宣告解体,汪精卫派一蹶不振。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有貌合神离的联合,

既互相利用,也互相争斗。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汪精卫不仅极力支

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而且高唱“抗战必亡论”,主张对日

妥协。1934 年汪派核心人物周佛海等成立了对日媾和的小团体――低调俱乐

部。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逐步深入,汪精卫试图挟日制蒋,实行媚日的外

交政策,以包揽对日外交为政治资本与蒋介石争权,为争领袖地位而置民族

利益于不顾。在西安事变以后,仍然坚持反共“剿共”的顽固立场,阻挠和

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再造派”。再造派是国民党内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928

年2 月组成的。发起人为王昆仑、钟天心、谌小岑,随后梁寒操、周一志、

程元斟等也加入进来。他们以孙科为首领,尊崇胡汉民为国民党的领袖,这

个派别是在孙文主义学会北方分会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拥护蒋介石、汪精

卫的反共、“清党”,但是不赞成屠杀政策。他们主张国民党应当学习土耳

其党,实行凯末尔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大权独揽,认为国民党已经处于危机

之中,必须“再造”一番。再造派批判改组派的“农工小市民联盟”是“马

克思主义的翻版”,改组派是“共产党的右派”,对改组派持坚决的反对态

度。再造派以《再造》旬刊为理论阵地,王昆仑、梁寒操先后任主编,后又

出版《民众日报》。王昆仑曾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设计了五权

宪法的政治方案,批判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反对CC 系对国民党党务的操纵把

持和对其他派系的打击。主张国民党的内部要团结。再造派势力较小,在国

民党派系角逐中表现脆弱。它只是寻求蒋胡合作,从蒋介石的手中分得一部

分权力,并不谋推翻蒋的统治。1936 年5 月胡汉民因病逝世,再造派的力

量衰弱下去,但仍以孙科为首领继续存在。

国民党内除存在各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为首的政治派别外,蒋介石

的嫡系中又存在两大派系,即CC 系和复兴社。

CC 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属蒋介石控制党政系统

的派系。陈立夫至今在他的回忆录中依然否认有CC 的组织,但是CC 已成为

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是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政治派系。

浙江湖州的吴兴,出了一位陈英士,又名陈其美,追随孙中山参加推翻

清王朝的革命,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 年任过上海的都督。蒋介石初出茅庐,

即在其手下任团长,结下了一段因缘。蒋介石、陈其美、黄郛有所谓的“桃

园三结义”的故事。陈其美有两位兄弟,兄陈其业,字勤士;弟陈其采,字

霭士。陈其业有两个儿子,一是陈果夫,生于1892 年,名祖寿;一是陈立夫,

生于1900 年,名祖燕,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CC 系,即因这两兄弟而得

名。陈其业是前清禀贡生,早年在家乡做丝业开当铺,据说是个不大作声的

深沉人物,在日后他的两个儿子飞黄腾达之时,也只出任过本县商会会长、

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陈其采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创办湖南武备学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主计长和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陈果夫早年

曾在他父亲的当铺里做过掌柜,作风上近似乃父,深沉寡言,多思善虑,因

有肺病,常论卫生医政,表面闭口不谈政治,然而操纵政治。陈立夫,好演

讲,锋芒毕露,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煤矿工程系,1924

年获硕士学位。以后的“中统”特务头目曾养甫、叶秀峰是陈立夫在天津北

洋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徐恩曾是匹兹堡大学的同学。陈立夫于1925 年秋回

国,他当时的志愿是当一名煤矿工程师,但是蒋介石通过陈果夫三次电请他

去广州协助其工作。当他于1926 年初到广州见蒋介石时,蒋不听他“对于采

矿工作的兴趣和志愿”,就任命他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陈氏兄

弟,实以陈立夫为中心。

陈立夫投靠蒋介石后,他自以为最初的得意之笔是向蒋介石建议,制造

“中山舰事件”,帮助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实权。(23)在1926 年北

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因蒋军务繁忙,由陈果夫代理

组织部长。陈果夫大量吸收年轻党员,物色了一批亲信,担任各省、市党部

负责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个人派系。并一方面“订定有关组织训练及选举

之法规”,“另一方面,组织部成立调查科,专事对付共党之组织而予以破

坏之”,这一工作,交陈立夫负责推行,“各下级党部均附有调统部分”(24)。

1929 年3 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陈立夫当上中央执

行委员,陈立夫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大权在握,CC 势力进一步发展。

CC 通过党务整理,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和组织部门。陈果夫又建

议创立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任校长,实际工作则由陈果夫主持,

后改称为中央政治学校,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使陈氏兄弟完全控制了

党务机器,因而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和反蒋势力,

进一步加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制度,召集陈果夫、陈立夫等CC 骨干分子于

1933 年建立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忠诚同志会”,后改为“青白会”,由蒋

介石任会长,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

7 人组成领导机构。各省、市亦建立忠诚同志会,由所在省、市党部中CC 骨

干分子负责。入会者须秘密地履行极其严格的手续,宣誓效忠领袖蒋介石,

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违纪、抗命者要受到严厉惩处直至处死。其成员分布

在各地区各部门进行活动,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把持操纵党务,骘

否人物,呼风唤雨,能量很大。

CC 还掌握一个职业特务机构,这就是建立于北伐时期的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由陈立夫任科长的党务调查科。该科负责党内各种情报和资料收集与统

计,如党员动态、成分、经历等等。此时的党务调查科还不是特务组织。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仍有党务调查科的设

置,陈果夫任组织部长,陈立夫任调查科长,调查科的任务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调查党员思想和派系隶属的内容。1930 年,该科设立特工队伍。1932

年,在中央设置了由徐恩曾负责的特工总部,在各省、市党部内设调查室。

“党务调查科”成为地道的特务组织。1935 年,在各省、市党政机构中设

置“肃反专员”,这些“肃反专员”都是经过CC 系的训练,单独履行手续入

伙的特务分子。

这一特务组织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党政、文教和经济系统。它的宗旨是拥

蒋反共。凡是反蒋的国民党内外派别、人士均列为打击对象,其手段是告密、

跟踪、绑架、直至暗杀。它以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为政敌,破坏革命组织,逮

捕、监禁、屠戮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设立“反省院”、“感化院”,在

全国进行白色恐怖活动。这种特务制度把广大人民置于被监视之中,人民随

时有被告密、被关押、被迫害的危险,它也成为黑暗、恐怖、罪恶的代名词。

抗日战争初期,陈立夫于1938 年初就任教育部长,名义上脱离调查统计工

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一处徐恩曾在任时改称为中央调查统计

局,第二处戴笠在任时正式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此而形成“中统”

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

“复兴社”全名“中华复兴社”,是以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军人为基础

的在军事系统的特务组织。它起源于黄埔同学会。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鱼

龙混杂,左、右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反对左派;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其斗争。作为黄埔军校校

长的蒋介石,仇视左派组织,但是也对“孙文主义学会”无可奈何。“中山

舰事件”前,蒋介石以平息两派斗争为名,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另外成立

“黄埔同学会”,由他自任会长,要求黄埔学生部加入“黄埔同学会”。“黄

埔同学会”即成为他私人的工具。北伐战争时期他以其网罗爪牙,培植亲信。

南京政府建立后,又把这个组织作为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工具。“复兴社”

就是在“黄埔同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

“复兴社”成立于1932 年3 月。“九一八”事变前后,宁粤对立,蒋介

石的统治地位内受汪精卫等派系的严重威胁;因为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使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敌

手,又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被迫下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深感

有在黄埔系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秘密核心团体的必要,以应付来自各方的挑

战。而黄埔军校1―6 期学生滕杰、贺衷寒、桂永清、康泽、萧赞育、邓文仪、

酆悌、郑介民等也深深感到蒋介石统治地位的摇摇欲坠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

严重影响,认为“现在党国危难,各方意志也不一致,我们亟须有一个领袖,

作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领导核心,以发挥其护党救国的功能”。(25)遂

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于1931 年底即派人去全国各地,联络在军、警、宪和

社会民众团体中担任职务的黄埔军校学生,开始建立小团体的筹备工作。这

些骨干分子基本上是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

员,如贺衷寒等,更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

上台之后,于1932 年3 月初,在上海“一二八”战事正酣,前方将士流血牺

牲之际,置外敌侵略、民族危机于不顾,连续三天在南京中山陵召集黄埔系

核心成员27 人正式讨论建立组织问题,并亲自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

年3 月8 日,“力行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经社长亲自

审批,吸收贺衷寒、酆悌、桂永清、戴笠、康泽等40 人为社员。制定了社章、

入社手续、仪式,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确定了组织机构。除设中央干事、

常务干事、中央监察、常务监察外,设四个处:组织处长周复,宣传处长康

泽,训练处长桂永清,特务处长戴笠。这次会议由社长蒋介石提议当选的滕

杰、贺衷寒、胡宗南、康泽、桂永清、潘佑强、萧赞育、邓文仪、酆悌、孙

常钧、郑介民、邱开基、葛武紫13 位中央干事,被称为“十三太保”。“力

行社”成员必须由蒋介石批准,并由其监督参加者宣誓入社,宣誓人的誓词

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

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

严厉制裁”。(26)

“复兴社”的次级组织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

它们是两个平行的组织,都是在1932 年4 月间,通过不同的方式选拔产生的,

后合并简称“青会”。凡“力行社”社员必为“青会”成员,亦自然为“复

兴社”社员;“青会”的会员升为“力行社”社员,必须经过“力行社”会

议通过,呈“领袖”蒋介石核准后,才得宣誓为社员,“复兴社”社员提升

为“青会”成员,亦须由“青会”会议通过,呈报“力行社”通过,再分批

呈报蒋介石后,始可宣誓加入。

“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起因于刘健群在1932 年3 月以后,以

个人名义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在这万余言的小册子

里,刘健群主张国民党应仿照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精神,集结其精锐的党员,

组成一个新的团体作为党的核心,以“肩负安内攘外的责任”和完成“复兴

革命”的任务。由于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穿黑衫,被人们称为“黑衫党”,故

主张要建立的组织的成员,须着蓝布制服,所以应称为“蓝衣社”。但是“复

兴社”筹组在前,刘健群的这个小册子在后,虽然后来刘健群参加“复兴社”,

并成为重要干部,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复兴社”采纳。后来这个小册子

被泄露,“蓝衣社”一名不胫而走,因之人们称“复兴社”为“蓝衣社”。

“复兴社”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领袖独裁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蒋介石为“复兴社”手订的行动纲领是:“驱逐倭寇,复兴民族,

力行主义,完成革命”,以“团结青年,复兴民族”相号召。其逻辑是:三

民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首先实现一个政

党,一切宣传与信仰“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政党和派别均在被消灭

之列,要实现一个政党,又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领袖之手,这个领袖就是蒋

介石。“复兴社”对当时的“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精神”非常重视,曾数度

派员如贺衷寒、郑介民等前往德、意考察,特别注意德国国社党和意大利法

西斯党组织与活动情况,在中国发起法西斯运动。它的一切活动,均在“领

袖”的绝对领导与指挥下进行,成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

结合体。在中国第一个公开吹捧蒋介石为“领袖”的,是“复兴社”办的《中

国日报》。“复兴社”成立后,其成员即不再称蒋介石为“校长”而称为“领

袖”,其举止礼仪亦仿效德、意法西斯。

蒋介石为“复兴社”规定的活动范围是军事与社会方面。在军事方面,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从最高的军事委员会到团,各级都设有政训处,团以下

设政训员。各级政训工作人员由复兴社分子担任。任务是向官兵灌输绝对服

从“领袖”的思想,监视、控制官兵行动,防止共产党的活动。政训部门和

政训人员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实行军事管制,强迫地方警司机关照章

办理,如发现军事系统中有可疑分子,立即禁闭、开除,直到交军事法庭,

按军法判刑。

在社会方面,“复兴社”开展了所谓“三大运动”,即:

“新生活运动”。从“力行社”组织成立,凡是干部和成员,概都进行

财产登记,尔后之增减,概视其正常俸给所得力依据,由“力行社”干事会

抽查,以作为其品行的鉴定。而且有纪律规定:凡贪赃二百元左右者,处以

徒刑;贪赃五百元者,处以死刑。后在此基础上草拟《新生活运动纲要》,

蒋介石于1933 年2 月9 日在南昌各界扩大纪念周上,予以宣布,成立新生活

运动总会,并在各省县市设立分支会,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

“国民军训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分学校军训、社会军训两大项。南京

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总监部,下设有国民军事教育处,即负责此项运动,

桂永清、贺衷寒等,先后担任过处长。各省市都设有“国民军训会”,高中

以上学校,设上、中、下级军训教官一至五人不等。为推动这一运动,“复

兴社”内设立了各种训练机构,如“军官高等教育总队”、“情报人员训练

班”、“国民军事教育组”、“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

训研究班”、“豫、鄂、皖、赣四省团干队训练班”、“星子特别训练班”、

“中央警官学校”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反共的政治军事

人员,如设在江西星子县的“星子特别训练班”,成立于1933 年春,是为了

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事“围剿”,由康

泽担任主任,第一期招收军校各期毕业生约六百余人,授以“匪情”、情报、

>搜索、通信、联络、体能、爬山、越水、夜袭、组训等,接受四个月的特别

训练,即以中队、分队、小队、小组等编制,组成“特别行动总队”,化装

游动于山区村落间,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安内攘外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是反共,以军事、政治、公开、秘

密的各种方式,反对、破坏、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复兴社”列为“最

优先的工作”。此外,削弱异己的地方势力,消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

把持割据状态,使之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也是

“复兴社”的任务之一。至于所谓“攘外”方面,仅在1933 年、1934 年华

北危机之际,派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于国勋等五人,组成政治作战小

组,密切注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动向,报告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和华北分

会何应钦,使其了解华北和内蒙情况,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

省自治运动”。

“复兴社”成立一年后,即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建立了秘密组织系统。在

南京、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北平(兼

河北省)、山西、陕西、四川建立分社,往广东派特派员,在国民党军事系

统,如中央军校、炮兵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首都卫戍及宪兵司令部也设立

了分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政部、军需学校、步兵学校、工兵学

校设立了直属小组。此外,还建立了附属于“复兴社”的各种特殊的外围组

织,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中

国文化学会”、“忠义救国会”等。在全国形成了异常庞大严密的特务网。

到1938 年6 月,“复兴社”宣布解散时,成员约有10 万人,其中“力行社”

成员三百余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三万余人。

(28)

复兴社系统的特务组织,有戴笠的特务处和康泽的别动队。戴笠的特务

系统,是一伙残暴的武装匪徒,它的成员以训政工作人员等身分,混在国民

党军队和学校等机构中,侦察、监视所有职员,迫害异己派别分子,残害进

步分子。他们对侦察的对象,根据上司的指令,实行逮捕、绑架、暗杀或者

长期盯梢,选择时机予以陷害。1933 年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

佛,1934 年暗杀《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同年又逮捕杀害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将领吉鸿昌,都是特务处的罪行。

康泽的别动队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它于1933 年10

月在庐山成立。康泽为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每个成员都持有特务证,横

行无忌。当时这个武装特务组织是专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央

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设置的。它不仅执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

治“剿共”任务,“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而且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及在民众之中的影响。1935 年,康泽带领

别动队入川,对付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异己的政治力量。

复兴社的“特务处”后来发展成为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组织。

CC 系和复兴社两大特务系统,虽然都在蒋介石的操纵指挥之下,但是他

们之间也有矛盾,有斗争。都企图削弱对方,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在蒋介石

面前邀功争宠。从一个“复兴社”分子回忆的一件小事可见它们之间斗争的

激烈程度:1935 年,一复兴社分子任南京市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其手下组织

科长,由一复兴社分子担任,南京市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则由一CC 系分子担

任。他们各代表“社方”(复兴社)和“党方”(CC 系)。代表“党方”的

主任委员必欲除去代表“社方”的组织科长力快,但这位组织科长“办事认

真,无懈可击”,后来请假回四川奔母丧,“预计路程,不能如期赶回南京,

可能迟过一天半天,所以在路上拍了一个电报,请求续假三天”,可是代表

“党方”的主任委员“接到上述电报后,即密嘱收发人员搁置,迅即以其逾

假不归为借口,将其职务开缺,迳提委员会报告,越半日,”此人赶到,“以

接替有人,而不获挽救。”(29)手腕之狠,双方斗争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CC 系”和“复兴社”这两大特务系统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和争斗,但

他们同属蒋介石的嫡系,在蒋介石统治集团同汪精卫集团之间,存在着更为

尖锐的利益冲突和斗争。它们勾心斗角,相互肘制,时而“和平统一”,时

而剑拔弩张,今友明仇,翻云覆雨。加上蒋介石所采取的“以派制派”在各

派之间搞平衡的统治手段,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内部力量,不能适应“力量

集中,意志集中”的抗战要求,因而蒋介石企图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国民

党内的各个派别势力。

然而,历史往往给人们尤其是不顺应民心时势的人开玩笑,蒋介石设置

三民主义青年团要达到的化多党为一党、改造国民党、统一国民党内部各派

系这三个目的不仅无一达到,而且与蒋介石的愿望背道而驰,沿着它们各自

运行的轨道越走越远。

注:

①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0

辑,第197―200 页。

②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见《血路》第二期,1938 年2 月22 日出

版。

③《陈布雷回忆录》第130 页。

④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第437 页。

⑤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

第516―517 页。

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488 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社会民主

党》,第79―83 页,档案出版社1988 年12 月出版。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青年党》,

第197 页―199 页。

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第438 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403 页。(11)中共中央书

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943 页。(12)《六大以来》(上)第940 页。

(13)《周恩来年谱》第422 页。

(14)《周恩来年谱》第427 页。

(15)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

编》(下),第183 页。

(16)《吴玉章传略》,见《中共党史资料》第11 辑第61 页。(17)

《六大以来》(上)第1011 页。(18)《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及中

央全会资料》(下)第547 页。

(19)《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2 页。

(20)袁旭等编《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第159 页。(21)张其昀主

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215―1218 页。(22)《急转》第四期,1929

年2 月26 日出版。

(23)陈立夫:《成败之鉴》,第53―58 页。(24)陈立夫:《成

败之鉴》第437 页。

(25)于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11 页。(26)《蓝

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17 页。

(27)《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0 页。

(28)《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58 页。

(29)《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46―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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