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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三青团始末 -- found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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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5 党与团孰重孰轻,模棱两可

5 党与团孰重孰轻,模棱两可

5.1 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对黄埔系、CC 系各打五十大板,要大家“埋

头工作减少牵制磨擦”

5.2 张治中临危受命出任书记长,似乎为三青团带来一丝生气,他决心

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腐败方面要有所作为

5.3 修订团章,整顿组织,考核团员,张治中的“三板斧”也是走过场

而已

5.1 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对黄埔系、CC 系各打五十大板,要大家“埋

头工作减少牵制磨擦”

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为的是解决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但是,他却过份低估或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一新的组织与旧的国民党

是一种什么关系?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有:

“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

青年团”。显然,这个决议说明三青团处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三青团是为

国民党服务的。中国国民党党章第九条规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

其办法另定之”。①这个规定,既指出了设置三青团的目的,也可反映出党

与团的关系。但是国民党从未订出党领导团的明确办法。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从来都是以领袖的地位裁夺一切,党的决议对他来

讲是不具有约束力,况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制度上有关于全党之领袖的“总

裁”的明确规定。因而,蒋介石以讲话或谈话的方式发表的意见就可以推翻

党的决议,并且有超乎于党的决议之上的功能和效力。

先是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和三青团最初发表的宣言中,对国民党同

三青团的关系保持沉默,只是声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

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

继而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讲话中不时的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以国家领

导者的地位的意思。他在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训话中历数“民国以来,至今

已有27 年,国内曾有多少个团体、多少政党”,“其中哪一个团体、哪一个

政党,真能大公无私,大信无欺,能为实行主义救国救民奋斗牺牲?认真检

查起来,大家都是自私自利,只知为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争夺,以致国家要

受损失、要衰弱到这个地步!今天在此大敌压境,国家的生存到了千钧一发

的时候,成立了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一个继往开来革命唯一的团

体,要克尽报仇雪耻救亡复兴神圣的责任”。“担当救国救民的任务,完成

革命的使命”。②这一非同寻常的提法,不仅把三青团看作是“唯一的”“革

命”团体,而且把国民党置于“为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争夺”“自私自利”

的政党之列,似乎没有给国民党领导的角色留一点余地,取国民党而代之,

扮演中国“革命”的领导政党,此时不仅是蒋介石对三青团寄予的厚望,而

且也是三青团一部分领导人的强烈愿望。

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最初把团员的年龄规

定在“年满十八岁以上至三十八岁”之间,甚至团的各级干部和特许入团者

可以不受这一年龄的限制,这样三青团就扩大了它的对象和范围,以保证吸

收有朝气的青年人,而只把那些饱于世故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和昏庸无能的老

头子留给国民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蒋介石在1939 年3 月的对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学员

讲话中又说:“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系统之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言

之,他是党的团,不是党以外对立的一个什么组织。”“大家不要以为团与

党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或者以为团是用来代替党的,其间有一种什么轻重消

长的关系,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青年团是党内青年的组织,也是本党

的生力军、预备队,我们应当看作是党内的新生命,新细胞,新血轮。”“青

年团必须接受党的指导,”“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

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可以指导

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与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

③依蒋介石的训词为据,1939 年9 月21 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发

出《对于各级团部工作方针之指示》,说:“应使全体团员与全国青年,均

深切认识本团乃团结青年及训练青年,使其能力行革命主义,捍卫国家,复

兴民族之唯一的革命青年团体,亦即本党之新血轮,新细胞,而非一般人所

谓政党。”④这样,就使党与团的关系呈现出模棱两可混淆不定的状态。

因此,在三青团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团的工作与党的工作重复抵触,

磨擦丛生,使本来已存在的派别冲突日趋激烈。

CC 系从控制国民党系统的有利地位出发,一再提醒“大家要知道,三民

主义青年团是隶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并不是离开了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青年团,是要把中国国民党在党务工作上最努力最革命的同志参加这个组

织,同时并吸收全国优秀的青年,共同组织一个纪律更为森严的团体。本着

本党的主义,奉行领袖的命令,增强本党的力量,来推行抗战建国的伟大工

作”。⑤控制着团的组织系统的黄埔系(复兴社)在国民党内属少壮派,在

党的系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根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团的重要地位,

希望全国“无论何党何派”,“相率集合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旗帜之下”,“务

使每个团员都成为狂热的民族斗士”。而对于团的各级干部人选,强调“必

须特别慎重,要选择绝对信仰主义,拥护领袖,而且有学问有能力能刻苦能

耐劳牺牲奋斗的人去担任,切不可落于欲望高私心大腐化的官僚或动摇不定

的投机分子之手”,⑥以影射CC 系那样的老官僚并排斥CC 系插手三青团的

组织事务。

对于党团之间的从属关系,双方都有自己的诠释。CC 系头目国民党中

央常委陈果夫在1938 年8 月三青团中央第一期干部训练班上,即以党团关系

为题,强调三青团是根据国民党的党章规定设立的,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

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陈立夫也和陈果夫一样,把党团关系说

成是三青团从属于国民党。陈氏兄弟的讲话,在绝大部分学员中,引起了强

烈不满。康泽则在这个训练班上,针对陈果夫的立论,抓住蒋介石曾说三青

团是国民党“新血轮”的“新”字和先锋队作用大作文章,强调团的独立性。

他以提问的方式说:“如果青年团员是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干脆就叫预备党

员好了,何必还要成立这样庞大的机构――中央团部来领导呢?”他坚定地

表示,三青团要在团长领导下,承担组训青年的全部责任。⑦康泽的讲话,

在多数学员中博得同情和支持,但为CC 系所不满。

这两派的斗争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怪诞现象的出现,三青团本来是同一

个组织,但是它的性质并不一致。在属于CC 系势力的地方,以三青团员为国

民党预备党员,而在属于复兴社势力的地方,以国民党员为三青团的预备团

员。

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纠纷,使党与团的关系日趋复杂,而这两者是互

为因果,相互影响的。三青团和国民党为各自的权力范围而打架,为吸收新

成员而争斗。三青团领导人专横地公开嘲笑讽刺CC 系,CC 系利用手中的党

务大权压制三青团。

在三青团成立一年的时间里,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

变他对三青团的看法。

在1939 年7 月19 日中央干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大发雷霆。

他说:团自创立至今,“外界对于本团一般观感和舆论,都不很好。”“一

年来工作之空虚散漫之种种缺点”,使“现在一般社会对于本团可说没有怎

么良好的印象。”团“对于社会对于革命,可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好像

社会上并没有感觉本团存在的必要,等于没有这个团体一样,这是一个很不

好的现象”!组织团是为“革除遗留在本党内的官僚政客的习气,才来另外

成立这个青年团,一方面继续培养革命力量,同时也使党员有所观察,力求

进步。要是我们再把这种坏的习气,传染到青年团来,这个青年团还要它做

什么?!”

对三青团的种种表现,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异常愤懑。在这次“训

话”中,蒋介石削弱了三青团在指导和控制青年人、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国民

党党员等方面的作用,不再称三青团为“负有历史使命”的“唯一的革命团

体”,而把党团相提并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把党与团的生命,

看作自己的生命;党与团的事业成败当作自己的生命生死一样重要。⋯⋯事

业的成败,完全要看这一次的努力程度而定。如果我们再不奋发努力,挽救

衰颓,那是我们革命成败最后一次实验,那么,革命失败,国家灭亡,我们

不但要做亡国奴,而且以后真是生无立足之所,死无葬身之地!”⑧三青团

中央干事书记长陈诚既不属于“复兴社”,又不属于CC 系。他为避免卷入派

系的冲突,保持他的“中立”地位而煞费苦心。

1939 年3 月5 日,陈诚对重庆支团第二次入团宣誓团员,发表了《三民

主义青年团应有的认识与修养》的训词,他说:“我们修养功夫的起点,就

是要认清主义高于一切,在地位、权力与意气上,绝对与人无争。”“现在

一般人彼此之所以常常发生磨擦,大都是由于各人都没有完全站在主义的立

场来做事,各人为着各人的利益,把团体的利益放在脑后,争权夺利,各不

相让。”“就其性质言,团是党内一种青年组织,正如军队为本党的一种武

装组织一样,所以党与团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或许有少数人以为本

团成立了,便想象团将来会代替党,有了团便可以不要党,把党和团简直看

成是完全对立的团体,这是非常错误的。”“团的发展即是党的发展,团所

吸收的青年干部即是党的干部,也即是国家的干部,而绝不是私人的工具。

故此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团与党是对立的组织,任何人如果在团或党内,低毁

本党或本团,那就不配做我们的同志。”⑨陈诚希望大家今后一定要抱定主

义高于一切的原则,埋头工作,照着天下为公的精神去身体力行,以减少牵

制磨擦,提高工作效率。

同年9 月,为调解黄埔系和CC 之间的矛盾,陈诚还作过一番不痛不痒的

讲话。他说:“从革命的传统来说,党是整个的,党的精神和本体也是整个

的。党部固然不能被认为即是整个的党,办党的同志,也不能说党是少数人

的党:而团内的同志,尤其要认识团是党的一部分,有党的存在而后才有团

的产生。任何人也不能认为团与党是两个独立的或是分离的组织。而且我们

深信团的发展即是党的发展,党的发展与强大,即是团的发展的保障。”⑩

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又不开罪任何一方,是陈诚为避免卷入派系斗争的漩

涡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在1939 年底以前,团长蒋介石和书记长陈诚在讲话中总是把很大的注意

力放在国民党的腐败、软弱、无能、涣散等弱点上,而在此以后,则开始谈

论三青团在肩负训练和领导全国青年方面,品质欠佳。至于国民党的腐败和

堕落却避而不谈了。虽然他们还在宣称三青团要担任重要任务,但他们更强

调国民党的主导地位,强调三青团只是国民党的后备军和国民党的“新细

胞”,反来复去地宣布三青团必须“在国民党的指导之下”。

5.2 张治中临危受命出任书记长,似乎为三青团带来一丝生气,他决心

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腐败方面有所作为

正值党团关系游移不定之时,1940 年9 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

年团书记长,接替了陈诚的书记长职务。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1969),安徽巢县人。他六岁人私

塾读书, 1906 年离家外出,先后到安庆、扬州等地,当过杂货店学徒、缉

私营候补兵、警察。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随

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 年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 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

北洋军阀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张治中不堪忍受,他毅然决心另谋出路。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张治中离开“安武军”,到广东追随孙

中山。在驻粤滇军中担任过连长、营长,还在驻粤桂军总部中担任过参谋、

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大队长等职。并且曾一度到四川担任川军独立旅参谋

长。

1924 年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重新

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治中是积

极拥护的,同时,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官学校,张治中参加筹建工作。6

月,黄埔军官学校开学,他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嗣后相继担任第三期学

生总队代队长、第四期步兵一团(入伍生团)团长和军官团团长。在此期间,

他同在军校工作的周恩来、邓演达、恽代英等来往密切。当时的黄埔军校有

两个组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是国民党右

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斗争非常邀烈,而张治中的立场是“中

间偏左”。1925 年,在左、右两派的冲突日趋激烈时,张治中的言论和态

度逐渐左倾。右派称之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他同邓演达、

恽代英、高语罕诬称为“黄埔四凶”。

1926 年3 月20 日“中山舰事件”后,张治中公开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

反共做法。然而在后来他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同年7 月,国民革命军誓

师北伐,蒋派张治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占武

汉后,黄埔军校改组为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

分校,张治中被任命兼教育长。这时,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党

人浑代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力争张治中反对蒋的反共行为,张说:

“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是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极

力争取张,“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曾命令张率领武汉分校学兵团赴江西。

张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他“是不愿国共分裂的”,“既不愿站在国民

党立场来反共,又何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

了。”(11)他决定辞职不干。“四一二”后,蒋介石电召张治中到上海,

电文中有“党国危亡,人才缺乏”这一类极恳切的话。到上海后,张向蒋提

出到海外去学习的要求,蒋不同意,派张到上海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

的训练处,公谊私情,使张推迟了出国的打算。张把训练处组成后,已到8

月,值蒋介石宣布下野,张趁机出国去欧美考察,离开现有环境,到国外换

换空气,游历德、法、意、英、美、日等国。

游历欧美匆匆8 个月,对张治中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看到欧美各

国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说各有各的长处,可是也有不少的弱点”,

“才觉得只有革命的三民主义,不但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且是一个改造世界

的完善的原则”。(12)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治中的信仰是坚定的。他

认为,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统一,埋头建设,达到富国强兵

的境地。作为一名军人,他认为只能在“强兵”方面尽一份力量。

1928 年7 月,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

长。不久,他要求调任军事教育工作,被派往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训练部主

任、教育长,度过了漫长的十年(1928 年秋至1937 年春)军事教育生活。

张治中当时认为,“共不当剿,逆则当讨”,在1930 年蒋桂冯阎中原混战中,

他先后以武汉行营主任和教导二师师长身分,站在蒋介石方面,对冯玉祥、

阎锡山作战。1932 年,张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同十九路军一道,予日

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12 月,任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参与

围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每次战事结束,他仍回军校任职,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张治中“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人”。

1936 年西安事变时,张治中为了营救蒋介石,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

“讨伐”,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多次在军校演讲《蒋介石的人格与修养》、

《拥护领袖之真谛》等,歌颂蒋介石,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

海“八一三”之役,“从8 月13 日至9 月23 日这整整的40 天中,无分日夜

的指挥策划,四出奔驰”,“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

11 月,调任湖南省主席。当时八路军驻长沙的代表是徐特立,周恩来,叶剑

英等常到长沙去,张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很融洽。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后,

张治中担心长沙不保,曾打算长沙失守后即进行敌后游击战,并请叶剑英任

省府高级顾问。11 月,张治中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引起13 日

长沙大火,焚饶三天三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蒋介石为推卸责

任,给张以革职留任处分。

1939 年2 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恃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

事,对内联络各部会,对外联络各战区,参与机要。1940 年9 月,调任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统治集团中,张治中是一位有识之士。在对待中国共

产党的问题上,他始终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国内和平。邓颖超曾称他

是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进行过多

次和谈。1945 年秋,为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他曾亲自接送毛泽东往返于

重庆、延安之间。1946 年春,作为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之一,又一次同马歇

尔、周恩来到延安。张治中“三到延安”已传为历史佳话。重庆谈判期间,

张治中让出他家的住处给毛泽东会客和休息。1945 年冬,张治中奉命入疆,

在他临行之际,周恩来面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监狱的共产党人

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这样使一批共产党人得以在1946 年6 月全面

内战重开前夕获释,并安全返回延安。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

的人。他既因对蒋介石的竭智尽忠,深得蒋的信任,他又曾多次以口头或书

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

如在1948 年夏,他给蒋介石写了上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

此时国民党的统治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政治腐化,病入膏育,财政经济,濒

于崩溃,军事局势,土崩瓦解,信中指出:国民党的造成这一切的根本错误,

在于“标榜革命而实不革命,标榜三民主义而实不实行三民主义之政策”,

“虽本党之政策政纲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然一切未付实施,如同废纸。此

二十年来,除对抗战为遵循民族主义之行动以外,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

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基层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悉为土豪

劣绅,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

政权之失望,已达极点”。“至于民生主义,首重平均地权,主要目的在于

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而使耕者有其田。直至今日,不但对此一目标

杏不可即,甚至最初步之办法――二五减租,亦碍难实行。而豪强兼并,变

本加厉。贫农之痛苦日深,思乱日甚。以言节制资本,⋯⋯本党仅一意培养

官僚资本与豪门资本,⋯⋯本党之经济政策,实始终为买办阶层意识所支配,

距离现代之资本主义尚隔天渊,其与民生主义自根本背道而驰”。这封信对

蒋介石在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干部政策、个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提出

了批评,言辞严厉,毫不隐讳,超出了党员干部对党魁应有的态度。张治中

指出国民党的涣散和腐败主要是由于党内缺少“民主领导之作风”造成的,

而党魁蒋介石负有很大责任,张指出,蒋“性情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

“辱及人格,每以不伦不类之联语、打油诗作荒谬无稽之批评”,壅塞言路,

“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影响极坏。特别是从1938 年“总裁制建立

以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惟总裁是赖”。

张治中在这上万言的建议中,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指

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

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

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之若干同志,咸以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

果与良好反应”。指出蒋介石兼职过多,“集万几于一身,对党之最高权力

会议――中央常会,恒不能亲临主持,致失以党治国之领导权威,直等事务

会报;且各事辄由秘书长“组织部长司上下传达之责,浸假而形成‘公文领

导’制度。于是实际负责之同志,克以因缘时会,卖弄技巧,以派系意识代

替党之组织关系,使以主义为中心、以革命为任务之政党,变为以派系甚至

以个人为中心之党。党员不为革命入党,而以私人权利入党,使有志气有革

命性之人士,咸望望焉而去。⋯⋯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为政治奔竞角

逐之场所,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为社会有识人士所不齿,为一般人民

所厌恶。”因而张治中认为,“当前局势必须作彻底全面之改革,始能有效

的挽回颓势”。否则一败涂地,势所必然。(13)

1949 年4 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共产党拟定的

“和平协定”,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后,周恩来恳挚而又坚决的挽留张治

中,对张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

不起你了。”张治中留在北平,经过两个多月的矛盾彷徨后,毅然做出正确

选择,于6 月26 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说明这次和谈破裂的责任在于

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既“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政权更替

的历史常例”,“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

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

谁失,非同异国。”他主张国民党应“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

但然放弃政权,”“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

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奋斗。”(14)9 月10 日,张治中致电

新疆的陶峙岳和包尔汉,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张治中都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

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张治中应邀参加会议,

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 月,张治中同

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张治中当选为第一、二、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治中在1949 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中央副主席。张治中为人

正派,襟怀坦荡,对共产党直言不讳,肝胆相照,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 年9 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方

面说明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说明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

被任命力三青团带来了一丝生机和活力,但旋即消逝。

张治中临危受命,其时的所谓“危”,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如前所述,三青团内部的派系冲突和倾轧。

二是国民党反共军事磨擦事件的升级和反民主措施的加强,三青团的主

要任务由发动和训练青年参加抗战转变为反共反民主。1941 年1 月,国民

党制造了屠杀共产党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达到削弱

共产党的目的,而是引起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反对。这一事件最严重的影响

在于,它在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的人群中造成了不安和不满,代表中间阶

层的各中间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为团结抗战和以求自保,在

是年3 月秘密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国民政

府鉴于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则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

逮捕,有的逃往香港或解放区去了。新闻检查加强,自由言论出版物被查封。

这样,有些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也因危及他们生命的安全和自由而对国民党寒

心了,国民政府那条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愈拉愈紧了。

三是由国民党的腐化引起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的加深。1940 年秋冬,

是导致国民党经济破产的通货膨胀的开始。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了一倍多,

其他物价也普遍随之上涨。店员每天都在更换价目牌。粮店前,争在涨价前

购米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等侍开门。国民政府在物价飞腾之际,规定国家税

收在农村要以征粮代替征钞票。它在官样文章上,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

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可在私下里,党政要员和政府机关都带头破坏刚通过

的法律,利用其特权和政策制定者预先得知资讯的地位,从新的涨价中获取

暴利。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生活,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

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消灭了中产阶级,特别是靠工薪收入为生的人。

因为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些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

代化训练,为政府的抗战建国所急迫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家就被国民党疏远

和抛弃了。相当多的中上层和民族工商业者也遭到了损害,无止境的通货膨

胀使他们无力维持正常的生意和生产,把他们抛进贫困的深渊。党政官员衮

衮诸公在利用通货膨胀牟取暴利的同时,制造了一个异常庞大的与之疏离的

阶层。而这种离心力对于革命是非常有利的。在此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

为造成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渗透到军

队,军队将领怠情气馁或低能,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官兵意志消沉。自抗

战开始以后,官兵益饱受不合理之待遇,中央所规定的给予,完全不顾事实。

例如每月给草鞋三双的费用不足买一双之价,埋葬费不足购一张草席。而在

兵役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积弊:乡镇保长良莠不齐,借役政上下其手,中饱私

囊,兵役不能公开合法的办理,以强迫或抓壮丁抵额,怕被抓者施贿赂而免,

既被抓者又送钱得以买放,抓人、买放、克扣、虐待等情事层出不穷,呈“暮

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兵荒景象。如此如何能严明纪律,提高士气,令

官兵甘心为抗战效死恐后?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是张治中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时

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治中回忆说:他接任书记长的时候,对于这一工作感到很陌生,对这

一组织的作用和过去的情况向来没有研究过。他决心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

腐败方面有所作为,而对于反共问题,他则主张淡化三青团的反共色彩。张

治中接任这一职务后,始终把三青团看成是一个青年组织、训练、服务的机

构,所有一切措施,主观上是从抗战出发,张治中的态度尽管如此,然而在

国民党从整体上防共、限共、反共的环境下,他要想完全躲避国共两党斗争

的漩涡而置身于事外,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

5.3 修订团章、整顿组织、考核团员,张治中的“三板斧”也是走过场

而已

如果说,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张治中,在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

书记长时,根本不重视三青团的工作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接任之初,他

竭尽努力,从事三青团的工作。

张治中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交给

他的对三青团的评语是:“战地青年未能招致,社会服务仍欠实在”,“训

练与组织,缺乏密切联系”,“干部人才不健全”,“团员发展,未克深入

青年群众,生产界团员及女团员为数甚少”。而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党与团的

关系日趋复杂。张治中说:“当时党与团的磨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 的磨擦,

更具体他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磨擦。⋯⋯团与党的关系

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派系、人事的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

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15)因此,他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党

团关系。

实际上,为制止党与团在吸收新成员方面的争夺,国民党也曾采取过一

些措施。在1939 年11 月2 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3 次会议,就通过

了《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党征收党员应以征收二十五岁以

上者为原则”,“本党现有党员在二十五岁以下者,中央党部得酌量令其加

入本团为团员(其党籍自仍保留);团员年满二十五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

入党”。(20)

与此相适应的是,1940 年1 月1 日,三青团中央团部公布了团章修正案,

把团员的年龄,由“十八岁至三十八岁”,缩小到“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

“各级干部人员及其他经中央团部特许入团人员,得不受上述年龄之限制,

团员年满二十五岁,仍得保留团籍”。并说明这一修正的意义,在于“使团

员年龄与入党年龄相衔接,以使确定党与团之关系”。(21)

但是以上两个方案对于党团两者相互间所应持之态度、两者工作的重点

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党与团的关系依然是混乱不清。

有鉴于此,在张治中的主持之下,拟定了《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

并提交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40 年11 月25 日第163 次会议通

过,以此作为确定党团关系的准则。

《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规定:

(1)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助团的发展。

(2)党的工作注重与政治相配合,团的工作注重与教育相配合。但党团

之工作,应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

(3)在同一地区有党与团之组织者,党不征收未满二十五岁者入党,团

不征收年满二十五岁者入团。现有之团员,年龄已满二十五岁以上者,一律

介绍入党;现有之党员,年龄未满二十五岁以上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

其党籍。党与团之各级干部,得不受上述年龄之限制。

(4)党之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各种民众团体内之团员,在民众运动领

导方面,参加党团组织,由党部统一领导。

(5)团之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各级学校党部,不征收学生为党员。

青年运动及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领导。

(6)在同一地区之党部与团部,应经常举行工作会报,以增进党与团工

作之密切联系。

(7)党员与团员,均应亲爱至诚,不得互相攻击或诋毁,否则以违反纪

律严处。(18)

为贯彻这个办法,还订出《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查察党

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特别强调党与团的关系是:“团为党系统下组训

青年之部门,与党的其他部门合体同命,分工合作,同为主义而奋斗,同为

革命而努力。故不特党与团之内,不许互相攻讦,不许有小组织意识之存在,

党于团之间,尤绝不容有磨擦斗争之情事”。如有违背者,须受一定处分,

以彻底消灭党内磨擦,推进工作。这些办法都是由蒋介石以总裁兼团长的名

义,异常郑重地通电各级党团部发布的,要求“各级党团部和及全体党员团

员一体恪守”。(19)

无奈,此时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已成一盘散沙,涣散腐朽,各级组织视这

些法令如同废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依然故我。

张治中回忆说:“这些办法是颁布了,但事实上并没有收到多少的效果。

这是由于黄埔(复兴社、力行社)系和CC 的斗争磨擦无法消除的关系,使我

感到疾首痛心!在这两派的多年纠纷中,我的态度是比较超然而稍偏于黄埔,

但是对于黄埔也不是持袒护包庇的做法,在某些问题上,我对黄埔系是常给

以严厉的批评的。至于CC 系,本来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

阻碍进步的小集团,是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当然事

实上也没有那一方面完全对,所以我后来就由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

不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当谈到蒋介石的失败原因时,张治中说:“蒋的失

败,根本症结在于他丧失了革命立场,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他

在党内自搞从拥护个人权位出发的小组织,以致涣散了党、腐化了党,造成

无纪律无力量明存实亡的党,也是失败原因之一”。(20)

张治中到任后的第二件事是整顿三青团组织。首先,他鉴于团的各级组

织,职责不明,工作拖沓,组织散漫,纪律不严,赏罚失所,优劣不分,干

部缺乏,基层干部素质太差,许多组织有编制无人员,有预算无经费,有计

划无工作。绝大多数干部把团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看待,甚至视办团如办党,

办党如作官,从上到下处处表现了官僚习气。在张治中的主持下,制定了《干

部政策纲要》,把干部分为领导干部、工作干部和社会干部三种,规定工作

干部服务满一定期限后,仍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使团员明了为团服

务是自己的荣誉和义务,同时对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都有了明确的原

则规定。

其次,张治中还看到在吸收团员方面存在着重量不重质的毛病。到1941

年,团员人数已发展到三十万以上,“在主要大中学中,差不多都开始建立

了它的基础,三青团多的学校中,几占全校学生之一半或三分之二”。(21)

但是存在着严重的背离组织脱离组织的现象。为此,张治中多次召集会议,

全面检讨。他主张团员的发展应重质不重量,举行团员总考核,予以甄别,

并订颁团员总考核的实施办法。办理的程序规定初核、复核、总评三级,考

核的项目分思想、品行、精神、体格、学识、能力、对团的工作七项。凡经

考核合格的团员,由主办团部在登记证上加盖合格或优秀的印章;超龄的团

员,按照规定分别介绍入党;至于不合格的团员,则分别停止或开除团籍。

但是,这次团员总考核的结果,只发现3%的团员不合格。综合当时的具体

情况,这样的结果是不确实的,政策的执行显然有问题,并没有达到张治中

所预期的提高团员质量、严密基层组织的目的,而是走了过场。

注:

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76 页。

②《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43―54 页。

③《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39―142 页。

④《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0 页。

⑤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

第一、二辑合刊,第150 页,1942 年印。

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三民主义青年团战时综合丛书》(第

三集),第13 页,独立出版社1939 年2 月出版。

⑦陈开国:《青干班和青干校始末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4 辑,第

45 页、48 页。

⑧《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78―184 页。

⑨《训练要则》,第27―28 页。

⑩陈诚(辞修):《三民主义青年团之性质及其展望》,第32 页,三民

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宣传处1939 年印。

(11)《张治中回忆录》,第64 页。

(12)《张治中回忆录》,第71 页。

(13)《张治中回忆录》,第401―409 页。(14)《张治中回忆录》,

第849―851 页。

(15)《张治中回忆录》,第335―337 页。

(16)《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43 页。(17)《三

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03 页。(18)《三民主义青年团

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49 页。(19)《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

辑初稿》,第149―150 页。

(20)《张治中回忆录》,第336―337 页。

(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

编》,第5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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