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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团始末

历史的谜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成立于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国民

党的系统之下的一个政治团体，它于1938 年7 月成立，1947 年9 月合并于

中国国民党。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和张治中先后任中央干事会

书记长。正是这么一个团体，曾经与千百万年轻人密切相关，并影响了他们

后半生的命运。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或认为三青团是与“军统”相

似的特务组织，而谈虎色变，毛骨悚然；或认为是中国国民党的预备组织，

与一般的青年团体性质相同，而对其产生、发展、消亡以及作用更是不甚了

了。这些，都难免以偏概全，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现代政治历史的理解产生影

响。

有鉴于此，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和科研过程中，接触和阅读了大量有关三

青团问题的文献资料，力图通过这20 多万字，较为客观地展现三青团成立的

历史背景、成立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对三青团的态度，三青团性质的发展变

化，陈诚、张治中、蒋经国与三青团之间的关系，蒋经国、复兴社、CC 系相

互之间的矛盾冲突，蒋经国如何通过三青团这一阶梯进入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核心等问题作详实的论述。至今，国民党逃离大陆已近半个世纪，然而，恩

恩怨怨，是是非非，并不似东流的一江春水，即使是在国民党统治者内部，

也是如此。95 岁高龄的陈立夫对蒋介石使党团对立一事仍旧耿耿于怀，他在

1994 年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的最后写道：“为领袖者必须亲贤人，远

小人，无丝毫自私之心，庶能领导他人，以成大业，蒋公不嗜杀人，而好使

部下力量对立（如党与团、政校与干校等等），虽双方均对蒋公拥护，终致

力量抵消，效率低落，非良策也。”（陈立夫《成败之鉴》第457 页）他认

为党团并立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是国民党被逐出大陆的原因之一。

本书客观地叙述三青团从成立到党团合并的历史全貌，客观地叙述大陆

时期的蒋经国，以期对中国近现代政治历史的了解和认识、增进海峡两岸的

政治文化交流和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有所裨益。

结语

三青团并非过眼烟云。1949 年，蒋氏父子退到海岛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

抓党，着手国民党的改造。直至此时，蒋经国在三青团时培植的班底才有了

用武之地。陈果夫缠绵于病榻，陈立夫则不得不到美国养鸡，结束了国民党

在大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格局。

三民主义青年团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但是它的影响并没有随风而逝。

蒋介石国民党在1949 年冬树倒猢狲散的混乱局面中，开始对失败的原因

作一番认真的思考。蒋介石认为：“当政二十年，对于其社会改造与民众福

利，毫未着手。”“党政军事教育人员，只重做官，而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

行，”特别是没有注意民生主义的实施，是国民党失去民心的根本原因之所

在，因此蒋介石提出，“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

未始为晚。”国民党历来号称“以党治国”，认为抓住了党，就把握住了“国”

的命脉。对国民党的改造问题，开始认真地加以研究。

国民党在大陆时，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陈氏兄弟曾对蒋经

国的“培养”“接班”设置了一重重的障碍。蒋氏父子退到海岛之后的第一

件事，就是抓党，着手国民党的改造。由蒋介石遴选陈诚、蒋经国、张道藩、

谷正纲、郑彦?钡缺6 人组成改造委员会，以取代原由460 人组成的第六届中

央委员会，成为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其实，陈诚、蒋经国、郑彦?薄⒘?

震东、郭澄、崔书芹、袁守谦、陈雪屏等都任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改

造委员会中各个组的负责人，大多数由三青团的人担任。直至此时，蒋经国

在三青团时培植的班底才有了用武之地。而CC 系不仅完全被排斥在改造委员

会之外，而且成了打击的对象，陈果夫缠绵于病榻，陈立夫则不得不到美国

去养鸡。CC 系与蒋经国的争斗最终以蒋经国的取胜而告终。蒋经国由此开始

了全面接班的进程。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现代史学领域内，还不曾有人研究过的课题。

历史，具有很重要的借鉴功能，特别是前一个朝代的覆辙对于后人的借鉴作

用尤其重要。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自身原因是什么，就三青团与国民党

的这段历史，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逆历史潮流而动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抗战和民主，是民心所向，潮流所动。抗战初期以抗日为号召，才吸引

了千千万万情系报国的热血青年，使三青团得以设置。然而国民党蒋介石不

是顺应民心，放弃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立宪的政府，抛弃国民党一党的领袖而

在立宪政府中成为全民的领袖，而是玩弄手段，把三青团变成抵制民主的工

具。三青团的一切举措皆出于一党一派的私心私欲，皆以维护自己统治地位、

抵制日益发展的民主宪政运动和反共为依归，这是三青团名声狼籍、为广大

爱国青年所不齿的根本原因，也注定了三青团短暂的命运。

内部纷争派系斗争也是导致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为制止国民党内派系斗争，蒋介石设置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然而三青团

内的派系斗争，更有青出于蓝胜于蓝之势，“党方”、“团方”、CC 系、复

兴社、蒋经国系此消彼长，相互抵消了内部的力量，加速了国民党的崩溃。

当然，三青团的短暂命运和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国民

党所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帷幕已经落下，三民主义青年团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在台湾，

蒋氏父子的时代已经结束。作者历几个寒暑，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描绘出了大

概的历史轨迹，由于资料和作者能力所限，偏颇之处，定在不少，敬请专家

和读者批评指正。

1995 年6 月作者于人民大学静园

13 党团合并，寿终正寝

13.1“团长交议”的改组方案草草收场

13.2 党员队伍锐减至上年的1/3，党团合并没有出现奇迹，没有使国民

党起死回生

13.3 组建全副美式装备的“戡建大队”，到上海摆开打虎的阵势，“宁

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呼啸而来，凄然而去

13.1“团长交议”的改组方案草草收场

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之后，接连召开中央干事、监察联席会

议，通过了“团长交议”关于三青团的改组方案。宣称要在蒋经国的主持下，

对三青团进行改造，对团员进行总甄核，重新登记。

《三民主义青年团改进方案》规定改造的宗旨是：“为适应时代需要，

加强革命力量，一扫除革命建国之障碍，达成革命建国之任务，本团应即彻

底改组，充实内部，强化组织，重订方针，展开工作，以为健全之三民主义

青年的革命集团。”“规定改组整理时期为一年，并定于一年期满召开第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

所谓“扫除革命障碍”，三青团认为，障碍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共产党破坏统一”，因此，反共依然是三青团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为此它制定了配合军事加强反共宣传，加强青年组训，打击共产党在工厂农

村学校机关社团军队等“社会各阶层”的“潜伏活动”，“选拔干部深入共

党割据区域展开政治工作争取青年群众”的反共政策，规定了在国民党统治

区、“收复区”和“绥靖区”的不同的工作方针，此时的三青团，已成为反

共的急先锋。

二是贪污风气。贪污腐败的风气已浸入国民党的骨髓，腐蚀了整个的国

家机器，因而，把反对贪污当作改组三青团的第二大任务，开展一个“反贪

污运动”。提出“展开反贪污宣传树立社会舆论”，“研究贪污所以发生之

原因建议根绝贪污之具体办法”，“号召充任公务人员之团员及青年以身作

则决不贪污”，“调查及检举一切贪污行为”。

三是官僚作风。造成贪污腐败而使国民党丧失民心丧失战斗力的重要原

因之一是官僚作风的普遍存在，因此“反官僚运动”也是三青团改组的又一

任务。它提出“树立严正舆论消灭官僚习气”，要求“各级团员彻底革除虚

伪泄沓之官僚作风树立笃实精进之社会风气”，“公开批评及纠正官僚作风

与一切官僚恶习”，“调查并检举官僚资本”。

由此可见，在改组三青团的过程中，蒋经国已认识到贪污腐败问题是导

致军事上失败，政治上丧失民心的症结所在，规定“有贪污行为者”不得进

行团员登记，并由此萌发了惩治腐败的念头。此外，为消除CC 系的影响，三

青团改组的组织原则规定，“团员兼为党员者，应就其志愿自行认定参加团

或党的组织及活动以免重复”，三青团员不得兼为国民党员。

然而，蒋经国空有一番雄图。

到1947 年初，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战争在军事上连遭挫败，全面进攻被

人民解放军粉碎，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从7 月开始，刘伯承、

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共产党领导的人

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反共战争的形势江河日下。

国民党的实施宪政的政治欺骗完全破产。1946 年11 月，国民党蒋介

石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在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拒不参加的情况下，拉

拢青年党和民社党，召开了由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制宪国民大会”，为独裁

的政府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并在1947 年4 月成立了所谓“三党联合

政府”。国民党统治区内经济上、政治上的危机也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人民民主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广大青年学生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

战、反迫害”运动席卷各大中城市，形成了反蒋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政府

于1947 年7 月通过《厉行全国总动员方案》，颁布《动员勘乱完成宪政实施

纲要》，决心采取更加残暴的手段，镇压爱国民主运动，搜刮人力、物力、

财力，以支持反共的军事战争。在三青团各级组织的动员下，征集第二批知

识青年从军，蒋经国组织了以复员的青年军为骨干的“青年勘乱建国大队”，

扩充反共的武装部队。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岌岌不保，内外交困，蒋氏

父子哪有心思对三青团进行改造。因此，所谓“改组”，雷声大，雨点小，

堂而皇之的《方案》成为空文，很快就草草收场了。但是，蒋氏父子也看到，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的腐败日益加剧，三青团的势力逐步上升，调和两者

之间的矛盾并以三青团的力量代替国民党，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13.2 党员队伍锐减至上年的1/3，党团合并没有出现奇迹、没有使国民

党起死回生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从形式上来看，蒋经国掌握

了中央团部的要职和实权，但是多数省市的支团却仍然是康泽系的人员所控

制，蒋经国并不能随心所欲地支配省市团的组织。此外由于反共军事局势的

急转直下，蒋经国又兼任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副处长，

忙于开办“勘乱建国训练班”，成立若干“青年勘乱建国大队”，对三青团

的工作采取消极的态度。他派他的亲信俞季虞担任主任秘书，在他的处长办

公室办公，而他自己却极少去，他的办公桌经常是空着的。去找蒋处长的人，

只能见到他的秘书。这样一来，中央团部的干部及各省支团，对蒋经国颇为

失望。地方支团，也乐得各自为政，以致形成机构瘫痪，组织涣散的局面。

适逢国民党要举行所谓“行宪国民大会”的讽刺闹剧即将开场，在1947

年进行“国大代表”选举，各地党团为争夺“国大代表”名额，打斗得乌烟

瘴气。CC 系抓住机会，频频向蒋介石进言吹风，痛陈党团对立的危害，强

调日后“行宪”，国民党势必与其他政党竞争，如果党团不能团结一致，纷

争不断，力量相互抵消，则会影响到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后果将不堪设想。

所以CC 系建议党团合为一体，党吃掉团。蒋介石经过一番思考，遂决定“党

团实行合并”。

1947 年9 月9 日―13 日，国民党中央在南京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及党、团

联席会议，其中四中全会会期3 天，党、团联席会议会期两天。出席会议的

有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三青团中央干事、监察，和党、团地方部门的负

责人共580 余人。蒋介石在开幕式上演讲说：“目前最迫切之工作，尤在肃

清武装叛国之共匪，完成国家统一和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而要达到

这一目的，党团必须消除矛盾，合作反共，“党团合并”则为改进国民党本

身的“唯一急务”。

开幕式后，首先由吴铁城作“党团统一组织”的报告，强调说明党团统

一之好处。吴铁城称：“五十年来国民党时有整顿，此次之举动，实可造成

新生力量，应付当前环境”。①张群作了政治和外交报告，白崇禧作了军事

报告。

决定中国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两个组织合并，统一领导，在国民党

中央设青年部。

会议发表的《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及中央党团联席会

议宣言》对三青团的历史作了一简单含糊的总结，声称：1938 年“本党的临

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各项重大决策，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产生”，“光荣的达

成了八年多抗战的胜利”。“现在历史上又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勘乱建国的

重大责任付于本党，于是有党团统一组织的决定”。承认党团统一的目的是

“团结同志，集中力量，统一指挥，重建革命的基础”，以完成“本党目前

最迫切的工作”，这就是“消灭我们唯一的敌人――共产党”。②

但是，党团合并并不是党吃掉团，而是对等的合二为一。会议通过的《统

一中央党部团部组织案》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本届中央干事一律为本党

本届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干事一律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一律为本

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一律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全会通过后，提请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③党员团员一律重新登记为党员。这样，在国民

党内资历颇浅、不到十年党龄的蒋经国一跃而晋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蒋经国系的郑彦?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秘书长，陈雪屏为新设立的青年部

长，蒋经国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兼中央干部训练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任委

员为张厉生，郑彦?薄⒐日?鼎、李惟果、袁守谦、胡轨为委员。这个干部训

练委员会是由中央训练委员会改组的，蒋介石的用意很明显，让蒋经国通过

训练干部来培植自己的干部，从而得以在党内扩大蒋经国的势力，用三青团

来改造国民党，国民党政权的父子相传由迂回的方式转为公开进行。CC 系

的存在，肯定对于培养蒋经国不利。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当前组织纲领》，规定：“重新调整各

级组织机构”，“根绝党内一切小组织，确保党的团结和统一”，“在党内

造成或参加小组织者，开除党籍”。④下一步动作的锋芒所指，已十分明确。

到这时，怂恿蒋介石实行党团合并的陈立夫惊呼上当，据上海《大公报》1947

年9 且14 日报载：“陈立夫氏于党团统一组织完成后，已向总裁请辞中央组

织部长职务”。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派陈立夫到英、美去“考察宪政”。

但是，对于自视为嫡系正统希望取彼而代之的“太子系”的门徒说来，

党团合并的结局，是不愿接受的。四中全会的宣言一发表，各地党、团之间

就力争夺组织大权打斗起来，故而蒋经国不得不出面制止，在9 月18 日发表

了《告中央干校同学书》，强调“党团之统一为校长之革命决策”，“本校

学生”“应绝对拥护”，“并且要在实际工作中任劳任怨，忍辱负重，为完

成基层统一而努力。”“无论各地之环境如何艰难，人事如何复杂，以及问

题如何严重，吾人必须贯彻校长关于党团统一的意志与命令而努力到底”。

蒋经国在书中还深深表示对于他的学生的关怀，“关于各同学之事以及生活

情况，无时不在思念之中，至于工作环境之艰难亦在意想之中，并深表同情。

但国势如此艰苦，吾人除奋斗牺牲外，再无第二条道路可走矣”。最后，蒋

经国以“钢铁越经锻炼、锤打、火烧、琢磨，越是有价值”等语同干校校友

共勉。⑤这说明，蒋经国时时不能忘记助他起家的“干校同学”，直至台湾

的“蒋经国时代”。

可是，党团合并并没有出现蒋介石所渴望的奇迹，并没有使国民党“起

死回生”。会后，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进行重新登记时，仅有1078800 人登

记，比抗战胜利后总清查时的2629975 名党团员减少五分之三。⑥党员队伍

的缩小和锐减，说明国民党已是危在旦夕。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土崩瓦解之时，又重新提出国民党的改造问题。对

于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实行党团合并的后果，蒋介石在1949 年7 月关于国民

党改造说明中是这样评价的，他说：“抗日战争发生以后，为号召青年参加

抗战，乃创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党和团在抗战时期都尽了最大的努力，使抗

战在万分艰险的局面之中坚持到底”。抗战胜利“宪法颁行之后，行宪与剿

匪两重重任，皆在本党之双肩”，这就要求“我们的党持有健全的组织，遵

守严明的纪律，采取整齐的步伐，贯彻中央的政策”，“如果本党不趁此实

行改造，决不能担当如此繁重的工作完成两重艰巨的使命”，“因此才统一

党和团的组织”。“岂意党团统一组织，在实际上，不能达成政治革命性的

改造的目的。并且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

境”。“这一次党团统一组织，彻底改造本党的努力可以说是毫无成就”。

因而蒋介石对国民党腐败涣散的状况痛心疾首，他接着说：大陆反共军事的

惨败的原因，并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

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设之所招致。”⑦

13.3 组建全副美式装备的“戡建大队”，到上海摆开打虎的阵势，“宁

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呼啸而来，凄然而去

当国民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团矛盾激化争斗剧烈之时，在国共两党内战

中也连连败绩。解放军在战略进攻中不断取得胜利，解放区由于实行土改进

一步得到巩固，国民党统治区的“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

国民党陷入了更深的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军事溃败之中，国民党的统治已

进穷途末路。

1947 年7 月，国民党政府为竭尽全力征用其统治区内的人力、物力、财

力，以供反共内战的需要，宣布实行“勘乱总动员令”。规定凡是规避征雇

兵役、工役和规避征购征用粮食、被服、药品及各种军用物资者，“均应依

法惩处”；同时规定，限制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对罢工和所谓“煽动叛乱”

的集会及言论行动，要严加“惩处”。随后，国民党政府又颁布《后方共产

党处理办法》、《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戒严法》等一系列法令，仅

在1947 年10 月间，上海、杭州、北平等八个城市就有2100 余人被杀害，而

全国被列入黑名单予以逮捕的竟达六万之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这种恐怖政策和血腥镇压只能激起人民更为激烈的反抗。

国民党为给独裁的政权披上“合法”的外衣，1948 年3 月28 日―5 月1

日，在南京召开所谓“行宪国大”，由国民党中央圈定的“代表”，“选举”

蒋介石为“大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蒋

介石，极为滑稽地“还政”给同一个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大总统”蒋介

石。这就是他们标榜多年而于此时完成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

这次“国民大会”上，虽然从组织上讲，党团已经合并，但党团争斗的阴魂

依然未散。“团方”代表出于对“党方”的反感，自行其是，各投门路，在

选举“副总统”时，实际是蒋介石同李宗仁的对垒较量中，“团方”的多数

代表，不仅没有按蒋介石旨意，去投孙科的票，而且接受了李宗仁的厚仪，

投了李宗仁的票，加剧了派系倾轧，分散了国民党的力量。

到1948 年秋，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也到了国共两党最后决战的关

头。国民党的大部分正规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

原、华东五个战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已开始发动。

此时国民党政权在政治上的危机也愈加严重。国民党统治区的中间阶层

迅速向中国共产党靠拢，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副总统”

李宗仁企图伺机取蒋介石的“总统”职位而代之，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同共

产党联系，准备倒戈投向人民。蒋介石集团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

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更是急剧地走向全面崩溃。由于反共战争带来生产

萎缩，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商人屯积居奇，官吏敲榨勒索，成为普遍现象。

1948 年，上海300 余家大工厂开工率只有20％，青岛100 余家工厂只有25

％能维持半开工状态。财政开支只能靠课以重税和滥发纸币来维持。到1948

年6 月，国民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45656 亿元，当月的财政收入只有支出

的5％，以至印钞工厂来不及印出当日所需的钞票。到1948 年8 月21 日法

币发行额由1937 年6 月的14.1 亿元增至6636946 亿元。结果是通货膨胀达

到骇人听闻的程度，在人们的心目中，法币已经失去价值尺度的的机能，失

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储藏手段的机能。人民对法

币完全丧失了信心，谁也不愿意储藏，总想尽快脱手，使法币的流通速度越

来越快，物价越来越高。据上海的统计，上海大米价格每市担1948 年1 月为

150 万元法币，3 月为420 万元法币，5 月为580 万元法币，7 月为2600 万元

法币，8 月则猛涨到6500 万元法币，相当于1 月份的43 倍以上。恶性通货

膨胀给国民党贪官污吏混水摸鱼造成了可乘之机，当时上海有这样的顺口

溜：“守法者死，违法者富，玩法者贵，毁法者富而且贵”。国民党的腐败

己到千疮百孔的地步。

南京政府为支撑残局，挽救崩溃的经济，决定实行币制改革。蒋介石避

开经济动荡的根本原因，认为只要打击贪污和投机倒把，便能转危为安，并

把发行“金圆券”看成挽救经济崩溃的灵丹妙药。蒋经国等一些不满国民党

内部腐败风气的人也希望借此机会澄清吏治，改变国民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可

憎形象。

蒋介石依照《勘乱动员临时条款》，于1948 年8 月19 日，颁布了“财

政经济紧急处分命令”，宣布1948 年8 月20 日起实行币制改革，废止自1935

年开始发行的法币，另发行“金圆券”，以1 元对300 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

并强迫人民把持有的金、银、外币换成“金圆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

违者严办；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在外国的外汇资产，违者制裁；同时

限制物价，将物价冻结在8 月19 日的水准上，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经济管制，

上海是经济管制中心之一。

1948 年8 月19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宣布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

任命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督导员，蒋经国为副督导员，负实际责

任，试图以暴力限价，以行政铁腕来解决经济危机。

蒋经国在接受任务之后，决心一显身手，扶将倾之大厦，他信誓旦旦地

表示“共产党、投机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肃清奸商，稳定物价，就能

消灭共产党。”“只要对国家有利，我个人甘冒一切危险，什么都可以牺牲

的”。⑧

蒋经国名为副职，而实际是主宰其事，俞鸿钧不过是挂个名，蒋经国的

任务号称是“督导”，但是他却直接干预上海的经济行政和市场活动。他带

去了一些旧部和学生，调集“戡建大队”第六队数百人全副武装到上海，编

为直属大队，作为经济管制的执法行动工作队，王升为大队长，听候蒋“督

导”的指挥。这个队的人员都是随身佩戴美制手枪的军官，依照“紧急处分”

的特权，他们可以立即查封商店仓库，没收商品物资，逮捕不法之徒。“勘

建大队”又组织了一万多人的“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分布上海各区，设立

了十几个“服务站”，摆下了“打虎”的阵势。

蒋经国在上海复兴公园召开“勘建大队”、“服务总队”参加的万人大

会。发表《上海往何处去》的演讲，说：“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

理，是由于他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

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的惩罚。”严然要在上海掀起“第三

次革命运动”。蒋经国还大力宣传他的“人民哲学”，“天下没有力量比人

民的力量更大，再没有话比人民的话更正确。”“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

自己的手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

代价不能成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蒋经国宣布了他的方针：“宁使一

家哭，不使一路哭”。这句话曾成为上海人民广为传播的一句名言。

然而，事情并非如蒋经国所想的那样简单，工作的艰难、经济的混乱、

国民党内部的涣散分歧、党政要员的抵制发难、军事上的失败的严重影响，

在蒋经国的《沪滨日记》中都有如实的描述：

8 月22 日

“自新经济方案公布之后，一般人民对于币制的改革以及经济的管制，

多抱乐观心理，而政府人员则多抱怀疑的态度。两天来日用品的价格涨得很

厉害，扰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开刀，

就应从“大头”开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为经济管制委员会委员，并派在上

海协助俞鸿钧先生督导经济管制诸事，这件工作是非常困难，但是亦十分重

要，无论如何必须尽力干下去。”⑨

8 月26 日

“上午召开统一检查会议，这批出席人员中有许多是官僚，而且是想弄

钱的人，对于他们必须严格的加以管理与监督。⋯⋯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

的工作是相当吃力的，但已经骑在虎背上，则不可不干到底了。”⑩

8 月31 日

“上海的工作，已经展开了，本身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力量，而全靠自己

的精神在支持目前的工作，半月来的努力，虽可慰之处很多，但是始终感觉

到相当的艰难。自从做事以来，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责任之重大，以及

压力之大。所以对目前的任务，除了拼命之外，再无第二条路可走。⋯⋯现

在我在上海，已经成了十目所视十指所指的人，一举一动，都会使人注意。

所以自己的言论和行动，应当格外留心。一不小心，就可被人作为攻击之藉

口。”（11）

9 月4 日

上海经济管制工作，虽取得初步成效，但隐忧仍多，⋯⋯今天最可忧虑

者，即高级官员对此政策多抱观望、怀疑以及反对之态度，反不如一般人民

之切望生活之安定，而拥护政策成功之诚也。所以今天所做的工作是孤独的，

没有一个高级官吏想帮我的忙，思之痛心。”（12）

9 月30 日

济南失守，是军事以及政治方面之重大事件。因此而造成了严重的局势。

很有可能，共军从济南取徐州，威胁南京，一般人的想法是如此，人心又开

始动摇。今天的政府，不能拿出具体的办法来，不得安定人心。⋯⋯在今天，

似乎不能不考虑最后的一步棋究竟应当怎样走，否则，一切都不堪设想了。

（13）

第一个向经济处分命令挑战的，是轰动一时的陶启明案。陶任财政部秘

书，利用职权，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投机，结果案破被判刑。

这是对蒋经国惩治腐败官员决心的初次考验。杀鸡儆猴，严刑峻法，蒋经国

使用了中国历史上自李斯以来慑服人心的法则和手段，随后把犯敲诈勒索罪

的上海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等人枪毙，把屯积居奇的商人

王春哲以扰乱金融罪名，判处死刑。又把包括一部分巨商大户在内的商人64

人关进监狱。蒋经国决心要在上海铲除恶势力，建立法律权威，的确给求治

心切的上海人民以不同凡响的观感。

蒋经国曾雄心勃勃地强调，“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然而，在执行过

程中，则变成了“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只能吓唬上海滩上的小民。支持

国民党政府的台柱子，是江浙财团，这个地方势力，很具有载舟覆舟的潜力，

连蒋介石都晓得其中的利害，是得罪不起的。蒋经国初到上海，虽然在国际

饭店同这些“叔叔爷爷”们礼貌了一番，示意这些“叔叔爷爷”们，不要往

他的枪口上碰，但是，真要动用打击赣南恶霸绅士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蒋

经国还嫩了一点。像证券交易所负责人、杜月笙的二少爷杜维屏和大股票商

王乐耕的被逮捕，一时确实也在上海的百姓中产生了一点刺激效应，但是，

法律大不过人情，拘捕之后，随即被释放蒋经国这种凌厉的锋芒，到“皇亲

国戚”那儿，更是发生不了任何作用。对“皇亲国戚”横行霸道的无可奈何，

蒋经国在《沪滨日记》中，隐约有所透露。他在10 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

除了物价不易管制外，再加上××公司的案子，弄得满城风雨。⋯⋯倘使此

案发现在宣布物资总登记以前，那我一定要将其移送特种刑案。总之，我必

秉公处理，问心无愧。但是四处所造成的空气，确实可怕。”（14）

“××公司”就是“扬子公司”，蒋经国在日记中不敢指明，这是以宋

美龄为后台，由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经营的全国性大公司、其分支机构遍

布各大城市，上海是扬子公司操纵金融、屯积居奇、大发横财的大本营。“打

虎大队”在查封某些厂商存货，限价发售，一片“打虎”声中，不意接触到

扬子公司超级大量的屯积居奇存货。据说，当时抢手的龙头细布，市面上一

寸也买不到，而扬子公司就屯积了七万疋。“打虎大队”把情况上报蒋经国，

这位“打虎英雄”决定立刻对“扬子公司”采取行动。可正值此际，孔令侃

抢先一步，到南京向来美龄告御状，宋美龄下令侍从室紧急通知上海，任何

人不得动扬子公司的一根毫毛。当时蒋介石正在北平召集高级将领开会，为

了处理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问题，临时决定由北平飞上海。“召见长公

子经国，听取有关沪市治安、经济各项工作报告”。

对“扬子公司案”所产生的后果，蒋经国在10 月16 日的《沪滨日记》

写道：“××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

界的误会。同时，自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

的力量亦甚大。经济管制工作，发展到今天，确实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关头。

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

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倘使不能坚定，即很快就会崩溃，处在这恶劣的环境

中，不进则退，不成则败，最要紧的还是要坚定，要忍耐。”（16）

限价不仅未能阻止物价上涨，反而形成了排山倒海的抢购物资的现象和

黑市的猖獗，事实上加速了物价的上涨，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蒋经国也看到：

“金圆券发行的数字太大，到处都是钞票。而这许多钞票，都是无路可走，

所以造成了市场的混乱。”限价已无法维持下去。（17）

到11 月2 日，国民党政府宣布限价放开，宣告经济管制工作的失败，宣

告金圆券的崩溃。“70 多天的努力，一笔勾销”。

坚决反对放弃限价政策的蒋经国，不得不以慌恐万分的心情，发表了《敬

致上海市民书》，坦白地承认：“在七十多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

尽到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而加

重了上海市在工作过程中所受的痛苦，我决不愿将自己应负的责任，推到任

何人身上去，同时也决不因遇着挫折，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我坚决相信，

自己所指出的‘上海往何处去’的道路，是绝对正确的，今天除了向政府自

请处分以明责任外，并向上海市民表示最大的歉意。这里我并非想要求得市

民的原谅，而是表明自己对市民应负的责任心，我诚恳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

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痞子流氓来控制上海。”（18）

蒋经国上海“打虎”的行动，呼啸而来，凄然而去。他在《沪滨日记》

最后一页写道：“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

行办公，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想起八九月间，人人拿美钞

黄金来兑换金圆券时候的情况，以及今天金圆券的贬值，实在太使自己难过

了。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

（19）

对蒋经国上海经管“打虎”失败的一幕，“打虎队”队长王升回忆说：

“一个下午，我集合两千多名打虎干部，等经国同志回来讲话，可是到了六

点钟他人还没有回来，我就打个长途电话到南京，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声音，

好像曾经痛哭过的声音。我想他曾经力争，但是最后没办法，限价一放开，

经济全面崩溃，国家这样更加困难了。”（20）

“打虎队”白做了两个月的工作，民众白吃了两个月的苦。国民党用政

治手段强制推行币制改革的措施失败，从1948 年8 月底到1949 年4 月底，

物价指数竟上升了135742 倍，“金圆券”的发行额原限定20 亿元，到1949

年5 月竟达679458 亿元。仅仅几个月，“金圆券”就同刚刚被废止的法币一

样，变成了废纸。被欺骗了的上海市民，用自己多年的血汗的积蓄，换来了

一堆废纸。所以穷的愈穷，而富的还是照样富。

蒋经国自慰道：“七十天的工夫，花了不少心血，亦并不是白花的，读

了一部经济学，得了许多痛苦的教训，”等于交了一点经济学的学费。（21）

但是上海人民为蒋经国学经济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30 年后，“打虎”队

长王升在《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的电视讲话中说：“有一件事必须

要大家了解的，就是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台币为什么这么值钱？是因为中央银

行里面有大批的黄金作了准备。那批黄金是从哪里来的？是蒋经国先生用他

的人格，取得上海老百姓的信任，愿意把黄金美钞，自动送到中央银行换取

金圆券，所以经国先生永远不忘记上海的老百姓。”（22）王说的上海老百

姓“信任”、“愿意”虽有违于实情，而上海老百姓的血汗奠定了今天台湾

黄金储备的基础倒是真实的。

用暴力限价，用政治强制手段干预经济的作法根本违背经济规律，注定

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

金圆券的昙花一现，蒋经国上海经管“打虎”的失败，剥去国民党政府

的外衣，露出不堪一击的孱弱之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力量已不复存在，人

民对它的信心已扫除净尽。随后接踵而来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以摧

枯拉朽之势，摧毁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从而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最终垮

台。

1949 年1 月21 日，蒋介石引退，蒋经国服侍在他父亲的身旁，暂归故

乡奉化后，时而上海，时而台湾，时而广州，时而重庆，做逃离大陆的准备。

此时蒋经国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负责将中央银行大部分金银运到

台湾。1949 年12 月10 日，蒋经国随他的父亲蒋介石从成都逃到台湾，结束

了蒋介石也结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历史。

注：

①见上海《大公报》1947 年9 月10 日。

②《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资料》下第1169、1175 页。

③同上书第1170 页。

④同上书第1173―1174 页。

⑤见《历史巨人的遗爱》第295 页。

⑥《国民党中常会第157 次会议记录》1948 年7 月15 日。

⑦见台湾《革命文献》第69 辑，第447―448 页。

⑧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3 辑，第176 页。

⑨《蒋经国自述》第167 页。

⑩《蒋经国自述》第169 页。（11）《蒋经国自述》第171 页。

（12）《蒋经国自述》第173 页。

（13）《蒋经国自述》第183 页。

（14）《蒋经国自述》第188 页。

（15）陈布雷等编《蒋介石先生年表》第56 页。

（16）《蒋经国自述》第191 页。

（17）《蒋经国自述》第198 页。

（18）《历史巨人的遗爱》296 页。

（19）《蒋经国自述》第198 页。

（20）《历史巨人的遗爱》第140 页。

（22）王升：《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经国先生》第50 页。

12 厉兵秣马召开“二大”

12.1 在庐山举办“青年夏令营”，受训近千人，为蒋经国大造“青年导

师”的舆论

12.2 党团争斗相持不下，“改团为党”甚嚣尘上

12.3“太子系”登堂入室进入领导核心，陈立夫败北出国“考察宪政”，

被迫息影政治，乃至到美国开办养鸡场

12.1 在庐山举办“青年夏令营”，受训近千人，为蒋经国大造“青年

导师”的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忙于接收，三青团中央领导层也被派为各路的接

收大员，中央机构只剩了个空架子。三青团在抗战初期成立于武汉，后随国

民政府迁重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三青团中央则无旧址可还。

1946 年5 月，中央团部才在南京有了办公处。那时的中央团部，已经成了群

龙无首的状态。书记长张治中已调到新疆去当西北行营主任，书记长一职暂

时空缺，传说陈诚将复任书记长，但是尚未正式发表。两位副书记长，李蒸

调到北平，胡庶华调到湖南。组织处长康泽被派出国考察，由原训练处长倪

文亚代组织处长。据说蒋介石把康泽调离三青团，就是为蒋经国接任组织处

长扫除障碍。中央团部的高层领导此时已成为真空，急待填补。蒋介石派了

刘健群为副书记长兼代书记长，暂时维持局面。

1946 年春，中央团部通令各省支团，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改

组，并要各省选举出席三青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5 月，遵照团长

的指示，中央干事会通过决议，决定9 月在庐山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并先期在庐山举办夏令营。

蒋经国接收东北和出任政治大学教育长的雄图被挫败后，他的注意力又

重新转向了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是派系交锋决胜的关键。当然，开会只不

过是个形式，决定在于事前的幕后安排。康泽系虽然败下阵来，但是蒋经国

系和CC 系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还得利用开会来较量，所以代表大会也不是

等闲视之的走过场。要在全国代表大会上同CC 系决一雌雄，必须控制尽可能

多的出席会议的代表。那末，要做的第一步是掌握各省代表的选举。蒋经国

为此绞尽了脑汁，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是争取康泽系的亲信旧部改换门庭。鉴于属于青干班的同学实际掌握

着各支、区、分团的实力并且存有愿攀龙附凤的心理，所以蒋经国采取了扩

大中央干校体制内涵的作法，把原青干班一至五期毕业的两千多人作为中央

干校第一批学员，给他们换发中央干校一期毕业证书，使他们也名正言顺地

变为蒋教育长的门生。通过他们加强同各省市支团的联系，以控制省市支团。

如上海支团书记曹俊、重庆支团书记罗才荣、北平支团书记张明治，都是青

干班一期学生，都是效忠蒋教育长的鼓吹者。

二是青年军特选代表161 人。在1946 年9 月，三青团召开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时，青年军的绝大多数已经复员，青年军作为一个整体已不复存在。

但是早在是年夏青年军复员前夕，蒋经国得到其父的指示，遂以三青团中央

干事兼青年军政治部主任的身分，向中央团部提出建议：鉴于青年军是响应

三青团的号召，投笔从戎，献身抗战，青年军中的团员，堪称为团的积极分

子，值此三青团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之际，理应给予青年军的团员以选举代表

出席大会的机会，以使青年军对团的改造做出贡献。这一提议当然获得中央

干事会的通过。于是，青年军政治部就负责主持青年军选举代表的工作，各

师则有政治部办理。所谓“选举”，实际是蒋经国指定。某些蒋经国属意的

师长，本来不是团员，当然没有资格参加选举，于是蒋经国特地亲自召见，

亲自介绍，让他立即办理入团手续，转眼就成为团员，再许他以代表资格，

便被选为代表。如二0 四师师长罩异之，二0 五师师长胡素，都是紧急入团

当选为代表的。此外的青年军代表都是蒋经国属下的政治部主任，和担任政

工干部的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批学生。每个师有十七八名代表，九个师共161

人。这些人可以说全部是蒋经国的人马。他们出席全国代表大会，一切行动

唯蒋经国的马首是瞻，这构成了蒋经国在全国代表大会与CC 系争雄的一股基

本力量。

三是会议先期的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工作。为给大会作准备，中央团部

于七八月间在庐山举办“青年夏令营”，所有大专学校选出的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代表均须参加，另外抽调大专学校的一部分“忠实”团员，将近一千

人参加受训，规模很大。这是三青团中央举办的最后一次夏令营。蒋经国安

排他的人马到夏令营参加工作，进行拉拢组织活动，为他造“青年导师”的

舆论，蒋经国也亲自到夏令营讲课。夏令营结束后，随即召开代表大蒋经国

作好这些周全的准备工作后，只等会议上与CC 系决一雌雄。

12.2 党团争斗相持不下，“改团为党”甚嚣尘上

1946 年9 月1―12 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庐山牯岭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

大会，其时三青团的组织已遍及国内外，团员人数有120 余万。这次大会是

蒋经国负责筹备的。到会的中央干事、候补干事、中央监察、候补监察84

人，代表714 人。

9 月1 日，会议开幕。团长蒋介石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抗战胜

利已达一年，民族的敌人是投降了，积年的国耻是消除了，生死关头已过，

但是治乱关键犹存，所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第一是解决中共问题完

成统一，第二要充实组织完成建国”。“本团是团结全国青年共负建国大业

的团体”，“完成革命建国的神圣使命”，“才不负我们设本团的目的”，

这次会议的任务是检讨团务的利弊，确定团的性质，健全团的组织，革新团

的作风，充实团的力量，①并暗示青年团不应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了自己的

前途。代表们对蒋介石的意思心领神会，都认为蒋要青年团组成一个新的政

党，与国民党同时并存。因此，确定团的性质和地位以组织新的政党，和对

时局的讨论，就成为这次大会讨论的两个重要议题。

关于团的性质和地位，据参加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干事的程思远回忆，在

三青团庐山会议前，两党轮流执政之说就已经传遍了南京，当然这两党绝不

是指国共两党，而是指国民党和三青团。这个建议，首先是由三青团常务干

事何浩若提出来的。何知道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在调解国共争端中对蒋介石

失望，也知道蒋介石对CC 系控制国民党党务很不满意，乃鼓吹把三青团组成

新党，藉以造成两党轮流执政的局面。对内以平衡国民党内的派系冲突，对

外以抵制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等各党派关于结束“训政”，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主张蒋介石可以一人兼国民党总裁和新党的领袖，而把

新党交给蒋经国实际全权领导，父子各领导一个党。这一建议深合蒋介石的

心意，于是蒋介石就在大会开幕词中稍稍透露这个意向。

改团为党，以提高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地位，早已是大多数成员的呼声。

于是，出席会议的代表们跃跃欲试，改团为党的提案竞有30 件之多，有的提

出“团应成为独立组织”；有的提出“为适应施宪形式与革命需要，本团亟

应脱离党的隶属关系，蜕变为独立政治战斗体，并确定团的工作方式”；有

的则直接提出“确立本团为独立政党”，“改团为党”。②蒋经国对改团组

党的态度如何呢？出席会议的陈开国回忆：9 月5 日晚，他和中央干校的校

友曹俊、罗才荣等人，去蒋经国的别墅征求蒋经国对于时局和三青团工作的

意见。蒋经国认为，国共争端，其势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此事体

非常重大，应听从团长的最后决策。他向校友们暗示，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

上，他和陈诚都是主战的。在党团关系上，当校友们反映了三青团独立组党

和维持现状两个不同看法时，蒋经国仅表示“党要革新，团要改造”，意思

是另行组党的条件尚未成熟，只能维持现状。最后，蒋经国说：“这些重大

问题，你们可以见仁见智，各抒己见。”③CC 系对改团组党之事早有所闻，

十分焦虑，因为新党一旦出现，二陈将失去独霸国民党的大权。陈立夫特密

电黄宇人要他火速从北平到庐山参加三青团“二全”大会，反对组织新党。

黄宇人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曾在陈果夫主持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干

事，所以能够周旋于CC 系和黄埔系之间，被人称为“两栖动物”，并有“大

炮”的外号。陈立夫深知这门“大炮”在庐山一出现，必能震天动地，扭转

乾坤。

9 月6 日，在第五次大会中，专门讨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问题，10

时许倾盆大雨之际，蒋介石到会，他并未登上主席台，而是破例坐在代表席

的前排，注神倾听大家的意见。代表们见团长到会，争先恐后上台发表意见。

要求发言的有90 人之多，讨论异常激烈。综合各发言人的观点，有下列几种：

1.团为致力文化经济建设之团体，应以军事方式教育方式巩固国防，并

应培养生产技术，推广艺术生活。

2.团应正式确立为政治性之独立组织。

3.应重新改进党，整理团，向积极建设方面着手，不应独立为政治性之

团体。

4.党团不能分立成为两个政党，但团之独立性应加强，团应有政治纲领，

一切从政团员，应遵行纲领，方能发生力量。

但是，绝大多数代表的发言是主张把三青团改为政党。④如中央干事会

副书记长李蒸强调“党、团分别组党”，仿效美国总统林肯，将民主共和党

分为民主、共和两党，实行两党政治的办法，一党在朝，一党在野，两党各

自侧重组织训练，实行政治竞赛。李蒸还希望蒋介石作“中国的林肯”。这

种意见得到多数大专院校分团代表的支持。绝大多数青于校校友和青年军代

表，则坚决支持蒋经国“党要革新，团要改造”和“党与团之人事分立制度”

的意见。⑤总之，正如程思远回忆所说：“整个上午，可说都是一片组党之

声。凡是发言人提到组党，就引起热烈的掌声。他们所持的理由，是说国民

党已经腐败到不堪救药，不足以肩负实现三民主义的重任；青年团必须组成

新党，乃能复兴中国的革命。”⑥会上也有一二人如谷正纲和任卓宣，认为

组党事关重大，必须慎重考虑，但是这种意见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显得十

分软弱无力。

下午继续开会，蒋介石偕宋美龄到会，听取大会的意见。到后半场，黄

宇人终于发言了。他说国民党曾有过光荣的历史，今日的腐败无能，总裁应

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党政大员，都是总裁直接任命的，他们直接对总裁负

责，不受舆论和民意机关的监督，可见总裁所负责任最为重大。如果青年团

要组成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必须另选出一位领袖，才能在新环境中发挥

其领导才能。否则，我们的团长以一身兼任两个党的领袖，当新党攻击国民

党的腐败无能时，他将何以自处？经黄宇人这么一说，全场为之默然。

在尴尬的气氛中，蒋介石当即将上下午的发言加以总结，他说：“今天

上午听了各位讨论党团关系的意见，有的主张党团仍旧应该保持现有的关

系，有的主张本团应该脱离本党而独立，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大家讨论

这个问题，一定是误会了我上次在干、监联席会议上所说的话。我当时是说：

团的工作性质和方向，在这次代表大会中必须予以慎重的研究，并没有说团

必须离开党，尤其不主张团另外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蒋介石继续说明他之

所以提出研究团的工作性质和方向，是因为他清楚地看到，“现在抗战已经

胜利一年了，不仅革命没有成功，主义没有实现，而且本党在过去一年间，

外而遭受国际的批评，内而招致反动派的低毁”。“然而过去一年中，我们

党团工作和行动的表现，实在没有进步。不仅没有进步，而且一天天的腐化

堕落下去”！如何冲破目前的危险，“这个问题时时索绕在我的脑筋中间。

恰在这个时候，本团二全大会即将开幕，所以我提出前次的意见，目的是希

望大家重整革命的阵容，发挥革命的力量，来消灭我们当前的敌人”！他矢

口否认有过把青年团改组成政党的打算，是人们误会了他的话，“决没有改

团为党的意思”！并提请与会代表注意，一个政党应有一个党魁，他只作国

民党的总裁，三青团如果组党，由谁来作党魁，这是值得慎重考虑的问题。

言外之意是坚持一党由他独裁，而不赞成党团分立。蒋介石这样一段话，顿

使主张改团为党的人，张口结舌，偃旗息鼓。

蒋介石除了否认他有改团为党的意思外，还对团的现状表示极度失望。

他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种心理，一种是逃避现实，

不敢面对困难，一种是维持现状，苟安偷情，不求进步。这两种心理，都是

失败主义的心理，卑怯情绪的象征”。对党团内部的情形，“我是悲愤忧惧”。

他说：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使本团恢复到民国二十七年初成

立的时候一样，使全国的青年踊跃加入”。但是，“本团不能脱离本党而独

立。如果党团分立，且不说其他的条件不够，即以两党共同拥戴同一个领袖，

这就是一个笑话，而且共产党一定作为宣传的资料蒋介石还提出，今后党团

应从组织上截然分开，“本党的六全大会曾经决议把本团改隶于政府，”原

是青年团干部并已经在党的第六届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的，在这次大会

选举中，应不再选入青年团中央领导机构。他提出“团员决不要以从政为唯

一的目的，至少在五年以内不做官”，团的工作必须从社会最基层去努力，

“要实行中国之命运中的五项建设，团员应实实在在去做乡村自治员，工程

师，边疆屯垦员，小学教员和飞行员”，专心致力于社会服务工作。⑦“解

决中共问题完成统一”，是蒋介石为这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又一重要议题。

其时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的全面反共内战已经进行了两个多月，在优势兵力

和美式装备之下，攻城略地，正沾沾自喜于一城一地之获取。蒋介石在这次

会议上口出狂言：“一年以内我们一定能统一中国，三年以内我们一定能把

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因而，三青团内反共反民主主战的势力更为猖獗，主和的民主势力更加

孤立。在会议讨论到国共争端战与和的问题上，中央监察邵力子、谭平山等

力主履行国共双方代表签订的《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执行“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

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谭平山还在会内会外主张国共双方继续协商，并具体

建议“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由共产党领导，黄河以南归国民党领导，实行

政治竞赛”。谭的这种建议，在会下得到一部分人的赞同，但在会上却遭到

主战派的强烈反对。其中尤以青年军代表、青干校校友会理事祁宗汉的发言

最为激烈，甚至竭尽讥讽、谩骂之能事，使坐在会场鬓发斑白的谭平山极为

难堪。

为鼓动三青团员的反共情绪并消除其对国际形势的疑虑，9 月12 日，在

大会的闭幕典礼上，蒋介石做了《关于目前国际形势之分析》的秘密报告，

他认为国民党面临两大问题，对内是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对外是苏联的外交

问题。国民党内一些人认为苏联必然援助共产党，苏联对于国共两党的成败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蒋介石重点说明了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关系及其演

变情形的看法。

蒋介石说：“苏联同情中国共产党和同情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一样。他实

行世界革命，当然希望各国的共产党能夺取他们本国的政权，成为苏联的与

国和亲近国，像欧洲的波兰和南斯拉夫”。但是，苏联的政策并不是按预定

一成不变的，“苏联是否积极的扶持一国的共产党，问题不在于苏联本身，

而在那一国的政治状况。对于中国也是一样”。苏联是否援助中国共产党，

要看中国国民党政府本身的力量如何，如果中国国民党政府本身力量雄厚，

苏联决不会公开支援共产党。“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用几句简单的

话来说明，这就是：如果苏联真正支持中共，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一是中共有足够的力量，可能推翻政府；一是苏联愿意挑起世界大战。如果

这两种情况都不存在，我们可以断言苏联是决不会公开援助中共的”。“如

果中共的存在对于苏联无害，苏联当然也不妨支持中共，但是如果政府有力

量可以消灭共产党，苏联决不会公开地阻止的”。蒋介石分析说：“二十余

年来，苏联对中共所取的态度可以说是无爱于共产党，只是听他自行成长，

苏联不妨碍中共的成功，但决不会出力挽救中共的失败”，他提醒各位明白，

“不要因反对中共而反对苏联，引起苏联的误会⋯⋯无论共产党成功失败，

苏联不会放在心上，他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是这样，对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共产

党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虽然反对中共，却还要和苏联保持国交上友好的关

系”。由此他得出结论：“一年以内我们一定能统一中国”，消灭中国共产

党。⑧会议发表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充分表示

了三青团“两面作战”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它认为抗战胜利己达一年的今天，

国家不能统一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挟持武装暴力”，“制

造内乱，分裂国家”；“一方面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一般发国难财胜利

财之奸商，肆其无厌之欲，以扇扬物价，剥削大多数同胞，使战后人民痛苦

无法可以解除”。

对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我们必须拥护国家的统一”，不厌其烦

地弹唱“统一是立国的必备的条件，是社会安定和人民自由的保障，也是实

行民主建设国家的前提”的老调。所谓“统一”，就是“国家军令政令的统

一”，就是迅速消灭“国家以内更有国家，军队以内更有军队的现象”，它

蛮横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厉行军队国家化，将他们的武

力统编为国家的军队”，也就是交给国民党蒋介石，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可以

成为“合法的政党”。

对参加民主运动的各民主党派，三青团采取这样的逻辑：凡是不赞同我

的站在我的对立面的都是我的敌人所指使的，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宣言》首先声称“到了宪政实施的时候，无论任何党派只要不违反三民主

义，不图谋危害民国，都应该得着合法的生存和保障。”继而笔头一转，“惋

惜”的是，现在各民主党派“把党派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把政党道德放

在政党力量之下”，政治主张的“内容精神受共产党的操纵挟制而无法自主，

其行动言论受共产党的支配主使而丧失其独立的宗旨”，“甘为共产党的外

围，徒为共产党张目”，因而必置各民主党派于死地。

对于党团关系，《宣言》既没有公开承认国民党对于三青团的领导隶属

关系，也没有提出三青团所担负的所谓历史使命，而只是闪烁其词，说：“党

与团在同一主义同一领袖之下担负国民革命的共同任务，但党与团的干部与

工作则明确划分，俾各尽所能，各专其职”，以此种方式宣告改团为党的失

败，而依旧维持党团并存的局面。⑨

12.3“太子系”登堂入室进入领导核心，陈立夫败北出国“考察宪玫”，

被迫息影政治，乃至到美国开办养鸡场

改团为党的失败，给三青团、给黄埔系都留下了深深的历史遗憾。

直到1976 年，在台湾的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成员白瑜回忆说：“在牯岭青

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公曾两次嘱干事、监察另开联席会议，有话交

代。第一次他老人家到场后，含笑徘徊会场，只说：‘你们先讨论罢。’而

缓步退出。讨论什么，大家只有风闻，竟无人提出两党问题。第二次蒋公到

场已入席，且从口袋中取出纸条，看看又塞入了，只说些其他，央央而去。

我欲提出两党问题，但观大势，未敢贸然”。蒋介石欲言又止，使“团方”

的人不得要领，而贻误了改团为党的时机。

白瑜分析改团为党失败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大会中已有团员锋芒毕露，过份嚣张，团结不易；

二是同CC 系对立的掌握三青团组织大权的黄埔系核心人物康泽此时受

到蒋经国的排挤，到美国考察，未参加这次大会。“康返国，他言及此事，

很感动地说，牯岭之事，是他料想不到的”。

三是三青团内没有形成重心，这是最根本的原因。陈诚、张治中先后任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但均是兼任，各自都有繁剧的军政事务，

陈诚于1946 年6 月再度出任后，仍然不能放下兵权，书记长一职总是请人正

式代理或代行，团内尚无重心。改团为党如此重大的问题三青团中央领导机

构并未进行讨论，其失败是理所当然的了。⑩

从表面现象看，这次“党方”与“团方”的争斗，以“团方”败北而告

终。但是从深层的意义讲，是“党方”CC 系的失败。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事项是选举中央干事会和中央监

察会。蒋介石企图通过这次选举实现父子相传的目的，使蒋经国全力控制三

青团。选举前，大会先通过中央干事、监察选举办法，明确规定：“第一届

中央干事候补干事中央监察候补监察除本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外，

皆为本届中央干事监察当然候选人，但自愿辞去中央党委者仍为当选人”。

（11）这一规定的含义是，在国民党中央已有兼职者，必须声明辞去党的兼

职，否则不能作候选人。自然，这对于蒋介石是个例外，他必须既任国民党

的总裁，又任三青团的团长。而放弃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权势，这对控制国

民党党务的CC 系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有不少国民党内的权位显

赫者不得不声明放弃被选举的资格。程思远回忆说：“我当即去函大会秘书

长倪文亚，说自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愿意放弃候选人资格。”（12）

9 月11 日，在十二次大会中选举中央干事和监察，直到午夜开票工作尚

未完毕。次日上午，蒋介石亲到大会宣布选举结果。9 月13 日，蒋介石亲自

主持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届中央干事第一次全体会议，提出了中央常务干

事、监察的名单，中央常务干事有：陈诚、蒋经国、袁守谦、胡轨、郑彦?薄?

李蒸、张其昀、贺衷寒、何浩若、黄少谷、黄宇人、倪文亚、程思远等28

人，常务监察有刘健群等7 人，陈诚为中央干事会书记长，袁守谦、郑彦??

为副书记长，蒋经国为中央常务干事兼第二处处长，直接掌握三青团的组织、

训练、女青年等部的实权。

然而，蒋氏父子的目的仅仅在于排斥CC 系和康泽系等对三青团有重大影

响的人。对蒋经国的接班不会有影响的，他们还是可以接受的，如声明放弃

候选资格的程思远赫然名列其中，程思远说：“我还是当选为中央干事”，

“令人诧异”。此外还有蒋经国、黄少谷、郑彦?薄⒛呶难恰⒑魏迫簟⒘踅?

群、张其昀、贺衷寒等，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依旧被选为三青团

中央干事，至于原任中央常务干事的陈立夫、段锡朋、梁寒操、朱家驿、康

泽等都没有声明放弃候选人资格，但是实际上已经榜上无名了。曾任中央干

事会书记长的张治中，因已调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被取消了中央干事资格。

大会给张治中发去一电报，谓略：“国步多艰，边垂多故，先生秉承国策，

宣勤边疆，宏扬主义，⋯⋯促国族之团结”等，以示慰勉。（13）

由此可见，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种种规定和政策的执行因人而异，

都是为派系争夺服务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改团为党的努力虽然失败，

但是通过这次大会，排斥了CC 系，蒋经国手下的人马登堂入室，进入核心领

导层，蒋经国牢牢地掌握了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大权。CC 系在国民党

内的地位也一落千丈，此次会议后不久，陈立夫被蒋介石派出国“考察宪政”，

离开国民党统治集团权力核心，这也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陈立夫被迫息影

政坛，到美国开办养鸡场的原因。

注：

①《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团长训词部分第5

―6 页。②《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一类重要议

案第170―173 页。

③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4 辑69 页。

④《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会议经过部分第24

页。

⑤《文史资料选辑》第74 辑第70 页。

⑤程思远：《政海秘辛》第191 页。

⑦《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团长训词部分第7

―12 页。

⑧《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团长训词部分第20

―22 页

⑨《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大会宣言部分第1

―9 页。

⑩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印行《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02 页。

（11）《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会议记录部分

第145 页。

（12）程思远：《政海秘辛》第192 页。

（13）《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会议记录部

11 外困内挫中的蒋经国走了三着败棋

11.1 梁寒操、叶青等秉旨认为国民党存在十大危机，鼓噪要“三次革

命”、“两面作战”

11.2 蒋经国要部下“把‘新赣南’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关’的革命豪情，

带到东北去”“接收东北”时，东北人民选择了用鲜血、用生命换来抗战胜

利果实的中国共产党人

11.3CC 系煽动政大学生罢课，拒绝蒋经国出任教育长，如意算盘再度落

空

11.1 梁寒操、叶青等秉旨认为国民党存在十大危机，鼓噪要“三次革

命”、“两面作战”

1945 年8 月，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和平民主的希望。

本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千载难逢的契机。国民

党政权是一个在形式上合法的全国政权，蒋介石有“抗战领袖”和“四强首

脑”之一的桂冠，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了帝国主义――强邻日本的入侵，

接收了日本在华的全部财产并得到美国的援助，而且有数百万的军队。在国

际上声誉之隆，中国近代史上无有出其上者。可是，这些有利的因素，他都

不善于运用，他宁愿作一党的领袖，而不愿作整个国家的领袖，坚持独裁、

反共、内战政策，发动全面内战。结果，他的政府一败涂地，其崩溃之速，

令世界瞠目。

国民党在北伐完成之后，军政时期便应该结束，继之立刻实行宪政。这

是孙中山所定的军政、训政和宪政的步骤。“训政”的意义就是训练人民行

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接受宪政的政府。按照这一原理，议会政治和人民的参

政权，必须及早实施。孙中山的原来的计划是好的，但是在执行时如何避免

把“训政”变成独裁，却不容易做到。蒋介石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权

力，把过渡时期――训政时期无限期的拉长，把孙中山的理论推向极端，一

方面以“训政”的名义，贪婪地包揽和垄断了一切政治权力，一方面高谈地

方自治。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这样解释说：“依照建国大纲的规定，

军政时期之后，继之以训政时期。基本的工作为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

实施，又当以国父手订的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为则。至于宪政时期的标准，又

当视地方自治实施的成绩以为标准。”蒋介石爱谈地方自治，因为只有在地

方自治的名义下，国尺党才能掌握地方的一切权力，才可以增加党员的数目。

直到有一天，国民党员完全控制地方政府的目的达到了，它才宣布进入宪政

时代。立宪政府未成立之前，谁控制了国民党的军事、财政大权，谁即可独

断独行。

“训政”的意义便是使国民党能将政治权力永远归其操纵。因为没有宪

法、国会和责任内阁，所有国防、财政、外交，都归国民党所决定，而党的

权力又集中在“总裁”蒋介石的手里，只要有蒋介石的一纸便条――“手谕”，

批准的经费等事项，便属有效，只凭这一张便条，即可畅通无阻。这种制度

自然会被滥用。任何一个被蒋信任的部长，例如陈立夫，可以直入蒋介石的

办公室，取得一大笔经费，那些并非亲信的部长，则根本办不到。所谓“训

政”，最终不是党，而是个人的统治。蒋介石只信任自己的亲属，如连襟孔

样熙、小舅子宋子文以及同他有特殊亲缘关系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此外

从不信任别人，因而独揽大权于一身，既是国民党的总裁、军事委员会委员

长，国民政府主席，又曾兼行政院长、四川省主席和37 个大学的校长，权力

无限。因对别人不信任，所以一切都由他作主，甚至在前线作战的将领，必

须完全听从他的指挥，不能因时因地制宜有所更改。在他的周围，蒋最喜欢

用庸才，因为他们一切惟蒋介石之命是从。

这种独裁统治是引起国民党内争的根源，也是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根

源。刚直不阿的人必然不愿意曲意奉承，俯首听命；老谋深算的人更会善察

蒋的气色加以利用。对蒋介石而言，宪法只不过是工具，他从不相信宪法是

必须经人民所同意的民意的结晶，法律是神圣不可违背的，也不明白何以因

立宪而闹出许多争执。蒋介石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个人的政府，宪法只是

为统治者装璜门面的奢侈品，为统治者随心所欲使用的工具。如在训政时期，

有关国家政府主席的职权，可以因人随时变更宪法，当林森当国民政府主席

时，他只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大权掌握在行政院长（即蒋介石）

的手里，所以人们戏称林森为“监印官”；当蒋介石当国民政府主席时，他

则赋予自己在决策上握有绝对权力。

任何个人的独裁统治，都是以他们简单的头脑，处理复杂的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都是以极不光明的手段对付异己与异党，其结果只能是积累黑暗，

制造奴才，增加罪恶。而独裁者未有不偏于保守的。因为独裁者的第一个目

的，便是平平稳稳的紧握他们的既得政权，为此他们口头上死守教条，最厌

听异闻异说，袁世凯祭孔郊天，蒋介石要孙中山遥接尧、舜、禹、文、武、

周公、孔子的道统，实际都是自利私图。一切统治者的始意原也想求得成功，

可是凡是独裁者都必然循着同一道路纷纷倒下而败不旋踵。袁世凯、希特勒、

墨索里尼等独裁者都是天下之至愚，故独裁者最难觉悟，乃至至死不悟！

蒋介石也不例外。为维持他的独裁统治，一方面他竭尽全力地消除异党

和一切反对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屡屡声言消除国民党内部的腐败现象。

作为同国民党共奉同一个领袖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大政方针上自然同

国民党是一致的。但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同国民党又有分歧。三民主义青

年团的多数骨干分子认为，国民党的精神已经暮气沉沉，国民党的组织已被

腐蚀得千疮百孔，它已经难以有所作为。因此，在抗战胜利前后，三民主义

青年团提出的口号是：“三次革命”和“两面作战”。

所谓“三次革命”，按照蒋介石、蒋经国的解释，即1911 年推翻满清封

建王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是“第一次革命”；1927 年的北伐战争摧

毁北洋军阀的统治，统一全国是“第二次革命”；现在，要进行消灭共产党

的“第三次革命”。

而要进行所谓的“三次革命”，必须实行“两面作战”。

所谓“两面作战”，一面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一面是同国民党内的腐

败势力作战，而同共产党作战，又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要任务。

实际上，在抗战后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主要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反共方

面。

仅从1944 年底以后三青团召开的第一届中央干事会数次中央常委会议

的提案及决议，即可以看出三青团性质的转变过程：

第30 次会议：反共专家、中央常务干事任卓宣（叶青）提出，“目前有

人假借民主政治之口号，提出国是会议之主张，企图于经济、军事双重困难

之下，造成政治危机，本团应采取何种方法，协助党国，请讨论案”。会议

决议交组织处、宣传处会同研究对付人民民主运动的有效对策。

第31 次会议；常务干事黄宇人、任卓宣提：“为发动党员团员踊跃从军，

应明定凡登记从军之党员团员，即为本党本团之基本党员团员，战后各级政

府官吏及公职人员，须一律以此党员团员充任为原则，杜绝投机分子混入，”

“确保”“政权之纯洁。”会议决议送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审

议，然后下发执行。按照这一提案，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态将更为完备，国

民党一党垄断一切政治权力的制度将更为严密。据此案可看出，蒋介石当时

向全国人民许诺的“实行宪政、还政于民”只不过是一种欺骗而已。

第36 次会议通过常务干事梁寒操等7 人提出的《战局严重，应确定思想

领导之中心工作，以实行精神动员，为必要时广泛发动团员与青年之准备》

和《劈斥召开国是会议，组织联合政府谬论办法》两案，这两个议案的具体

内容不详，但是从议案题目可以看出，都是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国”的政

治体制，矛头直接指向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此外，这次会议还通过《准

许党员团员经常对中共采取合理之批评态度案》，这无疑是鼓励、怂恿和支

持国民党员、三青团员的反共反民主行为。

第37 次会议通过《中国民主同盟最近设立民主青年社，号召青年加入，

本团应如何采取有效对策案》，限制和破坏民主党派，也成为这一时期三青

团的重要任务之一。①从以上数则决议，即可以看出，在抗战胜利、民族的

敌人被驱逐出国土以后，三民主义青年团便失去了任何对外进行民族斗争的

作用，它的性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完全成为国民党蒋介石反共和阻挡民

主潮流的工具。

抗战胜利后，由于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人选的变动，对三青团性质

的变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1945 年9 月，积极主张和参与国共和谈的三

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赴新疆解决伊宁事件，继而兼任新疆省主席，

从1946 年起，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一职重由陈诚兼任。在反共问

题上，陈诚、蒋经国等属于国民党内的“少壮派”、主战派，始终是坚决坚

持用武力、用战争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而与政学系等主张同共产党进行和

平谈判的人们截然不同。他们反对重庆谈判，反对政协决议。在撕毁政协决

议，发动全面内战方面，他们也应负重要的责任。

抗日战争的胜利，给对和平民主祈求已久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也给

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拥有武装和政权的国共两党提供了调整方针，施展才能

和大显身手的契机。蒋介石郑重其事地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召开由

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个方面参加的政治协商会

议，然后又撕毁政协决议，当国民党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妥当后，即在1946

年6 月对中国共产党发动全面内战，并在次年实行所谓“戡乱总动员”。反

人民反民主的不义之战使蒋介石国民党输得一败涂地，最终把自己“戡”到

了孤岛。

以军事力量消灭共产党，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作战”的一个主要方面。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另“一面作战”是针对国民党内的腐朽势力而言的。

如前所述，改造腐败的国民党，是蒋介石组织三青团的目的之一，对国民党

的腐败无能，三民主义青年团始终是痛心疾首的。

抗战胜利以后的1946 年，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力主，在国民党内发生了一

场“革新运动”。

“革新运动”的发起者是梁寒操、叶青、刘健群、徐复观等，从2 月开

始，他们多次在重庆召开座谈会，并创办《革新》周刊从事宣传鼓动。

他们认为，国民党的历史就是不断改组的历史。中国国民党在1924 年之

前，平均每隔六年要重新改组，另定名称一次。1905 年，兴中会、华兴会、

光复会共同组织同盟会，1912 年初，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4 年孙中山在

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9 年又改组称为中国国民党。他们认为，当时处于

由训政向宪政推移的时代，在名义上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党在训政时代

的组织、训练、宣传、民运等等方面的内容和形式均须改变，以适应国民党

既要在名义上结束训政，又要在实质上维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需要，这是他

们亟需发动“革新运动”的主要原因。

所谓“革新”，即革故鼎新，除旧布新。革新与革命的区别在于“革”

的对象上，凡是甲以乙为对象的，便是革命；凡是甲以甲

或乙以乙的自身为对象的，便是革新。

对于号称力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而不实行三民主义，国民党革新派是直

认不讳的。1946 年7 月的《革新》周刊创刊号登载了《我们的呼声》，这篇

文章检讨了整日三民主义和总理遗教不离口的国民党并没有实行三民主义，

指出：“我们说在民族主义方面，固有辉煌的成就，然而在推翻北洋军阀政

权之后，提出实施训政，并未本着民权主义的精神，实行训练民众，行使四

权，致使保甲组织，只便宜了土豪劣绅的抬头，毫无助于民权之发展。”

“民权主义的理论，本来标示权能分开，五权分立，但在以党训政时期，

於权能关系，实未能根据原意运用适当，以致民意不张，政治失监察之效，

官僚窃弄，社会成钻营之风。”“本党同志对于民生主义的理论，理解甚浅，

信仰不笃，⋯⋯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及发展国营民营事业诸端，均未实

行。只看见官僚资本，以及其他寄生者之投机横行，腐蚀国民经济，使全国

大多数人民在饥饿线上挣扎。”“今日的本党，已为官僚主义及派系主义所

腐蚀，失掉民主之精神，⋯⋯政府各机关多泄沓因循，虚张粉饰，丧失为理

想而奋斗的精神。各级官吏多瞒上欺下，鲜有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政府机

关或党务机关，一切措施多与人民相隔离，成为腐败的衙门”。②“革新派”

认为，国民党的危机有以下10 种：

“1.党离党员，党员离党；

2.党离民众，民众离党；

3.上层有党，下层无党；

4.都市有党，乡村无党；

5.做官有党，做事无党；

6.为私有党，为公无党；

7.空谈有党，实行无党；

8.党内有党，党外无党；

9.党的头大，党的脚小；

10.党的名存，党的实亡。”③国民党“革新派”还制定了所谓《党政运

动暂行纲领》，提出他们的态度是：

“一反对在党厌党的消极思想，反对弃党造党的狂妄思想，而主张彻底

革新我们的党。”

“二反对党外分化本党的阴谋，反对党内有碍意志统一的派系观念，而

主张彻底团结我们党内所有忠实同志。”

“三反对投机分子入党，反对动摇分子留党，而主张慎重地征收党员，

严格的管理党员，认真的清查党籍。”

“四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作风，而主张说真话，做实事，争主动，尚积

极，接近群众，深入群众，实行民主作风。”

“五反对曲解我们的主义，割裂我们的主义，空谈我们的主义，尤其反

对搁置我们的主义，而主张正确的阐扬我们的主义，认真的实行我们的主义，

尤其不容许负有实行主义责任的任何党员搁置我们的主义。”④说老实话，

像这类空空洞洞的几条原则，实际上只是纸上谈兵。国民党统治中国虽已经

20 年，只顾到统治地位的保持，而无力顾及解决当前党内党外的实际问题。

国民党的腐败势力根深蒂固，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腐败的毒素已进

入血液，浸入骨髓。所谓“革新”，“打倒官僚资本”，“肃清官僚主义”，

“惩治腐败”，“彻底清除贪污腐化和坏分子”，但只不过用一些假话、空

话、大话、套话自欺欺人而已。到1947 年3 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革

新运动从人们的视野中消逝了，5 个月后，《革新周刊》也停止了出版和发

行。

11.2 蒋经国要部下“把‘新赣南’的创新精神和‘复兴关’的革命豪情，

带到东北去”“接收东北”时，东北人民选择了用鲜血、用生命换来抗

战胜利果实的中国共产党人

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整个历史相伴生的是派系的角逐和争斗，在成立初

期是黄埔系和CC 系的争斗，稍后是以蒋经国为首的“太子系”、以康泽为首

的黄埔系、以陈立夫为首的CC 系的三足鼎立，那么，在抗战胜利之后，康泽

遭受到蒋经国系接二连三的沉重打击后，已经败下阵来，由三方变为两方，

蒋经国同CC 之间的矛盾，更为尖锐，更为突出。他们短兵相接，CC 系借蒋

经国办外交的失利，借战后高校的复员等问题，对蒋经国使绊子、捅刀子，

他们之间的争夺更为剧烈了。

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提供了

一个施展才能的舞台。抗战后期的蒋经国，事业飞黄腾达，一边是青年军政

治部主任，一边是中央干部学校的教育长，他既掌握军队，又掌握三青团，

他有他自己的组织系统和干部系统，似乎有一股无往而不胜的力量。此时的

蒋经国除了负责青年军的复员国民党的革新等内政事项外，他的父亲蒋介石

没有忘记让他到外交第一线增长才干，去植基拓疆，建功立业。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蒋经国风尘仆仆，往来于莫斯科和重庆之间，为中

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5 年6 月27 日，重庆国民政府派出

以宋子文为团长的代表团，专程去莫斯科，蒋经国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领导人奉行的是“利用苏联在华谋求利益

的欲望去削弱共产党的政策”，⑤便以承认苏联方面的要求为条件，促使苏

联领导人只支持国民党。美、英、苏三国领导人背着中国方面签定损害中华

民族利益的《雅尔达秘密协定》。为使雅尔达会议上这种秘密交易得以生效，

美国政府极力推动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订立一项同盟条约。代表团此行的使

命，是完成蒋介石在美国总统的压力之下，依照《雅尔达秘密协定》，同苏

联谈判签定条约的任务。

在这个代表团中，蒋经国并没有一个名正言顺的身分，因为他在国民政

府中没有担任官职。然而，他又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蒋介石的

儿子，能够直接地代表蒋介石的意志，曾经留学俄国13 年，通晓俄语，和斯

大林有一面之缘，便于直接谈判。

这个代表团同苏联周旋的结果，是1945 年8 月14 日，国民党政府同苏

联政府签定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

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外蒙古问题等进行了换

文。这些条约、协定和换文规定：宣布大连为一自由港，所有港口工事和设

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租期为30 年，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

地，苏方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长路等方面的权益。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

定，使中国失掉了外蒙，出让了东北的主权，换取了斯大林支持蒋介石“领

导中国统一”的保证。条约签定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声明：“苏联政府同意

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他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

政府即国民政府。”并确认在东北“一俟收复区任何地方停止为直接军事行

动之地带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即担负管理公务之全权。”在《中苏友好同

盟条约》签定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向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表示，感谢他帮助

奠定中苏接近的基础，并说明自己理解中苏条约表明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

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国民政府”。⑥由于蒋经国在这次“给

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的外事活动中的特殊作用，8 月14 日，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以后，立即发表了蒋经国担任“外交部东北特派

员”的任命。

此时的蒋经国高兴地沉醉于美丽的远景，“经常对着地图，用红蓝铅笔

勾划他开天劈地的美妙蓝图”。8 月底，他在三青团中央干校高层汇报时，

宣布了两项新的规划：

一是外交接收东北。中央干校将组织一批师生，随同蒋教育长去东北，

要抢先抓住接收东北的权力。蒋经国说：我们要把“新赣南”的创新精神和

“复兴关”的革命豪情，带到东北去，建设“新东北”。

二是干校复员北平。这是干校副教育长胡轨的建议。胡轨在干校公开对

学生讲，干校要秉承校长蒋介石的指示，成为“政治的黄埔”。要成为“政

治的黄埔”，必须趁抗战胜利的大好机遇，进行一场“政治北伐”。为此他

特向校长建议：干校复员迁到北平，以便在那里建立“政治北伐”的大本营。

蒋经国在于校高层中透露，校长原则同意干校迁北平，但是必须等到各学校

的复员工作展开时，干校才能着手迁校。因为中央各院校可复员于原所在地，

尤其是与三青团长期对峙的CC 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在南京已有相

当规模，有原校址，而三青团中央干校是抗战期间在重庆成立的，它无“原”

可复，这正为迁校于北平提供了一个借口。干校迁北平，在北方开创新局面，

是蒋经国理想中的上策。

为达到上述两个目标，蒋经国作了相当的努力。但是在内政外交的运作，

并不像在地图上勾划蓝图那样轻松如意，一接触实际问题，蒋经国的构想即

被击得粉碎。

为接收东北，蒋经国早在是年初就在中央干校办起“东北青年训练班”，

招收大学文化程度的东北籍男女青年百余人。蒋被委任为外交部东北特派员

之后，就同东北班学生研究到东北接收的各种问题，他不断找学生个别谈话，

学生遵从他的指示，绘制了大幅的东北九省地图，挂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经

常对着地图圈圈点点。他从干校教授职员和学生中选调了一大批人充任特派

员公暑的骨干。作为第一批接收大员，蒋经国满怀信心，率领他们，浩浩荡

荡，于1945 年10 月12 日，自天而降于长春。

外交接收东北，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内政外交的第一件大事，蒋介石

亲派其子出马，本想乘借《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东风，让爱子在外交内政两

大方面均建立功业。蒋经国也踌躇满志，信心百倍的去订条约，办外交，搞

接收，但是，接收东北牵涉到内外方方面面的复杂因素，并不能如蒋氏父子

的一厢情愿。

第一，国民党在东北地区毫无基础，当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采

取“不抵抗主义”，没放一枪一弹放弃东北，置东北人民的生死于不顾，其

后忙于“安内”“剿共”内战而无暇顾及东北，使东北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

义铁蹄的蹂躏长达14 年之久，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日本投降，蒋经

国忽然从天而降，要来接收，如何立足，如何取得东北人民的认同和谅解，

这些接收大员心中无数。

第二，国民党在东北，早已失去人心，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地方的

抗日武装，他们和东北民众血肉相联，加之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之后就制

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林彪等大队人马已进入了东北，

组织了东北民主联军。因此，东北人民纷纷起来，阻止国民党政府坐收抗日

的胜利成果。

第三，蒋经国虽然与苏联有着密切的关系，又同斯大林有会谈缔约之缘，

但是进驻东北的苏联红军，却另有所想，他们既没有给这位特派员以外交的

礼遇，更不理会蒋特派员的外交接收，而是助长东北的民众围困国府大员，

使其动弹不得，于是，“太子系”接收东北的如意算盘被打破了。

蒋经国作为特派员接收东北的凄然情形，蔡省三作为他的随员，在《蒋

经国与苏联》一书中有如下的描写：

“东北的客观形势和蒋氏的主观设想，是那么大相径庭。外交特派员公

署蜷局于长春一家伪满大臣的住宅内，竟然寸步难行，东北行营也就一筹莫

展了。蒋经国交涉的对手，不仅是统帅百万苏联红军进驻东北的马林诺夫斯

基元帅，而且还有此起彼伏成群结队的‘暴民’，经过‘五百零四小时，的

折冲樽沮，又劳第一夫人宋美龄不避严寒，飞往长春，由经儿陪同，慰劳苏

军，深表‘友好’，结果呢？马林诺夫斯基回答的是这个‘不理’，那个‘不

行’。讥笑蒋经国‘精通’的俄语，说得他也听不懂，”“于是，‘国军’

登不了陆，官员下不了乡。终于陷于‘民主联军’的重围，乞求苏军的保护

又不可得，无可奈何，外交特派员公署于1946 年1 月撤至北平，蒋经国凄然

地返回重庆。父亲接收东北的如意算盘，儿子经营东北的美妙蓝图，都宣告

粉碎了。”

这场接收梦对于蒋经国来说，可以纪念的只是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1945

年10 月25 日至11 月14 日，在东北办外交的经过，后来加上了题目“五百

零四小时”公开发表。

到长春的第二天，即10 月26 日的日记，蒋经国是这样写的：“下午俄

顾问巴某来见，彼代表马林诺夫斯基正式向我方说明，谓自我行营来长春后，

各地多发生反俄行动，并声明不准我行营人员出外视察。巴某语意似指所谓

反俄行动，间与行营有关，而语气与态度，则完全带有恐吓性与警告性，确

实使人难受。”在这“五百零四小时”中，蒋经国时时处于“独居卧室”“闷

坐”，“悲痛泪下”，“忧烦不复成寐”的状态中。

CC 系正好抓住这个机会，落井下石。它一方面责难蒋经国特派员“外交

失败，丧权辱国”，一方面利用其所控制的国民党组织系统和教育部行政系

统，在重庆各大专院校以至中学，为接收东北的失利，鼓动学生反苏反共，

各学校纷纷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大造舆论，谴责苏联吞并外蒙侵占东北并扶

植中共，同时抨击国民党政府外交软弱无能。1946 年2 月22 日，CC 系在

重庆发动了大规模反苏反共游行示威。参加的学生有几万之众，他们散发传

单，在沙坪坝、两路口集会演讲，演讲中公然点名质询蒋经国，指责蒋经国

接收东北的失败。

这一举动，无疑极大地顿挫了蒋经国的锐气，打击了蒋经国的势力，损

害了他的声誉。

CC 系打击蒋经国的另一手，是阻止蒋经国出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

11.3CC 系煽动政大学生罢课，拒绝蒋经国出任教育长，如意算盘再度落

空

接收东北的失败，也使蒋经国将三青团中央干校迁北平的设想成为泡

影。他的发展目标又转到南京。

恰好在1945 年底，CC 系向蒋介石建议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同

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合并，设立国立政治大学。因为在中央干校创办之初，

CC 系就有为什么要办性质相近的两所学校且两校同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怀

疑，有“既生瑜，何生亮”的感觉，这种不满情绪随着蒋经国势力的膨胀日

益增长，并一遇到时机，就要发作出来，CC 系想通过并校抑制蒋经国。

蒋介石对CC 系的用心早有所察觉，但他自信以最高领袖的地位和威望，

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各派系玩于股掌之中，于是决定将计就计，采纳CC 系的并

校的建议。在血缘和部属之间权衡，自然血浓于水，蒋介石的私心是，只要

有利于蒋经国的，即是有利于他的，扩大他儿子的实力就等于扩大他自己的

实力，所以他预定由蒋经国出任国立政治大学的教育长，由他自兼校长，这

不仅可以保持“父子家校”的传统，借干校复员还都的机会，为其子换上一

块更大的新招牌，而且掌握了中央政校，削弱了CC 系的势力。所以，在重庆

决定并校之初，蒋经国就在中央干校的高层会议上表示：将来的政治大学，

要进一步发扬干校的“革命传统”，实现更高的目标。于是干校上下，信心

十足，磨拳擦掌，即将在南京成立的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一职似乎是非蒋

经国莫属了。

但是，三青团中央干校和国民党中央政校比较起来，它有先天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干校由于成立的历史很短，在南京没有落脚点；而中央政

校有十多年的历史，在抗战前，它在南京瓦廊有校舍。早在抗战胜利之初，

国民政府代表到南京受降时，CC 系就布置中央政校的人员到南京接收，修聋

政校校舍，随即就陆续复员到南京。而这时中央干校还在迁校北平的梦幻之

中。

第二，由于基础不同，两校的规模不成比例。1946 年3 月5 日复员令

下，政校就在南京宣布上课，恢复了原来在南京时的规模。而中央干校在年

初并校的决定宣布以后，才在重庆着手办理结束，学生在重庆全部毕业离校，

只是在暑期招收研究部第三期学员50 多人。干校的代表到南京同对方接触，

才察觉到政校人多势众，不是双方对等合二为一，而是政校接收干校。

第三，CC 系不仅掌握国民党的党务，而且控制了教育大权。整个抗战期

间，陈立夫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其时陈果夫又任中央政治学校的教育长，

陈氏兄弟先发制人，通过教育部，不等重庆干校结束，抢先公布国立政治大

学正式成立，校址仍设在政校的旧址，政校名义上结束，实际上等于维持原

来的规模，换上了新的招牌。

对CC 系的专横和步步肘掣，蒋经国有所察觉，并谋求挽救。他知道，同

CC 系争夺的关键性一步，是由国民政府主席兼政治大学校长的父亲决定政大

教育长的入选，对出任这一职务，他是绝对会稳操胜券的。

1947 年3 月，几经酝酿，侍从室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让教育部举荐蒋

经国担任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并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正式发布任命。

岂料事出意外，当国立政治大学的公告栏中贴出了“校长蒋中正”的皇

皇告示：“奉教育部某某号令：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国立政治

大学教育长。特此遵照公告，仰全校师生，一体知照。”聚集在公告栏前的

学生议论纷纷，十分反感，情绪相当激动。训导人员急忙赶到现场，劝导学

生散去。而学生的行动似乎早有预谋，在当晚即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通过三

项紧急决议：一、派代表到教育部请愿，请收回成命，撤销对蒋经国教育长

的任命，另派贤能之士。二、全校实行罢课抗议，不达目的，誓不复课。三、

在校内外广泛开展抗议活动。散会后，倾刻间，校门口就挂出了巨副标语：

“政大学生一致坚决反对任命蒋经国为本校教育长”。

政治大学的反蒋风潮报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大为震怒，凭他对派系

倾轧的经验，立即断定是二陈从中捣乱，马上召陈立夫到侍从室训斥一顿，

限他即刻去政大告诫学生，并遵从政府命令，欢迎蒋教育长莅校就任。陈立

夫则辩白说，朱家骅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他的教育部长刚刚对调，朱家

骅发表蒋经国任政治大学教育长令“并没有通知我一声，所以我一点也不知

道”。他立即遵蒋介石之命到政治大学，召集全体学生讲话。陈立夫说：“你

们不应反对经国先生，你们应该欢迎他来”。并报告蒋介石，是有“异党分

子”带头闹事，掀动学潮。⑦政治大学反对蒋经国就任教育长的风潮被压下

去后，蒋经国即向教育部递交辞呈，而后有好几天躲在家里暗生闷气，闭门

拒客，他召集中央干校校友会人员到励志社开会，表示他决不担任政治大学

教育长，他要求校友们今后加强联络和团结，把并入政治大学的研究部第三

期的学生也列为中央干校的校友。

政大的风潮使蒋经国又一次受到沉重的打击，他执意不肯去接受政治大

学教育长的职务，后来此职由教育部次长顾毓?L接任。蒋经国控制政治大学

的远景规划宣布告废。他的声誉又一次下降，旧恨新仇齐涌上他的心头，坚

定了蒋经国全面控制三青团，以同CC 系决一死战的信念。

注：

①以上四个决议案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280―

283 页。

②《革新》创刊号，1946 年7 月。

③《革新》第一卷第七期，1946 年9 月7 日出版。

④《革新》创刊号，1946 年7 月出版。

⑤（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89 页。

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1949 年出版的“白皮书”第四章。

⑦陈立夫《成败之鉴》第356―357 页。

10“十万青年十万军”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10.1 蒋经国、蒋纬国应征从军。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工班中将主任、“太

子系”插手军队

10.2 准备接班的第二步：蒋主任感慨“手里没有枪杆子不行”，应给中

央干校学生全副武装

10.3 控制青年军的复员，让青年军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成为

“国军”后备兵源的精英

10.1 蒋经国、蒋纬国应征从军。蒋经国出任青年军政工班中将主任，“太

子系”插手军队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抗战后期由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发动的一次大

规模的青年学生参军运动。

知识青年从军，是从青年远征军衍生而来的。

1943 年，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统帅中国派往印度、缅甸的国民党

军队对日作战。为了补充特种兵，例如汽车兵团、装甲兵团等，需要有文化

的青年。11 月15 日，四川省军管区接到蒋介石的手令：“於四川省内，

征集四万五千名优秀知识青年，飞印度受训，补充远征军，以作反攻中印路

之准备”。①由此开始了知识青年从军。并实施征兵制与志愿兵制并行的兵

役制度，以志愿为主，在成都等城市的大、中学校中，征集知识青年从军，

名为青年远征军。青年远征军先后成立了四个教导团，其中三个在四川，一

个在陕西，经过短期训练后，即分批空运到印度。这支青年远征军是由陈诚

系统所掌握的。

知识青年从军，由四川省揭开序幕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鉴于客观

形势，认为有全面推广之必要，遂于1943 年12 月19 日，颁布《学生志愿服

役办法》，通令施行，明确规定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志愿服役，年龄以18 岁为

限。志愿服役的学生向所在学校申请登记，经检查合格者，由学校造具清册

请军管区复查，定期听候召集，入教导团编训三个月后，按志愿分发服任特

种兵、特业兵（驻印军），或选送军校航校深造。服役期间保留学籍，由部

队考核其成绩，通知原学校，以备退伍时，按程度酌予升级，如有逃亡情形，

依法办理，并开除学籍。该办法亦适用于公教人员、党团员志愿服役者。至

于女生志愿服役者，先予登记，听候调任军事辅助勤务。

为切实控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944 年1 月，国民党最高当局特饬三民

主义青年团主持此事宜。该团奉今后，即约集教育、政治、军政各部商讨，

决议成立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聘请张治中、陈立夫、梁寒操、曾养甫、程

泽润、周至柔、康泽、郑彦?薄⒊趟荚段?委员，并指定张治中、陈立夫、程

泽润为常务委员，下设考核、服务、宣导三个组，并在学生从军指导委员会

下设主任秘书一人，康泽被推选为主任秘书。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正式发起于1944 年秋，张治中回忆说，是年8 月24

日，不知蒋介石根据何人的建议，交给张治中和吴铁城一个手条，要他们发

动党、团员10 万人从军。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和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及有

关方面研究的结果，认为与其发动党、团员从军，不如改为发动知识青年从

军，由党、团员推动。蒋介石同意了这一方案。②至于名称，有人主张用“青

年志愿军”，有人主张用“青年远征军”，最后决定用“青年军”。

蒋介石特命三民主义青年团主持知识青年从军事宜，由此在国民党统治

区发动了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为什么把知识青年从军作为如此突出和迫切的任务呢？其原因有以下几

个方面：

第一，改革兵役制度，扩充军事力量。

在中国古代，对于武事是相当重视的，武士也是文士，兵农常常合一。

从东周以至唐末，都施行“寓兵于农”的制度，故能全国皆兵，人人都能尽

到保卫国家的责任，所以唐代以前并未因外患而影响封建国家的发展。到北

宋以后，改行募兵制度，所有参加战阵的兵勇，都是由募集而来。从此以后，

文武异途，凡是有知识的人，多不肯讲习武事，挺身卫国，以致于兵的素质

逐渐降低，战斗力逐渐衰弱。国家民族经常受到外患的侵凌。每逢中国强盛

统一的时代，都是文武并重，而朝廷的领导人物，都是出将入相，文武兼备

的人才。每逢中国衰弱分裂的时代，都是重文轻武。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

重文轻武，也由于封建军阀统治和各派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因

而民间有“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谚语和观念。

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开始实行兵役法。当1937 年7 月7 日，对日全面抗

战开始的时候，青年学生纷纷投身到抗战的最前线，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在

支援前线的后方，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的人数，虽然可以万计，但相对于

全国广大的青年学生来讲，只不过是少数人的活动。因为兵役法规定，凡是

在校青年，皆在免除兵役之列。这种规定，当然是极不合理的，对外作战，

抵抗侵略，是每一个国民的责任。而当兵打仗，只有穷苦不识字的农工大众

去干，知识分子则袖手旁观。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又造成了役政上的种种弊

端，不少人以在学的名义，逃避兵役。有钱人家的子弟，逃入省会，进入中

学，即可免役，如抗战中成都私立中学大都学生拥挤，生意兴隆，其中不少

人是逃避兵役。一般国民对于服行兵役的观念，还没有切实养成，对于当兵

的义务，更没有普遍地履行。再加上人们深受传统观念“好男不当兵”的影

响，造成了兵源的枯竭。

第二，为应付当时的严重局势，弥补兵员的不足。

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虽然公布了兵役法，依靠保甲组织征兵。但中国

没有户籍制，人口无确实登记。人口的数目是由年销多少盐来推算的。保甲

组织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控制人民的，利用它来征兵难以行通。结果它的征兵

变成了掠?负桶笏鳎?表面上虽进行抽签，实际上有钱人家的子弟，就是中了

签也可以出钱等方式免去应征，保甲长就把最穷苦的人或行路的人捆去塞

责，不肖乡绅和保甲长从中上下其手，牟取私利。捆来的兵到前线去，既没

衣服又没被盖，一路上睡觉时只能用草遮风避寒，见到老百姓的东西，抓起

来就吃。为防止捆来的兵逃跑，在送补训处之前都是关在小屋子里，既无草，

又无铺，热天闷得要死，冬天冻得要命，吃喝大小便都在这里，生病的很多。

新兵能到达前线的，达到50％就算是最好的，通常只能保持30％。甚至有这

样的情形，有的县为应付兵役，由老百姓凑些钱养一些人，征兵时交这些人

去应差，这类得一笔钱替人入伍者，或在被遣送的路上，或在受训之中，趁

机逃走，逃往他县，又照样改名换姓，另替人应征，另得一笔钱财，不久又

逃之夭夭。于是在各地兵役征训中，产生了一大批“营混子”，将兵役搞得

一塌糊涂。

抗战到了末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危机，推行兵役法的种种弊端更为

明显，如强拉壮丁，绳捆索绑待壮丁如囚犯，在营士兵生活困苦，营养不良，

士兵在前线后方大批逃亡，兵源已感匮乏。张治中说：各部队缺额很多，通

常一个师在一次战役之后只能编四个连，而每个连也只有三五十人。有些军

官反映，“不要说打仗，就是行军时连枪支也没有人背！”国民党军队基本

上已丧失战斗力。

1944 年6 月，长沙弃守，8 月，衡阳沦陷，日寇由湖南长驱直人，经广

西到达贵州独山，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重庆陪都岌岌可危。人们纷纷收拾

细软，准备再撤退。在一片恐慌混乱之中，为应付当时异常严重的局势，蒋

介石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第三，为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

抗战后期，特别是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大溃败以后，广大青年对国

民党的统治越来越反感，延安成为许多爱国青年向往的地方，认为到延安去

才是“抗日救亡”之道。对于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日益增强，蒋介石十分恐惧，

他曾有一个演讲，清楚说明了这一点，他说：日本还在内侵，“奸党”到处

横行，“党国”已到了危机存亡的时候，挽救危机的关键，是恢复黄埔建军

的精神，必须发动10 万党团员从军，成立党军。蒋介石的军队是集体入党的，

号称五百万，已经是党军了，为什么还要成立党军呢？蒋介石知道军队中的

党员是个虚数，不可靠，故另打主意。蒋以为国民党有200 万党员，三青团

有60 多万团员，编成10 万党团员的军队是容易做到的。蒋再三表示，“本

总裁愿任该军军长”，“总裁”是国民党内领袖的职衔，总裁任军长，说明

要组织的这支军队是最理想的党军。

但是，其后蒋介石号召的知识青年从军并不限于党团员，这是由于内外

两方面的原因。内部的原因是蒋介石宣布成立党军后，国民党中央党部讨论

认为，从军是青年的事，大部分人应该是团员；三青团中央团部方面则说，

那不成了团军了吗？而现在成立的是党军。争执的结果，决定党团西方面各

分一半。而这个决定，在中央党部就行不通，引起党员的辞职退党。于是又

决定党团员只按5 万再折半各分2 万5 千名，其余5 万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因为只有一半是党团员，所以就不能叫“党军”，而改为“青年军”。外部

原因是蒋介石不仅希望新成立的这支军队生活好，训练好，而且武器装备也

特别好，这就必须向美国要。但美国最恼火的是中国的法西斯化，美国固然

愿意扶助蒋介石，但不愿中国法西斯化，因而对蒋介石成立党军是不愿意帮

助的。美国对共产主义固然不赞成，对法西斯主义更不赞成，这也是蒋介石

不能成立党军的原因之一。所以蒋介石为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许诺种种

优越条件，吸引青年学生从军，并希望把青年军办成一个训练干部的大学校，

重建“黄埔精神”，创立新军，为抗战胜利以后的反共内战作准备。

第四，为配合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谋求军队素质的提高。

1944 年，在国际形势方面，盟军已在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中国为配合在

太平洋战场的反攻，击溃日寇，根据《中美抵抗侵略互助协定》，应尽力供

应兵员，美国则负责装备、训练，当时已有由美国装备36 个师的计划。新武

器新技术的运用，可增强反攻实力，然而武器是要人来掌握的，没有文化的

士兵不会掌握新式武器。新武器只有由素质较高的知识青年使用，方可发挥

威力。为适应这一需要，也有赖于知识青年加入军队。而当时中国驻印度和

入缅作战的远征军里缺员很多，尤其需要补充中下级军官。美军中国战区参

谋长史迪威将军和魏德迈将军，常催促中国改善役政，迅速补充缺额。为适

应这一需要，蒋介石也必然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到了1944 年秋天，日军大举进攻桂黔，严重威胁重庆的时候，蒋介石亲

自出来号召“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提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

军”的口号。国民党遂决定发动十万青年从军运动。

10 月11―14 日，“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会议”在重庆召开，参加者

有国民政府各部会、各省市党部和教育界人士150 多人。对知识青年从军征

集办法、编练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办法等，做出了决定。蒋

介石两度出席会议致词。他说：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宗旨是，“第一，要使

一般社会民众改变过去对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来充实作战的实力。

第二，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认识中国国民党革命牺牲

的精神，因之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共同一致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两层

用意，后者尤重于前者”。蒋介石说：“党员团员，应率先入伍，以为社会

的倡导”。“不仅要鼓励学校青年从军，而且要同时鼓励一般公务人员以及

中小学教员、大学教授等，应使之自动从军，做一般国民的表率。这样才能

真正在社会上造成一种风气，一新人民的耳目”。③蒋介石还讲了他少年从

军的经过，认为当兵为生平最快乐之事，并当即指定蒋经国和蒋纬国首先应

征从军。张治中也即席表示立即电告其在美国的儿子回国从军。这时，会场

情绪高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梁寒操、副部长马超俊、三青团中央干事会

副书记长胡庶华、中央干事何浩若、虽均年逾半百，也立即签名从军。

这次会议制订的《全国青年志愿从军办法》规定：“凡受中等以上之教

育或具有相当程度知识之青年，年满18 岁至届满35 岁者，依法缓征及应征

服役者，其体格合于下列之规定，均可志愿参加，若超过35 岁而经特准者，

亦得参加。”

这次会议正式成立由党、团、军、政各方面负责人及各大学校长、社会

名流组成的全国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推定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

何应钦、白崇禧、陈立夫、张厉生、周锺岳、谷正刚、吴铁城、张治中、陈

果夫、康泽等为委员，并推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陈治中、白崇禧、陈

立夫、康泽等为常务委员。随即，全国知识青年从军指导委员会开展工作，

通令全国自11 月11 日一律办理申请登记。于是，各省市县各学校纷纷成立

知识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进行青年从军的申请登记。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一开始受到了广大青年的抵制，尤其是在国民党中央

政治学校和中央大学，学生反应冷淡，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还引起了罢课

的风潮。国民党当局捉了4 个学生，才把风潮压下去。这样一闹，蒋介石才

决定发表告知识青年书。

10 月24 日，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首先，他说：“我们

中国过去知识分子向以温文儒雅自命，重文轻武，好逸恶劳，演成今日文弱

颓靡的风气，因而造成了国家的衰弱，遭受了‘东亚病夫’的讥评，召致了

如此空前的外侮，这实在是我们国家民族的莫大耻辱！”

继而，他指出“经历了七年的艰苦抗战，已到了决定胜败的最后关头，

今后的一年，将是我们争取最后胜利的一年，也是决定我们民族盛衰，国家

存亡的一年，这正是我们知识青年报效国家千载一时最难得的时机！倘若我

全国知识青年，皆能振臂而起踊跃从军，发扬蹈厉，挺身为国，就可以彻底

改造我们社会的颓风，洗雪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不仅可以完成抗战的胜利，

并且足以奠立建国永久的基础。否则，如我们知识青年，至今还是漠视国家

的安危，坐视将士的牺牲，而不痛改其本身以往苟且偷安贪生怕死的恶习，

仍以社会上的特殊分子自居，则亡国的惨祸，无可幸免，而中华民族世世子

孙，势将万劫不复。”

最后，他道出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真实目的，是把青年集合在他统

帅的团体之内，做他的部下和“子弟”、“手足”，他说：“我国家兴旺民

族盛衰的前途，完全寄托在我们全国知识青年的肩上。乃由中央发动知识青

年从军运动，号召我有志节、有血性的知识青年，一致奋起，志愿从军，共

同集合在一个集团之内，在我亲自统率之下，来做我的部下。凡是立志革命、

决心报国，愿与我同患难、共荣辱，来作我部下的青年，我必与之同生死、

共甘苦，视之如子弟，爱之如手足，竭我心力，尽我职责，来领导你们完成

抗战实现三民主义的大业”。④为了鼓励和招徕知识青年从军，蒋介石还提

出了一系列的优待条件，如：

在入伍期间，公务人员原薪照发，从军前所任职务，原在党政教育机关、

国营公营事业机构或工厂、商店的，予以保留；各级学校之在校学生从军，

保留其学籍；所有从军人员的待遇，除按较一般部队为优之远征军标准供给

外，并酌量增加副食费。

在职公教人员退伍后，如回原机关服务并复职时，享有优先升迁之机会；

回原工厂、商店复工，如已停业，则由政府优抚。在学知识青年退伍后，得

依其志愿返回原学校复学外，并享有升级、升学及参加考试优先录取之优待；

原系公费生免费生及领有奖学金者，一律恢复，并特许享有参加升级考试之

权；原系中等学校应届毕业生，得免试升学。从军期间和复员后家属可以享

有优待等等。⑤在此以后，才逐渐得到知识青年的响应，并形成了一个从军

运动。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号召数目是10 万人，报名应征人数有12 万人。蒋介

石国民党这一号召能够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还在一天天深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

出中国，依旧是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抵御外侮仍能激起全民族的同仇敌忾，

广大青年的抗日热情依然存在，这是能够吸收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主要原

因。如控制在地方实力派手里和民主运动非常活跃的云南，组织起龙云任主

席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梅贻琦、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等任委员的知识青年从军

征集委员会。西南联大成立了劝征委员会，联大常委会还致电蒋介石，表示

拥护知识青年从军运动。11 月29 日下午，西南联大破例全校停课，由教

授们做从军动员讲演。梅贻琦致词中说：“假使现在不从军，则二十年后将

会感觉空虚”。钱端升说现代化战争需现代化技术，更需现代化的青年掌握

现代化的武器，所以对日作战必须有知识青年的参加。冯友兰说过去是老百

姓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对拼，现在美国输送新式武器，知识青年难道可以推卸

责任吗！闻一多说，抗战已到了最后的关头，知识青年此时应自动放弃不当

兵的特权，而在抗战最后阶段担负起责任。善于言词的教授们，鼓动得学生

们跃跃欲试，磨拳擦掌，当即就有180 多人报名登记。⑥第二，蒋介石以组

织远征军相号召，这样也容易吸引一些人从军。因为大家不愿意打内战，而

愿意打日寇，远征自然是对外打日寇的。而且远征军去印度，一些知识分子

认为参加远征军可以脱离大后方的沉闷气氛，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他们愿

意为抗战事业投笔从戎。

第三，大后方大批的失业青年，也是从军的来源之一。沦陷区的流亡学

生、知识分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跑到大后方，学校容纳不下，又无法

找到职业，甚至东北每年流亡到大后方的青年也不少，他们都是亲身领略过

日寇奴役的滋味，他们都愿意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这也是1943 年知识青

年从军在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最早发起的原因。

第四，来源于公务人员从军。公务人员从军，除原薪不动外，外加5000

元安家费。大后方公务人员，生活很苦，一个科长，月收入1 万元，看来似

乎不少，但物价高涨，青菜和柴薪每斤五六元，食盐每斤40 元，油每斤200

来元，平均每人每月需4000 元，才能维持生活。这样万余元的收入维持一家

数口人的生活是困难的。如去从军，自己的一份薪水多养活家里的一口人，

并有5000 元的安家费，这样就可以暂时解决一下生活问题。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宣布：到1945 年4 月底止，实际入营

的有86000 人，后来又因一部分分发驻印军和其他部队，到1945 年9 月，在

国内的有76000 人，编成9 个师。其番号自二0 一师至二0 九师。蒋介石对

青年军的人事按排非常重视，师长由他亲自挑选（实际上多半是陈诚、胡宗

南推荐），团长由嫡系部队挑选少将级干部充任。

青年军9 个师的师长和驻地如下：

二0 一师师长戴之奇驻四川壁山，编练四川重庆地区从军青年。

二0 二师师长罗泽凯驻四川聂江，编练四川重庆、贵州地区从军

青年。

二0 三师师长钟彬驻四川泸县，编练四川、西康地区从军青年。

二0 四师师长覃异之驻四川万县，编练河南、湖北地区从军青

年。

二0 五师师长刘安琪驻贵州修文，编练西南地区从军青年。

二0 六师师长杨彬驻陕西南郑，编练西北地区从军青年。

二0 七师师长方先觉驻云南昆明，编练西南地区从军青年。

二0 八师师长黄珍吾驻江西黎川，编练东南地区从军青年。

二0 九师师长温鸣剑驻福建上杭，编练东南地区从军青年。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开始只是补充青年远征军，集中编练后，即分批开往

印度，所以编练事宜，仍由陈诚系负责，设立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由陈

诚推荐罗卓英担任编练总监，总监部设在重庆大坪，并开办干部训练团，主

要是训练青年军的将校级干部，罗卓英自兼教育长。同时，蒋介石又指示成

立“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简称政工班），派蒋经国为该班中将主任。

这样一来，蒋经国不仅任了军职，而且晋升为中将。从而“太子系”展开了

插手军队、掌握“实力的实力”的新阶段。

10.2 准备按班的第二步：蒋主任感慨“手里没有枪杆子不行”，应给中

央干校学生全副武装

1944 年秋，由于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的溃败，重庆吃紧，战局急转

直下，使蒋经国深深体会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国民党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又开始作西迁的准备。国民政府准备迁西康省的西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

干校拟迁西康康定。9 月问，蒋经国奉蒋介石之命，去了西康康定，回来后

他即召集中央干校高层干部开会，透露蒋介石的旨意，干校应即作好部署，

准备西迁康定，他在会上感慨：“手里没有枪杆子不行！”“军队才是实力

的实力。”会后，即着手中央干校学生的武装，每个学生发一枝步枪，装备

齐全，加紧军训，作好应变迁校的准备。

10 月，蒋介石正式发出“知识青年从军”的号召，起初干校还在犹豫，

没有积极响应。经过短期的酝酿，蒋经国得到蒋介石指示，于是又召集干校

高层干部开会，决定西迁的部署从缓，全力发动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抓住青年军”，“趁机掌握实力的实力”，是“太子系”随着战局的

演变采取的新方针。

蒋经国由苏回国后，是以千军职开始，准备进入军界的。他的第一个官

职是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随后调任江西新兵督练处长，然而蒋经国的

这些军职都是有职无权，有名无实。从赣南起家的第一阶段起，“太子系”

就不曾真正抓到枪杆子。因此，在抗战进入尾声，内外将要剧变之时，蒋经

国要全力以赴地拼命争夺枪杆子，以争得在国民党内的发言权。

蒋经国控制青年军的第一手，是举办“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

按照编制，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隶属于青年远征军编练总监部，政工

班主任是编练总监的部属，但蒋经国不甘心屈居于罗卓英之下，也不愿受制

于陈诚系。于是蒋经国把政工班设在三青团中央干校内，干部及工作人员全

部由于校人员兼任，除了向编练总监部领取经费补给外，所有的行政措施和

训练计划，都自有一套。

青年军政工班第一期，于1945 年12 月开办，有将近一千人。这些学员

是蒋经国以政工班主任的名义，发公函到各大专学校从军征集委员会，在从

军学生中直接挑选的。

他的这一作法首先招致康泽的干预。作为全国从军征集委员会的秘书

长，康泽总揽知识青年从军的全部征集工作，他以为这一下子就可以稳操控

制这支军队的权力，殊不知冤家路窄，又遇到了蒋经国。蒋经国直接由从军

学生中挑选政工干部，在康泽看来，自己负责打开的青年从军局面，等于是

替“太子系”搜罗人马，为蒋经国夺取军事权力修桥铺路。

康泽当然不甘心为他人做嫁衣裳。于是由秘书处召集重庆各大专学校征

集委员会的负责人开会，会议在康泽的主持下，主题是纠正从军征集中的混

乱现象，矛头直接指向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康泽指责政工班影响了征集

工作的正常进行。会议做出决定：征集从军的青年，必须由各征集委员会集

中送交各部队入伍，直接进入政工班者，不在从军之列。

但是大有来头的蒋经国不吃康泽这一套，依然我行我素。他安排中央干

校研究部第一期从军的一百多人，全部进入了政工班，分配在各大队受训，

学生中的佼佼者，如李焕、楚崧秋、易劲秋等，都是报名从军送到政工班的。

此外，蒋经国的一些赣南旧部和部属，都被特地安排进了政工班。

青年军政工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时间一个月，主要是根据在赣南“青

干班”和中央干校的经验，是建立学员与蒋经国之间的特殊的关系，领悟蒋

经国的意图和独特作风，以便把这种师生关系作为联结政治派别的纽带。蒋

经国与师生同吃同住，同在一起活动，他常常在寒冷的早晨，冒着山城迷漫

的浓雾，光着膀子带着青年们跑步，以建立和增进感情。

政工班一期受训结业，中央即宣布成立青年军政治部，任命蒋经国为青

年军政治部中将主任。总政治部就设在中央干校内。各师政治部正、副主任，

均由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各师政治部正主任除余纪忠、范魁书（蒋经国的亲

信）有实权外，大多数都是挂名的，实际工作则由蒋经国的亲信副主任负责。

各团督导员及师政治部组训科长、总干事等主要干部，均由三青团中央干校

研究部学员担任。一般连级政工干部，则由政工班结业学员担任。

蒋经国在青年军中的政治工作，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1）加强政治思想训练。蒋经国认为，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他

给青年军提出的几个中心口号是：“青年军是青年的革命武装学校！”“青

年军是国民革命的生力军！”“青年军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先锋队！”“青年

的胸膛就是祖国的国防！”各师青年军的营地，都把这些口号，制成巨幅标

语。为实施政治思想训练，蒋经国特别规定士兵每日上政治课2―4 小时，各

师政治部主任聘任专职政治教官十余人，进行授课。此外，还邀请外界人士

作专题讲演，或请所在驻地党政官员训话。蒋经国用这种政治思想训练统帅

军事训练，“太子系”一层层的政治组织控制，取代了国民党军政部和编练

总监部对青年军的统辖。当时青年军又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官，所以蒋经国

成为青年军实际的主帅，各师师长都惟他的命令是从，大多数师长日后都追

随蒋经国，成为“太子系”青年军派的主要人物。

（2）以政工干部控制士兵，通过康乐活动（文体活动），使政工干部与

士兵打成一片，团有俱乐部，连有康乐室；通过小组活动，了解士兵思想情

况。潜移默化地进行反共和忠于蒋氏父子的教育，最终达到使青年军官兵集

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目的。在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团长蒋介石即下手令，

“青年军除文盲外，一律须加入本团，是以本团在青年军中，必须建立团务

组织，以便领导”。青年军集体加入三青团，青年军的师长刘安祺、覃异之，

师政治部主任余纪忠、范魁书等成了三青团的中央干事，有些师长和政治部

主任成了中央监事。蒋经国利用三青团中央干校来掌握青年军，又利用青年

军来吞并三青团。

（3）逐步在士兵中选拔和培养亲信。具体作法是，从各班选出一二名士

兵，组成全团的“小组长训练班”，由团督导员亲自负责，在师政治部的指

导下，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到各连任学习小组长；师政治部从每排士兵

中各选出一二名，组成师“康乐干部训练班”，经过一个月的训练后，回连

协助连训导员搞康乐活动。以后这些经过短期训练的士兵，后来大多数成为

蒋经国在青年军士兵中的骨干分子。

从青年军的人事安排上，已经初步看出“蒋介石――陈诚――蒋经国”

的布局，有人说青年军是蒋经国登上政治舞台，准备接班的第二步阶梯，这

种说法不无道理。

蒋经国在取得青干校和青年军的实际控制权后，进一步通过胡轨等联系

原复兴社成员，中央团部训练处处长倪文亚和宣传处长郑彦?钡扰偶房翟蟆?

1945 年春，蒋经国升调复兴社骨干刘健群为三青团中央副书记长，上官云佑

为组织处副处长，吴兆棠为训练处副处长之后，以倪文亚顶替康泽任组织处

长。康泽则经蒋介石批准赴美考察，实现了蒋经国子承父业的计划。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的青年军，同它原来号召的青年从军的性质、作用就

大相径庭，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了。

首先，青年军成为蒋介石培养其子在国民党、三青团内进行派系角逐的

工具。青年军的9 个师，基本上成了“太子系”的嫡系部队，从而大大加强

了蒋经国的声威和实力。

其次，青年军是蒋氏父子对外避战观战，借抗战装备嫡系，保存实力以

用于反共内战的一个典型事例。发动知识青年从军是以对外抗日相号召的，

然而青年军并没有参加对外战争，没有对侵略者放一枪一弹。青年军9 个师

的建制，和青年远征军脱离了关系。同时，青年军的9 个师一直驻在后方的

城镇训练，按照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的计划，入伍训练3 个月后，即开赴前线。

这9 个师1945 年1 月入伍，到4 月训练即告结束，随即转入实战训练，应开

赴第一线，投入对日作战，为抗战出力。但是，蒋介石指示，青年军驻扎原

地延长入伍军事训练，实际上是避战观战，保存实力，以用于对内反对中国

共产党。因而，号称为抗战而组织的青年军，并没有为抗战牺牲一兵一卒。

第三，青年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它以对外作战号召知识青年从

军，当国民党统治区笼罩在失败主义浓雾中时，知识青年们确实曾为“一寸

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口号振奋，他们为抗日救国投笔从戎，而

这支军队最终用于反共反人民，这些青年的爱国热情被愚弄，思想被蒙蔽，

人格被欺骗。在蒋氏父子的股掌之中，青年军已失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的意义和作用，而变为反共反民主的工具，充当国民党反共反民主棋盘上的

一个车。

对于这个车，蒋氏父子既不愿轻易动用，更不愿轻易放弃。

1945 年9 月日寇投降后，蒋介石最初决定把0 八师、二0 九师合编为三

十一军，由黄维任军长，开到杭州集中；二0 四、二0 五师合编为第六军，

开到粤汉线护路；二0、二0 三师合编为第九军，开到沪宁线护路。蒋介石

最初并未作第一批青年军很快复员的考虑，因而未作复员的准备。

青年军产生于在抗战面临紧急关头，其中的莘莘学子，不乏有志抗日报

国之士。然而装备精良的八个师的官兵，留驻后方，远离前线一训再训，抗

日的炮声都未听到，胜利却到来了，他们深深感到是十分遗憾的事。那么既

然当初中断学业，是为抗日的神圣使命而来，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日本

帝国主义已经无条件投降，他们自然应该解甲归学，继续学业或就业，为祖

国恢复战争的创伤和各项建设尽力，而不愿意充当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反共反

人民战争的炮灰。因而在1946 年初，各师都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强烈要求立即

复员，以便升学或就业。

对于这些青年军士兵的合理要求，蒋经国却怀疑有共产党地下党员从中

鼓动，乃密令政工干部在各连队组织所谓“防奸小组”。同时为了安定军心，

宣布在复员前必须进行三个月的预备军官教育，期满后发给预备军官证书。

在这三个月期间，一方面加紧反共宣传，派一些反共老手到各师巡回讲演，

反共专家叶青曾到二0 四师作过两星期的反共宣传；另一方面令青年军集体

参加三青团。

蒋经国对自己所能控制和掌握的这支军队自然不甘心放弃，他竭尽全力

地争取保留这支军队。在他指示下，他的亲信、青年军政治部副主任胡轨在

三青团中央第46 次常会上提出：“查十万知识青年军系应领袖之号召而

来⋯⋯为领袖威信计，为国家前途计，决不能使青年军违反初衷，而告失败”。

据此，他提出《编练全国知识青年军方案（草案）案》。表示坚决反对青年

军复员，要继续编练青年军。他说，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一）可贯彻领

袖最初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之意旨及诺言，绝对维持领袖威信。（二）可合理

解决多年实施而无成效，现在犹未决定具体办法之学校学生军训问题。（三）

可作为实施军国民教育之示范。（四）可作为建设新国防军之基础。”胡轨

还强调，“如本案不能邀准实施，如将青年军编组为普通之军”，“青年军

如告失败，且影响今后知识青年之军训，或整个青年运动均甚大”。而会议

经过反复讨论，仅以决议“保留”二字搁置了此案。⑦蒋经国的希望落空了。

完成反共宣传工作之后，蒋介石宣布青年军一律退伍复员，三民主义青

年团中央常务委员会第50 次会议决定成立青年军复员委员会，办理青年军退

伍后就学就业等有关事宜。

10.3 控制青年军的复员，让青年军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成为

“国军”后备兵源的精英

1946 年4 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青年军实行复员，在重

庆成立青年军复员管理处，负责统筹办理青年军复员事宜。派陈诚为青年军

复员管理处处长，蒋经国为副处长，陈诚只不过挂个名，实际工作全由蒋经

国主持。

6 月3 日，正式宣布第一批青年军退役复员，并把这一天定为青年军的

“复员节”。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在原来青年从军征集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青年军

复员委员会”，以陈诚为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副主任委员，并把一些大学校

长和省主席都列名为委员，要他们对青年军的复员升学或就业承担责任。

青年军的复员管理工作，实际上是如何控制复员后的青年军，蒋经国在

此之前，除对青年军作反共宣传和教育以外，对控制青年军的复员也做好了

各方面的准备。

早在同年1 月间，蒋经国就在中央干校召集胡轨、俞季虞、蔡省三等，

商量青年军的复员问题，向他们面授机宜，透露蒋介石的意图。蒋经国说：

校长指示，青年军复员，不是青年军的结束，而是青年军新发展的开端。今

后要制一套办法，使青年军成为国军后备兵源的精英；同时要加强复员青年

军的政治组训工作，使他们在社会上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校长还

着重指示中央干校从军的学生，要在这其中起重要的作用。

随即，青年军政治工作干部训练班，正式宣布并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

干部学校，政工班毕业的学生，取得中央干校学籍，由中央干校补发文凭，

作为中央干校学生。在1946 年上半年，政工班又连续办了两期，每期二百多

人，都是由青年军各师政治部保送的连指导以下的基层人员。这两期，蒋经

国忙于其他活动，无暇顾及，在校时间很少，即派范魁书为主任秘书，负实

际责任。政工班毕业学生都列入中央干校系统，这就成为“父子家校”的正

牌嫡系门徒，保证“太子系”能有效地对政工班学生笼络和运用。

3 月间，蒋经国随同蒋介石，先后到壁山和贵阳视察检阅青年军二0 一

师和二0 五师。每到一地，蒋介石即对全师官兵训话。在训话中，一方面对

于青年军有志于抗敌救国，响应号召从军，并在入伍后接受训练，表示嘉勉；

另一方面，宣布青年军短期内即将复员，政府将妥善安排复员青年的就学或

就业。希望青年军每一分子要在社会上起到重要作用，青年军复员后还要建

立组织，加强团结，“成为一股新兴的革命力量。”父唱子和，每到一地，

蒋经国也召集全体政工人员训话，强调要遵照领袖的指示，对青年军做好复

员的宣传训练和组织工作。随即，青年军政治部把蒋介石的训词和蒋经国的

指示，印发给全军各师，通令向全体官兵传达，这样就为青年军复员定下了

基调。

从6 月起，第一批青年军陆续复员，其中一部分志愿留营的，由各师根

据留营的人数，编成教导团或教导营，准备担任第二期的班长或副排长，一

律以预备军官待遇，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学习。复员的青年

军分为“升学”、“就业”两部分。就业的送入新成立的就业训练班，在训

练中陆续分配到各机关团体工作。升学部分中，上大专院校的，送入各地成

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校；上中学的，除介绍到各地中学外，可进入三

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

蒋经国控制复员青年军的作法是：

（1）成立复员青年军联谊会，中央设总会，领导机构为干事会，蒋经国

自兼总干事，干事由蒋经国指定管理处的主要人员和一些师长担任。工作机

构设指导组、通讯组和总务组。联谊会就设在南京中央德润路中央干校校友

会内，实际是校友会的分支机构。校友会是“太子系”的核心组织，联谊会

则是“太子系”的卫星组织。并在各省设分会，地区设小组。复员前夕，以

地区为单位成立通讯小组（如武汉通讯小组、郑州通讯小组），并创办《曙

光报》作为通讯联络的刊物。在各地上学或就业的复员青年军，既受当地三

青团组织的领导，又是通讯小组的成员。如此层层布网，把复员的青年军都

联系起来，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反共反民主的势力，他们遵照蒋经国的意图，

进行各种活动。如在解放战争时期，各校的复员青年军不少人成了破坏学生

运动的打手，重庆的青年中学扩充为反共的武装部队，许多复员的青年军后

来成了蒋经国“青年戡乱建国大队”的骨干分子。

（2）每年夏季在各地组织夏令营活动，把复员青年军集中起来，进行短

期训练。

（3）青年军复员管理处，后来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作为国民党军队

的常设机构，蒋经国任局长。复员管理处，只是负责复员工作，复员事毕，

管理处即无存在之必要。但是，为反共内战的需要，蒋介石已决定青年军将

征集第二期，所以把复员管理处改为国防部预备干部局，作为“复员”向新

的“动员”的过渡阶段中的组织机构。

此外，青年军复员后，青年军9 个师，维持原来的建制，军政干部仍照

编制保留。各师还设立军士教导营，部分愿意留营干职业军人者，就进教导

营，给予中士、上士的待遇，训练后准备做下一期的青年军的班长，并以晋

升军官，保送军校等许诺。

青年军虽然不存在了，但是蒋经国通过青年军掌握军权目的已经达到

了。以抗战相号召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到头来只充当了蒋氏父子的反共反

民主的工具，为蒋家王朝子承父业作了垫脚石。

注：

①台湾教育部主编《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编，抗战建国（二）》第885

页。

②《张治中回忆录》第373 页。

③《革命文献》第62 辑，第252―253 页。

④《革命文献》第63 辑，第287―292 页。

⑤《革命文献》第63 辑，第335―337 页。

⑥《联大昨举行盛大演讲会，教授勉学生从军》，昆明《扫荡报》1944

年11 月13 日，转引自闻黎明著：《闻一多传》257―258 页。

⑦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292 页。

9 借东风,蒋经国异军突起

9.1 在“江西省长”熊式辉的建议下，蒋经国被任命为保安处少将副处

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开始了“太子系”在赣南的创业阶段

9.2 连跨五关济身中央大员之列。赣县“赤朱岭”的青干班培植骨干，

“建设新赣南”与章亚若的一段情缘

9.3“中央干校――父子家校”乃是培植“嫡系的嫡系”的“政治黄埔”

9.1 在“江西省长”熊式辉的建议下，蒋经国被任命为保守处少将副处

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兼赣县县长，开始了“太子系”在赣南的创业

阶段

蒋经国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除了他的父亲是蒋介石

这一决定性的背景以外，他的崛起是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分不开的。

蒋经国，1910 年4 月27 日生于浙江奉化溪口。六岁时，进入奉化县武

山小学就读。两年后，即1918 年，他的父亲蒋介石为他聘请家庭教师而离开

该校，在家塾就读。1921 年，转入奉化县当时最好的龙津小学读书。

1922 年3 月，蒋经国前往上海，住在陈果夫的家里，进入万竹小学随四

年级就读。时在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的蒋介石，经常写信教育他

的儿子勤奋读书，勤习书法、中国古文、英文和数学。从蒋介石当时写给蒋

经国的两封信可以看出，这位父亲十分关心儿子教育问题。

第一封信说：

“⋯⋯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

须要学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闻你所读过的孟子，

多以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

义，又能读熟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

第二封信中说：

“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

事业都赶不上，你每星期日有工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

杂志看，亦可以增长知识，⋯⋯须知今日的学问，以中文、英文、算学三者

为最要，你只要能够精通这三者，亦自易渐渐长进了。”①蒋介石的一生，

时时口不离“革命”二字，但对革命的认识，却是模糊不清的。在他看来，

“革命”就是打天下做皇帝的新名词。他停留在封建残余的陋巷里，认为孔

孟思想，永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尽管他自己到过日本，喝了东洋墨水，但

并没有真正呼吸到新时代的民主气息，没有追求过军事常识以外的新知。他

止步在明清儒学和旧礼教的境界里，并把他的这种观念灌输给他的儿子。对

于这些，蒋经国在《我所受的庭训》一文中，有很详尽的描述：“父亲指示

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此外，从蒋介石一生未改的乡音，即不难猜测他在学习语言方面的能力，但

他也深知随着世界大势的变化和各国交往的增多，掌握英语的重要性，自己

不能够做到的，愿他的儿子做到。

1924 年冬，蒋经国毕业于万竹小学。那时，蒋介石受任新创办的黄埔军

校校长之职。次年春季，蒋经国进入浦东中学。几个月后，“五卅”运动爆

发，同其他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激于反帝爱国的义愤，投入了这场运动，

他曾被同学们推为浦东中学游行队伍的监督。

孙中山于1925 年3 月12 月逝世后，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和帮助中

国革命，在莫斯科设立了中山大学，请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

会派学生去学习。

蒋经国也有赴海外留学的意愿，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蒋经国于六月

间到北京，就读于吴稚晖创办的“海外补习学校”，蒋介石委托吴稚晖、于

右任对其子予以照应。几个月后，蒋经国拟留学苏联，去征求吴稚晖的意见。

吴问：“你到俄国去干什么”？蒋经国答：“革命去”。”革命就是造反，

难道你不怕”？“不怕”。吴又说：“革命不是这么简单的！你再去考虑一

下”。两个星期后，蒋经国决定前往苏俄，并去向吴稚晖报告。吴见其赴俄

意志坚决，便说：“你去试试也好，青年人多尝试一次，总是好的”。

1925 年10 月，16 岁的蒋经国，同其他几个青年一道到上海，蹬上了一

艘货轮，启程前往苏联。

船舱原是用于运家畜的，骚味很重，令人窒息，蒋经国几乎要晕倒。当

该轮停靠黄埔江五六小时的时候，他曾想回家。但是看到许多同伴留在船上，

而以身为黄埔军校校长之子，如果中途开溜，一定会引起严厉批评。为此，

他强制自己留在船上。在这条货船上，大约有九十名中国留学生，分成几个

小组，一起交谈、学习和餐饮。就蒋经国来说，这种团体生活是完全新的生

活方式，他认为这种生活方式有许多优点，似乎也象征着新的人生的开端。

在船上，他看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书。船抵

达海参崴之后，他们换乘火车，大约经过25 天，于1925 年11 月底的一个黄

昏到达莫斯科。

12 年后，也就是1937 年4 月，在抗日战争爆发的前夕，蒋经国从苏联

回到中国，那时他已28 岁了。在上海，同他的老师吴稚晖又见了面，他们重

谈12 年前的旧事。吴稚晖问蒋经国：“你去苏俄尝试的结果怎么样？”蒋经

国未能立即给他答复。一个月后，他向他的师长提出了一份有关“尝试”的

书面报告，他的老师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阅读完这份报告。次日下午，吴稚

晖把蒋经国叫来告诉他：“你所尝试的，是人间最苦的味道。不过你没有把

命试掉，总算还好。”这12 年，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经历。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据蒋经国的同窗好友屈武说：“每每言及民族的危

亡，蒋经国先生动辄拍案而起，语惊四座。对并非共产党方面挑起的大革命

后期的那次令人痛心的分裂，蒋经国先生曾经撰文，表示异常的气愤”。②

在这期间，蒋经国成为一名共青团员，稍后又转为共产党员。

1928 年春，蒋经国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进入列宁格勒中央军事政治

研究院学习。他蒙受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冤案，遭到担任中共中央驻莫斯

科全权代表王明的迫害。1929 年，中东路事件爆发，南京国民党政府同苏

联断绝外交关系，作为蒋介石的儿子，此时蒋经国在苏联的处境是不难想象

的。

1931 年，他提前结业，被分配到莫斯科效外狄马电机工厂做工。同年11

月，蒋经国被派到莫斯科效区最落后的乡村史可夫。蒋经国在他的回忆录中

这样写道：经过莫斯科党政机关的介绍，他就到了史可夫农庄。此时正是苏

联政府推行集体农庄政策的时候，农村和城市同样缺乏粮食、日用品，如鱼、

肉、糖、肥皂、牙粉、鞋、袜等物。史可夫在莫斯科区内，算是最落后的一

个农村。一般农民是毫无知识，不讲道理的。蒋经国初到的时候，因为他是

外国人，没有一家肯借床铺给他睡。第一夜，他就睡在一个教堂的车房里。

教堂里阴暗潮湿，旷野的寒风从门、窗的破洞里呼呼的往里灌，一钩寒月透

过稀疏破残的屋顶瓦片投射到墙角的一堆麦秸上，蒋经国穿着白天劳动时被

雨水打湿被污水污染变硬发出酸臭怪味的衣服，浑身酸痛，抱头躺在麦秸堆

上。他从破瓦缝中，望着挂在半空中的那轮寒月，流着眼泪，思念着他的朋

友和远在祖国的母亲。这时，也许他在想为什么落魄到这等地步？为什么遭

受这样的苦难？也许他想起了六年前他们初来莫斯科时，路过西伯利亚的情

景，那时他们充满了激情，是那么天真烂漫。这时，也许他对他信仰的共产

主义产生了某些怀疑，难道这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共产主义吗？

难道共产党对自己的同志也要这么不信任、排挤、迫害、打击吗？也许他想

起了小时候熟读的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不过哪儿也有好心人，史可夫农庄有个叫沙弗亚的烈属老太太给受到如此冷

遇的蒋经国以温暖，她以母亲的天性，竭尽所能照顾这位远离祖国的仅21

岁的孩子。在劳动中，蒋经国以自己的行为消除了朴实的俄罗斯农民对他的

隔阂与鄙视，他很快同农民们建立了感情，并赢得了他们的信任，被推选为

农庄苏维埃的副主席。

第二年，他又被分配到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前，屈武回忆说：蒋经国

“在我那里住了一个月。每当夜晚，我们遥望祖国，促膝谈心。言及列强对

华的侵略，我俩都有切齿之恨。临出发时，他对我说：‘西伯利亚冰天雪地，

异常寒冷，不知我能否经得起冰雪的考验。’”③蒋经国在苏联的长期生活

中，以刻苦耐劳的精神得到苏联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对于斯大林时期的集

权政治也有了极深刻的体验。

1933 年1 月，蒋经国被送到阿尔泰山脉的金矿去做工。这决不是仅仅换

了一个工作地点。因为置身于严寒的西伯利亚，意味着一个人的死。蒋经国

在《留俄回忆》中说：“在冰天雪地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这是一生中最

为难忘的一段苦痛日子。”当时在一起做苦工的，还有教授、学生、贵族、

工程师、富农和强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惨痛而悲伤的经历，在工作和生

活中体验到了很多的人生意味和经验。”

同年9 月，蒋经国被调到乌拉尔山重工业机器制造厂。起初他是伐木工

人，后来改任副技术师和副厂长。在荒寒冰漠的困苦环境中，唯一称得上是

瑰丽色彩的，就是他同毕业于工人技术学校的孤苦无依的费娜小姐的爱情萌

芽了。经过两年的恋爱后，于1935 年3 月结为伉俪。在结婚40 周年纪念日，

蒋经国在他的日记中说：“回忆四十年前彼此相识，共同工作于工厂，由彼

此相爱，在极为困苦的情况下结为夫妻，居一小间只能容一床一桌，每为臭

虫所扰，夜夜不得安眠。一月难得配给肥皂一块，一周难得有一小块牛肉吃，

我夫妻皆自食其力。虽苦难而值得回忆。”④西安事变后，苏联同南京国民

政府的关系开始缓和，斯大林为表示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友好，准许蒋经

国回国。

1937 年3 月， 28 岁的蒋经国偕同夫人及长子孝文、长女孝章离开莫斯

科，4 月抵达上海。

在苏留学12 年以后，蒋经国回到了他的故乡奉化溪口镇，他的母亲――

虔诚的佛教徒毛福梅望眼欲穿地在期待着他。因为他母亲的建议，按照中国

的传统习惯，蒋经国同费娜补行了结婚仪式，蒋介石为他的儿媳取了一个中

国名字――蒋方良。以后的八个月，蒋经国在平静的溪口洗去了在苏联漫长

而艰苦的生活的痕迹，重新习惯中国的语言和生活，熟悉中国的情况。他的

父亲为给他以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教育，邀请曾任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徐道

邻来指导他，并以《论语》、王阳明的《王文成公全书》、曾国藩的《曾文

正公家书》等和孙中山的著作为教材，在他母亲的身旁，安静的读书和思考。

蒋经国在苏生活十几年，长期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苏联回

国之初，“看到国内的一切，都不太顺眼。”有一天，蒋介石找他去谈话，

“问他对当前的一切，发表意见，于是，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小时”，他

的父亲告诫他，“你牢骚多了”。要他先转变思想。⑤1938 年1 月，在蒋介

石最为信任的江西省省长熊式辉的建议下，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保安处少

将副处长，来到江西南赣南曾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

革命根据地，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合作抗日，但蒋介石以为在这个两党以

血泪所写历史之重要一页的地方，有清除共产党影响的必要。这是他要蒋经

国到赣南任职的意义所在。

蒋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副处长，确立了他在赣南时代的准备时期。皇说

是从事军事教育与训练，但其对象不是军队，而是在创立于南昌的“江西省

地方行政讲习院”。该院是对即将从事于地方行政工作的年轻人，给以教育

和培训，蒋经国则以省保安处副处长的身分，对他们进行军事纪律训练。这

个讲习院，后来依照国民党中央指示，改组为“江西省青年服务团”，蒋经

国被任命为总队长。5 个月后，省保安处创办江西省新兵督练处，蒋经国兼

任处长，负责新兵的教育，又兼伤病兵管理处处长。

新兵督练处设在临川（抚州）温泉。这是蒋经国回国后初露头角，第一

次独当一面的职务，自然希望一显身手，有所作为。他首先提出，要连队做

到经济公开，赏罚公开，不准打骂士兵，不准克扣士兵伙食，注意改善士兵

生活。其次，他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康乐活动”，以活跃士兵的精神生活，

造成朝气蓬勃的气象。对于军官教育，他反复宣传王阳明学说，遵照他父亲

的一贯作法，把《增补曾胡治兵语录》、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记）》

等列为军官必读之书。他接近干部，有时与学员们同起居、出操、行军、夜

间演习等等，与官兵们一道活动。他把这一段督练新兵的过程，编了一本《温

泉练兵实纪》，借以宣传他练兵的成绩，同时也作为向他父亲交的第一份考

试答卷。为了替蒋经国制造舆论，蒋介石曾指示一些部队派人到新兵督练处

参观。

次年3 月，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

时兼任第四专员公署所在之地赣县县长，开始了他留俄回国后步入中国政坛

角逐的第一步。直到1943 年冬，蒋经国到重庆，这是“太子系”在赣南起家

创业的阶段。

当时江西第四区包括13 个县，人口约160 万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常

驻赣州。当蒋经国去上任时，国民政府已经放弃江西省会南昌，军事危机，

日甚一日。

对赣南地区的建设，蒋经国设想奉行两条原则：一是以《抗战建国纲领》

为政治设施的准绳，整饬纲纪，责令各级官吏，忠勇奋斗，为国牺牲，并严

守纪律，服从命令，为民众倡导。有贻误抗战者，以军法处治；二是一切经

济建设以尽量满足人民衣食住行的需要为原则。

赣南是江西同广东交界的地方，有时候是江西所辖的范围，有时是两不

管的地方，社会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官员们贪污腐化，对老百姓横征暴敛，

捐税任意征收；兵役成为公开的买卖行为；烟馆和赌馆在官吏们的掩护下开

设；械斗可以公开进行。赌博、偷盗等事到处可见，牌声彻夜，是一个烟赌

匪娼，乌烟瘴气的地方。赣州地方的恶霸势力很大，省府的政令向来不能贯

彻执行，这个地区的专员县长，如不与地方恶霸势力相勾结，就站不住脚。

前任赣南专员刘己达，在南康附近被人绑起来打，另外一个县的县长太太，

也曾被绑架，社会治安混乱到了极点。经济上存在着原始的经济制度和半封

建的经济制度，人与野兽共存于山间地带，老虎会从山里出来吃家畜，许多

农民想养猪而不敢养。封建剥削非常厉害，如扛纸工人的工资以距离计算，

从纸的产地营前到县城上犹，实际距离是120 里，而业主以80 里计算，以克

扣工资，农民则敢怒不敢言，甚至也必随其说是80 里。田地荒芜，疾病流行，

死亡率高。人民中大多数是文盲，对于政治的认识，依旧停留在绅权和神权

的阶段。

蒋经国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压制地方势力，树立自己的威信。这时的

蒋经国年方三十，回国才两年，尚未沾染上旧官僚的习气。他首先提出“除

暴安良”的口号，打击地方恶霸、流氓、地痞的气焰，恢复地方秩序。其次

他强调严惩贪污，整饬吏治，提倡“公仆”精神，他常常微服出访，搞一些

“亲民”、“爱民”的小动作。第三，厉行禁烟、禁赌、禁娼，改良社会风

气。由于蒋经国敢于采取严厉手段对付一切与他作对的人，赣州的恶霸流氓

一时有所收敛，政令基本上得以通行。

最重要的是，蒋经国还提出了“建设新赣南”的设想，提出要在赣南树

立一个“三民主义模范区”。为实现这一目标，他主持制定了“赣南建设五

项计划”。为使教育程度很低的国民也能彻底了解，他提出了一些简单明了

易懂的口号。

（1）建设新赣南的五大目标：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

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

（2）新赣南精神建设五大目标：人人都要读书看报；人人都要高兴快乐；

人人都要强壮健康；人人都要相亲相爱；人人都要劳动做事。

（3）新赣南人四大要条：要树立三民主义的思想；要养成坚强奋斗的精

神；要锻炼强健活泼的体格；要实行整洁快乐的生活。

（4）理想政治：政治，做到没有压迫没有欺骗的行为；经济，做到没有

剥削没有敲榨的病态；社会，做到没有争夺没有捣乱的习惯；文化，做到没

有文盲没有理盲的现象。

为宣传这些主张，蒋经国创办了《新赣南日报》，并自任社长。

为实现“建设新赣南”的目标，蒋经国确实做了一些工作，如他穿着草

鞋亲自到乡下、山间、街道去考察民众的生活、儿童的教育、公务员的工作、

社会的治安、整顿吏治、监督物价、公平地分配物资等等。从以下片断的日

常行政命令中，也不难窥视蒋经国在赣南工作的梗概：

“据报大吉山上赌风甚盛，且有鸦片出售，应即令第四大部队派兵前往

肃清为要”。（1942 年1 月28 日）

“挑粪时间应加以更改，必使乡人能得便利，即每晨上午六时至八时应

准许肩粪乡民出入城门，不得阻拦，至因不照时间挑粪而罚做苦工之办法，

亦即应撤消”。（1942 年2 月28 日。原来规定农民挑粪作肥料，必须按

照规定时间，否则罚做苦工――作者注）

“公务员任何人不得接受年节礼物，亦禁止互相赠送”。（1943 年2 月

2 日）

各级官吏和公务人员“在公共场所（戏院旅店酒楼茶馆等处）及私人住

宅，皆严禁谈论或接洽公事，无论任何性质之公事，一律应在有关机关内接

谈，凡违背此令者，以舞弊论罪”。（1943 年3 月9 日）

“查本区各级公务人员待遇微薄，生活刻苦，除另详拟具体办法，解决

其生活问题外，兹先规定两点，希望我全体同志遵行。1.重申前令，凡公署

县府以及附属机关工作人员，非经本人或原机关主管人许可，一律禁止参加

社会应酬。2.各级工作人员到达下级机关督导时（如公署工作人员下县县下

乡乡下保），在督导地点所用之任何费用，皆须督导人员自行付给，绝对禁

止接受任何招待”。（1943 年5 月15 日）

“近日肉价上涨，应即查明上涨之原因，及有无奸商垄断之事实，如有

奸商垄断，应即严办，并通知交易公店即应投资屠宰场，速即抑平物价为要”。

（1942 年8 月17 日）

“天久不雨，旱灾颇重，而又因河水过浅，航运不通，赣城粮食断源，

民众痛苦之深以及吾人处境之艰，思之痛心而感日夜不安。在此期间，吾等

身为公仆，如再不拼命工作，实无异于人民之吸血虫矣。人民之苦痛日深一

日，政治局面日艰一日，自问良心，如再不以全力为民服务，为国尽忠，非

人也。切望诸同志知我苦衷，共走难路”。（1943 年5 月15 日）

“最近接各方面报告，人民所领到的米多是潮湿不好的，不知合作社是

否有舞弊情形，应加以调查”。（1943 年8 月12 日）⑦蒋经国在“新赣

南建设”中的政绩，这是他步入中国政坛的最初实验，赣南是他的政治阶梯，

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政治旅程。这种经验和个人形象成为他日后向上升的资

本。

然而，蒋经国对在赣南的工作是这样看的：这不过是“我们要做好县长

最低限度的标准，现在有人说‘这是一位好县长’，只是表示不贪污，不欺

压人民，这好比说，这人还好，没有生梅毒而自然，蒋经国这个专员与一般

专员不同，他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和和由此而来的一些优待条件。如他有蒋介

石侍从室派出的警卫小组随身保护；财政部盐务署为了照顾蒋经国的财政收

入，特为他设置“浙、皖、闽、赣四省盐务督运处”，由他兼任处长，使他

除了征收赣南的钨矿附加税外，又从盐税方面得到补助。此外，赣南专区的

征兵征粮也与其他专区不同，蒋经国可以用征来的壮丁充实专区的“自卫大

队”及各县的“自卫队”，可以用征来的粮开办“交易公司”。这些优待条

件都是别的专区所没有的。

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方面，蒋经国上任初期，对抗日战争的态度表现

很积极，公开赞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三民主义青年团刚成立时，是个新生

的事物，没有暮气，很适合青年的特点，在江西才开始时还没有被CC 系利用，

中共曾作过这样的传达，党为支持蒋经国，使他在赣南不孤立，而有拥护他

的群众，就让共产党员参加，也鼓励青年参加。⑧由于蒋经国提出的口号对

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少热血青年远道投奔赣南，因此，赣州曾一度呈

现开明进步的气象。

其实蒋经国也并非要在赣南搞共产主义，他也不想包容共产党的活动，

只不过是为了转变社会腐朽污浊的风气，搞好抗日救国的工作，不得不借重

这些思想进步、富有爱国热情的青年。中共许多地下党员在国共两党合作抗

日的形势下，民族心，爱国情，激荡着他们，常常使思想无隐蔽，言论少遮

拦。在蒋经国这把大伞的保护下，有的共产党员已经半公开化，同一单位的

人，谁是共产党员，彼此心照不宣，特别是在三青团江西支团，国民党特务

和共产党员共事，观点对立，泾渭分明，经常发生争论。蒋经国在就任一年

多的时间，他的言论只有两条是鲜明的：一是拥护抗日，二是信仰三民主义，

至于国民党、共产党等党派问题，他尽量回避不提。他既不吹捧国民党，也

不骂共产党。这样，他才以开明的进步的姿态，得到进步力量的拥戴。

然而，蒋经国毕竟是蒋介石的儿子，他不能违抗他的总裁父亲的意志，

在政治和伦理的天平上，他不得不选择忠孝两全的道路。1940 年初，蒋经

国收到他父亲要他速去重庆的急电，很可能是在他父亲的“庭训”指示下，

蒋经国终于在1940 年3 月开始反共。“中统”特务交给蒋经国一个“异党分

子”的名单，要蒋经国批准，对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采取突然袭击的手

段实行秘密逮捕。名单上有同蒋经国关系非常密切的葛洛等共产党员，蒋经

国立即秘密通知他们速离江西，逃离了虎口。特务们在拿到了蒋经国批准的

名单后，即在赣南开始了大搜捕，赣州地下党活动从此中断，从事抗日救亡

宣传的抗敌后援会、动员委员会、宣慰团等组织相继被取消。

在赣南期间，蒋经国失去了他的最亲爱的母亲毛福梅。1939 年12 月11

日下午，由于侵略军日机对奉化溪口的狂轰滥炸，他的母亲去世了。在赣南

得悉讣闻的蒋经国，日夜兼程地赶回家乡溪口镇，在他母亲的墓前，书写了

“以血洗血”的碑文。

9.2 连跨五关跻身中央大员之列。赣县“赤朱岭”的青干班培植骨干；

“建设新赣南”与章亚苦的一段情缘

蒋经国的起家创业，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在赣南取得一定的政

绩，以站稳脚跟；二是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网罗人才，组织班底，

以冲出江西，走向全国。

蒋经国在专员任内，主张“建设新赣南”而崭露头角，引起各方面的广

泛注目，但是他的势力伸向全国，登上派系斗争的擂台与各派交手，却是从

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开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蒋经国的

“太子派”形成的垫脚石。

1939 年3 月蒋经国接任第四区行政专员，刚刚整顿得有点头绪，5 月底

即接到省政府转来的重庆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调他受训的通知，并转来

蒋介石要他“克日登程赴渝”的电报。

蒋经国到重庆，参加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期受训一个月，时间虽然很

短，然而对他来说却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其一，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接受国

民党中央正规训练，是他跻身中央的一个正规台阶；其二，在国民党中央训

练团特别党部，正式填表，由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三人介绍，参加了中

国国民党，开始参加国民党的组织生活；其三，在三青团中央区团部，正式

宣誓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经国的党团组织关系的解决安排的方法异常巧妙。其他调训的人员

中，也有非国民党员，这些人都照例在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正式宣誓入党。蒋

经国的三青团团籍取得以后，即被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邀请参加

座谈会。以太子之尊，他的谔谔直言极受重视，被中央干事会一致认为是“团

的优秀同志”。

随即团长蒋介石又指示，应选拔忠实有为的青年同志参加中央干事会。

中央干事会立即实行改组，增加名额。在党政班结业前，蒋经国就得到两项

新任命，一项是三青团临时中央干事会通知：“蒋经国同志，已奉团长批准

推选为中央干事”。第二项是临时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任命蒋经国同志

为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干事兼筹备主任”。

这样，蒋经国一跃而跨五关：

受训―→加入国民党―→加入三青团―→被推选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

事―→被任命为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

从一非党干部，跻身于党团中央，成为中央大员和省级首脑。

自然，这是蒋介石的精心安排，只有蒋经国才能享有这种特殊的优遇和

殊荣，这样的风光不是平民百姓的子弟所能领略的。

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的成立，经过了一个相当曲折的酝酿过程。

1938 年10 月25 日，日本侵略军攻陷武汉。三青团中央团部和中央青干

班，慌忙撤退到长沙，接着长沙又告吃紧，青干班的学员便按照籍贯分别派

遣至各省，中央团部再撤退桂林，迁到重庆。那时战局急变，交通阻塞，十

几个江西省籍的青干班学生，在长沙大火中，好不容易冲了出来，于11 月底

逃回江西，先到吉安，奉命筹备三青团江西支团。那时，三青团中央团部还

没有派定江西支团的负责人。后几度传说，中央已派定某人为江西支团筹备

主任，但后来又没有了下文。这批三青团的干部在吉安耐心地待命再待命，

他们并不知道其中奥妙，并不知道非太子不足以担此重任，直到1939 年7

月才接到中央的电报，蒋经国将出任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主任。这样，江西

支团的酝酿过程才宣告结束。此时离1938 年7 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在

武汉成立整一周年。

在重庆，蒋经国被任命为江西支团筹备主任，人事安排完全听命于三青

团中央。在重庆他没有提出一个人，因为这时他在中央还没有自己的人。如

前文所述，三青团的人事大权掌握在康泽的手里，康泽乐得对江西也来个一

把抓，他打算把干部和组织控制在自己手里，把蒋经国架空，让他只落个筹

备主任的虚名。

其实在江西支团的问题上，在三青团中央康泽已碰过钉子。康泽曾提名

几个人任江西支团主任，接二连三签呈团长蒋介石，均未获批准。其手下有

人揣摩蒋介石的用意，曾经建议康泽提名蒋经国，而康泽则迟疑不决。康本

是一家奴，但又缺乏家奴的乖巧，他是一个极端狭隘而又刚愎自用的人，顾

忌“太子”的崛起，会威胁到他这位“太保”的地位，而失去蒋介石的恩宠，

他过高地估计了校长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不愿正视蒋介石在“太子”与“太

保”之间的远近亲疏关系具有本质的不同，忽视了血统关系在政治活动中的

决定作用。所以事情的发展并不依康泽的意愿为转移，中央干事会终于通过

了一个又一个给蒋经国的任命。但是，康泽仍不放松，他利用手中的组织大

权，在江西支团的干部安排上，大耍手段，与“太子”进行较量。

康泽从两个方面掣肘蒋经国：一方面是把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拼成一个

大杂烩，塞进各派人马，让他们互相争斗，又在其中安置他的复兴社亲信，

以进行操纵，使蒋经国难以应付；另一方面是在江西支团筹备处的干部配备

上，把各个位置塞得满满的，使蒋经国极少有动弹的余地。如他派得意门生

彭朝钰去任江西支团筹备处书记，目的是让彭成为实际控制江西支团筹备处

的首脑。彭的年龄长于蒋，做过康泽别动队的指导员，参加过“围剿”红军。

从江西到四川，都是康泽的得力干将。彭并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他自以为

比蒋经国更有实际工作能力和经验。当江西支团筹备处在赣州成立之际，他

上面依仗康泽，下面抓住久已待命的第一期中央青干班同学，拉住江西的复

兴社分子，四处活动，广泛同各派系联系，企图左右江西支团。彭还亲自指

示布置办公室，把主任和书记的办公室设在同一间房子内，以监视蒋经国，

使蒋经国这个主任连一间单独会客的办公室也没有。这期间，蒋经国很少去

支团部处理公务。

诚然，除背靠其父这棵参天大树外，在苏联沐浴过12 年政治风雨的蒋经

国并非等闲之辈。他自从调到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跨越五关，获膺新命，

其后回到江西，主持三青团江西支团筹备处的成立，这一系列的经历，使他

上了国民党内派系弄权的生动的第一课。康泽，就是他的第一位严酷的教员，

劈头盖脑给他的狠狠的教训，使他明白了派系争权，必须竭尽全力，不能有

丝毫退让。要与复兴社分子和平共事，无疑是与虎谋皮，以此类推，同其他

派系也势难融洽。而蒋介石对他的安排，显然是让他自己去开辟天地，独创

一子承父业的蹊径，以“太子”之尊，怎能屈就于既成派系势力之下。所以，

蒋经国踌躇满志，不仅倡言“建设新赣南”，而且要创立蒋门父子一脉相承

的嫡系政治派别。于是，江西支团筹备处便成为他经营“太子系”的省级规

模的第一块土壤。

为达此目的，蒋经国第一个步骤是培训干部，有了干部，才能控制组织，

开拓地盘。

1939 年9 月2 日，三青团江西支团临时干事会在赣州召开第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在蒋经国的主持下，通过了三项重要决议：

第一项建议中央调整支团部筹备处的干部人选。这是蒋经国巧妙地还击

康泽的第一招，以后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为“太子系”的发展初步扫清了

障碍。

第二项通过三青团江西团部成立宣言。

第三项通过创办三青团江西支团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江西青干班）。

江西青干班是蒋经国回国后亲自主持的第一个干部训练班，地点设在赣

县西郊赤朱岭。他自己制定计划，按排干部，办理招生，主持训练，事必恭

亲，不许康泽派系干部染指。第一期120 多人，1939 年10 月着手筹备，12

月招考学生，1940 年1 月初开学，到4 月中旬结业。蒋经国绞尽脑汁，运用

这期训练班，培养出他的第一批嫡系干部，其中一部分人成了他的得力干将。

他们是“太子系”奠基的骨干，他们追随在蒋经国的鞍前马后，在江西派系

角逐的擂台上，打出了新局面，继而为“太子系”在三青团中央取代康泽系

立功，并在30 年后，开创了台湾的“蒋经国时代”。

江西青干班第一期能够起为“太子系”奠基的重要作用，是因为蒋经国

严格掌握以下几个重要环节：

第一，招生成分和方式：蒋经国经过反复权衡，决定不公开招生，而是

采取内部保送方式，以免去学员同教师之间通常产生的疏离感，利于培养学

员对蒋氏父子特殊的感情。蒋经国对青干班训话说：“这次我们干训招生，

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公开招生，一是主张有关方面保送。我们经过慎重考

虑，决定不公开招生，由内部有关方面保送。你们都是保送来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是可靠的，我相信你们会认真接受训练，成为我们三青团江西支团第

一代忠实的革命干部。我们支团的成立宣言说得很清楚：

‘三青团不是少爷小姐俱乐部，不是官僚政客摔角场。三青团是三民主

义的先锋队，是国民党革命的生力军。’我希望你们一个个都要成为先锋队

中的骨干。”要成为骨干，“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心一意听团长的话，

要坚贞，要纯洁。”⑨以后蒋经国和干训班的其他领导人对学员讲或个别谈

话，都强调纯洁，要心无旁鹜，绝对追随蒋氏子父子。

第二，精神训练：青干班的训练课程包括精神训练、政治训练、业务训

练、军事训练（包括生活军事化）等等。蒋经国亲自担任精神训练的课程。

他讲课的中心内容是团长言行。在训练中，蒋经国除了讲课，还和学员们一

同生活，同吃同住。他几乎熟悉每个学员的情况，经常与学员谈心。学员们

一个个争着表态：“我这一辈子要跟着团长和蒋主任干到底”。以后蒋经国

把精神训练的要求，概括为赤朱岭精神。所谓赤朱岭精神，就是团结一致，

绝对效忠于团长蒋介石和主任蒋经国的精神。蒋经国此番全神贯注的培训卓

有成效，其中一部分学员日后成为蒋氏嫡系的心腹，江西青干班的学生毕业

以后，无论走到哪里，都强调发挥赤朱岭精神，“做团长的耳目”，是他们

的一句口头掸。

第三，分配工作：江西青干班第一期结业时，对每一个学生工作的分配，

又是蒋经国亲自核定，他找每一个同学个别谈话，了解每个人的志愿，勉励

他们服从团的安排。分配去向初步确定后，又个别谈话，叮咛再三。通过蒋

经国这番滴水不漏的工作，一批初出茅庐的小伙子，被分配担任分团书记，

挑起一个县级组织的担子，有些则直接分到专员公署，担以重任，如王升等

三人任专员公署的视察，负责督导县政，并兼自卫大队的指导员，从而建立

蒋经国自己的特务组织，这不仅反映了蒋经国使用干部的大胆尝试，而且反

映了“太子系”向全省发展的迫切要求。

第四，建立组织：青干班同学受训时，蒋经国就谆谆教导，要“成为一

个坚强的集体”。将近毕业之前，就指定一些学员筹备汇编同学通讯录，建

立江西青干班毕业同学通讯处（以下简称通讯处）。毕业之前，通讯处正式

成立，每个同学都郑重地重新填写登记表，填写志愿书，然后召集全体同学

开会，一致表示服从组织，紧密团结，并且推选通讯处干事会。第一届干事

会中有章亚若、王升、李德廉、孔秋泉、许素玉等人，这个干事会变成为同

学组织中的核心组织。

通讯处是“太子系”第一个成型的组织。青干班以后连续办了五期，共

有毕业生五百多人，这个组织的成员也就不断增加。通讯处和分配到各地的

青干班同学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同学们经常收到通讯处转发的蒋经国主任的

指示和调查表，规定每个学员定期按表汇报。通讯处透过经常的通讯联络，

对同学的工作生活实行制约，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他们也乐得借此渠

道攀龙尾，附凤翼，这样使学员们对蒋经国的向心力大大加强。

除以上几个环节以外，蒋经国在控制人的活动方面，确实有一套功夫，

同其父乃是一脉相承，如继承了其父的圈子功，即政治上的同志圈和私交上

的金兰圈（结拜把兄弟）。并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个人品质上，子不像

其父那样专横跋扈，盛气凌人，而是谦冲为怀，“平凡平淡平实”，使人甘

心情愿为其效劳。蒋经国曾多次教导青干班的同学不仅要有同志爱，而且要

有兄弟情，大家“要亲如一家人”。结业奔赴工作岗位以后，这两套圈子更

是重要凭藉。“太子系”是个大圈子，大圈子里又有小圈子。一个人离开了

圈子就处处碰壁，孤掌难鸣。圈子外的人攀不上圈子内关系，就无法问鼎“太

子系”。

以后，蒋经国通过四个回合，逐渐把康泽系的势力完全排斥出去，其培

训干部和掌握组织，达到了预期的目的。1943 年，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几乎清一色是“太子系”的成员。以同年江西支

团正式成立为标志，“太子系”在赣南起家奠基，告成定局，全省30 多处分

团和各县普遍建立的区队，全部稳固地控制在“太子系”的手里。

蒋经国在赣南时，除了江西青干班的学生追随其左右外，还有留俄派（蒋

的留俄同学）、武岭派（蒋经国从奉化溪口武岭学校调来的部属，等于是家

里人）、赣南正统派（这是一批前督练处和四区专署内蒋经国的部属，而又

无其他背景的干部，他们习惯称蒋经国为老板，自命为忠心耿耿的伙计，并

因其追随蒋经国较早而做视江西青干班的学生，但是江西青干班毕业派到专

署任职的，因是蒋经国的嫡系门生，又是三青团员，后来居上，成为“太子

系”的佼佼者）、客卿派（这一派人或为蒋经国的前辈，或同辈朋友，他们

大多同蒋经国没有部属关系，而是深知“太子”无限量的前途，趋之若鹜的

鼓吹者、献策者、帮助者，辅佐蒋经国“打天下”。蒋经国很尊重他们，拉

拢他们，使他们相互呼应，共同拥戴“太子”。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李惟果、

郑彦?薄⒑?轨等。李此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1939 年9 月被任命为三青团

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随时给蒋经国去电，告之蒋介石的意向和党团中央的

动态，蒋经国亦时常透过李转达他的情况和要求。胡轨，是黄埔军校的第四

期毕业生，又是复兴社的高层干部，他本身有较优的历史条件，他取代彭朝

钰为江西支团筹备处书记，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当选为中央干事，

并任组织处副处长。胡轨是“太子系”赣南奠基的主干之一。）以上各派统

称为“赣南派”。

值得注意的是，蒋经国在赣南不仅同复兴社派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斗

争，对CC 系也采取防范和扼制的手法。当时在赣南专署内，二陈先后介绍去

的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有十余人，有的还被委任于专署主任秘书的重任。他们

自以为有CC 系作后台，一度企图在“太子系”内造成一股势力，来包围“太

子”，为CC 系所用。但是由于蒋经国处处防范，使CC 系的企图没有得逞。

这样“太子系”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与三青团内的其他派系抗衡，

并最终取而代之。

无可否认，蒋经国主办青干班，也怀有刷新政治，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

他为青干班提出“大家到民间去”的口号。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从蒋经国的

《训练日记》中可以窥见一斑。如他在1940 年9 月14 日的训练日记中写道：

吃了早饭以后，集合全体同学，讲明今天放假，要大家做一个很有意义的工

作，就是访问民众。访问对象可以是教师、中医、雇农、佃农、花匠、挑夫、

卖柴者、挑粪工、清道夫等上百个不同职业的贫苦民众。预先给学员列好要

问的问题，如他的生活问题；对抗战建国的批评；对赣县县政府的批评；他

喜欢哪一种人、恨哪一种人等等。蒋经国认为这一工作，意义重大。从学员

本身讲，可以了解穷苦人民的痛苦和心理；从政府讲，可以得到宝贵的材料，

作为今后工作的参考；从民众讲，可以得到很大安慰，知道政府并没有忘记

他们。这一天，蒋经国自己访问的是一个吃粥的老妇，一个捡粪的贫民和一

个纺织工厂的学徒。⑩无可否认，参加三青团江西支团第一期学习的，有不

少是怀有一腔保国卫民热血的青年。如以后成为蒋经国恋人的章亚若，就是

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在国难当头之时，她能勇敢地冲破封建道德的羁绊，投

身于抗战工作，是应该值得称道的。她天资聪颖，领悟力极强，并富有进取

精神。她参加工作先是在赣南公署图书馆整理资料。一遇到日机轰炸，有人

受伤，她便自动参加救护队，战地服务的勇敢，对伤病人员的热心，深得蒋

经国的赞赏，在公署全体员工面前多次得到蒋经国的表扬。她因工作的出色

成绩，被保送到青干班第一期受训。六个月的训练结业后，她回到专员公署，

因扎实的文字根底，担任蒋经国的秘书。外出调查和会议记录等，她都与蒋

经国同行动。两人在长期共同的工作中产生了爱慕之情，蒋经国曾把在俄国

留学时所写的日记送给她。被人们称为“蒋夫人”的章亚若，于1942 年1

月27 日在桂林平安地生下了一对挛生兄弟。一周后，蒋经国到桂林的丽狮路

去看望她们母子三人，并按照蒋家第三代“孝”字的排行，又出于他们没有

正式结婚等种种考虑，给双胞胎儿子取名章孝严、章孝慈。此后，每隔十天

半月蒋经国就去桂林看望他们母子。遗憾的是，在是年8 月，章亚若原因不

明地突然去世。百忙中的蒋经国在赣县办公厅突然接到这一惊人的消息后，

为掩盖因泪水而肿起来的眼晴，他戴上了墨镜。有人说章是被人谋害毒死，

有人说是病死，为历史留下了至今仍未解开的一团迷雾。

9.3“中央干校――父子家校”乃是培植“嫡系的嫡系”的“政治黄埔”

蒋经国的“太子系”，冲出江西一隅而走向全国，也是利用三民主义青

年团这个阶梯。1943 年12 月，蒋经国离开奋战了六年的赣州，到战时的

陪都――重庆。

蒋经国到重庆，是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又称中央干校）

教育长。他由赣南的起家基地，率领一班嫡系人马，抵达重庆复兴关（抗战

期间，蒋介石以复兴民族相号召，把重庆附近的浮图关，改名为“复兴关”，

亲手书写“复兴关”三个大字，放大凿刻在关口的悬崖上）。从此。蒋经国

一跃而登中枢，去开辟全国性的新地盘。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校的校长由蒋介石自兼，安排其爱子担任教育

长，具体负责校内各项事宜。父子联手，合办干校，培养嫡系门徒。因此人

们称之为蒋门“父子家校”。

蒋介石自从1924 年授命建立黄埔军校，依靠黄埔起家以后，对于党政军

教育机构在培植私人势力方面的作用有着极为深刻的体验。下级部将称其为

“校长”，似乎比称其为“委员长”、“总裁”来得更顺耳、更亲切，因此，

他兼了几十个学校的校长，各校毕业的学生，自然成为他的门生弟子。各个

学校毕业的门徒，都组成了各自的派系，但又都自许为是效忠校长的嫡系。

蒋介石有两大系统的嫡系门生和嫡系派别。

一是黄埔军官学校，以后改名为中央军事学校。蒋介石一直兼任校长，

军校的学生，以及以军校学生为核心组成的复兴社。他们一个个都自诩为蒋

介石的嫡系：

二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它创办于1927―1928 年间，创办之初为中央

党务学校，后来才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和一般学校不同，它是由国民党办的，

不隶属于教育部管辖。除蒋介石兼任校长外，该校另有一个校务委员会，国

民党元老萌汉民、丁惟汾、戴季陶等曾任校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任校务

委员兼教务主任、总务主任等职，因此该校一向为CC 系实际控制。该校除有

政治、经济科系外，还有合作学院、地政学院、蒙藏学院、新闻学院等，是

为国民党培养党政官员的。而CC 系是蒋介石在党务系统的嫡系，中央政治学

校毕业的学生必得参加CC 系，所以说他们也是蒋介石的嫡系。

这时，除以上两大嫡系以外，又冒起了“太子系”。而“太子”，这种

得天独厚的地位，先天具有的身分，家族血统的关系，是任何嫡系无法匹敌

的。本来国民党已有中央政治学校，三青团再办自己的团校是多余的，正是

党内有党，派外有派，但是蒋介石的私心认为，凡是有利于蒋经国的，就是

有利于他自己。蒋经国则心照不宣，能壮实力，扩大影响，就是前进的动力。

所以现在父子联手办中央干校，培育“太子系”，三青团中央干校就是培养

“嫡系中的嫡系”的最高学府。因而，对于某些热衷权势、善于钻营者，中

央干校这个嫡系核心，具有挡不住的诱惑力。而对于其他嫡系，则无疑是严

重的威胁。此嫡系对于彼嫡系，争宠邀功，攘夺不已，必得争个我亲你疏、

我强你弱、你死我活，方善罢甘休。中央干校从成立到结束合并的三年时间

内，“太子系”都同其他派系，交织着激烈复杂的派系斗争。

三民主义青年团创办中央干校，最早的起因是由于复兴社和CC 两个嫡

系，分别利用团、党组织，进行激烈争夺，只不过“太子系”坐收了渔翁之

利。

当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之时，以康泽等为首的复兴社分子，结束秘密活

动，走出前台来办三青团，首先解决的问题是要培训一批听命于他的干部。

如前所述，1938 年7 月9 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正式成立，随即决

定举办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简称中央青干班），设于武昌珞珈山中

央训练团内。第一期于1938 年9 月18 日正式开学，学生五百多人。武汉失

守以后，中央青干班迁到重庆近郊大坪，又继续办了四期，每期一百多人，

五期合计有一千多人。第一期受训一个多月，因为日军侵占武汉，就急急忙

忙地结业分配了，以后各期都不过受训三个月。所以，三青团中央青干班只

是一个临时性的短期训练班，与CC 系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有天壤之

别，简直无法相比，为了同CC 系抗衡并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康泽系和青干

班毕业的学生，多次上书团长蒋介石，强烈要求要把青干班升级，改成高等

学校。

1943 年3 月，三民主义青年团在重庆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终于通

过一项决议：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

当时，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训练处处长的是李惟国，中央干校

的筹备工作便由他主持。

李惟果是“太子系”客卿派的重要角色，原任侍从室秘书，以后被选为

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并担任训练处长。李的升迁，固然是侍从有功，

而他同“太子系”不同寻常的关系，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滴水之恩，自

然以涌泉相报，升迁后的李惟果，更甘心为蒋经国效劳。李细细揣摩蒋介石

的意思后，便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会议上提议，“拟请任命蒋经国同志

为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并在会议上盛赞蒋经国的能力和劳绩，说“蒋经

国同志是青年的楷模”。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常务干事的附议，顺利获得

通过。会后呈报团长蒋介石，蒋批示：“照准”。

除李惟国外，为蒋经国出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出力最多的还有郑彦

?薄ＶＴ谌?青团成立时，即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干事会成员。在三青团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当选为中央干事，并被选为常务干事兼宣传处处长，他

便辞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的职务，到重庆三青团中央工作。从此，郑彦?本?

成为团组织中、以后的党组织中以至于台湾的“蒋经国时代”“太子系”的

一员台柱子。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的中央团部，已经集结了“太子系”的势力。蒋

经国原来在江西的部属，已陆续有些人调三青团中央担任重要职务，如为蒋

经国倚为肱股的胡轨，担任组织处副处长，陈宗荧担任工作管理处处长，他

们已完成了为蒋经国从江西到重庆架桥铺路的任务。

然而，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当时还是康泽。康泽原来兼中央青干班主任，

该班的主要干部，都是康泽系的人马。把中央青干班扩充为中央干部学校，

最早是他们提出的，并为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康泽的如意算盘是，从班到

校都归他掌握。这时，康泽的特训班辗转迁至重庆北面的合川，远离重庆，

信息不灵，交通不便。特训班的人员，早就放出空气，说是要转移重庆，跟

随康泽办中央干校，据说康泽也曾踌蹭满志，多次在重庆两路口他的公寓中，

召集部属，秘密商谈接办中央干校的问题，准备一展宏图。

康泽万万不曾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平日显得谦恭礼让、对他表现

颇为尊重、遇事多表示“听兆民（康泽的号）兄高见”的李惟果，猛然把蒋

经国抬了出来。这一回，李事先却没有和康泽商量，更无“听兆民兄高见”

的表示。在中央团部常务干事会议上，李突然提议请派蒋经国担任中央干校

教育长，使康泽大为震惊。在江西支团部的角逐中，康泽系连连败绩于“太

子系”手下，现在，为与CC 系抗衡，竭尽全力才争得创办中央干部学校，结

果却落在“太子系”的手里。

所以，当时有人说：两派的嫡系鹬蚌相争，嫡系的嫡系坐收渔利。

痛心之余，康泽系决心血战到底。

于是，在中央干校的人员安排上，康泽从中操纵渗透。他利用组织处长

的职权，抢先报告团长蒋介石，举荐一批“优秀同志”到中央干校担任职员

或教授。他的理由冠冕堂皇：为了办好中央干校，必须挑选与团有历史关系

的学者和办教育的专门人才。

蒋经国到重庆就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首先遇到的关

键问题，是办学人员问题。他在赣南一隅起家，他的手下，称得上专家、学

者的廖若晨星，他从赣南带去的第一批干部有十多人，但这些人多是三青团

和行政方面的中下层干部，在中央干校这所高等学府中，都嫌资望不足。“太

子系”跃进中央，嫡系班底缺乏，是蒋经国遇到的第一个难题，他权衡利弊，

迫于形势，在中央干事会常务会议上，讨论中央干校的人员问题时，蒋经国

不得不表示，为了广为延揽人才，办好干校，请各位常务干事多多推荐。康

泽随即把他早已预谋呈报给蒋介石的名单，在会议上再次提了出来。以后，

蒋经国请示蒋介石同意后，终于接纳了康泽提出的人选。他的打算是，先稳

住康泽等人，然后尽快培养自己的人取而代之。

因此，在中央干校正式成立后，蒋经国从扩充“太子系”的实力出发，

一方面对于新旧部属，都进一步拉拢，另一方面，对于极个别康泽的得意门

生，则让他们坐冷板凳，迟迟不安排工作，让他自己感受到在此工作实在是

无聊无奈，卷铺盖走人。因此，中央干校很快成为“太子系”的大本营。

“父子家校”隶属于三青团，三青团中央给它制定了不同于其他学校的

一套组织规章和人事法规。如在组织方面，校内不设党部，只设立团部，在

这个独立王国内，足以体现团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先是设立中央直属分团部，

以后扩大为区团部。规定中央干校学生，一律加入三青团。职员则等同三青

团干部，必须有团籍，非团员不得进干校任职。教授实行聘任制，可以是非

团员。但是，规定全校的教职员学生都必须参加团的集体活动，该校的职员

和学生都按团组织编组分队，10―15 人为一个分队，两个分队编为一个区

队，有团籍又可信赖的教授或职员，被指定为区分队的指导员，无团籍的教

授，分别为区分队联络的特邀人员。此项制度，为“太子系”利用团的公开

组织进行派系控制和派系活动提供了方便。中央干校团部除了要求团员定期

填写例行的登记表外；还特地制订考核表，由团的各级组织登记每个人的言

行表现，定期向上汇报。层层撒网，紧紧包围，力求抓住学校的每一个人，

形成“太子系”的森严壁垒。

蒋氏父子对这一个学校如此重视，是因为自认它有常人意想不到的妙

用，即要把它办成“政治黄埔”。

诚然，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校的创办是派系斗争的产物，但是，如果

把它解释成为唯一的理由未免过于简单，该校的开办，还有几个方面原因。

第一，由于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西方各国废撤对中国的不平等条

约，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成为所谓国际四强之一，使蒋介石满怀信心，要

进行黄埔式的第二次练兵――政治练兵。因而，是年3 月，他发表了《中国

之命运》，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

政”。“中国往昔的命运，是以不平等条约能否取消这一点来决定其盛衰荣

枯，而今日不平等条约既已取消了，则中国今后的命运就要决之于国内政治

之是否统一，与国力之能否集中的一点之上”。

所谓“国内政治的统一”，就是不允许“割据地方”，“破坏抗战”，

“妨碍统一”政党和势力存在，“无论是用何种名义，或何种策略，而来组

织武力”，“不只没有侥幸的可能，而且没有存在的余地”。显然，这种咄

咄逼人的语言，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发的。

所谓“国力集中”，就是全体国民“一德一心，共同集中于三民主义的

信仰之下，一致团结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中”。“成年的国民，务须加入国

民党，青年的国民，务须加入青年团”。

在这里，蒋介石又把团提高到与党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说：“中国国民

党是国家的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的新血轮”。“今后全国青年

们如果真要发展你革命大志，完成你建国大业，必以加入青年团因为立身与

报国唯一的程序，而且是必取的途径”。

为实现“国内政治的统一”和“国力的集中”，蒋介石提出要进行五项

建设：

（1）心理建设。“以独立自主的思想运动为基础”，培养“国民积极创

造，自主自动，务化冷酷的态度为热烈进取的精神，更化消极萎靡的精神为

积极果敢的行动，养成整齐严肃践履务实的风气，巩固革命建国的心理”。

（2）伦理建设。“即是恢复我国固有的伦理而使之扩充广大，而其中最

重要的条目，则为发扬我国民重礼尚义、明廉知耻的德性。这种德性，即四

维八德之所由表现，而四维八德又以‘忠孝’为根本。为国家尽全忠，为民

族尽大孝，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实为我们中国教忠教孝的极则。”

（3）社会建设。新生活运动是社会建设的基础，“社会建设的目的在求

中国国民之‘现代化’”。社会建设必须从实行地方自治着手。“以此为基

点，始可以造成‘老有所终，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新

社会。

（4）政治建设。即实现《抗战建国纲领》中有关政治建设的具体规定，

“树立全民政治的基础”。

（5）经济建设。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实施孙中山的实业计划。（11）

第二，从长期来看，开办三青团中央干校的用意，是为了把日本打败以

后，与中国共产党决战。据记载，蒋经国在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

的7 月5 日，曾向蒋介石建议创办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蒋经国的

建议的基本构想，足以说明这一意图。

他说：“今日抗战建国运动，为我国存亡之所关，追溯本党革命史实，

辛亥革命之未能完成，其最重要关键，实力缺乏忠诚党国，服膺主义而奋斗

之青年干部；总理卓见及此，于是创立黄埔军校，遂能完成北伐，肃清叛逆，

领导国人，防御强寇，五年血战，已奠立民族复兴之基础”。“现在困苦之

军事破坏时期，虽行将结束，而艰难之建设事业，必须团结全国青年，培养

优秀技术干部，使其实行主义，忠于党国，扫除虚伪堕落之颓风，使我国成

为富强康乐大国。青年干部学校之训练，应侧重建国技术，实为时势所必需，

论其性质，即为造就信仰三民主义之青年干部”。

为达上述之目的，蒋经国还建议：

（1）“必须遵照团长在《中国之命运》中所指示者，拟定一培养建国青

年干部之具体计划，招收国内各大学高中毕业之学生，斟酌国家需要及各地

情况，分期训用，除设立本校外，东南西北酌设分校。”

（2）“校中课程与整个国家计划相配合，且另立校规，并视学习上之需

要，于毕业前择优派赴外国工厂实习，以促进国家建设事业之迅速发展。”

（3）“培养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务干部固属干校之责，但干校于毕业生工

作之范围，则遍于全国各阶层，如铁路、矿山、农场、医院，团的干部必须

身体力行，以建立良好成绩及风气。”

（4）“慎选师资，为训练机关发挥其教育效能之关键，故为干部前途计，

於讲师人选，必须求其品行高尚，学验渊博，忠于团长，忠于党国，非如此

不足以发扬身教之精神也”。（12）

第三，这是蒋介石为蒋经国提供的一个大显身手的舞台，是蒋介石准备

让蒋经国接管三青团大权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认为其爱子在赣南的牛刀小

试，已告成功，“太子系”的基础已经确立，其“在江西所获得的经验与成

果，足以发扬光大于中央”。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虽有创办中央干校的决议，但迟迟未见诸行

动。而蒋经国的这一封建议书呈上去之后的第四天，即1943 年7 月9 日，三

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便正式决定要创办中央干部学校。

次日，依《中央干部学校组织章程》，发表人事第一号命令，蒋介石团

长兼该校校长，蒋经国出任该校教育长。紧锣密鼓，可谓神速。

因此，源于以上各种因素创办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标明其

宗旨是：遵循团长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的指示，培养五项建设的干

部，以达到推动各大建设，复兴中华民族的目的。

蒋经国根据团中央为干校规定的宗旨，会同中央团部训练处处长李惟

果，拟定了“中央干部学校二十年远景规划”，计划在20 年内逐步培养各项

干部10 万名，各种技术工人100 万名，提请中央干事会正式通过。

为努力实现这一远景规划，中央干校设立了三大部门：专修部、大学部、

研究部。一般学校的办学规律是从低级到高级，办多年的专科、大学之后，

有了自己的办学经验和基础，又有自己的毕业生，为培养更高学位的人才，

才开办研究院或研究所。而蒋经国出于他的特殊需要，到职筹备的第一件事，

就是拟定开办研究部的办法，呈报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并得以批准。

研究部开办的目的是“培训干部的干部”。蒋经国在招生广告中写明了

这一宗旨。“培训干部的干部”，有表里两个方面的内容，明修栈道，暗渡

陈仓。表面上的理由，是满足学校发展的需要先为学校本身培养一批干部；

而实际上，是蒋经国迫不及待地培训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嫡系干部。“太子

系”在赣南阶段的青干班出来的干部，都是中学文化程度，在地方做基层干

部尚可应付，他们之中有的被提拔到省级，已感资历不足，“太子系”猛升

到中央，原有的一批地方性的中下层嫡系干部，当然难以拿得出手，更不要

说进高等学府了。广而言之，偌大一个三青团，绝对不会物色不到几个高等

学校的人才，但是蒋经国不愿罗织人才，干部的提拔任用以派系为藩篱，不

是唯才是举，而是唯派是举，只看是不是属于他这一派的，当然他就物色不

到人才了。

因此，蒋经国的迫切课题，是凭藉主办中央干校，用最短的时间，培养

一批有高等学历的“嫡系的嫡系”。中央干校研究部第一期，就是以这样的

指导思想开办的，而与一般高等院校的研究院绝不相同。

1944 年5 月5 日，中央干校举行成立典礼，同时研究部第一期举行开学

典礼，校长蒋介石亲临主持致训词，并和全校师生一起摄影留念。蒋介石的

这个《校长开学典礼训词》，被印成一本小册子，作为全校遵循的准则。训

词的中心内容是强调干校的性质及重要性，“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干校

应该实施革命的教育，培养革命的干部”，又说，“干校应该像当年的黄埔

那样，要担起革命的责任”。（13）

蒋介石兼了几十个校长，勉励学生“革命”已是陈词滥调，并不引起大

家的注意，但是指示干校“要像黄埔那样”，则非同小可，这句话一传播，

即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太子系”的得力干将胡轨，在中央干校成立后，被任命为训导处长，

随后升任副教育长，蒋经国不在学校时，一切由胡轨主持。他是黄埔毕业生，

当然对黄埔学生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份量，有深切的体会。现在蒋介石要干校

像黄埔那样，而胡轨又要被安排为干校的第二把交椅辅佐“太子”，开创大

业，蒋介石还特别召见了胡轨，面授机宜。于是，胡轨把蒋介石的训词加以

阐明发挥，在入学训练中，对学生发表讲话，明确强调：“干校是第二个黄

埔。”

“干校是政治的黄埔。”

“干校的学生将来要在校长的领导下，追随教育长进行政治的北伐，掀

起第三次革命运动”。（14）

这些话确实鼓舞人心，干校的教职员和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在讨论校

长训词时，都纷纷谈体会，表决心，写文章，出校刊，集中到一点，就是“干

校是政治的黄埔”。

这番言论，很快传播到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特别是在蒋介石统治集

团中产生了震动。他们认为，蒋氏父子的意向，是“要以干校取代黄埔”。

一时间，议论纷纷，一些好奇者还特别驱车到“复兴关”，一睹新黄埔的面

貌。其他派系抓住流言，添油加醋，说“蒋公要太子不要门生”，“要干校

不要黄埔”等等。这些话传到蒋介石那里，不能不使他有所考虑，于是他指

示蒋经国，制止干校取代黄埔的言论。

显然，这样做不仅仅是言论问题，而是给干校的学生，灌输了一种意识

流：其他派系是与“太子系”尖锐对立的。这就导致“太子系”和其他派系

的矛盾更加激化，也种下了中央干校短命的潜因。

蒋经国秉承父训，召集干校的高层骨干，对于校的中心口号和教学方针，

进行了慎重的讨论。提出：

“中央干校是革命的学校，培养革命的干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行动为行动。”

“中央干校的学生，必须以团作家，以校作家。”

这些口号，虽然没有明确道出取代黄埔。但是，父子家校的特色，为蒋

家造就“嫡系的嫡系”，以及门徒的信条，却更为突出更为具体了。中央干

校把这些口号写成巨幅标语树立在校园内。蒋经国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向学

生阐明这些口号的意义。这些口号，日后成为干校学生以及“太子系”成员

的共同信条。

蒋经国为所培养“干部的干部”，制定了“两高三能”的标准。

“两高”：高深的政治素养――对于《国父遗教》、《团长言论》（这

两门课是全校各类各班学生的必修课）要精研、坚信和力行；高深的领导才

干――要识大局、担大任、办大事，对于“行政三联制”要通晓，要熟练，

要善用。

“三能”：能文、能武、能开汽车。蒋经国用他自己所长，向学生示范，

要求研究部第一期学生，人人都会写文章，会演说，会唱歌，会跳舞，会绘

画，会用枪，会开汽车。研究部第一期学生实行军事训练，每人发一支手枪。

为达到这一标准，在研究部第一期，蒋经国基本上搬用“江西青干班”

那一套，采取了以下几个特殊的方式：

第一，特殊的招生方法。

招生广告标明是为干校本身培养干部，学生全部公费，学制一年，毕业

后由学校负责分配工作。报考资格是：大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年龄在三

十岁以下，有志本校服务者。内部还规定了政治条件，必须是三青团团员，

后又有补充规定，非团员的优秀青年，经省支团以上介绍者，也准予报考，

被学校录取后，一律加入三青团。

而这一中央干校公开招生的广告，最引入注目的是，是赫赫大字的署名：

“校长蒋中正教育长蒋经国”。

一方面，这一广告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有志于仕宦者纷纷报名，在全国

所设的五个考区中，有不少投考者是辞掉了原来的工作，来报考干校的。另

一方面，这一广告也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和讽刺，“父子家校”的名声不胫

而走。蒋经国觉察到外界的反应，请示蒋介石，急忙赶印只署名“教育长蒋

经国”的另一批广告，立即发到各招生办事处，限令把第一次贴出的广告统

统盖严。蒋经国为了澄清外部的传言，更为纠正考生的动机，他又亲自拟了

标语：

“青年朋友们，这里是革命的学校，想升官的莫进来，要发财的请出去”。

以后，各班招生，照例都贴这张广告。

“想升官发财的莫进来”这一口号，在国民党政治腐败的抗战末期，颇

能一新耳目。进中央干校真正报国请缨的，固不乏人，鱼目混珠，存着攀龙

附风意图的，也不在少数。台湾“蒋经国时代”的不少要人，就是自中央干

校即追随蒋经国左右的。

第二，特殊的入学训练。

研究部第一批学生是1944 年4 月中旬注册入学的，5 月5 日，中央干校

举行成立典礼暨研究部第一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亲临主持大典。并作了

《革命的教育》的训话。国民党的党政军许多要人参加了典礼。随后，蒋经

国即主持举行中央干校第一次全校师主大会，使刚进校的学生顿感“嫡系中

的嫡系”的非同一般和吸引力。在每一期的入学训练时期，蒋经国也和初到

赣南时一样，和教职员学生打成一片，吃住都在一起，和大家混得很熟，对

每个职员，研究部的第一期学生，他几乎全部认识，并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

他对教职员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要认识学生。他和职员比赛，谁认识学

生越快越多，谁的工作越有成绩。蒋经国还和学生一起拔河、打篮球，他常

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带青年们跑步，他的这种作风，当时博得了青年人的

好感。这种频繁而亲近的接触，强有力地吸引青年人到“嫡系的嫡系”中来。

第三，特殊的政治组训和课程设置。

研究部第一期学生，自始至终都接受特殊的政治教育和训练，它是通过

三青团的系统公开进行的。中央干校设有三青团部，蒋经国称之为“中央干

校的精神堡垒”，学生注册进校，即按照三青团的组织系统，编为分队和区

队。分队由团部指派教职员一人为指导员，入选均由蒋经国亲自核准。指导

员的任务是参加分队会议，深入分队，和学生接触，随时找学生个别谈话，

负责指导学生的政治思想，考核学生的言行表现，负责填写团部印制的学员

考核记录册。团部每周召集一次指导员会议，每次会议都是由蒋经国亲自主

持，听取指导员汇报各分队学生的思想情况。各分队每周举行例会一次，作

为团的经常的政治训练的基本方法之一。

与特殊的政治组训相适应的是特殊的课程设置，干校的课程分为两大

类：一是特设课程，如“国父学说”、“团长的事迹和思想”、“团长的光

辉事迹”（由蒋经国讲授）、“团长思想体系”、“团长哲学思想”等。二

是通识课程，如哲学概论、政治学原理、比较宪法、经济学原理、社会学原

理、西洋史、中国近代史、教育概论、科学管理，英语、俄语等。

第四，特殊的学生生活待遇。

中央干校是国立高等学校，同一般国立高等学校一样，由国家公费办理，

归教育部管辖。学生享受当时公费大学生的待遇，由国家供给食宿并有助学

金。学生不仅完全免费，还有零用钱。但是在抗战时期那艰苦的年代，一般

公费学生吃的公粮是掺了砂粒的平价米，经常盐水泡饭，因此，公费大学生，

一个个面黄肌瘦。然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校又同一般国立高等学校不

同，蒋介石把它列在中央军事学校的范畴，列入军训部的系统。教职员按照

军职，享受军官待遇。这样一来，干校的学生便得着两份待遇，既有军校学

生的军装军毯军粮给养，又有一般学校的公粮和副食，因此干校学生的伙食

和待遇比重庆其他大学好得多。甚至从其他机关考上研究部的，都认为干校

研究部第一期学生的生活，超过一般公教人员。

“父子家校”不仅优待学生，而且爱乌及屋，惠及学生的家属。研究部

第一期的学生中，有一部分在社会上已经任职多年，早已结婚，并有了儿女。

现在考到干校当学生，个人生活尽管安逸，而家庭的生活则难以顾及。蒋经

国体念学生家庭的困难，又在于校设置“学生眷属津贴”，学生的妻子、父

母、子女等无工作能力的，可申请按人头按月发给津贴。学生的妻子，如有

工作能力，可由学校介绍或安置在干校工作，以解除学生的后顾之忧。

第五，特殊的毕业分配工作。

研究部第一期，原定修业一年，到1945 年1 月毕业。但是，从1944 年

10 月，三青团发起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年冬，研究部第一期学生已有半数

转到青年军去了，剩下的人从1945 年初陆续分配工作。参加青年军的研究部

学生，全部当上了少校以上的军官，这就给后来分配工作的学生，划定了级

别的标准和参照系数，以后分配武职的，都是校级，分配文职的，一律荐任

以上（笔者注：荐任――辛亥革命以后和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文官的第三

等，在简任以下，委任以上）。

研究部第一期学生主要有以下去处：

一是留校工作。专修部的训导干事，全部换上了研究部第一期毕业生，

分别担任讲师或行政工作。例如学生陈元，一下子就当上了蒋经国的侍从秘

书，跟随蒋的左右，参与机要。陈元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年龄和蒋经国差不

多，进干校前，任中央军校西安七分校的少校秘书，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和

业务专长，机智老练，颇得蒋经国的赏识。因此，成为研究部第一期学生中

最早得宠的第一号门徒，以后随国民党到台湾，曾任中央党部第三组副主任。

二是青年军政治部。蒋经国兼该部主任，有一批研究部第一期学生到该

部担任重要职务。

三是三青团中央团部和各省支团部。分到中央团部的，多是担任组员，

分到各省支团部的，最低为组员。

四是分到国民政府中央部门和各省市政府。这是由蒋经国出面推荐的。

这部分人为数不多，但在日后官运亨通，飞黄腾达，成为校友中的佼佼者。

总之，研究部第一期学生都得到了相当的职位，他们是“太子系”播撒

在各地的“嫡系的嫡系”的种子。以后各地公开建立中央干校校友会，他们

便成为领导核心，他们在“太子系”扩展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第六，特殊的校友会组织。

校友会，一般来讲，是联络校友感情、维系校友之间联系的一种松散的

社会团体组织。但是，校友会在蒋经国手里，则有了人们通常意想不到的实

际意义，并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中央干校校友会，1946 年12 月在南京成立，

是“太子系”的公开组织。而它的设计和酝酿，早在研究部第一期入学训练

时就开始了。成立之后，又由研究部第一期学生实际控制。

“以团作家，以校作家”――研究部第一期学生入学时，就培养他们这

种双重的组织观念。学生一律加入三青团，过团的组织生活，这是一般的团

员都应该做到的，“以团为家”的提法，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而蒋经国同

时提出“以校作家”，要求干校的学生，“以校长的意志为意志，以校长的

行动力行动，为校长的事业而奋斗终身”，这就非同一般了。研究部第一期

学生曾经反复讨论一个问题，即如何实行“以校作家”和制定”以校作家”

的远景规划。讨论的结果有两条：其一是建立师生永久性的组织；其二是创

办干校师生集体化的事业。研究部第一期尚未结业，蒋经国即着手筹备校友

会组织事宜。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决定按照当时一般社团的组织办法，向地

方政府登记备案。

研究部第一期结业后，先是因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的溃败，战局

吃紧，旋即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干校准备迁移，继而干校于1946

年冬在重庆宣告结束，迁到南京，同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合并，成立国立政

治大学，中央干校校友会组织建立事宜一再拖延。然而，蒋经国对中央干校

的学生，一如既往，依然宠爱有加，仍要保持原来的系统，按原计划成立公

开组织，名称定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校友会”。该会于1946

年12 月1 日在南京成立，蒋经国在他的寓所――励志社，亲自主持成立大会，

并向南京市政府备案，成为一个公开的合法社团。

蒋经国以太子地位之便，在征得了蒋介石的同意之后，把干校全部剩余

经费，统统拨给校友会作为基金，并指派原干校总务处长徐季元负责办理校

友会。这样，校友会在南京中央路汇文里，购置了一栋占地一万平方公尺以

上的两层小楼，名为“德润庐”，有办公室、会议室、大礼堂、并设有招待

所，可供校友住宿，这就成为“太子系”在首都南京的第一个据点。

校友会由蒋经国任理事长，徐季元任副理事长，胡轨、白瑜、郑彦?薄?

王升等任理事。干校的教职员和学生，一律加入校友会为会员，称为“校友”。

校友必须填写登记表，履行入会手续，遵守校友会的章程，过组织生活。分

散在各地各部门的校友，两人以上的即编为一个小组，定期向校友会汇报政

治、工作、个人思想和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接受校友会发布的指示、任务和

学习材料。研究部第一期学生的工作岗位，均由校友会直接掌握，不得由个

人私自移动。以后在各省省会和中心城市，或校友较多的地方，都成立了分

会。

校友会还定期出版会刊《青泉》周报，这也是“太子系”内部的重要刊

物之一。它的内容有专载（刊登蒋介石和蒋经国的训词及指示等）、评论、

讲座和通信报导，校友会和各地校友的动态，也经常在会刊上披露。更重要

的是通过这个周刊，对校友进行政治上、组织上和工作生活上的辅导。这份

周刊原来是中央干校训导处主办的一份校内周报，之所以称为“青泉”，是

中央干校在重庆马家祠开创时，蒋经国率领学生在校园山脚下开掘了一处泉

水，蒋命名之为“青泉”，在泉的石壁上凿刻“青泉”的题名，并刻了一大

段志文，引述蒋经国的话：“干校是哺育革命青年的源泉”。

蒋经国在校友会有专用的办公室，他经常到那里办公，通过校友会的组

织形式，紧密地掌握他亲自培训出来的“干部的干部”，日后，“太子系”

建立其他组织，也多是由校友会安排校友参加，实际加以控制。

由此可见，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校校友会的性质，远远超出了联络感

情的松散的社会团体性质的范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为蒋经国系兴起和发展

的基石。这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对于蒋经国的重要关系所在。

注：

①转引自台湾中央日报社编：《历史巨人的遗爱》第243 页。

②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宣传部编：《屈武文选》第258 页。

③《屈武文选》第28 页。

④《历史巨人的遗爱》第316 页。

⑤胡轨：《悼唁经国先生》，转引自《历史巨人的遗爱》第121 页。

⑥《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一辑）116―117 页。

⑦以上条令见黄寄慈所记《常言实录》，转引自小谷豪冶郎著：《蒋经

国先生传》第103―104 页。

⑧见薛汕《与蒋经国相处的日子》载《团结报》，转引自《蒋经国自述》

第353 页。

⑨转引自台湾群伦出版社《蒋经国系史话》（第三）第8 页。

⑩见《蒋经国自述》第79―83 页。

（11）见蒋介石《中国之命运》，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中

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第616―622 页。

（12）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上册，第338―399 页。

（13）转引自台湾群伦出版社《蒋经国系史话》第84 页。

（14）转引自台湾群伦出版社《蒋经国系史话》第85 页。

8 佛学上有“皈依三宝”，三青团的“三宝”却蕴义独特

8.1 要像训练宗教徒一样训练青年，大、中、小学生均须集体接受团的

训练，峨嵋山上的和尚也不能例外

8.2 以“党团员拒绝登记财产者一律开除”，来响应惩治腐败的革新运

动

8.3 三青团设新生活运动总会，蒋介石重新阐释“礼”、“义”、“廉”、

“耻”

8.1 要像训练宗教徒一样训练青年，大、中、小学生均须集体接受团的

训练，峨嵋山上的和尚也不能例外

毛泽东曾形象地把青年比作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青年，代表着国家民

族的未来和希望，谁争取到广大青年的支持，谁便掌握着国家民族的未来。

谁吸引了青年，谁就代表了那个时代。

对于这一点，国民党统治者自然也是清楚的。但是，它是从反面理解的。

不是以自身为国为民的实际行动和政绩，使广大青年心悦诚服，而是使用各

种手段，训练青年，“党化”“团化”青年，愚弄青年，使青年成为“喉舌”、

“耳目”之类得心应手的统治工具，为巩固其统治效力。

按照蒋介石的理论，“青年要成为刻苦耐劳、任重致远、改造社会、建

设国家的人才，其思想必经科学的训练，其行动必受严格的锻炼”。“中国

国民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乃是实行革命建国的总指挥部，成年的国民务须加

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加入青年团”，“他们对于入党入团，有权利也有义

务”。①因而，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训练青年“皈依三宝”，是三民主

义青年团活动的核心任务。

“皈依三主”是借用佛学的一句术语。佛学上的所谓“三宝”是皈依佛，

皈依法，皈依僧。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所谓“三宝”，是皈依三民主义，皈

依中国国民党，皈依其“最高领袖蒋主席”。也就是说，信仰三民主义，信

仰国民党，信仰蒋介石，要像信仰宗教一样，要到迷信的程度，把广大青年

培养成为愚昧盲从无智无识的崇拜信仰蒋介石国民党的宗教徒，成为其维护

其统治的得心应手的工具，此即三青团训练的目的。

关于广大青年对于国民党和政治现状的心态，国民党统治者并非心中无

数。1939 年9 月5 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制定的《本团对于

社会青年之指导方针》中承认：“一般青年对于政治现状之不满，为一不可

讳言之事实。”然而它认为青年对政治现状不满的原因，是“由于青年认识

之错误，心理上之幻觉者居其半，而实际政治之缺憾，影响青年本身之生活，

求学不得安心，知识不得满足，职业无法解决”。②为纠正青年“认识之错

误，心理之幻觉”，排除青年的不满情绪，必须麻木青年的神经，对青年进

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进行洗脑，使其混灭自主的思维和反抗意识，而最有效

的方法是施以严格的训练。

三青团为训练团员规定了一系列程序，凡团员于入团宣誓之前，必须进

行入团训练。入团之后，又要进行经常训练。经常训练包括分队会议、读书

指导、生活指导等，并利用学校假期，举办青年夏令营，以集训各校学生；

举办各种干部训练斑，训练各级干部。1939 年11 月23 日，临时中央常务

干事监察第二次联席会议制定了《团员训练方案》。透过这一方案，可见三

青团关于训练活动的梗概。

《团员训练方案》把训练内容分为：精神训练、理论训练、军事训练、

技术训练、服务训练、集团训练。训练程度分为初级、中级、高级，初级训

练相当于入团训练，中高级训练，则根据团员的职业、性别，分为不同的科

目，根据不同的科目，规定教程。其内容繁复庞杂，破碎支离。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训练的第一步是精神的训练，是恢复民族固有的道德

性。“革命必先革心”，青年要肩负重大的责任，一定要首先革除过去的恶

习，振作生机。在日常生活中，要“把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

义和平，通统恢复起来，建立革命的人格”，“有了这种革命的人格以后，

才能谈到有志节，有气魄，才能做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为达到精神训练的目的，三青团中央规定以1936 年11 月国民党第五次

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作团员守则，以《中华民国陆

海空军军人读训十条》作训练信条。

《守则》共有十二条：

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

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

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世之本

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

九、整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

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③

《读训十条》是：

第一条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怠忽之行为。

第二条拥护国民政府，服从长官，不容有虚伪背离之行为。

第三条敬爱袍泽，保护人民，不容有居做粗暴之行为。

第四条尽忠职守，奉行命令，不容有延误怯懦之行为。

第五条严守纪律，勇敢果决，不容有废弛敷衍之行为。

第六条团结精神，协同一致，不容有散漫推倭之行为。

第七条负责知耻，崇尚武德，不容有污辱贪鄙之行为。

第八条刻苦耐劳，节俭朴实，不容有奢侈浮滑之行为。

第九条注重礼节，整肃仪容，不容有亵荡浪漫之行为。

第十条诚心修身，笃守信义，不容有卑劣诈伪之行为。④

三青团还为团员规定了团员读书研究实施进度表，把孙文学说、三民主

义、建国大纲、五权宪法、“领袖最近训词”、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新生

活运动纲要、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以及一些近代中国国耻史书籍作为

必读书目，并由团部负责人考核督导，作为奖惩的依据，培养团员对三民主

义、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绝对信仰。

在主青团的训练要则《分队须知》中把分队作为团的训练的实施单位。

它要求分队的成员“对于主义，对于领袖，忠实地信仰和服从，”“分队长

应以传教士的精神，保姆的态度，用潜移默化，循循善诱的方法，训练团员”。

辅之以训练任务的是宣传工作，要求分队宣传的第一项内容是“总理遗教，

同时用三民主义的理论，驳斥其他主义或理论的谬误”。第二则是“领袖言

行，使民众认识领袖的伟大，坚定民众对领袖的信仰心和服从心”不难看出，

这样就把对团员的精神训练搞成了宗教的信仰主义和神秘主义。团员训练的

根本目的是树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是对蒋介石的绝对信仰和服从，不容许

团员有自己独立的思想。⑤这种死记硬背式的灌输和宗教式的训练结果，使

参加三青团的青年们差不多都成了木偶，他们学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每当

提到，或者仅仅涉及他们的“最高领袖”蒋介石时，就“喀嚓”一声立正。

这种作法使一切正直的人反感。三青团成立时即任中央干事的何廉在他

的回忆录中对于蒋介石制造的个人崇拜有生动的描述，他说：“当时在三青

团内发展起一种对委员长超出正常对领袖的尊敬和忠诚程度，他几乎被奉为

上帝。当我第一次参加三青团中央干事会议时，我听到一声信号，接着在场

的每一个人都霍然站起立正，使我吓了一大跳，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这信

号是告诉大家，委员长的座车到了。我们听到信号得站起立正，一直站到他

就坐；他准备离开时，我们得再次起立，直到听到表示他已坐在车中的信号

为止。当我们说到‘领袖’和‘总裁’时，也得站起来；他讲话时我们得站

着。甚至在函稿中提到委员长时得另行抬头，或留出相当的空白才写旁的字。

在三青团总部礼堂大门上，委员长和孙中山的像并排挂在那，事实上，三青

团的每个礼堂都是这样。在行政院可没这一套。当他进入行政院会议室时，

我们只是按通常的礼貌站起来，又随便坐下。我们说话时也很随便，不拘礼

节”。何廉说，由于蒋介石的独裁和对他的个人崇拜，“在三青团中央干事

会议上，实际上什么也没有讨论”，对什么问题都不可能进行讨论。何廉说：

“开始时，我和卢作罕在会上还提出一些问题，但从那以后，我们也保持沉

默了”。⑥在对青年的训练中，三青团把学校看作是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

的主要阵地，尤其重视三青团组织在各级学校的发展。早在1939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就发出了对学校团务的指示，提出“要在一切日常生活行动中”，

“收得领导青年的功效，使共产党无法活动，甚至无从立足”。因此，自1939

年起，在各大中学校，普遍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如因CC 系分子程天放

任四川大学校长，便在1939 年春设立三青团川大直属队筹备处，把200 多名

学生拉入三青团，甚至将峨盾山的青年和尚47 人也拉入团内（抗战时期四川

大学曾一度迁移到峨眉山），1940 年4 月则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四川

大学直属区队。

到1943 年2 月，蒋介石为表示对各大学团务的重视，“振作各大学的风

气”，决定亲自担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并到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学校巡

视，以作表率。

1943 年，三青团“一大”通过《统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案》，把训练对

象扩大到大、中、小学的所有在校学生，“初小在七岁至十岁期间，一律编

为幼童军；高小初中十一岁至十五岁，一律编为童子军，十五岁至十七岁青

年，一律编为少年团”。“童子军、少年团，经考核合格，始得加入青年团，

每年定期举行集体入团典礼”，由此开始了强迫集体加入三青团的先例，进

一步加强了对青少年的控制。

如此训练的结果适得其反，增长广大青年的逆反心理，对这一套说教和

控制异常反感和厌恶。这种不断增长的对国民党三青团的离心力，使延安更

具魅力和吸引力，成为国统区青年学生向往的地方。

8.2 以“党团员拒绝登记财产者一律开除”，来响应惩治腐败的革新运

动

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是保守的反共的政治团体，然而其中也有一些富于

正义感的青年。从它的部分成员，包括一部分黄埔系的成员，在同共产党之

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长期的历史恩怨，反共是他们的共识。但是，他

们不满于现状，对国民党的堕落腐化，也是十分反感，坚决反对的。改造腐

败的国民党，即蒋介石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用意之一。先后担任中央干事

会书记长的陈诚和张治中，作为三青团的主要领导人，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

在反共问题上，他们不可能有也不会有超然于党派之上的立场。他们的私人

感情很好，主张内部改革的意见也颇为接近，但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却

始终无法一致，张治中一贯主张联共主和，陈诚则一贯主张反共主战。然而

在事关民族大义，努力身体力行和领导青年参加抗日斗争方面，他们同是无

可指责的。张治中在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期间，曾为制止党

政的日益腐败，开展团务的革新活动，鼓励广大青年的抗战信心，做出过一

些努力，这是我们研究分析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历史时，必须实事求是对待的

问题。

1941 年上半年，由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国际形势的不利，如

英国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了通往大后方的唯一运输线，德、意、日三国缔结

同盟，而美国仍旧供应日本以生铁、石油等军火物资，由于战争的进行造成

的物价上升等经济困难，使中国的抗战面临着严重的局面。而国民党的腐败

则加深了这种危机，使许多青年对当时的局势发生恐惑不安的心理，对抗战

前途产生疑虑，失败主义情绪笼罩着国民党统治区。

为制止失败主义情绪的蔓延，改革社会弊端，惩治腐败现象，坚定广大

青年的抗战信念，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发出一系列的指示：

1941 年5 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发出《为调查地方政情、民众疾苦，以

改革社会弊端，增进平民生活对全体团员令》，要求团员“深入民间，在酒

肆茶楼采取舆情”，“与民众公论打成一片”，“调查地方金融物价税收情

形，探究土劣奸商把持包揽囤积居奇等弊端”，“实地调查各种灾难情况”。

并制订社会调查表格，要求团员每月呈送备核，列为团员考绩之一。强调“团

员不得挟嫌诬陷舞弊等情事，否则以违反团纪议处”。⑦6 月，三青团中央

干事会发出《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指

示》内容有六点，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三周年的7 月9 日，中央干事会书

记长张治中发表了一篇告青年书，对《指示》的六点内容加以解释说明。

第一，《指示》说：“抗战胜利的基础虽已奠定，艰难困苦的增加，为

革命必有的过程。今后无论国际形势如何演变与国内经济情形如何困难，均

应认为革命成功之前必有之现象，本团团员，应本健全本身与自力更生之主

旨，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坚定信心，立稳脚跟，咬紧牙关，领导全国民众，

克服一切困难，以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张治中解释，这一条指示的目的是鼓励团员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他说：

自抗战以来，尤其是最近一年以来，我们国民经济生活部分的感受到困难。

同时，因为世界风云的变化，在我们精神的感受上有时也几乎不能适应。这

些内在困难和外来的剧变，真是对我们个人乃至中华民族的一种最深刻的试

炼！如果我们个人乃至我们全民族都是经不起风浪、受不了艰苦的一些意志

薄弱或神经衰弱的人，那我们将凭什么来生存？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成

功，对外战争的胜利，不是费了多少血汗，多少牺牲？不是历尽多少艰难、

熬过多少痛苦？如果我们把成功后的苏联在战争中遭受的困难和我们现在所

受到的比较一下，那我们现在所受到的真能算得什么？抗战持续四年，今天

我们已经有了绝对胜利的把握。国内国际情势的变化，都不令我们担忧，而

唯一担忧的是我们国民心理上的错觉，只怕我们自己没有忍受无限艰苦的决

心，没有准备牺牲一切的精神，没有克服一切困难的勇气，因而动摇、彷徨、

畏缩，或者不幸可能要走上失败的悲惨道路。现实的教训已是太多。因此，

我们要大声疾呼：所有失败的情绪、脆弱的心理、苟安的观念，必须加以强

力的阻扼，彻底的消弭！优秀的青年，不但要有深远的眼光来了解战争，达

观大局，更要有充分的勇气来坚定自我，战胜环境！张治中要求团员牢记“领

袖”蒋介石的训言：“惟有能战斗能胜利之国家，始能保其独立生存，否则

必被征服而为奴隶”。

第二，《指示》说：“我们抗战的最大目的，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生

存，所以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在言论行动上如有影响社

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接间接足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

分散国家民族利益者，本团团员应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

彻底肃清之”。

显而易见，这一条内容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而言的。张治中

说：这一条的主旨是建立国防思想。就是说，要使全体国民都确认国家至上、

国防第一的思想，放弃一切不合时代、不符合抗战建国要求、不符合国家民

族利益的思想行动，而使全国成为一个统一强固的战斗体。在这生死存亡的

大战中，必须维护国家民族高于一切这一总原则的绝对尊严，“不容有陈腐

落伍的观念，不容有分歧错杂的思想，不容高唱自由的滥调，不容存有派系

的私心，更不容有封建集团的利益”。

第三，《指示》说：“我们在此伟大民族斗争中，一面抗战，一面建国；

建国的首要，在完成民生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经济割据的趋势，与各地把

持粮食，操纵物价，营私牟利的行为，及借抗战以发国难财者，本团团员均

应坚决反对之；同时，我们应提倡国防科学运动与实行劳动服务，并协助战

时经济管制的推行，以达成民生与国防经济建设”。

张解释说，这一条的意义说明，三民主义的精神不止是民族至上，更要

发达民权，发展民生。“战争的胜负决于经济”，其意义不仅说明国防力量

充实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更说明人民生活安定与否同样是决定战争

胜负的一个因素。到今天，我们尤其感到后一意义的重要。自抗战以来，政

府没有担心粮食会成问题，也不曾想到物价会像这样的高涨，而现在足以影

响民心士气，足以影响前方军事、后方建设的，正是粮食和物价问题。张治

中说：这一问题的“中心的症结”，“实在由于人事之未尽。把这一个严重

的责任单纯委之以政治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开展一个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凡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必须率先反对；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必须切

实促成。如果全国青年站在为天下先、为全国先的立场，一定会造成一种重

公益弃私欲的风气，一种重节约习勤劳的风气，拿这种风气来培养经济建设

的根芽，就会使经济建设有长足而迅速的发展”。

第四，《指示》上说：“我们建国必须着重政治的刷新，俾完成革命民

权的政治建设，也是树立一种真正的民主政治。本团团员应切实扶植社会舆

论，提高民众知识，协助当地自治。反对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

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应一律排除之，以奠定真正民主政治的基础”。

张治中对国民党三青团是否压制民主的问题作了解释，其时的张治中，

不可能脱离他所属党派的立场。他说：近来有些高唱民主政治的口号，甚至

每一个口号都会触到“民主化”，可以从几方面来理解这一问题：一、从民

主政治的原理说，我们立国的主义――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其根本精神就

是要达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就是要造成一个纯粹以人民为主的近代国家。二、

从建国的程序说，以党建国、以党治国都是达到民主政治的过程，为的是要

顺利完成革命民权的政治建设的必要程序，而不是一个终点，所以不能认为，

一个时期的一党专政，便不是民主政治。三、从当前的政治环境说，现在是

抗战时期，为了保证抗战的胜利，一切应该服从军事第一的原则，不容有任

何违反破坏的企图。凡是真心信仰民主政治的人，他一定能诚心了解并拥护

国家在战时所必须采取的诸般措施。

第五，《指示》说：“官僚恶习，实是腐化无能的最大原因，凡是不负

责任、因循敷衍、欺骗虚伪其生活腐败者，皆为官僚恶习，本团团员应以身

作则，树立一种革命新风气，痛切矫正之！”

张说：抗战到了今天，在抗战阵营内部，还有若干余毒未尽的官僚恶习，

而有使政治腐化无能的倾向。特别是近时以来，受着战时心理和战时生活的

影响，一般的政治风气工作效率，渐渐有些向下的不良趋势。有的敷衍因循，

有的虚伪欺骗，一种失去了革命精神、高尚情操的消沉风气，正如毒气一样

向低暗处奔流，形成可怕的战时低气压。他要求团员，随时随地作反官僚主

义的斗争，随时随地致力培植建设社会的基础。一定要把这一历史上的传统

积习和社会上的腐败渣滓所构成的恶习惯、恶制度、恶风气彻底肃清。

第六，《指示》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以及流痞奸商，为政治建

设与经济建设的最大障碍，本团团员应本不畏强暴的精神，以公民资格向合

法机关检举惩罚之。”

张治中说，我们既看见官僚恶习的作祟，更看见贪污土劣以及流痞奸商

的活跃。团要致力改革国家和社会，绝不能容许贪污土劣之流侵蚀国脉，敲

剥民生。他要求团员调查地方金融物价税收情形，探究奸商把持包揽囤积居

奇等事，向有关机关检举。⑧这一《指示》和张治中的告青年书，是三青团

历史上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文件，虽然它包含着针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

内容，但这是三青团中央干事会集体讨论的结果，如没有这一条，整个《指

示》是不会被通过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而且它并不是

这一《指示》的主要方面。贯穿全文的主要意义还在于：坚定抗战必胜的信

心，自力更生，克服一切困难，争取抗战的胜利；惩治腐败，刷新政治，反

对官僚恶习，反对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流痞奸商。以后在三青团的领导下，

曾经发起过倒孔（祥熙）运动，就是这一号召的实践。

1943 年3 月，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于政治腐败等问

题也进行了讨论，通过了《检举贪污舞弊取缔囤积居奇转移社会风气严肃战

时生活案》。

在这个议案中，三青团承认，近年以来物价高涨，民生益困，社会风气

苟且颓废，国民心理因循散漫。有些党政官员贪图安逸生活，物价愈高涨，

享用愈奢侈，纵欲败度，浪费无节，全不念前方将士的艰辛，战区同胞之痛

苦，更不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甚至有的利用战时的经济困难牟取暴利，有

所谓发国难财之名称招摇市井，夸耀乡里，自身不以为耻，社会不以为怪，

至辗转模仿，如毒菌之蔓延，良莠倒置，邪正不分，礼义廉耻荡然无存。究

其原因：一是由于不肖官吏贪污受贿，营私舞弊；一是由于奸商富户囤积居

奇，操纵市场，这两类人都是民族之败类，战时之罪人，如不彻底将此铲除，

则一切政令无法实施，经济无法维持，而抗战垂成之局面，亦必受到阻碍。

该案重申，三民主义青年团负有改造社会，完成抗战，以实现三民主义

的重责。团曾经对团员有六点指示，要求团员不避艰险，不畏强暴，严密调

查检举贪官污吏和奸商土豪，但两年以来，执行不力。因此，此案要求：“各

地团部就工商业与机关团体服务之团员中，选择热忱精明之优秀分子，组织

检查机构若干小组，专负调查并检举官吏营私舞弊贪污受贿与奸商囤积居奇

操纵市场之责，每组三人至五人，经常交换情报，并研究调查检举之方法。

其目的在协助政府实行法律制裁，并以培养国民之守法精神”。“各地团部

和学校团部应选择学生团员并发动社会团体组织战时生活劝导队，每队若干

人，用宣传劝告之方式，以纠正社会一切不良之生活习惯，如烟酒毒娼及一

切违反战时生活之奢侈浪费等行为。其目的在发动社会力量，实行舆论制裁，

并以培养良善之社会风气”。⑨显然，在这腐败专制的政治体制之下，这些

决议并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贯彻、三青团也不可能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衰亡，但

是，他们的努力是应肯定的。

同年秋，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第二次会议在重庆闭幕后，书记长张治中邀

集各地来的负责干部到北温泉开了秘密会议，检讨时局，探讨解决办法。经

过三天的讨论，大家认为，抗战的环境恶劣，局势异常严重，表现在六个方

面：

（1）由于财政金融措施失当，贪污贿赂之公行，官商勾结，囤积居奇，

以致物价高涨，使国民经济陷于困境，国家预算无法控制，民生调敝，民气

消沉，人心思乱，匪盗渐起，社会治安，岌岌可虑。

（2）由各级党政人员之日益官僚化，少数主官之卑鄙贪污，多数公务员

之困苦怠弛，以致战时政令无法推动，而县以下之乡镇保甲长，更大多为土

豪劣绅所把持，利用征兵、征粮、储蓄及其他机会，横征暴敛，勒诈苛索，

草营人命之事，时有所闻。纲纪废弛，赏罚不明，人民敢怒而下敢言。一遇

煽惑，铤而走险，势所不免。

（3）社会风气，败坏至极，少数官吏，与奸商互相勾结，骄奢淫逸，影

响所及，国民道德，日益堕落，人心败坏，不堪设想。

（4）军队官兵，生活艰苦，新兵素质恶劣，部队缺额过多，士

气渐衰，实力日减，精神纪律，废弛松懈。万一社会发生变乱，或在反

攻初期中遭受顿挫，军队不能克尽保卫之责，必将影响大局。

（5）公教人员受物价高涨之压迫，洁身自好者，朝不保夕；意志不坚者，

同流合污，甚至满腹牢骚，企图作种种自私自利非法之活动。以致行政效率

日减，教育效果日低。青年不满现状，烦闷失望，或流于偏激，或意志消沉，

对党团之号召，响应并不热烈。

（6）党团革命同志干部，以革命理想难于实现，且目睹奸商土豪以及不

肖官吏利用国难发财，穷奢极欲，而不革命、假革命与反革命之人物及事实，

亦复所在多有，以致灰心消极，情绪低落。⑩总之，在抗日战争的后期，他

们已经认识到，国内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腐败糜烂，已至极

点，对国民党的失望，也已至极点，人心已由思治而至于思变。但是一般党

政军领导人物，为一己之私利，多掩蔽事实，粉饰太平，或箝口结舌，明哲

保身。他们希望国民党军政当局，立即采取有力措施扭转这种局面，以维持

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因此他们根据这些意见，向蒋介石提出四项建议：

（1）为谋巩固革命政权，确立政府威信，彻底执行政策，应付非常起见，

请速改组政府，将违背领袖意旨，不执行领袖所决定之政策，且已失众望之

大员，立即罢免。拔擢革命有为之干部，担负责任。期于最短期内，造成廉

能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2）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对于抗战以来所制定之各种政策，拟请

作彻底检讨，其窒碍难行者，应予改订。其未执行者，限期实施。使政策鲜

明，政令简单。尤其对于三民主义之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及稳定物价、改

善民生诸要端，应速定切实可行之办法，加紧实施。

（3）为振奋人心，鼓舞士气，除澄清吏治外，拟请严整纪纲，赏罚必信。

对官吏之贪污腐败，利用其地位与困难之机会得致巨富者，应予严厉之处置，

以期重振革命之精神，转移社会之风气。

（4）为充实革命之中心力量，对于党团与革命军之干部，拟请重加考核，

严予甄别。其精神、思想、生活、行为均已落伍者，应予淘汰。其忠贞自矢

刻苦自励者，应加重其权责，登记其财产，责勉其团结。由健全革命干部进

而健全党团与军队。限期半年，完成改革党团军队之工作，以为改造政治改

革社会应付非常之根本要图。（11）

四项建议之中，第一项是具有实质性内容的，目标直指时担任行政院长

的孔祥熙，是要打倒官僚资本，改造行政院，这是推行政策、澄清吏治、转

移社会风气的第一个步骤和根本前提。参加会议者十分清楚蒋、孔之间“一

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认为蒋介石是没有这个果断性和勇气的，对这

个主观幻想式的建议并没抱多大希望。果不出所料，张治中说：这个建议虽

送交了蒋介石，“但没有下文，他仅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说了一句‘现在青

年同志们是有他们的热情和见解，我们要予以重视的’，作为唯一的答复”。

三青团为惩治腐败提出的最有价值的主张，即是限制党、团员财产数额

并举行登记。这一主张规定党、团员财产不得超过战前的五万元（有人主张

增至十万元），超过的捐献出来，拒绝登记或捐献的，一律开除党、团籍。

这个建议曾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过，但并没有为蒋介石所理睬。显然，这种与

虎谋皮的主张，是不会被接受的。

在张治中的主持下，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党务改进方面，还对国民党中央

提出过很多意见，比如，在组织方面，他们提出要真正以工农为该党组织的

社会基础；彻底实行民主集体权制；根绝党内任何小组织。在领导方面，他

们提出，根据该党政纲政策，就目前政治、军事、经济方面急需实行之工作，

订定当前政治中心纲领，以为该党目前奋斗目标；订定党员行动纲领，以为

党员力行之准则；以主义政策与工作，团结党员，领导群众；在纪律方面，

他们提出，党内纪律绝对平等，不得因人而异，执行尤须严格公正；注重自

我批判，自我检讨，与相互批判，相互检讨。在作风方面，他们提出，扫除

官僚作风，树立切实诚笃的风气；打倒形式主义，注重工作效能与效率；打

破地位观念，发扬同志亲爱与互助精神；实行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在1945 中国国民党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时，三民主义青年团有60 多个

代表参加，各地党代表中与青年团有关系的也不少。在会议期间，三民主义

青年团的代表曾提出一个政治改革方案，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实

行耕者有其田和把城市土地和大工业都收归国有的政策。这一方案提出后，

得到许多青年代表和各地代表的赞成，官僚买办分子和CC 分子也不敢公开反

对。他们善于玩弄两面派的手法，一面摆出赞成的态度，一面说恐怕不易通

过。经过分组会议讨论一再修改，大会终于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案》和《土

地政策纲领》等一系列决议案。

《本党政纲政策案》似乎郑重其事的重申三民主义为救国的最高原则，

“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

一律平等”；“民权主义，在于间接民权之外，实行直接民权，而现阶段之

中心要求，在于提早实施宪政，完成地方自治，普及国民教育，保障妇女地

位，使全体人民咸能行使民权。并建立文官制度，以提高政治效能；保障司

法独立，以维护人民权利”；“民生主义，其最重要之原则有二，一曰平均

地权，二曰节制资本”。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农村土地除公营者

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办法，实行耕者有其田，凡非自耕之土地，概由国家

发行土地债券，逐步征收，并分配之”。（12）

张治中说：在这两个议案通过后，“记得当时在重庆的共产党朋友还和

我说笑话：“你们的案子要能实行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治上就变成左派

了’”！（13）

这些议案的内容冠冕堂皇，但全是国民党的假话空话大话，这种议案是

绝对不会被执行的，国民党常说的以党治国、以党建国，完全是空话。党的

中央常务会议很少讨论政策问题，党对党员和从政的干部从来就没有约束的

力量，无组织、无纪律，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政怠宦成，涣散腐败。“总

裁”独裁和党内不民主，又造成了广大党、团成员普遍对政治冷漠，使国民

党丧失了一切力量。中常会和代表大会做出的政策性的讨论和决定，皆成具

文，一到行政院，照应置之不理，所谓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

而不通，最后变成好话说尽，坏事作绝，党只剩下一块招牌，名存而实亡了。

从以上事实看，三青团中也不乏有理想正义感的青年，只是在腐朽的政

治制度和反动的政权控制之下，他们的一切主张得不到支持，他们在党内在

政治上也起不了多少作用罢了。

8.3 三青团设新生活运动总会，蒋介石重新阐释“礼”、“义”、“廉”、

“耻”

新生活运动，是一个由蒋介石所倡导和实践的移风易俗的运动，其目的

是以最简易的方法，涤除国民不合时代不合环境的习性。

一般认为，国家的强弱和民族的盛衰，往往可以从风俗方面去观察，因

为风俗是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从这些形式的表现，便可以

看出人民的知识和文化程度，从而推定其国家和民族的强弱与盛衰。

在30 年代，国民党的统治造成流民遍地，乞丐成群，民众为生活所迫艇

而走险，社会极度动荡不安，在反共前线的南昌尤为明显。

而国民党统治集团倒果为因，认为国家民族的衰弱实由于今日我国社会

所造成。一般民众心理，苟且萎靡，不分善恶，不辨公私，不知本末。官僚

则虚伪贪污，人民则漫散麻木，青年则堕落放纵，成人则腐败昏庸，富者则

繁琐浮华，贫者则卑污混乱。其结果遂使国家纪纲废弛，社会秩序破坏，天

灾不能抗，人祸不能弭，内忧迭至，外侮频仍，乃至个人、社会、国家与民

族同受其害。认为中国的积贫积弱是一般国民的心理风俗造成的。

蒋介石认识到仅仅依靠暴力组织不足以维持专制统治，还要在社会生活

方面规范人们的行为，羁缚人们的思想。他认为社会风俗的善恶和厚薄，“是

由于在上者一二人的趋向所形成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最高统治

者的推导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据此，在宋美龄的设计策划下，蒋介石倡导发起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发起于1933 年。2 月19 日，蒋介石在南昌各界扩大纪念周

上，宣布发起新生活运动，并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由蒋自任会长。随后，

相继发表六次长篇演讲，并手订《新生活运动纲要》和《新生活须知》。

蒋介石作为封建传统文化和封建道统的维护者，一贯主张礼义廉耻，是

“国之四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民之八德。因而他把恢复中华民族

的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作为新生活运动的基本准则。

所谓“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是敬恭侍主，守法循理，戒慎将事，

和气肃容，善与人处，孝亲敬长，克敦伦纪；

所谓“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是一心济世，厚人薄己，不争权利，

急公忘私，弗辞劳瘁，扶善除恶，以彰公理；

所谓“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是既明且洁，严慎取予，操守有节，

辨别是非，力排谬说，崇尚节约，以惜物力；

所谓“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是心存差恶，不屑卑污，尊重自处，

不甘暴弃，力求进步，不图苟存，宁死御侮。

“新生活运动，就是提倡‘礼义廉耻’的规律生活，以‘礼义廉耻’之

素行，习之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四事之中。”提倡“礼仪廉耻”的

最终目的，是“使反乎粗野卑陋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艺术化”，“使反乎

争盗窃乞之行为，求国民生活之生产化”，“使乎乱邪昏懦之行为，求国民

之生活军事化”。

“新生活运动”的程序是：

1.由自己作起，再求之他人；

2.由公务人员作起，再推之民众；

3.由简要之事作起，再及其次；

4.由不费钱不费时不费力之事作起，再行其余；

5.由机关团体及公共场所，如学校、公署、车站、码头、戏馆、公园、

会场等作起，再求之于全体之社会，以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转变。（14）

新生活运动由南昌行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主持，以江西为实验区。1934

年3 月17 日，国民党中央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努力

实行新生活。7 月1 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在南昌成立，蒋介石任会长，

熊式辉为主任干事，邓文仪为副主任干事，阎宝航为书记。

1936 年1 月1 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由南昌迁往南京。同年2 月13

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宋美龄为指导长。

1937 年3 月1 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会改组，由黄仁霖任总干事，阎

宝航为副总干事。全国有20 个省、4 个直辖市设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

1355 个县中成立了县级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重庆。

1938 年三青团成立后，新生活运动即作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社会活动的

一项重要内容。蒋介石在《为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青年书》中，提出青年

欲完成六大任务，必须“涤除旧染，振作生机，”“彻底改造其生活”。“于

日常生活之中，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惯，革除凌

乱、繁复、奢侈、迟钝、虚浮之恶习。务使社会风尚，皆能因吾青年实践极

端的节约与劳苦的新生活，而焕然丕变，”并带动全国同胞，“而进为现代

国民”。（15）

这时，蒋介石为使新生活运动适应抗战的实际需要，对其宗旨“礼义廉

耻”作了新的解释：

所谓“礼”，由“规规矩矩的态度”改为“严严整整的纪律”，“规规

矩矩的态度”是指平时对于个人生活态度的整饬，而在抗战建国的进程中，

纪律高于一切，在战时每个人更需要遵行全民共守的纪律和法令，否则就不

能造成共同一致的力量；

所谓“义”，由“正正当当的行为”改为“慷慷慨慨的牺牲”，在抗战

前线奋勇杀敌，运输救护是慷慨牺牲，战区同胞毁坏自己的工厂，焚毁自己

的粮食，不拱手资敌，坚壁清野，在后方从事生产，救济流亡，出力出钱，

都是慷慨牺牲的行为，都是“义”的高度表现；

所谓“廉”，由“清清白白的辨别”改为“实实在在的节约”，“节约”

二字的本义，是要求每个人厉行节俭省约，做到俭以养廉，约以济物，推而

广之，又可理解为节制私人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身心，绝对不作妨害国家，

消耗国力的举动，在抗战时期，尤为重要；

所谓“耻”，由“切切实实的觉悟”改为“轰轰烈烈的奋斗”，孔子说，

“知耻近乎勇”，“知”是觉悟，“勇”是奋斗，驱逐外敌的抗战事业，需

要每一个国民轰轰烈烈的奋斗。

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得以继续开展。

1941 年，三青团编印《团员生活须知》，对于《团员守则》、《新生活

运动纲领》及《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所规定的规约，都详加说明，要求团

员遵照实行，并规定各级团队举行小组会议时，团员应一律进行生活检讨与

批评。到1944 年初，蒋介石指示，各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的书记，由各该地

团的书记兼任，各地新生活运动，也由团试行兼办。于是新生活运动的推行，

成为三青团各级团部及团员的主要任务。

遗憾的是，当政者并没有看到中国社会贫穷衰弱的病因，而是本末倒置，

把药下错了。它所提倡的某些行动准则，脱离中国社会的实际，无法实行。

广大的民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乞丐如蚁，哀鸿遍野，他们的生活现状就

是对新生活运动口号的绝妙讽刺。贪官污吏吸骨敲髓的盘剥，猛于虎的苛政，

缺乏衣食之必需的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到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他们的生

活怎么能够达到所谓“文明”呢？标榜新生活运动，高唱“人生以服务为目

的”的三青团，对眼前的事实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三青团设新生活运动

总会，有社会服务处，更有富丽堂皇的青年馆，然而对于流亡到大后方失学

失业、风餐宿露、贫病交馁的广大青年，又做了些什么呢？因此，这样的新

生活运动激不起广大青年的真情和热诚，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注：

①蒋介石：《中国之命运》，见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

《中国国民党历史教学参考资料》（第三册），第644 页。

②《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搞》第59 页。

③《训练要则》第58 页。

④《训练要则》第60 页。

⑤《训练要则》第61―88 页。

⑥《何廉回忆录》205―206 页。

⑦《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搞》第161―162 页。

⑧见《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搞》第165―168 页；《张治中

回忆录》第337―345 页。

⑨《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428―429 页。

⑩《张治中回忆录》第369―370 页。

（11）《张治中回忆录》第370―371 页。

（12）《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937―

939 页。

（13）《张治中回忆录》第371 页。

（14）见《新生活运动纲要》

（15） 《革命文献》第62 辑，第22 页。

7 宪政再起，为国民党雪上加霜

7.1 西南联大名教授闻一多靠与人治印，以度时日。“贪赃枉法，升官

发财；埋头苦干，撤职查办”是国统区民生调敝，民怨沸腾的写照

7.2 张澜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秘密刊印成册，在重庆、成都、

昆明等十几个城市争相传阅，风行一时

7.3“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在蒋总裁看来只是新瓶装旧酒

7.1 西南联大名教授闻一多靠与人治印，以度时日。“贪赃枉法，升官

发财；埋头苦干，撤职查办”是国统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的写照

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产物，为图三民主义青年团的

发展，必然竭力维持国民党对国家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抵制人民的民主宪政

要求。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上，蒋介石真可谓“目光远大”，

殚精竭虑，虽然最终三民主义青年团也没有成多大气候。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腐败是随着抗战的进程而逐步发展的，在抗日战争的

后期，国民党政权的显著特点，是加速了由上而下的贪污腐败，官僚资本迅

速发展。如财政部长孔祥熙兼许多私营银行的总裁董事长经理等职，利用特

权控制的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攫取巨额黄金、外汇、物资、地产大发“国

难财”。经济的统制专卖政策，如对丝、茶、桐油、猪鬃等农副产品实行统

购统销，对糖、食盐、卷烟、火柴等生活必需品实行专卖，更为贪官污吏提

供了方便。官商结合，营私舞弊，依靠对国内外贸易的垄断特权，强行贱买

贵卖，从中牟取暴利。农民卖农副产品所得不够成本，即不再进行生产。金

融、贸易、交通、粮食、邮政等涉及金钱和物资的职能部门有官皆贪。到处

是黑市，物物有黑价，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通过正常渠道办不成事，飞机有

黑市票，从昆明到重庆一张黑市票三万元，民间汇钱寄邮包不花钱领不到。

银行、花纱布局的小职员待遇超过上将。因此，本来已长期存在的军官吃空

额、克扣军饷等问题更加严重，甚至国民党内有识之士也看到：“前方数百

万与敌浴血奋战之士兵，其生活水准不如大户人家之猪狗，古今中外不平之

事恐无过于此者”。而在国民党内，当官靠关系，刑以钱免，政以贿成，草

率为“贤”，草率为“能”，刑不上大官，赏不及下士。有民谣说：“贪赃

枉法，升官财发；埋头苦干，撤职查办”。绞杀国民经济的政策和遍地皆是

的腐败贪污，造成恶性通货膨胀，物价狂涨。依靠工资收入为生的工人、公

务员和大中小学教师，愈来愈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大学教授的工资，

只相当于抗战前的12％，致使有些教授不得不靠卖书度日，西南联大著名教

授闻一多则靠为人刻章治印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国民党统治区民生凋敝，民

怨沸腾。

而国民党的腐败，是政治上的独裁造成的，没有监督，不受限制的权力

必然要造成权力的滥用，政治上的不民主义是经济危机、军事危机的根本原

因所在。因此，被国民党所扼杀的民主宪政运动再度兴起，国民党受到抗战

以来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的猛烈冲击。

7.2 张澜的《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秘密刊印成册，在重庆、成都、

昆明等十几个城市争相传阅，风行一时

这次民主宪政运动是民主党派发动的。

“皖南事变”后，各中间党派力团结以自保并调解国共两党的矛盾冲突，

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

这三党三派的领导人联合一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于1941 年3 月19 日在重

庆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结束国

民党一党专政，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实行民主宪政，是中国民主政团

同盟明确的奋斗目标。

1943 年7 月13 日蒋介石召集国民参政员会餐，询问他们对于内政外交

问题的意见。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之一黄炎培说：“自抗战以来，无论

朝野，都要求抗战”，“但各地干法犯纪者仍不少，而其中以官吏为多。政

治腐败，严重阻碍了抗战建国的进程。而抗战建国，惟有以人民监督官吏，

建国从民治下手，才是康庄大道”。①明确对蒋介石提出结束国民党的一党

专政，实施民主宪政。

同年“九一八”事变纪念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小册子《中

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这是针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弊端和危害的长篇论

文，系统地阐释了政团同盟关于真正民主政治的态度。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

报刊都不敢发表，是由他原成都大学的学生秘密刊印成册，于“九、一八”

事变12 周年时散发的。此书在重庆、成都、昆明、延安等十几个城市风行一

时，人们争相传阅。

张澜指出，抗战已经到了第七个年头，近年来以言政治，“党员官僚化，

官吏商人化”，“公开贪污，上行下效，法令皆成具文”；

“言财政，则专卖统制与各种收税机关，繁重苛扰，结果是政府受怨，

民众受困，大利归于中饱”；“言粮政，则无谷者必须缴谷；言役政，则有

人者不肯出入”；言政党之间的关系，自一党专政以来，党外人才，多遭摈

弃，而国民党外之“各党派更受压迫，不容其公开活动，许多智能之士，咸

怀不平，尤以共产党军队数十万，散布六七省，常有再发生内战之虞”，影

响团结抗战的大业。因此，“中国今天需要从速实行真正民主政治”。只有

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才能一方面“使人民有权来监督政府，纠弹官吏，并

协助政府办理各事，政治才可望合理改善”，一方面“使各党各派无党无派

之人士，皆得自由生存发展于宪法范围之内”，“能够真正实行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才可望精诚团结，共图努力建成复兴的大业。

张澜指出：什么叫民主政治？简而言之，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

国由民治。而与之相对立的是“党治”。“党治”并不是政党政治，而是否

认其他政党的存在，实行一党专政，视国家为一党所私有的政治制度。国民

党高唱“以党建国”，就是把国家的官吏、军队和警察，迫其变为党的官吏、

军队和警察，把国家的青年，大、中、小学生，加以利诱、威胁，而变为党

的青年和大、中、小学生。因此，机关有党部，军队有党部，警察有党部，

学校有党部，“党权高于一切”，一切党化，把持专恣，人民没主权，没有

自由。党即国家，与所谓朕即国家，毫无二致。国民党“欲实行一党专政的

党治，必先强化其党，统一其党，于是当政的党魁，便应运而生成为政治上

的独裁者，党治便自然而然成为独裁政治”。

张澜说：独裁政治具有不可避免的两大弊端：

第一，独裁者要实行独裁，必先由他的党徒，把他的知识和才能，言论

和行动，大捧特捧；崇奉为不可企及、不可侵犯之人，捧为神。而其左右阿

谀奉承之人，为得其欢心，以曲意奉承为向上爬之阶梯，对党魁蒙蔽国事民

情之真相。因此，政令纷乱苛扰不知改良，官吏贪污虚伪不能惩治，所有党

政，一切形成腐化而无法挽救。政治上的独裁，是腐败等一切祸害的总根源。

第二，独裁者必为多敌之人。独裁者为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力，

对异己者必严加防制，事事猜疑，化友为敌。因此，他对外不能明了敌国的

虚实和动向，对内更要严密防制异己，不容其有反对的言论和行为，甚至及

于他的思想。独裁者的办法是布置耳目网，组织一群由独裁者私人直接指挥

的特务人员，秘密分布于各阶层各地，或捕风捉影，捏造情报；或藉事邀功，

敲榨勒索；或摧残自由，制造恐怖。因此，独裁统治必然是特务统治。特务

统治弄得国内本来团结的，反而不团结，地方本来安定的，反而不安定，其

结果是削弱了抗战的力量，松懈了对敌寇、汉奸的斗争，只是增加政治上的

黑暗。

张澜认为，“人类求生存求繁荣的权利，是任何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是

与生俱来的，是自动的，是自主的，不是他人授予的”。民主政治的意义，

就是主权在民的政治，也就是国由民治。“如其以一个人一群人一党人的意

思，不依全民共立、全民共守的法律来管理众人的事，而是把持政权，独裁

专制，任意扩大统治者的权力，并不容许全国人民发表不同的意见和得到各

种自由，不顾全国人民的主权，那就决不是民主政治，只可称为君主政治，

贵族政治，党霸政治”。

张澜认为，真正的民主政治，至少要具备下列几个必要的条件：

（一）政治的主权，一定要在全体国民的手里，而不是在一个人一个党

的手里。

（二）直接的民主政治，众人的公事，应由全体民众来直接讨论处理。

假若这个做不到，至少也应由全体民众直接推选代表，来组织议会机关，讨

论国事，监督政府，以实行所谓间接民主政（三）民众代表，由民众的自由

意志直接推选，不得由一党的党部人员会同政府官吏来指定人员，使人照名

单推选，或加倍推选，再由党和政府圈定。

（四）地方人民及其代表之参与中央政事者，应能自由行使选举、罢免、

创制、复决四权，决不可剥减其权力，尤不得有利诱威胁之事。

（五）一个国家，应由其有根本大法，应早日颁行其有关于人民权利义

务与政府组织权责的民主宪法。宪法之制成，应由国民代表推举若干人参与

议订，再开国民大会决定而颁布之。全国上下，共同遵守，即使是一国之元

首，亦应严为遵守，不得以自己的意志变更法律，代替法律。

基于以上几点，张澜要求国民党立即放弃一党专政，结束党治，取消党

化，从速实施宪政。他说：“我希望执政当权的党，在此国民大会未开，宪

政尚未实施这一时期内，要一面认真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来训导

人民，使他们有应用普遍行使民权的能力和经验，一面则从速准备实施宪

政。”

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之前应该首先实行做到：

（一）立即设立一公开法定之协议机关，容纳各党派参政员及参政会外

人士，共同审查宪草，促进宪政。

（二）立即宣布人民享有依法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身体之自由。

（三）立即承认国民党外各党各派之合法存在与活动。

（四）在宪法实施前，务级民意机关，如国民参政会、省县参议会等，

应即具有审核各该同级政府之预决算，与弹劾其同级政府不法行政官吏之

权。②以上观点，集中代表了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对实现民主宪政的

迫切要求，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支持。1944 年2 月21 日延安《解

放日报》对该文作了专题报导，给予高度评价。

与此同时，美英等盟邦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腐败、无能亦颇多评

诋，不愿诚意支持和援助名为民主国家，而实际则实行反民主的一党专政的

党治政府。美国总统罗斯福向蒋介石建议：中国宜从早实施宪政；国民党应

与国内各个党派处于平等地位。

在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再次打出宪政

的旗号，在1943 年9 月的五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所谓“战争结束一年内立

即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实行宪政”的决议。于是各党派利用这一有利

时机，在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抗战时期的第二次民主宪政运动。

这一时期，《民宪》、《宪政》等由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领导人出面主办

的刊物纷纷创刊。各民主党派并发起各种组织，促进宪政运动。在重庆，沈

钧儒、黄炎培等从1944 年1 月开始，每月举行一次民主宪政座谈会，参加会

议的由开始的30 多人发展到两千多人；在成都，张澜、李璜等组织民主宪政

促进会，发展到华西大学、四川大学等学生中间；在昆明，罗隆基、周新民

等组织了宪政研究会；在桂林，文化界经李济琛、黄旭初等人发起，成立了

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

民主抗战，铲除失败主义。全国舆论，街谈巷议，莫不以宪政为题。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宪政运动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提出必须以革命的

三民主义作宪政的基础，必须首先实行保障人民的人身、居住、言论等自由、

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三个条件，必须从“政治解决”国共关系入手，以

取信于国人和盟邦。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1944 年5 月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

提出“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地道的民主国家，这已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

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实现民主的起码条件是国民党必须放弃十几

年来的特殊地位，结束训政，无保留无犹豫地给人民各项基本自由。“假定

一个国家，其国民不能自由发表负责的言论与主张，不能合理的批评政治的

措施与人事，其新闻的记载只能限于好的一面，而决不许暴露坏的一面，这

个国家便不是民主国家。又假定一个国家，除掉一个在朝的执政党外，绝对

不许其他在野的党派合法的存在，公开的组织，甚至不仅从政治上的活动上

限制着他们，乃至从事社会事业或其他的正当职业，也要因党派的关系受着

显然的的歧视，这便更不是民主国家。更假定一个国家，其人民的身体自由

毫无切实的保障，可以由若干秘密的或来历不明的机关非法拘捕，非法幽禁，

非法处死，甚至不知拘捕于何地，幽禁于何所，处死于何时，被害者的家属

无从接见，其亲友亦无从援救，这便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且是一个十足的

反民主的国家”！因此，民主政团同盟呼吁：“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

万万不可向战后延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

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必十倍百

倍于今天”。③1944 年6 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欧战已有结束趋势，而在

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胜利的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发生了第二次大溃

败。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事之糟乱，并不在政治之下。国民党军队不但体制

混杂繁复，领导统制也弊端百出。抗战开始后，全国军队逾五百万，但杂乱

不堪。就历史系统上看，有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山西军、粤军、桂军、

川军、滇军、及其他各省地方军，各军训练方法不同；在装备方面，中国军

队是全世界武器的陈列所和实验所，德、意、英、日、美、法、捷、苏，各

国武器一应俱全。国内汉阳、金陵、沈阳、太原等兵工厂出品不同，军队装

备有嫡系、非嫡系而异，将领有良莠而别，在征募方式上，广西是征兵，中

央和其他各省是募兵，也有征募并行。本来在抗战期间，基于强烈的民族意

识和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上大家都是一致

的，但是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已渗透到军队，将无战心，士无斗志，国民党的

军队已丧失了战斗力。

日本侵略军为挽救在太平洋战场覆灭的命运，发动了打通豫湘桂大陆交

通线的“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从4 月17 日开始，至12 月10 日结束，历

时8 个月。上百万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丧地失师，军队损失几十万，丧失

国土20 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164 座，省会4 个，失去空军基地7 个，飞

机场36 个，600 万同胞沦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本军队打通了由华北纵贯大

陆至印度支那的通道，并一度占领距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一百多公里的贵州

独山。举国震惊、朝野愤慨。

豫湘桂的战败，引起了西南地方实力派的极大震动。

抗战期间，国民党采取以空间换时间，以西南为最后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川、康、滇、贵成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也是国民党的命脉所系。那时在西

南各省，尤其是在川康和云南，地方实力派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拥有

相当数量的辖地和军队，同蒋介石国民党排斥异已的政策早就有了深刻的矛

盾。蒋介石国民党的势力深入到西南后，他们都有岌岌可危之感，只是为了

抗日大局，不能公开同蒋介石对抗而已。他们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

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等等作法极为不满，对中国共产党不谋私利，为民族为

人民的品质和朝气蓬勃的积极进取精神有一定的认识，因而他们采取对各抗

日党派都建立联系，多头寻找政治出路的政策。如刘文辉在内部提出的口号

是：“不依附蒋介石就没有现在，不投靠共产党就没有将来”。而蒋介石国

民党要在西南站稳脚跟，又不得不拢络地方实力派。抗战以前，蒋介石国民

党并没有打破四川地方军阀割据一方的局面。虽然在“八一三”抗战后，大

部分川军出川抗战，为抗日立下了赫赫战功，但自1938 年重庆成为中华民国

的陪都，四川成为国民党统治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后，川、康两省

的行政系统仍然掌握在四川地方实力派的手中。县长、区长等行政官员虽然

统一接受过国民党中央的训练，然而徒有其表，国民党中央的政令并不能彻

底贯彻下去。所以，蒋介石绞尽脑汁地抑制地方势力，削弱他们的地盘和职

权。其结果是使地方实力派同国民党中央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豫湘桂战役的失败，预示着国民党中央滞留西南的日子更为旷日持久，

对地方实力派的压制将进一步加强。因此，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积极地支持

民主宪政运动。

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势力，强烈要求国民党中央扩大地方职权，改变

其“一切均归中央统制”的独裁政策，提出国民党对中央军和杂牌军，“应

该一视同仁，打破系统关系，实行待遇平等”。龙云与国民党中央的矛盾，

为昆明的教授、名流、以及各大学的学生，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活动环境。教

授们创办了《自由论坛》杂志，这是在西南鼓吹民主，反对专制主义的一个

相当有力的刊物，它公开表示：“我们需要什么？第一、是自由！第二、是

自由！第三、仍是自由！”云南大学、西南联大、中法大学等校学生自治会

于“七七”联合召开时事座谈会，到会者除学生三千多人外，还有闻一多、

邵循正、潘大逵、潘光旦等十几位教授。讨论集中在要求改革政治问题上，

潘大逵呼吁“青年们应加紧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不要吝惜任何牺牲”。潘

光旦说：“今天不是‘躲’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追求光明，打倒黑暗！”闻

一多更是激昂地号召青年“闹”起来，“打破可怕的冷静”！他说：“而今

天不幸的很，战事正作向失败的方向，大多数人们都在等待着胜利，他们满

以为总有一天，胜利自然落在他们的头上，‘可怕的冷静’正笼罩着中国，

但我们青年们能眼见这种事实而不震惊吗？我们能使自己一手所造的神圣抗

战失败吗？不，绝对不能！我们应该再来一次‘闹’！”④这些呼声，在学

生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响。

四川地方势力积极参加了这次民主宪政运动。

四川方面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不满情绪，是与国民党对他们的压制成比

例增长的。1940 年春，在所谓甄别审查的名义下，四川原有的县长有三分

之一被撤换了，而代之以黄埔出身的于部。同时，改组了盐业银行童事会，

统制了平民、商业、垦业和聚兴城等十大地方银行。在军事上，众所周知，

川军分散在各个战区，像其它杂牌军一样，虽在抗日战争中遭受很大损失，

但没有得到应有的补充，所余已无几了。而在四川本省，中央军深入叙府一

带，割裂了西康与四川之间的联系。1944 年8 月，四川省参议员揭发出不

少贪污案件（该省参议会不少参议员代表四川地方势力），国民党四川省当

局却在“整饰吏治”的名义下，调动金堂、资中、江油等23 个县的县长，利

用这个机会安插了一批所谓“忠实领袖”的干部。那些因为贪赃枉法，已经

引起民众愤懑的县长老爷，经过“调差”“对调”之后，又仍然安享其官位，

而没有后台又比较清廉的，却被撤职了。更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统治四川，

以四川省为抗战基地的结果，四川人民的负担，是空前的加重了。早在1941

年，国民党政府就开始将田赋改征实物，规定正副税额每元折征稻谷2 斗。

当时，为着供养几百万军队坚持抗战，征实是必要的；但国民党的官吏趁机

大肆贪污、勒索，仓储、运输部门雁过拔毛，正副税额折征稻谷猛增，1942

年每元折征稻谷4 斗。1944 年度四川省征实数额，原定2400 万担，后因省

参议会反对，减为2100 万担。这个负担仍是过重的。因此，不断有“欠粮”

和“抗粮”的事件发生。国民党上自财、粮二部高级官员，下至行政督察专

员、县长、田管储运处长、以及党、团人员，均“分途下乡追收”，“如粮

欠在征收人员或包商者，限即日交清；欠在保甲人员者限十日交清；欠在粮

民者限一月交清，即有延误，由专署县府拘押讯办！务使全省三年来欠粮，

如数缴清，颗粒不准短收”！除正税外，四川民众还必须担负繁重的杂捐摊

派，杂捐摊派一般是正税额的二三十倍，甚至有超过275 倍的。⑤在豫湘桂

大片土地失去以后，只保有西南的国民党政权，为维持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关，

对四川民众和士绅的压榨，更为加重是必然的。这一切，自然要引起四川各

阶层人民的愤怒。

代表四川地方势力的《华西日报》，自1944 年5 月以来，就连续不断地

主张“迅速刷新政治”，以挽救目前的危机。据统计，仅从5 月10 日―6 月

23 日，该报发表要求民主的社论，即达17 篇之多。它驳斥了专制独裁者想

坐待胜利的自私算盘，指出：“目前军事的危机，决不是单靠盟国的若干协

助，就可以改变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政治的彻底刷新”，并认为

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⑥他们看穿了那些“目注心营，无非想利

用人类为民主、为和平与消灭德、意、日法西斯强盗所流的血，暗中灌溉新

的暴力统治的企图”。⑦因此，它明确表示了对一党专政的反对态度，它说：

“关于政权属谁的问题，有人说，中国的政权，应该永为掌握政权的政党所

掌握，老实说，这是反对民主之最露骨的表现”。⑧深居西康的刘文辉，也

于8 月1 日在西康省参议会上发表加强团结的主张，他指出：“今天不只要

各党派、各军队团结，而且要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人民的团结。其目的

在进行大后方的保卫战，除此以外，别无他途”。⑨成都的民主宪政促进会，

曾于5 月10 日郑重提出对国事的十项主张，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三点：（一）

尊重人民言论、人身、思想信仰及一切结社集会之自由。“公教人员、学生、

士兵入党入团，须基于自愿，并不得以党员团员资格，为铨叙考核之标准，

及享受其他特权”。（二）刷新政治。“给予各级民意机关以必要的权力，”

“政府用人，应本天下为公之旨，选贤与能”，“切实改革征兵、征实、征

税之弊端，严惩贪污，杜绝中炮，革除苛扰，以减轻人民痛苦”。（三）实

施全民动员。“举凡训练民众，组织民众，均应以国家立场出之，不再以党

的立场出之，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以保国家复兴之基地”。

⑩

大后方民主宪政运动的发展已冲破了国民党的控制和封锁，动摇了它赖

以生存的基地，震撼了它的统治基础。

值此之际，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同年9

月4 日至18 日，国民参政会召开第三届三次会议，由国共双方报告谈判情况。

中共代表林伯渠在报告中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

民政府召开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代表的国是会

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振奋全国人心”。迅速得到

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和支持。

10 月10 日，中国民主同盟（是年9 月19 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召开全

国代表会议，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取消了入盟者必须是党派成员身分的限

制）会议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提出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

理军队，“排除派系及地方观念，以军事能力与作战成绩为选任与升降军官

之标准”；“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通筹装备、

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

轨”，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提出立即开放党禁，承认各党各派公

开合法地位，结束一党专政，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废

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改善公务员待遇，并厉行裁汰冗员，严惩贪

污”。（11）

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期间，青年党领导人左舜生和国社党领导人张君劢

对记者发表谈话，均表示赞成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左舜生说：“各党各派

团结努力，己是全民一致的要求，民主宪政的推进，也应以此为据，我以为

各党各派联合政权应立即实现。政治问题只能以政治方式来解决，决不能用

流血方式来解决。”张君励则讥笑国民党人所津津乐道的“统一”，“统一”

应是“由于政府设施之感人，不由于强压”，“专恃有形之武力和军警等，

而忽视其自动自发之忠诚，则猜忌防制之术，终而穷之”，这种“统一”并

不是真正的“统一”，而是表面的统一。而实行真正的“统一”，“必须以

各党派共谋的民主政治”为基础，必须建立各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12）

国民党内部的开明人士，对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深为不满。国民政府

立法院长孙科1943 年12 月就在《中央日报》上发表《实施宪政的几个问题》，

而后不断到处演讲，发表文章，高喊不应当再维持一党专政。他认为一党专

政的国民党，已经成为一个独裁的官僚集团。“纵令中国在战争中是在反法

西斯轴心营垒之内，然而，它正不复为民主国家了”。他说：“如果我们把

宪政实施，一天天搁下来，不能完成国家的建设，那就不但违背了建国纲领，

而且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政府对于人民丧失威信，更予反对党以攻击本

党的口实，而中央也就会为人民所不满”。（13）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

1944 年5 月在复旦大学的演讲中，针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吹捧

曾国藩，歌颂清朝“建国规模宏远，政制法令精密”，间接地指责蒋介石，

“今天有人歌颂旧时代，以及旧时代的人物，我真不懂是什么道理。举例说，

他们说清朝的制度好，我要问。如果是真好，清朝为什么会灭亡？这论调真

太危险了！他们又喜欢推崇曾国藩，却不知道即使今日有曾国藩出现，依然

拯救不了中国，最多也不过可以使今日的中国，成为曾国藩时代的中国！崇

尚旧，不如崇尚新，推崇曾国藩，不如推崇国父”！真正继承三民主义，就

必须执行建国大纲，实施民主政治。（14）

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成为抗战胜利前后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

民主宪政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冲击着国民党一党专政，国民党

的政策不改变是没有出路的。

但是，国民党政权并未到摇摇欲坠的境地，因为中国的人民，包括抗日

的政党深深了解，祖国的大部国土被日本蹂躏着，虽然八路军、新四军收复

了广大的地区，但是城市和水陆交通线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广大人民仇恨日

寇的心理和情绪是非常强烈的。要赶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要收复失地，是

人民的普遍要求。蒋介石打着抗战的旗帜已经七八年，他所领导的政府是全

国人民全国各党派所共认的中央政府，也是被国际承认的中华民国的代表，

抗战的旗帜是很重要的。在野的党派不满意它，人民不满意它，但都还没有

要求推翻它。抗战以来，大后方的两次民主宪政运动和几十起民变，口号大

多是要求民主权利、反对贪污、反对它的粮政、役政等办理不善，没有提出

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口号。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包括国民党在内，并且国民

党要在联合政府中占最大比重和主导地位，蒋介石也深深了解这一点。到抗

战的中后期以后，他的抗日政策是抗而不积极抗。如果真抗，他怕日本人打

垮他；如果不抗，他怕中国人民唾弃他。他的这种两面政策是很巧妙的，他

实际不积极抗日，而把注意力放在战后与共产党的斗争，但表面总不说不抗。

他要把抗战的旗帜紧紧地抓在手里。

在此种思想主导下，国民党蒋介石对广大人民的民主宪政要求，一方面

虚与委蛇，如国共两党重开谈判，在国防最高委员会下设置“宪政实施协进

会”，由蒋介石自任会长，“协助国民政府准备宪政的实施”，清谈宪政，

作表面文章；一方面策划未来，以阻挡民主的潮流。

7.3“结束训玫，还政于民”，在蒋总裁看来只是新瓶装旧酒三民主义

青年团对民主宪政是什么态度呢？

1944 年4 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召开一届二中全会。会前，即

有人诬称：中共和民主党派“借民主政治之口号，提出国是会议之主张，企

图于经济、军事双重困难之下，造成政治危机”。因此，会议重点讨论了“采

取何种办法，以协助党国”度过危机，宪政时期团的组织与活动方式等问题，

并做出了《本团当前的任务决议案》。

《决议案》认为“本团在党的政策及现阶段形势下”，团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巩固统一――统一为抗战建国之基础，盖分裂割据，意志力量不能

集中，不仅不能抗战，抑且不能建国也。吾人认为民主政治，应以国家之统

一为前提，决不容假民主之名，行割据之实，以败胜利之局以垂成。巩固统

一，即所以保证胜利，凡妨害统一之思想言论行动，本团誓必与之作坚决之

斗争”。第二，“促进宪政――本党业已决定于战争结束后一年内，召集国

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完成三民主义新中国之政治建设，即民权主义之具体

实现。本团自当领导全国青年，积极参加地方自治，充实民意机构，以求宪

政之圆满实施”。（15）其中，前一条包含反共反民主的实质性内容，第二

条只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

越接近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同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的斗争越

激烈。1945 年3 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召开一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到会致

开幕词。他提醒全体党、团员注意：“现阶段和共产党的斗争，已经到了短

兵相接的阶段”。他批评三青团内部的组织不健全，距离他的理想相距甚远，

“团的根本缺点”是：“（甲）不能运用外围的力量，不讲求工作的技术；

（乙）不能吸收全国优秀的青年”。他认为共产党的发展并非偶然，“共产

党就特别注意人才，他们对于社会上有能力有声名足资号召的人士，尤其是

学校里优秀而有活动能力的青年，平时固然是不断注意调查，一经调查确实

认为应该争取的，一定要四面八方的加以包围，使他不得不加入共产党”。

“以后我们和共产党的斗争，主要的战场就是各级的学校，我们必须争取教

育学术方面有号召力的人士，特别是优秀热烈而有活动能力的学校青年。我

们一般干部同志，如果不明了这一点的重要性，还是墨守成规，消极被动，

只知道凭藉本团特殊的地位，以为可以招揽青年，为我所用，如果这样，可

以断定一定不能发生效果”！他举例说：“西南联大的学生自治会，就操纵

在一般反动派的手里。我们青年团是有组织的团体，而且有政府作后盾，可

以公开的活动，反而不能当选，不能掌握，这是我们所应该引为最大的耻辱”！

（16）

对于宪政实施以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方式与性质，蒋介石也做了种

种设想和周密布置。他要求会议对这一问题讨论研究，以便交国民党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讨论。

蒋说“我们青年团既然是我们中国国民党所建，又以实行三民主义完成

国民革命为目标，在系统上当然应该隶属本党，这是无疑义的。不过，我们

为适应目前的形势和现状，在最近的将来，组织的形式与名义，不能不有所

变更，因为将来实施宪政之后，本党必须与各党各派处于同等的地位。彼时

如果青年团仍以本党系统下单位的名义，在各学校吸收团员，那我们就不能

禁止其他的党派在学校内活动！固然，我们有很多的理由，可以说明国民党

的历史和责任所在，应该继续负起训练青年的使命，然而这毕竟不能作为法

律的依据。而且事实上其他的党派亦必援例侵入学校，争取学校青年。一个

国家的青年，应该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主义，然后意志才能统一，力量才能

集中。如果他们参加各个政党的活动，则其思想必致错杂，行动必趋分歧。

在一个学校之内的青年学生，如果分成若干党派，彼此斗争，势必要引起许

多无谓的纠纷，而防碍其正当的学业。不只如此，而其最大的忧虑，还是国

家民族的前途，要受到无穷的损失”！因此，“必须有一个正式公开的团体，

来领导全国有志气、有能力、有爱国热忱的青年，加以训练，以确立其正常

的信仰”。

蒋介石说：“在今天，这个团体就是我们三民主义青年团，将来青年团

的工作，尽管由我们国民党来主持，但名义和方式上则必须隶属于国家。所

以我主张今后本团的名义，应该定名为‘中华民国三民主义青年团，表示不

仅是国民党之下的一个组织，而是隶属于国家，为训练三民主义，实行三民

主义的一个组织”。（17）

按照蒋介石的逻辑，所谓的结束训政，还政于民，只是国民党党团组织

的改头换面的包装，乔装打扮一番，改变名称，新瓶旧酒，民主宪政就实现

了。

由此可见，蒋介石所谓的“宪政”和“还政于民”，只不过是换汤不换

药的的一党专政的虚应敷衍而已，这就决定了蒋介石一生都在谈论宪政，而

终其一生都不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三民主义青年团即中国国民党之化

身，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前途，又何尝没有这样的深谋远虑呢！玩弄宪政，愚

弄民众，机关算尽，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切独裁者的惯用手法和基本特征，

只不过在蒋介石身上体现得更典型更突出更完整罢了。”

注：

①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第151 页。

②张澜：《中国需要真正的民主政治》，见《张澜文集》第186―187

页、190 页、195 页。

③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

18―19 页。

④时事资料社：《参考资料》第二辑，第38―39 页，1945 年7 月印。

⑤时事资料社：《参教资料》第二辑，第42―43 页，1945 年7 月印。

⑥1944 年5 月11 日《华西日报》社论。

⑦1944 年5 月18 日《华西日报》社论。

⑧1944 年5 月19 日《华西日报》社论。

⑨1944 年8 月8 日西康雅安《建康日报》。

⑩见1944 年7 月3 日《新华日报》。

（11）见《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第31―34 页。

（12）见达生：《大后方民主运动消息――四月河南战役之后至三届三

次国民参政会》。

（13）1943 年12 月13 日《中央日报》。

（14） 时事资料社：《参考资料》第二辑，第49―50 页。

（15）《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搞》第184―185 页。

（16）抗战后期，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积极极发动和领导云南的民

主运动，成立民主青年同盟作为民盟的外围组织。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原来

掌握在三青团员的手中，进步学生只能以报联等名义开展活动。1945 年初

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进行改选，因此，利用改选之机取得对学生组织的领导

权，就成为民主青年同盟的主要任务。改选中，闻一多、吴晗等以参加学生

社团集会、答壁报记者问等方式，帮助和支持进步学生参加竟选。这次改选

结果，三青团候选人全部落选，在17 位理事中民主青年同盟被选入5 人，中

共地下党员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主席。因而蒋介石对西南联大民主力量的发展

极为恼怒。――作者注

（17）《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搞》第199―205 页。

6 召开“一大”策划未来

6.1 五年后的3 月，重庆，团长多次莅临训词，书记长洋洋洒洒的万言

报告，为三青团鼓气

6.2 闹得沸沸扬扬的“社论事件”与“免孔建议”

6.3 与既定目标甚远，煞费苦心要为三青团正名

6.1 五年后的3 月，重庆，团长多次莅临训词，书记长洋洋洒洒的万言

报告，为三青团鼓气

三民主义青年团产生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1938 年3 月―7 月力团的

产生时期；1938 年8 月―1940 年8 月为团的初步筹备时期；1940 年9 月―

1943 年3 月为团的第二步筹备时期；1943 年3 月29 日团的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在重庆召开，标志着团的正式成立。终其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全部历史，

仅仅开过两次全国代表大会。1938 年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成立以

后，即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但是，因为复兴社和CC 的派系斗争，一再拖延。

直到1942 年，才由团长蒋介石批准以组织处长康泽为筹备主任，着手筹备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如果说1943 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才宣告三民主义青

年团的正式成立，1946 年9 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则预示着团的结束。

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如此漫长的筹备时期，到1943 年3 月召开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前，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在全国和海外普遍建立了组织。据统

计，全国共有团员548814 人。从各省市县地方来说，共建立支团25 个，区

团27 个，分团648 个，区队4984 个，分队25776 个。从各地各级学校来说，

全国高中以上学校多已有三青团组织的建立。专科以上学校已成立分团53

个，区队168 个，分队609 个，国立中等学校已成立分团26 个，区队77 个，

分队312 个，其他各种训练班团已成立区团2 个，分团15 个，区队39 个，

分队140 个。从海外说，在南洋一带的马来亚与荷属印度尼西亚，在缅甸、

泰国与越南，在美洲及加拿大等地，在香港、澳门，都建立了三青团组织。

已成立海外区团13 个，分团12 个，区队23 个，分队88 个。①1943 年3 月

29 日，三民主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代表共计371

人。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及中央常务干事谭平山等33 人，

中央监察会书记长王世杰及中央常务监察邵力子等18 人。中央团部指导员吴

稚晖、戴季陶、何应钦、陈果夫、白崇禧等出席了会议。团长蒋介石致开幕

词。

会议共开了15 天。会议期间，团长蒋介石“训词”达六次之多，中央干

事会书记长张治中作了《本团四年来工作总检讨》的报告。会议通过了《统

一全国青年组训纲领案》、《发展团务十年计划总纲案》、《发动青年建设

新中国案》、《增进青年福利案》、《检举贪污舞弊，取缔囤积居奇，以转

移社会风气，严肃战时生活案》，发表了大会宣言。

团长蒋介石的六次训词，主要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1. 要坦白地检讨过去工作的得失，策划未来团务的进行。他说：“本团

以不到五年的时间，团员人数已有五十万之众。组织的发展，可算是相当的

扩大，但是业务的进行和实际的成绩，距离我们创立本团的理想，还是很远

很远，这中间的得失长短，我希望由代表大会忠实坦白的自己检讨出来。绝

不可敷衍粉饰，也不可讳言缺点，有所推诿”，表示了他对团的工作的极度

失望和不满。蒋介石说：“现在若干团员或是从事团务工作的干部书记等”，

存在着“以从事团务工作为营求权位阶梯的心理”。“往往以为在团部里担

任工作，就取得了特殊的地位，或是假借团的名义，营求私利。对于上级机

关，则专意奉迎，不借用种种方法来投机取巧，以求得他个人权力地位的发

展，这是本团不能获得社会尊重的一个原因，亦是不能提起团员热烈信仰的

最大毛病”。“以后我们所有的团务工作人员，绝对要铲除投机取巧，自私

自利的劣根性”。

2.再次强调“国家民族的希望，完全寄托於全国的青年。革命建国的成

败，其关键也在放全国的青年”。要求全国青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蒋

介石说：“全国青年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有正确明了之认识”。“加

入三民主青年团为”全国青年“立身报国唯一必循的途径”。“我全国青年

惟有在青年团指挥之下，方能端其趋向，循其正道，不致自误以误国家。亦

惟有在青年团工作计划之内，才能依正确的方向，定一生的专业”。并抬高

三青团的地位，引诱青年。蒋说：“我青年团之所培植者，为民族整个之生

命，所保全者为国民全体的利益，青年们要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

为圣贤，为豪杰，为国家的骨干，皆在于此”。再次鼓吹“三民主义是国家

的灵魂，中国国民党是国家的大动脉，而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动脉里面的新血

轮”。全国青年“应该一致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才能够尽到国民最崇高的

责任，达到人生最完美的境界，亦必如此才能完成我们共同建国的伟大使

命”。

3.“警惕”和“警觉”中国共产党等“环绕”于“周围的敌人”，进一

步加紧反共活动，是蒋介石训词的重点内容之一。蒋介石说：“不要以为现

在军事统一了，政治统一了，不平等条约也取消了，因而稍有懈怠，要知道

我们除受敌人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外，还有国内各种有形无形的革命障碍”。

“要正视环绕我们周围的敌人，时时刻刻警惕自己，策压自己”，“要自视

为孤臣孽子，以孤军奋斗的精神，杀出一条血路”。由此，蒋介石提出宣传

和斗争的“主要的对象就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唯物史观辩证法，我们

的任务就是要以三民主义的理论来来驳斥阶级斗争和唯物辩证法，使之无法

存在”。他更提出要把小学教员作为三青团的重点工作对象，对“一般小学

教员，与之保持联系，并征求其入团”。“以后凡是我们团员足迹所到之处，

就要这个地方的青年，信奉我们的主义，拥护本团的主张”。为达到他理想

中的这一目标，蒋介石提出“必须纠正”以前的“消极的办法”，他说：“过

去我们对于非团员总是抱着一种冷淡的心理，而对异党分子则完全采取监视

敌对与斗争的行动，⋯⋯结果终究不能达到本团感导青年与组训青年的任

务，反而有碍团务的开展，现在必须纠正”。“斗争的方式很多，要就各种

场合适宜运用，而不是专以反对、破坏为能事”。“对于不了解三民主义和

不了解本团的青年，要耐心感召，苦心劝导；对于受异党邪说迷惑的青年，

也要以‘衷矜勿喜’的精神，解其迷惘，予以拯救”。蒋介石进一步说：“中

华民国是本党所创造的，我们党员团员就是国家的主人”，“要认清主人的

地位，尽到主人的责任，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决不采取斗争的方式和手段”。

②4 月15 日，蒋介石特下一“团长手令”――《今后学校中青年运动之方针》，

要求“团员须积极为同学谋福利，⋯⋯以服务精神感召误入歧途之青年，使

其觉悟，以代替往日强制或监视与侦察等之斗争行为”。“反动分子之处理，

应由校长与党部负责主持，青年团只处于协助地位。”青年团的任务，是“从

旁协助党部学校当局消弭反动党派之活动”，③明确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的

主要任务是反对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

此外，蒋介石在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训词中，还强调该团在目前

又一个急要之务，就是要发展沦陷区的团务。使沦陷区一般青年不致流离失

所，而能集合于该团的旗帜之下。因此，大会根据上述指示，详细讨论了招

致与收容沦陷区青年的办法，并作出了相应的决议。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在会议上作了《本团四年来工

作总检讨》的报告。他阐述了团的性质、任务、方针、作风和团的训练、组

织、宣传等问题。特别强调“团的精神最要紧的是整个的，主义的信仰只有

一个，就是三民主义，除三民主义之外，再没有第二个主义。领袖也只是一

个，就是团长，除团长之外，也没有第二个人配做我们的领袖，可以打算做

我们领袖的主意，⋯⋯我们的团体是整个的，绝对不能分割的，那一个人要

在团体中发生分化作用，打小算盘小主意，这就是破坏本团！”④张的这番

话一方面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另一方面，也是对CC 系和复兴社等派别活

动的严厉批评。对三青团的今后的工作要点，张治中提出了九大口号：1.实

践重于宣传，2.行动重于理论，3.服务就是宣传，4.工作就是训练，5.以服

务开展组织，6.以宣传发扬组织，7.以训练充实组织，8.团要家庭化，不要

机关化，9.团要革命化，不要官僚化。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出中央干事72 人，候补干事

24 人，中央监察49 人，候补监察19 人。在选出的中央干事中，有陈诚、陈

立夫、朱家骅、张厉生、蒋经国、贺衷寒、康泽、谷正纲、袁守谦、梁寒操。

张治中被推选为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为纪念先烈，鼓励青年，会议通过3 月

29 日（黄花岗烈士纪念日）为青年节。

大会最后通过了宣言，这个宣言是在张治中的主持下起草的，多少避免

了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的党八股形式，内容比较生动，形式也较活泼，

颇能表现青年的特点，兹录数段如下：

“我们是青年，我们要写出我们国家未来光明的历史，更必须认识我们

过去的光荣的历史。我们回顾中华民族五千年立国的光荣历史，我们有雍穆

庄严万古不灭的文明，有凿山劈险硕大坚贞的工程，有蕴蓄丰富造诣精微的

学术，有抵抗侵略屹立不摇的精神。我们认为这五千年来民族祖先遗留的光

荣历史，必须有人继承，而继承之者，应为我们全国的青年。我们更回顾五

十年来国民革命的光荣历史，这其间有国父与先烈多少的心血，有志士仁人

牺牲了多少宝贵的生命，更有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艰难奋斗。我们认为这

革命的伟业，更必须有人继承，而继承之者，应为我们全国的青年。我们更

要知道国父与先烈们含辛茹苦、冒险犯难、不惜牺牲一切来致力于国民革命，

其目的就在于发扬光大我们民族光荣的历史。然而在国民革命奋斗的过程

中，曾经遭遇了多少的艰危挫折，忍受了多少的讥讪、诽谤、阻挠和耻辱，

这孤臣孽子忍辱负重的苦辛，不是通常的言词所能记述。革命建国的伟业一

日未完成，便是我们后继者一日未尽其天职。怎样达成前人未竟的志业，湔

雪前人所忍受的耻辱，其责任又在于我们全国有志革命的青年。”

“我们要继承民族的光荣历史和革命的光荣历史，来发扬先烈的遗绪，

开辟未来的光明。我们必须认清自身所处的时代，我们要知道现在时代和从

前完全不同，世界上产业革命的结果，早已使个人本位进而为团体本位，而

当前的民族战争，更不是个人的斗争，而为全民的斗争。我们中国青年，此

时如仍以个人为本位而孤立奋斗，即有豪情壮志，亦不能对国家作有价值的

贡献；如不幸而恃才恣肆，踏入落伍的英雄思想，则将妨碍国家的发展，而

成为民族的罪人。所以今日的青年，断不能沉溺于气息恹恹的病态生活，断

不可再苟安于冷酷自私的散漫状态。应该发扬爱国热情，认识革命的意义，

确立革命的人生观，过有组织训练的生活，以贡献于有价值有意义的事业。

我们是现代的青年，我们要鄙弃过去那些愤世嫉俗的观念和名士高蹈的习

气。我们要以组织代散漫，以团体代个人，以整齐一致互助合作的集体奋斗，

来代替游离孤立、一盘散沙的现象，然后我们青年才能有力量，有前途。⋯⋯

我们认为民众如散沙，青年如水泥，国家如大厦。我们应该深人民间，凝结

我们全国同胞为坚实的基石，以支持此民族生命所托庇的大厦。我们认为国

家如机器，青年如燃料、如零件。我们愿意做煤，粉骨碎身，拿我们的热力

来发动此机器。我们愿意为最小的零件，终年劳动，不锈不腐，发挥力量，

以成就此机器之伟大的工作。我们更认为今日中国如在惊涛骇浪中鼓掉向万

里长途的一只巨船，而我们青年应该作千辛万苦推拽前进的舵工和纤手。我

们要用血洗清我们国家的耻辱，要用汗来建造我们民族的前途。我们要尽责

任而不争事权，我们要创事业而不争名利。我们要认识我们革命环境还有很

多障碍，我们更承认我们建国事业，必会遇到重重的荆棘。我们不但不怕危

险，而且要迎接危险，不但不怕困难，而且决心克服一切的困难。我们的工

作愈是危险，更愈能戒惧，愈是艰难，要愈能谨慎，惟有以戒慎恐惧的态度，

抱坚定不移的决心，才能保障我们的成功。

“瞻望锦绣河山，怀念祖宗基业，追念殉国难同志同胞的无数英灵，省

察我们青年所负的责任，我们不独自己邑勉，更唤召我们同年龄同志节的全

国青年，一致奋起，化孤立为团结，和我们携手奋斗，共同前进。”⑤这个

大会宣言洋洋洒洒，将近万言，也不免令人产生华而不实之感。

这次大会标志着完成了三青团建立的组织程序。会议通过的发展团务十

年计划总纲中，提出要“吸收团员三百万人”，并详尽规定“其成分在学知

识青年应占百分之六十，农工及其他社会青年应占百分之四十，女青年应占

团员总数百分之二十”，⑥并提出应注意大量吸收海外及边疆青年，为三青

团规划了一副颇为宏伟的蓝图，似乎已为三青团奠定了振作的基础。

6.2 闹得沸沸扬扬的“社论事件”与“免孔建议”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发生了两个小插曲，一是“社论事件”，

一是“免孔建议”。

党团关系的确定和三青团“一大”召开，并没能使党团之间的矛盾和斗

争有所缓和与收敛。会议期间，首先发生了“中央日报社论”事件。通过这

一具有讽刺意义的小插曲，可见当时党团斗争的白热化。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期间，《中央日报》发表一篇社

论，题目是《这一代要比上一代更好》。大意是说清末贵族子弟，多骄奢浅

薄，不能成器，所以政治腐败，江山不保。现在“这一代青年”，如要成为

国家的栋梁，自己须力戒浮奢恶习，方能造成一代新风气。

社论着重论述了对人伦、血缘和制度之间关系的看法，说“既有制度，

既有人伦，便不能根本废除贵者与亲者。可是亲贵的行动与榜样，却须随时

随地严厉的警戒。前一代对于后一代所要负之责任，项目自然甚多，然彼前

一代有特殊地位之人，其对后一代应当先使其家庭中的后一代之子弟，后一

代之青年，竭力去除其特殊例外之观念，再养成其自治自强的精神”。“昔

日的青年，今日的老年，皆当回想起满清末年我们痛心疾首的亲贵政治，是

我们当时革命的主要对象。我们如果希望对后一代更要负责任，我们必须先

审度自己对自己的子弟青年，有否纵容养成他们入于特殊及例外之途径”。

社论最后说：“如果今日的成年老年，对于后一代的青年，爱之不以其道，

言论思想，处处暗示他们不劳而获，引进他们到特殊与例外的地位，处处无

形中培养成一批亲贵子弟。那是前一代人对不起后一代人的地方”。

明眼人一眼便能看出，这是“党方”对蒋介石扶植蒋经国及黄埔系，培

养不劳而获的“一批亲贵子弟”的影射和讽刺。这篇社论如果发表在平时，

可能还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可是偏偏发表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召开代表大会

期间，而且又是一篇党报社论，实在是不合时宜，胆大妄为。国民党的党报

社论是由中央党部党报社论委员会所撰写，每周两篇，由中央宣传部部长核

定后，分电全国党报，各地党报主笔收到那些社论之后，一般并不细看，社

长更不着，一体遵命刊登。

时任中央日报社社长和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的陶百川在他的回忆录《困

勉强狷八十年》中说：“此文刊出以后，竟有人利用当时党团矛盾现象，对

青年团某些重要分子大进馋言，谓中央日报之社评侮辱青年干部，颇有誓不

甘休之势，因决意要该社社长陶百川亲自出席升旗典礼去解释。”

陶百川本来是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议的初期尚按照日程出席大会。

事发那天，他到会稍迟，三青团大会正在讨论这篇社论，会场上群情激愤，

剑拔驾张，他签到后见此情景，就避不出席，返回了报社。等“大会决议送

下，乃亲自草拟书面答辩，略谓本人忝为干事一分子，对青年团正感爱护之

不暇，岂有对高级干部肆为讥评之理！惟本人既为社长，如有言论失检之处，

自愿负起责任”。同时分别托请陈布雷等“力为疏解，然终无以平息怒气”。

会议即将闭幕的一天晚上，陶百川收到三青团的通知，“要我参加第二天的

升旗典礼，报告经过情况”。“我猜想三青团执事人员必已查明该文是党报

社论，并已查明何人所写。全国党报都己登出，中央日报当然照登，我个人

哪有什么责任可言！三青团何以还要我去报告”！依照常理，陶既是三青团

的中央干部，为了平息风波，去找三青团的最高负责人蒋介石，把该文的由

来和不得不刊登的理由实话实说，他个人也许能够得到蒋介石的谅解。而蒋

介石则可顺藤摸瓜，看是谁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杀一做百了。然而，陶百

川说：“我的腰间的傲骨叫我不要为五斗米折腰。于是，我不独没有拜访他

们，便连第二天的升旗典礼也没有参加”，不久，就辞去了中央日报社社长

的职务。⑦从这件事不难看出，一方面是党团斗争，即复兴社、黄埔系同CC

系斗争日益激烈，几乎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地步；另一方面，在国民党内，

也有人对蒋介石的任人唯亲，任人唯血缘、人伦的作法极为不满，关于蒋介

石如何通过三青团“引进”他的儿子蒋经国于“特殊与例外”，将在下面几

章加以论述。

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成立了中央干事会以代替过去的中央临

时干事会，蒋介石为加强党团关系，特派陈立夫、张厉生、谷正纲、朱家骅

为常务干事，借此冲淡三青团是黄埔系一手把持的局面。蒋介石为了加强三

青团的政治地位，故意把他的“官邸党政会报”移到两浮支路通惠中学三青

团中央团部举行，即使他采取了这些措施，仍无助于消除CC 系与黄埔系的对

立。

可以这样说，持续不断的派系角逐和斗争，是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一大

特点。蒋介石随便他的哪个下属成群结党，只要由他来当头头，事实上，他

是每个派系的最高领袖。每当一个派系组建时，事先都得报告他，并经他同

意。他随时注意着派系的进程，知道他们正在于些什么。他也知道派系之间

的角逐和相互暗算，但只要这些派系服从他，他就高兴。从心底里，蒋介石

有一种驾驭操纵的嗜好，他允许甚至鼓励搞派系活动，因为只有派系继续活

动，才能显示他在矛盾中的至高无上，才能显示只有他才能使不同的派系捏

合在一起。这并不是说他不是真正不要消除党团之间的磨擦，可是他做不到。

明面上，他能将三青团的上层头头和国民党的掌权者叫到一起训斥他们一

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能唯命是听。但这两个派系在事后依然争斗不误。玩

火者，火闹大了，控制不了，又培养新的派系代替旧的派系，反正只要为他

所用即可。

蒋介石的“亲贵政治”必然导致国民党的涣散和派系斗争，国民党的涣

散和派系斗争又促进蒋介石培养其子的进程。利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培养其

子，是三青团中期蒋介石的主要目的之所在。

在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生的第二个小插曲，是代表们提出

的罢孔祥熙行政院长的建议书。会议上，有一部分地方代表指责国民党政府

行政院长孔祥熙贪污无能，特别指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紧急撤退，孔

的老婆宋霭龄包了专机，连洋狗、马桶都带上，但却置一些爱国人士的安危

于不顾。人言啧啧，舆论哗然。这样一个行政首脑，不孚众望，如不罢免，

怎能振奋人心，争取抗战胜利？当时大会作出决议，将此问题交中央干事会

处理。

因此，在大会闭幕后不久，三青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张治中邀请了部分

属于黄埔系的常务干事和中央团部处长级干部到北温泉数帆楼住了几天，对

时局和团务进行讨论，交换意见。在漫谈中，张治中鼓励大家各抒己见，畅

所欲言。当时主要发言的，还是集中批评蒋介石的领导作风。

有人说，蒋囿于成见，自以为是，不愿听逆耳之言。部属向他报告，对

他陈述，事前总要揣摩他的想法，然后投其所好，承欢固宠。长此以往，真

理混灭，正义消沉。善于取巧的政学系，如张群、熊式辉、吴铁城等人对他

提建议，也要准备甲、乙两案，而不敢坚持正确意见。阿谀奉承，蔚然成风，

党风政风的败坏，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有人说，蒋对待部下，惯以私恩私惠市人，而不是使他们奉公守法。如

他第一天批准枪决一个失职将领，第二天又私自开恩释放，一个干部向他要

钱，首先挨骂，其后又得到几万元以至几十万元的特支款。这种做法，目的

在于使部属个人对他感恩戴德，而不知有国家民族，以致法纪荡然，人心离

散。

有人说，蒋在组织上设立不必要的机构，徒有形式，毫无实效。如国民

党以党领政，既有中央执行委员会，1939 年又成立一个国防最高委员会，以

统一党、政、军的领导，这样一来，任何机构都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以此

类推，不胜枚举。

对孔佯熙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孔既无才德，又无威望，完全是依靠

裙带关系当上的行政首长。所以大家联名上书，向蒋建议，免孔祥熙行政院

长一职，以肃清政风，振奋人心。

可是，免孔建议书签呈上去以后，如石沉大海，音无音讯。大家以为蒋

介石把此事搁置，不再提起了。直到是年8 月1 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逝世，

蒋介石才重新调整人事，并把各种大权重新调整到他的手里。

回顾林森所以当上国民政府主席，那只是夤缘时会，因人成事。“九一

八事变”之后，为应付国难，对立的宁、粤双方代表经过一系列的接触，在

上海进行和谈，当时粤方代表为防蒋介石独裁又起，在1931 年12 月召开的

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特别坚持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通过《关于中央

政制改革案》，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

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并不得兼其他官职”，并由中央全会选举“年高德劭”

者担任。林森在国民党内，年高德劭，一贯没有政治野心，真是当之无愧，

于是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当了12 年有职无权的“国家元首”，曾自嘲为

“监印官”。由于林森已死，蒋介石特于9 月613 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

5 届11 次中央全会，三青团中央干事、中央监察和中央各处室主任，列席了

会议。会上首先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

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对内“为海、陆、空军大元帅”，掌握全国一

切党、政、军大权。随后选举蒋介石为国政主席兼行政院长，孔祥熙降力行

政院副院长。曾经参加这次会议的程思远在回忆录中说：“这次会议给人这

样的印象：国民党法无定规，权从人转。蒋介石不当国府主席。那个职位就

是虚位元首，蒋一当国府主席，立刻就负政治上实际责任。”⑧所谓“法规”，

工具而已。三青团的“免孔建议”也仅以由正职降为副职并以蒋亲兼正职而

作罢，这种罢免建议又有什么意义呢！

6.3 与既定目标甚远，煞费苦心要为三青团正名

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一年之后，虽然三青团组织有

所发展，团员人数增加了267404 人，但与蒋介石的要求相距甚远。在1944

年2 月26 日由团长蒋介石批示的《工作总报告》中，不得不承认，三青团的

工作存在着七大缺点：

（1）团的中心任务与组织活动之目标，尚在模糊动荡之中，团员对于组

织意识，尚嫌薄弱，其一切工作人事，亦未能通过组织，信赖组织，因而组

织遂失去尊严性与严密性，组织之力量，亦无由表现，无由发挥。

（2）各地基层组织，尚欠健全，对团员之掌握领导，不够确实，尤以纪

律精神，未能充分发扬，如转移登记多未按规定办理，团员行动自由，以致

组织训练，不免形成松懈空虚之状态。

（3）团务工作之进展，尚嫌迟缓，且不切实际。即以团员素质而论，⋯⋯

往往少数劣等分子，混迹其间，未能尽加淘汰，以致团在青年群众中间，不

能建立坚确之信仰，而团员在青年群众中，亦常缺乏自信心与公开活动之勇

气，每有隐晦不能出头之感。

（4）各级团部之工作，多系干部之工作，而无团员之工作。而干部中又

多系工作干部之工作，而无领导干部与社会干部之工作，即工作干部中又多

偏重于公文形式之工作，而乏实际行动领导之工作，⋯⋯。

（5）团之各项工作，第一未能与群众需要相适应，第二未能充分与政府

工作相配合，故团之工作，往往一方与群众脱节，一方与政府脱节，尽力虽

大，收效不著。

（6）基层之组织工作，未能普遍深入放各学校各乡村，宣传工作，不能

为组织工作之先驱；训练工作，未能充实组织，健全组织；服务工作亦未能

提高团员之服务精神，使之持之有恒，蔚为风气，凡此皆各级团部普遍之缺

点。

（7）各级团部与团员对工作技术，尚欠研究，在实际行动方面，中央所

指示之工作原则，下级往往不能掌握时效，审度环境，争取主动，适时运用，

往往用力多而成效少。⑨除以上七大缺点之外，三青团中央和蒋介石不得不

承认组织的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困难之一是团之性质地位，“至今尤在不确实不明显之状态中，”“有

认为团为社会性之组织，应以服务社会为工作之重心；有认为团为教育性之

组织，应以训练青年为唯一之任务；有认为团为政治性之组织，应参加政治

之活动；甚至有认为团为特工之组织，对团采‘敬而远之’之态度者。是以

一般人对团之概念，常感模糊动荡，因不能把握确实之作风，甚至引起若干

之误解，使青年徘徊观望，不能踊跃加入”。

困难之二是在各级学校团务难以开展。其原因一是学校教职员之热心团

务，担任团的工作者，究竟属于少数，而且本身职务繁冗，未必能专心于团

的工作。而不满于现状的教职员占绝大多数，他们的立场思想，理论态度，

言行举止，直接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团在学校中的工作“常有事倍而

功不能半之苦”。二是“学生一般功课极忙，又苦于生活之压迫，尤其近三

年来学生在生活上所受之痛苦，如夜间自修无灯火、营养不足、设备不周，

甚至清晨抢粥，晚间抢灯，因此学生对学校不满，适足增长其苦闷。团既不

能解除学生生活之困难，又不能解除其苦闷，因而学生对团务活动与组织生

活之冷淡，自力必然之结果”。⑩由此可见，三民主义青年团在广大青年中

的形象和地位是恶劣的。它说明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如果不

照顾到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去解决民生的种种问题，不进行政治的改良，仅

仅在如何把有利于自己统治的说教和政治组织强加于青年方面玩弄把戏，把

青年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实验品，其结果是不但不能团结和凝聚广大青

年，只能引起广大青年的冷漠、鄙弃以致于反抗，使他们成为这个政权的掘

墓人而已。

蒋介石统治集团不仅对青年的思想行为控制极严，在一些不关痛痒的称

谓方面也煞费苦心。蒋介石在多次讲话中制止人们用“三青团”这一简称，

认为这一简称很不好，是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污辱。戴季陶在1942 年对青干

班第二期受训人员讲话时，引经据典，对“三青团”这一简称发表了一通“高

论”。他认为把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为“三青团”是对团的“敌视”，“是

别有用心”。他说，《封神演义》书中有“老子一气化三清”的人，因此这

个简称很不好，以后团内不要这样用，如果一定要简，就称“青年团”。这

种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东西当然不会为青年和社会所接受，“三青团”一词

风行于世，甚至许多人们并不知道它的全称。①《中华民国建国史?第四篇

抗战建国》（二），第867 页。②《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

第359―393 页。③《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394 页。④《三

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405―406 页。⑤《三民主义青年困团

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395―401 页。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

稿》第418 页。⑦陶百川：《困勉强狷八十年》，第246―249 页。⑧程思远：

《政坛回忆》第147 页。

⑨《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国务工作总报告》第257―259 页。

⑩《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国务工作总报告》第260―262 页。

5 党与团孰重孰轻，模棱两可

5.1 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对黄埔系、CC 系各打五十大板，要大家“埋

头工作减少牵制磨擦”

5.2 张治中临危受命出任书记长，似乎为三青团带来一丝生气，他决心

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腐败方面要有所作为

5.3 修订团章，整顿组织，考核团员，张治中的“三板斧”也是走过场

而已

5.1 中央干事会书记长陈诚，对黄埔系、CC 系各打五十大板，要大家“埋

头工作减少牵制磨擦”

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为的是解决当时国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

但是，他却过份低估或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一新的组织与旧的国民党

是一种什么关系？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中有：

“本党应以执政党之地位，训练全国青年，使人人信仰三民主义，故应设立

青年团”。显然，这个决议说明三青团处于国民党的从属地位，三青团是为

国民党服务的。中国国民党党章第九条规定：“本党为训练青年设青年团，

其办法另定之”。①这个规定，既指出了设置三青团的目的，也可反映出党

与团的关系。但是国民党从未订出党领导团的明确办法。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从来都是以领袖的地位裁夺一切，党的决议对他来

讲是不具有约束力，况且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制度上有关于全党之领袖的“总

裁”的明确规定。因而，蒋介石以讲话或谈话的方式发表的意见就可以推翻

党的决议，并且有超乎于党的决议之上的功能和效力。

先是蒋介石《告全国青年书》和三青团最初发表的宣言中，对国民党同

三青团的关系保持沉默，只是声称“应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

年及革命分子之惟一组织”。

继而更重要的是，蒋介石在讲话中不时的流露出要赋予三青团以国家领

导者的地位的意思。他在第一次入团宣誓典礼训话中历数“民国以来，至今

已有27 年，国内曾有多少个团体、多少政党”，“其中哪一个团体、哪一个

政党，真能大公无私，大信无欺，能为实行主义救国救民奋斗牺牲？认真检

查起来，大家都是自私自利，只知为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争夺，以致国家要

受损失、要衰弱到这个地步！今天在此大敌压境，国家的生存到了千钧一发

的时候，成立了这个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是“一个继往开来革命唯一的团

体，要克尽报仇雪耻救亡复兴神圣的责任”。“担当救国救民的任务，完成

革命的使命”。②这一非同寻常的提法，不仅把三青团看作是“唯一的”“革

命”团体，而且把国民党置于“为个人和少数人的利益争夺”“自私自利”

的政党之列，似乎没有给国民党领导的角色留一点余地，取国民党而代之，

扮演中国“革命”的领导政党，此时不仅是蒋介石对三青团寄予的厚望，而

且也是三青团一部分领导人的强烈愿望。

可以证明这一说法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最初把团员的年龄规

定在“年满十八岁以上至三十八岁”之间，甚至团的各级干部和特许入团者

可以不受这一年龄的限制，这样三青团就扩大了它的对象和范围，以保证吸

收有朝气的青年人，而只把那些饱于世故唯唯诺诺的中年人和昏庸无能的老

头子留给国民党。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蒋介石在1939 年3 月的对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学员

讲话中又说：“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系统之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言

之，他是党的团，不是党以外对立的一个什么组织。”“大家不要以为团与

党有什么特殊的区别，或者以为团是用来代替党的，其间有一种什么轻重消

长的关系，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青年团是党内青年的组织，也是本党

的生力军、预备队，我们应当看作是党内的新生命，新细胞，新血轮。”“青

年团必须接受党的指导，”“但要知道‘指导，与‘指挥’不同，‘指挥’

有上下统属的关系，‘指导’完全是引导辅助的意思。故不仅党员可以指导

团员，团员也可以指导党员，并且党员与团员都可以尽忠竭智辅助领袖。”

③依蒋介石的训词为据，1939 年9 月21 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发

出《对于各级团部工作方针之指示》，说：“应使全体团员与全国青年，均

深切认识本团乃团结青年及训练青年，使其能力行革命主义，捍卫国家，复

兴民族之唯一的革命青年团体，亦即本党之新血轮，新细胞，而非一般人所

谓政党。”④这样，就使党与团的关系呈现出模棱两可混淆不定的状态。

因此，在三青团成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团的工作与党的工作重复抵触，

磨擦丛生，使本来已存在的派别冲突日趋激烈。

CC 系从控制国民党系统的有利地位出发，一再提醒“大家要知道，三民

主义青年团是隶属于中国国民党的，并不是离开了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

青年团，是要把中国国民党在党务工作上最努力最革命的同志参加这个组

织，同时并吸收全国优秀的青年，共同组织一个纪律更为森严的团体。本着

本党的主义，奉行领袖的命令，增强本党的力量，来推行抗战建国的伟大工

作”。⑤控制着团的组织系统的黄埔系（复兴社）在国民党内属少壮派，在

党的系统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根基，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强调团的重要地位，

希望全国“无论何党何派”，“相率集合于三民主义青年团旗帜之下”，“务

使每个团员都成为狂热的民族斗士”。而对于团的各级干部人选，强调“必

须特别慎重，要选择绝对信仰主义，拥护领袖，而且有学问有能力能刻苦能

耐劳牺牲奋斗的人去担任，切不可落于欲望高私心大腐化的官僚或动摇不定

的投机分子之手”，⑥以影射CC 系那样的老官僚并排斥CC 系插手三青团的

组织事务。

对于党团之间的从属关系，双方都有自己的诠释。CC 系头目国民党中

央常委陈果夫在1938 年8 月三青团中央第一期干部训练班上，即以党团关系

为题，强调三青团是根据国民党的党章规定设立的，应绝对服从国民党的领

导，团员相当于国民党的预备党员。陈立夫也和陈果夫一样，把党团关系说

成是三青团从属于国民党。陈氏兄弟的讲话，在绝大部分学员中，引起了强

烈不满。康泽则在这个训练班上，针对陈果夫的立论，抓住蒋介石曾说三青

团是国民党“新血轮”的“新”字和先锋队作用大作文章，强调团的独立性。

他以提问的方式说：“如果青年团员是国民党的预备党员，干脆就叫预备党

员好了，何必还要成立这样庞大的机构――中央团部来领导呢？”他坚定地

表示，三青团要在团长领导下，承担组训青年的全部责任。⑦康泽的讲话，

在多数学员中博得同情和支持，但为CC 系所不满。

这两派的斗争结果，就是一个非常怪诞现象的出现，三青团本来是同一

个组织，但是它的性质并不一致。在属于CC 系势力的地方，以三青团员为国

民党预备党员，而在属于复兴社势力的地方，以国民党员为三青团的预备团

员。

日益发展的派系、人事纠纷，使党与团的关系日趋复杂，而这两者是互

为因果，相互影响的。三青团和国民党为各自的权力范围而打架，为吸收新

成员而争斗。三青团领导人专横地公开嘲笑讽刺CC 系，CC 系利用手中的党

务大权压制三青团。

在三青团成立一年的时间里，情况变得如此糟糕，使得蒋介石不得不改

变他对三青团的看法。

在1939 年7 月19 日中央干事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蒋介石大发雷霆。

他说：团自创立至今，“外界对于本团一般观感和舆论，都不很好。”“一

年来工作之空虚散漫之种种缺点”，使“现在一般社会对于本团可说没有怎

么良好的印象。”团“对于社会对于革命，可以说，一点影响也没有。好像

社会上并没有感觉本团存在的必要，等于没有这个团体一样，这是一个很不

好的现象”！组织团是为“革除遗留在本党内的官僚政客的习气，才来另外

成立这个青年团，一方面继续培养革命力量，同时也使党员有所观察，力求

进步。要是我们再把这种坏的习气，传染到青年团来，这个青年团还要它做

什么？！”

对三青团的种种表现，蒋介石不仅大失所望，而且异常愤懑。在这次“训

话”中，蒋介石削弱了三青团在指导和控制青年人、并把他们培养成为国民

党党员等方面的作用，不再称三青团为“负有历史使命”的“唯一的革命团

体”，而把党团相提并论。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把党与团的生命，

看作自己的生命；党与团的事业成败当作自己的生命生死一样重要。⋯⋯事

业的成败，完全要看这一次的努力程度而定。如果我们再不奋发努力，挽救

衰颓，那是我们革命成败最后一次实验，那么，革命失败，国家灭亡，我们

不但要做亡国奴，而且以后真是生无立足之所，死无葬身之地！”⑧三青团

中央干事书记长陈诚既不属于“复兴社”，又不属于CC 系。他为避免卷入派

系的冲突，保持他的“中立”地位而煞费苦心。

1939 年3 月5 日，陈诚对重庆支团第二次入团宣誓团员，发表了《三民

主义青年团应有的认识与修养》的训词，他说：“我们修养功夫的起点，就

是要认清主义高于一切，在地位、权力与意气上，绝对与人无争。”“现在

一般人彼此之所以常常发生磨擦，大都是由于各人都没有完全站在主义的立

场来做事，各人为着各人的利益，把团体的利益放在脑后，争权夺利，各不

相让。”“就其性质言，团是党内一种青年组织，正如军队为本党的一种武

装组织一样，所以党与团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或许有少数人以为本

团成立了，便想象团将来会代替党，有了团便可以不要党，把党和团简直看

成是完全对立的团体，这是非常错误的。”“团的发展即是党的发展，团所

吸收的青年干部即是党的干部，也即是国家的干部，而绝不是私人的工具。

故此我们坚决反对认为团与党是对立的组织，任何人如果在团或党内，低毁

本党或本团，那就不配做我们的同志。”⑨陈诚希望大家今后一定要抱定主

义高于一切的原则，埋头工作，照着天下为公的精神去身体力行，以减少牵

制磨擦，提高工作效率。

同年9 月，为调解黄埔系和CC 之间的矛盾，陈诚还作过一番不痛不痒的

讲话。他说：“从革命的传统来说，党是整个的，党的精神和本体也是整个

的。党部固然不能被认为即是整个的党，办党的同志，也不能说党是少数人

的党：而团内的同志，尤其要认识团是党的一部分，有党的存在而后才有团

的产生。任何人也不能认为团与党是两个独立的或是分离的组织。而且我们

深信团的发展即是党的发展，党的发展与强大，即是团的发展的保障。”⑩

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又不开罪任何一方，是陈诚为避免卷入派系斗争的漩

涡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在1939 年底以前，团长蒋介石和书记长陈诚在讲话中总是把很大的注意

力放在国民党的腐败、软弱、无能、涣散等弱点上，而在此以后，则开始谈

论三青团在肩负训练和领导全国青年方面，品质欠佳。至于国民党的腐败和

堕落却避而不谈了。虽然他们还在宣称三青团要担任重要任务，但他们更强

调国民党的主导地位，强调三青团只是国民党的后备军和国民党的“新细

胞”，反来复去地宣布三青团必须“在国民党的指导之下”。

5.2 张治中临危受命出任书记长，似乎为三青团带来一丝生气，他决心

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腐败方面有所作为

正值党团关系游移不定之时，1940 年9 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

年团书记长，接替了陈诚的书记长职务。

张治中，原名本尧，字文白（1890―1969），安徽巢县人。他六岁人私

塾读书， 1906 年离家外出，先后到安庆、扬州等地，当过杂货店学徒、缉

私营候补兵、警察。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随

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1912 年进陆军第二预备学校，毕业后考入保定陆军

军官学校第三期步科。1916 年毕业，分配到安徽“安武军”倪嗣冲部见习。

北洋军阀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张治中不堪忍受，他毅然决心另谋出路。

1917 年7 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张治中离开“安武军”，到广东追随孙

中山。在驻粤滇军中担任过连长、营长，还在驻粤桂军总部中担任过参谋、

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大队长等职。并且曾一度到四川担任川军独立旅参谋

长。

1924 年1 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重新

解释了三民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张治中是积

极拥护的，同时，孙中山决定筹办黄埔军官学校，张治中参加筹建工作。6

月，黄埔军官学校开学，他任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嗣后相继担任第三期学

生总队代队长、第四期步兵一团（入伍生团）团长和军官团团长。在此期间，

他同在军校工作的周恩来、邓演达、恽代英等来往密切。当时的黄埔军校有

两个组织，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一个是国民党右

派领导的“孙文主义学会”。两派的斗争非常邀烈，而张治中的立场是“中

间偏左”。1925 年，在左、右两派的冲突日趋激烈时，张治中的言论和态

度逐渐左倾。右派称之为“红色教官”、“红色团长”，并把他同邓演达、

恽代英、高语罕诬称为“黄埔四凶”。

1926 年3 月20 日“中山舰事件”后，张治中公开表示不同意蒋介石的

反共做法。然而在后来他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同年7 月，国民革命军誓

师北伐，蒋派张治中任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随军北伐，国民革命军攻占武

汉后，黄埔军校改组为由军事委员会领导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武汉成立

分校，张治中被任命兼教育长。这时，蒋介石的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党

人浑代英和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等力争张治中反对蒋的反共行为，张说：

“我可以打电报劝蒋，但是要我反蒋是做不到的”。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极

力争取张，“四一二”前夕，蒋介石曾命令张率领武汉分校学兵团赴江西。

张感到左右为难，进退失据，他“是不愿国共分裂的”，“既不愿站在国民

党立场来反共，又何能站在共产党立场来反蒋，内心非常矛盾，真是痛苦极

了。”（11）他决定辞职不干。“四一二”后，蒋介石电召张治中到上海，

电文中有“党国危亡，人才缺乏”这一类极恳切的话。到上海后，张向蒋提

出到海外去学习的要求，蒋不同意，派张到上海负责筹备一个掌管全军训练

的训练处，公谊私情，使张推迟了出国的打算。张把训练处组成后，已到8

月，值蒋介石宣布下野，张趁机出国去欧美考察，离开现有环境，到国外换

换空气，游历德、法、意、英、美、日等国。

游历欧美匆匆8 个月，对张治中的思想产生很大影响，他“看到欧美各

国所采取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虽说各有各的长处，可是也有不少的弱点”，

“才觉得只有革命的三民主义，不但适合我国的国情，而且是一个改造世界

的完善的原则”。（12）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张治中的信仰是坚定的。他

认为，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问题，是如何团结统一，埋头建设，达到富国强兵

的境地。作为一名军人，他认为只能在“强兵”方面尽一份力量。

1928 年7 月，张治中奉蒋介石之命回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厅

长。不久，他要求调任军事教育工作，被派往南京陆军军官学校任训练部主

任、教育长，度过了漫长的十年（1928 年秋至1937 年春）军事教育生活。

张治中当时认为，“共不当剿，逆则当讨”，在1930 年蒋桂冯阎中原混战中，

他先后以武汉行营主任和教导二师师长身分，站在蒋介石方面，对冯玉祥、

阎锡山作战。1932 年，张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同十九路军一道，予日

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1933 年12 月，任国民政府第四路军总指挥，参与

围攻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每次战事结束，他仍回军校任职，在第二次国内革

命战争时期，张治中“是一位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人”。

1936 年西安事变时，张治中为了营救蒋介石，极力主张和平解决，反对

“讨伐”，蒋介石被释放后，张多次在军校演讲《蒋介石的人格与修养》、

《拥护领袖之真谛》等，歌颂蒋介石，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治中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

海“八一三”之役，“从8 月13 日至9 月23 日这整整的40 天中，无分日夜

的指挥策划，四出奔驰”，“始终是站在最前线”，给日本侵略军以重创。

11 月，调任湖南省主席。当时八路军驻长沙的代表是徐特立，周恩来，叶剑

英等常到长沙去，张同共产党人的关系很融洽。1938 年10 月武汉沦陷后，

张治中担心长沙不保，曾打算长沙失守后即进行敌后游击战，并请叶剑英任

省府高级顾问。11 月，张治中执行蒋介石“焦土抗战”的指示，引起13 日

长沙大火，焚饶三天三夜，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损失，蒋介石为推卸责

任，给张以革职留任处分。

1939 年2 月，张治中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恃从室第一处主任，主管军

事，对内联络各部会，对外联络各战区，参与机要。1940 年9 月，调任军事

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

在国民党的党政军统治集团中，张治中是一位有识之士。在对待中国共

产党的问题上，他始终力主以政治方式解决，促成国内和平。邓颖超曾称他

是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历史关系的亲密朋友”。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同共产党进行过多

次和谈。1945 年秋，为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他曾亲自接送毛泽东往返于

重庆、延安之间。1946 年春，作为三人军事小组的成员之一，又一次同马歇

尔、周恩来到延安。张治中“三到延安”已传为历史佳话。重庆谈判期间，

张治中让出他家的住处给毛泽东会客和休息。1945 年冬，张治中奉命入疆，

在他临行之际，周恩来面托他设法营救被盛世才关押在迪化监狱的共产党人

和爱国人士，张治中慨然承诺，这样使一批共产党人得以在1946 年6 月全面

内战重开前夕获释，并安全返回延安。

在国民党内，张治中是三民主义的真诚拥护者，又是一位敢于犯颜直谏

的人。他既因对蒋介石的竭智尽忠，深得蒋的信任，他又曾多次以口头或书

面意见的形式，对蒋介石作逆耳之言。

如在1948 年夏，他给蒋介石写了上万言的《对当前国是之检讨与建议》。

此时国民党的统治已呈风雨飘摇之势，政治腐化，病入膏育，财政经济，濒

于崩溃，军事局势，土崩瓦解，信中指出：国民党的造成这一切的根本错误，

在于“标榜革命而实不革命，标榜三民主义而实不实行三民主义之政策”，

“虽本党之政策政纲悉以三民主义为内容，然一切未付实施，如同废纸。此

二十年来，除对抗战为遵循民族主义之行动以外，所谓民权，实际上则为官

权绅权与土劣之权。基层农村直接领导人民以至代表民权之分子，悉为土豪

劣绅，流氓地痞。君子道消，小人道长，善良侧目，道路嗟怨，人民对本党

政权之失望，已达极点”。“至于民生主义，首重平均地权，主要目的在于

解决土地问题亦即农民问题，而使耕者有其田。直至今日，不但对此一目标

杏不可即，甚至最初步之办法――二五减租，亦碍难实行。而豪强兼并，变

本加厉。贫农之痛苦日深，思乱日甚。以言节制资本，⋯⋯本党仅一意培养

官僚资本与豪门资本，⋯⋯本党之经济政策，实始终为买办阶层意识所支配，

距离现代之资本主义尚隔天渊，其与民生主义自根本背道而驰”。这封信对

蒋介石在党务、政治、军事、外交、干部政策、个人修养等各个方面都提出

了批评，言辞严厉，毫不隐讳，超出了党员干部对党魁应有的态度。张治中

指出国民党的涣散和腐败主要是由于党内缺少“民主领导之作风”造成的，

而党魁蒋介石负有很大责任，张指出，蒋“性情急躁，动以盛气斥责干部”，

“辱及人格，每以不伦不类之联语、打油诗作荒谬无稽之批评”，壅塞言路，

“使干部养成掩饰蒙蔽之风气”，影响极坏。特别是从1938 年“总裁制建立

以后，党之民主空气，益见消沉，一切惟总裁是赖”。

张治中在这上万言的建议中，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为例，指

出若干年来“总裁”对国民对干部所发表的文告与训示，“多偏重于抽象之

说教，绝少关于具体之现实政策”，“此类抽象之道德观点，一般人民尤其

知识分子，甚至党内之若干同志，咸以为老生常谈，不能得到预期之政治效

果与良好反应”。指出蒋介石兼职过多，“集万几于一身，对党之最高权力

会议――中央常会，恒不能亲临主持，致失以党治国之领导权威，直等事务

会报；且各事辄由秘书长“组织部长司上下传达之责，浸假而形成‘公文领

导’制度。于是实际负责之同志，克以因缘时会，卖弄技巧，以派系意识代

替党之组织关系，使以主义为中心、以革命为任务之政党，变为以派系甚至

以个人为中心之党。党员不为革命入党，而以私人权利入党，使有志气有革

命性之人士，咸望望焉而去。⋯⋯由中央以至地方，党之内部为政治奔竞角

逐之场所，党部衙门化，党员官僚化，为社会有识人士所不齿，为一般人民

所厌恶。”因而张治中认为，“当前局势必须作彻底全面之改革，始能有效

的挽回颓势”。否则一败涂地，势所必然。（13）

1949 年4 月，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同共产党拟定的

“和平协定”，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后，周恩来恳挚而又坚决的挽留张治

中，对张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

不起你了。”张治中留在北平，经过两个多月的矛盾彷徨后，毅然做出正确

选择，于6 月26 日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说明这次和谈破裂的责任在于

国民党。他认为国民党应既“认识战败求和的必然情势，又能了然政权更替

的历史常例”，“革命大义，天下为公，我们自己既然无能，就应该让给有

能的；自己既然无成，就应该让给有成的。因为国内战争，本属同胞，谁得

谁失，非同异国。”他主张国民党应“以诚意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

但然放弃政权，”“毅然决然表示与中共推诚合作，为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

义，亦即为中共新民主主义的实现而奋斗。”（14）9 月10 日，张治中致电

新疆的陶峙岳和包尔汉，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从黄埔建军到共同建国，从言到行，张治中都是国民党方面始终坚持国

共合作的代表人物。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张治中应邀参加会议，

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国防研究小组组长。12 月，张治中同

彭德怀赴新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以后，张治中当选为第一、二、

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张治中在1949 年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任中央副主席。张治中为人

正派，襟怀坦荡，对共产党直言不讳，肝胆相照，他为建设社会主义祖国，

为实现祖国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0 年9 月，张治中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一方

面说明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说明他在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望。他的

被任命力三青团带来了一丝生机和活力，但旋即消逝。

张治中临危受命，其时的所谓“危”，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如前所述，三青团内部的派系冲突和倾轧。

二是国民党反共军事磨擦事件的升级和反民主措施的加强，三青团的主

要任务由发动和训练青年参加抗战转变为反共反民主。1941 年1 月，国民

党制造了屠杀共产党新四军的“皖南事变”，然而这一事件并没有达到削弱

共产党的目的，而是引起了国际国内各方面的反对。这一事件最严重的影响

在于，它在既非国民党又非共产党的人群中造成了不安和不满，代表中间阶

层的各中间党派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

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为团结抗战和以求自保，在

是年3 月秘密成立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国民政

府鉴于人民不满情绪的增长，则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有些非共产党人士被

逮捕，有的逃往香港或解放区去了。新闻检查加强，自由言论出版物被查封。

这样，有些拥护国民党的人士也因危及他们生命的安全和自由而对国民党寒

心了，国民政府那条绕在自己脖子上的自我毁灭的绳索愈拉愈紧了。

三是由国民党的腐化引起的经济、政治军事危机的加深。1940 年秋冬，

是导致国民党经济破产的通货膨胀的开始。几周之内，米价上涨了一倍多，

其他物价也普遍随之上涨。店员每天都在更换价目牌。粮店前，争在涨价前

购米的人们排成了长龙，等侍开门。国民政府在物价飞腾之际，规定国家税

收在农村要以征粮代替征钞票。它在官样文章上，一再重复加强物价限制及

其他反通货膨胀措施，可在私下里，党政要员和政府机关都带头破坏刚通过

的法律，利用其特权和政策制定者预先得知资讯的地位，从新的涨价中获取

暴利。由于官方在物价抬头时掌握了国家的经济生活，通货膨胀就帮助国民

党把利润集中起来，也帮助它消灭了中产阶级，特别是靠工薪收入为生的人。

因为工资永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这些赖工薪生活的人们，包括许多经过现

代化训练，为政府的抗战建国所急迫需要的技术人才和专家就被国民党疏远

和抛弃了。相当多的中上层和民族工商业者也遭到了损害，无止境的通货膨

胀使他们无力维持正常的生意和生产，把他们抛进贫困的深渊。党政官员衮

衮诸公在利用通货膨胀牟取暴利的同时，制造了一个异常庞大的与之疏离的

阶层。而这种离心力对于革命是非常有利的。在此后的岁月中，通货膨胀成

为造成国民党垮台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政治腐败渗透到军

队，军队将领怠情气馁或低能，军心不固，士气不振，官兵意志消沉。自抗

战开始以后，官兵益饱受不合理之待遇，中央所规定的给予，完全不顾事实。

例如每月给草鞋三双的费用不足买一双之价，埋葬费不足购一张草席。而在

兵役方面又存在着种种积弊：乡镇保长良莠不齐，借役政上下其手，中饱私

囊，兵役不能公开合法的办理，以强迫或抓壮丁抵额，怕被抓者施贿赂而免，

既被抓者又送钱得以买放，抓人、买放、克扣、虐待等情事层出不穷，呈“暮

宿石壕村，有吏夜捉人”的兵荒景象。如此如何能严明纪律，提高士气，令

官兵甘心为抗战效死恐后？

以上三方面的因素，是张治中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时

必须面对的问题。

张治中回忆说：他接任书记长的时候，对于这一工作感到很陌生，对这

一组织的作用和过去的情况向来没有研究过。他决心在调整党团关系和惩治

腐败方面有所作为，而对于反共问题，他则主张淡化三青团的反共色彩。张

治中接任这一职务后，始终把三青团看成是一个青年组织、训练、服务的机

构，所有一切措施，主观上是从抗战出发，张治中的态度尽管如此，然而在

国民党从整体上防共、限共、反共的环境下，他要想完全躲避国共两党斗争

的漩涡而置身于事外，事实上也是很难做到的。

5.3 修订团章、整顿组织、考核团员，张治中的“三板斧”也是走过场

而已

如果说，政治上比较开明的张治中，在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

书记长时，根本不重视三青团的工作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在接任之初，他

竭尽努力，从事三青团的工作。

张治中接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时，国民党中央党部交给

他的对三青团的评语是：“战地青年未能招致，社会服务仍欠实在”，“训

练与组织，缺乏密切联系”，“干部人才不健全”，“团员发展，未克深入

青年群众，生产界团员及女团员为数甚少”。而其中突出的问题是党与团的

关系日趋复杂。张治中说：“当时党与团的磨擦事实上是黄埔系与CC 的磨擦，

更具体他说，是贺衷寒、康泽与陈立夫、陈果夫的磨擦。⋯⋯团与党的关系

越不明确，越增加了国民党内派系、人事的纠纷；国民党内部派系、人事纠

纷越大，团与党的关系越坏”。（15）因此，他上任后的当务之急是确定党

团关系。

实际上，为制止党与团在吸收新成员方面的争夺，国民党也曾采取过一

些措施。在1939 年11 月2 日，国民党第五届中常会第133 次会议，就通过

了《党与团之关系及其实施办法》，规定“党征收党员应以征收二十五岁以

上者为原则”，“本党现有党员在二十五岁以下者，中央党部得酌量令其加

入本团为团员（其党籍自仍保留）；团员年满二十五岁时，由中央团部介绍

入党”。（20）

与此相适应的是，1940 年1 月1 日，三青团中央团部公布了团章修正案，

把团员的年龄，由“十八岁至三十八岁”，缩小到“十六岁至二十五岁之间”，

“各级干部人员及其他经中央团部特许入团人员，得不受上述年龄之限制，

团员年满二十五岁，仍得保留团籍”。并说明这一修正的意义，在于“使团

员年龄与入党年龄相衔接，以使确定党与团之关系”。（21）

但是以上两个方案对于党团两者相互间所应持之态度、两者工作的重点

没有明确详细的规定。党与团的关系依然是混乱不清。

有鉴于此，在张治中的主持之下，拟定了《确定党与团之关系办法》，

并提交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940 年11 月25 日第163 次会议通

过，以此作为确定党团关系的准则。

《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规定：

（1）团应服从党的领导，党应扶助团的发展。

（2）党的工作注重与政治相配合，团的工作注重与教育相配合。但党团

之工作，应互相配合，力避重复抵触。

（3）在同一地区有党与团之组织者，党不征收未满二十五岁者入党，团

不征收年满二十五岁者入团。现有之团员，年龄已满二十五岁以上者，一律

介绍入党；现有之党员，年龄未满二十五岁以上者，一律划入青年团，保留

其党籍。党与团之各级干部，得不受上述年龄之限制。

（4）党之活动范围，注重社会。各种民众团体内之团员，在民众运动领

导方面，参加党团组织，由党部统一领导。

（5）团之活动范围，注重青年学生。各级学校党部，不征收学生为党员。

青年运动及童子军、少年团，并由团领导。

（6）在同一地区之党部与团部，应经常举行工作会报，以增进党与团工

作之密切联系。

（7）党员与团员，均应亲爱至诚，不得互相攻击或诋毁，否则以违反纪

律严处。（18）

为贯彻这个办法，还订出《确定党与团关系办法实施细则》、《查察党

与团之关系及考核办法》。特别强调党与团的关系是：“团为党系统下组训

青年之部门，与党的其他部门合体同命，分工合作，同为主义而奋斗，同为

革命而努力。故不特党与团之内，不许互相攻讦，不许有小组织意识之存在，

党于团之间，尤绝不容有磨擦斗争之情事”。如有违背者，须受一定处分，

以彻底消灭党内磨擦，推进工作。这些办法都是由蒋介石以总裁兼团长的名

义，异常郑重地通电各级党团部发布的，要求“各级党团部和及全体党员团

员一体恪守”。（19）

无奈，此时的国民党和三青团已成一盘散沙，涣散腐朽，各级组织视这

些法令如同废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依然故我。

张治中回忆说：“这些办法是颁布了，但事实上并没有收到多少的效果。

这是由于黄埔（复兴社、力行社）系和CC 的斗争磨擦无法消除的关系，使我

感到疾首痛心！在这两派的多年纠纷中，我的态度是比较超然而稍偏于黄埔，

但是对于黄埔也不是持袒护包庇的做法，在某些问题上，我对黄埔系是常给

以严厉的批评的。至于CC 系，本来就是一个自私自利、腐化党政、压制民主、

阻碍进步的小集团，是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们所深恶痛绝的”。“当然事

实上也没有那一方面完全对，所以我后来就由厌恶而至于放任，认为是党内

不可救药的不治之症”。当谈到蒋介石的失败原因时，张治中说：“蒋的失

败，根本症结在于他丧失了革命立场，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他

在党内自搞从拥护个人权位出发的小组织，以致涣散了党、腐化了党，造成

无纪律无力量明存实亡的党，也是失败原因之一”。（20）

张治中到任后的第二件事是整顿三青团组织。首先，他鉴于团的各级组

织，职责不明，工作拖沓，组织散漫，纪律不严，赏罚失所，优劣不分，干

部缺乏，基层干部素质太差，许多组织有编制无人员，有预算无经费，有计

划无工作。绝大多数干部把团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看待，甚至视办团如办党，

办党如作官，从上到下处处表现了官僚习气。在张治中的主持下，制定了《干

部政策纲要》，把干部分为领导干部、工作干部和社会干部三种，规定工作

干部服务满一定期限后，仍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上去，使团员明了为团服

务是自己的荣誉和义务，同时对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都有了明确的原

则规定。

其次，张治中还看到在吸收团员方面存在着重量不重质的毛病。到1941

年，团员人数已发展到三十万以上，“在主要大中学中，差不多都开始建立

了它的基础，三青团多的学校中，几占全校学生之一半或三分之二”。（21）

但是存在着严重的背离组织脱离组织的现象。为此，张治中多次召集会议，

全面检讨。他主张团员的发展应重质不重量，举行团员总考核，予以甄别，

并订颁团员总考核的实施办法。办理的程序规定初核、复核、总评三级，考

核的项目分思想、品行、精神、体格、学识、能力、对团的工作七项。凡经

考核合格的团员，由主办团部在登记证上加盖合格或优秀的印章；超龄的团

员，按照规定分别介绍入党；至于不合格的团员，则分别停止或开除团籍。

但是，这次团员总考核的结果，只发现3％的团员不合格。综合当时的具体

情况，这样的结果是不确实的，政策的执行显然有问题，并没有达到张治中

所预期的提高团员质量、严密基层组织的目的，而是走了过场。

注：

①《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76 页。

②《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43―54 页。

③《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39―142 页。

④《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0 页。

⑤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三民主义青年团论文集》

第一、二辑合刊，第150 页，1942 年印。

⑥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编：《三民主义青年团战时综合丛书》（第

三集），第13 页，独立出版社1939 年2 月出版。

⑦陈开国：《青干班和青干校始末记》见《文史资料选辑》第74 辑，第

45 页、48 页。

⑧《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78―184 页。

⑨《训练要则》，第27―28 页。

⑩陈诚（辞修）：《三民主义青年团之性质及其展望》，第32 页，三民

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宣传处1939 年印。

（11）《张治中回忆录》，第64 页。

（12）《张治中回忆录》，第71 页。

（13）《张治中回忆录》，第401―409 页。（14）《张治中回忆录》，

第849―851 页。

（15）《张治中回忆录》，第335―337 页。

（16）《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43 页。（17）《三

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03 页。（18）《三民主义青年团

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49 页。（19）《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

辑初稿》，第149―150 页。

（20）《张治中回忆录》，第336―337 页。

（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

编》，第559 页。

4 驶向反共快车道

4.1 反共秘密报告出笼，大搞军事磨擦、文化磨擦、人事磨擦

4.2“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不能做”，民主宪政属后者，

只能说说而已

4.3《团员行动指导纲要》要团员“绝对秘密的收集证据”，“无影无声

地采访舆情”。福建崇安发生集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的事件

4.1 反共秘密报告出笼，大搞军事磨擦、文化磨擦、人事磨擦

三民主义青年团产生于抗日战争的炮火之中，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重新

合作时开始建立起来的，是为抗战发动和组训全国青年，如团章所规定“捍

卫国家，复兴民族”，“当初似没有和共产党斗争的意思”。①按照这一团

体设置的初衷，投身于抗战的神圣事业，“捍卫国家，复兴民族”，应该说

是三青团的重要使命之一。

不可否认，在抗日战争初期，出于救亡御侮的热情，人们往往缺乏冷静，

为表面的轰轰烈烈所迷惑，看不到或看不清潜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

危机，以为出现了全民抗战的局面，以为有了全民族抗战这一消毒剂，国民

党统治集团就会止恶扬善，一切腐朽黑暗就都会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因而

确实有一些青年，怀抱救国报国的决心和满腔热情，参加了三民主义青年团，

并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努力工作，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三民主

义青年团成立之初，确实有过短暂的“捍卫国家、复兴民族”的抗日活动。

如武汉支团部筹备处组织的战地服务总队，1939 年沙市、洛阳、零陵等地团

部组织的青年战地服务队，主要从事救护、慰劳、交通、情报、及侦缉敌伪

等，这些都是抗日工作的一部分。

遗憾的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两个多月后，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因而三青团的性质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和国民党政策的改变而发生了变异。

1938 年10 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日战争逐渐转入相

持阶段。日本侵略军经过16 个月的战略进攻，占领了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

线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控制了长江下游沿岸和珠江口。但是由于中国人民

的团结抗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亡华计划，大量的消耗了日本的

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它的小国寡民，人力、财力、物力严重不足等弱点已

经暴露。到1938 年底，日本在中国战场上陆续投入23 个师团、16 个旅团近

百万的兵力，占其陆军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战争中的伤亡已达44.7 万人。

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使日军的兵力更加分散，士气已渐低落。沉重的

战争消耗和军事工业的畸形发展使日本的财政经济日益陷入困境。在日军占

领的地区内，侵略者及其培植的汉奸政权只能控制住一些大中城市和主要交

通线附近地区，广大农村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敌

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消耗和牵制着日本的大量兵力，并

同国民党正面战场相配合，形成对日军的夹击态势，对侵略者构成日益严重

的威胁。与此同时，国际局势急剧变化，日本军国主义者既要准备对苏作战，

又要同英、美争霸太平洋，它能用于中国战场的兵力已达到极限。因而不得

不停止对中国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

而就中国方面来说，虽然经过一年多的全民族的英勇抗战，使战局发生

了有利于自己的重大变化，但敌强我弱的特点还没有改变，远没有具备战略

反攻的力量。战争力量的对比，使中日战争出现相持的局面。

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影响着敌我双方的方针政策。

日本侵略者在继续坚持灭亡中国的总方针下，对其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作

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采取以保守占领区为

主的方针，逐渐将其注意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另一方面，把对国民

党政府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的方针，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以

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同时加紧贯彻“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方针，

弥补兵力和资源的不足。

在日本的分化、诱降之下，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叛国投敌了，汪

精卫是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

议会议长。1938 年夏、秋，汪精卫的代表高宗武、梅思平，在周佛海的具体

指挥下，同日方秘密磋商妥协停战条件，秘密签定卖国协定作为卖身契。12

月18 日，汪精卫与曾仲鸣等由重庆乘飞机至昆明，次日又飞转越南河内。追

随汪精卫先后叛逃出走的还有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

12 月29 日，汪精卫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总裁暨中央执监委员（即“艳电”），

响应日本近卫首相的灭亡中国的第三次声明，建议国民政府以“善邻友好”、

“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原则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

恢复和平”；还要求中国共产党“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边区政府

和军队之特殊组织”。国民党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同亲英美派公开分裂了。

中日战争转向长期化的形势，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到来，也决定着中国

的抗日民族战线中各种政治集团和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走向。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集团，抗战开始即高喊“抗战必胜，建国必

成”的口号，即有借抗战削弱、溶化和消灭共产党的力量的用心，“抗战必

胜”是国民党的“必胜”；“建国必成”是建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之国。

最突出的事例即如前所述，强敌侵入我腹地，即将鲸吞全中国之时，国

民党蒋介石并没有放弃对解决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问题的努力。抗日战争

开始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它虽然还继续主张抗战，但是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又由于国民党认为

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发展壮大是对其统治地位的威胁，因而蒋介石集团

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

1939 年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唤醒党魂、

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秘密报告。他指出党魂是党的主义，党德就是仁、

智、勇，党基就是党魂、党基、党史、党纪四要素。宣称这是中华民族的固

有道德，如果不唤醒、不发扬、不巩固，国民党的命运就会遭受危险。全会

决定设置国防最高委员会，由蒋介石任委员长。会议还通过了《党务报告决

议案》等文件，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从此以后，国民

党领导集团的主要注意力，逐步由对外转向对内，对抗日的态度日趋消极，

而对人民抗日运动的限制日益加强。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成立了反共的“特别委员会”，该会陆续秘密制定

和秘密颁布了《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沦陷区防

范共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文件，对共产党、民众团体、爱国民主人士和人

民群众的言论行动实行严格的控制，剥夺了人民群众抗战以来争得的某些民

主权利。

如《防止异党活动办法》规定：

“各级民众团体中应即成立本党党团，或派遣党的同志居中发生党的领

导作用，已派有同志而不负责任者应即撤换，务使所有参加民众团体之分子，

均能接受党的训练党的指导党的监督，而不为外界所惑”；

“各级教育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及公立大中学校教职员，应多派本党党

员充任，各公私立大中学校，尤应有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与活动，以坚

强本党在教育界及学生界之壁垒”；

“各级党部及军政机关，对于异党之非法活动，应采取严格防制政策，

不可放弃职守，纵因此而发生磨擦，亦应无所避忌”。②3 月11 日，国民政

府设立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蒋介石任会长，并颁布《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

和《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办法》。次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宣布实行“国民

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强调“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强调一切思想言论的准绳是

“不违反国民革命最高原则之三民主义”；“不鼓吹越逾民族之理想与损害

国家绝对性之言论”；“不破坏军政军令及行政系统之统一”；“不利用抗

战形式以达国家民族利益以外之任何企图”。毫无疑问，这四点都是针对共

产党而言的。《纲领》竟公开宣称：“一切思想言论，悉以此为准绳，有违

此义，则一体纠绳。③实际上，从1938 年底，国民党即开始在国统区，大肆

进行反共宣传，加强“中统”、“军统”等特务机构的活动，在一些地方设

立集中营，囚禁和杀害共产党员、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在敌后和共产党的

抗日根据地周围，则增派军队和游击武装，制造“军事磨擦”。这时，蒋介

石改变了对游击战“有大贡献”的评判，公开诽谤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

击”，暗地里指使三青团河北支团主任张荫梧、山东支团主任秦启荣在敌后

搞磨擦，率领他们控制的保安团队袭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断制造反

共事端。外寇未除，国土未复，同室操戈的刀光剑影已阴霾密布。

贯穿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的，不仅有国共两党合作中的矛盾和冲突，而

且有国民党同其他在野的抗日党派间的矛盾和冲突，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变

化，也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变化产生了影响。

各抗日党派中，只有国共两党有武装，所以“军事磨擦”只限于国共两

党，那么，在大后方，在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对于既无军队又无地盘的第

三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救国会等抗日党派之间的矛盾冲突，则表

现为“人事磨擦”和“文化磨擦”。

所谓“人事磨擦”，是指国民党一方面强拉人入党，否则加种种压迫，

如打破饭碗，断绝生路等等；一方面发现有其他党籍就加以残酷迫害，由特

务密告，或秘密失踪，或锒铛入狱，断送生命，父母不得而知，妻子无从探

问，因“异党”问题死得不明不白。

“文化磨擦”则是指国民党党、警、宪和文化出版审查机构，对人民实

行文化封锁，或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而大兴文字冤狱，“党派团结”必

须写作“党派统一”，“民族解放”必须写作“民族复兴”，因阅读《新华

日报》等进步报刊而入狱的事件层出叠见，使不少无辜的青年受尽折磨和摧

残。

“人事磨擦”和“文化磨擦”似乎比“军事磨擦”和平，其实是同样的

残酷，而且更多更带有普遍性。

抗战初期，大多数在野中间党派对于国民党所采取的在一定程度上开放

民众言论的措施表示欢迎，对于国民党领导抗战大业表示了无保留的支持。

如1938 年4 月左舜生代表中国青年党致函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和汪精

卫，表示“同人等观目前之艰巨，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一

念，此外部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共保，此外亦无所企图”。

④各在野党派对国民党设置的国民参政会曾寄予了很大希望。1938 年4

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

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作为战时的民意机关。第一届一次

国民参政会于1938 年7 月7 日抗战爆发一周年之日在武汉召开，各在野党派

均有代表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们虽然认为国民参政会还不是完全的

民意机关，但毕竟为各党派各方面提供了一个参政议政的讲台和场所，这是

“民主政治的开端”。也有的在野党派领导人认为，从此以后，中国的政治

问题，不再“决于战场”而是“决于议场”，不再“决于枪杆”而是“决于

票数”。认为由此发展下去，中国即可由一党专政进到多党并存，中国即可

实现民主政治。

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第一届一次国民参政会上积极热情地提出议

案，如邹韬奋等提《调整民众团体以发挥民力案》、陈绍禹等提《拥护国民

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曾琦等提《克期成立省县市参议会案》、吴玉

章等提《改善县区政治结构与保甲办法案》，等等，为抗战献计献策，“实

验民主政治”。

但是，事实的发展远非像他们所预计的那样乐观；

其一、国民参政会实际上只是国民党所控制的咨询机关。参政员的权力

只以建议、询问、调查三权为限。休会期间由15―20 名参政员所组成的驻会

委员会，其职权也仅仅是听取政府各种报告及决议案实施经过。在占绝大多

数的国民党员的控制下，在野党派提出的一些有利于民主和抗战的提案很难

获大会通过。即使勉强通过，国民党政府不仅不忖诸实施，反而对提案人加

以迫害。因此，各中间党派大为失望。

其二，国民参政会内讳言党派。各党各派的领袖虽然“参”了“政”，

但是国民党并没在法律法令上正式承认各在野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参政

会组织条例》关于参政员的遴选资格分为四项，一为地方省市；二为边区蒙

藏；三为海外华侨；四为“曾在各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

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事实上，各党派代表即包含在

第四项之中，但这个组织条例中既有“文化团体”，又有“经济团体”，而

绝口不提政治团体，更没有“党派”的字样。⑤以此贬低各在野抗日党派的

地位，抹煞各在野抗日党派的存在。

其三，在国民党的一党统制之下，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抗日救国的自由

被限制、被剥夺。1939 年2、3 月间，张申府、邹韬奋、沈钧儒、黄炎培、

王葆真等倡议在重庆组织“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参加发起者有六百多

人，他们制定了会章，并呈文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为“发挥我前后方及被占

领区内一切抗战力量，”“配合全面抗战方略”，“以期获得最后之胜利与

建国之成功，”“特发起筹设游击区抗敌工作协进会，从事于宣传联络介绍

干部号召援助等工作，期在唤起民众对游击区工作之注意，发动民众对游击

区工作之援助，并介绍有志参加游击区工作之干部以供当局驱策，亦即结合

民众力量以辅助政府。”而国民党中央社会部批复：“该会发起组织动机如

何，姑置勿论，惟其分子复杂，工作范围又极广泛，难免不为他党利用发展

努力之工具”，不仅以“现行人民团体法规并无此类团体之规定”为由，“依

法批驳”，不予立案，而且“秘密派员参加以监视其行动，”“严密注意，

切实防范”。⑥其四，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在加紧反共的同

时，对各小党派也严加防范，横施压迫。它根据《防止异党活动办法》，中

间党派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使对

以反共起家的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也未能例外，如李璜同中共参政员董必武

在1939 年2 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上，连署《加强民权主义的实

施，发扬民气以利抗战案》，而遭至蒋介石的兴师问罪。李璜回忆说：国民

党的当权派在抗战中，无论中国青年党的干部“如何为国牺牲，在四川的同

志一律开赴前敌效死，不加保留，而仍不肯放心，在大后方以特务监视中青

干部活动，甚为严格，并随时报告其领袖，动辄加我们以警告，即以我个人

论，领导川康视察团，视察川康数百十县，（1939 年3 月，成立国民参政会

川康建设期成会，蒋介石任会长，下设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视察团，赴川康

两省各地视察吏治、兵役、治安、及民生四大类，督促政府推进川康建设，

以增强抗战力量，李璜被任命为团长。――作者注）征兵征粮，而二陈系的

特务暗中如影随形，跟着我走，将我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整理为《李璜

最近之言论实录》，送给蒋介石亲阅，要他来警告我。”有“异党”党籍被

打破饭碗的公教人员和被除名的学生不计其数。各在野党派自身的生存受了

严重威胁。

4.2“有的事只能做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不能做”，民主宪政属后者，

只能说说而已

所谓“党治”，即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的训政制度。

中国国民党的“训政”制度始于1928 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之后，按照孙

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将革命后的政治划分为“军政”、“训政”、“宪

政”三个时期的理论，通过《训政时期纲领》，“训政时期，规定为六年，

至民国二十四年完成”。在此期间，实行“党治”，党权凌驾于一切之上，

“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力均被剥夺。“九一八”事变

之后，在全国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之下，国民党政府为应付各界“结

束训政，实行宪政”的要求，1932 年12 月的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决定1935

年3 月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但是直至1936 年5 月5 日才公布了按照蒋

介石的旨意制定的违背民主精神的《五五宪法草案》，并规定1937 年11 月

12 日召开国民大会。随后，由国民党一手包办，采用“指定”、“圈定”、

和“当然代表”等方式产生了“国大代表”。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

召开国大，制定宪法，实施宪政一事即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全国人民为争取国家生存和抗战的胜利，

一致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训政制度，立施宪政，结束国民党的“党

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并事关抗战前途的重大问题。

从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来看，是把抗战和建国相提并论的。如果

说在抗战的同时，要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的民主国家。这本来是很对的。因

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同时中国也是一个半封建的官僚主义的国家，

非铲除封建专制贪污腐化的恶毒，不能建立一个现代的国家，也不能获得抗

战的胜利。

但是抗战两年多来，人民尽了很大的努力，忍受了莫大的牺牲，为了抗

战建国毫无怨言；而“政府官吏反借抗战鱼肉人民，征兵上下营私舞弊，待

壮丁犹如囚犯，迫人民为盗匪，统制则官僚包办，危害民生，摧残实业；发

国难财至万万元，讨小老婆至八九个，统制外汇则统制于一家妻子之手，管

理贸易则垄断于少数党官之徒”；“压迫青年则有集中营，制造磨擦则有训

练班，暗杀起于陪都，特务遍千乡里”，“一部分国军不攻敌人而攻边区，

枪口不对外而对自己；贩鸦片烟、造假护照，出自堂堂专员，抗日有功不赏，

植私党则有罪不罚；选官授职，以党籍为标准，用人行政，以爱憎为权衡；

多出志愿兵则县长受罚，多出游击队则长官被惩；安徽财政厅长以干练清廉

而被撤职，（民主党派人士章乃器1938 年2 月―1939 年10 月任安徽省财政

厅长，因所谓“异党”问题被蒋介石撤职。）好些政府机关，以贪污腐化而

不受惩；倒行逆施。徇私罔法之事，书不胜书。群众救国团体尽被解散，一

切进步书报尽被没收；检查书报之苛求，封闭书店之残暴，令人不能想象”。

“非国民党员不能任政府官职，重床叠屋的机构，滥芋充数的冗员，形成了

整个庞大的官僚主义的统治机构”。它不但继承了封建专制之余毒，而且吸

收了法西斯之罪行，造成了古今中外罕见的黑暗政治。“就是它招致了空前

未有的国难，直到今天它还变本加厉地阻碍着进步的设施，压抑着民意的发

展，延缓着胜利的到来。”⑦

这种印象深入于人民的心目中，当然一方面引起人民对国民党政府的不

满，另一方面使人民对抗战则内心热烈而行动消极。因为人民有固定的意识

和鉴别力，是决不会受官僚们的欺骗和愚弄的。在抗日时期，人民绝对地承

认政府的权力应当强化，但同样的否认应该有官僚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权力；

人民绝对地承认应该将全国的一切人力物力交给国家，但必须用之于抗战，

而不能供一般官僚们的糜费；人民认定抗日救国是人民的义务，但同样认定

过问政治是人民的权利。“国家至上”，人心固然，然而大家所爱的，乃是

自身也有一份在内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党权高于一切的党国。人民利益，即

民族利益的实际内容，两者应当是完全一致的，人民可以为民族利益、国家

利益牺牲一切，因为这种牺牲是有代价的，牺牲现在的利益，是为换取将来

的以至子子孙孙的利益，但决不能力官僚群的利益而牺牲。要想全国人民一

起起来保卫大家的祖国，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这个国家是真正属于大家公有

的，是保护大家的利益的，这是抗战时期特别应该发动宪政运动的一个最根

本、最有力的理由。

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如果如此继续下去，不仅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就

连现在的半壁河山都要被他们断送掉”。因此，必须立即结束国民党的训政

制度，实施民主宪政，通过宪政的道路，建立一个适合抗战需要的强有力的

民主清廉政府机构，建立一种适合抗战需要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中，

各抗日爱国的党派和阶层，都有平等的合法地位，人民有抗日救国的民主和

自由，置政府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腐败贪污自然绝迹，抗战的胜利就有了可

靠保障。结束党治，立施宪政，成了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

另外，汪精卫于1938 年底叛国投敌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准

备于1939 年10 月成立傀儡政权，他打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旗号招摇实施

宪政，并对重庆国民政府的一党专政进行猛烈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蒋介

石国民党一方面加强其一党专政，另一方面又以实行宪政的诺言应付舆论，

敷衍各在野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

1939 年9 月，国民参政会召开一届四次会议。在会上，国民党参政员首

先提出《建议政府，制定宪法，开始宪政案》，得到会议的一致赞成。中国

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第三党、救国会等又提出六个关于宪政问题的提案，

由此发动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民主宪政运动。

如中国共产党的《请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合法地位案》说：近半年

来，同为抗战最高国策而努力奋斗之我国各党派间，疑虑增多，纠纷时起。

因所谓“异党”党籍及思想问题之关系，若干抗日积极分子受排斥者有之，

被屠杀遭暗害者有之，被拘禁或被开除职业或学籍者有之，影响所及，不仅

使抗日党派间，关系日益恶化，而且引起举国同胞对团结抗战之国策，发生

动摇，使全民族团结胜敌之保证发生疑问。如果长此下去，势将动摇国本，

破坏抗战。因此它要求由政府明令保障各抗战党派的合法权利，明令取消因

各种所谓“异党”党籍或思想问题而对人民和青年施行的非法暴力行为。⑧

中国青年党提出了《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力，以利

抗战案》，它指出：“抗战两年以来，中国的政治情况，虽不一枝一节之改

观，但规模终未树立，人心终有未安，殊无以奠定抗战建国之基础。”在现

行的国民党党治之下，“政府只对国民党负责，对全国国民几无责任可言，

因此，依此而求国民之效死恐后，于义终有未安。而要完成抗战的基本工作，

则必须以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为第一义”。为此，它要求：（1）由政府授权

国民参政会本届大会，推选参政员若干人起草宪法；（2）在国大会未召集前，

行政院暂对国民参政会负责；（3）于最短时间内，颁布宪法，结束党治，全

国各党各派，一律公开活动，平流共进，永杜纠纷，共维国命。⑨国民党对

各在野党派的要求进行了百般抵制和阻挠，尽量把实行宪政的具体问题抽象

化，玩弄文字游戏。在它的控制下，国民参政会将这七个有关宪政问题的提

案合并审查后，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随后，在全国范

围内，兴起了声势浩大的民主宪政运动。在重庆、成都、桂林、昆明、延安

等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宪政研究会、宪政促进会，全国舆论集中于民主宪

政，街谈巷议，莫不以宪政为题。

宪政运动的开展，猛烈冲击并开始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实际上，蒋

介石国民党是绝对不肯放弃对国家政治权力的垄断地位的。从戊戌变法已经

开始要求的宪政，到其时已有40 年，还止于谈谈而已。中华民族每每受了外

敌的严重鞭挞之后，才想到谈宪政，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但是，在惨痛的

教训之后，还不敢谈和不准谈，更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国民党的本意，也只

不过是让人民谈谈而已。国民党参政员在会上提出要求实行宪政的提案是被

迫的，只不过以此敷衍民众。因为早在是年4 月，蒋介石就在国民参政会第

一届三次会议闭幕词中说：“就目前事实而论，不仅训政时期的工作受到阻

碍，而军政时期应做的工作，且须从头再做一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扫荡

侵略者的武力，”‘待河山恢复，国内澄清以后，才谈得到训政，进而预备

宪政”。⑩按照蒋的设计，当时谈“训政”尚且超越了阶段，应当倒退回“军

政”时期，而各在野党派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行宪政，岂非异想

天开？历来专制的统治者自然有一套维持专制制度的统治术，有的事只能做

不能说，有的事只能说不能做，实行宪政之事即属于后者。

由于民主宪政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是年11 月国民党的五届六中全会，

也被迫煞有其事的通过《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并限期办竣选举案》，宣布在1940

年6 月底结束国民大会代表的选举，在孙中山的诞辰日11 月12 日召开国民

大会。然而，国民党对民主宪政运动，采取种种的阻挠扼制政策，到1940

年上半年，宪政运动沉寂下去。是年9 月18 日，国民党中央第五届第157

次常会，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依原限召集，不无重大困难”

为理由，决定国民大会“展望至战后再行召集，召集日期。另行决定”，使

这一次民主宪政运动彻底夭折。

4.3《团员行动指导纲要》要团员“绝对秘密的收集证据”，“无影无

声地采访舆情”。福建崇安发生集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的事件

国民党鉴于民主宪政运动对其一党专政的严重冲击，在第一次民主宪政

运动之后，不仅加紧了反共活动，制造了“皖南事变”，而且在国民党统治

区全面加强了法西斯的特务统治。同时国民党政权也加速了由上而下的贪污

腐败，贪污已渗透到军队，进入了“血液”。作为以青年为工作对象的三民

主义青年团，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反共活动中起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国民党

政策的变化决定了三青团性质的变化。

实际上，自1939 年始，蒋介石就强调三青团在反共和防范、限制“异党”

方面有其他团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康泽等人的具体主持下，三青团的工作

逐渐转向特务化。

1939 年7 月17 日，蒋介石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第四次全

会讲话中说：三青团的组织“含有政治的意义”，“青年团工作之意义在于

散播三民主义的革命种子，创造党国的新生命”！“团的主要任务在为党国

训练一般健全的青年”。“本党是掌握政权的党，是中国政治的唯一领导者”，

“共产党如要破坏本党，甚至行动越出政府法令范围之外”，“我们就可以

用合法的手段去纠正”！要“制止异党活动”，特别要设法制止共产党在学

校里的活动。（11）

按照蒋介石的要求，9 月5 日，中央常务干事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本

团对于社会青年之指导方针》。一方面，它认为：“今日一般社会青年之颓

废、悲观、消极、浪漫、愤慨、决裂等现象，”不是由于其腐败政治造成的，

而是“皆生于对个人社会、国家，无正确之认识，更不知其相互关系，是谓

政治教育之缺乏”。因此，它确定了这样的指导方针，即“普遍的施以政治

教育，其办法为大量编印各种问题之单行小册子，予以观念上思想上之纠正

与指导，然后可期其行为之正确与环境之适应”。另一方面，它亦认为，“一

般青年对政治现状之不满，为一不可讳言之事实，究其原因，由于青年认识

之错误，心理上之幻觉者居其半，而实际政治之缺憾，影响于青年本身之生

活，求学不得安心，知识不得满足，职业无法解决，益以社会之冷酷，人情

之浇薄，致青年烦闷、失望”，“此种政治的社会的原因，亦当但白地予以

合理的解答”。（12）

1939 年9 月21 日，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发出《对于各级团部工作方

针之指示》，要各级团部“发扬吾党立国之精神与固有之德性，以为青年思

想及行为之规范”，对于“歧误的思想，堕落的行为”，要及时的纠正。“对

于抗战建国之实际情况，国际关系之趋势，以及敌人和汉奸之阴谋，均须随

时予以正确的指示，使之明是非，别利害”。（13）

这一时期，在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制定的团的《训练要则》中，重点对团

员进行反共教育，声称：“抗战军兴，有人利用机会伪造统一战线，及各党

备派共同合作的口号，到处活动，本党为了国家的前途，委屈求全，盼他们

为民族效忠，为国家出力。但是仍需严密的注意，防止他们打入团内”。（14）

明确指示把防共反共作为团的分队一级组织的基本工作方针之一。三青团的

各级组织，尤其是在大后方的大、中学校中的组织，广为布置眼、线，监视

进步同学，开展反共活动。

如果说，这时三青团中央对反共问题的指示还限于这种比较含糊的语

言，那么在“皖南事变”后，则把反共作为头等大事，加强了反共反民主的

措施，进一步公开地诬称中国共产党为“奸党”。

1941 年6 月12 日，三青团中央发出《为克服当前之困难与争取最后之

胜利对全体团员之指示》，提出：“国家民族高于一切。凡是违反此种原则，

在言论上行动上，如有影响社会治安，破坏经济法令，与动摇抗战信心，直

接间接、足以削弱国家民族意识，分散国家民族力量，出卖国家民族者，本

团团员视为全国公敌，予以驳斥、纠正、揭发而彻底肃清之”。并提出：“凡

有假借‘民主’名词，而作违反军事第一原则，以破坏抗战者，此种‘假民

主’之言行，应一律排除之”。（15）

1942 年2 月13 日，三青团中央根据1941 年5 月12 日的《指示》，制

定了《团员行动指导纲要》。《纲要》分为七个部分，其中把所谓“厉行肃

清奸党国贼”作为不论是在战区、在敌后，还是在学校和社会青年中的三青

团的重点任务。其主要内容是：

（1）“除公开背叛国家出卖民族的汉奸国贼，吾人应随时铲除外，国内

奸党分子有违背三民主义与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原则之一切言论行动者，均应

唤起民众，同心协力予以严重打击，并彻底肃清之”。

（2）“团员在敌后战区发现有奸党破坏统一破坏抗战之事实，应毫无犹

豫与之斗争，并动员民众，直接加以制裁”。

（3）“团员在学校中发现有奸党煽惑同学，利用青年之阴谋事实，应以

学生团体意志及力量痛予驳斥，必要时并应报告学校当局，予以制裁，其有

思想幼稚盲从附和者，应根据主义与国策，努力说服并设法感化”。

（4）“团员在一般社会青年中，应注意驳斥奸党散布之各种谣言，揭露

其动摇抗战信心，影响社会治安，扰乱战时经济之各种阴谋活动。”

此外，《纲要》还要求三青团成员在基层政治建设中，“应随时注意维

护政府法令，领导社会舆论，对于好党假借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自由之口号，以掩饰其破坏国家军令统一、政令统一之阴谋，应公开予

以严厉之驳斥，并结合民众予以有力之制裁”。（16）

随后，三青团根据这一《团员行动指导纲要》，对团员提出了具体行动

指导意见：

规定团员“在团内可以检讨政治与党务团务，对外必须维护党政威信，

协助法令推行，不可任意批评。”

规定团员“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奸党之言论行动，应毫无犹豫的

根据本党主义与抗建国策，严厉与以驳斥，并且要揭露他们妨害抗建危害民

族国家的一切阴谋与事实”，“如果仅仅是盲从的青年，应当不辞烦劳，将

他说服”。“除去说服外，更要以我们的言论行动，直接间接有形无形的影

响他，感化他”。“实在无法说服或无法影响与感化，然后才报告上级，通

知军警机关，去监视他或逮捕他”。

规定团员在民众团体中“应为政府耳目，为民众喉舌，无影无声，深入

民间，随时采访舆情”，“如果发现任何弊端，要绝对秘密的搜集证据，或

记录事实，毫不声张的密告上级，或迳向合法机关以个人名义去检举”。

规定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是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凡有

我同志所在地或所在机关学校与团体，决不容许有好党同时存在，否则，便

是我们同志莫大的耻辱。因此，对奸党把持和活动最有力之机关学校团体，

应力争大多数中间分子之同情，并多方促使其主要分子之觉悟”。（17）

在抗日战争时期，本来三民主义青年团拥有一切优越的物质条件，也曾

抱有成为全国唯一青年团体的雄图，但是它死死抱住久已破产的一个党、一

个主义的陈腐骸骨不放，国民党党风江河日下，增长了人们对国民党大夫所

望的气氛，年轻的瞧不起国民党，不拥护国民党，不参加国民党。而国民党

则企图通过超强政治统制的力量，把全体青年紧紧抓在它的手里。不尊重青

年的人格和人权，剥夺了青年参加抗战工作的种种自由，用武力和金钱来统

制和摧残青年，乞灵于强迫加入、逮捕屠杀、特务工作，甚至丧尽天良，竟

欲乞灵于内战。这样就使三民主义青年团为广大青年所深恶痛绝。

他们愈加追求青年，青年就离他们愈远。当世界第二次青年大会开会时，

三青团特地派员到美国华侨青年中征收党员，但是空手而回。重庆中央大学

直属分团部成立时的150 多名团员，也因为许多人退出，在集合宣誓时只剩

了70 人左右。陕西的支团部由于同西北行营领导的西北青年抗敌协会和国民

党省党部领导的西北抗敌先锋团争正统，势如水火，时时在纷扰之中。

为积极反共和惨害青年，1941 年2 月15 日，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

报第十次会报，决定设立“战时青年训导团”，负责“对中共青年之收容训

练事宜”。战时青年训导团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内政部，实际上由三民主义

青年团主办，中央党部政治部和两个调查统计局协办，任命康泽为主任，徐

君佩为副主任。该团总部设在重庆聂江三角镇，在各地设有名称不一的分团。

贵州叫“收容所”，广东叫“感训院”和“临时特别监狱”，胡宗南在西安

设“西北青年劳动营”。《战时青年训导团组织大纲》规定：“触犯非常时

期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入本团受训”：“一、情有可

矜以不进行判决为宜者；二、有重大嫌疑证据不足者；三、自首者”。（18）

其实，自1939 年始，各地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便把反共和限制异党作为其

主要任务。在中等以上学校，派遣特务学生，嫉视进步，摧残自由，监视、

告密，无所不用其极。在校学习的优秀青年，服务于各学校机关、各社团的

公正人士，一举一动，都受到三青团特务的监视，根据只言片语的报告，就

有名列黑名单的危险，甚至无辜被拘捕，施以酷刑，不经公开审讯，囚系经

年累月。

在兰州、西安、洛阳、綦江、曲江等地，有摧残青年身心的“集中营”，

冤狱遍于国中，无数纯洁的青年男女，因同情于进步光明，不满于倒退腐化，

即被认为大逆不道。“皖南事变”发生后，政治上的逆流，更有急转直下之

势，即以中外观瞻所系的陪都重庆而言，就有许多无辜青年被逮捕或告“失

踪”。1942 年8 月17 日，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在福建崇安县秘密集

体屠杀男女青年75 人。（19）“喉舌”、“耳目”、“密告”、“检举”、

“监视”、“逮捕”这些字眼表示的是特务的鬼蜮伎俩和阴险、暴戾行为，

人们把它视为一个特务组织，也并非空穴来风。

不仅知识青年的自由安全毫无保障，甚至年高望重为中外人士所敬佩的

经济学家、教育家、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马寅初，也因揭露统治者发国难财

的罪恶，痛斥孔祥熙等乘国家的危机，利用政治权力，以统制贸易为名，勾

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买外汇，大做生意，大发国难财。提出决不容忍以

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换来几个大大财神。指出这些

中国的“大贪污”者的误国之罪，远在汉奸奸商之上。他提议对发国难财者

开征临时财产税，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软禁达四年之久。

种种可骇可悲之事，不胜枚举。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等自由

权利悉被剥夺，个人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三青团忠实地执行国民党反共反民主的政策，客观上充当了国民党的反

共“磨擦”的工具，“三青团”也就成为特务组织的代名词。由此可见，在

外寇未除，国土未复之时，三民主义青年团已由抗日为主变为反共为主了，

已由一个抗日为主的党团变为一个反共为主的党团。

三青团的名声越来越臭，谭平山、章乃器、卢作孚、何廉等愤于三青团

的恶名，耻于与此等为伍，纷纷辞去中央干事会职务。与三青团脱离关系，

投入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宪政运动。

谭平山是早期的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人之一，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农政部长

等职。大革命失败后，参与了“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工作，在起义失败后，

于1927 年11 月，被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不适当的开除党籍。1928 年，他

在上海联络部分脱党的中共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组织成立“中华革命

党”，因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背叛和对工农的屠杀政

策，又不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方针，被称为

“第三党”。1934 年，退出第三党。“七?七”事变后，从香港经广州回到

武汉，要求参加抗战工作。1938 年春，被蒋介石召见，征询其施政意见，被

蒋介石委派参加起草《抗战建国纲领》。4 月，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

会，决定设置国民参政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谭平山被恢复国民党党籍。随

后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并被指定参加起草三

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同时被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后历届参政会均被聘。

在1939 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愤于蒋介石的“防共”、“限共”、“溶

共”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对国民党和三青团表现冷淡。1943 年，

他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进行争取民主的斗争。

章乃器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七君子”之一。1937 年7 月31 日，

“七君子”出狱，参加抗日斗争。章乃器抱“无此闲情算旧账，有腔热血效

前驱”的胸怀，在1938 年1 月，应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长李宗仁的邀

请，前往安徽担任省财政厅长。章乃器根据安徽财政历来入不敷出，抗战爆

发以后，国土大片沦陷，税收急剧减少，一些贪官污吏乘机大发“国难财”，

贪污中饱，浮报滥支乃至卷款潜逃者大有人在，财政确已陷绝境的情况，宣

布了“铲除贪污、节约浪费”的方针，凡贪污有据、浪费严重及截留税款、

公款的人员，一律按军法处置，很快从根本上扭转了安徽省战时财政的困难

局面。章乃器在安徽成绩斐然，而且坚持团结抗战立场，同中国共产党保持

密切联系，把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当做头等重要的任务。章乃器的幼年好

友陈诚，早已成为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干

事会书记长后，有意借重章乃器在全国青年中特别是在安徽青年中的影响，

扩充三青团在安徽的势力。陈于1938 年春夏之交，派章的幼年至交赵志尧到

武汉漩宫饭店看望因公去武汉的章乃器，提出要章担任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

事，兼安徽省三青团书记长。章乃器立即通过其三弟章秋阳向周恩来作了汇

报，周恩来认为，“应当把安徽省三青团这个阵地拿下来为我所用。”后来

因朱家骅反对和蒋介石对章乃器的不信任，只发表了任命章乃器为三青团中

央临时干事会干事。但章乃器从未参加过三青团的实际工作。同年八九月间，

陈诚再次提出要章留在三青团中央“帮忙”，孔祥熙、陈立夫、徐恩曾都许

章以高官厚禄，章乃器均谢绝了这些送上门来的殊荣。三青团的性质发生变

化以后，章乃器更是拒绝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的任何工作。1939 年6 月，

章乃器以补助新四军军响、任用共产党人被诬为所谓“勾结奸党、奸军”的

罪名，被蒋介石明调暗撤安徽省财政厅长职。章乃器到重庆，陈诚曾奉蒋介

石之命前往章的家中劝说他“出山”，并介绍他参加国民党，章乃器对陈诚

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真读过，也很佩服，

还办过一个刊物叫《新评论》的为他作过宣传。我一直决心当三民主义的居

士，不必出嫁当和尚了。其实有些居士信佛，比和尚还来得虔诚。我见过偷

吃狗肉的和尚，却未听说过口是心非的居士。”（20）章的这一番话说得陈

诚无言以对。从此章乃器再没做过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他参与发起“统

一建国同志会”，参加民主宪政运动，参与了“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领导工

作。作为民族工业的代言人，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等共同发起，

在1945 年12 月，成立了民族工商业家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中国

民主建国会”。

由此可见，曾一度参加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的谭平山、章乃器、

卢作罕等民主人士和民族工商业者，同CC 系、复兴社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

当时的参加，是为了全民族的抗战大业；他们后来的脱离，是为了抗战、民

主和团结。这一段的历史毫无损于他们的名誉。

广大民主人士政治态度的转变，也是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分不开

的。尽管在抗战的相持阶段到来以后，三青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它看作是铁板一块，对其成员也并不是全部摈弃排

斥的。如在1940 年4 月23 日《中共中央关于湖南工作的指示》指出：“要

真正做到团结进步分子，孤立并打击顽固分子，就要特别着重于争取广大的

中间分子，不要把整个的国民党和三青团的党员团员看作是一样的，其中有

大部分是可以争取的中间分子。”（21）同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青委发

出的《关于反对顽固派反动教育的指示》指出：“对顽固派的正确策略：甲：

为掩护自己，了解对方，首先应广泛的和国民党、三青团的师生交朋友。乙：

国民党、三青团不尽是顽固派，好的应启发之，坏的应麻痹之。”（22）

1941 年，在苏南抗日根据地，发生了涉及500 多人的“澄虞锡三青团案”，

地方组织向党中央请示如何处理。6 月13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澄虞

锡三青团案的指示》，说明了中央对这类问题的原则：“如该组织仅系国民

党的三青团，并无汉奸犯罪行为时，则应实行我们的保障人权条例，承认他

在我区的公民权利，不论主要分子和下层分子均不应逮捕，已被捕者予以释

放，并向其解释我们之民主政治，以感动之。因为我们不能将三青团都看成

是特务机关，不能将其团员，都看成是特务人员。”（23）同年8 月，中共

中央青委给少共国际的信中在承认“三青团组织建立与发展了，已开始建立

了基础”，“上中层中干部多有特务分子为其中间”的同时，也看到“团员

中特务分子仅只极少数，极大多数是中立的对我党没有成见或缺乏成见的”。

（24）

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巩固和发展全民族的统一战

线，团结各阶层各党派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包括三民主义青年团这样的

反共团体，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事实求是，全面地具体地分析它的性质和作

用，求同存异，准确地掌握好又团结又斗争的尺度和界际，从而保障了全民

族抗战的胜利。

注：

①张治中著：《张治中回忆录》第383 页。②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6 册（上），第141

―142 页。③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编：《国

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452―453 页。

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青年党》第19 页。

⑤《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45 页。

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社会部档案（十一）4995。⑦时事问题研

究会：《抗战中的中国政治》第187―189 页。⑧《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

第152 页。

⑨《国民参政会纪实》上卷，第584―585 页。

⑩国民参政会秘书处编：《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三次大会记录》1939 年

出版。

（11）《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72―173 页。

（12）《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59―160 页。（13）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0―161 页。（14）三民主义青

年团中央团部：《训练要则》第87―88 页，1940 年印。

（15）《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84 页。（16）《三

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66 页。（17）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

干事会秘书处编：《三民主义青年团七年来团务工作总报告》第97―103 页，

1945 年印。（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180。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二）9173。（20）周天

度主编：《七君子传》第234 页、236 页。（2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

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17 页。（22）《中共中央

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32 页。（23）《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9

页。（24）《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560 页。

3“人各有圈，圈各有利”踬躅在复杂的派系斗争中

3.1 团的成立实际上变成了两个党，“变成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组织”

3.2 与CC 系争夺组训大权，军统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独占鳌头

3.3 给20 元，按个手印就算入团。将青年集中军训，拉到招待所请吃饭

或看电影后硬拉入团

3.1 团的成立实际上空成了两个党，“变成了两个互相冲突的组织”

三民主义青年团为统一国民党内各派系而产生，但它又是在复杂的派系

角逐中产生的。因此，在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机构中就带有与身俱来的派系

色彩。

国民党于1938 年3 月29 日―4 月1 日在武昌举行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

在党的组织方面，通过两项重要决议：一是实行总裁制，设置国民党总裁，

并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二是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决定

由蒋介石兼任团长，汪精卫兼评议长。相应的决议是修改党章，取消预备党

员制。同时还通过内部的决定：停止党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和活动，通令即日

解散CC 系、复兴社和一切小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参加三青团。标榜促

成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力量之集中，服膺三民主义，拥护最高领袖，开展

战时服务，致力抗战救国。这样做一方面固然是试图用三青团来融汇主要派

别的成员，协调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倾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确定蒋介石在

国民党内的最高领袖地位。

但是，派系争夺，“人各有圈，圈各有利”，这已经是国民党长期凝成

的先天素质。盘根错节的派系观念和关系，已渗透到国民党组织系统的骨髓。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议虽然冠冕堂皇，但一接触实际问题，根深

蒂固的派系冲突本质就不断暴露出来。极为突出的例子，就是蒋、汪之间的

勾心斗角。在1938 年三青团宣布成立的7、8 月间，汪精卫在以国民参政会

议长的身份宴请青年党领导人李璜和左舜生时，即对蒋介石满腹牢骚，说：

“自从蒋先生要学法西斯与纳粹作风以来，他的左右愈把他捧得上天，若干

老同志也摸揣着他的心理，同样的去捧他为唯一的领袖。但他总觉得党的干

部不纯粹，不能对他为彻底的与绝对的服从，故他今天又要创立三民主义青

年团来代替党了。”①几个月以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出走河内，发表“艳

电”，响应近卫声明，叛国投敌。随后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在南京

伙同一批汉奸，打着国民党的旗帜，另立中央，另建组织。而经蒋介石精心

挑选指定的三青团中央干事会成员之一周佛海，则是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策划

者和得力干将，汪伪政权的实际主持者。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号称的蒋汪二

氏合作为代表的“团结”，就成了极其绝妙的政治讽刺。

按照国民党中央全会的精神，“复兴社”不得不于1938 年6 月在武昌大

江中学召开会议，宣告结束，“复兴社”社员转为团员否，悉听自由。同时，

CC 系的“青白会”也宣布结束。但是这两个派系组织阴魂不散，其骨干分子

仍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并没有停止活动。“复兴社”核心成员白瑜回忆说：

“复兴社结束后，文人同志不论是否青年团员，在重庆常开联谊座谈会，有

时在警报中进行，讨论时局与建设问题，由青年团组织处长康泽同志转呈蒋

公核阅。”②各派系小组织延伸进三青团，自然它们之间的派系纠纷和斗争

也一并带进了三青团。人们也依然用其派系名称称谓这两个派系的成员。

对于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CC 系和复兴社各有用意。

至今天半个多世纪过去了，95 岁的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如是说：成立

三青团，是“因为党里要把预备党员制取消。预备党员参加了各小组，在开

会时学习学习，但小组里没有什么全党一致的训练，所以新入党的党员就缺

乏这个训练了，所以当时成立青年团有一个中心目的，就是把新进的党员加

以集中训练，青年团就是本党的训练机构，这个组织条例是本党推我起草的，

所以预备党员就是进了青年团为团员，等到二十五岁时就自然变成党员。我

当时想到青年团不可变成另一个组织，而是本党训练机构，这样子就不会发

生争端，但是，蒋委员长派陈诚为青年团书记长，康泽为组织处处长，康这

个人很有野心，他希望青年团是另外一个组织，和我的构想完全不同，他把

青年团团员到了二十五岁留在团里，不让他自然变党员。蒋委员长也是青年

团团长，竟不顾组织条例准许康泽的签呈，到了二十五岁的团员不让他们变

成党员，可继续留在青年团。这样一来可麻烦了，形式上竟变成了两个党，

磨擦开始了，⋯⋯党和团起了争端。”陈立夫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一点，

蒋委员长是弄错了，我曾于起草条例时跟他说得很清楚，绝对不要变成两个

组织。就好像一个中学，一个大学，中学毕业后升人大学，但是现在却变成

一个有大学的中学，一个无中学的大学；前者有新血轮，后者渐渐成为老朽，

新陈代谢的作用未得到，反而变成两个互相冲突的组织。”③在这里，应该

指出，陈之所谓“党”，就是指“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党”，是CC 系的

别称，二陈一向以蒋记的国民党的正统自居，而视党内的其他派系为左道旁

门。

CC 系和复兴社相互争夺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三青团的组训大权。在这一点

上，复兴社则独占优势。

3.2 与CC 系争夺组训大权，军统十三太保之一的康泽独占鳌头

在1938 年―1939 年间，把三青团闹得不得安宁的主要还是复兴社和CC

系的派别斗争的延续。

根据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复兴社已经宣布解散。但是，从一开始

起，三青团的工作核心就是由这个前秘密组织的成员构成的。他们多半是军

官，而且绝大多数毕业于黄埔军校，他们渴望扮演一种政治角色，然而在国

民党内却没有他们发挥影响的一席之地。

在三民主义青年团酝酿筹备时，复兴社会分子很快地控制了三青团领导

的关键位置。在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中，康泽是一个性情狡诈颇具野心而又能

吃苦耐劳的人物。

康泽（1904―1967）字兆民，四川安岳人，早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毕业后长期在国民党内从事特工和青年工作。他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

一，三青团成立前，他任“复兴社”的中央书记长；又是三青团主要筹备人

之一，因此，在三青团成立后，康泽即把持了重要的组织处，负责三青团的

组织工作。康泽经请示，得到蒋介石的三支令箭：即可以把复兴社的精神移

植到三民主义青年团、各地复兴社分子可以根据他们的志愿率先入团、复兴

社可以作为三青团的核心，随即布置复兴社的各级组织，层层转入三青团，

全力控制三青团。所以复兴社解散后，复兴社的成员即成为三青团的骨干。

1938 年8 月，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在武昌珞珈山新成立的中央训练团内，

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训练班（简称中央青干班），挑选600 名青年，由桂永

清担任该班主任，负责进行训练（桂又是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是由蒋介

石圈定的复兴社内层“力行社”成员，兼训练处长。抗日战争前夕，任军事

委员会教导总队总队长，后在武汉任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一团教育长，深为

陈诚宠信，也得到复兴社内部支持。因此当上了青干班中将主任。到台湾后

任海军总司令）。复兴社另一成员戴之奇充任少将主任。各派系于是纷纷争

相推荐各自的人员到班任职任教，或保送他们的青年成员到青干班受训。桂

永清由战干一团优先抽调校级军官约30 人到班承担教务、训育、总务各组工

作，或充任中队长、分队长；同时从战干一团毕业学员中，挑选所谓“思想

纯正、成绩优秀”的近200 男女学员参加受训。康泽因系负责全团组织工作，

为把复兴社的精神渗透到三青团，便从复兴社成员中校级军官和政工骨干罗

才荣、倪志操、彭朝钰等200 多人参加受训。

然而，蒋介石的一切用人行政，一方面是以地缘、血缘、学缘这三缘为

准则。另一方面，他的用人作风，又一贯防止他部下的某个系统发展得太快

太大，以免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既要利用小组织维护个人的权位，又要使

这些小组织互相牵制，经常扶甲抑乙，提丙压丁。在他同意以复兴社作为三

青团核心的同时，又要CC 系插手三青团的工作。同样，CC 系也力图在三青

团内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这样，复兴社和CC 系的激烈角逐即在三青团内全

面展开。因此，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干部训练班开办时，CC 系的陈立夫、张道

藩不仅自己到班担任讲师，而且还从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历届

毕业学员中，选拔推荐现任党务官员50 多人参加受训。

此外，桂系的黄季陆，再造派的梁寒操等都推荐人员受训，并亲自到班

任教。各派都想通过这个训练班培植自己的势力。

曾由桂永清保送到该班受训的蔡省三说，他们受训一个月，各派的头头

都很紧张的到该班找受训学员各别谈话，开小组会、聚餐会，谁都想笼络一

批人。熙熙攘攘，你争我夺，好不热闹。④以后青干班的学员基本上按省籍

分发到各省建立三青团的组织，随之就把新的派系角逐蔓延开来。

另外，到1939 年，刘健群又成为中央团部书记（相当于国民党中央秘书

长），大权在握。所以在三青团的各派系中，“复兴社”的势力最大。三青

团各省支团的筹备主任，多由该省重要党政要员挂名，书记和组训组长，几

乎是清一色的康泽系。

因此，三青团内不少人，包括像宣传处处长黄季陆等这样的高级干部，

到台湾后还坚持说三青团只是“复兴社”的变形。

3.3 给20 元，按个手印就算入团。将青年集中军训，拉到招待所请吃饭

或看电影后硬拉入团

按照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政策的基本原则，有所谓“选贤任能”、“使

人才辈出”的决定。并依照工作的性质，把团的干部分为领导干部、工作干

部和社会干部。

领导干部：如各级干事、监察、以及各区分队长，负责决定计划督促工

作实施；

工作干部：如各级书记、佐理、组科股长，及其他工作人员，负责各项

工作的推进、指导和考核；

社会干部：如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生产等各部门以及职业各阶层

团的领导分子，负责扩大团的影响，完成团的任务。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规定，团的各级干部，应从团员中，按其资历及功

绩逐级保选，不断选拔，“逐渐建立起合理的人事制度，俾迁调有序、激励

有方，内无幸进，外无抑郁”。

但实际上，三青团在组织上保留着许多从它的母体中带来的先天性疾

病。由于三青团上层领导内部的矛盾冲突，使派系角逐滋生繁衍于下层各级

组织。一些属于CC 系的三青团领导人看来，他们对于国民党的忠诚必须超过

对三青团本身的忠诚，因此，这些人被叫做“党方”或“党方”成员；与之

相对的则是“团方”或“团方”成员，他们是由复兴社领导的。尽管不论是

“党方”还是“团方”，都信奉同样的主义，忠于同一个领袖，但是他们互

相诽谤，争权夺利，形同水火，层层划圈，点点连线，自中央以至省县，使

派系的毒瘤衍生于下层组织，演成了各派层层争夺的新对垒、新局面。陈立

夫对此看得很明白，他说：“在党里是我在领导，在团里是陈诚与康泽在领

导，”“康泽与陈诚均有野心，他要成为青年团的领导人物，将来可取党而

代之。于是，各地方、各省的党部和团部变成对抗的状态，自己和自己找麻

烦。”⑤这两派的团的各级领导者，把选拔干部和发展团员，当成扩充势力

的手段，任人唯派，任人唯亲，安插私人，将不会钻营又有才干的青年拒之

门外，把许多投机分子拉入团内。这些团员和干部系私的因缘而来，因此，

他们只知道阿谀奉承，取悦于上，把自身的命运前途与派系势力的发展紧密

联系在一起，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顽固地维护派系的利益。对于国家的利益，

对于实行主义、对于团的训练，都漠不关心，他们入团的唯一动机在于利用

团往上爬。蒋介石也认识到这一点：“坦率地说，他们大多数人的目的只是

为了结识几个大官和重要人物以及他们的圈子，以利于自己争夺地位和饭

碗。”而少数具有献身精神的团员对团的热情逐渐变得冷淡。蒋介石也不得

不承认：“这就是本团不能获得社会尊重的一个原因，亦是不能唤起团员热

烈信仰的最大毛病”。⑥蒋介石创办三青团的出发点，是要把各党派的青年

集合在这一组织内，在他的统制之下，达到控制统一青年运动的目的，并使

三青团成为他的主要依靠力量。但是由于三青团的团章所限，各级团部的领

导成员仍然是复兴社、CC 分子，特别是康泽这样的特务头子负实际的主要责

任，那种陈旧的工作作风仍很浓厚，亦很难转变。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领导大权，主要是在复兴社康泽等人的手里，但是

在各地情形并不一致，各地的情况是看当地属于那一种势力而决定的。如在

重庆，为复兴社主持；在广西，则为李宗仁、白崇禧之“三青团”；在江西、

成都、陕西则为CC；在云南，龙云对三青团采取反对态度。在敌战区则较为

进步，如在上海、在华北，是秘密性质的抗日组织，对当地的日伪势力“采

取积极破坏”的方针，并能“长久地与各党派合作活动”。⑦总之，三民主

义青年团的名称虽是一个，但是在他内部情况极为复杂，是不统一的。在某

些地方成为国民党内小派别斗争争夺的重点，在某些地方成为复兴社的变

相。有些地方的三青团是坚决反对共产党的，而有的地方的三青团则较进步，

共产党还可以利用其内部矛盾，在抗日等工作上与之进行合作，比如程思远

被指定代表桂系参加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就起着一种装点门面的作用，白崇

禧则另有打算，他要通过程思远参加三青团起到排拒复兴社进入广西的作

用。所以在广西有不少进步青年参加，三青团广西支团的组训组长，就是由

中共地下党员周可传担任，周直接在李克农的领导下开展工作。③三青团的

发展方针是：在共产党力量大的地方则小发展，在共产党力量小的地方则大

发展，结果在共产党力量大的地方则成为秘密的特务性的组织。他的方法或

者是威胁利诱，如：他找来问你，你信仰三民主义吗？你拥护领袖吗？如果

答是的，则他必说：现在有一个团体是三民主义的，是最高领袖领导的，现

在请你立刻加入，如果你表示拒绝，他则认为你是共产党，迫害也就随之而

至了；或者是采取金钱收买，凡是想加入三青团的青年打个手印即可，打个

手印给20 元钱；或者采取用集中军训、开会等办法，强迫全体宣誓加入；或

者采取组织三青团招待所，请吃饭或看电影后硬拉入团内。

因此，三青团的发展是很狭隘的，重庆为中央团部直接领导之地，到1939

年7 月，才只有一千多人。其余各地人数更少，有的只是以训练班、干训团

的全体人员加入为限。一般有思想有认识的青年学生不愿加入。已加入的，

有极大部分为公务人员，这些政府、党部职员并不是由信仰，而是为了保住

饭碗，不得不加入三青团。有鉴于此，CC 系的头子陈立夫主张中等学校以上

的学生及教工全体加入三青团，他的理由是：中国共产党已经宣布不在国民

党内发展组织了，这样可以使中共无处发展，他发展团员的主要目的，是与

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

正是由于这些内部纷争，使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再延

期。三青团产生于1938 年，但是直到五年以后的1943 年，才召开团的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

国民党后来到台湾对在大陆的失败有一番反思，三青团的重要成员王升

说：“过去我们大陆为什么失败？原因固多，其中派系对立未尝不是失败原

因之一。因为你有派，他有系，结果力量自相对销，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⑨不得不承认派系对立和派系争夺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之一。

注：

①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第445 页。

②于国勋等著《篮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01 页。

③陈立夫：《成败之鉴》，第225―226 页。

④许狄村编《蒋经国系史话》，第25 页。

⑤陈立夫：《成败之鉴》，第226 页。

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79 页。

⑦《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236 页。

⑧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30 页。

⑨台湾中央日报社编《历史巨人的遗爱》，第138 页。

2 炮火连连天中建立

2.1 日军分五路进攻武汉，强敌压境却怪事迭出

2.2 总裁寄希望“以新鲜血液来改造国民党”

2.3 陈诚受命出任书记长，CC 系和复兴社分子把持了中央干事会

2.4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对三青团“要从上交涉，从下合作，由远

而近，由近而远”

2.1 日军分五路进攻武汉，强敌压境却怪事迭出

三民主义青年团产生于1938 年秋夏之交的武汉，此时中华民族在日本帝

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已进行了将近一年的顽强抵抗。在国民党的正面战

场上，这期间虽然有台儿庄战役等局部战役战斗的胜利，但是华北、华东的

大片国土沦于敌手。

1938 年5 月中旬，日军占领徐州后，立即沿陇海路西进，5 月下旬至6

月初，连陷商丘、兰封、开封、中牟，准备夺取郑州，以打通津浦、陇海、

平汉三条铁路的联系，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态势。6 月9 日，国民党军事当

局为了阻止日军的前进，下令炸开郑州东北花园口黄河大堤，黄河决堤的滔

滔洪水固然破坏了日本侵略军攻占郑州、沿平汉路南下的计划，但淹没了河

南、皖北、苏北40 余县的大片土地，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广大人民

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随后，日军统帅部调整战略部署，扩编华中派遣军，并

调动海军第三舰队，采取沿长江航道及其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分数路围攻武汉

的作战计划。国民政府统帅部决定保卫武汉，组织武汉会战。6 月中旬，成

立第九战区，任命陈诚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并扩充第五战区兵力，第九战

区防守长江沿岸要塞和鄱阳湖以西长江南岸附近战略要地；第五战区主力防

守皖西至鄂豫边境一线大别山地区。

武汉会战历时4 个多月，战场延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湖南等数

省，是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会战。此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保卫武汉、保卫

全国”的口号，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对口

军的有力袭击配合友军的作战，中共中央长江局为动员民众保卫武汉作了大

量工作。全民族战争的要求和客观的环境有利于国民政府号令的发布，也延

伸了蒋介石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因为这段时期人们对抗战形势的认识还不深

刻，抗战对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影响还不甚显著，人们还存在着对蒋介石信任

和崇拜的心理，国民党统治区的人们，在没有读到斯诺的《西行漫记》一类

的书时，大家并不知道抗战是怎样起来的，只觉得那真是由于一个英勇刚毅

的领导的结果。①抗战的神圣火焰燃遍了每一个爱国青年的心，他们的空前

的热烈情况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以无比的热情为抗战服务，一方

面是以无比的热情为抗战而求知。千万男女青年为着拥护抗战、参加抗战，

离父母、背乡井，过着流亡的生活，他们不怕艰苦的流亡生活，每念不忘的

是求得参加抗战工作的机会，尽量贡献自己的聪明才力于正在苦斗中的祖

国。不但有成千上万的男青年奋发蹈厉地参加抗战工作，而且有整千整百的

女青年奋发蹈厉地走出家庭，奔赴前线。青年的本质都是纯洁热烈的，他们

还不懂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存在复杂的矛盾和斗争，这是三民主义青年

团成立之初能迅速吸引一大批青年的主要原因。

诚然，应当看到，由于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民族抗日义愤的高涨，

这时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方面，他们对日作战比较

努力，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过去也有一些改变。但是，

也应当看到，国民党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一党专政的立场，总想把全民族

的抗战大业由它一党包办。国民党领导集团存在十分矛盾的心理，既需要以

中国共产党与各党派的力量去反对共同的外敌，又害怕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

蓬勃发展超越出自己的控制范围，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它既需要用中国共

产党对敌后战场的开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去牵制日本侵略者，又不愿

意看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武装力量的扩大。因此，国民党极力垄

断发动民众抗战的领导权，尤其害怕并限制共产党领导人民起来抗战。它所

实行的是只要政府和军队抗战的片面抗战路线。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置就是

为适应这一政策服务的产物。

在强敌压境的武汉会战时期，就出现了以下的咄咄怪事：

国民党当局一方面筹备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另一方面乘动员“保卫大

武汉”的机会，加紧限制并压迫群众性的抗日运动。正当日本侵略军开始五

路进攻武汉，太阳徽飞机几乎每晚都要向这个陷入痉挛状态的城市里投掷成

吨巨型炸弹时，国民党的卫戍总部却在8 月20 日，颁布了所谓“民众团体战

时行动规约”，剥夺了人民集会、结社的权利，明令规定：民众团体召开会

员大会，要在三天之前呈请核准，各民众团体不得召集联席会议等。与此同

时，以莫须有的罪名，宣布解散“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团”、“蚁

社”三个青年抗日团体。

以“青年救国团”为例，它是在上海、南京失陷以后，有许多爱国青年

从平、津、京、沪各地流亡到武汉，联合武汉的当地青年，参加各种救国工

作，由钱俊瑞等在1938 年初建立起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团积极响应政府的

每一号召，切实开展各种工作。该团曾经提倡青年参战运动，鼓励青年投考

中央各种军事学校及干部训练班，介绍过二三百个健壮英勇的青年充实到军

队，到豫东和第五战区开展游击战的青年达七八千人。该团也曾努力参加后

方各地动员民众工作，服务于伤兵医院，在武汉及其他有伤兵医院的地方，

该团的女团员组织了服务队，按时到医院去代受伤的将士写书信，向他们报

告时事，为他们包扎敷药，用歌咏或谈话来鼓励安慰他们战胜伤残，重返抗

日前线。凡是有难民收容所的地方，该团的青年就定时去作宣传和教育工作。

他们在各地办图书馆、书报供应所，办民众学校，举办各种研究会、讲演会，

只要是有益于的工作，他们都克服困难努力去做。在成立后的七个月的时间

内，拥有会员两万人。然而，这样一个爱国的青年团体，竟被无故勒令停止

活动。

“蚁社”则是在文化团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由救国会“七君子”

之一的沙千里与徐德良、李伯龙、杨修范、徐庚敖、徐以礼、徐仲军、任先、

马燮庆等20 余人于1930 年12 月正式成立的。他们以蚂蚁自诩，蚂蚁虽小，

但能团结，能为共同的利益战斗；一只蚂蚁虽小，但一群蚂蚁力量就大了，

他们以蚂蚁的精神互相鼓励。他们创办蚁社的宗旨是：“联络感情，增进友

谊，从事文化运动。”其目标是以文化运动为手段，改造中国社会。“九一

八”事变之后，蚁社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并在斗争中不断发展。1936 年

6 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蚁社成为救国会之下一个著名的救亡

团体。1937 年底上海失守后，上海蚁社的许多人先后到了武汉。他们到武汉

后，组织了以沈钧儒、沙千里为首，何惧为总干事的武汉蚁社，并经过登记，

成为合法的抗日团体。在武汉的八个月，武汉蚁社发展到四五百人，参加了

郭沫若担任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组织的许多活动，并独立开展了以下工作：

举办过一期战时训练班，有数十人毕业，奔赴抗战前线；开办后方伤兵医院；

成立流通文库；组织群众大会和剧团、歌咏团公开演出；特别是在抗战一周

年的募集慰劳袋代金活动中，蚁社捐款达1600 元，为武汉民众团体之冠。通

过这些活动，蚁社成为武汉地区最有影响的三个抗日群众团体之一。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成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对于团结广大

青年，促进抗日救亡运动起过很大的作用。到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它已发

展成为拥有二万余人的全国性的青年抗日组织。

国民党当局解散这三个“最有工作历史、最有群众基础”的民众团体，

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抗日群众团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迫害摧残。

当然，迫害摧残民众团体的事绝不仅仅限于武汉，在其他省市，更是层

出不穷地发生抗日群众团体被解散或是遭破坏的事情。同年2 月，国民党陕

西省党部就解散了西安的13 个救亡团体。国民党当局对待群众团体的作法

是，能操纵的就打进去，控制不成的就干脆借故把它们解散，另成立一此没

有群众基础的由其包办控制的团体。

面对这种种现实，不少青年的脑海中开始呈现出“谁在抗战”的大问号，

而伴随着“谁在抗战”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谁借抗战以自肥”。一个战地记

者，曾这样记述了他的所见所感：

“初夏，我曾经参加一个战地服务团，在鲁南苏北一带战地做民运工作，

当我以记者身分访问刚从敌军手中夺回来的鲁南重镇台儿庄时，我在腾着硝

烟和尸臭的战场的一角，在被毁于炮火的一间半倒塌的车站站房里，挤在数

以百计的伤兵中间，度过了一个终身难忘的夜晚。这些伤兵的伤势都很重，

大多数失去了臂和腿，连爬行的能力也没有，才停留在这断垣残壁之下，忍

受痛苦和饥饿的熬煎。他们血肉模糊，形容槁瘦，奄奄待毙。景象的残酷，

令人难以卒睹。入夜以后，更是一片呻吟、哀啼、诅咒和詈骂。伤兵中间，

有些浙东农民，显然是被抽壮丁抽来的，他们就操着浙东土话，彻夜高声咒

骂。我屏住气息，蜷缩在站房的墙角边。旁边有个伤兵，他明明知道我只是

个战地记者，身上并没有武器，却不住地哀求我‘做做好事’，给他补上一

枪，结束他的痛苦。第二天黎明时分离开那里时，我发现他已经四肢僵直，

两眼无光，发不出声音。脆弱的神经实在受不住那样的刺激，我希望今后自

己永远不致再碰到类似的局面。可是，谁知到了长沙，竟在报社附近的陆军

医院大门前，又看到了同样悲惨的景象。那些在前线流了血的伤兵，好不容

易被抬下战场，运送到这个后方的城市里来，却进不得医院的大门，就被抛

弃在墙角边和隔着条马路的山坡下，他们也是伤势沉重，无力爬行，只好躺

在那里呻吟、哀啼、诅咒和署骂。你只要经过医院大门口，老远就闻到一股

浓重的血腥和肌肉腐烂的气味⋯⋯”。②以血肉之躯抵抗侵略者的正是最广

大的极普通的民众，但是他们受到的是极不公正的待遇。

在武汉，却又是另一种景象，报上登的和嘴上喊的是“有钱出钱，有力

出力”，是“全民抗战”，实际上已经出现大批抗战官僚、发“国难财”者，

欺骗人民的宣传家。他们要民众为抗战竭尽膏脂，而他们却不为抗战牺牲点

滴，甚至企图用抗战的时机，培植和发展个人势力，是他们“用抗战以自肥”。

因此，有思想有觉悟的知识青年，当反侵略的全民族战争的弥漫硝烟呼

唤他投身于抗日的时候，一方面在国民党地方政府的束缚之下，不能自由活

动，起来抗日，感觉报国无路，投效无门；另一方面，因政局的扑溯迷离和

当权者的腐败无能，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十分反感，拒绝接受国民党的影响，

并不甘心为其所利用，这是抗战初期普遍存在于广大青年中的心理状态。一

度的疑惑、苦闷、烦恼、彷徨之后，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最终接受了中国共产

党的影响，走上了延安的革命道路。这是蒋介石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而不能

影响、凝聚广大青年的根本原因，也是蒋介石颇费周章，却始终不能达到其

组团目的原因之一。

2.2 总裁寄希望“以新鲜血液来改造国民党”

蒋介石为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他认为，在国民党的

历史上，每一次改组，都使国民党增添了生机，充实了新的力量。同盟会的

成立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次结合，保证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成功；1924

年1 月国民党的改组是中国青年的第二次结合，保证了北伐战争的胜利，而

统一了全国；因此，在全民族抗战之时，他要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改组国

民党，在他的领导下，使中国青年有所谓的“第三次结合”。所以，他自兼

团长，以表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异常重视。

1938 年6 月16 日，蒋介石以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的名义，发表《为组

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告全国青年书》。

他指出：“本团产生之主要意义”有三：

一是“力求抗战建国之成功”，要达“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之目的，

“必须培植国家、民族之深厚力量，以为其基础；而所谓国家、民族之深厚

力量者，即全国青年觉醒与团结”。因而，该团的成立，是“为国家民族之

复兴，筑成坚固之基础”。

二是“为求国民革命新的力量集中”，“不问其为何党、何派，苟真正

为国家、为民族着想者，”亦必“相率而集合于本团旗帜之下”。“如此，

则新的革命力量，必将因本团之产生，而完全集中，而永久集中。不但目前

可凭众志成城之伟力，攘暴寇而保国族，即在百世之后，亦必可保证我全民

族之精诚团结矣”。

三是“为求三民主义之具体实现”。“总理手创三民主义，原为吾革命

建国之最高原则；在今日抗战期间，尤为举国一致之信仰”。团的成立，可

“使全国青年，在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受严格的组织与训练”。“使

中国革命之青年，尽为三民主义之笃信力行者，则三民主义的具体实现，如

操左券”。

蒋介石在《告全国青年书》中，提出三青团的任务：

（1）积极参加战时动员。根据战时全国总动员计划，青年本就其所能所

近原则，参加国防、产业、交通及宣传、教育等部门。“奉公守法，尽忠职

守，任劳耐苦，始终不懈，视奋斗为天职，以牺牲为当然”。

（2）实施军事训练。在抗战过程中，青年皆须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使每

一个团员，都有保卫国家民族之技能。

（3）实施政治训练。“使人人具备建设三民主义国家所必需之政治素养，

及行使四权与地方自治等重要知能；并熟悉民权初步，了解管理组织与领导

群众之必要方法”。

（4）促进文化建设。

（5）推进劳动服务。

（6）培养生产技术。

“凡此诸端，皆为今后本团所必须努力执行之任务”。青年“须于日常

生活中，养成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务实之习惯，革除凌乱、污

秽、繁复、奢侈、迟钝、虚浮之恶习。务使社会风尚，皆能因吾青年实践极

端的节约与劳苦的新生活，而焕然丕变”，并带动全体国民的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最后称：“吾人今日必须猛醒过去不能保育青年、领导青年之罪

愆”，“使此组织，成为网罗全国优秀热烈青年及革命分子之唯一组织。”

③这一告全国青年书是由潘公展起草，陈布雷酌加修润，经蒋介石亲自核改

才正式发表的。

在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的同一天，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

团章是由蒋介石指定谭平山、陈立夫、康泽等根据他的指示和国民党的决定

草拟的。后由陈诚在武汉珞珈山召集研究会，提交团筹备委员会，确定最后

草稿，呈蒋介石核定，才予以发表。

团章规定：

“本团以团结革命青年，力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为宗旨。”

“凡中华民国之青年，满18 岁以上至38 岁者，不分性别，由团员二人

之介绍，填具志愿书，经当地分队之通过，并呈由分团部审查，专呈中央团

部核准得力本团团员。”“但青年团各级干部人员及特许人员则不受上述年

龄之限制。”

凡团员入团必须举行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力行三民主义，服从

团长命令，严守团章，执行决议，实践新生活信条，为国家尽忠，为人民服

务，不辞劳怨，不惜牺牲，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制裁。”

组织系统分为中央团部、支团部、区团部、分团部、区队、分队。“团

设团长一人，由中国国民党总裁兼任之。”“团长总揽团务，决定一切。”

“纪律”一章规定：“团员应恪守团章，服从命令，并遵守下列之规定”：

1.不得泄露团的秘密。

2.不得于团外抨击本团及诋毁同志。

3.不得加入其他任何党派。

4.不得发表有背本团宗旨之政治主张。

5.不得在本团内有任何小组织。

6.不得互相倾轧陷害。

7.不得违反新生活信条。

“如有违反前条例者，予以下之处分：1.警告2.记过3.劳役4.禁闭5.

开除6.特别裁判。”④由此可见，三民主义青年团是组织极为严密，效忠于

团长个人，具有强制性并带有明显的秘密会党色彩的政治团体。它的团章所

规定的组织方式同蒋介石在《告全国青年书》中提出的团的使命和任务大相

径庭，目的和手段相背离。

事实上，蒋介石在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时确实是独断专行，并对三青团

寄予厚望。参加三民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的无党派人士、经济学家、时任行

政院经济部次长的何廉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37 年夏天，他的一个朋友告诉

他“打算在国民党内再组织一个政党”，8 月的一个雨天，他被召到蒋介石

的军校官邸去见他，当何廉走进蒋的会客室时，发现陈立夫、吴鼎昌、何应

钦、康泽等人也在场。蒋介石在这个正式会议上首次宣布，他将组织三民主

义青年团。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在于使三青团成为一个工具，用来吸收青年

入团，并说他宣布这些不是为了听取他们对这问题的意见，而只是通知他们。

大家默不作声。后来吴鼎昌说：“委员长，我建议改一下这个机构的名称。”

委员长问改成什么？吴鼎昌答，他感到最好叫“蒋介石青年团”，这样才名

符其实。蒋介石笑笑，但没有说什么。何廉写道：“我认为吴提出这个建议

非常大胆，但实际上正中委员长下怀”，只不过蒋介石不好意思公开这样做

罢了。⑤正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在1939 年5 月4 日《致

三民主义青年团书》指出的那样：“虽然贵团宣布的本旨是集合和联合全国

各地的抗日青年，贵团现行的团章和现实的组织状况却还有很大的弱点。贵

团的团章规定着不允许团员信仰三民主义以外任何的革命主义，这是极端妨

害贵团去团结各党派各阶层的青年。这种办法，不能不实际拒绝广大的无党

无派的虚心追求真理的青年，拒绝广大的被剥削的劳动青年。”还指出：“贵

团的团章里缺乏民主，同时又规定着许多不适用于民众团体的过分严厉的带

威胁性的纪律，这也妨害着贵团的发展。⋯⋯青年人加入或退出任何政党和

群众团体，纯出于信仰和思想之自由，绝不能出之于威胁利诱；而遵守纪律

效忠团体的精神，尤须建立在高度的政治觉悟性和责任心的基础上，亦非简

单的强迫或诱惑所能奏效。”⑥手段与目的之间相矛盾相背离，是三民主义

青年团的突出特点。

2.3 陈诚受命出任书记长，CC 系和复兴社分子把持了中央干事会

蒋介石对三民主义青年团十分重视，还表现在团的组织机构完全由他一

人裁夺，中央干事会成员和书记长等重要干部全部由他一手指定和任命。

早在1938 年春天，就正式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委员会，团长蒋介

石指定陈诚、陈立夫、贺衷寒、谷正纲、康泽等为筹备委员。

6 月16 日，团章颁布之日，蒋介石指命陈诚、朱家骅、陈立夫、贺衷寒、

张厉生、段锡朋、陈布雷、谭平山、谷正纲九人为常务干事，组织中央临时

干事会，并指定陈诚为书记长。

陈诚（1895―1965）字辞修，浙江省青田县人。他是中华民国吏上位居

显要颇有影响的一位历史人物。陈诚自1913 年进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兵科

学习，开始了戌马生涯。在近半个世纪里，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师

长、军长进而至集团军总司令、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从少尉晋升到陆

军一级上将；从一军事指挥官进而成为政治核心人物，参与国民党中央最高

层的决策。国民党退踞台湾后，他历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副总统”、

国民党“副总裁”，成为仅次于蒋介石的主宰台湾政局的第二号人物。

陈诚是在复杂的时代环境、曲折多变的历史阶段中孕育的多面性格、多

种作用和影响的历史人物。

在大革命时期，他投身于为巩固两广革命根据地和消灭北洋军阀势力的

北伐战争，在诸多战役中，以英勇骁战、战功显赫而在军界崭露头角。在南

京国民政府建立和巩固其统治的过程中，陈诚军事集团是蒋介石政权的主要

支柱之一。陈诚以其劳绩、谋略和战功，而赢得蒋介石的信赖，成为蒋介石

统治集团中权势显赫的中心人物之一。在国民党的诸多将领中，陈诚算得上

一个“比较高明的战术家”，“最有才干的指挥官之一”。但他也曾经表示

同情和赞成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政治主张，

支持他们的反蒋武装起义计划，此事因邓演达的牺牲被迫终止，蒋介石亦未

深究。抗日战争时期，陈诚在正面战场上，曾参与指挥了驰名中外的“淞沪

会战”、“武汉保卫战”。嗣后，又以远征军司令长官的要职，指挥中国军

队联合英美盟军对日作战。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军事方面作出过较大的

贡献。抗战时期，在政治方面开始担以重任，被蒋介石指定为三民主义青年

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另一方面，陈诚军事集团又是蒋介石反共的骨干军事

力量。他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江西指挥过第三、

第四、第五次对工农红军的“围剿”，曾以前两次损兵折将的惨败受到处分，

以第五次的胜利而报捷奏功。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在东北战场同人民解放军

交锋而败绩，受到朝野各方指责，不得不引咎辞职。

有的历史学家曾以“忠蒋、反共、爱国”六个字概括陈诚的一生，是恰

如其分的。因此，蒋介石对陈诚始终是信任有加，委以重任，三民主义青年

团成立时蒋介石自任团长，指定陈诚为书记长，即奠定了后来到台湾后的“蒋

陈体系”。

在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的同时，1938 年2 月，陈

诚参与了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件大事，被任命力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周恩恩来出任副部长之一。

政治部是一个总管全国军队和军事学校政治工作的机构。这一制度，本

来是从苏联红军学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在广州成立，就设

置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周思来曾任政治部主任。北伐一开始，就在国民革命

军总司令部设置总政治部，主任是邓演达。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合作，政工

人员主要由共产党员充任，部队政治工作在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中，收到了

显著的效果。但在蒋介石1927 年4 月实行反共“清党”以后，部队中的共产

党员被杀戮、被关押、被迫逃走，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工作一落千丈，以后名

义几经变更，成为名存实亡、虽有若无的一个机构。

抗日战争开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时，认为有恢

复部队政治工作的必要，于是才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政治部。政治部下设四

个厅，第三厅是负责宣传工作的，蒋介石请郭沫若当第三厅厅长。陈诚在政

治部采取与共产党合作的态度，对郭沫若提出的三项条件（一、工作计划由

第三厅提出，在抗战第一的原则下，应该不受限制；二、人事问题应当有相

对的自由；三、事业费的确定、预算由第三厅提出）“件件依从”。因而中

国共产党把这一组织建设成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机构，任用了不少共

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用第三厅来推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文化宣传运

动，在唤起全民族的抗战意识，突破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方面起了很大的

作用。

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主管意识形态宣传及组织主管意识形态的团

体，而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书记长也主管相同的业务，因此这两个职

位由一人兼任。陈诚被任命为三民主义青年困书记长，主要任务是组织中央

临时干事会。但其时陈诚任武汉卫戍总司令、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九战

区司令长官、湖北省政府主席等职，在文武官员中，严然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的人物。然而因军务忙迫，兼职过多，不能经常到三民主义青年团总部主

持工作，两个月后，三青团书记长一职暂由朱家骅代理。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于北代誓师纪念日即7 月9 日在武昌正

式筹备，（称临时干事会，是因为当时正着手初期筹备工作，尚未吸收团员，

发展组织。）蒋介石对于干事人选，极为审慎，经六易名单，才确定三民主

义青年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第一届干事名单，共有31 人，他们是：

陈诚陈立夫朱家骅梁寒操康泽张厉生李任仁

周佛海（后因附逆，开除团籍） 陈布雷李扬敬谷正纲

曾宝荪严立三段锡朋王世杰张道藩刘健群郑彦芬

贺衷寒谭平山黄仁霖胡宗南王东原黄季陆甘乃光

卢作孚何廉陈良叶溯中程沧波章乃器

在干事会之下，设有七个处。各处名称和主管人员名单如下：

书记长办公处处长叶溯中副处长项定荣

组织处处长胡宗南代处长康泽副处长任觉五程思远训练

处处长王东原代处长李扬敬副处长戴之奇谷正鼎宣传处处长

黄季陆副处长邓文仪

社会服务处处长卢作孚副处长黄宇人张谨

经济处处长何廉副处长白瑜陈介生

总务处处长陈良副处长黄雍

8 月1 日，各处会人员到齐工作。这一天正值星期一“总理纪念周”，

举行第一次团员入团典礼。团长蒋介石以监视人的身分亲临宣誓，他的誓词

是：

“中正正心诚意，与本团全体同志，一心一德，矢忠矢信，继承总理遗

志，实行三民主义，捍卫国家，复兴民族，以克尽上对亿万世之祖宗，下对

亿万世之后代，中对全国国民与世界人类所负之责任。谨此誓言，永矢勿渝！”

⑦随后团员宣读誓词。最后是监视人蒋介石对入团人员训话。蒋介石这次的

讲话的“训词”被奉为“经文”，以后各地举行入团宣誓时，监视人都是按

这个“经文”念一遍“经”。

从干事会成员和各部处的名单可以看出，其中既包括国民党内重要负责

人和各派系各方面的人物，如：

陈立夫、朱家驿、张厉生、张道藩代表CC 系；

康泽、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刘健群、陈良、白瑜、邓文仪、任觉

五代表、“复兴社”；

谷正纲、谷正鼎、周佛海代表改组派；

甘乃光、段锡朋代表国民党的中间派；

陈诚、周至柔、王东原代表国民党内的青年将领；

梁寒操代表孙科的再造派；

程思远代表桂系，黄季陆代表准桂系；

谭平山、章乃器、卢作孚、何廉代表无党派，卢作孚亦代表实业界，何

廉是经济学家，亦代表学者。

由此可见，CC 系和复兴社的骨干分子在其中占很大比例，并且掌握三青

团的实际权力。这样的组织机构的构成，使人们认为三青团似乎是“复兴社”

的延续。即使是“复兴社”的成员，也认为它是“复兴社”的“蜕变”。这

种动机和手段互相矛盾的做法，不仅使蒋介石期望容纳全国人才于三青团中

央领导机构，以求全国青年意志力量之集中的目的难以达到，而且引起了其

他党派的反感。

例如，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李璜在《学钝室回忆录》中说，1938 年7 月

某日，三青团的筹备人之一康泽在汉口杨森花园宴请他和左舜生，他们如期

前往。“一见康泽，举止派头完全学纳粹党人的一套，俨然小‘戈林’，令

人与之餐叙，亦几作呕也！”“同时，陈布雷又以其所拟而经‘蒋团长’批

准的三青团的一切文件交与舜生，请其细阅，表示蒋团长有意要舜生参加该

团的工作。舜生便直捷言，与黄埔生如康兆民（康泽）这类过于重形式主义

者无法相处，且自身有党籍，随便参加，必滋误会，反有负蒋先生的好意”。

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置表示赞助，另一方面则从其中

央干事会有不少CC 系和复兴社骨干分子看来，预言他们有可能“把原来企图

进步的东西变坏”，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变为特务机关”的可能。⑨为把其

他党派的领导人拉入三青团，国民党是下了一番功夫，什么条件都是可以答

应的。如陈诚要章乃器加入时，章说：“我是信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青

年团的团章不民主，没有思想自由。”陈诚回答他：“团章可以修改，你加

入后再说。”⑩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的领导人，蒋介石也

进行了多方面的争取。陈诚利用同黄琪翔的个人关系，以答应黄琪翔官职、

地盘、经费为条件，要黄琪翔取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合组三民主义

青年团，黄琪翔没有同意。尽管蒋介石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参加三民主义

青年团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寥寥可数。这不能不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号

召力和影响力产生消极作用。

虽然三青团的成立是各派妥协的产物，并由CC 系和复兴社掌握大权。但

也无可否认，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日寇的铁蹄践

踏了东南半壁和中州原野，江淮河汉弥漫着敌人的炮火硝烟之时，由蒋介石

以全民族抗战的领袖地位相号召，以发动广大青年抗战建国为目标而设置

的。这对于渴望投身于抗战而又没有党派色彩的广大青年来说，也有一定的

吸引力和影响力。

如抗战开始不久，华北华中和长江中下游大片国土沦陷，许多青年不愿

做侵略者铁蹄下的顺民，离开家乡奔到后方，抱着一腔爱国热忱，想参加有

组织的战时工作，或是想学点什么。抗战初期，很多这类青年辗转流亡，绝

大部分身无分文，衣食住都成问题。三青团利用这个机会，创办一个青年招

待所于重庆江北治平中学，收容的男女青年最多时达千人左右。这个招待所

供应食宿，不收费用，最初还曾有三青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

石批示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具办法，将这个招待所变了训练班性质，三

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来担任这个班的大

队和中队的负责人。

因此，抗日战争时期的三青团，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政治组织，在它成

立的初期，在广大下层成员中，抗日是主要的；在上层领导层中，在抗战的

后期，则逐渐由抗日转向反共。这是我们在分析三青团的性质时必须注意的。

自7 月9 日筹备至8 月23 日，入团者近5000 人。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成立以后，各重要省市即行筹备。

首先，武汉支团部于8 月22 日成立，自组织处长康泽任武汉支团部筹备

主任，杨子福任书记。并由中央团长指定新团员1500 人归支团部指挥，参加

保卫大武汉的工作。这批团员大多是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的学

员，曾受过严格的训练，由支团部编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战时服务总队。这

批青年同样怀着保卫国家、捍卫民族的一腔热血，他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的侵略流血流汗，也表现了服务热诚和忘我的牺牲。10 月中旬武汉失守

前，参加的团员有一万多人。

1939 年1 月，由于战事的发展，中央团部随国民政府由武汉移设重庆。

根据半年多的实际工作经验，9 月1 日，团的中央干事会第四次会议，

决定增设临时中央监察会，由团长蒋介石任命王世杰、朱家骅、邵力子、陈

布雷、罗家伦、叶楚伦、张伯苓、蒋梦麟等35 人为监察，袁守谦、陶百川等

9 人为候补监察，任命王世杰为中央监察会书记长。中央监察会的职权是监

察团务进行；检举并审议干部及团员违反纪律事件；稽核全团决算及经费收

支等。1941 年11 月，三青团中央又聘请吴敬恒（稚晖）、戴传贤（季陶）、

孙科、何应钦、白崇禧、叶楚伧、张伯苓、蒋梦麟等9 人为中央团部指导员，

以备供团长蒋介石之咨询，并指导中央团部团务的进行。

至此，三民主义青年团的组织系统形态完全具备。

2.4 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认为对三青团“要从上交涉，从下合作，由远

而近，由近而远”

中国共产党虽然拒绝了蒋介石借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义将其吞并的无理

要求，但是在三民主义青年团发起成立的初期，从抗日民族大业出发，承认

国民党的这一举措是历史的进步，并对三青团采取赞助的态度。

在1938 年5 月6 日，陈绍禹、周恩来等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说三青团

问题日渐具体化，蒋介石曾数次催促周恩来与陈立夫商讨办法，“蒋的中心

思想”是“借此溶化我们及孤立我们”，所以“对这个问题不能长期缄默，

更不宜无条件赞助”。中央应尽早拿出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性质和态度的

意见。中共中央经过研究以后，毛泽东同张闻天、康生、陈云、刘少奇于5

月12 日复电陈绍禹、周恩来等，指出：“我们首先应承认，三民主义青年团

为国民党青年团，为国民党候补党员的性质的组织。我们的目的是，一、使

三民主义青年团实质上成为各阶级、各党派广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联合；二、

经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去改造国民党，一方面以青年团的力量推动国民党进

步，另一方面经过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发展与巩固国民党内部的

革命力量。”（11）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当时设想把三民主义青年团发展

成为抗日青年的统一战线组织，并把三青团的成立看作是改造国民党的机遇

和步骤。

20 来天以后，根据事态的发展，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于5 月23

日再次致电毛泽东等，请示党中央关于三青团的意见。电文中说，经过多方

面的考察，认为在国民党中，对于三青团的性质和作用存在诸多分歧，“蒋

（介石）想以青年团成为各党及非党的人在其领导下溶化各党派代替国民

党，不欲以此与各党对立及采取特务办法，”“陈诚持蒋意，对于凡加入青

年团者是否需要脱离原党派或跨党，他还未决定，但加入者必须守青年团纪

律，陈立夫主张⋯⋯可容纳各党派，青年团限制年龄，各党均不能发展，年

龄限制有主张至三十六或四十五或不限制三种，起码年龄规定十八岁，”“惟

复兴社之政训、别动两系统则主张不要其他党派分子参加，否则需退出原党，

且以青年团内与西西（CC）外与共产党对立，其作法为特务的。”如果按照

蓝衣社复兴社的计划发展，三青团“既不能成为改造国民党之阶级联盟，也

不能成为统一青年运动的团体。”

6 月2 日，中央复电陈绍禹、周恩来、博古、凯丰，说明“使三民主义

青年团成为统一路线的组织，⋯⋯是我们的目的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我们

还有经过它改造国民党的目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国民党内已经

开始，上层领导机关亦已开始组织，西安绥德方面，CC 复兴社均己开始积极

拉人，为此他们内部还发生了很大磨擦，对于这种具体情况，我们即应有具

体办法，即利用这种机会与各种可能，动员进步的青年公开加入，动员一部

分有能力的同志秘密加入，并设法取得某些地位。”电文还说：“据说谭平

山被任为青年团组织部长，可否经过此人向他们提出，要他们派人到华北去

建立华北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并尽量能使我们的人参加进去。⋯⋯我们

仍应利用一切可能加入进去积极活动，应看到三民主义青年团以后的趋向主

要的并不决定于CC 复兴的主观愿望，而决定于以后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及我

们的正确方针与工作，这是一种斗争的任务。”（12）

虽然中共复电中提出的目的后来没有实现，“三青团成为欺骗和控制青

年的反动组织。”但是并不应该否认中国共产党的良好愿望。（13）

到1938 年10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仍把

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置，看作是国民党抗战以来进步的表现之一。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抗日战争的进行与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十五个月来，

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接着，毛泽东论

述了国民党进步的种种表现：“它召集了临时代表大会，发布了抗战建国纲

领，召集了国民参政会，开始组织了三民主义青年团，承认了各党各派合法

存在与共同抗日救国，实行了某种程度的民主权利，军事上与政治机构上的

某些改革，外交政策的适合抗日要求等等，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件。”

并断言，“只要在坚持抗战与坚持统一战线的前提下”，“国民党的前途是

光明的”。（14）

毛泽东说，长期的战争需要长期的统一战线，长期合作中应实行互助互

让政策。因此，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发展与进步采取赞助态度，对“国民

党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取赞助态度”。“我们希望三民主义青年团有广

大的发展，依照蒋介石先生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做法，该团的发展是

有光明前途的。”也正是因为赞助，中国共产党“对于该团现行办法中之某

些事项，希望有所修改，不然，好的动机，将难得好的结果。”“三民主义

青年团应该成为全国广大青年群众团结救国的统一组织，吸收各党、各派、

各界的青年个人与青年团体加入进去，成为整个青年一代集体地受到民族革

命的训练之一个大集团。因此，组织上应该民主化，政治上应该发扬团员的

自动自觉精神，发扬青年的积极性。”（15）明确表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三

民主义青年团的态度和意见。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为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去

认识：

甲：“必须看到好坏两方面。三青团在它本身的组织上、团章上确还有

它的缺点，还缺乏民主精神，而表现出狭隘的旧的作用，还缺乏远大的眼光，

信任青年不够等等，但我们不要看他是到处一样，千篇一律的。如，武汉是

比较严格，团员加入时要身体的一定长短等，但在西安就拉?福?在广东它又

和左的青年结合。我们更要看到新的成分加入后它的变化。同时应该认识到

三青团是进步的。一个团体在开始创立时缺点是不能免的，因为中国旧的遗

传。并且极其明显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个别领导人和蒋委员长是不同，蒋

委员长告青年书和团章就不同，康泽和章乃器、谭平山又不同。”

乙：“我们的任务是帮助它的发展，因为经过它可以把中国广大的青年

组织起来。它有缺点的地方，采取善意的批评，不能采取对立的态度。而且

必须动员一批左的青年加入。”

丙：“应该看到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一个政治的集团，它的团员是国民党

的候补党员，因此，将来可能组织附属组织（外围团体）或变为牺盟会样的

组织，实际是领导了青年，我们更可以去组织青年”。

因此，中国共产党对于三民主义青年团要从上交涉，从下合作，由远而

近（加入外围组织），由近而远（加入领导机关）。不宜大吹大擂，不和三

民主义青年团对立。这些方法主要目的是为了团结青年一代，是用青年的合

作推动整个的统一战线。总的方针是：参加一切抗战动员工作，一切工作争

取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作，争取公开合法进行。（16）

总之，当时中国共产党赞助国民党建立三青团，帮助它发展成为中国青

年的真正的统一战线组织，使它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下进行工作，使它

在团结青年方面发挥作用。

注：

①闻黎明：《闻一多传》第159―160 页。

②王西彦：《炼狱中的圣火》，第39 页③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编：

《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14―19 页，1946 年印。

④《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3―13 页。⑤《何廉回忆

录》，第199 页。

⑥《六大以来》（下），第733 页。

⑦《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史资料第一辑初稿》第42 页。⑧李璜：《学钝室

回忆录》（下），第439 页。

⑨《六大以来》（上），第943 页。

⑩《六大以来》（下），第772 页。

（11）团中央青运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

编》，第455―456 页。

（12）《中共中央青年运动文件选编》第458 页―460 页。（13）中共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第69 页。

（14）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

编》（下），第141 页。

（15）《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下），第156―

157 页。

（16）《六大以来》（下），第722 页。

1 出笼：一石三鸟

1.1 蒋介石劝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吴玉章“退党”，他要“化多党为一党”

1.2 前方将士浴血，后方权要酣歌醉舞，真是“十分危险！”

1.3“以派制派”，“军统”、“中统”剑拔弩张

1937 年“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火，促使中华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抵抗，

也促成了中国的各党各派由对抗走向合作。“共御外侮”，由共识变成了共

同的行动。

7 月13 日，蒋介石国民党在庐山召开谈话会，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

会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党派的代表和各大学教授、地方政府

县以上官吏应邀参加。蒋介石在谈话中宣布：“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

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其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

恩来等也在庐山，虽然没有公开参加庐山谈话会，但是国共两党秘密的接触

谈判早就开始了。

8 月13 日，日本帝国主义向上海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国民政府先后投

入70 万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全民族抗战的局面正式形成。

8 月25 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其所辖三个师开

赴山西抗日前线。

9 月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于7 月15 日交给它

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国共产党郑重向全国宣布：为达

到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目的，中国共产党实行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武装斗

争和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并愿意与国民党一起为彻底实现三民主义

而奋斗；中国共产党同意将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统辖；将苏维埃政府改变为陕甘宁边区的地方民主政权。

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谈话称，此次中国共

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例证。谈话虽未承认过去十年内

战招致民族危机中自己应负的责任，没有抛弃国民党自大主义的精神，但也

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发出了与全国国民彻底更始的诺言，公开承认

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自此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抗日民

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战初期，由于全民族对日作战的同仇敌忾，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比战前

十年的任何时候都有所巩固和加强。但是，许多问题依然存在，如：国民党

所坚持的一党专政的训政制度与多党存在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国民党的衰

弱、腐败及其内部的派系林立；如何号召、吸引全国的青年参加抗战工作并

与中国共产党争夺青年等等，都是国民党所面对的重大问题。

蒋介石认为，解决这些问题并保证战争胜利建立战后和平的途径是中国

必须完全置于他的铁腕统治之下，必须实行力量的集中，实行“一个主义、

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而要实行新的力量的集中，必须在国民党的系统之

下，有新的组织，才能号召青年，所以他提出创设三民主义青年团。

1.1 蒋介石劝老资格的共产党员吴玉章“退党”，他要“化多党为一党”

在全民族抗战的炮火声中，蒋介石所思考的是如何抓住这个时机，以“团

结抗战”的名义，化多党为一党，统一各党各派和国民党内各派于一个政党、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亦即统一于他一人的统辖之下，这就是设置三民

主义青年团之初衷。

最初酝酿的时候只有蒋介石、陈立夫、刘健群、康泽四人。每三天或一

周开会一次，每次都是蒋介石召集。康泽回忆说：“第一次会是1937 年9

月中旬在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别墅。他对我们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

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CC）、

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的（指汪精卫）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

来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

随即，陈立夫又约集张道藩、余井塘、萧铮、徐恩曾、周佛海、贺衷寒、

酆悌、萧育赞参加。对于这个“大组织”的名称问题，康泽和刘健群主张用

“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说，“党里面有几个人的意见要加上‘中国国

民党’几个字。如果用三民主义青年团，就是‘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

蒋介石则认为：“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是

用三民主义来号召的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的好。”对于成立团体的各种计

划，作了初步商讨。以后几周数次集会议论，反复商榷。随即由于上海、南

京相继沦陷，战事吃紧，国民政府的人员分别向武汉和重庆撤退，蒋介石复

于庐山枯岭，召集会议，同时加紧筹备组团工作。自国民政府西迁武汉后，

又召集国民党干部十余人，研究青年团之组织方式，干部选择及成立时机等

具体问题，并指定团章起草人。①设立三青团之一切部署工作，此时大体告

一段落。

到1938 年1 月，抗战已有半年。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正展开着抵抗暴

日侵略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数百万的将士和民众置身炮火，视死如归；数

万万的后方人民，忍受一切痛苦，竭其财力物力，支持抗战；带割据性的地

方实力派和地方政权，一致听命于中央政府，共赴国难；历来反对中央政府

的在野党派，均放弃成见，拥护抗战的国民政府。半年以来，蒋介石的威望

日增，六辔在握，得心应手，抗日命令，风行无阻。然而蒋介石一切举措仍

然跳不出维护“一党专政”的圈子。

为达“化多党为一党”的目的，国民党掀起了“一个政党、一个主义、

一个领袖”的宣传运动。鼓吹“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

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今天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

由。从它们的言论看来，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

认为“党派问题”的解决，应该“尊重国民党的唯一性”。②蒋介石企图利

用抗战的时机，以“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为借口，把各党各派都解散，统

一于一个大的团体之中。并拟议在各党各派都解散后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

表大会。因此，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武汉时报》、《血路》、《抗

战与文化》等报刊，在一二月间紧锣密鼓，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共文字。2 月

10 日的《扫荡报》发表社论，声言中国存在着三种妨碍并破坏统一的因素：

陕甘宁边区是西北的新的割据区域；红军虽改旗易帜却不服从中央；国民党

之外存在的其他党派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统一。这三种势力必须取消。“一个

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问题，在武汉三镇弄得满城风雨，一时间成为

街谈巷议的话题。也成为国民党处理与各党派关系所奉行的准则。

对此事，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曾在回忆录中写道：“临时代表大会

前后，尚有一事宜补记者，即蒋公对于党派问题之态度：蒋公以为中国问题，

不仅在对外，而尤在对内能否集中民族力量以建国。中国之困难，亦不在战

时而在战后如何奠立民族久远之生存，若当此抗战犹不能造成一个信仰，一

个政党，一个意志，则暴日驱除以后，内部思想斗争之排拒，仍伏争夺相杀

之端，而眈眈旁伺者又何止倭夷一国，又安保无第二次国际侵略之祸患。蒋

公之理想，以为与其用政权力量抑制其他党派或思想之存在，不如融合其他

党派放一个信仰――三民主义与一个组织之下，公同为国家民族前途而努

力。简言之，即化多党为一党，而后公政权于誓行革命主义之民众。顾忧虑

其他党派（如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及中国共产党）以合并为嫌，不能使

其党徒谅解，因之主张苟各党赞成合并，则中国国民党可更改党名，或酌改

组织，以混吞并或降服之嫌。”③

为达此目的，蒋介石以小党派作为突破口，展开了一系列活动：

3 月初，国民党即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之前，蒋介石派陈布雷去征

求中国青年党领导人李璜和左舜生的意见。李、左“觉得青年党和国社党都

无多大问题，问题是在共产党”。“因为国、青、民（即国家社会党）三党

如乳之于水，容易交融；而共产党之於我们，则为石之於水，恐怕很难合在

一块”。④中国青年党表面表示可以接受，实际是以软拖的方式敷衍国民党。

陈布雷又去找国家社会党，张君劢表示可以考虑。

其时全民抗战已经有9 个月之久，战局迅速变幻，半壁河山沦于日本帝

国主义的铁蹄之下。总结9 个多月的抗战工作，制定和宣布抗战国策，稳定

民心，鼓励士气，已不能再行拖延。蒋介石遂决定国共谈判及交涉政党合并

问题与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进行。

3 月29 日―4 月1 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昌召开。大会

通过四项重大决议：（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为全国一致信守之准则；

（二）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在制度上明确规定为全

党之领袖；（三）结束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

（四）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会议通过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案》规

定：“为谋全国青年意志之统一，能力之集中，以充实国民革命之力量起

见，&#8943;&#8943;设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青年团设团长一人，以本党总裁兼任之”。

并明确规定“青年团为公开之团体。”⑤把设置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公诸

于世。同时，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预备党员制，并为统

一党的组织起见，宣布解散在党内的各种小组织。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统一革命理论肃清政治斗争之意识

案》，该案提出：“当兹强邻压境，国家民族生命存亡绝续之秋，各界人士，

不问其派别如何，尤应捐除成见，在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之下，

一致努力，抗战到底”，“当此非常时期中，行动固宜统一，理论尤贵一致。”

⑥国民党不仅从组织上“溶化”各党派，而且要从思想意识上消灭各党派。

实际上，在此之前，虽然各党各派已经参加了抗战工作，在前线后方流

血流汗，但是，明确宣布实行合作的还仅仅限于国共两党。所以，经国民党

有关人士的斡旋，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立

为契机，中国青年党、中国国家社会党明确宣布支持国民党领导全民族抗战

的态度，并确定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关系。

4 月13 日，张君劢代表国家社会党致书国民党正副总裁蒋介石和汪精

卫，指出：“同人之主张与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之三大主义措辞容有不同，

而精神则并无二致”。况且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所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二十六

条，在抗战期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

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则政府态度与在野党派所要求不谋而和”。

“在同人等自当开心见诚，&#8943;&#8943;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

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更认为“方全民族存亡，

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

15 日，蒋介石汪精卫复张君劢书，则强调“望全国贤智之士，或加入本党，

共同负荷，或秉持共信，一致努力，俾捍御外侮，复兴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

完成”。由此可见，蒋介石并不满足国家社会党的“遇事商承”，而是要该

党解散，“加入”国民党。⑦4 月21 日，左舜生亦代表中国青年党致书蒋介

石和汪精卫，表示：“中山先生毕生奋斗之目的，其一在争取中华民国之自

由平等。&#8943;&#8943;其一在建国必以宪政为指归，此次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在此

非常时期，不忘国民参政机关之建立，国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之

保障，亦即异日宪政实施之端绪，与同人等夙昔主张之国家主义民主政治适

相符合，愿表甚深之敬佩”。“国民政府为今日举国共认之政府，亦即抗战

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爱国赤忱，始终拥护”。“同人等十五年来惨

淡经营之一集团。&#8943;&#8943;唯认定国家至上，故在过去十五年中，虽对政治不负

任何直接责任，而爱护国家，始终不渝，补偏救弊，未尝以环境艰难而稍懈

其努力”。“同人等观目前之艰巨，念来日之大难，仅有与国民党共患难之

一念，此外都非所计及，仅知国家不能不团结以求共保，此外亦无所企图”。

实际上，青年党对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作法十分不满，信中意在表示

中国青年党是有历史、有信仰、有主张的政党，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为核心的国家主义，与抗战的形势和要求适相符合，因而拥护国民党的抗战

领导地位，拥护国民党的抗战国策，合作抗日则可，要我解散合并归于蒋介

石麾下则不可。但是蒋、汪回左舜生函中仍然表示：“本党念责任之艰巨，

惟望集中全国之心思才力，以共济此艰危”。⑧希望中国青年党解散，加入

三青团。

是年7 月，蒋介石又示意于张群，要李璜和左舜生担任正在设置的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顾问。张群找到李、左，转述蒋的意思后，李、左说明中国青

年党同国民党合作抗日的一贯主张是：对团体不失立场；对个人不失身分；

不参加国民党中的派系斗争。而且他们自身有党籍，“又怎么好去担任三民

主义青年团的顾问呢？”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⑨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

的做法，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而来的。

对蒋介石的此种意图，中国共产党早有察觉。1938 年2 月6 日，中共中

央驻武汉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召开联席会议，针对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拟取

消国民党、共产党，另外成立新党的企图，决定起草向国民党建议书，指出

国民党要取消各党派、限制信仰的错误，提议建立民族革命联盟以巩固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

2 月10 日，周恩来会见蒋介石、陈立夫。蒋介石对周恩来表示： （1）

不限制各方对主义的信仰； （2）无意取消各党派或不允许其存在，只是愿

各党派溶成一体。周恩来说明：党不能取消，国共两党都不可能取消，只有

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回答说：可以研究。陈立夫则提出在国共两党外共

同组织双方都可以参加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一种合作的方法。即日，周

恩来将会见情况及国民党提出成立三青团一事汇报中共中央。⑩中国共产党

清楚地看到，在半年多的抗战斗争中，热心抗日救国事业的，莫过于青年，

同时许多地方感觉苦闷和感受压抑的，也莫过于青年。在前线和后方战斗的

和工作着的，固然有不少青年，但许多青年到现在还为着思想问题、政治问

题和组织问题而感觉到苦闷和彷徨，或感到有力无处用和有知识无由贡献，

在大后方尤其如此。动员和吸引广大青年献身抗战，确实是抗战时期及关系

到中华民族命运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赞助国民党的进步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

并回电长江局：“我们对国民党一切口头上要做的好的东西，如扩大国民党，

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都应该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使全国最大多数人民与国

民党中一切进步分子，看到共产党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以争取他们对我们

的同情和支持。”“如果国民党不管我们的赞助，而仍然不能把自己说的话

实现起来，或把原来企图进步的东西变坏如青年团变成特务机关，那人家决

不会责备共产党的赞助不好，而只会骂国民党的顽固派混蛋”。（11）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设置表示赞助，另一方面又坚持

自己政治和组织的独立性，避免使党的力量受到影响和损害。1938 年3 月

25 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文中指出：“继续扩大与巩固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首先即须发布以孙先生三民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作为动员全国人民共同奋斗的明显鹄的。再在这一纲

领下，遵照孙先生过去联共的精神，建立一种各党派共同参加的某种形式的

民族解放同盟。只有这样，才能使全国人民和全国各党派最坚固的团结起来，

增加抗战力量到最高限度；任何其他取消一党、一派或一切党派的勉强作法，

都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的。”（12）

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虽然通过组织青年团的决议，但在此后几个月

内，究竟这是个什么性质的团体，国民党方面既没有正式详明的规定，社会

各方面人士也没有公认统一的见解。一种意见主张青年团应该是国民党的预

备党员组织。另一种意见主张青年团内只能容许信仰国民党的青年参加，其

他党派的青年加入青年团后应脱离原来党派关系。第三种意见主张青年团应

该无任何年龄限制，应该成为各党各派共同参加的一种民族革命同盟的组

织。第四种意见以为青年团应该是有相当年龄限制的统一的青年团体，同时，

青年团应该成为各党派在抗战建国总方针下共同教育、训练和组织青年的团

体，成为全国抗日青年的统一战线组织。

中国共产党鉴于此种情况，努力争取把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各党派训练

和组织青年的团体。

6 月9 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会见蒋介石，要求三青团成为统一

战线性质的组织，从而统一全国的青年运动。蒋介石表示同意国共两党可以

参加训练三青团，但国民党以外的党派不得在团内活动。

6 月16 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青年书，次日公布三民主义青年团团章，

规定加入该团者必须脱离原有党籍，不得参加任何党派活动。根据这个情况，

中共代表团对三青团暂时采取静观的态度。

1938 年9 月29 日――11 月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

全会。会议批准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重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中的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把

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周恩来参加了第一阶

段的会议后立即风尘仆仆赶回武汉。

10 月4 日，周恩来面见蒋介石，送交毛泽东、王明给蒋介石的信件，并

向蒋说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对抗战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的意见。蒋介石对中

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不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中发展组织，中共党员公开加入国

民党和三青团一事很注意听，要周恩来写成书面材料交给他。8 日，周恩来

将意见写出交蒋介石。

10 月14 日，周恩来见蒋介石。关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问题，

蒋介石说必须由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讨论；三青团章程可以改变，中共党员可

以加入，并要周恩来先找三青团诸领导人商谈。（13）

此时，蒋介石的武汉作战方针已改为消极防御，新的注意力在西南和西

北，他已准备好撤退出武汉的宣言。10 月下旬，武汉陷落，国民政府由武

汉迁重庆。

12 月6 日，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蒋介石对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关系问题

意见表示：（1）三青团和国民党的多数人反对跨党，中共既然实行三民主义，

最好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加倍发展；（2）如果此点可谈，蒋拟约毛泽东面

谈；（3）如全体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

来回答说， （1）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

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国并终究是两

个党。（2）跨党，我们不强求，如果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它法，（3）

加入国民党，退出共产党，这是不可能的和做不到的。（4）少数人退出共产

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失节失信仰，而且于国家有害无益。蒋介石听后表示，

如果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14）

12 月12 日，蒋介石在重庆会见了王明、周恩来、董必武、博古、吴玉

章等中共代表，拒绝了中共的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跨党办法，坚持取消

共产党，将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蒋介石说：“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

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国民党名义可以取消，我过去打你们也是为了保存共

产党革命分子合於国民党。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

了也不心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的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

的。共产党不在国民党发展也不行，因为民众也是国民党的。如果共产党在

民众中发展，冲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义青年团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

不过这是枝节问题。根本问题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15）会谈中，蒋

介石特别向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

党来吧！”吴玉章回答说：“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

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

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蒋介石的这一软硬兼施的说服手段，不但丝

毫没有生效，反而使共产党代表们清楚了他根本没有放弃“一个党”的主张，

为实现“一个党”的目的今后必然要着手反共的行动。（16）

1939 年1 月21 日―30 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举行。在会议召

开的前一天，蒋介石又一次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国共两党合并为一个大党

事，周答“不可能”，非常明确的拒绝了蒋介石的要求。

1 月24 日，中共中央即根据周恩来建议发出《中共中央致国民党总裁及

五中全会电》，次日又发出《中共中央为国共关系问题致蒋介石电》。电报

提出：国共两党应坚持团结抗战，“但两党为反对共同敌人与实现共同纲领

而进行抗战建国之合作为一事，所谓两党合并，则纯为另一事。前者为现代

中国之必然，后者则为根本原则所不许”。说明中共“诚意的愿与国民党共

同为实现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之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而奋斗，但

共产党决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之信仰，决不能将共产党的组织合并于其他任

何政党”。（17）

据此，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发表声明：“全国同胞不问其过去政治见解

与派别如何，凡愿实行三民主义而参加本党，&#8943;&#8943;无不诚挚欢迎。”但是，

“吾人决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

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钝挫”。（18）

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稍后秘密通

过蒋介石提出的《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国共两党合并及中共党员加入三青

团之事就此中止，蒋介石“化多党为一党”的设想遂成为镜花水月。

事实上，只允许国民党一党合法存在，不仅不承认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中

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的合法地位，而且企图用武装力量去消灭他们，从

而酿成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第一次国共合作而取得北伐胜利的经验，十年来

因国共分裂而形成民族危机的事实，教育了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统一中国

的真实有效办法，不是以某一党派反对和消灭另一党派的豆箕相煎，同室操

戈，而是各党派力量以民族大义为重，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形成民族统一战

线，平等共存。遗憾的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下，国民党蒋介石执迷不悟，

害己害人，一误再误。

1.2 前方将士浴血，后方权要酣歌醉舞，真是“十分危险！”

抗战初期，蒋介石所关心的第二个政治问题是国民党自身的腐败、软弱

和无能，这曾使他深深地忧虑并陷于困境之中。在1938 年4 月1 日国民党临

时代表大会的闭幕式上，蒋介石就曾指出：“本党之所以空虚衰弱到这个地

步，最主要的根本原因，就在党纪不严，以致精神涣散，一切废弛。现在我

们要改进党务，复兴本党，就要针对病根所在，从严整饬党纪。”“由改造

个人来改造本党，复兴本党。”（19）提出了改造国民党的问题。

抗战爆发以来，前方的英勇将士，忍饿挨冻，浴血苦战；战区的难民，

无衣无食，流离失所；而后方的达官贵人，酣歌醉舞，通宵达旦；官僚和富

商大贾，或远循后方，或寄财异国，逃避赋役；不肖官吏从而上下其手，假

借抗战名义，鱼肉平民；更有甚者，舞弊贪污之风盛行，权要机关人员乘机

大发国难财。从国民政府于1938 年6 月27 日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

即可看出这一问题已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条例》规定：对于克扣军饷，从

购买军工用品中舞弊，盗卖军用品，强占强募财物，以军舟、军马、航空机

装运违禁漏税物品，有意图扰乱金融，违令收募税捐公债，擅提截留公款者，

判外死刑、无期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20）

对于国民党的现状，蒋介石并不是不清楚。1939 年1 月，蒋介石在中国

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了一番颇为沉痛的讲话。他说：“到了现在，

本党差不多是奄奄一息，沉寂无声”，“散漫凌乱，纪律废弛，不但丧失了

党魂，几乎连躯壳也不复存在”。“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蔑

视”。在党外人士和一般民众看来，“党部就是衙门”，“党部委员就是官

僚”，“一般党员是特殊阶级甚至视同亡清时代之旗下人”。他接着说：“过

去中国政治黑暗时代的‘衙门’，就是一切昏庸腐败污秽罪恶的渊薮”，“‘官

僚’这两个字”，“就是贪污偷懒、敷衍虚伪的总名称”。“所谓特殊阶级

与旗下人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就是说不知振作，不能生产，脱开民众生活，

依赖特殊关系，以游情为生的寄生分子。这些都是我们以前所认为革命的对

象，到了现在，人家反以此来比拟我们。”“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危言耸听，

实在党外一般人士，对于本党确是如此看法。此外对于本党种种讥笑怒骂的

话，要说也说不尽”，“不是过甚其词，来苛责我们的同志，实在是耳闻目

击，十分危险，十分痛心”。蒋介石把国民党衰弱无能的表现归纳为以下四

种：

（1）“懒惰我们一般党员与党部的职员，最大的毛病，就是怠情废弛，

不用脑筋，不肯行动，不研究主义，不关心时事，不学习职业技能，不努力

实际工作，畏难怕苦，没有积极奋斗的精神，甚至生活浪漫，行为放荡，将

有限的精力，作无益的消磨。”

（2）“虚伪瞻徇情面，掩蔽弱点，不是笼统其词，就是虚伪粉饰，应付

了事，个人自己欺骗自己，各级党部，上下互相欺瞒。”

（3）“散漫现在全国各地，党员没有活动，党部缺乏工作，甚至只有空

的党部，而不见党员，或只有党员名册，而不见党员活动。党员没有组织指

导，党就成了一片散沙。党员没有训练考核，就几乎完全与党脱节，漠不关

心。因此党的精神涣散，事业废弛，整个的党，成了衰老消沉的党。”

（4）“迟滞目前各种工作最显著的一个现象，就是各自级工作同志意志

消沉，动作迟缓，以致于一切停滞。”

蒋介石称，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

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一般民众对本党没有信仰，就是对我们抗战的政

府没有正确的信仰。我们抗战而不能取得民众的信仰，这是绝大的危险！”

蒋介石说：讲这样的话使他深感悲痛。国家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国民党正在衰弱中死亡。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不会

给它第二次机会了。而蒋介石认为国民党起死回生的妙药灵丹就是以三民主

义为号召，以他个人的名义相号召，吸收新的血轮，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

以团改造党。（21）

1.3“以派制派”，“军统”、“中统”剑拔弩张

国民党自1928 年实施训政制度以来，一直高唱“党外无党、党内无派”

的口号，然而事实恰恰相反，国民党不仅竭尽全力而不能消除党外之党，而

且不能消除党内异常复杂的你争我夺的各个派系。

抗战初期国民党内存在的各派系主要有：

汪精卫派。蒋、汪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由来已久。

1927 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实行反共“清党”以后，紧接着就发生了宁汉

两个国民政府的对立和“党统”之争。他们都以继承孙中山的法统相号召，

争夺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权。陈公博、顾孟余等拥护汪精卫为领袖，组织“中

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国民党内正式成立派别组织。于1928 年冬，在上

海成立中央机构。他们主张国民党应当成为“农工小市民联盟”的党，“泯

灭”党的阶级特性，反对“左倾、右倾、腐倾、恶倾”，声称“南京的中央，

表面上挂的是三民主义的招牌，打的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实际上已成

为“反动集团”，“他们的主义只是分赃主义升官主义发财主义，决不是三

民主义，他们所代表的利益，是豪绅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把三民主义

搬到文庙，做继承尧舜的道统，”“已经离开了三民主义的道统，背叛了总

理遗教。”（22）因此，必须以“孙中山先生的全部遗教”作为行动标准，

统一国民党的理论，整顿组织，重新改组国民党。并扬言要恢复1924 年孙中

山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反对共产国际，组织三民主义国际。它不仅反对南京

蒋介石国民党中央，而且反对中国共产党、第三党、中国青年党等其他一切

党派，认为只有改组派才是“真正的革命派”。

从1928 年至1930 年1 月，这个派别在国民党混争中一直是主要角色之

一。1930 年蒋、冯、阎、桂中原大战中，汪精卫的“改组派”联合冯、阎、

桂、西山会议派各反蒋派系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

成立国民政府。但是在蒋介石猛烈的军事进攻之下，反蒋各派丢盔弃甲，落

荒而逃。后来汪精卫曾联合粤系在广州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但自此

“改组派”宣告解体，汪精卫派一蹶不振。

“九一八”事变后，蒋、汪为应付内外交困的局面有貌合神离的联合，

既互相利用，也互相争斗。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汪精卫不仅极力支

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而且高唱“抗战必亡论”，主张对日

妥协。1934 年汪派核心人物周佛海等成立了对日媾和的小团体――低调俱乐

部。随着日本对中国侵略的逐步深入，汪精卫试图挟日制蒋，实行媚日的外

交政策，以包揽对日外交为政治资本与蒋介石争权，为争领袖地位而置民族

利益于不顾。在西安事变以后，仍然坚持反共“剿共”的顽固立场，阻挠和

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再造派”。再造派是国民党内的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1928

年2 月组成的。发起人为王昆仑、钟天心、谌小岑，随后梁寒操、周一志、

程元斟等也加入进来。他们以孙科为首领，尊崇胡汉民为国民党的领袖，这

个派别是在孙文主义学会北方分会的基础上建立的。他们拥护蒋介石、汪精

卫的反共、“清党”，但是不赞成屠杀政策。他们主张国民党应当学习土耳

其党，实行凯末尔主义，反对蒋介石的大权独揽，认为国民党已经处于危机

之中，必须“再造”一番。再造派批判改组派的“农工小市民联盟”是“马

克思主义的翻版”，改组派是“共产党的右派”，对改组派持坚决的反对态

度。再造派以《再造》旬刊为理论阵地，王昆仑、梁寒操先后任主编，后又

出版《民众日报》。王昆仑曾依据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设计了五权

宪法的政治方案，批判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反对CC 系对国民党党务的操纵把

持和对其他派系的打击。主张国民党的内部要团结。再造派势力较小，在国

民党派系角逐中表现脆弱。它只是寻求蒋胡合作，从蒋介石的手中分得一部

分权力，并不谋推翻蒋的统治。1936 年5 月胡汉民因病逝世，再造派的力

量衰弱下去，但仍以孙科为首领继续存在。

国民党内除存在各以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为首的政治派别外，蒋介石

的嫡系中又存在两大派系，即CC 系和复兴社。

CC 系是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属蒋介石控制党政系统

的派系。陈立夫至今在他的回忆录中依然否认有CC 的组织，但是CC 已成为

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特定的名词，是事实上存在的一个政治派系。

浙江湖州的吴兴，出了一位陈英士，又名陈其美，追随孙中山参加推翻

清王朝的革命，在辛亥革命后的1912 年任过上海的都督。蒋介石初出茅庐，

即在其手下任团长，结下了一段因缘。蒋介石、陈其美、黄郛有所谓的“桃

园三结义”的故事。陈其美有两位兄弟，兄陈其业，字勤士；弟陈其采，字

霭士。陈其业有两个儿子，一是陈果夫，生于1892 年，名祖寿；一是陈立夫，

生于1900 年，名祖燕，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CC 系，即因这两兄弟而得

名。陈其业是前清禀贡生，早年在家乡做丝业开当铺，据说是个不大作声的

深沉人物，在日后他的两个儿子飞黄腾达之时，也只出任过本县商会会长、

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陈其采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创办湖南武备学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担任主计长和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陈果夫早年

曾在他父亲的当铺里做过掌柜，作风上近似乃父，深沉寡言，多思善虑，因

有肺病，常论卫生医政，表面闭口不谈政治，然而操纵政治。陈立夫，好演

讲，锋芒毕露，毕业于北洋大学，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煤矿工程系，1924

年获硕士学位。以后的“中统”特务头目曾养甫、叶秀峰是陈立夫在天津北

洋大学时代的同班同学，徐恩曾是匹兹堡大学的同学。陈立夫于1925 年秋回

国，他当时的志愿是当一名煤矿工程师，但是蒋介石通过陈果夫三次电请他

去广州协助其工作。当他于1926 年初到广州见蒋介石时，蒋不听他“对于采

矿工作的兴趣和志愿”，就任命他为黄埔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室秘书。陈氏兄

弟，实以陈立夫为中心。

陈立夫投靠蒋介石后，他自以为最初的得意之笔是向蒋介石建议，制造

“中山舰事件”，帮助蒋介石篡夺了国民党中央的实权。（23）在1926 年北

伐战争期间，蒋介石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因蒋军务繁忙，由陈果夫代理

组织部长。陈果夫大量吸收年轻党员，物色了一批亲信，担任各省、市党部

负责人，形成了自上而下的个人派系。并一方面“订定有关组织训练及选举

之法规”，“另一方面，组织部成立调查科，专事对付共党之组织而予以破

坏之”，这一工作，交陈立夫负责推行，“各下级党部均附有调统部分”（24）。

1929 年3 月，国民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果夫、陈立夫当上中央执

行委员，陈立夫兼任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大权在握，CC 势力进一步发展。

CC 通过党务整理，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和组织部门。陈果夫又建

议创立了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蒋介石任校长，实际工作则由陈果夫主持，

后改称为中央政治学校，为国民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使陈氏兄弟完全控制了

党务机器，因而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了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和反蒋势力，

进一步加强一党专政和领袖独裁制度，召集陈果夫、陈立夫等CC 骨干分子于

1933 年建立秘密组织“中国国民党忠诚同志会”，后改为“青白会”，由蒋

介石任会长，陈果夫、陈立夫、余井塘、张厉生、叶秀峰、徐恩曾、张道藩

7 人组成领导机构。各省、市亦建立忠诚同志会，由所在省、市党部中CC 骨

干分子负责。入会者须秘密地履行极其严格的手续，宣誓效忠领袖蒋介石，

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违纪、抗命者要受到严厉惩处直至处死。其成员分布

在各地区各部门进行活动，尤其是在国民党的党务系统，把持操纵党务，骘

否人物，呼风唤雨，能量很大。

CC 还掌握一个职业特务机构，这就是建立于北伐时期的国民党中央组织

部由陈立夫任科长的党务调查科。该科负责党内各种情报和资料收集与统

计，如党员动态、成分、经历等等。此时的党务调查科还不是特务组织。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仍有党务调查科的设

置，陈果夫任组织部长，陈立夫任调查科长，调查科的任务在原来的基础上

增加调查党员思想和派系隶属的内容。1930 年，该科设立特工队伍。1932

年，在中央设置了由徐恩曾负责的特工总部，在各省、市党部内设调查室。

“党务调查科”成为地道的特务组织。1935 年，在各省、市党政机构中设

置“肃反专员”，这些“肃反专员”都是经过CC 系的训练，单独履行手续入

伙的特务分子。

这一特务组织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党政、文教和经济系统。它的宗旨是拥

蒋反共。凡是反蒋的国民党内外派别、人士均列为打击对象，其手段是告密、

跟踪、绑架、直至暗杀。它以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为政敌，破坏革命组织，逮

捕、监禁、屠戮共产党员和其他革命者。设立“反省院”、“感化院”，在

全国进行白色恐怖活动。这种特务制度把广大人民置于被监视之中，人民随

时有被告密、被关押、被迫害的危险，它也成为黑暗、恐怖、罪恶的代名词。

抗日战争初期，陈立夫于1938 年初就任教育部长，名义上脱离调查统计工

作，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第一处徐恩曾在任时改称为中央调查统计

局，第二处戴笠在任时正式改称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由此而形成“中统”

和“军统”两大特务系统。

“复兴社”全名“中华复兴社”，是以蒋介石的嫡系黄埔系军人为基础

的在军事系统的特务组织。它起源于黄埔同学会。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鱼

龙混杂，左、右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

反对左派；左派学生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其斗争。作为黄埔军校校

长的蒋介石，仇视左派组织，但是也对“孙文主义学会”无可奈何。“中山

舰事件”前，蒋介石以平息两派斗争为名，下令解散这两个组织，另外成立

“黄埔同学会”，由他自任会长，要求黄埔学生部加入“黄埔同学会”。“黄

埔同学会”即成为他私人的工具。北伐战争时期他以其网罗爪牙，培植亲信。

南京政府建立后，又把这个组织作为实行军事独裁统治的工具。“复兴社”

就是在“黄埔同学会”的基础上成立的。

“复兴社”成立于1932 年3 月。“九一八”事变前后，宁粤对立，蒋介

石的统治地位内受汪精卫等派系的严重威胁；因为坚持反共内战，对日本帝

国主义侵略奉行不抵抗主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使东北大片国土沦于敌

手，又受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被迫下野。内外交困之中的蒋介石，深感

有在黄埔系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秘密核心团体的必要，以应付来自各方的挑

战。而黄埔军校1―6 期学生滕杰、贺衷寒、桂永清、康泽、萧赞育、邓文仪、

酆悌、郑介民等也深深感到蒋介石统治地位的摇摇欲坠对自身前途和命运的

严重影响，认为“现在党国危难，各方意志也不一致，我们亟须有一个领袖，

作统一意志，集中力量的领导核心，以发挥其护党救国的功能”。（25）遂

在蒋介石的支持之下，于1931 年底即派人去全国各地，联络在军、警、宪和

社会民众团体中担任职务的黄埔军校学生，开始建立小团体的筹备工作。这

些骨干分子基本上是大革命时期黄埔军校的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成

员，如贺衷寒等，更是“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蒋介石在第二次下野

上台之后，于1932 年3 月初，在上海“一二八”战事正酣，前方将士流血牺

牲之际，置外敌侵略、民族危机于不顾，连续三天在南京中山陵召集黄埔系

核心成员27 人正式讨论建立组织问题，并亲自定名为“中华复兴社”。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1932

年3 月8 日，“力行社”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经社长亲自

审批，吸收贺衷寒、酆悌、桂永清、戴笠、康泽等40 人为社员。制定了社章、

入社手续、仪式，规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确定了组织机构。除设中央干事、

常务干事、中央监察、常务监察外，设四个处：组织处长周复，宣传处长康

泽，训练处长桂永清，特务处长戴笠。这次会议由社长蒋介石提议当选的滕

杰、贺衷寒、胡宗南、康泽、桂永清、潘佑强、萧赞育、邓文仪、酆悌、孙

常钧、郑介民、邱开基、葛武紫13 位中央干事，被称为“十三太保”。“力

行社”成员必须由蒋介石批准，并由其监督参加者宣誓入社，宣誓人的誓词

是：“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

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最

严厉制裁”。（26）

“复兴社”的次级组织是“革命青年同志会”和“革命军人同志会”，

它们是两个平行的组织，都是在1932 年4 月间，通过不同的方式选拔产生的，

后合并简称“青会”。凡“力行社”社员必为“青会”成员，亦自然为“复

兴社”社员；“青会”的会员升为“力行社”社员，必须经过“力行社”会

议通过，呈“领袖”蒋介石核准后，才得宣誓为社员，“复兴社”社员提升

为“青会”成员，亦须由“青会”会议通过，呈报“力行社”通过，再分批

呈报蒋介石后，始可宣誓加入。

“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起因于刘健群在1932 年3 月以后，以

个人名义所写的一本小册子《蓝衣社复兴革命计划》。在这万余言的小册子

里，刘健群主张国民党应仿照意大利法西斯运动的精神，集结其精锐的党员，

组成一个新的团体作为党的核心，以“肩负安内攘外的责任”和完成“复兴

革命”的任务。由于意大利法西斯党员穿黑衫，被人们称为“黑衫党”，故

主张要建立的组织的成员，须着蓝布制服，所以应称为“蓝衣社”。但是“复

兴社”筹组在前，刘健群的这个小册子在后，虽然后来刘健群参加“复兴社”，

并成为重要干部，但这个建议，并没有被“复兴社”采纳。后来这个小册子

被泄露，“蓝衣社”一名不胫而走，因之人们称“复兴社”为“蓝衣社”。

“复兴社”的宗旨是在中国建立领袖独裁制，实现一个主义、一个政党、

一个领袖。蒋介石为“复兴社”手订的行动纲领是：“驱逐倭寇，复兴民族，

力行主义，完成革命”，以“团结青年，复兴民族”相号召。其逻辑是：三

民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途径，要实现三民主义，必须首先实现一个政

党，一切宣传与信仰“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的政党和派别均在被消灭

之列，要实现一个政党，又必须集中权力于一个领袖之手，这个领袖就是蒋

介石。“复兴社”对当时的“德、意民族复兴运动精神”非常重视，曾数度

派员如贺衷寒、郑介民等前往德、意考察，特别注意德国国社党和意大利法

西斯党组织与活动情况，在中国发起法西斯运动。它的一切活动，均在“领

袖”的绝对领导与指挥下进行，成为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

结合体。在中国第一个公开吹捧蒋介石为“领袖”的，是“复兴社”办的《中

国日报》。“复兴社”成立后，其成员即不再称蒋介石为“校长”而称为“领

袖”，其举止礼仪亦仿效德、意法西斯。

蒋介石为“复兴社”规定的活动范围是军事与社会方面。在军事方面，

在国民党的军队中，从最高的军事委员会到团，各级都设有政训处，团以下

设政训员。各级政训工作人员由复兴社分子担任。任务是向官兵灌输绝对服

从“领袖”的思想，监视、控制官兵行动，防止共产党的活动。政训部门和

政训人员的权力很大，可以自行决定实行军事管制，强迫地方警司机关照章

办理，如发现军事系统中有可疑分子，立即禁闭、开除，直到交军事法庭，

按军法判刑。

在社会方面，“复兴社”开展了所谓“三大运动”，即：

“新生活运动”。从“力行社”组织成立，凡是干部和成员，概都进行

财产登记，尔后之增减，概视其正常俸给所得力依据，由“力行社”干事会

抽查，以作为其品行的鉴定。而且有纪律规定：凡贪赃二百元左右者，处以

徒刑；贪赃五百元者，处以死刑。后在此基础上草拟《新生活运动纲要》，

蒋介石于1933 年2 月9 日在南昌各界扩大纪念周上，予以宣布，成立新生活

运动总会，并在各省县市设立分支会，在全国推行新生活运动。

“国民军训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分学校军训、社会军训两大项。南京

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事训练总监部，下设有国民军事教育处，即负责此项运动，

桂永清、贺衷寒等，先后担任过处长。各省市都设有“国民军训会”，高中

以上学校，设上、中、下级军训教官一至五人不等。为推动这一运动，“复

兴社”内设立了各种训练机构，如“军官高等教育总队”、“情报人员训练

班”、“国民军事教育组”、“军事委员会干部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

训研究班”、“豫、鄂、皖、赣四省团干队训练班”、“星子特别训练班”、

“中央警官学校”等等。这些名目繁多的训练班主要是培养反共的政治军事

人员，如设在江西星子县的“星子特别训练班”，成立于1933 年春，是为了

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军事“围剿”，由康

泽担任主任，第一期招收军校各期毕业生约六百余人，授以“匪情”、情报、

>搜索、通信、联络、体能、爬山、越水、夜袭、组训等，接受四个月的特别

训练，即以中队、分队、小队、小组等编制，组成“特别行动总队”，化装

游动于山区村落间，来对付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安内攘外运动”。这个运动的核心是反共，以军事、政治、公开、秘

密的各种方式，反对、破坏、消灭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是“复兴社”列为“最

优先的工作”。此外，削弱异己的地方势力，消除西南、西北等地方军阀的

把持割据状态，使之听命于国民党中央，维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也是

“复兴社”的任务之一。至于所谓“攘外”方面，仅在1933 年、1934 年华

北危机之际，派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于国勋等五人，组成政治作战小

组，密切注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动向，报告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和华北分

会何应钦，使其了解华北和内蒙情况，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

省自治运动”。

“复兴社”成立一年后，即在全国各地和海外建立了秘密组织系统。在

南京、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山东、河南、北平（兼

河北省）、山西、陕西、四川建立分社，往广东派特派员，在国民党军事系

统，如中央军校、炮兵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首都卫戍及宪兵司令部也设立

了分社，在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军政部、军需学校、步兵学校、工兵学

校设立了直属小组。此外，还建立了附属于“复兴社”的各种特殊的外围组

织，如“民族运动委员会”、“中国童子军励进社”、“西南青年社”、“中

国文化学会”、“忠义救国会”等。在全国形成了异常庞大严密的特务网。

到1938 年6 月，“复兴社”宣布解散时，成员约有10 万人，其中“力行社”

成员三百余人，“革命军人同志会”和“革命青年同志会”成员三万余人。

（28）

复兴社系统的特务组织，有戴笠的特务处和康泽的别动队。戴笠的特务

系统，是一伙残暴的武装匪徒，它的成员以训政工作人员等身分，混在国民

党军队和学校等机构中，侦察、监视所有职员，迫害异己派别分子，残害进

步分子。他们对侦察的对象，根据上司的指令，实行逮捕、绑架、暗杀或者

长期盯梢，选择时机予以陷害。1933 年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

佛，1934 年暗杀《申报》负责人史量才，同年又逮捕杀害察哈尔抗日同盟军

将领吉鸿昌，都是特务处的罪行。

康泽的别动队全称是“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别动队”。它于1933 年10

月在庐山成立。康泽为总队长，下辖三个大队，每个成员都持有特务证，横

行无忌。当时这个武装特务组织是专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央

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而设置的。它不仅执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政

治“剿共”任务，“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而且干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企图从根本上消灭共产党的组织及在民众之中的影响。1935 年，康泽带领

别动队入川，对付四川地方实力派和异己的政治力量。

复兴社的“特务处”后来发展成为臭名昭著的“军统”特务组织。

CC 系和复兴社两大特务系统，虽然都在蒋介石的操纵指挥之下，但是他

们之间也有矛盾，有斗争。都企图削弱对方，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在蒋介石

面前邀功争宠。从一个“复兴社”分子回忆的一件小事可见它们之间斗争的

激烈程度：1935 年，一复兴社分子任南京市特别市党部书记长，其手下组织

科长，由一复兴社分子担任，南京市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则由一CC 系分子担

任。他们各代表“社方”（复兴社）和“党方”（CC 系）。代表“党方”的

主任委员必欲除去代表“社方”的组织科长力快，但这位组织科长“办事认

真，无懈可击”，后来请假回四川奔母丧，“预计路程，不能如期赶回南京，

可能迟过一天半天，所以在路上拍了一个电报，请求续假三天”，可是代表

“党方”的主任委员“接到上述电报后，即密嘱收发人员搁置，迅即以其逾

假不归为借口，将其职务开缺，迳提委员会报告，越半日，”此人赶到，“以

接替有人，而不获挽救。”（29）手腕之狠，双方斗争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CC 系”和“复兴社”这两大特务系统之间虽然存在着矛盾和争斗，但

他们同属蒋介石的嫡系，在蒋介石统治集团同汪精卫集团之间，存在着更为

尖锐的利益冲突和斗争。它们勾心斗角，相互肘制，时而“和平统一”，时

而剑拔弩张，今友明仇，翻云覆雨。加上蒋介石所采取的“以派制派”在各

派之间搞平衡的统治手段，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内部力量，不能适应“力量

集中，意志集中”的抗战要求，因而蒋介石企图以三民主义青年团统一国民

党内的各个派别势力。

然而，历史往往给人们尤其是不顺应民心时势的人开玩笑，蒋介石设置

三民主义青年团要达到的化多党为一党、改造国民党、统一国民党内部各派

系这三个目的不仅无一达到，而且与蒋介石的愿望背道而驰，沿着它们各自

运行的轨道越走越远。

注：

①康泽：《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的经过》，见《文史资料选辑》第40

辑，第197―200 页。

②叶青：《关于政治党派》，见《血路》第二期，1938 年2 月22 日出

版。

③《陈布雷回忆录》第130 页。

④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第437 页。

⑤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

第516―517 页。

⑥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

488 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社会民主

党》，第79―83 页，档案出版社1988 年12 月出版。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党派社团档案史料丛稿《中国青年党》，

第197 页―199 页。

⑨李璜：《学钝室回忆录》（下），第438 页。

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403 页。（11）中共中央书

记处编《六大以来》上，第943 页。（12）《六大以来》（上）第940 页。

（13）《周恩来年谱》第422 页。

（14）《周恩来年谱》第427 页。

（15）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

编》（下），第183 页。

（16）《吴玉章传略》，见《中共党史资料》第11 辑第61 页。（17）

《六大以来》（上）第1011 页。（18）《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宣言及中

央全会资料》（下）第547 页。

（19）《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512 页。

（20）袁旭等编《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第159 页。（21）张其昀主

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215―1218 页。（22）《急转》第四期，1929

年2 月26 日出版。

（23）陈立夫：《成败之鉴》，第53―58 页。（24）陈立夫：《成

败之鉴》第437 页。

（25）于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11 页。（26）《蓝

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17 页。

（27）《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0 页。

（28）《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58 页。

（29）《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46―4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