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一：斩帅公案（一） -- 碧血汗青

“斩帅”及东江崩溃（一）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一，斩帅公案

二，斩帅是非

三，归降之由

四，东江崩溃

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汰兵和整治防务等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相当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亦有一些人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而在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1）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段事由，是明季辽东战事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甚广，又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等，其中的是非曲折和所牵连到的问题，不可谓不大、不多。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以及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心史）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分歧的。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他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曾这样说到：“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就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和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着，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接触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如在其《权与血: 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一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到：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若从“崇敬与偏爱”这几字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可能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也是感情用事，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另外他还强调道，“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客观而冷静地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2）？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力求要告诉读者的是否便是“真相”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3）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我们所看见的“真相”，是我们思考的结果，并非真正的“真相”。

同样，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籍着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是我们思想的亲历。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凭证”，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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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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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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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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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二：斩帅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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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题外话。

关于晚明史的一系列话题，其实都是我受约所作的一部书稿中的零散章节，包括此篇在内，所以有些内容与以前在河里贴的会有所重复，盖因以前所贴之内容也是出自此部稿子的内容。这部稿子的重点大致放在明清易代（未及南明）的问题上，虽然明清易代发生是在崇祯朝末年，但牵涉的人事却甚至可追溯到天启乃至万历朝去，实在过于庞大。因此为避免繁杂无当，我大多只限于讨论崇祯一朝的问题，但是也有如袁毛公案这样的，则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天启朝的人事，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不会刻意避免，一切以建立完整的事件背景为原则进行阐述。

至于其中很多牵涉到的人事属于广为人知的乃至常识，我就不在稿中详叙了，基本会一笔带过，做个交代而已，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 7，明清/太平天国（上）
• 【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二：斩帅是非
• 粗略搜了几个，不过肯定不是全部哈，等有空再弄弄

以下是拙作《有明袁大将军》中对毛文龙事件的看法。后来在阎崇年新出的《袁崇焕传》中看到满文老档里载有毛文龙给皇太极的几封密信，其中有毛文龙要投降后金的内容，如此事属实，则毛文龙的死有余辜就不必再争论了

诛杀毛文龙大概是袁崇焕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事件了，在他生前死后都有着许多非议。

这些非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三条：一是毛文龙罪不当死，袁崇焕杀他杀得太冤枉；二是杀毛文龙使得东江镇军心大乱，发生了一系列叛逃事件，最终导致东江镇的覆灭；三是杀毛文龙引起了崇祯的不满，成为后来崇祯冤杀袁崇焕的诱因之一。

让我们一条条的来分析这些非议吧。

首先，毛文龙当死吗？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曾宣布了他的12条斩罪，我们可以发现这12条并非条条都是那么了不得的。第三条出言悖逆是欲加之罪，像什么“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之类的话明显是开玩笑而已；第六条“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则显然是发现东江镇诸将都姓毛之后临时加上去的；第五条因为“擅开马市”就说是“私通外番”也未免有些牵强。第二条杀降冒功，第四条侵吞军饷，第七条剽掠商船，第八条强抢民女，第九条驱难民远窃人参，第十一条掩败为功，第十二条观望养敌，这几条应该说都有其实，但是也并非东江镇一家毛病，而是当时明军的通病，当然毛文龙天高皇帝远干得比其他人更狠些也是有的，但是否因此就应该处斩也确实值得商榷。至于第十条“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毛文龙确实是巴结魏忠贤，一时为天下人所不齿，但是他毕竟不像崔呈秀那种人一样去积极的为魏忠贤为虎作伥。他的巴结魏忠贤更多的是明哲保身的性质，他不是袁崇焕孙承宗那样的耿直君子。对于毛文龙来说，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非得更魏忠贤把关系处好不可，其实即使是袁崇焕不是也曾经要给魏忠贤修过生祠吗？

12条斩罪中真正的要害实际上就是第一条－－不服督师管核。毛文龙远在海外，一向自行其是，从不把督师经略的指挥放在眼里，尤其官至总兵，开镇东江之后更是如此。以至于宁远，宁锦两次大战，辽西走廊打得惊天动地之时，他东江镇却不出一兵一卒相援，也不进袭后金后方以为策应。不仅如此，由于东江镇节制整个海上方向却不积极进取，就使得明朝曾经寄以厚望的通过海上袭击后金的战略成了一纸空文。从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开始，海上就是明朝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但始终没有什么象样的战果，一般虽然是提以天津，登莱作为海上方向，但实际上天津，登莱都只能作东江镇的后援，真正的前线还是东江镇。所以东江镇不好好干，海上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而且在军饷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这个毫无作为的东江镇每年还要耗饷数十万，就更令人无法容忍了。

有人曾经对这一点有所怀疑，认为袁崇焕在出京之前就与大学士钱龙锡密议过除掉毛文龙的事，此时袁崇焕尚未上任，也就不存在什么毛文龙不服管核的问题，因而得出结论说这一条实际上也是欲加之罪。事情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看到袁崇焕并不是一直坚持非杀毛文龙不可的，在登上双岛之后，他曾经作出过好几次尝试，想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但都遭到了毛文龙的拒绝。亲口提的要求都遭到拒绝，袁崇焕又怎么能够指望自己远居宁远或者山海关时毛文龙能够服从管核呢？

当然，即使是如此，也不见得非杀不可。毕竟在明末，尤其是更晚一些时候，比毛文龙更加桀傲不逊的将领也有不少，他们并没有都被处死，像左良玉和江北四镇那样的骄兵悍将反而被朝廷百般迁就，一个个封侯封伯。这个区别就在袁崇焕身上了，他那五年复辽的期限迫使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彻底的整顿好军队，因为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以至于必须在最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部分的完成。这就决定了他不能放任毛文龙不管。而袁崇焕本人的性格也是一个原因，他耿直的禀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使得他没有过多的去考虑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而是率性而为。在与钱龙锡的密谈中他就直率的提出“入其军，斩其帅”，而他也正是这样做了。在明末诸多文臣统兵大员中，敢于这样快刀斩乱麻的对待那些骄兵悍将的只有袁崇焕一人！

因此，概括来说，毛文龙的罪如果在别的时间地点，遇到了别的督师，或者不会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袁崇焕，他确有取死之道。而袁崇焕的诛杀毛文龙也不是一时冲动或是党同伐异之举，而是与当时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至于东江镇的解体，将其完全归罪于袁崇焕是不公平的。

其实在毛文龙死后的一段时间内，东江镇并没有什么异动。孔有德、耿仲明的叛乱是崇祯4年10月的事，此时袁崇焕死去已经一年多了，事由也是因为耿仲明的弟弟鼓噪索饷，与毛文龙之死并没有直接联系。尚可喜则是崇祯7年才投降满清，东江镇的最后覆灭更是崇祯11年的事了。因此，与其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叛逃，东江镇的覆灭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后果，不如说这是袁崇焕死后辽东明军崩溃狂潮中的一个支流。如果毛文龙在，也许岛中不会这样容易的乱掉？这也很难说，以毛文龙那样的人，说不定投降得更早也有可能。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就曾经说过“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为诸降王长？”当然，这都是推测之词，不能以此为据。但是，从毛文龙死到袁崇焕死的这一年多时间东江镇的情况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袁崇焕不死，他是可以控制住东江镇的。袁崇焕当然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会被皇帝冤杀，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因此将东江镇解体的罪责推到袁崇焕头上是不公平的。

至于第三条，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是有问题。

严格说来，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不合法的。

一般的来讲，处死将领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但考虑到应该加强某些官员的权威，给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明朝采用了授予尚方剑的方式。尚方剑只授予极少数指挥战略方向的重要统帅，它直接代表着皇帝的权威，使得被授予尚方剑的统帅有先斩后奏之权。袁崇焕是就动用尚方剑来斩毛文龙的。但是，即使是尚方剑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通常情况下是“副将以下就地正法，总兵官革职听勘”。也就是说对待像毛文龙这样的总兵官，即使袁崇焕有尚方剑也只能“革职听勘”而已。更何况毛文龙也曾被天启皇帝授予尚方剑，两人都有尚方剑，谁斩谁呢？

说到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和蓟辽属下一个镇的总兵官竟然都拥有象征最高权威的尚方剑，以至可能出现两头大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应该从明朝的战区划分上来找，按照规定，袁崇焕的官衔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那么作为蓟辽一镇的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当然应该归袁崇焕统辖。但实际上历任辽东经略或是蓟辽督师所能管辖到的地方都只有山海关－－宁锦方向而已，东江镇一直都是直接对朝廷负责，俨然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事实上不独东江镇，登莱、天津甚至蓟镇袁崇焕都很难管到，像指挥蓟镇方向的就其实是蓟辽总理刘策，正是这样，身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才会对蓟镇方向的防御无可奈何，以至于瞪眼瞧着后金军突破蓟镇喜峰口入塞，而他回师之举则被称为擅离汛地。

正是有这样的背景，毛文龙面对袁崇焕才敢于那么肆无忌惮，而崇祯也只收回了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却没有动毛文龙的那柄。照说将互相之间有着极其密切联系的战区划分开来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作法，但这却是明王朝控制统兵将帅的不二法门，即所谓“分而治之，大小相制”。袁崇焕则是在试图打破这种格局，真正的督师蓟辽。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袁崇焕实际上是想要将过于分散的指挥权集中起来的统兵大员的代言人，而毛文龙则代表着反对这一举动的地方将领。(这次尝试到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成功过，应该说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在于反对这个举动的不仅仅是那些既得利益的地方将领，还包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臣子拥有能够摇撼中央政权的实力的皇帝。

在崇祯皇帝看来，收回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撤销辽东、登莱巡抚，按袁崇焕的要求任命总兵官－－这一切实际上是将整个辽东军队的指挥权毫无保留的交给了袁崇焕－－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恩典，是大违祖训的了。然而袁崇焕竟然得寸进尺，把手又伸到了东江镇头上，再加上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作法又是半不合法的。由此种种，我们可以想象得出18岁的皇帝看到奏折时的感觉。明史对此的记载是“帝骤闻，意殊骇”。尤其是用得这个“骇”字－－这已经不仅仅是惊怒了，甚至到了怕的程度，在朱由检的18年生活中，大概也只有魏忠贤才曾经令得他“骇”了吧。一个臣子竟然能令得皇帝“殊骇”，那么皇帝对这个臣子的看法可想而知。更何况崇祯又决不是一个好脾气，能体贴下情的皇帝！

尽管崇祯“骇”得够呛，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毛文龙死了，总不成再把袁崇焕也抓起来吧。看着奏折中“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崇祯强按下怒火，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就等着看你的五年复辽了。如果复不了辽，哼哼，你就等着吧。

现在看来，不当场杀掉毛文龙，而是将他逮捕回京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可能是怕不立刻解决问题东江镇将士会生变，可能是担心毛文龙勾结朝中官员而无法治罪，也可能是他的性格的影响......这都是袁崇焕作出另外的选择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袁崇焕认为皇帝对自己是支持信任的，只要说清楚原因，皇帝是会理解的。这却是他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皇帝的“优旨褒答”和“暴文龙罪”又一次坚定了袁崇焕对于皇帝是支持自己这一点的信心，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支持背后隐藏着的是多么可怕的东西－－皇帝已经这一笔笔帐都牢牢的记在心里了，等待着秋后和他算总帐呢。他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五年是复不了辽的，要想交差就得尽快做出一些成绩来，要想尽快做出成绩就得打破祖制，犯朝廷之忌，而为了取得朝廷的同意，他又不得不一次次保证五年复辽。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其唯一的支柱就是崇祯相信袁崇焕能够五年复辽，一旦这个支柱垮了，那么整个平衡就会彻底崩溃，那时就是秋后。

“斩帅”及东江崩溃（二）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一，斩帅公案（二）

毛文龙，号振南，杭州人氏，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荐桥忠孝巷。其人虬髯有英气，善骑射，尤善弈。少年贫困时曾以卖卦测字为业，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职兵部，遂入京谋事，被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补内丁千总。同年九月，兵备道白某录武举，毛文龙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户，升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任守备。熹宗初，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游击衔，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用为补练兵游击。

毛文龙这一路“历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荐”（5），此后的路，便是毛文龙自己走的了。自辽阳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崛起，成为辽东一方雄镇，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天启元年（公元1621）的辽阳之役，明辽东重镇辽阳失陷，努尔哈赤一举占领了辽东半岛。而毛文龙在此役后，随即率二百二十健儿袭破后金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擒杀明辽东叛将、后金守将游击佟养贞（佟养性之兄）等，占领了镇江堡。只是后金大军立刻便杀了过来，镇江堡失守，毛文龙遂退据东江（泛指鸭绿江口的系列岛屿，因其大多位于出海口以东，故称为东江），其后他以皮岛（又名椴岛或南海岛，今属朝鲜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据点，与觉华、旅顺、广鹿、长山、鹿岛等大小岛屿连成一线，成为辽东明军牵制后金的一股重要力量，毛文龙因此被嘉奖，并升任总兵。

镇江之役，发生于明军辽东大败、辽阳失陷之后，这不啻于一针强烈的兴奋剂，让明廷相当部分人为之雀跃欢呼。而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为人騃（音皑，愚笨，不明事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对此意外之胜，自然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急忙上奏，并以此为己功。

但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却对此极为不满。他的不满，是来自于他认为毛文龙这次擅自行动，导致后金对海上防线加强了守备，以至他原来准备在广宁集中重兵守卫，以朝鲜、天津、登莱等水师伺机从背后攻击的“三方布置”之策就此夭折。同时由于这次行动，辽东四卫百姓也受到了后金军的残酷报复，几乎被屠杀殆尽。对此情形，他这样说道：“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熊廷弼“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

此役功过，仁智各见，但与此节要讨论的问题没太大关系，只因事关毛文龙东江崛起之源，所以于此略述。需要再说一下的是，后来因为王化贞的全不知兵和一意孤行，终于又导致了明军的广宁大败。此役中，“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但由于“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是以熊廷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三万明军一朝崩溃，丧师失地退回关内而无能为力。可到了最后，在魏忠贤一干人等的主持下，因广宁之败而被问罪、斩首，且死后还要传首九边用脑袋去游行以警示边军将士的，竟然却是他熊廷弼，而不是那位拥兵十三万的王化贞。对此结果，抱不平的朝臣在崇祯朝时为其翻案的奏折中这样说道：“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6）

至于说到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则必须要承认毛文龙对清军，也就是当时的后金军是有牵制作用的。他的攻击手段通常是偷袭和闪击，且屡屡得手，但斩获不是太大，时常伤亡相当还无法守住夺取的陆上据点，不过他一直坚持的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这个战术，也足以让后金大为恼火。因为清军既无法一举消灭毛文龙，又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他的兵力虽然不能做主力进攻使用，但可配合锦州一线主力明军的攻势威胁后金侧翼，尤其如果能联络当时的明属国朝鲜一起发动攻击的话，威胁会立刻增大。因此毛文龙的存在，好比一个人在背上长了一个疔疮，它有可能溃烂发作成为一个更大的毒疮，让人寝食难安甚至引发其它更大的疾患。

然而，是否籍此就可说“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呢？余以为此说不妥。这里需要澄清的有三个问题，既杀毛文龙有没有错、之后的“己巳之变”是不是毛文龙被杀之直接或者必然后果、东江防线的崩溃是否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导致的。

孟森先生早年在其《明清史论著集刊》一书中，曾提到了关乎此事的一件重要证据，那就是《满洲老档秘录》，后来也叫《满文老档》、《满文原档》等等。

要说“斩帅”公案，则先要把此件档案的来历说清楚，盖因其中有太多关碍。

《满文老档》是清廷入关前，以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记事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公元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除卷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部分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共三十七大册。此档案乃是世之孤本，无论是其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堪称国之重宝，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另有三册老满文木牌，合计四十大册，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满文老档》内容浩瀚，除按年代记载清廷军政大事外，还涉及到当时满族社会组织、典章、制度、与各方的交涉和对内事务处理，乃至民俗、风物、天文地理等等。其文字朴素少修饰，记事翔实，有相当部分内容为明清史和《清实录》所不载、或记载不详、或后来遭修饰甚至改写过的，近年来尤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推为研究清史、晚明史，乃至朝鲜史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满族生产和科技力落后，因此《满文老档》所用纸张均为从明辽东地方衙门得到的公文纸和高丽笺纸，各册厚薄大小均不一致，清初存放于盛京（今沈阳市）崇谟阁。清廷入关后，与其它档案一起存放于北京内阁大库。

此档所用文字为无圈点老满文夹杂蒙古文和少量汉字。老满文是无圈点的，由于历史变迁，才渐渐发展成加圈点，到乾隆年间，能认识老满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故乾隆命两位大学士提取此档，将其中难认的老满文字检出，以新满文标注，做成《无圈点字书》，也就是字典，以供后人学习。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录了第一份抄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底本，后来乾隆又命大学士舒赫德为总裁，开始以加圈点的新满文（又称《加圈点字档》）、不加圈点的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档》）两种满文分别抄录此档，当时完成两份。之后又陆续抄录，合计抄出七份抄本（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称和别称，如以藏所区分的内阁本、崇谟阁本等；以抄写字体区分的草写本、正写本；以外观区分的大、小黄绫本等，由于渊源复杂，不在此赘述），都是180册一份，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现在除原始档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外，上书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踪，学者们怀疑毁于清末兵火，其余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沈阳辽宁省档案馆。

这份档案被世人所窥知、重视，起于二十世纪初。

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对沈阳崇谟阁藏本进行翻译，其部分内容出版后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又改称《满洲秘录》。再其后在《故宫月刊》上进行部分连载，称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但后来通用的称谓，还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称——《满洲老档秘录》，孟森先生所言，即为此版本。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有一位名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记者，在沈阳翻拍到了崇谟阁《加圈点字档》的照片，回到日本后他据此出版了名为《满文老档》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据此版本翻译的日文译作出版，此后遂越来越广为人知。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等人开始翻译此件档案，出版后名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69年，台湾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来的《旧满洲档》，但目前已知的是，由于只得一份原档，因此其残缺部分比北京和沈阳的为多，且因为历史原因而当时无法补缺。

1978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译注工作组，联合了当时国内的十一位满汉文字、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一档案开始进行翻译和校注工作，在参照各版本和各方的协助下，历时十年，于1987年完成了初步译注工作，共译出八十五万余字，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1000册为研究之用，名为《满文老档》。这一版本由于拥有的馆藏原始版本多、参与人员多、出版时间晚、译注时间长等条件，所以能参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现代各种已出版的版本进行比照，因此相对比较完整。

这就是《满文老档》的来历和各版本之大致渊源。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叙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有称《满文老档》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确或歧义者，亦颇多比照台湾版本及日本版的译文，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异同，以努力避免译注传抄中产生的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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