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一：斩帅公案（一） -- 碧血汗青
家园 【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一：斩帅公案（一） “斩帅”及东江崩溃（一）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一，斩帅公案
二，斩帅是非
三，归降之由
四，东江崩溃
一，斩帅公案
袁崇焕在平定辽东军哗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活动，包括汰兵和整治防务等等。次年，他以尚方宝剑斩杀了在关外举足轻重的辽东大帅——明平辽将军毛文龙，顿时朝野大哗，从地方到中央，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除了以崇祯皇帝为首的相当部分人对其举动是支持和肯定的外，亦有一些人是为毛文龙抱屈的，但为数不多。而在袁崇焕被以谋款斩帅、通虏谋叛罪处死后，为毛文龙叫冤者顿时日多，呼声也越来越高，到后来如计六奇者，更干脆以毛文龙方之岳武穆，把袁崇焕比为秦桧，并将袁崇焕责杀毛文龙的十二大罪与招回岳飞之十二金牌相提并论，曰：“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也。”（1）直到清乾隆年间由乾隆为袁崇焕平反之后，为毛文龙叫屈的声音才又渐渐平息下去。
此段事由，是明季辽东战事的一大公案，虽死毛文龙一人，但产生的影响甚广，又如毛文龙是否该杀；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毛文龙被杀是否导致了东江军事据点之崩溃；毛部辽东系将领降清是否和杀毛有必然的联系等等，其中的是非曲折和所牵连到的问题，不可谓不大、不多。
这一公案，更由于其中牵涉到如东林和阉党之间的党争、各方利益、乡党袍泽之义，以及因明清易代而产生的种种错综复杂之关系，以至三百年来争论不断，各种观点也层出不穷，颇如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孟森（心史）先生在《明本兵梁廷栋请斩袁崇焕原疏附跋》中所说，“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即使是到了现在，在对这一公案的认识上，也还是存在着相当分歧的。赞成袁崇焕斩帅的固然很多，但也有相当部分学者坚持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乃是因其不顾大局、刚愎自用而产生的巨大错误，其结果就是自毁长城，因为倘若毛文龙不死，则清军不得无有后顾之忧而频频南下犯关。在这点上，以已经故去的史学前辈谢国桢谢老的观点最为激烈，他在其著作《江浙访书记》中曾这样说到：“且崇焕之轨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一个“纯”字，几已将袁崇焕斩毛文龙的这一举动定在了全无是处，且可指袁崇焕个人品质有所不堪的地步。另外如现在的明史学者、上海复旦大学的樊树志先生，亦持相仿之观点。如在其著作《崇祯传》（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一版）第二章中，就对此论道：
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毛文龙作为平辽将军的存在，毫无疑问对后金是一大威慑力量，有着不可忽视的牵制对方军事力量的战略意义，……所以后金将毛文龙视为眼中钉，每欲派兵征讨，又试图招降，都没收到什么效果。皇太极无法做到的事，袁崇焕帮他做到了，这岂不令亲者痛恨仇者快吗？毛文龙被杀的直接后果，便是几个月之后发生的“己巳之变”。这一事件从反面证明，毛文龙的牵制作用一旦解除，后金兵就便可肆无忌惮地长驱南下，骚扰京畿达数月之久，足以令人深省。
在同一章中，樊树志先生还对台湾学者李光涛先生和北京学者阎崇年先生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表达了自己对袁崇焕“斩帅”一案提出异议的动机：
李光涛先生早在四十年代撰写长篇论文《毛文龙酿乱东江本末》，探幽索微，理清了毛文龙史迹，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把毛文龙在东江的作用全盘否定，把毛文龙说得一无是处，断言道：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结论，实在是大有商榷余地的。近年来，阎崇年先生则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斩帅”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用心颇为良苦，终难令人心悦诚服。笔者无意为毛文龙翻案，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读者诸君或以为拙著所述不可凭信，不妨披阅李、阎的论着，再作深入的思考，以澄清这桩历史公案。
……
袁崇焕杀毛文龙，为后金军队大举南下接触了后顾之忧，终于导致了兵临城下的己巳之变。
樊树志先生在近年来的新作中，依然坚持了同样的观点，内容文字相差无几，而批评则更尖锐，如在其《权与血: 明帝国官场政治》（中华书局，2004年11月第一版）一书的末章中这样说到：
最早研究毛文龙的李光涛先生，……但是他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历史的抑或是现实的?)把毛文龙作为东江总兵的作用全盘否定，把他说得一无是处，甚至对袁崇焕杀毛文龙大加赞扬：“袁崇焕斩所当斩，毛文龙死且有余辜。”这种过于偏激的态度实在难以令人心悦诚服，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感情用事或许是那个特殊年代的时代局限，人们能够理解。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袁崇焕成就卓著的阎崇年先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从评价袁崇焕为民族英雄的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百般辩解，极力证明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参看阎崇年《论袁崇焕》及《袁崇焕“斩帅”辨》，均收于阎著《燕步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用心颇为良苦，结论却过于绝对，与四十多年前李光涛先生遥相呼应，一个说毛文龙一无是处，一个说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无错处。人们不禁要问：历史上真有“一无是处”或“一无错处”的人和事吗?具体而言，毛文龙真的一无是处，袁崇焕杀毛文龙真的一无错处吗？
不妨看看历史的本来面目吧。
樊树志先生认为，李光涛先生这样论述的动机虽然不明，可观点过于偏激，对此，他以为李光涛先生可能是因“时代局限”而“感情用事”；而阎崇年先生则是出于对袁崇焕的“崇敬与偏爱”，才会从袁崇焕是民族英雄这一立场上，为其杀毛文龙一事进行百般辩解。
若从“崇敬与偏爱”这几字判断，我觉得樊树志先生可能认为阎崇年先生这样做的根由也是感情用事，而且他们的观点和所提出的论证，都不能让人心悦诚服，且这些也并不是“真相”。同时，如樊树志先生文中所言，他之所以提出异议并不是想为毛文龙翻案，而“只不过力求把毛文龙之死的真相告诉读者”。另外他还强调道，“历史学家需要客观的心态和冷静的眼光”，余以为此言甚是。
那么客观而冷静地看，毛文龙究竟该不该杀，袁崇焕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六州四十三县铁亦不能为之大错呢（2）？到底什么才是“真相”？樊树志先生力求要告诉读者的是否便是“真相”呢？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我们所看到的历史，都是被岁月这把剪刀裁剪过的残卷。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说：“前人的叙述和判断，现在本身就成了事实。即等待解释或判断的凭证。历史决不是用叙述写成的，它总是用凭证或变成了凭证并被当作凭证使用的叙述写成的。”（3）事实上，我们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4），或者也可以说成一切历史都是思考史，我们所看见的“真相”，是我们思考的结果，并非真正的“真相”。
同样，毛文龙之死的一切过程，早已和时间一起消逝，我们无法再去亲身经历，我们现在所看见的毛文龙之死，都是凭籍着前人的叙述和判断，再由我们在今时今地进行思考得来的结果，是我们思想的亲历。
因此，对于这段已经成为历史的公案，我们不妨先尽可能多地搜集“凭证”，思考进而得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判断，也就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真相”。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二）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三）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四）
“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五）
“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二：斩帅是非
一些题外话。
关于晚明史的一系列话题，其实都是我受约所作的一部书稿中的零散章节，包括此篇在内，所以有些内容与以前在河里贴的会有所重复，盖因以前所贴之内容也是出自此部稿子的内容。这部稿子的重点大致放在明清易代（未及南明）的问题上，虽然明清易代发生是在崇祯朝末年，但牵涉的人事却甚至可追溯到天启乃至万历朝去，实在过于庞大。因此为避免繁杂无当，我大多只限于讨论崇祯一朝的问题，但是也有如袁毛公案这样的，则不可避免地要牵涉到天启朝的人事，碰到这样的时候，我也不会刻意避免，一切以建立完整的事件背景为原则进行阐述。
至于其中很多牵涉到的人事属于广为人知的乃至常识，我就不在稿中详叙了，基本会一笔带过，做个交代而已，以免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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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你这个capo亲自都来发过了，呵呵
家园 【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斩帅公案（五） “斩帅”及东江崩溃（五）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一，斩帅公案（五）
毛文龙的这七封书信，连续起来看，可知前几封是谈判议和，尚算不得什么，但后来毛文龙却明说要率部投降后金，并且企图和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二府，这便是要反明了。即使以最好的情形打算，也是毛文龙已经决定叛明并联合后金对明发起攻击，但由于阔科之被抓，导致皇太极认为毛文龙在算计自己，故而疑心大起，因此对毛文龙的归降提出了新的条件，要求其证明归降的诚意，是以毛文龙归降进度暂时放缓。然则，毛文龙叛还是要叛的，无非有些细节尚待商定而已。这也是我在前文中对阔科事件详加叙述之故，实因此事关系重大，乃毛文龙归降计划之所以没有马上实施的重要原因。
先，毛文龙在给北京的报告中说“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讲和”云云显为饰词。皇太极和毛文龙此刻所讨论的，早已不是单纯的议和，而是在谈归降后金事，双方已然开始研究“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这个计划的可行性了，这哪里是在“讲和”，分明是要叛明。
若说这话仅仅是毛文龙虚言自夸，然则其目的何在？仅仅只是为夸耀而夸耀，没有任何目的，则是无此理。向来夸耀的目的，或要取信对方，或为自重身价，不外是想以此获取更大的利益。倘若全是虚言，届时实施不了又如何取信，如何自重身价？既全无好处，作此虚言何为耶。
其后，毛文龙一面解释阔科之事，一面和皇太极就归还刘兴祚等人事讨价还价，他在第六封信中道：
来书云：若送还诸申，可以往来；否则不再往来等语。尔言误矣！我与刘德库初议时曾言，我两国之事若能成，不仅送还诸申，连我亦无处可去等语。今议和之事未成前，便欲强行索取诸申，安能确立相和之心？至阔科一事，我固然有错，然在彼处，尔之过失亦不少也。……尔诚信赖我，俾我从速登岸，又何必急于索还所有诸申耶？（我）何惜此数诸申人。唯若送还于尔，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论语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我前曾致书云之，以后不可差大人来，南人及南官在皮岛，有事暗暗差人，渐渐说明，可做即做等语。前者俱已讲明完结之事，抑又何疑？汗仍遗书，言不明确，甚是疑惑，故我复遣人往。
这封书中，毛文龙已经很明确地准备拿自后金反正的刘兴祚兄弟做交易了，惟一怕的是这样一来隐瞒不住皮岛军民：“何以掩我地人民之耳目耶？”，是以诉说如此为“欲速则不达”，又道如果归降成功，连自己都是要去到后金处，因此希望皇太极先把这个问题放一放再说。同时他又再次提醒皇太极，皮岛有明中央政府派来的“南人及南官”（“南人”“南官”这两词，用得甚是可圈可点，杭州人氏的大明平辽将军毛文龙，此又置自己于何地焉）在，以后不要派身份太高的人做使者前来，此无非是怕阔科事件重演的意思。按当时后金额真之职有四，固山额真即后来的议政大臣，之下为梅勒额真、扎兰额真、牛录额真，故毛文龙有此说。
到了第七封信，毛文龙不但说到前有派人去和皇太极商谈里应外合之事，且明确表达了自己“归降之念”，同时要求皇太极赐一封“誓书”给自己，就将实施行动。并说此事已经将和部下讨论过，只是因为人手不齐，所以还未发动：
前者我遣周姓人往约汗与诸贝勒云：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取之则易如反掌等语。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又云：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对遣来之刘保等人仍以善言惑之，做速遣回，事将自然完结等语。汗又不纳，反而言称：尔欲来归，则送诸申前来登岸，不然，勿再遣使。倘若遣人前来，则即行杀之等语。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其率兵于山东地方收粮，逼迫前往，因不合意，即行劫掠。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告叛之人，有功升为副将，（此何意乎？）。我虽在此地兼职，而归回彼地之心常存也，此非奸诈。唯因汗与诸贝勒弗能通情达理，是以我归心未定。（上何不见谅乎？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也。）汗谓尔虽在彼处为我勤力为之，我亦不嘉许，唯尔来归，即为头功等语。臣之惧而不敢往者三事，谅汗不知也。负恩逃来之此一也，今无寸功，待臣为汗立大功后，方可归回，不然谁不骂我奸宄也。闻汗于宁远议和，倘我至彼，议和已成，明（兵）即索我还，汗又责我往来无定，万一遣归，则我粉身碎骨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二也。我诸兄弟复至，虽在彼照常养之，而不以原礼待之，我虽在彼生亦犹死也，故惧而不敢往，此三也。以上三事，汗当静心思之，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誓，我将乐于做事。若书东江之事，一旦传扬，惟恐被牵连，事将难办，遂未书之。善养所往之人，令人看守，勿使囚禁受苦，以免人惧而不往也。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因三弟在宁远，四弟往山东，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明兵又接踵而至，当时未遣人往报，汗且恨之。我自有主意。有必要时，自遣人往报。若疑有诈，即行停止，我亦不遣人去。（22）
以此封信所涉之内容而言，则毛文龙已反，或云必反，明矣。
按毛文龙信中所说，在此信前，他已经派出周姓使者前去知会皇太极，“尔牵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取之则易如反掌”，如此则其反明之心、之行确实无疑。
但此计划因为“当时汗与诸贝勒竟不纳我言”，所以没有实施。至于想取何地，他没有说明，可联系之前的书信，当可推知多是前回所说的山海关等要害之地。不过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因此能肯定毛文龙曾邀约皇太极提兵前来，“里应外合”夺取明军所守地，就足够了，这已充分说明其叛明行为是确实的，并已付诸行动。
接下去他所说的又是关于遣返刘兴祚等人之事。由于皇太极对刘兴祚恨之入骨，必欲得之后快（详见后章“东江崩溃”），因此这次开出的条件，依然是先送回反正的刘兴祚等人。毛文龙则说自己见此后，“因知事不能成，归降之念，随即断绝”，其实由此即已可言，毛文龙归降之事是实，就是退一步说，也是之前已决定归降，至此复为一顿而已。
毛文龙随即说自己前去山东收粮，结果因这不合自己心意，于是兴兵而起，借收粮之名，到山东地方抢劫去也，联系他当时确实在山东有纵兵抢劫之举，可知此言非虚。而此亦为其欲向皇太极证明其所说之“我取山东”非虚言也，这是在向皇太极证明自己的实力。不过，毛文龙当时之所以能在山东抢劫一番而无人阻拦，盖因他此刻还是明军，而不是后金军。倘若他树起的是后金军旗号，只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随后毛文龙告诉皇太极，他已经得知皇太极把自己密谋归降之事通报给袁崇焕，并颇有责怪之意。之后则一再表示自己归降之心是实，即“但来时，即尔之臣工”云云。接着，他又说了三个之所以没有马上归降的理由及忧患：
其一，要等立功取信后才来，而目前还没有成绩。这话应该是虚应故事表白一下而已，可不论。
其二，由于皇太极已经开始和袁崇焕议和，因此万一自己归降过去后，皇太极和明朝和议得成，而明朝又和皇太极索要刘兴祚一般，把遣返自己当做与后金和议条件的话，他怕皇太极会因怀疑自己归降之心不实而将自己送还，如此则自己将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所以现在不敢归降。
其三，自己和手下归降之后，皇太极虽然任用，但如果不待之以荣礼，则自己将虽生犹死。
这后两条，应该是实实在在地说出了毛文龙没有马上归降的原因的。
由于皇太极此前表现出来的不信任之意，外加皇太极已经开始转与袁崇焕议和，因此毛文龙极怕皇太极会把自己当议和的筹码，把自己交出去送给明军处理，同时，他对皇太极给自己什么待遇，也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至少不能底于现在的地位，而且不能夺自己的实权，即不能“照常养之，而不以原礼待之”。
那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毛文龙道：“以上三事，汗当静心思之，请赐我誓书一道，共同起誓，我将乐于做事。”这即是向皇太极索要“丹书铁券”一类的东西，只要皇太极愿意写“誓书”做保障，毛文龙便将开始实施归降行动。同时他又嘱咐说，誓书内不要写及东江事体，因为万一传扬出去，则事将难成。
最后结尾处，毛文龙又说“已与耿千总商议归降之策”。疑此人即为后来之叛将耿仲明，因毛文龙部下姓耿又得毛之亲信至此者，仅此一人而已。接着又说自己部下其余人等外出未归，“故至今慎不敢行而未动”，外加明军又接踵而来，所以待机会合适再行通知、发动，如果皇太极不信，则就此做罢。
以全文观，此书之重点，是在于毛帅欲向皇太极索要一道保证不会在其归降后金以后，又将其作为议和筹码遣返明朝，同时要“以原礼待之”的誓书，此即是“臣之惧而不敢往者”“谅汗不知也”的关键所在。只要满足了这一条件，他便可来归。
以皇太极一方来看，只需写一通誓书，就可得东江一镇，不但得十数万军民、水师，还去掉了一个来自侧翼的威胁，而且即使失败也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损失，这实在是一桩划算之极的买卖，所以这份誓书是百分之一百会写给毛文龙的，故基本可说毛文龙反之必矣。
此处之所以敢断定皇太极一定会写誓书，乃是因为后来在同是镇守皮岛的刘兴治兄弟归降前，皇太极不但焚香盟誓写下了这样一封类似的誓书，而且还拉上了八旗旗主等十二位贝勒大臣，自代善、莽古尔泰到多尔衮、多铎，乃至岳托、萨哈廉、豪格等人，一起参与了盟誓，并将名字都写进了誓书。在此份誓书中，皇太极等人立誓道：“若负盟约，……追究刘氏兄弟往来，……将必遭天地谴责，夺其计算，使之夭折”（23），此誓发得不可谓之不毒，牵扯到的后金皇室达官不可谓之不多，再观其与刘氏兄弟之往来礼敬，其拳拳之心，确实可佩。另外，清所藏之档册内，此类誓书极多，与蒙古各部落、朝鲜等处的盟誓之书比比皆是，因此当时辽东一带或者后金的势力范围内，或是对此类盟誓是看得极重的，所以毛文龙才想到要这样一封誓书罢。
需要说一下的是，早年的明清史大家孟森先生，曾在《明清史论著集刊》中提及过这些书信。在谈到毛文龙的第六封书信时，孟森先生曾道，毛文龙“词气倨傲，绝不似投降口吻”，“当是互相玩弄，非有意于归降也。”
然则，毛信固然有“词气倨傲”之观，但这毕竟只仅仅是个猜测，无法仅据此“词气倨傲”之判断，就可以没有其他任何实证或旁证，就一举否定毛文龙书信中这许多苦口婆心的归降谈判和里应外合的谋划。
同时，我们也必须要考虑到，此刻后金的势力，还远没有后来那样庞大。其时后金的可战之兵，即使满打满算倾巢而出，亦不过十余万而已，且粮草器械时时匮乏，而来自蒙古和朝鲜的左右夹击还未能完全消除，处境并不是十分好。就是皇太极本人，也曾为了议和成功，一度被迫自己削去帝号，降而称汗，并弃用自制玉玺，转而向大明朝请印（24）。再就是当时后金的经济和生产力等，都还不如朝鲜富足与发达，而观诸毛文龙与朝鲜李朝之间的来往书信，口吻亦是如此，相差无几。当时毛帅帐下可战之兵两三万，东江一镇辖辽民及其他各部落之民十数万，几等于当时后金国力的三分之一，毛部的水师、火器操炮技术又向为后金所缺，且皇太极也并不知道毛文龙归降的真实动机和背景等等。因此说到底，此刻的皇太极和后金，若在中原人士看来，亦不过只是一部势力强大的“外藩蛮夷”而已，虽然毛文龙身居前线深知后金八旗军之战力，但他毕竟还是官居大明朝的一品武职一方总镇，所以信中有“词气倨傲”之举实在并不为过，他若十分的卑躬谦词，反倒显得不正常了。
还可与此参照的，便是后来几近投降的刘兴治兄弟与皇太极的许多往来书信，即使已然称臣，其口吻也照样与毛帅此刻一般无二，就是涉及如部下偷挖人参、贸易等小事，双方之论辩，一来一往亦是极其直白，其间并无任何虚饰套话（详见后章“东江崩溃”）。又皇太极与诸蒙古部落的书信来往之口吻，也相仿无几，是以此应为当时建州礼仪陋而未全之故，或可云不求缛节、朝气蓬勃之风气。
故而孟森先生认为毛帅书信有“词气倨傲”之观，并因此得出其“非有意于归降”的猜测，似过多地着眼于中原传统礼仪及清廷入关后才形成的烦琐礼仪制度，不免忽略了当时辽东建州一带风情，还远未有后世之严密，是以此点难为毛帅不降之凭。
除此以外，也有部分论者提出，这是否有可能是毛文龙的诈降之计。当然，此种假设也不失为一种可能，若这真是毛文龙在实施诈降诱骗皇太极，则实为奇功异谋，不可谓之不美。只是这条计策如没有明军主力的配合，是绝无成功之可能的，因此毛文龙没有不向顶头上司袁崇焕报告的道理。
退一步看，即使他与袁崇焕有仇隙，怕袁专功，那也没有不向兵部乃至上奏崇祯之理。而此等需要多方部署和配合的大规模行动，即便辽东明军主力出战，也还需要看带兵的主帅是谁、出动的是什么部队。如是孙承宗、袁崇焕、祖大寿等人，当可有部分胜机，但此为野地浪战，向为八旗军之所长，即使是诱伏成功，也不得说有八、九成把握。在如此艰险的情况下，毛文龙于事先和事后，都不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消息和计划，上报北京朝廷以及宁远、锦州诸镇，安得云其为诈降乎？
再退一步看，倘若皇太极真的出兵呢？如只是出兵宁锦、山海关，那也还罢了，盖因与皮岛无涉。可如果他先出兵来收取皮岛，则毛文龙又该如何处置？以他部队的战斗力和数量，根本不可能出岛对抗八旗主力。即如丁卯之役，阿敏只率三万余后金军出征朝鲜和皮岛，毛文龙部驻守的铁山被破，铁山守将毛有俊、刘文举等被杀；义州明军一万、朝鲜军二万尽灭，毛帅也就只是、只能、只敢隔海观望滞于皮岛不出而已。所以倘若真出现这样的情况，届时他唯一能做的依然还是在岛上观望，任其蹂躏地方，此等举动无异于引火烧身，于己无一点好处，因此这是无法简单地以诈降、虚言一类的假设来解释的。而且这些假设，始终也只是假设，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证据，可以证实这些假设是成立的，所以也就无法以这样的假设去推倒毛文龙自己所写的这些书信内容，并为毛文龙的所言所行做辩护。
综观毛文龙、王子登二人与皇太极的这十余封书信，其过程就是先议和，后打算归降，关键是在于皇太极的使者阔科之意外被捕，导致了皇太极疑心大生，因此大大阻碍了毛文龙的归降行动，甚至差点使之夭折。但是，此事乃系皇太极一方疑惑不定，而非毛文龙。毛帅屡屡主动邀约后金大军“里应外合”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又索取誓书为归降之后的保障，充分说明了他的归降意向和行动都是积极的。
对毛文龙归降过程中所出现的这一“阔科事件”，我想应该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需要充分认识这一事件对毛文龙归降进程所起的影响。也许会有人下意识地认为皇太极对这样一个使者应该不会那么重视，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这起事件对毛文龙的归降谈判，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在毛文龙死去三年后，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二月初五日，皇太极在与刘兴治的书中，又重新提到了此事，并据此罪毛帅负约，书云：“我诚欲取其岛，当毛文龙与我盟誓天地，而后负盟，擒我之使者献其帝时，攻其岛，不能得乎。”（25）由此可见即使在三年后，皇太极还依然对“擒我之使者献其帝”一事耿耿于怀，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阔科事件对皇太极这一面的影响之大。
只不过照双方往来书信看，当年是阔科被擒在前，毛帅要求盟誓在后，所以皇太极此处所谓的盟誓、负盟云云，实乃是欲责毛文龙背盟之罪而为之的虚言。但这同时也说明，毛文龙确实曾与皇太极有过归降之约，无非是皇太极因阔科事件而疑其背盟罢了。
因此，倘若没有阔科这一节外生枝之事，则毛文龙很可能在袁崇焕杀他之前就归降后金了。而毛帅在阔科事件后提出的条件，仅只是索要一份皇太极必然会写的盟书，则其归降之意，盖已有十九之数，退一步讲，即使当时不反，亦是无人可保日后毛文龙不反，是以袁崇焕之“斩帅”，可谓斩得及时。如若不然的话，非但东江一镇可能将马上不为大明所有，也许还要连带宁锦、山海关以及登莱两府一起不保或遭受巨大损失，丧送掉大批辽东明军和百姓的性命。另据《李朝仁祖实录》记载，当时在朝鲜方面，亦认为袁崇焕斩毛文龙“在中国为先去腹心之疾，在辽民为脱虎口归慈母，在三韩为决痈溃疽而延命回生”，这也从另一方面提供了辽东和朝鲜一带对斩帅之举所持的一个观点。
因此从以上所论之事迹来看，可以说袁崇焕“斩帅”斩得不错，毛文龙也死得也并不冤枉。谢国桢谢老说袁崇焕斩毛文龙“纯由私人挟嫌所致”固然不能成立，樊树志先生指袁崇焕斩帅“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令亲者痛恨仇者快”等等，亦有偏激过责之嫌。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花，汗青兄能否分析一下毛文龙叛明的动机 好比检方根据手中的证据指出了被告的犯罪事实，最后也总要来一个动机的分析。
家园 兄所言甚是 俺这个东西，一共有四节，分别是
一，斩帅公案
二，斩帅是非
三，归降之由
四，东江崩溃
第一节斩帅公案，基本是完了，说的是毛文龙是否杀错。第二节便是讨论袁督师如此处置的是非了，第三节正是兄所言的毛文龙如此作为的动机和原由。
第四节则是由于东江崩溃的过程其实相当复杂，而关于这个问题讨论却一向比较少，因此想把此段事迹说的详细些。
这些俺都会陆续贴上来的，呵呵，到时还望大家一起多指教的说。
同时响应铁手号召，一个主题起一贴，所以每节俺都重开一贴的说：Ｐ
家园 汗青兄前面提到了毛文龙必除的理由 中后期不但不遵从调度，更意图借助后金之力独尊海外，成为与辽东大局格格不入的障碍这个我认同，但同时这件事情上也埋下了皇帝对袁猜忌的祸根，不知道在这件事情上是否袁可以有更好的手段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家园 假如要是老奸巨猾的曾国藩李鸿章之类的来处理这种情况的话 大概也就忍了
不过 曾国藩他们能忍耐一个可有可无的好好先生 管文
能不能忍受一个骄横跋扈不服调遣的部下就是另一回事了
家园 想起了三国演义中的一段： （讨论怎么遏制蜀国的咄咄逼人）“姜维甚勇，可遣一智勇之将刺杀之……”
俺认为要除掉毛文龙可以用这个办法。但是据说他亲兵干儿子一大堆，搞不好会弄巧正拙——除非就从这些人中间物色。
家园 哈哈，跟俺想的一样，比如制造个意外事件 然后以稳定局势的名义顺理成章地接受江东，又可最大程度地减少崇祯的神经过敏，但估计袁督师不屑采用这种手段的。
可是无论袁的正面手段再堂堂正正，毛文龙再罪大恶极，只要是袁在这件事上采取了主动，那就注定了他最后的失势。
家园 不用汗青兄,我给你回复 
家园 对不起，我不认为你的理由够充分，尽管我不一定反对你的结论 所以，我还想听听汗青兄的分析。
不用汗青兄,我给你回复 [天空黑鹰] 2006-02-17 20:05:09btw, 谢谢您提醒俺眼神不好，但没让您说服我，又让您失望了，抱歉～
家园 del
家园 所谓毛是假投降站不住脚—并毛的投降原因浅见 。史料先不说他，就从军事角度看，汗青兄的分析就很明白了。
俗话说：女真不满万，满万无人敌。满清军队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火器进步到有机枪和现代大炮以前，在平原作战中根本就是无法遏止的。这也从后来的满清入关的征战，还有和俄罗斯、准葛尔各部实战证明了。
当时的明军，战斗力极其低下，更何况野战。毛历史上从来没有敢和满州军野战过，即使袁也没有这个实力和勇气。而所谓的假投降，建立在毛准备消灭或者削弱满清军队的基础之上，而他即没有这个力量，更没有这个胆量，更何况查遍历史也没有这方面的记载和计划。总不能他希望皇太极孤身来劝降，立个大功吧。
但是，毛为什么在明朝还占有战略优势的情况下，准备投降满清，其实原因很清楚！！
1、中央对毛并不信任。毛是丘八出身，在中央无人，虽然靠贿赂拉拢了一些大臣作后援，但是并不可靠。一旦发生变故，那些官僚出卖他会毫不留情。
2、明朝虐杀熊的前车之鉴。熊一心为国，而且无论从资力、官职、能力、人脉，包括皇帝的信任无不远超与毛，可是仍然被杀了。兔死狐悲，毛不能不给自己留后路。
3、满清虽然暂时实力不如，但是团结一致，政策对头，上下齐心，局面蓬勃向上；明朝看似强大，然而内部烽烟四起，党争不熄，施政不当，内外离心，已经日落西山。身在前线的毛很清楚这点，应该说他还有点眼力。历史上以一隅之地，成就王霸之也的历历皆是，那么毛的选择也就很清楚了。
袁、毛的心路历程中，袁被研究分析的很清楚了；而毛却因为背负汉奸、叛徒的罪名，没有多少人详细研究，深入探讨。
我想：
毛的投降之路和历史上的很多所谓汉奸和真正的汉奸的投降叛变之路，倒是很可以研究一下。
有确实无耻下流甘于堕落出卖的；也有含冤赴难，被迫无奈的。今天我们的研究和探讨，我个人浅见以为：
既要深入分析，深刻批判；更要认真反省，直入骨髓的探究。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会产生这么多汉奸，我们民族的那些东西和思想、习俗、文化是不合适的，要改变的。
只有这样分析透彻了，反思了，改变了，我们将来的历史中，我会希望汉奸这个词汇会越来越少！
本来只想说毛、袁之事，信笔由缰，拉拉杂杂瞎写了这些东西，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