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一：斩帅公案（一） -- 碧血汗青

“斩帅”及东江崩溃（二）

——袁崇焕斩毛文龙公案辨析

文/碧血汗青

一，斩帅公案（二）

毛文龙，号振南，杭州人氏，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正月十一日生，居杭州荐桥忠孝巷。其人虬髯有英气，善骑射，尤善弈。少年贫困时曾以卖卦测字为业，万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春，因其舅氏沈光祚任职兵部，遂入京谋事，被荐于辽东总兵李成梁帐下，补内丁千总。同年九月，兵备道白某录武举，毛文龙名列第六，署安山百户，升辽阳千总，三年后升任守备。熹宗初，辽东经略袁应泰命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游击衔，后被广宁巡抚王化贞用为补练兵游击。

毛文龙这一路“历仕至此，俱由光祚所荐”（5），此后的路，便是毛文龙自己走的了。自辽阳失陷起，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迅速崛起，成为辽东一方雄镇，充分展现了他的个人能力。

天启元年（公元1621）的辽阳之役，明辽东重镇辽阳失陷，努尔哈赤一举占领了辽东半岛。而毛文龙在此役后，随即率二百二十健儿袭破后金之镇江堡（今辽宁丹东市东北九连城），擒杀明辽东叛将、后金守将游击佟养贞（佟养性之兄）等，占领了镇江堡。只是后金大军立刻便杀了过来，镇江堡失守，毛文龙遂退据东江（泛指鸭绿江口的系列岛屿，因其大多位于出海口以东，故称为东江），其后他以皮岛（又名椴岛或南海岛，今属朝鲜人民共和国）为主要据点，与觉华、旅顺、广鹿、长山、鹿岛等大小岛屿连成一线，成为辽东明军牵制后金的一股重要力量，毛文龙因此被嘉奖，并升任总兵。

镇江之役，发生于明军辽东大败、辽阳失陷之后，这不啻于一针强烈的兴奋剂，让明廷相当部分人为之雀跃欢呼。而当时的广宁巡抚王化贞，“为人騃（音皑，愚笨，不明事理）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对此意外之胜，自然更是大喜过望，于是急忙上奏，并以此为己功。

但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却对此极为不满。他的不满，是来自于他认为毛文龙这次擅自行动，导致后金对海上防线加强了守备，以至他原来准备在广宁集中重兵守卫，以朝鲜、天津、登莱等水师伺机从背后攻击的“三方布置”之策就此夭折。同时由于这次行动，辽东四卫百姓也受到了后金军的残酷报复，几乎被屠杀殆尽。对此情形，他这样说道：“三方兵力未集，（毛）文龙发之太早，致敌恨辽人，屠戮四卫军民殆尽，灰东山之心，寒朝鲜之胆，夺河西之气，乱三方并进之谋，误属国联络之算，目为奇功，乃奇祸耳！”于是熊廷弼“贻书京师，力诋化贞。朝士方以镇江为奇捷，闻其言，亦多不服。”

此役功过，仁智各见，但与此节要讨论的问题没太大关系，只因事关毛文龙东江崛起之源，所以于此略述。需要再说一下的是，后来因为王化贞的全不知兵和一意孤行，终于又导致了明军的广宁大败。此役中，“化贞仗西部，廷弼云‘必不足仗’；化贞信李永芳内附，廷弼云‘必不足信’。无一事不力争，无一言不奇中”，但由于“广宁兵十三万，粮数百万，尽属化贞，廷弼止援辽兵五千人”，是以熊廷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十三万明军一朝崩溃，丧师失地退回关内而无能为力。可到了最后，在魏忠贤一干人等的主持下，因广宁之败而被问罪、斩首，且死后还要传首九边用脑袋去游行以警示边军将士的，竟然却是他熊廷弼，而不是那位拥兵十三万的王化贞。对此结果，抱不平的朝臣在崇祯朝时为其翻案的奏折中这样说道：“斯则廷弼死未心服，海内忠臣义士亦多愤惋窃叹者。特以‘封疆’二字，噤不敢讼陈皇上之前。”（6）

至于说到毛文龙在辽东战局中的作用，则必须要承认毛文龙对清军，也就是当时的后金军是有牵制作用的。他的攻击手段通常是偷袭和闪击，且屡屡得手，但斩获不是太大，时常伤亡相当还无法守住夺取的陆上据点，不过他一直坚持的敌退我进、敌进我退这个战术，也足以让后金大为恼火。因为清军既无法一举消灭毛文龙，又不能漠视他的存在，他的兵力虽然不能做主力进攻使用，但可配合锦州一线主力明军的攻势威胁后金侧翼，尤其如果能联络当时的明属国朝鲜一起发动攻击的话，威胁会立刻增大。因此毛文龙的存在，好比一个人在背上长了一个疔疮，它有可能溃烂发作成为一个更大的毒疮，让人寝食难安甚至引发其它更大的疾患。

然而，是否籍此就可说“对袁崇焕而言，杀毛文龙可以说是一个大错误，对己对国都没有好处”呢？余以为此说不妥。这里需要澄清的有三个问题，既杀毛文龙有没有错、之后的“己巳之变”是不是毛文龙被杀之直接或者必然后果、东江防线的崩溃是否是因袁崇焕杀毛文龙而导致的。

孟森先生早年在其《明清史论著集刊》一书中，曾提到了关乎此事的一件重要证据，那就是《满洲老档秘录》，后来也叫《满文老档》、《满文原档》等等。

要说“斩帅”公案，则先要把此件档案的来历说清楚，盖因其中有太多关碍。

《满文老档》是清廷入关前，以老满文书写的编年体皇家档册，记事起于明万历三十五年（清天命前九年，公元1607年），止于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除卷首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部分残缺外，其余保存完好，共三十七大册。此档案乃是世之孤本，无论是其学术价值还是文物价值，都堪称国之重宝，为二十世纪中国档案界“四大发现”之一。另有三册老满文木牌，合计四十大册，现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满文老档》内容浩瀚，除按年代记载清廷军政大事外，还涉及到当时满族社会组织、典章、制度、与各方的交涉和对内事务处理，乃至民俗、风物、天文地理等等。其文字朴素少修饰，记事翔实，有相当部分内容为明清史和《清实录》所不载、或记载不详、或后来遭修饰甚至改写过的，近年来尤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推为研究清史、晚明史，乃至朝鲜史第一手资料。

由于当时的满族生产和科技力落后，因此《满文老档》所用纸张均为从明辽东地方衙门得到的公文纸和高丽笺纸，各册厚薄大小均不一致，清初存放于盛京（今沈阳市）崇谟阁。清廷入关后，与其它档案一起存放于北京内阁大库。

此档所用文字为无圈点老满文夹杂蒙古文和少量汉字。老满文是无圈点的，由于历史变迁，才渐渐发展成加圈点，到乾隆年间，能认识老满文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故乾隆命两位大学士提取此档，将其中难认的老满文字检出，以新满文标注，做成《无圈点字书》，也就是字典，以供后人学习。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抄录了第一份抄本，一般称这个本子为底本，后来乾隆又命大学士舒赫德为总裁，开始以加圈点的新满文（又称《加圈点字档》）、不加圈点的老满文（又称《无圈点字档》）两种满文分别抄录此档，当时完成两份。之后又陆续抄录，合计抄出七份抄本（这七件抄本各有不同的版本名称和别称，如以藏所区分的内阁本、崇谟阁本等；以抄写字体区分的草写本、正写本；以外观区分的大、小黄绫本等，由于渊源复杂，不在此赘述），都是180册一份，分藏于北京和沈阳两地。现在除原始档册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外，上书房本抄本一份已失踪，学者们怀疑毁于清末兵火，其余六部不同版本的抄本则分别藏于北京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沈阳辽宁省档案馆。

这份档案被世人所窥知、重视，起于二十世纪初。

1918年，清末进士金梁先生召集人手，对沈阳崇谟阁藏本进行翻译，其部分内容出版后名为《满洲老档秘录》，后又改称《满洲秘录》。再其后在《故宫月刊》上进行部分连载，称为《汉译满洲老档拾零》，但后来通用的称谓，还是沿用了其初始出版名称——《满洲老档秘录》，孟森先生所言，即为此版本。

而在差不多的时间内，有一位名叫内藤虎次郎的日本记者，在沈阳翻拍到了崇谟阁《加圈点字档》的照片，回到日本后他据此出版了名为《满文老档》的影印版本，1939年依据此版本翻译的日文译作出版，此后遂越来越广为人知。

1964年，台湾学者广禄等人开始翻译此件档案，出版后名为《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1969年，台湾又出版了由原件影印而来的《旧满洲档》，但目前已知的是，由于只得一份原档，因此其残缺部分比北京和沈阳的为多，且因为历史原因而当时无法补缺。

1978年，位于北京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作成立译注工作组，联合了当时国内的十一位满汉文字、历史专业研究人员，对这一档案开始进行翻译和校注工作，在参照各版本和各方的协助下，历时十年，于1987年完成了初步译注工作，共译出八十五万余字，1990年正式付梓刊印1000册为研究之用，名为《满文老档》。这一版本由于拥有的馆藏原始版本多、参与人员多、出版时间晚、译注时间长等条件，所以能参照各不同的原件版本以及现代各种已出版的版本进行比照，因此相对比较完整。

这就是《满文老档》的来历和各版本之大致渊源。为方便起见，本文所叙和所引之文，除非特别注明，否则有称《满文老档》者，均指1990年北京版本，但其中疑有不确或歧义者，亦颇多比照台湾版本及日本版的译文，并于注释中标明其异同，以努力避免译注传抄中产生的错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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