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斩帅”及东江崩溃之一：斩帅公案（一） -- 碧血汗青

以下是拙作《有明袁大将军》中对毛文龙事件的看法。后来在阎崇年新出的《袁崇焕传》中看到满文老档里载有毛文龙给皇太极的几封密信，其中有毛文龙要投降后金的内容，如此事属实，则毛文龙的死有余辜就不必再争论了

诛杀毛文龙大概是袁崇焕一生中最有争议的事件了，在他生前死后都有着许多非议。

这些非议归纳起来大致有三条：一是毛文龙罪不当死，袁崇焕杀他杀得太冤枉；二是杀毛文龙使得东江镇军心大乱，发生了一系列叛逃事件，最终导致东江镇的覆灭；三是杀毛文龙引起了崇祯的不满，成为后来崇祯冤杀袁崇焕的诱因之一。

让我们一条条的来分析这些非议吧。

首先，毛文龙当死吗？

袁崇焕杀毛文龙之前曾宣布了他的12条斩罪，我们可以发现这12条并非条条都是那么了不得的。第三条出言悖逆是欲加之罪，像什么“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之类的话明显是开玩笑而已；第六条“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则显然是发现东江镇诸将都姓毛之后临时加上去的；第五条因为“擅开马市”就说是“私通外番”也未免有些牵强。第二条杀降冒功，第四条侵吞军饷，第七条剽掠商船，第八条强抢民女，第九条驱难民远窃人参，第十一条掩败为功，第十二条观望养敌，这几条应该说都有其实，但是也并非东江镇一家毛病，而是当时明军的通病，当然毛文龙天高皇帝远干得比其他人更狠些也是有的，但是否因此就应该处斩也确实值得商榷。至于第十条“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毛文龙确实是巴结魏忠贤，一时为天下人所不齿，但是他毕竟不像崔呈秀那种人一样去积极的为魏忠贤为虎作伥。他的巴结魏忠贤更多的是明哲保身的性质，他不是袁崇焕孙承宗那样的耿直君子。对于毛文龙来说，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非得更魏忠贤把关系处好不可，其实即使是袁崇焕不是也曾经要给魏忠贤修过生祠吗？

12条斩罪中真正的要害实际上就是第一条－－不服督师管核。毛文龙远在海外，一向自行其是，从不把督师经略的指挥放在眼里，尤其官至总兵，开镇东江之后更是如此。以至于宁远，宁锦两次大战，辽西走廊打得惊天动地之时，他东江镇却不出一兵一卒相援，也不进袭后金后方以为策应。不仅如此，由于东江镇节制整个海上方向却不积极进取，就使得明朝曾经寄以厚望的通过海上袭击后金的战略成了一纸空文。从熊廷弼的三方布置策开始，海上就是明朝的一个重要战略方向，但始终没有什么象样的战果，一般虽然是提以天津，登莱作为海上方向，但实际上天津，登莱都只能作东江镇的后援，真正的前线还是东江镇。所以东江镇不好好干，海上就不可能有什么作为。而且在军饷如此匮乏的情况下，这个毫无作为的东江镇每年还要耗饷数十万，就更令人无法容忍了。

有人曾经对这一点有所怀疑，认为袁崇焕在出京之前就与大学士钱龙锡密议过除掉毛文龙的事，此时袁崇焕尚未上任，也就不存在什么毛文龙不服管核的问题，因而得出结论说这一条实际上也是欲加之罪。事情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要看到袁崇焕并不是一直坚持非杀毛文龙不可的，在登上双岛之后，他曾经作出过好几次尝试，想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但都遭到了毛文龙的拒绝。亲口提的要求都遭到拒绝，袁崇焕又怎么能够指望自己远居宁远或者山海关时毛文龙能够服从管核呢？

当然，即使是如此，也不见得非杀不可。毕竟在明末，尤其是更晚一些时候，比毛文龙更加桀傲不逊的将领也有不少，他们并没有都被处死，像左良玉和江北四镇那样的骄兵悍将反而被朝廷百般迁就，一个个封侯封伯。这个区别就在袁崇焕身上了，他那五年复辽的期限迫使他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彻底的整顿好军队，因为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以至于必须在最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部分的完成。这就决定了他不能放任毛文龙不管。而袁崇焕本人的性格也是一个原因，他耿直的禀性，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使得他没有过多的去考虑各种各样复杂的关系，而是率性而为。在与钱龙锡的密谈中他就直率的提出“入其军，斩其帅”，而他也正是这样做了。在明末诸多文臣统兵大员中，敢于这样快刀斩乱麻的对待那些骄兵悍将的只有袁崇焕一人！

因此，概括来说，毛文龙的罪如果在别的时间地点，遇到了别的督师，或者不会死。但是，在那种情况下，遇到了袁崇焕，他确有取死之道。而袁崇焕的诛杀毛文龙也不是一时冲动或是党同伐异之举，而是与当时的形势有着密切的关系的。

至于东江镇的解体，将其完全归罪于袁崇焕是不公平的。

其实在毛文龙死后的一段时间内，东江镇并没有什么异动。孔有德、耿仲明的叛乱是崇祯4年10月的事，此时袁崇焕死去已经一年多了，事由也是因为耿仲明的弟弟鼓噪索饷，与毛文龙之死并没有直接联系。尚可喜则是崇祯7年才投降满清，东江镇的最后覆灭更是崇祯11年的事了。因此，与其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的叛逃，东江镇的覆灭是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后果，不如说这是袁崇焕死后辽东明军崩溃狂潮中的一个支流。如果毛文龙在，也许岛中不会这样容易的乱掉？这也很难说，以毛文龙那样的人，说不定投降得更早也有可能。梁启超在《袁崇焕传》中就曾经说过“吾以为此亦存乎其人耳。毛文龙不死，安知其不执，为诸降王长？”当然，这都是推测之词，不能以此为据。但是，从毛文龙死到袁崇焕死的这一年多时间东江镇的情况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袁崇焕不死，他是可以控制住东江镇的。袁崇焕当然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自己会被皇帝冤杀，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因此将东江镇解体的罪责推到袁崇焕头上是不公平的。

至于第三条，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是有问题。

严格说来，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不合法的。

一般的来讲，处死将领必须得到朝廷的批准，但考虑到应该加强某些官员的权威，给予他们临机决断的权力，明朝采用了授予尚方剑的方式。尚方剑只授予极少数指挥战略方向的重要统帅，它直接代表着皇帝的权威，使得被授予尚方剑的统帅有先斩后奏之权。袁崇焕是就动用尚方剑来斩毛文龙的。但是，即使是尚方剑的权力也不是无限的，通常情况下是“副将以下就地正法，总兵官革职听勘”。也就是说对待像毛文龙这样的总兵官，即使袁崇焕有尚方剑也只能“革职听勘”而已。更何况毛文龙也曾被天启皇帝授予尚方剑，两人都有尚方剑，谁斩谁呢？

说到这里，我们碰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作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和蓟辽属下一个镇的总兵官竟然都拥有象征最高权威的尚方剑，以至可能出现两头大的局面。这是为什么呢？其原因应该从明朝的战区划分上来找，按照规定，袁崇焕的官衔是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那么作为蓟辽一镇的东江镇总兵毛文龙当然应该归袁崇焕统辖。但实际上历任辽东经略或是蓟辽督师所能管辖到的地方都只有山海关－－宁锦方向而已，东江镇一直都是直接对朝廷负责，俨然一个独立的战略方向。事实上不独东江镇，登莱、天津甚至蓟镇袁崇焕都很难管到，像指挥蓟镇方向的就其实是蓟辽总理刘策，正是这样，身为蓟辽督师的袁崇焕才会对蓟镇方向的防御无可奈何，以至于瞪眼瞧着后金军突破蓟镇喜峰口入塞，而他回师之举则被称为擅离汛地。

正是有这样的背景，毛文龙面对袁崇焕才敢于那么肆无忌惮，而崇祯也只收回了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却没有动毛文龙的那柄。照说将互相之间有着极其密切联系的战区划分开来是一种很不合理的作法，但这却是明王朝控制统兵将帅的不二法门，即所谓“分而治之，大小相制”。袁崇焕则是在试图打破这种格局，真正的督师蓟辽。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来看，袁崇焕实际上是想要将过于分散的指挥权集中起来的统兵大员的代言人，而毛文龙则代表着反对这一举动的地方将领。(这次尝试到底还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而直到明朝灭亡也没有成功过，应该说这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在于反对这个举动的不仅仅是那些既得利益的地方将领，还包括不希望看到任何一个臣子拥有能够摇撼中央政权的实力的皇帝。

在崇祯皇帝看来，收回王之臣与满桂的尚方剑，撤销辽东、登莱巡抚，按袁崇焕的要求任命总兵官－－这一切实际上是将整个辽东军队的指挥权毫无保留的交给了袁崇焕－－已经是前所未有的恩典，是大违祖训的了。然而袁崇焕竟然得寸进尺，把手又伸到了东江镇头上，再加上袁崇焕杀毛文龙的作法又是半不合法的。由此种种，我们可以想象得出18岁的皇帝看到奏折时的感觉。明史对此的记载是“帝骤闻，意殊骇”。尤其是用得这个“骇”字－－这已经不仅仅是惊怒了，甚至到了怕的程度，在朱由检的18年生活中，大概也只有魏忠贤才曾经令得他“骇”了吧。一个臣子竟然能令得皇帝“殊骇”，那么皇帝对这个臣子的看法可想而知。更何况崇祯又决不是一个好脾气，能体贴下情的皇帝！

尽管崇祯“骇”得够呛，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毛文龙死了，总不成再把袁崇焕也抓起来吧。看着奏折中“臣五年不能平奴，求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崇祯强按下怒火，好吧，再给你一次机会，就等着看你的五年复辽了。如果复不了辽，哼哼，你就等着吧。

现在看来，不当场杀掉毛文龙，而是将他逮捕回京也许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可能是怕不立刻解决问题东江镇将士会生变，可能是担心毛文龙勾结朝中官员而无法治罪，也可能是他的性格的影响......这都是袁崇焕作出另外的选择的原因，但最重要的是袁崇焕认为皇帝对自己是支持信任的，只要说清楚原因，皇帝是会理解的。这却是他所犯的最大的错误。

皇帝的“优旨褒答”和“暴文龙罪”又一次坚定了袁崇焕对于皇帝是支持自己这一点的信心，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支持背后隐藏着的是多么可怕的东西－－皇帝已经这一笔笔帐都牢牢的记在心里了，等待着秋后和他算总帐呢。他大概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了一个怪圈：五年是复不了辽的，要想交差就得尽快做出一些成绩来，要想尽快做出成绩就得打破祖制，犯朝廷之忌，而为了取得朝廷的同意，他又不得不一次次保证五年复辽。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平衡，其唯一的支柱就是崇祯相信袁崇焕能够五年复辽，一旦这个支柱垮了，那么整个平衡就会彻底崩溃，那时就是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