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好处，解决日本人控制问题，也很重要。
真当东北易帜只是随便说说，很容易吗？那是不可能的，作为一个准傀儡，得有傀儡的意识。
今天很多孩子根本不懂张学良摆脱日本人的艰难，看另一个人，溥仪就可以懂了。
溥仪在奉系是有军队的。满遗军。
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确立了（暂时）不抵抗的方针，那么他作为一个服从中央的将领，当然只能不抵抗。
就如同许世友对越反击战，中央要求他快打快撤，他就必须撤，因为他要服从中央的命令。
张学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不是军阀，而是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出发执行的抗日战略。
蒋介石的抗日战略就是忍，等待战略时机的到来，特别是剿灭中共以后再全面对日开战，另外也有等待国际局势变化到有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再对日开战。
蒋介石的这个战略意图是很清晰的，从战略的角度上是很不错的。
问题在于红军非常坚强，根据地被摧毁以后还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意味着蒋的先剿共再抗日的战略不具有可行性。
而蒋介石本来又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战略失败，一意孤行，这个时候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应该说攘外先安内的战略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两兄弟共同制定的，他们两人的私人情感也是很深的，最后是张学良采取了特别手段让他的兄长改变了既定战略，最后实现了全国统一的大抗战。
因此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之间有着清晰的历史逻辑。
如果没有九一八的东北军不抵抗，后来也不可能有西安事变。
如果东北军当时抵抗，那么东北军的抵抗就与蒋介石的剿共优先战略发生剧烈冲突，蒋介石可能会同此后热河等地的国民党军人吉鸿昌抵抗日军，然后逮捕他一样，对东北军采取措施。
如此一来，东北同样保不住。
从抗日的另一个层面角度来看，东北的不抵抗，类似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实际上起到了麻痹对方的战略作用，使得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抵抗非常轻视。
这种轻视使得日本全面侵华以后，采用了逐步添兵的添油战术，而不是在充分预估中国可能的抵抗的情况下，一下子就发动类似于德国侵苏，或者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陆军发动的对西方的闪电战。
后两者都是充分重视对手，而在开战初就实施了猛烈突击的成功的战略。
但日本对华战争却没有这么做，与日本对中国的轻视有关 也与九一八的不抵抗有关。
张学良将军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将领。
少帅属于超级官二代，超级军二代，加超级富二代，他的超级二代身份在当时完全无人能及，所以叫少帅实至名归，但也难越雷池。张少帅因为不是靠才智选拔，而是靠血缘继承而坐拥的奉系家业，因此少年得志，就有些脑残冒失。但同时少帅因为处于时代的最前沿，见多识广，体察民情，加上爱国教育和爱国情怀，就敢想敢干，异于常人。因此干出了一些别人想不到，或者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败退而不破坏，比如入关调停，比如怒杀老臣。而其中最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奇功伟业有两件，一是东北易帜，二是西安事变。
龙眼的观点是人无完人，而有时人的缺陷或者特质反而能帮助其干成一些常人和完人干不成的大事，有些是坏的大事，有些是好的大事，而少帅基于爱国情怀，干成了两件异于常人的奇功伟业，因此青史留名，彪炳千秋。
寄希望于西方的后果就是如此。
把张蒋的不抵抗类比于毛主席的诱敌深入，德国闪击苏联，日本偷袭珍珠港不合适。
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是以歼敌为目的的，诱敌后跟着的是歼敌，收复土地。而德国闪击苏联的后果就是攻克柏林，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后果是日本全国被占领。
而蒋张在东北的不扺抗，换来的是什么？好象巜何梅协定》，《塘沽协定》还在丢失东北之后，即使蒋在西安被逼抗日后，直到日本投降的十四年，蒋张不提打到日本本土，那收复了当年的东方明珠上海没？收复了当时国都南京没？收复了东北没？
所以说蒋张没资格和毛主席的诱敌深入比，也没资格和德国闪志苏联比，也没资格和日本偷袭珍珠港比。
中原大战的，这个他是说过的，只不过因为随后的918等等，人们忘记了他的这个贡献。
确实保存了中国抗战的火种，中国人因为战争的巨大损失，说实话和他关系不大。
是黑张学良的认为张学良应该咋东北可能和日本人打成焦灼，实际上，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妄想，东北军的确精锐，但是打日本人基本是白给。
在没有重大损失下，没有那么大的战斗力的，郭奉之战资料看一下，奉军完全被日军折服了。
而且，郭奉之战确实是东北军的相当的损失。非常可惜，如果排除了日谍，军事顾问，也许能有一战，但是可惜郭松龄被杀了。张作霖很狠毒了。估计杨宇霆也是被日本人耍了，他总是想利用日本人，殊不知，根本难度太大了，张作霖基本躺平了，然后就被炸死了。
10时许，周又来见余妻，其事先爲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幷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
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
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幷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爲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爲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尔等不爲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
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
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馀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
周乃作别而去。
总理年谱
【1936 年12 月24 日】
△晚，会见蒋介石。蒋表示同意停止“剿共”、联共抗日等条件，并表示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以去南京谈判。
其实你是忘记了西路军。
在周蒋谈判时，此时蒋介石还在被关押，蒋介石日记（可以肯定是给别人看的）也有吹牛的意思，但是，周蒋的对话中，周气势太弱了，这种谈判无法保证中共军队的利益。事实也证明确实如此，五次谈判，谈出个啥来啦。
如果不是抗战爆发，中共自行其是，根本就不会结束，会被蒋介石玩死。周的谈判艺术还被河里夸的一塌糊涂，也是有意思啊。毛主席早就不耐烦了吧。
大家请注意，在这个期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件，就是徐向前的西路军被马匪消灭了，说这里面没有蒋马的默契吗？我是不信的！
徐向前说有中央的责任，就是中央指挥的，也对，就是周的安排嘛，为了配合所谓裁军变成八路军等的裁判啊。
毛主席的方法一定和周不一样。
当然，这里有个问题，就是周总放弃了张学良，但是，张学良也放了蒋介石，就此，导致了国共谈判的环境更恶劣了一些，对蒋介石的约束只能靠苏联遥远的援助。
但是，西路军的被消灭，的确和周总的谈判节奏息息相关。徐向前也错误的理解了战争的形势，过于乐观了。这也是徐向前的个人能力问题。
总之，毛主席说：张学良是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的确没说错，这里面太多的遗憾了，这个憾字意味深长啊！！！！
说张学良是废材，周总又如何呢？
西路军在甘西北的古浪、永昌、山丹、高台、倪家营子等地区，同马家军(指马步青、马步芳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英勇作战，共毙伤俘马家军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1937年3月中旬，终因力量悬殊，西路军归于失败。余部不满3000人。
14日，根据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议决定，徐向前与陈昌浩离队，徐向前在陈昌浩的坚决要求下，与其离队(对于徐向前离队的说法颇多，以下是本人在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传》中节选的一段。当时徐向前并不准备离队，会议中他曾说：“这支部队是我们从鄂豫皖带出来的，到了这个地步，我们回去干什么？大家都是同生死、共患难过来的，要死也死到一块嘛！”这是徐向前的肺腑之言。他知道两个领导人离开部队将要造成的影响。但是，陈昌浩带着不容分说的口气又说：“这是军政委员会的决定。向前留在军中，目标太大，很不安全，不利于部队的分散行动。”这话当然也包括指他自己。“你们走吧，赶快回去向中央汇报去。”还有人这样提出。
从1936年11月上旬至1937年3月上旬，西路军历经四个多月浴血奋战，终遭失败。经过如何？党中央从一开始就时刻把西路军的安危萦怀心头，怕其被敌隔断各个击破。11月11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陈昌浩、徐向前，询问：“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取得接济的把握否？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的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黄河东岸已被敌人封锁，东返同西进比较困难更大，下决心西进。12日复电中央：“我们计划第一步进占凉州、永昌，略作休整补充；第二步进占甘州、肃州，争取年前接通新疆。”⒅因此，就战略方向是东返还是西进，中央一再征求西路军领导人的意见，丝毫没有强加之意。
这时，在11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时，毛泽东在作的报告和结论中，明确指出：“红军行动主要是向东。”并指出，“四方面军一部分已向西，能否调回来是个问题”。⒆以上不难看出，决不是有人所说的是“中央军委选择了河西作为战略方向”。⒇
西路军贸然西进，11月15日占领古浪；18日占领永昌；21日占领山丹，进入甘北地区。11月16日至18日，九军在古浪一带同马匪五个旅激战，歼敌二千余人，我军亦损失近半，撤出古浪。从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红军共歼敌五、六千人，西路军也减至一万八千余人。这时徐向前认为，马匪主力并未击溃，红军有生力量日减，又无根据地，难以补充，是否冷静分析一下形势，以正确决定今后行动方向。但陈昌浩并未考虑这一正确意见，继续按原计划西进。
此时，河东形势发生了对我有利的变化。11月21日，红军主力在中革军委的正确指挥下，取得全歼胡宗南部一个师的山城堡大捷，粉碎了敌对我之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其和平解决，我党与张、杨公开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中央又电西路军，要其在永昌地区休整，伺机以主力东打，向驻兰州的东北军靠近，以便返回黄河以东。
12月23日，陈昌浩复电中央，认为接通新疆取得国际援助，是目前“整个抗日阵线的迫切与极大要求”。西路军虽已付出重大代价，但完成这一任务已无问题。如果东进，路程过远，易遭敌骑兵截击，“伤亡掉队必大”。即便“在二十天到达兰州，至多只能起到巩固兰州的作用。策应主力行动，其作用不大。”
12月24日，中革军委致电西路军，指出：从整个战略考虑，“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即可达到静宁、会宁地区与东北军靠近，并可有力推动时局发展。然而，陈昌浩仍然没有认真考虑。（21）
很显然，中革军委要西路军东进，决不单是为了策应河东主力红军，更重要的是从整个战略全局着眼，也是为西路军免遭因孤军深入，被敌隔断并各个击破的安危着想。而一再坚持西进，孤军深入，不愿东返，则是陈昌浩所坚持的。怎么反说中央在西路军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缺乏长远的战略布置，致使西路军的任务变得飘忽不定”？（22）
为了更清楚了解这段史实，不妨重温一下这期间中央领导致西路军的部分电报：11月18日，毛泽东等复电徐、陈，强调：如使东面地区为毛炳文过早进占去，红军回旋余地狭小不利。我们意见：在现地区留驻一时期，以一部控制古浪险要，远拒毛炳文。同时，加紧军事训练，恢复体力，检查政治工作，教育每个指挥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电报还指出：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偏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同时致电张国焘等，强调河东红军“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23）
11月20日，毛泽东等致电徐、陈指出：“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3日又致电指出：远方（指苏联）来电正讨论帮助你们，但坚决反对退入新疆。你们作战方法应“集中最大兵力，包围敌之较弱一部而消灭之，另以一部兵力钳制敌之余部。如此方能从敌取得补充，方能予敌以重创，根本消灭其战斗力，方能使敌知所警戒。应该力避如过去一样的消耗战，提倡集中兵力包围消灭其一部的消灭战，为此方能解决问题。”
25日，再致电徐、陈：“毛炳文东撤利于你们发展。在你们打破马敌之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接着，该电又具体指出了战胜敌人的八项军事原则：
“关于作战方面：一集中两个主力军于一个有利阵地打马部。不管敌是两三个团还是五六个团，概用此法。二 敌少，则主力从两翼包围，并以有力一部迂回至敌后。三敌多，则以一部钳制其一翼，以主力包围其一翼。四 不论敌多敌少，正面不使用主力。五 两翼包围时，不可平分兵力，应置最大兵力于一翼。六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惟须十分注意荫蔽，一切高级干部均应教育他们荫蔽，避免无益牺牲。七估计不能胜利之仗不打。八总之，不打则已，打则必须有所缴获。与其击溃敌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人一个团。望酌行之”。（24）这是打破敌包围，战胜敌人的行之有效的作战原则。这些作战原则都已为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的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所证明。可惜，西路军的前线主要指挥员陈昌浩等并未认真实行。
从这些电报，至少我们可以看出三点：
其一，党中央极为关心西路军的安危，担心其被隔断各个击破，并且为尽力挽救西路军免遭失败，多次指示其行动方针、作战的军事原则，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原则，以及着眼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尤其强调：不要依靠外援，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
其二，西进不仅自然环境不利，就是苏联也不支持。最好东进，至少也应保持东面的回旋余地。
其三，河东、河西红军都应从全局出发，互相配合，互相策应，而不是单纯一方策应另一方。
试想，若是西路军能不折不扣地按照中央所指示的行动方针、军事原则和政治工作去办，每占领一个地方，应把着眼点放在“为创河西抗日根据地而奋斗”（25）上，会“付出极大牺牲，弹尽粮绝，兵败祁凉”吗？
自1936年12月底至1937年3月，因形势变化，西路军错过东返时机，向西越走越远，亦愈益不利，终招失败。12月30日，占领临泽；1937年1月1日，占领高台。这里回汉杂居，人烟稀少，群众基础差，难以立足。红军只有消耗，而无补充。加之南靠祁连山，北临沙漠和大山，部队就在这几十里宽的狭窄地带。而陈昌浩把部队从东向西摆成一字长蛇阵，分兵防守几个支点，被动挨打，陷入马匪的四面包围之中。当马匪集结全部主力来决战时，西路军亦采取以硬对硬，准备决战。结果，1月12日敌三个旅在飞机大炮配合下围攻高台，我红五军据城坚守待援，而援军中途遭敌阻击，大部伤亡。至1月20日，五军三千英勇健儿虽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遭全军覆没。军长董振堂、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壮烈牺牲。这一战，实质是西路军走向失败的开始。此时，西路军已剩下不到一万人了，全部集中在张掖县的倪家营子。党中央获悉西路军危机，遂命刘伯承、张浩组成援西军，明确指示援西军的任务是“调动二马，接出西路军，共返东岸，不可向西进。因为现在已经明白西面是不能生存的”。同时，还通过政治谈判，表示愿付重金，争取“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追击，以救援西路军。这本是铁的事实，而有人却全然不顾，说什么“西路军正是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增加了我党在谈判桌上的份量”。（26）
2月21日，西路军鉴于在倪家营子困守无望，遂决定回师东返，到达甘州山洞堡一带。在此，击溃追敌一个旅，全歼敌宪兵团八百人。如果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继续东进，仍有摆脱困境，实现与援西军会合的希望。然而，陈昌浩却过高估计了这一仗的意义，认为敌我力量已起了重大变化，敌人的锐气被挫伤了，要继续西进，重返倪家营子，占领甘北。（27）致使西路军完全陷入不可挽救的绝境。至三月中旬，西路军几近全军覆灭，遭到失败。
这时，中央利用统战关系，竭尽全力营救被俘人员和收容失散人员，使数千名西路军干部、战士先后回到陕甘宁边区。
三、关于战略方向的选择
战略总任务、战略方针、战略方向，三者紧密联系，辩证统一。其基本关系是：战略总任务决定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实现战略总任务的保证；战略方针规定战略方向，战略方向体现战略方针。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就不能保证实施战略方针。当然，也就影响战略总任务的完成。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的战略任务是：团结内部，联合友军，粉碎蒋介石的灭共计划，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以达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抗日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根据此战略任务，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的基本战略方针是：逼蒋抗日，联合友军，造成西北新局面，打通苏联，巩固和发展西北根据地，迫胡宗南部停止于甘肃以东。
根据此基本方针，中央又作了具体的战略部署，其中：“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28）
至9月，中央又具体部署了攻占宁夏的战役计划。其中，四方面军主要控制西兰大道，阻止胡宗南西进。10月底或11月初进取靖远、中卫南部及宁安堡之线，以便12月渡河夺取宁夏南部。并明确指出：“至于占领甘肃西部，候宁夏占领取得国际帮助后，再分兵略取之。”还特别强调：宁夏战役是“对于中国红军之发展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发动，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行动”，要求“三个方面军需用最大的努力与最亲密的团结以赴之”。（29）
据此战略部署，在战略方向的选择上，党中央、军委多次致电，反复强调：“发展重点在宁夏，不在甘西”。三支红军主力要紧密配合。假如一方面军独攻宁夏，有“顾此失彼之虑”而失败；四方面军独攻甘西也要失败。如此，有被敌“各个击破之虞”。“只要集中先占宁夏，方免此失”。因此，“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但在红军发展上，在全国统一战线、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在当前一瞬间，则拒止胡军把一、四方面军隔开，又是决定的一环”。（30）
张国焘从其分裂主义路线出发，表面上同意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而背后又在捣鬼，总想把四方面军拉到甘西去“自成局面”，搞“独立王国”，同中央分庭抗礼。因此，在战略方向选择上，在三支红军主力会师前，他企图西进而反对北进。会师之后，张国焘又根本不顾中央的统一部署，擅令四方面军主力西进“出凉州”，而“不愿出宁夏”，致使海打战役计划被破坏，宁夏战役计划落空。进而造成四方面军主力分兵西进甘北，致使西路军全军覆灭。然而这一切，包括陈昌浩在内的西路军广大指战员是不清楚的，或者说是不了解张国焘的包藏祸心的。当然，作为前线主要指挥员的陈昌浩军事指挥失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36年的安排的确是张国焘错误居多，主要就是西路军偷偷渡河然后一路西进。
后来配合西安事变谈判就完犊子了。
为何有红军不认可改编，我估计和周总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周昆、李隆贵等高干的离开。
还有叶道志、陈康等人的问题，简直离奇。
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叶道志担任了红十师政治委员，成为红军的师级干部。1936年，红四方面军到达陕北后，叶道志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抗战全面爆发后，陕北的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叶道志也成为八路军的一员。第二年，为了协助新四军发展壮大，在组织的命令下，叶道志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进入新四军担任第二支队第四团副团长。
叶道志在红军时期就是师级干部，如今调到新四军却降级，仅仅成为副团级干部，这让他内心有点难以接受，因此想离开新四军，返回八路军。1938年7月31日，叶道志以“看地形”的名义带着枪支私自离开新四军，当走到景德镇时被新四军追上，并被押回新四军。8月30日，叶道志被新四军枪决。（这是扯淡）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陕北的红军部队被改编为八路军，陈康也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不过，为了协助新四军发展，1938年，陈康被八路军派遣到新四军，担任了新四军补充营营长。
长征时期的陈康已经是团级干部，如今被派到新四军，只是担任了营长，这或多或少让陈康有点想法。1938年7月，陈康带着枪支以看地形的名义私自离开新四军，准备返回八路军。当他行至景德镇时被新四军追上，之后组织给了陈康一个机会，让他重新回到八路军，戴罪立功。
被叶挺枪毙的是叶道志和徐长胜，这两人可都不是等闲之辈，尤其是叶道志，他在1928年就参加了红军，长征之前1934年就是第92师的师长。
叶道志在1937年1月进入延安学习，第二年就被派往新四军，没想到到了新四军之后，叶挺只让他担任特务营的营长，一起去的陈康就更差，只当了个游击训练营的教员。
按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将领级别降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叶道志等三人也被降低的有点过分了，时间长了他们三人对工作安排有了意见，于是在1938年7月31日，三人以勘查地形为名离开新四军。
他们决定重新回到八路军，找之前的老战友老搭档，可是事情报告到叶挺那里之后，叶挺坚决认为他们三人是叛变投敌，副军长项英和参谋长周子昆都认为只是内部矛盾，劝叶挺按内部矛盾解决。
可是叶挺根本不听，派兵去追击他们三人，在追击过程中击毙了徐长胜，抓住了叶道志，只有陈康一人回到了八路军，后来陈康证明他们只是为了回到八路军，而不是投敌叛变，可惜叶道志也被枪毙了。
历史的回顾里面问题很大。西路军配合西安事变谈判是剪裁史料搞出来的无稽之谈。
当年西路军要是真东返倒好了。是徐程自己选择了就地坚持。
双石也是半官方了，不可能说明周的问题。
他们都是想利用西安事变而不得，我的意思是蒋介石利用谈判搞死了西路军。蒋介石当然也不喜欢西路军，这是肯定的。
实际上，在谈判期间，蒋介石各种进攻红军，还有利用谈判诱捕红军，玩了各种欺骗。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加上瓦窑堡会议的举办，最终决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放下此前的恩恩怨怨，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中央决定将红军改编成八路军与新四军。
但由于此前国民党的迫害，有小部分队伍是抵制改编与国民党开展合作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红十军团，组织干部多次派人前去劝说，均未成功，甚至还杀了几个谈判人员。
从此这支队伍游离于中央之外，直到1943年全军覆没，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遭受重创
1934年，红七军与红十军改编为红十军团，军团主席是方志敏，这支部队在方志敏的带领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积极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红十军团的处境并不好，不仅要面对日本侵略者，还要面对国民党的围剿！
粟裕
1935年国民党对红十军团的一支部队发动围剿，国民党事先埋伏，将红十军团截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粟裕所在的先头部队，约1000人，最终成功突围，但也仅剩几百人而已，国民党的主要目标是第二部分的主力部队。
当时国民党共计出动了20个团，将他们困在了怀玉山，双方综合实力相差甚远，双方奋战七天，方志敏最终被国民党俘虏，后被秘密杀害。经此一战，红十军团伤亡惨重，剩余的人只能分散开打游击战。
方志敏
血海深仇
不久后，红十军团剩余的人被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整合成一支独立队伍。关英是王明的亲信之一，此人原则上、信仰上都很坚定，唯独军事才能不佳。此后，他带领这支部队与国民党斗智斗勇，但屡战屡败。
关英
这支红军独立团已经名存实亡，直到杨文翰接手，才有了转机。他带领这支部队与国民党展开游击战，避免与国民党大部队直接冲突，十分难缠，队伍也在游击战的过程中慢慢扩大，国民党对杨文翰可谓是恨之入骨，但始终没有办法。
此后的两年，杨文翰带着部队扎根深山，很少与外界联系，因此消息十分闭塞。听说国共合作，杨文翰心中自然是抵触的，毕竟红十军团与国民党有着云海深仇！刚开始，杨文翰一度怀疑国共合作是假的，是国民党的阴谋。
多番试探误杀人
当时大部分红军在外开展游击战，很多红军领导人对国共合作表示怀疑，党组织只能派人前去劝说，大部分都接受了国共合作的事实。但杨文翰的态度非常坚决：不接受！杨文翰如此坚决，不仅仅是因为红十军团与国民党的血海深仇！
国共合作前不久，国民党为了消灭杨文翰，以国共合作为借口骗他下山。杨文翰对此将信将疑，让一支小队先行下山，中途果然遭遇了国民党的埋伏，好在众人顺利突围，但依旧损失了数十位红军兄弟。看着受伤的兄弟们，杨文翰内心坚定：再也不相信国民党，只相信红军的大部队！
国共合作后，皖赣特委指派两人上山劝说杨文翰，此时，杨文翰刚被国民党欺骗，他以为又是国民党的阴谋诡计，随后就将二人枪杀。不久后，组织又派一人上山劝说，没想到又被杨文翰处决。余明兴毛遂自荐上山劝说杨文翰，但他油盐不进，说道：让红军大部队来！
但此时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或者新四军了，怎么来呢？余明兴的结局和前几人相同，也死在了杨文翰的枪口之下。此时的他过于偏执，严谨战士们议论国共合作，一位女战士因为说想念山下的家就被杨文翰处决了！
组织最终找到了杨文翰曾经的领导——关英，想此杨文翰会听他的话。在山下，国民党款待了关英，这件事被杨文翰发现，他认为关英背叛了组织！随即将关英等人关押起来，甚至对几人用刑，关英等人再三解释，杨文翰依旧不相信这位老领导，最终将关英4人处决。
全军覆没
红十军团最终没有接受改编，此后，杨文翰依旧带领部队与国民党打游击战，以至于国民党多次向中共诉苦！日本侵略者踏入江西后，杨文翰带领红十军团与敌人展开厮杀，从未退缩不前。
由于长期与国民党对峙，最终国民党对杨文翰再次发生围剿，先后派出1.7万人，1943年红十军团结束了在黄土岭的战斗，有生力量不足20人。不久后，杨文翰在杨泥湾被捕，最终被处以枪决，死前依旧呐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
周总是中共中央军事最后拍板人，不得表现一下自己，结果一表现就错，节奏他掌握不好。战略也不对，他太依靠蒋介石的安排了，这也是他谈判失败的根源。
与当初赵国李牧对匈奴的骗敌之策类似。
就是让日本人（匈奴人）觉得中国很弱，然后日本几个师团就敢全面进攻中国。
毛的诱敌深入主要还是为了消灭敌有生力量，敌人有生力量相当部分被消灭以后，根据地就恢复了。
问题在于日本是远强于当时围剿红军的蒋军的 因此很难通过诱敌深入达成彻底把日军赶出根据地的效果。
42年以后，八路军继续执行诱敌深入的反扫荡政策，但是根据地就长期沦陷。
西安事变时候，中央和西路军有关东返还是就地坚持提议只讨论了3天。然后西路军自己选择了就地坚持，中央同意了西路军的意见。
西路军和很早就因为缺粮而停止继续西进了。完全谈不上不西进是受中央的影响。
推荐你好好看看双石的旧贴。那一堆堆往来电报好好看一下。
你对于西路军的解读太过阴谋论了。
中央的错误在于为了红军的团结没有断然下令西路军回来，或是下令董振堂单独归建。
国共有关红军改编的谈判中还试图给西路军一个军的编制，然后马步芳和老蒋说他们快把西路军打完了。
的时间安排，这些错过导致了徐向前的失败，同时，在技战术上，也使用了错误的战术。
归根结底，是寄希望于马家军放弃攻打西路军，这点是错误的，尤其是浪费了五军团，非常可惜。
我没说周总要搞死西路军，这是不可能的，哪有这种控制意图，不可能的，白糟蹋自己的军队。
中央的错误在于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路走，立足于西路军和中央红军，哪怕牺牲再大也要靠自己，就是向东渡就好，没有坚持这点是很可惜的，也许还能和马家军做交易，起码你是回到陕北。战场临机的灵活性，毛主席有，周总没有，而错误的指导可能导致徐向前的错误估计形势，这种情况下的错误在西路军，徐向前犯了很多次。非常可惜了。毛主席可不会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蒋介石身上。
而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任何停留都让马家军疑虑。因为那时还想等待西安事变谈判结果。这是十分错误的思想，是投机主义。
我当然不是反华派那种周或者毛就是阴谋要搞死西路军的思路。以前曾经怀疑过，到现在早就不想了。
本来是在说蒋张的不抵抗的，怎么改成说毛主席的诱敌深入了？更何况到日本投降前，毛主席共产党的根据地是扩大了的，而蒋在日本投降前一天还在丢失国土，二者没法比。
蒋不是不抗日，而是准备有利时机再抗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