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1927年5月，北伐军给日本的田中首相、近卫公爵等有力的政要信件，由宫崎滔天的儿子 龙介 转交。

说中国、日本同种同文，应该共存共荣，期待日本率先撤废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

11月5日，光头代表北伐政府抵日，拜访田中首相的私邸。

当时日本支持中国的北方中央政府。田中问他，访日的目的是什么？

光头表明，北伐军的目的是统一中国，希望日本放弃使用武力的对中政策，不干涉北伐军的行动。以平等为出发点，经济协力南京政府。

田中首相的态度是守卫日本的权益。1927年3月底发生的南京事件让日本担心。

光头是个新出头的军人，日方认为应该是汪那样的法学人士做外交工作才靠谱。军人做为首领出面不妥，没有重视光头。

光头还去神户的有马温泉拜访了宋岳母，在温泉街一角的极乐寺，题字 平等。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复电①

　　（1936年12月16日）

　　谨电复你们采取如下立场：

　　一、张学良的行动不管意图如何，在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成抗日统一战线的努力，只能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就要重视现实，中国共产党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冲突，解决的基础是：

　　甲、改组政府，政府中应容纳若干抗日运动的代表，若干主张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人士；

　　乙、保障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

　　丙、停止执行消灭红军的政策，同红军合作抗日；

　　丁、与同情中国人民抗日的各国合作。

　　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同苏联结盟的口号。

　　书记处

　　①本电录自郑原安详《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和季米特洛夫致中共中央、毛泽东的电函》一文，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此电文译自莫斯科1986年版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270页。另外，马宝华、乌传衮也从《季米特洛夫--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第284页译出此电，刊于《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路远从郭绍棠所著《一位中国革命者的历史回忆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0印版)中译有摘要，刊于《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l期。三份译文在详略与字词上略有出入，但大意则同。以郑先生所译较详，故录之。该电虽于12月16日发出，但因电码错乱未能译出，后中共中央去电要求重发，方于12月20日正式译出。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刘东社编.—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1

在张学良身边“另起炉灶”的前共产党人

2009年12月11日 12:29凤凰网历史综合【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2条

1936年12月11日，暮色将临，古城西安笼罩在“无声”之中。未察“惊雷”逼顶的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召见了张学良的心腹——西北“剿总”政训处副处长少将黎天才。蒋介石拉着客人的手说:“我从来没把你只看成是张学良的部下，而把你看作我的同志和学生”，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数小时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https://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dbjzhjj/200912/1211_8351_1471405.shtml

毛泽东在1936年的12月20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泽东年谱1893_---1949(上 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遍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

毛泽东在1936年的12月20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致电周恩来，转述共产国际的来电如下：“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

毛泽东年谱1893_---1949(上 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遍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处理事变步骤电

　　（1936年12月12日）

　　甲、张学良已将蒋介石扣留于西安；

　　乙、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恩来日内即去；

　　丙、我们的步骤是：（1）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组成三人委员会，叶剑英为参谋长，主持大计。（2）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西安开会，准备半个月内实现之。（3）组织抗日联军，以红军、东北军、杨虎城军、晋绥军为主，争取陈诚所属之蒋军加入，抵抗日本之乘机进犯。（4）以林森、孙科、冯玉祥、宋子文、于右任、孔祥熙、陈立夫等暂时主持南京局面，防止并抵抗亲日派勾结日本进犯沪宁，以待革命的国防政府成立。(5)争取蒋军全部。

　　丁、请你们赞助我们这些步骤，主要是：（1）在世界舆论上赞助我们；（2）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军；（3）苏联用大力援助我们。

　　戊、请将你们的意见速告。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刘东社编.—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1

毛泽东等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删电

　　（1936年12月15日）

　　南京。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勋鉴：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夫中国国民党中爱国英贤，岂得谓依然受制于蒋氏，复受制于媚外残民之亲日派，正气不伸，党义为毁，国则日蹙百里，伤破碎之河山，民则与汝偕亡，抱敷天之怨痛。窃以西安事变之发，南京当局亟宜引为反省之资，而绝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如近日电讯之所传者。语云，鹬蚌相持而渔人伺于其侧，渔人今已高举其网矣。彼日本者，自闻南京决定讨伐张杨，兴高采烈，坚甲利兵，引满待发。诚使南京诸公萃沿海长江守备之军，大兴讨伐于西比一角，姑无论四北苦寒之区，张杨勇义之众，晋绥烽火之侧，而全国鼎沸之时，胜负之数，诚未可知。藉令战胜攻取，快意肆志，而日本乘机入寇，因虚而袭沪宁，取青济，华北独立，西北亦危，全国丧亡，真将万劫不复。螳螂黄雀之喻，亲痛仇快之讥，千秋万世，永难煎涤。鄙人等心所谓危，不敢不告。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国之不存，民于何有，民之泯灭，党将焉傅。是以鄙人等年馀以来，不惮反覆陈词，谋国共之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亦既舌敝唇焦矣。公等而果欲自别于蒋氏，复欲自别于亲日派，谓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放弃蒋氏爱摆之集权统一纲纪等等索然无味之官僚架子，老老实实与民更始，开放言论自由，启封爱国刊物，释放爱国人犯，举内战之全军，立即开赴晋绥，抗御日寇，化黑暗为光明，变不祥为大庆。若是，则鄙人等虽不敏，愿率人民红军二十万众，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否则国亡种灭，不但全国人民及贵党中爱国志士不能坐视，鄙人等亦决不能袖手旁观也。临电屏营，伫候明教。

　　毛泽东 朱 德 周恩来 张国焘

　　林祖涵 徐特立 王稼祥 彭德怀

　　贺 龙 叶剑英 任弼时 林 彪

　　徐向前 陈昌浩 徐海东 删

西安事变资料丛编（第一辑）/刘东社编.—香港：香港银河出版社，2000.1

181 盛世才致何应钦表示反对张杨电

182 胡宗南等275人致张学良敦请释蒋电

183 樊崧甫致孔祥熙呈报率部进占潼关等情电

184 祝绍周致朱培德唐生智元丑密电

185 孔祥熙致各省市当局元电

186 孔祥熙致宋哲元勉以共挽危局电

187 孔祥熙致韩复榘谓蒋氏安全电

188 孔祥熙致商震促派员劝张电

189 孔祥熙致沈鸿烈谕促飞电劝张及防范地方电

190 孔祥熙致阎锡山等元秘电

191 孔祥熙致冯钦哉元秘电

192 孔样熙致于学忠元电

193 蒋介石亲复其夫人电

194 孔祥熙致张学良元密电

195 国民政府文官处奉发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

196 上海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等83团体致张学良元电

197 英国驻华大使休格森爵士致外交大臣

198 休格森爵士致艾登先生第231号电

199 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致国务卿第349号电

200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促动南京政府停战

11 于右任赴陕宣慰军民//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一期

12 蒋鼎文持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函回京//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一期

13 西北军事委员会组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即将北上//解放日报

14 各救亡团体坚决主张改组南京政府//西北文化日报

15 救联会电何应钦翻然憬悟勿遭唾弃//西北文化日报

16 西北军事委员会成立陕省民运指导委员会//西北文化日报

17 徐彬如谈目前救亡工作//西北文化日报

18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抵洛阳张学良伴行//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三期

19 杨虎城侵冯钦哉部//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四期

20 杨虎城于学忠通电抗议扣押张学良挑动新内战//解放日报

苏联对西安事变之观察//世界文化第一卷第四期

　　(一)

　　十二月十四日《真理报》社论云：张学良所属军队突然叛变并扣留蒋介石将军之事件，在日本侵略中国加深之背景上显呈特殊性质。近来中国方努力完成统一，团结一切实力，在抵抗日帝国主义侵略战线上，包容一切社会阶层及团体。最近广大士兵群众，亦已参加此前线，而此种兵士在过去为分裂中国，扰乱人民之无意识军阀内战之负责者。目前南京政府当前之主要任务，正为统一中国，团结一切部分，集中全国人民力量以抵抗外国侵略。然反动势力在汉奸及敌人之指使下则竭力阻碍此种统一企图。

　　此次张学良兵变之与著名亲日派×××有密切关系，实非偶然之事。张学良早有无穷机会可以抵抗日本侵略，其兵士亦充满抵抗之决心，然张将军本人则一贯采取不抵抗政策。现在渠乃以抗日运动为投机，高揭抗日旗帜，实际则转使中国分裂，使其更加骚乱，成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最近在迅速发展之抗日运动下，南京政府已走上用一切方法努力统一中国，团结一切分裂势力之路。日方军阀当然认定目前蒋介石政府统一全国工作之日就发展，乃彼等使中国殖民地化计划之极大打击，故彼等乃煽动中国个别军阀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并利用反日口号为掩饰。

　　日帝国主义并企图用其常用之反苏、造谣为其吞并中国计划之烟幕。然日本造谣家决不能掩饰其劣迹，苏联永远坚守其一贯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彼组织“独立政府”“傀儡国”等日帝国主义优为之政策，苏联绝对不为。中国人民大众决不受日本造谣家及其走狗之欺骗。反之，东京侵略家之狂妄政策，将反使中国人民大众更明知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人民之坦白企图，分裂中国，奴化中国之政策，造成利敌害已之骚乱之政策，实与统一中国，集中全国实力抵抗外侮，争取真正独立之政策相反者也。

　　(二)

　　《消息报》社论云：

　　关于此次事变之传说甚多，其中一说称张学良军队之叛变与反政府分子之阴谋有关，此批分子尤×××为领袖，而×氏即于一年前，因人民不满其亲日政策而离职者，此说似属最为可信。

　　自×××离职以来，南京政府在人民抗日运动潮流不断高涨影响之下，已显著改正其政策，顺从全国舆论，对日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实行正式抵抗，结果过去一年间中国各方面势力已进一步团结于南京政府周围，而南京政府已表现其领导全国抗战之意志与能力。张学良之举动实足破坏中国反日势力之团结。

　　无论其所提出之口号及要求如何，此次事变，终不但为对于南京政府之危险，并为对于全国之危险。此乃明白之理。同时，张学良虽高揭反日旗帜，然在目前形势下采取此种行动，客观上终只能有利于日帝国主义。盖南京政府既采取抗日政策，则人民反日联合战线之一切参加者，当均认该战线非反对南京而为包括南京在内之战线。目前此种举动之结果，足以引起内战之重行爆发，而日帝国主义则将利用为进一步侵略中国之机会。

　　最近中国形势已变为有利民族利益。日本企图占领绥远之失败，人民大众解放运动之大规模发展，及其对南京政府政策之影响，已共同使日帝国主义遭遇新的严重的困难。“满蒙”军已经证实并非日帝国主义可靠之武器，故日方已计划展开正规日军之大规模进攻。但彼日军在此大战中将遭中国之抵抗，因中国军备已大为充实，并因渐就统一而成为不可侮。因此，日帝国主义乃必须用一切方法破坏此种统一。日帝国主义之重视张学良事变，即在此点。

　　同时日反复肆意造谣，云苏联支持“张学良政府”，并与之缔结攻守同盟，此种显属伪造之消息，在张学良事变消息初起时，即由日方几乎同时传出。此种挑拨诽语，既非初次，亦非末次。然中国人民反能洞烛日帝国主义之阴谋。此次显然有害于中国利益之事变，吾人固切盼能早日迅速和平解决。

　　(三)

　　十二月十七日莫斯科《真理报》国际评论云：

　　最近从中国得来报告证实张学良之叛变纯为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其目的乃阻碍中国之统一，及日益普遍之抗日运动。

　　世界新闻界评论，完全证明日方嫁祸他人，伪称张学良叛变乃“莫斯科魔手”之伎俩，业已失败，张氏之叛变及日德协定之直接结果，其目的及任务为煽动战争。此次日本之新阴谋正系该协定所提供方法之明例，而此种卑劣而周密之挑衅阴谋不但将行于亚洲，并将施于欧陆乃至于全世界，实属毫无疑问。日本对英侵略之加深以及阴谋手段之发展，证明日德协定实际结果如何。日本既与德国缔结同盟，遂积极进行奴化中国，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

　　(原载《世界文化》第一卷第四期)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

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西安地质学院中共党史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合编.—内部出版，1979.4

东北义勇军是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愤然摒弃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自动组成的众多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规模宏大的东北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为抵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最为悲壮的历史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9月27日，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大会上推举27人为“救国会”委员，分别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梅公任）、钱公莱、张希尧、郑奠邦、杨大光、孙一民（孙恩元）、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熊飞、顾翌常等。救国会宗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1933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张学良下野，同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寇签署了《塘沽协定》，并强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取缔民众抗日活动。

1931年 9月 26日，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明、陈先舟、卢广绩等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东北爱国人士商议，将当时原有的三个抗日团体 “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 “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组成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命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卢广绩等人在回忆录里表示：“我们组织救国会，事前并未请示过张学良，但他也未对我们干涉。救国会常务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在沈阳时国民外交协会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这些人过去都同张学良有关系。 ”

曲香昆介绍，当时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作为政府要员，表面上还是不抵抗，不能公然违反南京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给予支持的。

为了解决救国会的经费问题，边业银行的经理韦梦龄建议，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每月出一次奖，可以有二三万的收入作为救国会的固定经费。边业银行是张氏的私家银行，发行爱国奖券是张学良对救国会最大的支持。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派一些专员到北宁铁路沿线进行宣传，以便东北民众在国联调查团来到时，主动向调查团讲述日军占领东北的真相。

卢广绩所写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中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系了尚在沈阳的有关系的一些人士进行秘密调查，搜集日军罪证材料。

救国会成员还积极劝说外籍知名人士为中国说公道话。艾迪博士是世界基督教同盟会会长，在国际上很有名望，“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东北。

听说国联调查团要来，救国会派阎宝航去同艾迪会面，希望他能把他所亲见的反映给国联调查团。

在史料中，我们甚至发现，在国联调查团来华之前，为了证明东北人民并不甘于被日本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当时沈阳附近的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攻打沈阳城，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做的诸多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将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告诉国联调查团。总之，张学良和他所支持的各种救亡团体在国联调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2年4月9日，国联调查团来到北平（今北京），在北平的调查持续到4月16日。他们主要会见了当时在东北或亲身参与或直接目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和英美等国人员，包括事变发生前东北地方政府人员，其中，张学良是会见的重点。

调查团在 4月 10日、12日、15日，与张学良有三次谈话。调查团之前考察了东北的政治结构，认为那是一个忠于个人的落后的政治团体，但对张学良个人的印象极佳，因为张学良年纪轻轻，却成熟老练，说话直爽明快。

翻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第二章 《满洲之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中这样写道：“张学良富于青年国家思想，愿望停止内战，并扶助国民党统一全国之政策”。

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行动，用事实证明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这点也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清楚的表达，张学良个人的行为对于国联调查团的判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天津《庸报》刊发了一篇《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的文章，披露张学良“九一八”当晚与影星胡蝶跳舞。

针对这一传闻，张氏帅府博物馆副馆长曲香昆表示，“九一八”当晚东北军政要员举行义演为水灾筹募，张学良出席了慈善义演。之所以有与胡蝶跳舞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对“不抵抗”政策充满怨气。

在张氏帅府博物馆中循环播放的视频资料里，晚年张学良谈及“九一八”事变，直认自己判断失误，没有看清楚东北的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奉天会馆成立。救国会成立后，需要大量活动资金，张学良资助30万元，支持救国会展开活动。此外，张学良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抗日救亡活动给予资助。无论是发给个人的生活经费，还是资助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张学良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

这些经费虽然远不能满足救亡活动的需要，但却表达了张学良坚持抗日的立场。

1931年11月16日，日军大举进攻江桥三间房阵地，马占山率部激战三昼夜不支退到海伦。25日，张学良复电马占山，令其与丁超、李杜“采取一致行动，待机速行恢复江省”。并筹集50万元现款，交北平交通银行汇至哈尔滨转交马占山。并表示正继续筹款，支持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间，黄显声在辽西扩编义勇军，急需经费支持，张学良派员携带现款20万元，送至辽西供义勇军急需。1月29日，又派吴选才携带现款2万元，急赴榆关，资助那里刚兴起的义勇军。对于张学良暗中资助义勇军，日军和奉天伪政权感到十分恐慌，伪奉天省长臧式毅派代表徐熙卿抵达北平，由驻平日武官永津中佐陪同会见张学良，转交臧手书，要求张学良不要支持辽西义勇军抵抗日军，并要求张与义勇军断绝关系。

第一次是1932年10月末，这批军械有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炮弹2000发、手榴弹5000枚、手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一台，及被服等其他物品。这批物资经海上航行10多天后，避开日军的巡逻，运抵辽东沿海区域，在东沟县枣儿庄靠岸。由在这一地区的第二十八路义勇军司令邓铁梅率三个步兵团接运。

第二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押送一批军械物资到热河朱碌科，这批军火有迫击炮2门、弹药50箱、重机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00发、手榴弹1000枚，以及棉大衣棉毯等物品。

第三次是1933年初，这批军械由海路运至东沟县上岸，后用80辆大车再转运至庄河，供给在这里的坚持抗日的义勇军。

第四次是1933年6月，救国会把这批军火交给在北京的第三军总指挥李春润，李通过海路运至辽东窟窿山附近海面，然后组织数千民众前来接运。这批军火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5挺、手提式机枪8挺、手枪300支、步枪2000余支，以及弹药等。

无论是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是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张学良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通过救国会的渠道，就是为了避开日军和国际社会的视线，其本人仍保持一个遵守“国联决议案”的政治形象。

王化一，出身于东北省辽宁市，是我国抗战初时期最为优秀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同时也是东北的抗日英雄。刚开始的时候，王化一是在张学良所统领的军队中，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在部队中身居要职。

王化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到了北京。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战争的任务，在北京，他成立了东北同乡反日救学会，这个组织专门用来收纳一些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难民和学生们。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拿起枪与日本军直面对抗，但是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这也是王化一第一次组织的抗日爱国组织。

1931年9月，张学良重新找到了王化一，并且给了王化一三十万银元。希望王化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拿起枪，跟日本士兵进行斗争的，是一支抵抗日本人的武装部队。而王化一听从了张学良的指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支部队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

东北各个爱国人士们还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王化一就担任其中的主席团人员，同时东北几乎大多数的爱国组织中，王化一的身影是一直存在的。

1950年，曾受命前往香港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未果返回北京。1965年11月27日病逝于北京，时年66岁。

1932年1月27日，阎宝航、卢广绩抵沪，为东北义勇军和难民筹款。第二天淞沪抗战爆发，他们冒着战火登门拜访了宋庆龄、何香凝，“孙夫人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捐”。令人气愤的是后来这批捐款被国民政府截留。阎宝航还拜访正在上海主持赈济工作的朱庆澜，朱把1万元大洋交阎宝航转给东北难民和义勇军。阎宝航又走访了在上海海关任职的同乡好友丁贵堂，在丁贵堂的联络下，各地海关的中国雇员按月扣薪金5％用以援助义勇军。阎宝航还不辞辛苦亲赴海外向华侨募捐。

《京报》1932年3月20日报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侯、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年5时15分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二三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各地，分向华侨和好友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为保持救国会经常性的资金收入，1932年6月16日成立“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阎宝航是主要负责人之。每次发售奖券，张学良都带头认购，且数额巨大。从8月10日第一次发售奖券到翌年6月被迫停售，“总共发行爱国奖券6期，特种奖券1期，净余款17万元，这对支救国会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我党一开始提出的红军改编方案是4个军，共12个师。

时间回到1936年末1937年初，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初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对日寇侵华的国难危机，我党从全民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主动提出联合抗日的主张，包括五项要求、四点保证。

在“四点保证”中的第二条就明确提出：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为此，我党专门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等人于1937年2月中旬在陕西西安展开第一轮谈判。

当谈到红军改编问题时，我党代表很直率的提出了改编方案，要求把红军改编成一路军，设置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担任正副总司令。

在总指挥部之下，按照军师旅团的编制进行分配，划设4个军、12个师、36个旅，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军长。

然而国民党方面却对我党提出的改编方案很不以为然，做出了否定姿态，并提出自己的改编方案：红军改编为2个师、8个团，不设军、不设总指挥部，一共15000人，由国民政府军委会直属或由西安行营领导；军官的配备，除了2个师的师长由我党指派之外，从副师长到副排长的军官，全部由国民党配备。

第二天，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在向毛主席请示后，同意做出适当让步，在设置总指挥部不变的基础上，把最初的4个军、12个师、36个旅的改编方案改为4个师、12个旅、24个团，师长仍由林彪、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担任，且军官只能由我党委派。

可是国民党油盐不进，仍旧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坚持原有的态度，只给2个师的编制，不设总指挥部。

第二次谈判，再次失败。

经过综合考量，我党决定不再在编制兵力问题上继续纠缠，以团结为重、抗战为重，再度做出让步。

在第二次谈判中确定的4个师的基础上，再减掉一个师的编制，决定红军划设为3个师、6个旅、12个团，共计45000人，在师之上设立总指挥部，各级军官由我党委派，报请国民政府批准。

这次改编的方案经双方一致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总结条文，报送蒋介石审批，因在1937年3月8日当天国共双方达成的意见，是为历史上著名的“三八协议”。

可是当“三八协议”的草签内容真正送到蒋介石手里的时候，他却临时变卦了，继续坚持此前所决定的只给红军2个师的编制，并不设总指挥部，且军官全部都由国民政府任命。

看到国民党方面如此不讲信用，周恩来也不想继续在西安无意义地谈下去，而是欲找蒋介石当面谈。

果然，话还是当面说最有效。

在3月20日，蒋介石邀请周恩来等人来到杭州谈判，以周恩来的谈判话术，促使蒋介石做了一定的妥协。

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3个师共45000人的决定，也同意各级军官由我党委派，唯一的要求就是师之上的总指挥部总司令人选需要由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

3月份在杭州谈判答应周恩来的方案，过了3个月的时间，蒋介石又变卦了。

1937年6月，蒋介石邀请周恩来到庐山进行第五次谈判，虽然3个师的编制没变，但是师之上所设置的总指挥部、相关职位的任命都发生了变化，蒋介石所设置的障碍比之前更难以接受。

第一：蒋介石要求师之上不再设指挥部；

第二：蒋介石要求各师副职改由国民党委派；

第三：蒋介石要求团以上的部队设政治训练处，负责政治工作，师上面的政训处主任由特务头子康泽担任。

第四：朱德总司令和毛主席不能在新改编的八路军中任职，必须离开部队。

很显然，蒋介石在故意使坏，意图就是要控制红军队伍和陕甘宁边区，周恩来当然不会承认。

第五次谈判失败之后，使得红军改编的事变得复杂起来。

一方面是红军急需改编，应对急迫的抗战大局，另一方面是国民党无理刁难提出来的根本无法接受的改编要求。

于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军委提出红军自行改编的方案，在1937年7月16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亲自给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政委、叶剑英副总参谋长、红军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张浩发了一封《关于红军编制及准备》的电报。

其中明确规定：方面军编为师、军编为旅、师编为团，3个方面军就是3个国民革命军正规师，开赴抗日前线，另外的红27军、红28军、红29军、红30军、红31军，加上地方武装合编为第四师，专门保卫苏区。

这样一来，既满足了红军改编，实现抗日的需求，又确保了改编后的队伍仍让在我党的指挥之下。

然而，还没等到红军完成自我改编，抗战局势就发生了急剧变化。

八一三事变的爆发，日军开始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到民国首都南京的安全，蒋介石慌了，急需要组织兵力迟滞日军在全国的进攻速度。

这时候，蒋介石也不再纠缠红军改编成多少兵力，设不设置总指挥部，只想着赶紧把红军队伍投入到抗日战场。

正是在日军逼近的背景下，蒋介石才稍微松了松此前严苛的态度，快速同意了我党最后提出的最低极限要求的3个师的改编方案。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国民政府军委会下发的红军改编命令，分别定为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

只是在编制级别上和番号命名上，国民党方面还是耍了点小聪明的。

从级别方面讲，红军改编八路军的3个师属于丙种师，是国民革命军师一级最小的编制。因为国军部队在1928年“军事编遣会议”后就把整个陆军划分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其中甲种师配备3个旅9个团，主要适用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乙种师配备3个旅6个团，主要适用于晋军、川军、滇军、桂军等地方派系军队；最低配的丙种师，只配备2个旅4个团，则给了红军改编来的八路军。

说白了蒋介石还是想借编制来压缩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兵力数量。

从番号方面讲，红军改编八路军的3个师的番号，全属于被取消番号的3个东北军下辖的师的番号，其中115师早前隶属于东北军67军、120师隶属于东北军57军、129师隶属于东北军53军。

经过西安事变一事后，蒋介石为了报复，就对张学良的东北军进行了大刀阔斧式的缩编裁军，17个步兵师整编成了10个，裁撤了7个师的番号，其中就包括八路军所使用的115师、120师、129师。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