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东北义勇军是1931年“9·18”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民众和东北军的广大爱国官兵，愤然摒弃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自动组成的众多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规模宏大的东北义勇军武装抗日斗争，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为抵御外侮、捍卫民族尊严和领土完整最为悲壮的历史篇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1931年9月27日，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在北平西单牌楼旧刑部大街12号的奉天会馆东院——哈尔飞大戏院正式召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张学良资助30万元。大会上推举27人为“救国会”委员，分别为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杜重远、王化一、王卓然、黄显声、车向忱、金恩祺、梅佛光（梅公任）、钱公莱、张希尧、郑奠邦、杨大光、孙一民（孙恩元）、韦梦令、韩立如、谷秀岩、霍维周、熊飞、顾翌常等。救国会宗旨：组成抗日武装力量（东北抗日义勇军），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1933年3月，国民政府宣布张学良下野，同年5月，国民政府与日寇签署了《塘沽协定》，并强令解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取缔民众抗日活动。

1931年 9月 26日，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明、陈先舟、卢广绩等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东北爱国人士商议，将当时原有的三个抗日团体 “东北同学抗日救国会”、 “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抗日救国会”，组成一个统一的抗日救亡团体，命名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卢广绩等人在回忆录里表示：“我们组织救国会，事前并未请示过张学良，但他也未对我们干涉。救国会常务会的主要负责人都是在沈阳时国民外交协会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这些人过去都同张学良有关系。 ”

曲香昆介绍，当时南京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张学良作为政府要员，表面上还是不抵抗，不能公然违反南京政府的命令。但实际上，张学良对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给予支持的。

为了解决救国会的经费问题，边业银行的经理韦梦龄建议，在北平发行爱国奖券，每月出一次奖，可以有二三万的收入作为救国会的固定经费。边业银行是张氏的私家银行，发行爱国奖券是张学良对救国会最大的支持。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曾派一些专员到北宁铁路沿线进行宣传，以便东北民众在国联调查团来到时，主动向调查团讲述日军占领东北的真相。

卢广绩所写的《“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活动》中提及，“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联系了尚在沈阳的有关系的一些人士进行秘密调查，搜集日军罪证材料。

救国会成员还积极劝说外籍知名人士为中国说公道话。艾迪博士是世界基督教同盟会会长，在国际上很有名望，“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东北。

听说国联调查团要来，救国会派阎宝航去同艾迪会面，希望他能把他所亲见的反映给国联调查团。

在史料中，我们甚至发现，在国联调查团来华之前，为了证明东北人民并不甘于被日本侵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命令当时沈阳附近的抗日义勇军联合起来，攻打沈阳城，造成很大的政治影响。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所做的诸多努力，就是希望能够将日本侵略东北的真相告诉国联调查团。总之，张学良和他所支持的各种救亡团体在国联调查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1932年4月9日，国联调查团来到北平（今北京），在北平的调查持续到4月16日。他们主要会见了当时在东北或亲身参与或直接目睹“九一八”事变的中国和英美等国人员，包括事变发生前东北地方政府人员，其中，张学良是会见的重点。

调查团在 4月 10日、12日、15日，与张学良有三次谈话。调查团之前考察了东北的政治结构，认为那是一个忠于个人的落后的政治团体，但对张学良个人的印象极佳，因为张学良年纪轻轻，却成熟老练，说话直爽明快。

翻阅《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第二章 《满洲之状况及其与中国其他部分及俄国之关系》中这样写道：“张学良富于青年国家思想，愿望停止内战，并扶助国民党统一全国之政策”。

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行动，用事实证明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这点也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有清楚的表达，张学良个人的行为对于国联调查团的判断有着很重要的影响。

“九一八”过去了一个月之后，天津《庸报》刊发了一篇《张学良的“九一八”之夜》的文章，披露张学良“九一八”当晚与影星胡蝶跳舞。

针对这一传闻，张氏帅府博物馆副馆长曲香昆表示，“九一八”当晚东北军政要员举行义演为水灾筹募，张学良出席了慈善义演。之所以有与胡蝶跳舞这样的传闻，是因为当时有很多人对“不抵抗”政策充满怨气。

在张氏帅府博物馆中循环播放的视频资料里，晚年张学良谈及“九一八”事变，直认自己判断失误，没有看清楚东北的形势，没有看明白日本人的真正用心。

1931年9月27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奉天会馆成立。救国会成立后，需要大量活动资金，张学良资助30万元，支持救国会展开活动。此外，张学良还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对抗日救亡活动给予资助。无论是发给个人的生活经费，还是资助救国会的活动经费，张学良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

这些经费虽然远不能满足救亡活动的需要，但却表达了张学良坚持抗日的立场。

1931年11月16日，日军大举进攻江桥三间房阵地，马占山率部激战三昼夜不支退到海伦。25日，张学良复电马占山，令其与丁超、李杜“采取一致行动，待机速行恢复江省”。并筹集50万元现款，交北平交通银行汇至哈尔滨转交马占山。并表示正继续筹款，支持马占山抗战。

1932年1月间，黄显声在辽西扩编义勇军，急需经费支持，张学良派员携带现款20万元，送至辽西供义勇军急需。1月29日，又派吴选才携带现款2万元，急赴榆关，资助那里刚兴起的义勇军。对于张学良暗中资助义勇军，日军和奉天伪政权感到十分恐慌，伪奉天省长臧式毅派代表徐熙卿抵达北平，由驻平日武官永津中佐陪同会见张学良，转交臧手书，要求张学良不要支持辽西义勇军抵抗日军，并要求张与义勇军断绝关系。

第一次是1932年10月末，这批军械有山炮4门，迫击炮4门、重机枪4挺、炮弹2000发、手榴弹5000枚、手枪子弹30万粒、无线电一台，及被服等其他物品。这批物资经海上航行10多天后，避开日军的巡逻，运抵辽东沿海区域，在东沟县枣儿庄靠岸。由在这一地区的第二十八路义勇军司令邓铁梅率三个步兵团接运。

第二次是1932年12月11日，救国会派高鹏等人押送一批军械物资到热河朱碌科，这批军火有迫击炮2门、弹药50箱、重机枪4挺、马鞍10件、子弹2万粒、迫击炮弹500发、手榴弹1000枚，以及棉大衣棉毯等物品。

第三次是1933年初，这批军械由海路运至东沟县上岸，后用80辆大车再转运至庄河，供给在这里的坚持抗日的义勇军。

第四次是1933年6月，救国会把这批军火交给在北京的第三军总指挥李春润，李通过海路运至辽东窟窿山附近海面，然后组织数千民众前来接运。这批军火有迫击炮4门、重机枪5挺、手提式机枪8挺、手枪300支、步枪2000余支，以及弹药等。

无论是资金方面的支持，还是武器弹药方面的支持，张学良都是私下秘密进行的，通过救国会的渠道，就是为了避开日军和国际社会的视线，其本人仍保持一个遵守“国联决议案”的政治形象。

王化一，出身于东北省辽宁市，是我国抗战初时期最为优秀的一名地下工作者，同时也是东北的抗日英雄。刚开始的时候，王化一是在张学良所统领的军队中，深得张学良的信任，在部队中身居要职。

王化一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来到了北京。然而他并没有放弃战争的任务，在北京，他成立了东北同乡反日救学会，这个组织专门用来收纳一些从东北流亡而来的难民和学生们。虽然这个组织并没有拿起枪与日本军直面对抗，但是其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这也是王化一第一次组织的抗日爱国组织。

1931年9月，张学良重新找到了王化一，并且给了王化一三十万银元。希望王化一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东北同乡反日救国会，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因为前者是实实在在的拿起枪，跟日本士兵进行斗争的，是一支抵抗日本人的武装部队。而王化一听从了张学良的指导，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支部队也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

东北各个爱国人士们还成立了东北救亡总会。王化一就担任其中的主席团人员，同时东北几乎大多数的爱国组织中，王化一的身影是一直存在的。

1950年，曾受命前往香港从事营救张学良工作，未果返回北京。1965年11月27日病逝于北京，时年66岁。

1932年1月27日，阎宝航、卢广绩抵沪，为东北义勇军和难民筹款。第二天淞沪抗战爆发，他们冒着战火登门拜访了宋庆龄、何香凝，“孙夫人许诺为东北义勇军向海外华侨募捐”。令人气愤的是后来这批捐款被国民政府截留。阎宝航还拜访正在上海主持赈济工作的朱庆澜，朱把1万元大洋交阎宝航转给东北难民和义勇军。阎宝航又走访了在上海海关任职的同乡好友丁贵堂，在丁贵堂的联络下，各地海关的中国雇员按月扣薪金5％用以援助义勇军。阎宝航还不辞辛苦亲赴海外向华侨募捐。

《京报》1932年3月20日报道：“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员阎宝航、关国侯、杜泊公三人为援助义勇军事，定于今日(20日)下年5时15分乘平浦道车赴京”，“预定在京耽搁二三日，即行转往香港、菲律宾、南洋、檀香山及旧金山各地，分向华侨和好友为义勇军募款，以资补助，光复东北。”为保持救国会经常性的资金收入，1932年6月16日成立“北平爱国奖券总事务所”，阎宝航是主要负责人之。每次发售奖券，张学良都带头认购，且数额巨大。从8月10日第一次发售奖券到翌年6月被迫停售，“总共发行爱国奖券6期，特种奖券1期，净余款17万元，这对支救国会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