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和小粉红唠唠嗑,谈谈黑与白,从张学良将军说起 -- 真离
因为张学良的确是个指标,符号,虽然他来不了,我们可以去啊。
还是可以的,两次立功了。这对当年大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有冲击的!
张学良,李登辉都懂,李登辉当年的七块论不是没有原因的!!
天生就是土匪军阀的反对者,张作霖也深知这一点。而且张学良整军也显得和老牌军阀不同。
他的第三军和第四军是东北军或者说奉军的主力,战斗力与其他部队不同。同时张学良作为军阀还禁烟,这在当时都是新鲜事。
都和他父亲格格不入。郭奉之战是三四军团火并,是东北军战力极大的削弱,很痛苦,也很可惜。
所以,郭松龄必须死,也是东北军失去了抗日的气质。
这些老张小张都互相知道。也是分歧。
根本无法阻止日本的狼子野心。
他的旧有手段在日本面前都是渣。近些年张作霖方式恢复名誉都是可笑的思路。
一切阴谋手段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是渣渣。张作霖是抽大烟抽厉害了,以为真的可以完全依靠日本崛起,这是显然错误的。
台前无论是马娘娘还是老白菜,湾湾的高层都是待价而沽心态。嘴里一套,身体又是另一套罢了。因为大势已成,本来就是依附生存传统,哪有什么主动权,顺势而为,尽可能把自己的私利最大化而已。
民进党不过就是为了把岛权从果党手里夺回,从打工人升为岛主再卖个好价钱罢了。
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有钱有势的人普遍吸食鸦片,使得中国广大的精英阶层萎靡不振,无法提振精神,领导国家。因此当时多数的有为之士都主张禁绝鸦片,但要求别人易,以身作则难。当时的中国,旧军阀(除了吴佩孚)与新式军人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是否在所部禁烟,和自己是否不抽大烟。所以象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当然也包括蒋介石这些新式军人,或者叫新军阀,本身是不抽大烟的,所部也是禁烟的,这就体现了中国人从旧时代向新时代的进步,但这些新军阀都是出身平民,过去没有吸毒的基础和环境,后来又立志投身革命,就更不会吸毒,也就没有了戒毒的必要。
而张少帅出身于旧军阀的大家庭,集军二代、官二代、富二代于一身,荣宠至极,在黄赌毒的大染缸里耳闻目染,难免继承了抽鸦片的不良嗜好,但后来能毅然决然地禁断鸦片和吗啡,实属不易,也是其从旧军阀向新军人的人生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郭松龄反奉导致郭松龄兵败身死,使张学良失去了重要的军事依靠,这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另一个人的死亡也让张学良失去了重要的依靠,就是姜登选。姜登选履历和性格也很传奇,有时间以后慢慢讲。
张在晚年回忆,说他带兵打仗主要靠两个伙计的扶助,一个是郭松龄,另一个是姜登选。后来没了这两个人,少帅的军事指挥基本上乏善可陈。
郭松龄带兵严苛,多谋善断,刚毅果敢,但猜忌好杀,心狠手辣,因此不太得人心。而与郭并列奉军五虎将的姜登选则是个军中著名的大好人,待人诚实,为官清廉,平易近人,很得人心,能拢得住部队,又能提供多方支援,是军队里的多面手。而同时作为军人,姜也不乏刚毅果敢,治军严明的风格。
郭松龄和姜登选同为奉军的同僚和五虎大将,同样刚毅果敢,但彼此一直相处不睦,而都对张少帅十分拥护和支持,不仅仅在口号和战略层面,更在战术和技术层面。但后来张作霖一直总让郭松龄带兵打仗,却不给其行政权力,而担当军政大员,治理一方,施展政治抱负却一直是郭松龄的梦想,但一直得不到机会直到最后,张作霖在奉军大胜,入主中原后,却把空缺的行政机会给了同为军事主官的姜登选,任其担任安徽军务督办,让作为新军人的郭松龄对旧军阀张作霖彻底失望。加上冯玉祥的游说和利诱,于是郭松龄在滦州起兵反奉,并把路过滦州,反对郭反叛的姜登选给枪毙了,但其实当时行刑的刽子枪手没有打姜的要害,估计是感念姜的好人厚道,想留其活路,但后来入殓的时候棺材钉得太死,姜活了过来,却推不开盖板,活活憋死了。后来从新开棺入殓的时候,人们发现姜登选的遗骸双手绑绳已松,棺内木板遍布爪痕,实在是悲剧。姜登选被郭松龄杀死,也部分导致了很多奉系的同僚对郭寒心,转而站到了张作霖一边。
所以说郭松龄反奉让张学良突然失去了左膀右臂,后来如果有郭松龄或者姜登选之中任何一个人在东北,日本人发动918都会有所顾忌。
郭松龄实在不适合做政治家。
应该说郭松龄打得挺好,但是,也不是没他不行,关键还是军队水平。
当然,如果有,可能打得好看一些,干日军,他还不行。
是永重夫、坂东末三、贵志弥治郎等资料不够全,很可惜,不知道哪位河友可以帮忙补全。
町野武马(1875-1968),日本陆军军官。曾参加日俄战争,此后长期担任张作霖的顾问,帮助张作霖巩固在东北的地位,协助张作霖镇压了郭松龄的反叛。
仪峨诚也(也叫嵯峨诚也或仪我诚也)
日本军人。出生于东京。1909年5月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1918年进日本陆军大学深造。1923年晋升为步兵大尉,来中国东北,曾任张作霖私人顾问,替张作霖策划东三省独立。
仪峨诚也在爆炸中受了重伤,但没有死。
仪峨诚也一直跟在张作霖身边,这给了他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如果身边的日本人是内鬼的话他绝对不会寸步不离的跟着自己,肯定会去别的车厢,所以张作霖才会放松警惕认为日本人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事后也不会有人认为他是内鬼,还能获得奉系的重用,大帅死后继续窥取少帅的情报。
张作霖死后,被张学良派往第三、第四方面军做军事顾问。1929年回国。
1933年5月被派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任特务机关长。
次年晋升为步兵大佐,任关东军军附,负责搜集华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
1935年8月任步兵第三十联队联队长,留驻长城线以南,负责修筑各种军事设施。完工后,将中国劳工全部杀害,投尸于海河。
1937年8月调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广泛收罗亲日分子拼凑伪天津市政府班子。同时,多次与驻北平日本特务部长喜多诚一谋划,成立北平市伪政府,确定汉奸潘毓桂出任市长。
1938年1月,在天津病亡。死后,迫晋为少将。
关东军在实施这一作战方案时,除参与策划的板垣、石原、花谷以及参加执行任务的今田新太郎大尉、第二十九联队队长平田幸弘大佐、大队长名仓(可惜没名)少佐、小岛(可惜没名)少佐、奉天宪兵队的三谷清少佐、还有在大杉荣杀害事件中有名的原宪兵上尉甘粕正彦、和田劲预备中尉知情人外,其他人即使对事件有所猜测,但在9月18日晚10时半前都不知情况。
林大八
1886年(明治19年)-作为陆军少校林秀芳的长子,出生于鹤冈鹰匠町(现在的鹤冈市)。
1896年(明治29年)-朝阳高等小学毕业。
1898年(明治31年)-进入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1904年(明治37年)10月24日-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步兵科毕业。
11月1日-陆军少尉・近卫步兵第4联队付
1907年(明治40年)12月-陆军中尉
1909年(明治42年)10月-步兵第67联队付
1910年(明治43年)12月-在俄罗斯帝国的莫斯科留学(1911年8月为止)。
1911年(明治44年)8月-参谋本部出仕
1912年(大正元年)12月-在神户的大谷塾研究蒙古语(到1913年12月为止)。
1914年(大正3年)
1月-参谋本部出仕
8月-陆军大尉・参谋本部付
9月5日-次子林八郎出生。(226事件中政变军官)
1918年(大正7年)1月-驻地
9月-关东都督府陆军部付(驻扎买卖城)
1919年(大正8年)2月-浦盐派遣军司令部付・伊尔库茨克驻在(到8月为止)
7月-陆军兵器总厂安装(新闻组)
12月-西伯利亚出差(到1920年2月)
1920年(大正9年)5月-北部沿岸州派遣队司令部付
1921年(大正10年)7月-陆军少校
1922年(大正11年)4月-步兵第3联队付
1923年(大正12年)8月-步兵第3联队队长
1924年(大正13年)5月13日-满洲军阀张作相的军事顾问
1925年(大正14年)8月-陆军中校
1931年(昭和6年)5月31日-第1师团司令部付
8月1日-陆军上校・金泽步兵第7连队长
1932年(昭和7年)-第一次上海事变中战死。
享年46岁。升格为陆军少将。
1925年,郭反奉,三浦中佐曾到沟帮子会见郭松龄,三浦向郭提出要求:
如果能允许将关东州的界限向北扩展到辽阳县,关东军即把张作霖驱逐出沈阳,郭军便不费一枪一弹进入奉天省城取代张作霖的地位,但被郭当面拒绝。
三浦愤然离去,郭因为日本军方的阻挠不能前进。后来郭又派蔡多祥、齐世英为代表,前去营口转赴旅大,想关东军直接交涉,但无结果。
郭松龄到达锦州时,日本关东军派浦澄江大佐与郭会谈,他提出,日本在东北三省按签订的条约,有既得利益,不能默认东三省发生内战,是日本政府及民间权益遭受损失,关东军依旧宣称:
不允许郭军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作战,不允许越过南满铁路。否则将以实力对之。
面对日本的干涉,郭予与拒绝,使得浦澄江大佐败兴而回。
当郭军占领新民、威胁沈阳时,关东军又派某中佐与郭松龄谈判。
郭直言:东北国民军与奉军之战,纯系中国内政,贵国不要干涉,我不知道什么是日本的特殊权益。
日中佐威胁他道:阁下如不承认日本的特殊权益,日本就要对您不便了。
郭松龄说:岂有此理,你们日本人如果不讲道理,硬要干涉中国内政,你们把我拖进水里,我也要把你们拖进泥里。
关东军派遣参谋浦澄江中佐专程前往沟帮子郭松龄司令部驻地,表示只要同意将金州、复州、海城等地割让给日本,“将关东州的界线向北扩展到辽阳县”,关东军就会帮助他攻打张作霖。
但郭松龄对日本的侵略要求拒绝,“甚至拍了桌子,谈判遂破裂”。
根据这次会谈的情况,关东军认识到“郭军进入满洲是对日本在满蒙权益的重大威胁”,因此确定采取“援张排郭”的对策。
12月7日当晚,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从旅顺急速赶到奉天,与张作霖举行秘密会晤,提出将间岛移交给日本,日本侨民享有与中国人同等的居住权和经营权等4项侵略要求。
做为交换条件,斋藤恒承诺日本将从军事、财政上全面援助张作霖,如果形势紧迫,关东军还可直接出兵参战。
张作霖已经被郭松龄大军打的晕头转向,答应了日本的全部条款,与斋藤恒草签下密约,双方从此在一起共同镇压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
1925年12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代表日本政府发出第1次严重警告,宣称日本在满蒙拥有的“权利、利益颇为重大”,禁止郭、张两军于南满铁路附属地及附近地区作战。此举虽然针对交战双方,实际上日军仅仅约束郭军靠近南满铁路附近,张作霖的部队则可以随意过境,甚至从黑龙江、吉林源源不断赶来增援。
张作霖统治的重要区域包括奉天在内,基本都与南满铁路沿线紧密毗连,关东军的警告实质上为郭军的进攻行动设置了一道障碍。12月13日,郭部第2军马恭诚旅进抵营口港,当时防守营口的张作霖军队已经撤走,但关东军驻守大石桥的部队发出最后通牒,不准郭军进入营口市区。郭松龄几次交涉,只能下令部队从唾手可得的营口退走,不但失去从海上获得补给的机会,还使得原定从锦州、营口两路夹击奉天、一举围歼奉军主力的战略部署无法实施。
无奈之下,郭松龄派东北军外交代表殷汝耕赶赴大连关东军司令部,对日本方面对郭军产生的“误解”予以解释,并争取关东军的“谅解”。
遭遇日本逼迫,派殷汝耕与日本谈判。
记者王子衡报道,殷与关东军代表做了如下谈话:
日方问:关于尊重条约的话,是否意味着完全承认日本一切既得的权益?
殷答:如果中国政府批准,郭军长以后当然没有问题。
日方说:我们认为无论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于二十一条,采取什么态度,而东北政权,有责任,有义务,也有力量实践这个条约。
这一点张作霖已不否认,难道郭军长还会否认吗?如果也不否认的话,现在可以做出什么保证来吗?
殷说:这得请示郭军长以后才能回答。但是,我个人相信郭军长取得东北,迟早可能实现日本的希望。
在这次与关东军的交涉中,殷汝耕信心十足,认为郭松龄必会将张作霖拉下奉天大帅府的宝座,此时与日交涉仅仅是为了减少“战后的麻烦”而迫切希望得到关东军“不干涉”的立场。
12月14日,关东军再次出面发表警告,明确禁止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周边20华里范围之内,不准有任何“直接战斗动作”或“扰乱我附属地治安的军事行动”。
12月15日,关东军单方面宣布将奉天、辽阳、大石桥、抚顺、铁岭、开原、长春等14个城镇划分为“绝对禁止武装部队进入区域”,开始向铁路附属地20里区域内派出警戒部队,直接占领并控制铁路沿线。
12月15日,郭军推进至新民白旗堡,奉天形势愈发紧张。日本政府于当天举行紧急会议,从国内的第12师团抽调步、骑、炮兵2500余人组成第2混成旅团,又从驻朝鲜日军中调出上千步兵和2个中队的野炮,以保护日侨的安全为由增兵到中国东北,归斋藤义夫少将统一指挥。19日,这批部队全部抵达奉天,担负起防守奉天城防的任务。
在省城的张作霖军警部队,则大部开拔至前线,直接投入战斗。
12月21日,张作霖奉军和郭松龄国民军主力在巨流河一线展开决战。奉军右翼为张作相统率的吉林省军,左翼吴俊升的黑龙江省部队,中路则是张学良指挥的第3方面军中未参与反叛的部队,这些部队均委派有日本军事顾问,不仅指挥一线作战,还带领重炮直接参战。关东军的航空部队也与奉军飞机联合出战,猛烈轰炸郭军的阵地。
23日,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军事情报,奉军侦知郭军两翼兵力空虚,于是实施迂回包抄,切断了郭军后路。
郭松龄3次组织人马突围都没有成功,加上粮秣和弹药库也被烧毁,军心大乱,多数将领表示不能再战,纷纷向张作霖、张学良请降。
在奉张得到日方的援助后,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时,郭派他的另一外交代表齐世英赴日乞降的事件中。
12月13日沈阳日本领事馆照会郭松龄:
在南满铁路沿线二十里内,不许中国人有任何军事行动,倘敢违反,日本军将采取断然处置。
郭松龄在看完照会,递给林长民,林长民见照会措辞不逊,亦颇为气愤,良久对郭松龄说:
我们迟了一步,让张作霖走在了前边。东北国际形势复杂,我们怎么没有预作安排?
郭松龄叹道:
我是东北人,当然也想到这个。不过,义师未动,先去卖国,这在良心上,是说不过去的!
两个人商量的结果,最后决定派齐世英前往日本乞降,并告诉他最大限度的允许条件。
在齐世英晚年的口述自传中提到,直到郭松龄败亡,赴日乞降都并未成行,而是连同殷汝耕、刘友惠等郭军“外交处”同仁如惊弓之鸟般逃入新民日本领事馆,避居半年后才脱险。
1923年8月,张作霖为了准备对直系作战,通过本庄繁顾问向日本提出供应军火的请求。
本庄繁未经请示,就对张作霖作了如下答复: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给新任张作霖军事顾问的菊池武夫发来指示:如果发生紧急事态,你应推动日中军队“共同合作”。
于是,松井七夫、是永重夫、仪我诚也等10余名日本军官组成了“日本军事顾问团”,立即赴山海关奉军第一、三联军司令部参加指挥作战。
另外,町野武马则帮助张作霖制订作战计划,菊池武夫担任与日本政府、军部及关东军之间的联络。在奉军弹药告急时,日方及时向奉军补给步枪、机枪子弹4000万发,炮弹10万发,奉军依仗这批弹药一举突破直军阵地。
在打败直系后,奉军第五军军长吴俊升以感激的口吻说:“此战产生现在的结局,全靠日本人和日本政府的帮助。”他还补充说:是永重夫中校的能力及其在战场上的活动简直令他“吃一惊”。
在郭松龄的东北国民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决战时,松井七夫负责指挥日本顾问和军官参与奉军各部队的指挥,他们包括是永重夫、仪我诚也、滨本、荒木五郎(黄慕)等。荒木五郎还在奉天招募了退伍日军200多人,操纵12门野炮到前线作战,每门炮配发300发炮弹。
这些日本人不听指挥部命令,不遵守时间,不分日夜乱行射击,也不选择目标,看见中国人就打。战事停止后,他们仍不停地射击,直到将每门炮的300发炮弹打完为止。
说实话,戒烟成功的,我听到的不多,尤其是他这种主动性很强的,强制戒毒的那些不好说。
一个要商榷的事情就是说不是兵弱一方就一定不能抵抗兵强的一方,特别是面对侵略战争,侵略者虽然看似强大,但其侵略有其成本考量,特别是对于战争资源匮乏又不重视后勤的日本军队,如果不能从战争中获利,不能以战养战,时间一长就会陷入泥沼,停下进攻的脚步。
后来的抗战时期,日本虽然表面看起来占领了很长纵深的中国领土,但实际只是占领铁路线和公路线两侧狭窄的领地,远离交通线的广大地区从山海关到镇南关,都长期活跃着抗日力量,因为日军没兴趣也没能力占领如此辽阔又充满抵抗的中国国土,而唯一全面占领并不断给日军输送资源的地区几乎只有东北,是在日军扑灭了东北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以后,因为当年的中国正规军撤得太快了,让日军能有足够时间消化和以此以战养战。
有了勇气,也增加不了多少,你这个还是投机心理,淞沪会战,日本也没有停下脚步,时间到了。
现在很多人强调偶然性,强调抗美援朝,可是东北军就缺那个,而且战术没有秘密。
游击战也打不了。
笨狼兄说破坏铁路,我感到有一些不知道情况。
东北满铁,日本经营很多年,近铁路地区都是军事区,老百姓咋靠近,别说老百姓,就是东北军靠近都难,你真是想太多了。
郭奉之战就是奉系可以通过军事区,而郭军只能自行绕道,才导致了郭军失败的。
靠近,想的太简单了,日军还要通过铁路运兵,怎么可能不关注防卫呢?
如果是边远地区,破坏了也没用啊。
况且张学良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想到扩大了战争啊!他的错误只在这点了。
所以,不可能破坏铁路,兵工厂啊。
他还想回来的啊?!结果没回来那是历史超出了他的预料而已。
张学良不是个很高的军事家,他下了错误的判断。如果他知道是后面的结果,他也会选择抵抗的,哪怕做不到效果。
因为沈阳黄显声他是安排了的,如果不是那些投降部队,不是日本在乡军,不是朝鲜军,三管齐下,沈阳也不会失手。
今天新太郎也是东北军的日本顾问啊。我就不说特务部门和关东军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