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二十四史之探秘系列迷你版 -- 丽华天下
前面在说李广的故事的时候,曾经提到过一个人,花钱买了一个武骑常侍的官,和李广李蔡两兄弟的官一样大。他就是今天这个故事的主角——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在历史上是非常非常有名的。加上他和《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一个姓,又写得一手好“赋”,司马迁不仅把他收入了列传,而且还给了他非常多的篇幅。司马迁是特别欣赏屈原的,给屈原作传就用了很大的篇幅,但猜一猜“司马相如列传”是“屈原列传”篇幅的多少倍?答案是六倍!
尽管很长很长,但故事并不多,基本上是在引用司马相如的作品。正在笔者思索着如何来给各位河友讲这样一个故事的时候,度娘给笔者推荐了一篇王立群的博文,写得很好,而且也基本上涵括了史记中的主要内容,所以笔者就特录于下:
在中国戏曲史上,“琴挑”是一出非常有名的折子戏,不少剧本都不约而同地以它命名。其实,戏曲中“琴挑”一词最早源自汉武帝时期一位大文豪的浪漫故事。这位文学家与史学家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不过,此司马可是非彼司马,二者绝对不能够同日而语。他一生名利双收,可谓命运的宠儿。那么,这位司马先生又是谁?他的“琴挑”究竟隐藏着多少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这位与司马迁并称为“西汉两司马”的文学家就是武帝朝的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字长卿,幼年时,他的父母怕他有灾,所以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犬子”,据说孩子取个贱名容易成活。长卿完成学业之后,知道了蔺相如的故事,为了表示自己对蔺相如的羡慕之意,便更名为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家境富有,因此,凭着家庭的富有而当了“郎”(以赀为郎),“郎”是皇帝的侍从。汉承秦制,规定家中有钱的人可以为郎。汉初曾以“十算”(十万)为起点,到了景帝朝改为“四算”(四万)为起点。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认为衣食足而知礼仪,二是有一定资产可以备得起官服。
司马相如初出道时,担任汉景帝的武骑常侍(骑兵侍卫),但是,他本人并不喜欢这个职业。司马相如喜爱的是写赋(一种文体),但是,汉景帝偏偏不喜爱赋。所以,景帝朝司马相如才华得不到施展,干得很郁闷。
后来,梁孝王进京,随同他一块来的有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相如和这几位辞赋高手,志趣相投,非常谈得来。于是,他以有病为由辞去了景帝朝的“郎”,随梁孝王到了梁国。梁孝王让司马相如和邹阳、枚乘等人一同居住,享受同等待遇。在此期间,司马相如创作了著名的《子虚赋》,声名鹊起。
但是,不久(景帝中元六年,前144),梁孝王病卒,门客各奔东西。司马相如离开梁地,回到家乡成都。《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梁孝王卒,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汉书·司马相如传》: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这两本重要史书记载的内容完全一致,都说司马相如从梁孝王游宦归来后,家贫无以自业,家中穷困,没有谋生的手段。
这段记载非常可疑。如果司马相如真是“家贫无以自业”,那么,他当初怎么能够“以赀为郎”呢?但是,司马迁、班固两个人都这么写,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知道事实的真相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临邛(今四川邛崃)县令王吉邀请司马相如到临邛。王县长与司马相如是莫逆之交,司马相如来到后,王吉将他安顿在县城的宾馆(都亭)里。
一场“琴挑”的浪漫剧正式拉开序幕。
临邛县令王吉安置好密友司马相如之后,故意装出一副谦恭的姿态,天天到宾馆来看望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开始每天还见见县令王吉,后来,县令来访,司马相如一律谢绝。司马相如越是谢绝,王吉越是恭敬,照样天天来访(临邛令缪为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见之,后,使从者谢吉。吉愈益谨肃)。
司马迁在司马相如传中写下的“缪为恭敬”四个字非常值得玩味,所谓“缪为恭敬”,就是故意装出一副毕恭毕敬的姿态。王县长为什么要装出这副毕恭毕敬的姿态?司马相如和王吉究竟在打什么主意呢?
原来,临邛县有两位钢铁大王,一位是卓王孙,一位是程郑,两家都以炼铁暴富,是临邛两位著名民营企业家,按照时下的说法,一位是卓总,一位是程总。卓王孙家中的奴仆有八百多人,程郑家中的奴仆也有数百人,略逊一筹。这两位老总听说王县长天天去宾馆看望一位贵客,还屡屡碰壁,非常好奇,很想见识一下。思来想去,便想出一计。既然是县长的贵客,作为民企老总,我们理应表示一下。不如备下一桌酒宴,好好款待一下人家,顺便也宴请一下县长(令有贵客,为具召之,并召令)。
到了宴请这一天,王县长先来到卓总家中。此时,上百位宾客已经入席,等到中午,卓王孙才派人去请司马相如前来赴宴;但是,司马长卿推说有病不能赴宴。本来,等陪客们都到了才去请主宾,这是对客人非常尊敬的一种做法。但是,主宾不来,卓王孙别提多难堪了。王县长一听司马相如不来,菜都不敢吃一口,立即登门去请。司马相如见王县长如此盛情,没有办法,只好勉强成行。司马相如一到,他的风采立刻震憾了酒宴中的整个临邛上流社会之人(卓氏客以百数,至日中,谒司马长卿。长卿谢病,不能往。临邛令不敢尝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强往,一坐尽倾)。
有趣的是,《汉书》和《史记》记载王县长亲请司马相如一事有一字之差:《史记》写的是“相如不得已强往”,《汉书》写的是“相如为不得已而强往”。比起《史记》,《汉书》多了一个“为”字,“为”者“伪”也,即司马相如故作清高,假装不愿去赴宴。班固写得比司马迁更透彻,他揭示了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的确是策划了一个大阴谋。那么,司马相如和密友王县长究竟想从这个阴谋中得到什么呢?
通过《汉书》这个“为”字,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司马相如这次临邛之行,绝对不是一般的探亲访友,而是有备而来,要办成一件事,而且这件事一定和卓王孙有关。
王县长将司马相如安顿在宾馆里天天去朝拜,就是在造势,制造新闻热点,吸引卓王孙的眼球;果然,这出戏引得王孙总上钩了:亲摆家宴宴请司马相如。赴宴之际,他又“千呼万唤始出来”,吊足了卓王孙的胃口,哄抬了自己的身价。
酒宴进行到高潮时,王县长把一张琴恭恭敬敬送到司马相如面前,说:听说长卿的琴弹得极好,希望能弹一曲以助酒兴。司马相如一再推辞,王县长一再相邀,最后,拗不过去的司马相如便顺手弹了两支曲子(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谢,为鼓一再行)。
《史记·司马相如传》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司马相如有一个生理缺陷,就是口吃,但是,他的文章写得非常之好。王县长之所以让司马相如赋琴,一是让司马相如回避了自己的弱项——口吃,二是发挥了自己的强项——弹琴。
既然做了这么多的铺垫,司马相如弹这两支曲子,到底为什么呢?
原来,这位卓总有一个宝贝女儿叫卓文君,这位文君小姐刚刚守寡,回到娘家暂住。她非常喜欢音乐,又特别精通琴瑟。所以,司马相如与其说是为王县长弹两支曲子,不如说是司马相如想用琴音挑动卓文君的芳心(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大家特别注意司马迁“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这句话中的“缪”字,司马相如有意装出来为王县长抚琴一曲,但是,实际上此曲绝非为县长大人所奏,而是为了让一位小姐芳心暗许。
一个人有了爱好,就成为一个人的软肋。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音乐,这恰恰成了卓文君的软肋。司马相如其实早就把卓文君给琢磨透了,卓文君酷爱音乐,精通琴瑟,这就是她的心理兴奋点。一曲表达自己爱慕之情的琴曲正是司马相如打开卓文君芳心的一把万能钥匙。原来司马相如故弄玄虚、排兵布阵多时,要谋的就是卓王孙的掌上明珠——卓文君啊!
司马相如应临邛县长王吉的邀请来临邛之时,跟随他来的车马非常多,来到之后处处表现得从容大方,举止文雅,加上他英俊帅气,整个临邛县无人不知。寡居在家的卓文君早就听闻,只是无缘相会。等到司马相如到自己家中饮酒,弹琴,文君从门缝里看见司马相如风流倜傥的样子,内心十二万分仰慕,还生恐自己配不上他。而两支求婚曲让文君小姐听得如醉如痴,心动不已。
这就是所谓司马相如的“琴挑”,即用琴声挑动文君的春心。
酒宴结束之后,司马相如派人用重金买通卓文君的侍女,直接表白。“两情相悦”的确令人幸福得直晕。卓文君于是决心奋不顾身,连夜从家中出逃,跑到司马相如下榻的宾馆。司马相如一见卓文君到来,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当夜带她立即离开临邛,回到成都自己家中。司马相如情场得意,是因为他的浪漫。他不惧两家经济地位的巨大悬殊,不畏担当恶名;经心谋划,该出手时就出手,终于抱得文君归。
到了司马相如在成都的家中,卓文君才发现,司马相如的家中一贫如洗,只有四面墙(家居徒四壁立)。司马相如此时指着这间只有四面墙的小屋,对卓文君说:这就是我们爱的小屋。
当然,“家居徒四壁立”这句话与前此的“以赀为郎”,后面盛大的车马随从颇不相符,我们真不知道司马相如家中的经济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第二天,卓王孙听说自己的女儿私奔司马相如,而且,两个人已经离开临邛回成都了。气得他嗷嗷直叫,但是,作为一个大汉帝国首富的卓王孙,自然有自己的杀手锏:经济制裁:一个子也不给!有人劝卓王孙,文君是自家亲骨肉,何必苦苦相逼呢?但是,卓王孙经济制裁的决心非常坚决:一分钱不投!
两个“恋爱大过天”的年轻人度过蜜月之后,立即感受到生活的艰辛与窘迫,卓王孙的经济制裁非学有效啊!第一个受不了的是卓文君!卓文君自幼长于豪门,富日了过惯了,哪能过得惯穷日子?她对司马相如说:假如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回临邛,就是向我的兄弟们随便借点钱,也足以维持生活了,何苦天天在这儿受穷呢?
司马相如同意了爱妻的意见:变卖了自己的车马,在临邛买了一处房子,开了个酒吧。他让卓文君亲自站柜台卖酒(文君当卢),自己穿戴上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儿洗碗(文君久之,不乐。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炉,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
《西京杂记》(卷二)记载得更富有戏剧色彩: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回到成都之后,生活非常艰难,卓文君只得拿自己穿的高档皮衣去赊一点酒,夫妻二人同饮。喝完酒,卓文君抱着司马相如的脖子哭着说:我这一生过得都是富贵日子,现在落到了用裘皮大衣换酒的地步。于是,两个人于是商定到临邛(原文“成都”,当误)开酒吧,司马相如亲自穿着围裙干活,有意让卓总丢人(司马相如初与卓文君还成都,居贫,愁懑,以所著鹔鹴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既而,文君抱颈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贳酒,遂相与谋于成都卖酒。相如亲着犊鼻裈涤器,以耻王孙)。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回到成都的日子过得非常紧巴,我们看《史记》《汉书》《西京杂记》的记载,都说是卓文君率先提出要回临邛,然后,两个人商量好开酒吧。
卓王孙的富有不是一般的富有,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专门记述了卓王孙在秦灭赵国之后,从赵地主动要求迁徒远方,最后迁到临邛炼铁致富的全过程。《史记·货殖列传》记述的都是国家级的大富翁,卓王孙排行第一:“卓氏……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所以,卓王孙应当是当年上了福布斯中国排行榜的首富。
卓王孙的千金回临邛开酒吧,并亲自“当垆”卖酒;卓王孙的女婿司马相如身穿大围裙,和佣人一样打杂干活,实在是太让卓总丢人了,卓王孙因此大门都不敢出(卓王孙闻而耻之,为杜门不出)。
卓王孙之所以不敢出门,原因大概有如下三点:
一是自己引狼入室。
司马相如之所以能拐走自己的女儿,是因为自己让司马相如到家中赴宴,而此事又是王县长做的婚托儿,一位民营企业家总不能和县长翻脸吧?卓王孙有苦难言;
二是卓文君不顾礼仪。
自己的女儿放着千金大小姐不做,竟然不知廉耻,私奔司马相如,让卓王孙脸面尽失;
三是丢人丢到家门口。
女儿和司马相如的酒吧如果开在成都,至少舆论不至于这么大;可他们竟然把酒吧开到临邛,生意做到自己的家门口,在临邛这么个小县城里,自己是国中首富,这不是丢人现眼吗?
此时的卓王孙是又羞又气,还无处发泄,毕竟是自己的亲女儿所为。
文君的兄弟和长辈于是纷纷从中斡旋:卓总啊,你只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家中又不缺钱;文君现在已经成了司马相如的妻子,司马相如又是个人才,并非无能之辈,完全可以依靠。再说他还是王县长的贵客,你又何必如此制裁他呢?
卓王孙实在是受不了这份窝囊气,只好花钱消灾,分给文君一百名僮仆,一百万钱,并给了她一大批出嫁的衣物。
有了这一百万,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立即关闭酒吧,打道回成都,买田买地,成为成都的大富翁。
自此,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的故事成为中国古代才子佳人故事中一个美丽的典型。
但是,据我看来,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里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
第一,司马相如为什么想不到与卓文君回临邛开酒吧宰卓总的计划呢?
司马相如是在无法维持生计的落魄之时应密友王吉之邀来到临邛的。他来临邛之前也许并没有一套完整的方案,但是,到了临邛之后,特别是在与密友王吉密谈之后,司马相如制订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只是这个计划司马迁没有将其挑明,而是暗中点出。
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司马相如这个阴谋揭示出来呢?道理很简单,司马迁对司马相如偏爱有加,特别是偏爱他的文章。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才全文引用了司马相如的那么多大赋和文章,这在司马迁整个创作的《史记》一百一十二篇人物传记中是唯一的一个例外。既然司马迁如此偏爱司马相如,司马迁就不能用直笔来写司马相如当年这一段不大光彩的婚史,但是,司马迁作为一代良史,他又不能违背他作为一代史学家的道德底线,他还必须将他最喜爱的这位大作家的这件事揭示出来。因此,司马迁只能用曲笔来写,你看看《史记·司马相如传》中“临邛令缪为恭敬”这七个字的中的一个“缪”字,再看看“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的“缪”字,这个阴谋就昭然若揭了。
所以,司马相如到临邛之后,大肆摆谱,制造声势,实际上文人与县长联手,钓卓王孙上钩。虽然最后一钩钓出了两位老总:卓王孙与程郑。但是,司马相如锁定的目标非常明确——卓王孙。
如果司马相如能够制订出一个如此周密的“钓鱼”计划,让商场上精明老到的卓王孙上当受骗,至少说明司马相如确有老谋深算的一面;一个如此老谋深算的司马相如,岂能想不到主动提出来回临邛,开酒吧,让卓王孙丢人现眼,逼他出血,狠宰一把呢?肯定不可能。
但是,司马相如为什么不主动说回临邛呢?
一是丢人啊,一个男人要靠女人吃饭,在中国古代大男子主义盛行的社会中肯定让人轻视,即使在今天,恐怕也让人觉得这种“爱情”得加一个引号;
二是万一卓文君拒绝了怎么办?如果卓文君非常有志气,宁肯受穷,决不开口向老爸要钱;这件事此后就再难提起。
三是如果司马相如提出来要回临邛开酒吧,狠宰卓王孙一把,可能会让卓文君想到你当初上演“琴挑”这出戏之时是否已经有了这个计划。这将会带来一个更大的问题:你司马相如究竟爱的是我卓文君,还是爱我老爸的钱?你是为我而琴挑,还是为了宰我老爸而琴挑?
因此,司马相如自己绝对不能说出来要回临邛、开酒吧、宰卓总这个计划;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苦熬!熬到卓文君自己受不了,卓文君主动提出来,自己再来个顺水推舟;
果然,在咬着牙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后,受不了穷困的卓文君终于主动提出来回临邛的主张。我想:司马相如此时一定是内心一阵狂喜啊——苦日了到头了!如果我们将此事向前再推一点,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第二,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究竟为的是什么?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是因为这一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它关乎到我们对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的评价。
首先要谈的是卓文君美不美?
为什么要谈文的美丑呢?如果卓文君是一位丑女,那么,一切都明明白白了:司马相如琴挑一位全国首富的卓总的丑女,目的岂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吗?
《史记·司马相如传》、《汉书·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记载卓文君是否为国色天香。只有《西京杂记》卷二记载: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肌肤柔滑如脂。十七而寡,为人放诞风流,故悦长卿之才而越礼焉。长卿素有消渴疾,及还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发痼疾。乃作《美人赋》欲以自刺,而终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为诔,传于世。
如果《西京杂记》的这个记载可信,那么,卓文君一定长得非常漂亮,而且十七而寡。国色天香,十七妙龄,司马相如十分仰慕,才有了与王县长密谋琴挑文君一事。而且,司马相如有糖尿病(衲注:古时糖尿病称为消渴症),由于喜爱卓文君,不加克制,导致自己病情加重,最后死在糖尿病上。那么,为赢得爱人而耍点小计谋,怎么看都是情有可原的吧。
当然,卓文君非常漂亮,只能说明琴挑文君的目的之一是抱得美人归;但是,并不能排除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意在劫色之后还有其他目的;如果先劫色后劫财,比起只劫财而言是人财两得的双丰收啊,当然,就人品而言,也更为人不耻。
第三,司马相如回临邛是否为了劫卓总的财呢?
《史记》《汉书》的司马相如传都没有言之,但是,《西京杂记》写了非常值得玩味的四个字“以耻王孙”。如果我们相信《西京杂记》记载属实,就得承认司马相如在临邛开酒吧是为了宰卓总。此为其一。
其二,酒吧开在哪儿不行啊?非开在临邛,你说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让卓总丢人呗!让卓总丢人干什么?目的还不是为了卓总的钱嘛。
其三,《史记》、《汉书》都记载司马相如拿到一百万钱和一百个奴仆后,立即关闭酒吧,带着太太回成都了。
根据以上三条看,司马相如回临邛开酒吧,目的就是为了宰卓总。
第四,司马相如宰卓总的计划在琴挑之前还在琴挑之后?
我们先看看下面五个问题我们能否承认:
(1)司马相如深知卓总是全国首富;
(2)司马相如深信自己可以用一个周密的计谋琴挑文君归己;
(3)司马相如深知自己这个“家徒四壁”的家根本不可能养得住万金小姐卓文君;
(4)司马相如深信卓文君受不了穷一定会主动提出回临邛逼其父出血;
(5)司马相如深信卓总受不了丢人一定会极不情愿地出血;
如果上述五个问题我们都承认,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一个铁的事实,司马相如琴挑卓文君之前已经有了劫财的准备,因此,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原来竟是一个先劫色后劫财的骗局。
我非常希望“琴挑文君”是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可是,我爱美丽,但我更爱真实;史实让人相信,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只不过是一个骗了人们两千年的大骗局。
《史记》往后面,有故事的名人已经不多了。接下来的篇目,是淮南厉王刘长及他的接班人刘安等的事情。
淮南王刘安在历史上是很有名的,笔者第一次知道淮南王,是因为小学语文课本学过《淮南子》里的篇目《塞翁失马》,听说后来又增加了《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是在刘安主持下由他的门客编写的,刘安是汉武帝的叔叔,在刘家子弟里,是一个比较爱学习也比较有学问的人,他招养了几千个门客,有学文的有练武的,有谋士有术士,总之,各样人才都有,一点都不逊于战国四公子。
但是《史记》里没有说淮南王的文治武功,从头到尾都是在说他想造反,造反又没造出个名堂出来,犹犹豫豫地,结果被告发,然后被一帮酷吏给整得自杀而死。
那就不说那个生不逢时的刘安了,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以张汤为代表的酷吏吧。
酷吏,一听名字,好像就不是什么好人。我们平常所熟悉一点的,是唐朝(武周)武则天时期的酷吏周兴和来俊臣,因“请君入瓮”的故事而为我们所知。至于张汤,对汉史不熟的话,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人了。
《史记》的列传中,有“循吏传”和“酷吏传”两个拼盘,循吏传是讲那些清正廉洁、守法遵礼的好官,司马迁写得很敷衍,几个人的小故事一带而过。“酷吏传”就不一样了,里面的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充分揭露了汉武帝时期的司法腐败和官场争斗。
酷吏传是一个拼盘,里面讲了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十来人的事情,但其实,只有张汤是主角,其他都是一些陪衬。
之所以会有酷吏一说,先得交待一下伟大的时代背景:当初刘邦抢在项羽之前打到咸阳,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后刘邦打败项羽,很多人说,就是因为刘邦废除了秦时的繁法严刑,从而获得了民心。
刘邦建国之后,一直采用简单的法律,其后,惠帝、吕后当政,信奉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尽管吕后对功臣和官宦痛下杀手,但对于治下之民来说,还是很宽松的。再之后的文帝和景帝,基本延续了这个路子,西汉得益于这种宽松的环境,一步步兴盛起来。汉武帝即位后,想有所作为,对外攻打匈奴,对内增加赋税,百姓负担加重,于是作奸犯科的人多了,汉武帝觉得,光靠道德教化来进行统治有点为难,就想到要“依法治国”,于是开始增设法律以打击犯罪,那些研究、制订和执行法律的人应运而生,形成了酷吏。
酷吏,并不像它名字给人的感觉那样,都是一帮阴险狡诈、恶毒凶狠之人。酷吏里面其实也有好人的,比如“酷吏传”里面的这十来个人,有不少就是很不错的,只不过他们“铁面无私”,不循私枉法,对犯事的人一追到底,所以落了酷吏的名声。而即便是张汤这个酷吏的代表人物,也有他好的一面。
好吧,其他人的故事就不说了,笔者这篇专门讲讲张汤,以及和张汤相关的一些人的故事。
张汤是现在陕西西安一带的人,他的老爸做过长安县丞,官不大,但是县丞要管的事也挺多,县里的司法刑狱就是其中的重要事项。张汤从小就跟着他爹混,特别喜欢看人打官司,把判案决狱那一套学得很熟。据说是在他十岁的那一年,有一次他爹外出办事,让张汤守家,家里的一块腊肉被老鼠偷吃了,他老爹回来把他一顿暴打。张汤心里不服,咬牙切齿地要报仇,于是费了老大的劲,在屋前屋后到处挖洞捉老鼠,终于捉住了那只老鼠,还找到了一块剩肉。然后,他在家里设下“大堂”,自己扮演原告和法官,对被告老鼠进行审讯,经过一番讯问、上刑、笔录、宣判,然后对老鼠施以磔刑,也就是分尸(你看,十岁的小孩子,已经显示出他酷的一面了)。一场审判搞下来,有模有样,而且司法文书也写得非常棒,俨然一名执法严明的老狱吏。张汤他老爹深以为奇,于是开始专门教他学习做“法官”。
张汤他爹死后,张汤才出来做官,在长安县做了一名小吏,默默无闻地做了很长时间,升迁似乎无望。张汤有些心灰意冷。
一个囚犯的到来,改变了张汤的一生。
这个囚犯姓田名胜,长陵人。他的母亲是秦汉之际的风云人物臧荼的孙女。她嫁过两次人,起初嫁给槐里县的王仲,生一男两女。后来王仲病死,她又改嫁到长陵田家,生了田胜、田蚡两个儿子。田胜犯了罪,被送进长安县监狱。张汤觉得田胜是个人物,于是倾心结交,百般照顾,两人成了好朋友。田胜刑满出狱后,两人还保持着密切的往来。后来,臧荼的孙女与王仲生的女儿王娡从金王孙改嫁给了还是太子的刘启,后面成为了汉景帝的美人,进而成为皇后,王娡的儿子刘彻被立为皇太子。景帝寿终正寝后,刘彻即位,是为武帝,封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田胜富贵之后,没有忘记张汤的恩德,逢人就夸他,帮他结识了许多达官显贵。不久,张汤调任中尉宁成的属吏。宁成是当时有名的“酷吏”,以严刑峻法著称。张汤深受宁成的影响,也凭着自己的才干赢得了宁成的信任和好感。后经宁成推荐,他出任茂陵尉,负责监修汉武帝陵墓,不久又改任侍御史,成为一名司法官。
张汤真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重用,是从审理陈皇后“巫蛊案”开始的。
又联系到前面的故事了,关于陈阿娇和卫子夫的关系,在卫青霍去病的故事里有详述,各位河友可以参考。
武帝即位后,立太子妃也就是自己的亲表姐陈阿娇为皇后。陈阿娇十多年来一直没有生育,而卫子夫和汉武帝很快就怀上了。眼见自己被日渐冷落,陈阿娇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为了争宠,她就让她妈找了一个叫楚服的女巫暗地里进行“巫蛊”活动。“巫蛊”是将所仇恨之人的名字写在木头人上,再将这木头人埋于地下,令女巫做法诅咒,这有点类似于《封神榜》里陆压的法术“钉头七箭书”(汉武帝在位后期,还曾经闹过一出“巫蛊之祸”的宫廷大案【政治惨案】,“害”死了当时的太子刘据和当时的皇后卫子夫,受此牵连而死的人上万。这里且不表)。那个叫楚服的女巫还打扮成男人的样子,与陈阿娇同床鬼混,像夫妻一样。元光五年(前130年),陈皇后的“巫蛊”活动被汉武帝发现,他勃然大怒,就命令张汤审理此案。
张汤受命后深入调查了事情的原委,丝毫没有留情,判处了女巫楚服死刑,接着又继续追查参与者及知情者,最后受株连被杀的达三百多人。皇后陈阿娇也被判为“大逆不道”,被废去后位,幽禁在长门宫。
“巫蛊案”表面上是一场后宫争宠戏,其实是汉武帝为了肃清他奶奶窦漪房流毒的一场政治斗争,陈阿娇作为窦太后的外孙女自然成了打击目标。张汤在审理此案时,深入追查余党(不停肃清流毒)的做法及表现出来的干练作风,深受武帝赏识。很快他被提升为太中大夫,掌管法令、政策的草拟。
不久,张汤奉命与中大夫赵禹共同修订法令。赵禹为官也一贯清廉,执法严格,不徇私情。二人紧密合作,共同把过去的法律细致化、条文化,增补了许多内容。通过这次修订,律令增补到359条,砍头罪409条、1820事,并且拟用了13000多件案例来说明死罪,使法网空前严密,形成了完备的“大汉法典”。
其中,有两条专门用来约束在职官吏的新法最为著名:一叫“知见法”,是指官吏遇到有人犯罪而不告发就与犯人同罪;二叫“故纵法”,就是指官吏审案,如果错误地把罪犯从轻发落也要治罪。
笔者前面说过,酷吏里面也有好人,张汤嘛,其实也算是一个好人。《史记》里就说,张汤在审案时,总是打击豪强、扶助贫弱,遇到下户平民被告,他常常委婉地对汉武帝解释,帮助开脱,争取从轻处理;遇到贵族豪强仗势欺人,触犯法律时,往往不避权贵,从严处理,有时甚至把皇帝都打算赦免的罪犯杀掉。你看,这种“走群众路线”的司法官,按现在的标准来看,算不算情系百姓的好法官(活青天)?🤣
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年),张汤升任廷尉,成为九卿之一,掌握全国最高审判大权。他在廷尉任内处理的最大案件是淮南王和衡山王谋反的事件。
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因为“谋反”先后自杀,汉武帝想趁这个机会彻底铲除两王的势力,于是就把此事交给张汤处理。
张汤接手此案后,大举搜捕涉案人员,对皇亲贵族和两王的门客毫不手软,迅速下狠手将其一网打尽。他首先判处淮南王后荼和太子迁死刑,对于淮南幕僚(有几千人),也全部处死,并悉数灭族。此案前后株连达数万人,其中仅受牵连的列侯、二千石的官员及贵族就达数千人。淮南王门客伍被和严助都参加了刘安的谋反活动,武帝爱惜他们的才华,又加上他们曾劝阻过淮南王谋反,打算赦免他们两个。张汤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劝阻武帝,讲明了姑息养奸后不可收拾的道理,最终获得武帝同意,仍将二人处死。
张汤由于“平叛”有功,获得了武帝的进一步信任。元狩二年(前121年),他被擢升为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和丞相、太尉平级,属于最高权力阶层的“三公”。张汤在任御史大夫七年,这期间的两任丞相李蔡和庄青翟都不强势,因而朝政大事基本上都由张汤说了算,张汤也达到了其政治生涯中最辉煌的时期。
张汤“执政”期间,为缓解财政困难,任用桑弘羊进行财税改革。张汤在支持桑弘羊的同时,还提拔了一批“酷吏”,如义纵、王温舒等人,他们对阻碍改革的权贵富商进行了严厉镇压,仅在币制改革中就杀了违反法令、私自铸币者几十万人。财税改革中,政府规定全国一律按财产征税,对商人加倍征收。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实施,张汤制定了“告缗令”:如果有人隐匿财产数目,逃避征税,其他知情人可以告发。被告发者的财产就要被没收,一半纳入国库,一半赏给告发者,全国顿时兴起了“告缗”之风。据史书记载,当时全国的中产阶级大都因此倾家荡产。
张汤在推行这些严厉的措施时,还创立了“腹诽”法。首先因这一罪名而受到处罚的是当时的大司农颜异。大司农是掌管农事、货物及全国财政的官员,颜异心里对改革不满,但嘴上并没有说出来,当张汤审讯他时,虽然没有抓到直接把柄,但最终给颜异定了“腹诽”的罪名,也就是说,你嘴上没攻击我,但你肚子里在说我的坏话,所以你是有罪的,所以你该死。
张汤够酷,杀人如麻,对人态度也不好,得罪的人也多。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汲黯。汲黯是景帝和武帝时候的名臣,性情十分梗直,最大的官做到过都尉,位列九卿。话说张汤刚刚被提拔起来做廷尉的时候,听从汉武帝的吩咐修定法律,汲黯是奉行黄老之学的,对严刑峻法很不满,多次在汉武帝面前责骂张汤,说他只会罗织罪名,严刑逼供,乱改法律,最后会全家不得好死的。汲黯是个粗人,不大会讲道理,只会说大话,骂粗话,他哪里辩得赢十岁就会断案写法律文书的张汤呢?张汤只需要在一些只言片语上找漏洞,就驳得汲黯哑口无言,最后汲黯实在说不过了,就骂张汤:你们这些刀笔小吏,不能用来做大官,不然就会毁坏社稷。
汲黯做官比较早,资历老。在他早早就成了都尉的时候,张汤和公孙弘还只是小吏。等到张汤和公孙弘慢慢官变大,和汲黯平起平坐后,汲黯非常看不起他们,后来公孙弘成了丞相,张汤成了御史大夫,官都比汲黯大,汲黯心里非常不爽,找到汉武帝发牢骚说:你这个皇帝用人啊,就像堆柴草一样。汉武帝没听懂,问:你这个话是么意思咧?汲黯说:堆柴草,就是后来的摆在上头,先来的被埋在下面沙。汉武帝气得半死,但晓得汲黯是景帝时期的老臣,脾气又倔,拿他没办法,只好憋成了内伤。老是这样憋着也不是个办法啊,忍无可忍的汉武帝后来找了个由头,把汲黯罢了官,让他回去养老。
过了几年,淮扬一带私铸钱币成风,一般人也管不住,汉武帝征召汲黯复出,去出任淮扬太守,倔老头称病不肯去,汉武帝强迫他去,他才不得已答应了。临行时,汲黯念念不忘的还是张汤,他对他的好朋友李息说:我被赶到偏僻的地方去了,没有办法参与朝政了。但是这个张汤啊,他“智足以拒谏,诈足以饰非……(此处省去很多很多贬义评价)”,李息你位列九卿,你不早点想办法把他除掉,你也会身受连累的。
另一个是当时的赵王刘彭祖。
张汤曾经因为私人恩怨与御史中丞李文不和,后来张汤找机会,和手下鲁谒居联手把李文做掉了,并瞒过了汉武帝。
后来,张汤因为盐铁专营的事,不许赵王刘彭祖私自冶铁,断了赵王的财路。刘彭祖多次贿赂张汤,求他网开一面,但均遭严词拒绝。刘彭祖因此对张汤一直怀恨在心,暗暗派人在京城刺探张汤的行踪,伺机报复。有一天,鲁谒居生病在家,张汤亲自上门探病。只见鲁谒居躺在床上不断呻吟,说是两只脚疼死了。张汤掀开被子一看,果然两脚红肿,于是亲自替他按摩。这事被刘彭祖的细作知道后,迅速报告了刘彭祖。于是刘彭祖便上奏章严词弹劾张汤,说张汤身为朝中重臣,却亲自为一小吏按摩腿脚,其中定有奸情。
赵王亲自告状,武帝不好怠慢,将这个事交给廷尉处理。廷尉准备去抓鲁谒居的时候,鲁谒居又病死了,只好抓了他的弟弟。张汤晓得后,心里急归急,但又没有办法公开帮他。一天,张汤巡视牢房,见到了鲁谒居的弟弟,因自己身处案中,不好公开打招呼,只好假装不认识。鲁谒居的弟弟却误以为张汤不愿意帮他,心中很是不满,当即写状子告发张汤,说他与自己的哥哥鲁谒居同谋,陷害并搞死了李文。武帝看到了告状信,便把这个案子交给了另一个著名的酷吏御史中丞减宣查办。减宣也曾与张汤有过矛盾,接手此案后,竭尽全力搜罗证据,准备一举置张汤于死地。
第三个人,是当时的丞相庄青翟。
正在减宣准备搞死张汤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对张汤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事。汉文帝陵园内陪葬的钱币被人盗掘,武帝听说后勃然大怒。丞相庄青翟约张汤一起入朝谢罪,张汤也答应了,但等到了武帝面前时,张汤却认为这事只是丞相的责任,应由丞相负责,和他这个御史大夫一点关系都没有,就站在朝班中一动不动,庄青翟连连向他递眼色,他装作没看到。庄青翟不得已自行谢罪,武帝便命张汤处理此案,张汤将责任完全归到庄青翟头上,以“知见故纵”罪对庄青翟进行了处罚。庄青翟受到处罚后,心中对张汤很是不满。
第四个,也是一个名人,叫朱买臣。
朱买臣是丞相府的长史,以前做过太中大夫,官位比张汤当时的官要大,张汤那时候见到朱买臣,都要行跪拜之礼,等他走了以后才敢站起来。朱买臣后来因罪被罢官撤职,做了丞相的助手,反倒位居张汤之下了,见到张汤必须低头参拜,张汤坐着不动,张汤的手下也对朱买臣很不礼貌。朱买臣是个很要面子的人,他觉得自己受了张汤的极大侮辱,一心想着要把张汤整死。
和朱买臣一起在丞相那里做长史(助手)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王朝,一个叫边通,都和朱买臣差不多,原来比张汤官大,后来常常被张汤侮辱。三个人决定联手除掉张汤。
三个人决定从一个叫田信的商人身上下手。
田信是张汤的老朋友,《史记》上说,这个人虽然是个商人,但是人品很好。朱买臣等三个人向皇帝告状,说张汤每次上奏的事,无论是否属于国家机密,田信都预先得知,然后囤积居奇,获得暴利,再与张汤平分收益。这就类似现在的上市公司提前透露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一样。这种事,不管放在哪个朝代,都是不对的吧。武帝就拿这事质问张汤。
张汤估计真的是蒙冤遭屈,不承认有这种事情。但这在武帝看来,是张汤在狡辩,是不诚信,不忠,有欺君之罪。这时候,御史中丞减宣将李文案调查清楚,上奏给汉武帝,汉武帝再次质问张汤,张汤仍然否认。武帝于是让廷尉赵禹来审理此案。
赵禹曾与张汤共事多年,是那种可以交心的朋友。赵禹于是对张汤说:你也太不知轻重了。你自从审案以来,杀了多少人,你自己还不知道吗?现在这么多人都说你有罪,皇上不愿将你打入死牢,而是想让你自行了断。你还辩解什么呢?不如就此自决,还可保全家人!”
张汤这时候也知道自己难逃一死,于是要来了纸和笔,给汉武帝留了几句遗言,大意是:我没有罪,害我的人,是朱买臣等三个人。
写完,张汤取剑在手,拼命一挥,当即毙命。
张汤死后,也没有留下多少财产,不到五百斤黄金(黄铜),这都是武帝历次赏赐的。武帝接到张汤的遗书后,心中也有些后悔,接着又听说张汤的遗产很少,才明白张汤确实是蒙冤而死,但为时已晚,只好杀掉了朱买臣等三个丞相长史,不久,丞相庄青翟也自杀身亡。
张汤为人,是酷是循,是贪是廉,这并不重要。还是汲黯评价张汤的几句话说得好:
“主意所不欲,因而毁之;主意所欲,因而誉之。好兴事,舞文法,内怀诈以御主心。”
意思是说,皇上心里不想要的,他就跟着去毁谤,皇上心里想要的,他就跟着去赞誉,用各种办法搞事来迎合皇上的心意。
张汤不可谓不是一个能臣,一个干材,但所作所为,貌似在“依法治国”的框架内,其实,一切都还得看皇上的眼色,一切也逃不过皇上的喜恶,一条小命,系于一人一念之间。今天,张汤可以用“依法治国”的名义搞死王侯将相,明天,减宣、赵禹依然可以用“依法治国”来搞死张汤。
历朝历代的所谓酷吏,都只不过是上位者、掌权者用完就丢的一粒棋子而已,更逃不过最终沦为权力争斗牺牲品的宿命。
但是相敬如宾还可以吧,至少不是真美满,不过,狂了那么一回,流传了几千年,卓文君也算适得其所。
李广就是一个土匪头,个人武力值超群,匹夫之勇,在个人技能大赛中总是夺冠,可视为训练标兵。带兵能力几乎为负,什么队伍到他手中就成了乌合之众,一团散沙;稍大的阵战,几乎战无不败。
李广所有战绩都是近乎和对方单挑时自己取胜的。他指挥甚至参加较大的战斗,多以身免,就是自己跑了,身边的将士都送了,甚至友邻队伍都是大败。也就是他不仅带乱自己的部队,还冲乱了自己队友的阵脚,和他搭伴战友,以前以后总能有功,遇他就是大败。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内鬼。
张骞出使西域,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对此也有介绍。《史记》在“大宛列传”中对此前前后后的来龙去脉写得很是详细。
在汉武帝计划着对匈奴进行大规模打击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汉武帝从匈奴的降将那里听说,西域有个大月氏国家,其王被匈奴单于杀死,还把他的头颅做成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迁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后又受乌孙国的攻击,再向西南迁到妫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王想报杀父之仇,但苦于无人相助。汉武帝于是想联合大月氏一起攻打匈奴,形成左右夹击之势。
汉武帝公开招募愿意去出使西域大月氏的使者。听到这个消息,郎官张骞揭了榜,成为西汉第一个出使西域的“大使”。
汉武帝的这个想法,从军事角度来说,也不是不正确。但大月氏这个国家,也只是从匈奴那里听来的传说,汉朝的人从来都没有见过,汉武帝就这么一想,抱着“成功最好,不成功也无所谓”的心态,并没有太当一回事。所以,在张骞西去,一去十多年无音讯的情况下,西汉政府也由着他,没使出任何后招。
出使西域的事情,笔者就从张骞开始说起吧。
张骞是汉中城固人,刚开始,也是在宫中做一个小小的郎官,苦苦熬着,等着出头的机会。眼见自己年岁越来越大,也没做出什么突出的政绩,也没有机会靠近皇上讨得皇上的欢心,也没有后门关系来关照,看来想升官也是没什么机会了,只会像冯唐一样,头发胡子全白了还在做郎官。
汉武帝征招出使西域的大使,消息出来,却没人应征。为什么呢?对于汉朝官员来说,首先,西域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人生地不熟,语言也不通,去那里不知会面临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更重要的是,从汉朝的地方去到西域,必须通过河西走廊,而这里是被匈奴控制着,从这里通过,一旦被匈奴抓到,轻则成奴,重则丢命。
能进宫做官的,即使是一个小小的郎官,家里环境都过得去,小日子不愁。面对未知的危险,谁也不愿意去冒这个险。这时,张骞站出来了。
张骞愿意去冒这个险。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成功了呢?
于是,建元二年(前138年),大使张骞奉命率领一百多人,从陇西(今甘肃临洮)出发,一个叫甘父的归顺胡人给他当向导和翻译,西行进入河西走廊。
果然,张骞一进河西走廊,就碰上了匈奴的骑兵队,一行人全部被抓获,被押送到匈奴王庭,去见匈奴的单于。还好,单于没有杀掉张骞,只是把他们扣留和软禁起来。
匈奴单于为了拉拢张骞,给了张骞非常好的生活待遇,还给张骞娶了匈奴的女子为妻,生了孩子。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啊,一转眼,十年过去了。
十年后的某一天,张骞趁匈奴人不备,抛下妻儿,带领随从逃出了匈奴王庭。
他们向西急行,越过葱岭,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境内)。由大宛介绍,又通过康居(今哈萨克东南),到了大夏。大夏在今阿姆河流域。张骞这才找到了大月氏。
十多年来,大月氏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们在迁到阿姆河畔后,小日子过得很舒坦,也不打算杀回去复国报仇了。
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回国途中,又被匈奴拘禁一年多。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
张骞出使时带着100多人,历经13年后,只剩下他和甘父两个人回来。这次出使,虽然没有达到原来的军事目的,但张骞这一趟走下来,对西域的地理、物产、风俗习惯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为汉朝日后打通河西走廊积累了资料。
张骞在匈奴生活了十年时间,对匈奴比较了解,此后卫青攻打匈奴时,张骞也在军中,起着向导作用,以此立功,被武帝封为博望侯。
十多年的冒险没有白废,一个小小的郎官,豁出去博一把,最终封侯,张骞觉得值了。
当然,此后张骞在官场上也经历了一些沉浮,还被削职为平民,但后来汉武帝在大败匈奴后,又想起了西域的那些花花世界,有了再派使者西去的念头,于是,平民张骞又被汉武帝派上了用场。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奉派出使西域。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每人备两匹马,带牛羊万头,金帛货物价值“数千巨万”,张骞和他的副使先后到了乌孙、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大秦的埃及亚历山大城)等国。出使的成就和作用笔者就不多说了,这和本文的主题无关。
因为没有了匈奴的干扰,这次出使很顺利,四年之后他们便回了国。削了爵位和官职的平民张骞,又因此被封为大行令,重又位列九卿。第二年,张骞去世。
张骞的故事激励了很多后来者!
《史记》记载,自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而当了大官后,那些曾经跟着张骞出使过的人,都争先恐后地给汉武帝上书,要么讲西域有什么稀奇古怪好玩的事,要么讲出使西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反正就是为了能当上“大使”,以便能像张骞一样,谋一个进身之阶。汉武帝还是那样,无可无不可,只要你愿意,我就给你,你想当使者,那就使呗,只要能扩大大汉帝国的影响力就行了。那些“大使”们,出去一趟回来,就信口胡吹在外的见闻,吹得越离谱,官封得越大,牛吹得小就当小官,所以那些胡说八道人品低下的,都跟着学,出使的风气越来越坏,搞得西域的那些国家都开始讨厌大汉的使者了。
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件便是:一些“使者”对汉武帝讲了大宛“汗血宝马”的事,害得大宛因此被灭国。
话说汉武帝对大宛的宝马很感兴趣,但是据称,大宛送给大汉的马,好是好,但还不是大宛最好的。那些派到大宛的使者,听说大宛把最好的马藏在一个叫做“二师”的城里,汉武帝知道后,就派人带着千金和金马去找大宛王求二师城里的好马,大宛王舍不得给,又觉得汉朝离大宛很远,不可能打过来,就直言拒绝了武帝的请求。
汉武帝大怒,决定征讨大宛。此前大汉打过楼兰,没费多大力气,又有一个叫姚定汉的使者说大宛兵力很少,三千人就可以搞定,于是,他就派出李妍(就是那个打死都不给老公看自己病容要把自己最美的一面留给汉武帝的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让他做将军带领六千骑兵几万步兵去攻打大宛,顺便让李广利立点战功,好给他封个侯。因为此行的目的,就是为了去抢大宛二师城的宝马,所以,李广利被封为“二师将军”。
结果,二师将军轻敌,第一次出征吃了大败战,带出去的人马,回来的时候死了十之八九。后来汉武帝又加派更多的人马,终于打败了大宛,二师将军带着几十匹良马和三千多匹中等马凯旋。李广利因此被封为海西侯。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子曾说过:“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
侠应该比儒更吸引人,那就先说“侠”。《史记》“游侠列传”里说了两个人,一个是朱家,另一个是郭解。朱家的故事很简单,大意是说,一个生在鲁地的叫朱家的人,喜欢行侠济困,仗义疏财,自己过着很俭朴的生活,财产都拿来帮助别人了。他曾经救过季布(参见前文《叫“布”的都很了不起》),当时笔者还在文中开玩笑说不知道这个人是叫朱家,还是一个姓朱的人家,看来应该是名字叫朱家了。朱家的事很简单,没提到他有什么刀来剑往的暴力事件,就此打住,后面来说郭解。
郭解是轵县人(今河南济源市轵城镇),他爸当年就因为行侠,在汉文帝的时候被人给杀了。郭解小小年纪,就跟他老爹学习,一不高兴了就杀人,杀了不少,也杀出了名头。笔者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凡那些小时候没杀过一个两个人的,是成不了气候的,老实如郭靖,小时候也误杀了铜尸陈玄风。所以,想成英雄侠客,一般人真做不来。😅
按史记的描述,笔者觉得郭解长得比较像《射雕》里的裘千仞,五短身材,二级残废,阴险狠毒,裘千丈是喝酒的,裘千仞喝不喝酒老衲没印像了,但郭解作为汉初最负盛名的大侠,居然不喝酒,这太让人意外了。所谓侠客,李白有诗云:“……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嬴。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眼花耳热后,意气素霓生。……”无酒,怎能成侠?
郭解不仅自己不喝酒,还因为此后一件与喝酒有关的事,得到了更多人的尊重。
郭解有一个外甥,他的这个外甥倒是挺喜欢和人斗酒的,有一次在和别人喝酒时,仗着自己是大侠郭解的外甥,非得灌别人的酒,对方被惹怒了,管他三七二十一,一刀把郭解的外甥给杀了。那个人杀完人之后,头脑冷静下来,害怕了:这可是杀的郭解的外甥啊,郭解眼睛一瞪就是会死人的,这还得了,我得赶紧逃!于是凶手赶紧逃到外地去躲了起来。
郭解的姐姐,也就是他外甥的老妈可不干了,儿子被人杀死了啊,心疼得不得了。她是一介女流,没办法为儿子报仇,于是就想激郭解去出头。她把她儿子的尸体摆在街边上,带话给郭解说:“你还是一代大侠,你看你现在外甥被人杀了,连个凶手都捉不到,真是羞煞人也!”郭解是有能量的人,发出了江湖追缉令,那个凶手走投无路,亲自来找郭解自首,并把那天的详细情况告诉了郭解。
郭解一听,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对凶手说:“你杀得对,你没有错,错在我那个不成器的外甥,你走吧,没你的事了。”郭解撤销了江湖追缉令,并且自己出面安葬了外甥。江湖上的人听说了这件事,都说郭解为人仗义,公正无私,来投靠他的人越来越多。
郭解年轻的时候恣意妄为,干了很多作奸犯科的事,比如窝藏盗匪呀,盗墓抢劫呀,私铸钱币呀,无论哪一条都会招来杀头之罪,但他运气好,每每逢凶化吉,也以此在江湖上闯下了万儿。等到郭解年纪大了之后,决心金盆洗手,改过自新,只是私下底还做一些“扶危济困”的事,来帮助道上的朋友。
郭解自己不出手了,但江湖上追随他的糙子伢却没歇手。有一年,郭解外出后回家,按往常,人们都躲着他不抢他的道,以示尊重吧。但这次出了点问题,在道旁,有个人坐在那,岔着双腿,斜着眼睛,整个脸上都是挑衅的神情。郭解的小跟班发怒了,拔出剑来就要冲上去拼命,郭解赶紧拦住:“不要乱来!你想想,我在自己的家乡还被人这么不尊敬,肯定是我有地方做得不好,那是我的不对,他没有罪!”回到家后,打听清楚了这个人,然后告诉地方上的官员(历来官匪一家嘛)说:“这个人对我很重要,以后轮到他值更服役时,就想点办法帮他免掉吧。”这个人后来发现,几次该他去服役(就是没有报酬地去给官府做事情)时,他都被免了,觉得很奇怪,去问县里管事的人,才知道是郭解在后面帮他,于是赶紧去向郭解道歉谢罪。
这样一来,跟着郭解的糙子伢更多了。跟班一多,给郭解带来了更大的名声,也给他带来了灾祸。
事情要从汉武帝修茂陵说起。
公元前140年,16岁的汉武帝即位,第二年就开始为自己修造陵墓。人未死先修陵,这陵便称为“寿陵”。汉武帝“寿陵”选址在槐里县茂乡,所以后来称为“茂陵”。此陵修造工期长达53年,封土高达46.5米,超过秦陵,其规模堪比埃及的小型金字塔。
茂陵开始筹建阶段,总指挥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著名酷吏张汤。由于工程浩大,施工人员和监管官吏众多,茂陵工地周围很快成为繁华闹市。公元前138年,当茂陵工程进行到第二个年头的时候,汉武帝决定设立茂陵县,当时有富豪6万多户,27万多人。公元前127年,当茂陵工程进展到第13个年头时,汉王朝政府又从各地动迁富户豪族名士等数十万人到茂陵邑定居。对徙居茂陵的人,汉政府决定:赐钱20万,赐田2顷。
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再扯点野棉花,多说几句茂陵的事吧。
先说说茂陵规模有多大?大家都晓得秦始皇陵很大,笔者就把这两个作个简单的对比。秦始皇陵的建造工期是30多年,现在发现和发掘的几个从葬坑,即兵马俑坑和铜车马坑,早已震撼了海内外。而茂陵建造工期长达53年,工程费用占据国家税赋的三分之一,从葬规模之大可想而知。秦皇汉武,生前功业并驾齐驱,个性喜好类同,他们死后修的墓,不说茂陵一定超过秦始皇陵,那规模至少是相当的。
再说说陪葬品。汉武帝生前爱马成癖,为获得大宛宝马,不惜发动一场战争(参见前文关于张骞里的贰师将军相关内容)。许多文物专家都认为,在茂陵地宫或从葬坑内当有数量很多、体型硕大而又精美的汗血宝马,相信还会有一定数量的活马殉葬。弄点这些殉葬的马的DNA出来,是不是可以克隆出几匹原汁原味的汗血宝马呢?😂
另外,茂陵在历史上多次被盗。史书记录在案的有四起。第一次被盗,是汉武帝被埋入茂陵以后的第四年,即公元前84年。这一年的某一天,在茂陵以西60公里的扶风市场里,一个商人用青布三十匹、钱九万买得二件玉器,一件是玉箱,一件是玉杖。当时有人认出来,这是西边胡人献给汉武帝的宝贝,就把这个商人和两件玉器送官。一查,果然是汉武帝的陪葬品。当朝司法部门把玉箱、玉杖登记交公后,居然把这个商人平平安安地给放走了。这个案子的处理,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何况当朝皇帝就是汉武帝的幼子刘弗陵。
茂陵还引发了一场大屠杀。汉武帝去世后,一切丧葬的操办由霍光执掌,霍光知道汉武帝喜爱女色,便从后宫中选了二百佳丽守陵陪寝,时间长了,这些美貌女子就和其他的守陵官吏私通,后来竟发展到肆无忌惮,淫声浪语,风言不绝。有人密告到京城,霍光得知后便下令杀了这二百守陵的女子。
言归正传,笔者还是来说郭解吧。前127年,汉武帝决定迁全国的富豪到茂陵,郭解家就榜上有名。
迁到茂陵去,虽然政府还给一定补偿,其实并不是什么好事,就和现在的移民拆迁一样,本来在老家生活得好好的,非得把你房子拆了,给你一点小钱,让你到一个新的生活成本高、生活设施不配套的地方去住,鬼才愿意呢。但政府逼你去,你就不得不去。
郭解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家里其实也没什么钱,够不上被拆迁的标准,但谁叫他名声大呢?于是进了被迁移的“富豪榜”。所谓英雄惺惺相惜,大将军卫青听说了这个事,就到皇帝面前,想给他说两句公道话,说,别看郭解这么有名,其实家里也很穷,就不迁他了吧?汉武帝一听就生气了,说:他郭解只是一介平民,居然能打通关系让堂堂的大将军来给他说话,他要是穷的话,能请得动你卫青出面吗?不许叫穷,给我迁!
天子动怒,郭解也不好用强了,只好乖乖地迁。
郭解被迫迁到茂陵,其实和当地的一个小吏有关系。这个人姓杨,是县衙门里的一个帮办,是他举报的郭解,害得郭解家要迁徙。郭解的哥哥的儿子气不过,就偷偷跑去砍了杨帮办的头。杨家死了儿子,但一时没有证据,这事也就暂且按下,但郭杨两家从此结仇。
杨家的家主继续追查儿子被杀的事,追查得很急,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不明不白地死了,有证据指向郭家。于是杨家的人就准备了状子,准备去拦御马告状,这个准备告状的人,在皇宫外又被杀了,这还得了,居然在皇宫外杀人,汉武帝下令捉拿最大嫌疑犯郭解。
这时候郭解听到风声,已经逃出函谷关。郭解是在江湖上混的人,关系多熟人多,很多人都罩着他,还有一些人为了保护他而自杀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反正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费了很长的时间,才把郭解抓到。但麻烦又来了,郭解虽然杀了人,证据也在,但在他逃亡的这几年里,政府又下达过赦免令,杀人的可以免罪。眼看郭解又可以逃出升天了。
郭解杀人被抓的事,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相当于前些年全国追捕“二王”吧,民间都在议论。作为郭解的老家,轵县的人当然更加关注,有一天,一个儒生就在和乡邻议论,说郭解这个人奸诈狡猾,屡屡犯法,这种人怎么会是你们所说的好人呢?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一个郭解的追随者,也就是那些糙子伢听了这话,过去一刀,把这个儒生杀了,还割了他的舌头。杀了人,凶手也逃之夭夭,没人知道是谁杀的这个儒生。
郭解当时还没有被放出来,平白又摊了一件人命官司。办案的官员查了好久,也确实查不到这件事和郭解有什么关系,就向皇帝汇报说郭解没罪,要不放了他?这时候,时任御史大夫的公孙弘说,郭解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因为行侠弄权,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杀人。这事虽然郭解不知情,但事情由他引起,这个罪行,比他自己杀人还要重,应该判他大逆不道之罪。
因为和一个小吏的争端,因为一群追随者的妄为,郭解因此而被灭了全族。
刚才说的这个公孙弘,就是当时儒家的典型代表。说完了“侠”,笔者再来说“儒”。
公孙弘虽然列为《史记·儒林列传》的第一位,其实在这里没讲他的故事,只列了他一篇奏章,向皇帝讲述儒生的重要性,希望皇上多用儒生做官,被汉武帝接纳。
《史记》中另有一篇,将公孙弘与主父偃的故事合在一起,作了一个列传。公孙弘是齐国地界的人,深受儒学浸染,年少时做过县里的一个小狱官,后来因罪被免职,家里穷,就到海边放猪为生。到了他四十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学习《春秋》等儒家经典。到了汉武帝接位的时候,公孙弘已经60岁了,他被地方上举荐为博士,然后被派去出使匈奴,但出使的结果让皇上不满意,认为他无能,就把他赶回家去了。
又过了11年,这时候的公孙弘已经71岁了,汉武帝再次召贤,地方上又推举他。公孙弘说,我已经去试用过一次,皇上认为我没用让我回来了,你们就不要推选我了吧。地方官坚持认为他这人不错,还是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皇帝手下的人把全国报上来的贤人先预选了一遍,把公孙弘的名次排在最末位。但这次巧了,汉武帝光看他的答卷,就觉得十分对胃口,定为第一名,然后召他上殿,虽然他已经71岁了,但长得仪表堂堂,汉武帝这次看他十分顺眼,很是喜欢,还是让他留下来做了博士。
公孙弘十分节俭,平时睡觉都只盖麻布被子,到后来当了大官也是这样,让同僚很是愤愤不平,说他故意装的。为人处事也作出一副敦厚的样子,而且从来都只给皇上建议,不帮皇上作决定。总而言之,他非常听汉武帝的话,什么事情都顺着皇上来,四年之后,他就由一个小小的博士升到了御史大夫,最后还让他做了丞相。
别看公孙弘长得像忠厚长者,但其实为人猜忌多疑,内心城府很深。一些不小心得罪过他的人,他表面上装作不在乎,继续友好交往,但却在背后动刀子。主父偃和董仲舒就得罪过他,这两个人,前者被他杀了,后者被他弄到残暴的胶西王那里去做国相。
公孙弘78岁的时候,在丞相的岗位上战斗到最后一刻,得以善终。
儒林列传这个大拼盘里列举的儒生很多,除了公孙弘,还有申公、辕固生、韩婴、伏胜、倪宽、高堂生、徐生、商瞿、董仲舒、胡毋生、江生、褚大、殷忠、吕步舒等,事迹都很简略,老衲就不多说,单把那个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出名的董仲舒拿出来简单说一说吧。
董仲舒是广川(今河北枣强广川镇)人,家里是书香门第,因此很有学问,30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大量招收弟子。
董仲舒授课讲学很有特点,他在课堂上挂上一副帷幔,他在帷幔里面讲,学生在帷幔外面听,学生和老师互相看不到。教学生也是根据入门的时间长短来教,先到先学,所以很多人跟他学了多年,也没见过他的面。
董仲舒广招门生,宣扬儒家经典,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在汉景帝的时候被召入宫中当了博士,掌管经学讲授。
汉武帝即位后,他和公孙弘同时被推举。汉武帝连续对董仲舒进行了三次策问,基本内容是天人关系问题,所以称为“天人三策”。第一次策问,汉武帝问的主要是如何巩固统治的权术,第二次策问,主要是问治理国家的政术,第三次策问主要是天人感应的法术。董仲舒在对策中,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对策后,被武帝派到江都易王刘非那里当国相。刘非是武帝的哥哥,此人粗暴、蛮横,一介武夫,但因为董仲舒当时声望很高,是举国知名的大儒,所以对董仲舒还是非常尊重,而且把董仲舒比作辅助齐桓公称霸诸侯的管仲。
前135年,皇帝祭祖的地方长陵高园殿、辽东高庙发生了大火,董仲舒认为这是宣扬天人感应的好机会,于是带病坚持起草了一份奏章,以两次火灾说明上天已经对汉武帝发怒。结果奏章还没上,正巧主父偃到董仲舒家做客,看见奏章,因嫉妒董仲舒之才,就把奏章草稿偷走,交给了汉武帝。武帝看后大怒,决定将董仲舒斩首,后来又觉得他是个人才,杀了可惜,才下诏赦免,但他也因此丢了官成为平民。从此,董仲舒不敢再说灾异之事,而是干起了老本行,又教了十年的书。
十年之后,董仲舒的名声越来越大,这时已经是御史大夫的公孙弘妒忌他的才华,就小心眼地推荐董仲舒去做胶西王刘瑞的国相。刘瑞也是汉武帝的哥哥,他比刘非更凶残、蛮横,过去不少做过他国相的人都被杀掉,或毒死。因董仲舒是知名的大儒,刘瑞对他还比较尊重。
董仲舒在胶西国一直提心吊胆,小心谨慎,生怕哪天不小心被胶西王给杀了,这样熬了四年。四年之后,他就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职回家。
故事就讲到这里罢,后面开始笔者曰。笔者曰:乱世杀良将,盛世兴文狱。历史上逢乱世时,上前线杀啊砍啊的人多的是,带头大哥们不怕没人卖命,但凡手下将领有一点功绩之后,带头大哥就怕被取而代之,所以很多有名的将领都被主上杀了头。至于说“侠”这种怪物,他和将不同在于,将是归附于统治体系的,也就是居于庙堂之中,而侠是民间的,是草根的,是庙堂之外的,他受王法管辖,但却根本不把王法放在眼里,处处挑战统治秩序。即便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但动不动就打打杀杀的,那还要王法何用?乱臣贼子虽说人人得而诛,但乱臣也好,好歹都是朝廷命官,贼子也好,也是人命一条,太平盛世,朗朗乾坤,朝廷岂容侠聚众闹事,无视王法草菅人命?归根到底,“侠”是挑战了政府的权威,威胁到了统治者,政府不灭你灭谁?而儒者,在野时舞文弄墨,横挑鼻子竖挑眼,天天满腹牢骚;等到以儒而居庙堂高位了,又相互倾轧,竖挑鼻子横挑眼,时时口诛笔伐。等到太平盛世,君王们固然要文臣治世,但不需要再像乱世一样作出一副求贤若渴的样子来笼络人心,儒生们,听话,山呼万岁之后,跪安吧。敢叽叽歪歪,推出去砍头就是了。据说大学里面军训,教官们最听不得的是两种话,一是脏话,二是英语。脏话是直接骂教官的,拳打脚踢一顿,英语?听不懂,大概也许可能,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就在拐着弯儿骂教官,一样拳打脚踢一顿。有学问的皇上没几个,偶尔几个有学问的那都是装出来或者捧出来的,听到你个儒生夸我,那是满满的正能量,好,龙颜大悦,赏金銮殿召见,尚书房行走,你要是说些我不懂的,那肯定是在拐着弯而骂我,寻衅滋事罪或者嫖娼罪或者妄议中央罪都在等着你。
史记到此结束,后面进入《汉书》。
叶剑英、甚至周总等。
当然,以后有了更高的要求,需要另说。
张骞与霍去病
大月氏这个国家,也只是从匈奴那里听来的传说,汉朝的人从来都没有见过,汉武帝就这么一想,抱着“成功最好,不成功也无所谓”的心态,并没有太当一回事。所以,在张骞西去,一去十多年无音讯的情况下,西汉政府也由着他,没使出任何后招。
霍去病的看法深得汉武帝之心,既然思路清晰,那就试一试吧,于是,在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霍去病第一次随着舅舅卫青,踏上了征途。卫青在大军开拔之前还对外甥千叮咛万嘱咐,第一次上战场,多看多学,别浪。
汉武帝果然是有钱任性,随手几个天使轮,大概相当于20年前用零花钱买了几万手茅台股票的那个段子。
就是告诉大家,刺杀帝王级别的,门槛和代价都很高。前面那几位基本都是一个人一把刀就够了。
前头说完了《史记》,现在进入《汉书》。在翻看《汉书》的几个帝王的“纪”时,让笔者觉得有点乏味。
《汉书》是承袭《史记》的。《史记》是在汉武帝中晚期时收的笔,属于通史,就是从源头说起,一直说到当下。既然是当下,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给当下的当政者看到的,看到了,就不能说真话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史记》是私人修的史,尽管作者司马迁任职太史公,是负责记载“官史”的人。我们于是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史记》里出现了很多空缺,特别是武帝的本纪,就算是褚少孙博士想帮忙补写,也只是截取“封禅书”的一部分来充数。
汉书的主要作者班固,是东汉时期的人,他继承其父班彪的事业,编修汉书时,开始也是私史,被人告发,朝廷把他抓了起来。班固的弟弟班超赶紧向当时的皇帝汉明帝打报告,说,我哥哥写这个东东,是为了歌颂汉朝的功德啊,出发点是好的,写的东西也是好的,不信陛下你看看他已经写的东西。汉明帝一看,果然是在歌功颂德,好吧,就把班固放了。不仅放了他,还让他当了官,再给他一笔钱,相当于是修史的专项课题费,让班固安安心心地继续歌功颂德。
班固所在的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称为“东汉”。其实,光武中兴后成立的东汉,一直认为自己就是汉,是西汉的自然延续,因为还是刘家的人在掌握政权,只不过是把首都迁到了洛阳而已,汉就是汉,没有什么东汉西汉之分。就好像后来的宋,临安的宋和汴梁的宋,都是宋,没有什么南北之分。即便是东汉亡了之后,刘备在四川一隅建立的政权,依然是叫汉,刘备也自称是中山靖王的若干代孙,依然是刘家的人。所谓蜀(汉),只是后世人为了区别之,另外加注的名号,作为刘备及刘禅,是不可能称自己为蜀的。现在有关三国的影视作品,常常给他们弄一个绣着“蜀”字的军旗,这是不对的。
班固的《汉书》起自汉高祖刘邦建国,终至王莽篡汉,也就是我们现如今所说的西汉时期,属于断代史。尽管是东汉人写“前朝”的西汉史,如前所说,经过牢狱之灾的班固,能写出刘家政权的多少真实?而且,《汉书》和《史记》,有很大一段的时间交叠,也就是从汉初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100年。整个西汉也就200年多一点时间,《史记》已经写了一半,《汉书》对于《史记》写过的,大多是抄用,偶尔换个说法换个叙事方式。
在把《汉书》的帝王的“纪”看完后,笔者一直觉得,《汉书》的故事性太差了,跟《史记》相比差很多。
《史记》真是一本不错的故事书,尽管有一些史料有一些观点可以商榷,但不可否认,司马迁的故事讲得真不赖。班固在这方面,也许是他不屑,也许是他不敢,至少在帝王方面,《汉书》成了编年史。除了高祖刘邦的“纪”承袭《史记》风格外,从汉惠帝开始,文风为之一变,向《春秋》回归,通篇都是言简意赅的“某年某月,发生了某事”,一句话,完了。另外就是文中大量引用诏令,即皇帝的诏书。这使得帝王的故事性大大减弱。
所以,对于《史记》和《汉书》交叠的一百年,笔者将不再涉及,西汉的后半段历史,除了汉宣帝之外,笔者将不涉及其他皇帝。班固不敢说皇帝的不是,对于臣民的事情,应该还是可以放开一些来说的吧。
少年时的笔者在看《汉书》帝王篇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困惑着笔者。这就是,看着看着,就会冒出一句:“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整个《汉书》里,赐爵的有20次,赐女子百户牛酒的有22次,其中汉宣帝时期最多,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在元康年间,几乎每年都来一次。
笔者的困惑有二。一是,爵就这么不值钱么?普天之下每人都赐爵一级,有时候还是二级,像汉宣帝时期频繁地赐爵,过个五年十年的,不是普天之下的人都是高爵厚禄了么?二是,动不动就赏百户牛酒,让全民大吃大喝,政府受得了么?西汉时期人口应该也不算少了吧,按一千万户算,赏一次就得杀10万头牛,就算只有一百万户,也得杀1万头牛啊。杀了牛,怎么去耕田呢?
后面笔者不再少年的时候就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不管各位河友有没有兴趣,笔者这里解释一下,以免大家出现跟笔者当年一样的困惑。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里的说明,秦汉时实行的爵位制为二十级,一级公士,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左庶长,十一级右庶长,十二级左更,十三级中更,十四级右更,十五级少上造,十六级大上造,十七级驷车庶长,十八级大庶长,十九级关内侯,二十级彻侯。
原来如此,二十级爵,多了就不值钱了。笔者小时候只知道先秦时的“公侯伯子男”五级爵位制,以为只要混个爵,就可以拽一拽了,原来不是那么回事。
这二十级爵位,笔者在若干年前玩一款关于三国的网络游戏时,就碰到过,当年苦哈哈地升级成什么簪袅呀,不更呀,都美得不得了。原来按汉制,大夫以下的爵位,都是民爵,也就是说,即使得到四级爵不更,也还是一个平头百姓。从五级大夫开始到九级五大夫,也只是普通的军吏,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就算碰到汉宣帝这种大方的皇帝,不停地给你赐爵,等你攒到第八级公乘之后,就不能再往上涨了,往上的爵位,你得转给你的兄弟或者儿子。等等,不是说每人赐一级爵的吗?如果是每人都赐,那大家都是一样地在往往上升爵,那转送还有什么意义?原来,并不是每人都赐,所谓“民”,原来是户主,也就是每一家的家长。
得了爵,多少还是有点什么用处的吧?嗯,有用。刚开始,普通百姓得了爵,可以免除部分或全部赋税徭役、减刑、优先担任官职等。后来,爵位也可以买卖,西汉时,国家就出台过相关政策,指导民间进行爵位的买卖,国家也明码标价出售爵位,以补充国库。到了后来,爵位太滥了,随便一抓就是一堆有爵位的人,这爵位也就不值钱了。
再说说赏女子百户牛酒。据后世考证,女子,是指女户主。西汉时期女性的社会地位还比较高,有不少以女人作为户主的,像那些入赘的上门女婿,是没有资格做户主的,死了老公而不再嫁的,好像也是女户主。而“赏女子百户牛酒”,专指赏赐给女户主,男户主已经赏赐过爵位了,就不再赏赐牛酒了。另外关于牛酒的数量,字面意思是牛一头、酒一石(一百升)。真有这么多吗?非也。真要是发实物,会让政府受不了的。据称,这些是换算成钱之后发下去的。酒一石约四五千钱,牛一头也差不多,合在一起算,约一万钱,平分到一百户,每户约得一百钱。一百钱在当时不算多也不算少,大概够一家人吃个两三天的,也就是应了政府号召普天同庆的彩头,仅此而已。之所以说牛酒,只不过一是套用习惯用语,二来听起来好听。
西汉一代,共有正式皇帝十二个,一般来说,大家知道的有高祖刘邦,文景之治的文帝(刘恒)和景帝(刘启),以及那个武帝(刘彻)。其实,此后的汉宣帝(刘询)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皇帝。
说到刘询的身世,就不得不说到巫蛊之祸。
那一年,刘询出生的时候,武帝已经六十五岁。
西汉和东汉的历任皇帝,寿命一般都不长,活过四十岁的都不多。偏偏武帝是个异数,他居然活了七十岁。
倒霉的太子刘据,那一年已经37岁了,不仅有了儿子刘进,而且刚得了一个孙子,还没来得及取名字。
太子自杀了,太子他妈,也就是那个曾和武帝百般恩爱的皇后卫子夫,也曾参与“兵变”而自杀。
这事没完,太子的妻妾、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也统统被治罪被杀,也就是说太子一家几乎被灭门,除了太子的孙子,尚在襁褓之中的那个还没有名字的婴儿,被关进了监牢。
当时主管监牢的,是一个叫丙吉的人。丙吉认为太子是冤枉的,又可怜太子只剩下这一根独苗,于是对其怜爱有加,安排了两个有奶水的女犯人郭征卿和胡组轮流喂养婴儿,一直到他五岁,给他取名为刘病已。
武帝在他临死前,在下“轮台罪己诏”的同时,得知太子的孙子尚在世,于是大赦天下,并恢复了他这个曾孙的宗室属籍,也就是承认他是刘家的人,正式成为皇室成员。
刘病已还是懵懂之年。这一年,丙吉将刘病已送到他祖母史良娣的娘家里抚养。从此,丙吉封住自己的嘴,再也不对任何人提起这五年里发生的事情。
按照汉朝的制度,未成年的皇室成员由掖庭令看管抚养。刘病已稍大一点后,被从祖母娘家接到了长安来接受抚养教育。巧的是,当时的掖庭令张贺年轻的时候是太子刘据的家臣。
刘据生前对张贺非常好,张贺也始终念着前太子的恩德。现在,张贺很自然地将这种感情转移到了前太子的孙子的身上,对刘病已的抚养教育格外上心。
张贺不仅在职权范围内处处优待刘病已,而且自己资助刘病已读书游学。刘病已长大后,张贺还为他迎娶了暴室啬夫(一种低等级官职)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
依靠妻子许家、张贺和舅祖父史家的关心和资助,刘病已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他喜欢读书,也非常用功。
同时,刘病已也喜欢游侠,斗鸡走马,游山玩水。虽然是游玩,他却用这个机会接触到了底层的社会,深知人民疾苦。
如果一切正常,西汉的政权和刘病已这个少年本没有多少关系了,他将挂着皇籍在民间长大、学习、娶妻、生子,运气好一点,还可以封个侯封个王,过着富家翁的生活终老。
但偏偏就不正常了。
武帝死前,匆忙间立他的幼子刘弗陵为接班人,并命霍光等人辅政。刘弗陵虽然年纪小,也是一个聪敏仁厚的君主。他7岁时登基,虽说权柄一直是在霍光等人手中,但他也显示出相当卓越的才能。但是,刘弗陵在21岁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暴病身亡。
刘弗陵没有留下子嗣。这时,西汉的政权出现了继承人危机。
按常理,接班人得从刘家的旁系子孙中寻找。辅政大臣霍光选择了当时的昌邑王刘贺做新皇帝。仅仅27天之后,因为新皇帝荒淫无道,霍光又将他废了。
汉武帝的儿子中,在世的还有广陵王,但是广陵王无能无德,汉武帝生前就将他排除在皇位继承人选之外了,现在自然也不能再去迎立他这一支;燕王一系也出自汉武帝亲子,但是燕王刘旦谋反自杀,属于大逆不道,他的子孙自然也丧失了继承资格。
现在剩下的就只有同是汉武帝儿子、并曾经是太子的刘据这一系的人选了。
在这一系里,只有刚满18岁的刘病已一人而已。
刘病已曾经的救命恩人丙吉,这时候又不失时机地再送了刘病已一个大礼。
时任光禄大夫给事中的丙吉,找到一个机会对霍光说:将军,您是否记得,武帝临终前将皇曾孙刘病已认祖归宗。刘病已现在已经十八九岁了,他通经术,有美材,举止有度,名声在外……
公元前74年,18岁的刘病已由一个散落在民间的皇室子孙,被火速封侯,再由侯而被迎立为皇。
他就是汉宣帝。
不坐在皇帝的宝座上,刘病已体会不到霍光的权势如此之大。
他的前任,昌邑王刘贺被霍光扶上皇位,仅仅27天之后,又被霍光一手扯了下来,理由是他犯了3000多条罪。
27天,就能判断出一个人是否荒淫无道吗?此前干什么去了?惟一的解释,就是刘贺不听霍光的话。
这个时候,霍光权倾朝野。他的儿子霍禹、侄孙霍云是统率宫卫郎官的中郎将;霍云的弟弟霍山官任奉车都尉侍中,统率禁卫部队胡越骑兵;两个女婿分别担任东宫和西宫的卫尉,掌管整个皇宫的警卫;堂兄弟、亲戚也都担任了朝廷的重要职位。
也就是说,皇帝的小命被霍家捏在手里,皇帝稍微不对眼,霍家立刻可以干掉皇帝。
宣帝一即位,就明显地感觉到了朝廷内部来自霍光集团咄咄逼人的政治压力。
在他登基之日谒见“高庙”时,霍光陪同他乘车前往,他觉得浑身上下都不自在,如“芒刺在背”。
在民间摸爬滚打长大的汉宣帝不像昌邑王那么幼稚,他心里明白,自己初即位,势单力薄,仅凭着一个皇帝的称号是不能和羽翼丰满的霍光相抗衡的。
要忍,努力地忍,小不忍则乱大谋。
宣帝登位半年之后,霍光便请求归政,也就是把权力移交给皇帝,由皇帝亲自处理朝政。宣帝谢绝了。
他知道这时候接不得。一接,便成为第二个昌邑王了。
不仅不接,而且,他还明确表示信任霍光,并当众宣布,事无大小,一律先报告给霍光,再告诉他本人。
同时,他还褒奖霍光等人的拥立之功,大量封侯,并增加霍光的封邑一万七千户。
宣帝即位后第三年,宣帝的结发之妻、年仅十八岁的许皇后死了。死于谋杀,杀人者指向霍家(后面详述)。宣帝虽然心中悲恸,但他忍了。第二年,他立霍家女儿为皇后。
宣帝即位第六年,也就是前68年,一代权臣霍光终于死了。
霍光一死,宣帝出手如电,马上解除霍光的两个女婿掌握的禁卫军权,又把霍光的两个侄女婿调离了军中要职,最终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之后,他表面上提拔霍光的儿子霍禹为大司马,但明升暗降,剥夺了霍禹右将军屯兵的实权。同时进行改革,所有上书奏折直接呈送皇帝,不必再由任尚书的霍山和霍云经手。
霍家的权力被剥夺一空,霍家人不是白痴,明显感觉到了皇帝的杀机。霍家铤而走险,准备先出手干掉宣帝,但叛乱失败,霍家被彻底清除。
宣帝刘病已终于迎来了他的自由人生。
宣帝是在民间长大的,懂得民间疾苦。笔者在前文中说过,西汉一朝赐民爵二十次,赏女子百户牛酒二十二次,一半是发生在宣帝时期。这是他体恤百姓的一个最好例证。
宣帝亲政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反腐倡廉,整顿吏治。一些身居高位的贪官先后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被封为阳城侯,但在修建昭帝墓时贪污3000万受审,田延年最终畏罪自杀。
都说文景之治时,两任皇帝施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得汉朝国力强盛,为后来武帝大兴兵戈奠定了基础。宣帝那时候面对的是武帝留下的一个烂摊子,经过几十年的征伐,国库已空,民不聊生,虽经刘弗陵时期的十来年的修正,但元气仍未恢复。
宣帝实行了比文景之时更为宽松的政策,经常地免租免税,免除徭役。《汉书》中不是总引用一些诏书么?他下的几道诏书就可以看出他的仁政来。
(本始)四年春正月,诏曰:盖闻农者兴德之本也,今岁不登,已遣使者振贷困乏。其令太官损膳省宰,乐府减乐人,使归就农业……
(地节三年)冬十月,诏曰:……池苑未御幸者,假与贫民。郡国宫馆,勿复修治。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
(文康二年)夏五月,诏曰:……今天下颇被疾疫之灾,朕甚愍之。其令郡国被灾甚者,毋出今年租赋。
等等,很多,总之就是隔三岔五地减免租税,让人民安心生产。其中一个细节是,皇帝的名字一般人是要避讳的,不能说不能写。宣帝的名字原来叫“病已”,这是两个常用字,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犯了触讳之罪。宣帝为了不扰民,在文康二年(也就是即位十年的时候),向天下宣布改名为刘询,并赦免所有以前犯了触讳之罪的人。
宣帝还是一个很“人性化”的人,他曾经下达命令,认为亲人之间相互包庇是正常的人情体现,所以儿子包庇父母的罪行,妻子包庇丈夫的罪行,孙子包庇祖父母的罪行,都不再算是罪,可以不追究。但反过来,父母包庇儿子,丈夫包庇妻子,祖父母包庇孙子还是要追究(“大义灭亲”这个词表示呵呵哒)。
他还曾经宣布:人人都要吃盐,但是现在盐价太贵,命令全国降低盐价。他还曾经宣布:各地人不得在春夏季掏鸟窝取鸟蛋,不得射杀飞鸟。他还曾经宣布:年岁在八十以上的老人,除非犯有诬告及杀伤人罪,其他统统不治罪。他还曾经宣布:基层公务员的工资太少了,要想他们不剥削老百姓,难啊,给工资在百石以下的基层公务员加工资百分之五十。他还曾经宣布:现在有的地方,禁止百姓在婚嫁之时摆酒庆贺,这是违背礼仪人伦的,让人民很不快乐,命令有这些禁令的地方废除这种苛政。………………
武功方面,简单说一说吧。
一是降服了匈奴。
武帝打了几十年匈奴,貌似打下去了,但漠北之战后十几年,匈奴又恢复元气,而汉朝却元气大伤,武帝后期的几场战争,赵破奴、李广利、李陵都是惨败,甚至投降匈奴。
宣帝即位第二年,便派出16万骑兵分五路,并联合乌孙的5万骑兵攻打匈奴,匈奴大败。
再第二年,匈奴袭乌孙,遇大雪,死十之八九。匈奴国内亡十分之三。
再往后十多年,匈奴内讧,高层领导先后降汉,匈奴彻底向汉称臣。
二是拓土西域。
自张骞出使西域以来,汉与匈奴在西域争斗了七十多年。到匈奴日逐王降汉之后,汉宣帝神爵二年,也就是宣帝即位十五年的时候,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府,这标志着广袤的西域正式归汉朝管辖,汉朝号令得以正式颁行于西域。
三是大破西羌。
西羌即现今青海一带的少数民族,经常和匈奴联手滋扰汉朝。武帝后期几次征伐都失败了。宣帝派出七十岁的老将赵充国,采用屯田制,瓦解了西羌。
武帝想要做而未做成的事,在曾孙宣帝的手上,终告成功。
前面说过丙吉狱中救病已的事。刘病已五岁的时候被赦,丙吉将他送到了他的祖母娘家,此后丙吉对这段经历闭口不提,而刘病已对童年时的这段苦难生涯的记忆也渐渐模糊。
许多年过去了,刘病已已经亲政,而丙吉这时候也已经老了。
元康三年,已经改名为刘询的宣帝29岁。这时,一个名叫则的老宫女离开皇宫后,生活困难,于是上书请功,说自己曾经有保护养育皇帝的功劳,要求朝廷照顾自己的晚年生活。
刘询看到上书,隐约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感觉似乎还有许多故事被遗忘了,但他已经回忆不起确切的情形。好奇、感恩的心念促使他派人去询问宫女则详情。
宫女则陈述了自己对皇帝的养育之恩,并说当年的监狱官、现任御史大夫丙吉可以证明。调查人员就把宫女则带到丙吉的府中,与丙吉当面确认。年老的丙吉认出了这个老宫女。他说自己的确见过则,但是她根本不是皇帝当年的奶妈。
丙吉指着宫女则,将当年长安牢狱中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宫女则当年是在牢狱之中,丙吉也曾经让她照顾刘病已。但是则并不尽心喂养,有的时候还责打刘病已。丙吉说,只有郭征卿和胡组才算是皇上的奶妈。
丙吉把自己和两个奶妈当年在狱中共同抚育刘病已的艰难、害怕和无奈,动情地告诉了调查人员。刘询听到后,既震惊又感动。他脑海中有关童年的点点滴滴全都串联了起来,一幕幕感人的情景逐一再现。丙吉有旧恩却不言功,甘于幕后,令皇帝感叹不已。
刘询迅速做出决定,下诏免则为庶人,但念其在自己年幼的时候有过喂养举动,赐钱十万给她养老;下诏地方寻找胡组、郭征卿两位奶妈。地方官回报说,这两个人已经死了,刘询再下诏寻找两人的子孙,找到后厚加赏赐。
对于丙吉这位救命恩人,刘询专门下诏,封丙吉为博阳侯,食邑一千三百户。使节去丙家授封时,丙吉已经病重,不能起床。
八年之后,丙吉去世,朝廷追谥他为“定侯”。
一个没有爱情元素的故事,是不完整的故事。那么,帝王之家,会有纯真美好的爱情么?也许有过吧。
宣帝和许平君的故剑情深是吗?他们之间应该是有爱情的,但这爱情成分怎么样呢?
前面笔者说过,宣帝的皇后许平君,死在了霍家手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宣帝还是民间的刘病已时,张贺为他娶了暴室啬夫许广汉的女儿许平君为妻,贫困之时的少年夫妻百般恩爱。
一年之后,刘病已被霍光选为皇帝接班人,成了宣帝。
当了皇帝,自然要册封皇后。当时,百官公卿都认为霍光的女儿霍成君是不二人选,于是集体上书劝宣帝娶霍成君并将她立为皇后。这时候,宣帝却下了一道诏书:我在贫微之时曾经有一把旧剑,如今我十分想念它,众位爱卿能不能帮我把它找回来呢?
皇帝的诏书让群臣们看得一头雾水,开始揣摩,终于弄懂了宣帝的意思。原来宣帝念旧情,对许平君不离不弃。于是大臣们就开始上书,请立许平君为皇后。
宣帝当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即立许平君为后。同样是在这一年,许平君为宣帝生下了太子刘奭。
但是,霍光的老婆霍显一直不死心,一心想让她的女儿霍成君做皇后。
宣帝即位三年后,许皇后再度怀孕,生下一个女儿。这时,霍显命女太医淳于衍在滋补药中加入产后女子不能服用的药材,许皇后喝了之后毒发身亡。
许皇后死的时候,才十八岁。一个豆蔻年华的女子,因这宫廷的争斗,化为了一缕冤魂。
许皇后死后,宣帝也发现了疑点,女太医淳于衍也被关入大牢。但当宣帝意识到这是霍家干的后,马上中止了对这件事的调查,并将淳于衍无罪释放。
他不是不想为许平君报仇,只是这时候不能报,报不了。
紧接着,霍家就开始张罗让宣帝娶霍成君。宣帝被迫很高兴地同意了,并在许皇后死后一年,将霍成君立为新的皇后。
霍成君当了四年皇后。在霍光死后两年,霍家叛乱被灭族,霍成君以阴谋毒害太子的罪名被废,打入冷宫。再12年后,霍成君自杀。
这只是权力争斗,但当年害死许平君的元凶,毕竟还是死在宣帝手上。不妨就善良地看作,这是宣帝对许平君的情意吧(虽然在宣帝力排众议立毫无根基的许平君为后的时候他可能早已做好了牺牲妻子来作为日后扳倒霍家的一张牌的打算,但他们二人毕竟是彼此初恋+患难夫妻,在民间的生活应该是有过爱情的。只可惜,爱情远没有皇权重要)。
想看文末两个字答案的梳理过程
看楼主的文字感觉杨仆也很厉害,历史书中似乎没提到过,现实中似乎也没宣传过、没有印象。
笔者在写《史记》中的李广时,曾提到过李陵。
李陵是个很重要的人物,他战败后投降匈奴的事,不仅在当时很重要,后来也很重要。四百多年后,以及七百多年后,南北朝的北魏拓跋氏和大唐帝国李氏,都号称是李陵的后人,现在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人,据说都是黑眼珠,也是自称为李陵的后人。
如今,人们对李陵的评价,呈现两个极端。有人骂他是汉奸,有人赞他军事才能出众而且忍辱负重,只不过是因为汉武帝杀了他全家,他才被逼投降匈奴的。
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们先从李陵的家世说起。
笔者前文《装X的冯唐易老,轻薄的李广难封》中,对李广的身世已经作了大致的交代。而李陵,是李广的孙子。
李广当年有三个儿子,分别叫李当户、李椒和李敢。李当户和李椒都死得比较早,死在李广的前面了。李敢在李广死后不久,因为打伤大将军卫青,被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给杀了。李敢有个女儿,后来成了太子刘据的宫女,被太子宠幸,李敢的儿子李禹也因此在太子面前得宠(人物关系请注意,这和霍去病及巫蛊之案都是有联系的)。
李广的大儿子李当户,留下了一个遗腹子,这就是李陵。李敢就是李陵的叔叔,李禹和李陵是堂兄弟的关系。若干年后,李陵投降了匈奴,有人告发李禹想去匈奴投奔李陵,李禹被杀(也有说法是受“巫蛊之祸”的牵连)。李广这一支,貌似在汉境内断了香火。
老衲前面说过,当年司马迁和李陵关系很好,后来因为给李陵辩护而获罪,被施以宫刑,所以在《史记》中给李陵的爷爷李广立传,极力为李广未能封侯而打抱不平。
按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的说法,《史记》截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那么,李陵和匈奴的那一战,发生于汉武帝天汉年间,晚于太初,所以李陵的故事未能收于《史记》,《史记》中关于李陵的寥寥几笔,据说也是后人补上去的。
班固的《汉书》承袭《史记》,在抄录完李广的传后,补上了李陵的完整故事。笔者下面先将这个故事大致讲一讲。
李陵受祖上荫庇,年少时就当了侍中这样一个官,所谓侍中,就是到皇宫中服侍皇上的意思,是一个虚职。毕竟是将门出身,李广的箭术又是那么牛叉,李陵自然也不弱。当李陵在汉武帝面前晃来晃去时,汉武帝就想起了李陵的爷爷李广,李广毕竟为汉武帝打了一辈子的仗,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最后落了个横刀自杀,武帝觉得有点对不起李广,于是就对李陵格外优厚。况且那时候李陵的堂姐(妹)堂兄(弟)也是太子身边的红人,李陵因此少年得志,后来又因为领兵八百去匈奴境内查看地形有功,官拜骑都尉,此后便成了甘肃一带边防军的箭术教练,统辖五千人马。
有一个叫李广利的人,这人和李广家没有关系,他是汉武帝的大舅子,汉武帝想照顾大舅子,让他立点战功,曾经派他去西域大宛的贰师城抢汗血宝马,所以封他为贰师将军(事见前文《张骞出使西域,是一次成本巨大的政治投机》)。
贰师将军据说没什么才能,打仗主要靠碰运气。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又和匈奴打了起来,还是让李广利做主将,武帝想让李陵去给李广利的部队运送辎重。那一年,李陵大概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
心高气傲的李陵不乐意了。运送辎重,那不就是一个运输队长么?我堂堂飞将军李广的孙子,怎么能只做运输队长呢?我做了这么些年的箭术教官,皇帝你怎么也得让我上上战场立点战功呀,不然我又会和爷爷一样,头发白了还封不了侯。
于是李陵主动请战,表示不愿意做运输队长。看到李陵不服从安排,汉武帝有些不高兴,说:你们这些人怎么都挑挑拣拣不愿意做别人的部下呢?我没有骑兵给你了。
李陵拽啊,他夸下海口:要么事骑兵咧,你只要给我五千步兵,我就能打进单于的王庭。
武帝想:你小子能啊?好,给你五千步兵,你打给我看看。
于是出战。
李陵的五千步兵,在浚稽山(今中蒙边界的阿尔泰山)遭遇到匈奴的三万骑兵。对冷兵器时代战争有一点了解的人,都知道骑兵的战斗力和杀伤力,三万骑兵围歼五千步兵,如碾齑粉。也许是凭借山势地形,也许是凭借战车阵列,李陵步兵的连弩有效地阻挡了匈奴骑兵的攻势。据《汉书》记载,第一次交锋,匈奴就损员数千。
单于大惊,召集了八万多人(含一定数量的步兵)围攻李陵(有人把前面的三万人算在一起做加法,认为总共有十一万匈奴兵攻打李陵的五千人,老衲认为这不科学)。李陵在重重围困之下,且战且退,朝汉境方向退了数日。汉军伤亡率很高,士兵们基本上都是带伤上阵,身受三处创伤的躺在车上,受伤两处的推车,受了一处伤的,拿起武器打仗。
《汉书》上还记载:李陵见士兵士气低迷,很是奇怪,认为队伍中有女人。一搜,果然在几辆战车内发现有藏匿的妓女(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李陵将她们全部杀了,第二天,军队的战斗力就急剧飙升,斩杀匈奴三千多人。
退兵的路上,汉军遇到一大块沼泽地,上面有很多芦苇。匈奴对汉军实施火攻,聪明如李陵,马上先自己放火烧出隔离带,匈奴的阴谋又一次破灭了。
当退到南山的时候,汉军又一次大显神威,在树林中杀死匈奴几千人,并用连弩把单于吓得像燕子飞。据捉到的匈奴俘虏说,单于认为这是汉军的诱敌之计,早就想退兵了,但下面各部落的头领认为,几万人打不赢区区五千人,太丢脸了,这个面子一定要找回来。再追击四五十里,到了平地上,还不能取胜再退兵不迟。
关键时刻,嗯,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的事情发生。这里也不能例外。关键时刻,李陵的部队里出了叛徒,有一个叫管敢的军侯因为被上面的领导辱骂,就逃到匈奴那里去了,报告匈奴单于说,李陵的军队不行了,箭射完了,也没有援军,大人赶紧去灭了他。
得到情报的单于发起了总攻,将汉军围困在山谷里,从上往下射杀汉军。汉军顺着山谷奋力突围,三千士兵一天就射出五十万支箭(平均每人射出167支),箭射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处于匈奴的包围之中,被垒石砸伤了不少。
李陵在这一天的晚上,穿着便衣独自出营,并制止身边的人,不许他们跟随,说:我一个人去把单于捉回来(呵呵)!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了很久,李陵蔫蔫而回,长叹一声说,唉,失败了,死了算了。
左右劝他说,将军威震匈奴,现在稍微碰到一点不顺不要灰心。像浞野侯(赵破奴)那样被俘之后又逃回去,天子还是一样地对他很好,何况将军乎?
李陵说,你不要说了,我不死不是壮士(呵呵)!
李陵决定趁夜突围。他命令三千士兵四散奔逃,他和副将韩延年骑着马,带着十几个侍从出击,被几千匈奴骑兵追击,副将韩延年战死(!!!),李陵说,我没有脸再回去见皇上了,下马投降(!!!)。此时,离汉朝边塞仅一百多里。
李陵带出去的五千人马,最后逃回来的只有四百多人。唐代诗人陈陶的《陇西行》写道: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说的大致就是这一仗的悲怆凄凉。
综观此战,有几个问题,笔者当年不太想得通,这里也写出来给各位河友看看。
笔者前面说过,冷兵器时代骑兵的战斗力,是步兵所不可抗衡的,更何况是在兵力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尽管地形因素和武器因素对李陵一方有利,但李陵的五千步兵与匈奴的八万(十一万)骑兵激战多日,从匈奴腹地打到汉朝边境,汉军只以两千人的代价,便射杀匈奴上万人,这可能吗?在此役之前,李陵并没有实战经验,仅仅是一个箭术教官。如果《汉书》记载的这些都是真的,李陵可谓新一代的战神。
第二点,五千兵,少不算少,多也不算多。步兵行军两千多里,粮草辎重必不可少,在这漫漫两千多里的征途中,居然有为数不少的军妓随行,真是不可思议。李陵治军不严,可见一斑。既然如此,他又是如何能带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的呢?李陵军的最后失败,据说也是因为叛徒泄漏了军机,如果没有这个叛徒,李陵是不是会成为一个凯旋的英雄?
第三点,李陵投降前,不是已经作好了要战死疆场以报君恩的打算么?为什么和他在一起的副将都战死了,他却突然投降?司马迁当年为李陵辩护,说李陵投降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李陵后来在辞别苏武的时候,也曾自辩说,当时投降,是想效仿曹沫(春秋时鲁国人,在鲁齐会盟时,以匕首劫持齐桓公,逼齐交还鲁被占土地。成功,遂出名)立功赎罪。但作为一军之统帅,当时最好的选择是战死,他为何放弃战死而选择苟且偷生?突围前,李陵独自便衣外出,说是去刺杀单于,谁又能保证他不是想一个人独自逃生呢?毕竟,求生是一个正常人本能。
李陵投降了匈奴。汉武帝最初听到兵败的消息时,是希望李陵战死的。笔者刚才也说过,战死是李陵最好的选择。现代人往往本着现代的人文精神,说,为什么要战死呢?打不过了就降,是很正常的事呀!只要我不做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投降又不是什么罪过。但,那是在两千多年前,不可能有现代文明的这些宽恕观念,那时候忠君是军人的第一要务,背叛君主是不可饶恕的。当然,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的“新儒家”学说才刚刚推行,对于战败的将领,要求也还不那么苛刻,汉匈两边你投降我我投降你的事也不少,降来降去的,也没太多非议。但,降,要看是一种什么降法。如果像徐庶降曹操一样,终身不为一谋,汉武帝是绝不会怪罪李陵的。
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不宽恕李陵呢?让我们看看,李陵在投降匈奴后,做了些什么。
李陵的五千步兵初遇匈奴三万骑兵时,斩杀匈奴数千人。李陵当时便迫不及待地派出军侯陈步乐回京报捷。也许,李陵以为,凭他的这五千“特种兵”,是可以拿下三万匈奴骑兵的。陈步乐的报捷让汉武帝很是高兴,但没想到,几天之后,李陵军全军覆没、李陵投降的消息传来,汉武帝勃然大怒,当即责问此前报捷的陈步乐,陈步乐自杀。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言语中却又讽刺汉武帝的大舅子李广利,被处宫刑。嗯,汉武帝果真是很残暴。
过了很久,汉武帝又后悔了,认为自己没有派援兵,致死李陵军覆没,于是派使者去慰问那些逃回来的四百多将士。一年多之后,又派了将军公孙敖带领四万多骑兵,去匈奴后方营救李陵。可见,汉武帝此时已基本上原谅了李陵,只要李陵能回来,一切都好说。
谁知道公孙敖却带回一个让汉武帝暴怒的消息:李陵在匈奴那里为单于练兵,准备来对付汉朝!
汉奸!赤裸裸的汉奸!汉武帝气得三尸神暴跳,七窍内生烟,下令将李陵家灭族,李陵的母亲、弟弟、老婆和伢全部被杀,李陵的老家陇西,都因为出了这样一个汉奸而深感羞愧。
之后,汉朝的使者在匈奴遇到了李陵,李陵问汉使:我带五千步兵横扫匈奴,因为没有援兵而失败,没有什么对不起汉室的,为什么要杀我全家?汉使说:听说你在帮匈奴人练兵。李陵说:冤枉啊,那是李绪啊,不是我李陵啊(姓李的大将为什么都喜欢投降?包括后来那个李广利也投降了匈奴)!
李陵由此痛恨李绪,找人把李绪给杀了,得罪了匈奴的大阏氏(相当于皇后),大阏氏想杀了李陵,还是多亏单于把李陵藏起来才保住了命。等大阏氏死后,李陵才敢回到匈奴王庭。
单于对李陵是格外地欣赏,把女儿嫁给了他,还封他为右校王,每逢大事,都让李陵参与商议。李陵在匈奴呆了二十多年,尽管国内全家被灭族,但他在匈奴的后代却发展壮大。前面已经说过,据说他的后代,先后成了北魏和大唐的皇帝,而且繁衍至今,成了中亚的一个国家。
《汉书》在《匈奴传》中有记载,说是在李陵降匈九年之后,在又一次汉匈战争中,单于(原来那个单于死了,他的儿子成了新单于)派匈奴将领和李陵一起,率三万多骑兵追击汉军。汉军的将官是御史大夫商丘成,领兵也是三万多人,书中没有交代是骑兵,估计是步兵,因为汉武帝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战马了。同样是在浚稽山,双方打了九天,最后匈奴战败。
对于这一事件,后人评说也有很多。倒李的一方说,你看,果然是汉奸吧,投降匈奴后,又带着匈奴来打汉人,不是汉奸是什么?挺李的一方说,汉军将军只是由一个文臣带的步兵,被打了九天之后,还把匈奴打跑了,那是李陵在放水,说明李陵心系祖国。
李陵降匈之后的第十三年,汉武帝死了,昭帝刘弗陵即位。当时的两个辅政大臣霍光和上官桀,以前都和李陵关系不错,就派人去匈奴,想召李陵回汉。见到李陵后,不管是在人多的时候暗示,还是在人少的时候明说,李陵都拒绝了汉使的邀请。他伤感地说:回去倒是容易,只是怕再受到凌辱,大丈夫不能二次受辱啊。
在李陵心中,他早已将自己定义成了一个罪人。
李陵的这份伤感,可能源于苏武。
班固在《汉书》中,同样塑造了一个悲凉人物苏武,并将他与李陵合于一传,褒贬之意,不言而喻。
苏武的故事,国人耳熟能详,中学的语文课本,也节选了《汉书》中《苏武传》的主要内容,简述如下:
苏武出使匈奴的时候,部下张胜参与匈奴的内乱,匈奴单于便扣下苏武的使团,想迫使他们投降,但苏武宁死不屈,几次欲自杀都被阻。匈奴又派出以前的降将卫律来劝降,苏武不予理睬,后来被匈奴流放到北海(现在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不给吃喝,让他放牧公羊,直到公羊产乳生子后才允许回来。苏武在北海忍饥挨饿很多年,时时刻刻都拿着那个象征他是大汉使者的“节旄”。李陵是在苏武被困后的第二年投降匈奴的,李陵降后十多年,也奉命去北海劝过苏武投降,同样被苏武严辞拒绝。
这里引用一段李陵的话,以说明李陵当时的心情: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时,忽忽如狂,自痛负汉,子卿(苏武)不欲降,何以过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灭者数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复谁为乎?
苏武不为所动,回答得很干脆:我就是死也不降。
汉武帝死,昭帝接班,几年之后,汉匈和好,汉朝费了好些功夫,才从匈奴那里找到苏武的下落,把他接了回去。从苏武被扣,到最终回汉,前后长达十九年,这个时候的苏武,已经是须发皆白,垂垂老矣。
在苏武回汉前,李陵为苏武饯行,临别时,李陵又说了一番话:
“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竹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虽驽怯,令汉室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轲之盟,此陵宿昔不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
这是李陵为自己的最后辩护,也是自比于苏武后的忏悔。
苏武返汉后,昭帝让他带着牛羊猪等供品去武帝的陵前祭拜,然后授予他典属国的官职。典属国是个二千石俸禄的官,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也是一个省部级的大官了。另外又赏赐他二百万钱,田二顷,宅地一块。
苏武回来的第二年,他的儿子苏元参与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谋反,被杀。苏武本来要因为此事连坐的,霍光没有追究,只是免了苏武的官。过了几年,昭帝死了,宣帝上位,苏武以拥立之功被赐为关内侯,此后又恢复了他典属国的职位,并给予祭酒的尊号。
苏武的儿子被杀了,现在又年事已高,汉宣帝很可怜他,问左右的大臣:苏武在匈奴那么长的时间,难道没有生下子女?
苏武回告说:我从匈奴回来的时候,我的匈奴妻子正好生下了一个儿子,叫苏通国,希望陛下能帮我把他赎回来。
宣帝帮助苏武达成了这个心愿,苏通国被顺利地赎回来,并被宣帝任命为郎官。
宣帝神爵二年,苏武病逝,终年八十一岁。
十年之后,宣帝思念那些有功的大臣,令人把他们的画像供在麒麟阁内,史称“麒麟阁十一功臣”,他们是:霍光、张安世、韩增、赵充国、魏相、丙吉、杜延年、刘德、梁丘贺、萧望之、苏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