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主题:二十四史之探秘系列迷你版 -- 丽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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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强大的西汉帝国,在辉煌的战争中慢慢坍塌|二十四史探秘035

诗云: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每一场战争背后,无论胜败,都是无数家庭的离散、无数梦想的破碎、无数泪水的流淌。

暂且抛开人伦悲喜,单就战争对国家的伤害来说,也是难以承受的。不要以为“大国崛起”了,便可以傲视一切。两千年前的西汉帝国是何等的强大,汉武帝远征匈奴、广开三边的功绩又是何等的辉煌,但在一场接一场战争的胜利中,这个庞大的帝国却被慢慢掏空,最终濒临坍塌。

那些传诵千古的战争

话说汉武帝爷爷文帝和老爸景帝,几十年间休养生息,厉行节俭,积累下来巨大的社会财富,汉武帝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登上帝位的。公元前135年,建元六年,窦太后病死,22岁的汉武帝刘彻正式执政,从此开始了一场接一场的战争。其中著名的有:

前133年,派遣精兵30万,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中,准备一举全歼匈奴主力,被匈奴单于识破,结果一无所获。此战拉开了汉匈战争的序幕。

前130年,车骑将军卫青大破龙城,取得了自汉朝开国以来对匈战役的首次胜利。

前127年,卫青率军击溃匈奴附庸楼烦王和白羊王,夺回河南地,建立朔方郡和五原郡。

前124年,卫青击败匈奴右贤王。

前123年,霍去病随卫青击匈奴于漠南,以800人歼2028人,俘获匈奴的相国和当户(卫青和霍去病的故事下一篇再讲)。

前121年,霍去病率骑兵几万人,两次从陇西出击,追击匈奴到祁连山麓。匈奴内部分裂。

前119年,卫青、霍去病率领骑兵24万,步兵10多万,分兵两路出击,大败匈奴。卫青直抵燕然山,霍去病一直追至狼居胥山。

前112年,伏波将军路博德、都尉杨仆率兵十万人,兵分五路进攻南越。

前111年,杨仆率兵攻破番禺城,平定南越,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

前111年,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率兵十万人,解枪罕之围,平定西羌叛乱。

前110年,杨仆率军从合浦郡徐闻县渡海,占领了海南岛,设儋耳、珠崖两郡。

前110年,横海将军韩说的水军攻破东冶,平定闽越。

前109年,荀彘、杨仆水陆两路征伐朝鲜,灭亡了卫氏朝鲜政权,次年在半岛设玄菟、乐浪、临屯、真蕃四郡。

前108年,赵破奴率兵数万出击楼兰和姑师两国,俘虏楼兰王。

前104年,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兵数万攻大宛贰师城取汗血马,至大宛东境即战败。

前102年,派精兵6万再次攻大宛,前101年攻克其首都,杀大宛王。

战争引发经济危机

以上只列举了主要的,另外还有对东瓯和西南夷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规模或大或小,但无不消耗巨大。特别是由唐蒙和司马相如主持的对西南夷的征战,因为地势艰险,行军不便,军队出征前先要打通道路,为此,西汉政府派出了几万人开路。西南穷山恶水,筑路非常不易,工程旷日持久,筑路之人的饮食得从中原地区运送过去,往往出发时的十多钟粮食,到了目的地只剩下一石了,因为运输的人在路上已经把它吃得差不多了。

(笔者注:古代的计量单位换算比较混乱,现代人难以有个直观的了解。据笔者查阅相关资料,汉时一钟约等于6.4斛,一斛即一石,那时候的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27斤。也就是说,《史记·平准书》中所说的,出发时带着约2000斤粟米,到了目的地只剩下30斤了,运输人员在路途上就已经消耗了98.5%。当然,这只是一种夸张的描述,但损耗之大,由此可见。)

西南筑路工程持续了好多年,后来中央政府看到这样送粮食不行了,改为就近买粮,但当地的租税根本不够支付买粮钱,后来只好动用中央国库的钱才勉强维持下去。等到后来对匈奴开战,西南的战事再也支持不下去了,只好暂时放弃。

同样的,后来在东北方向对朝鲜用兵时,以及派出了十万民夫在河套地区筑朔方城时,也面临着和征伐西南时一样的运粮问题。

单单这些后勤保障方面,就耗尽了西汉政府上百亿钱的费用,再加上每场胜仗之后,用于奖赏战功和抚恤伤亡的钱财,更是天文数字。

曾经钱多得连库门都关不上的国库,很快便被掏空了。为了维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西汉政府使用了一个很老套的招术:卖官。

其实西汉的卖官鬻爵并不是从汉武帝才开始,之前就已经有了。《史记·平准书》中说,汉景帝为了应对上郡旱灾,专门修订了“卖爵令”,降低价格。由此可见,卖官鬻爵在西汉是有法律依据的。

只不过,到了汉武帝时,曾经堆积如山的钱粮在战争中很快消耗殆尽,急需补给的西汉政府开出了相当低的卖官价格,这个曾经马儿满街跑的国家,现在只要能捐出一些羊来,都可以做郎官。

在对匈奴战争的关键时刻,也就是在霍去病崭露头角的那一年,国家财政部长找到汉武帝告急:国库已经空了,当年的税赋也用完了,还拖欠了军队大笔的军饷,怎么办?

汉武帝大手一挥,说:继续卖官卖爵。

这次卖的是一个新品种:武功爵——每向上升一级,需要掏17万钱。用这个办法筹措了一笔钱,去支付军士们应该得到的赏金,但钱还是不够,于是又用越级提拔的方法,去冲抵大的军功,军功高的人或者封侯或者官拜上卿。从此,西汉遍地是官,数不胜数。

前121年,霍去病大败匈奴,浑邪王来降,汉武帝觉得倍有面子,为了奖励军功和赏赐降卒,汉武帝撒出去一百多亿钱。与此同时,国内水旱灾害濒发,赈灾费用也以亿计。这一下,国家财政严重透支,不可一世的大汉帝国随时会因经济的崩溃而坍塌。

挽救西汉的经济奇才

他的出现,拯救了汉武帝,拯救了大汉帝国的财政,为后来的“昭宣中兴”打下了经济基础。

他是一个商人的儿子,他叫桑弘羊。他是一个特别会心算的神童,他进入中央政府工作的时候,才13岁。

13岁的孩子再厉害,也是不方便站在前台的,这会让人质疑中央政府的权威,也会让国家的法律如同儿戏。所以,当汉武帝决定用这个十来岁的孩子拯救大汉时,只是让他坐在后方出谋划策,在前方冲锋陷阵的,是正副财政部长东郭咸阳和孔仅。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的大汉穷,穷的是政府,民间的大商人大财阀并不穷。文景之治时的休养生息政策,不仅盐和铁这两种可获暴利的经营权完全放开,连决定国家经济存亡的铸币权也在民间。也就是说,无论是谁,只要你有资源有技术,你就可以无限量地铸造国家货币。

话说当年文帝有一个男宠叫邓通,算命的说邓通会饿死,文帝不信邪,说,有我罩着邓通,怎么会饿死呢。但他转念一想,我也只能在活着的时候罩着他,我百年之后,保不准他也许还是会饿死。于是文帝赐给邓通一座铜矿,邓通想铸多少钱就铸多少钱,当时天下流通的铜钱一半是邓家钱。虽然如此,文帝死后,景帝收回了铜矿,没收了邓通的全部家产,邓通最后真的饿死了。

言归正传,还是来说桑弘羊。为了拯救大汉经济,以桑弘羊为核心的大汉财经三人领导小组祭出了两招:

首先就是货币改革,推出皮币。由于此前民间大量铸造铜钱,致使货币滥发,造成通货膨胀。桑弘羊等人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同时用皇家园林里特有的白鹿的皮作为本位货币,限制货币的总发行量,从而稳定了物价。

其次就是盐铁官营,实行专卖。那时候的盐和铁,就相当于现在的石油和烟草,既是必需品又是暴利行业,将盐和铁收归国有之后,以前由商人赚去的巨大财富现在都进了国库,大汉的经济马上缓过劲来,并逐渐恢复了元气。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法律。

铸钱和私营盐铁的利润是多少?那可是百分之六百到百分之一千。桑弘羊的财经新政,在实行中遭到了商人的抵制,他们或者通过官场的代言人进行抨击,或者私下底继续经营。在货币改革的进程中,因为私铸铜钱犯了死罪而后赦免的有几十万人,自首后被赦免的有一百多万人,当时,几乎天下所有人都在铸钱。财经新政只是部分地分享了财富,并没有完全控制住财富的流向。

没关系,在汉武帝的支持下,财经小组继续出狠招。

先是由政府派出一批以张汤为代表的酷吏(张汤的故事以后再讲),严格执行法令,有抗拒者一律诛杀。有一个叫颜异的前财政部长,因为对皮币的币值有异议,就被张汤以“腹诽”的罪名砍了头。

同时,铸币权收归国有后,不断推出新币制并提升铸币技术,直到最后推出的三官钱,一般人想要做成和三官钱一样的话,铸造成本超过了币值本身,由此基本杜绝了私铸铜钱。

而财经小组里的东郭咸阳,做官以前就是一个大盐商,孔仅的家里就是冶铁的世家,他们都精于此道,商人们想钻政策法令的空子,都瞒不过他们。他们派出盐铁巡视员到各地视察,地下走私网络纷纷被摧毁。

随着战争规模的一再扩大,国家财政还是捉襟见肘。上述这些堵漏洞、开财源的措施仍不足以完全解决问题,最后,财经小组放出了终极大招:直接抢钱。

这就是算缗令和告缗令。

算缗令就是个人财产税。每家每户都必须向官府申报财产,按财产多少纳税,而且,越是钱多的交的税越多,商人的税率是一般手工业者的两倍,有车有船的,还要交车船税。

告缗令则是鼓励民间告发那些不如实申报财产的,一旦被告发查实(基本上只要被告,不管真假都会坐实),所有财产没收,其中的一半拿来奖励举报者,另一半充入国库。

你想想,如果你是一个穷光蛋,如果你去举报一个家财上亿的富豪,而且是一告一个准,你就会突然之间获得五千万的财产,你说这种事你去不去做?

于是,大汉帝国里的富豪们统统被扫荡,民间的财富全部被财经小组洗劫一空。

战争因此得以继续。

“与民争利”的恶果显现

但这种局面维持了没有多久,一系列恶果渐渐显现。

首先是以商人为代表的中产阶级没落,财富全部集中到了国家政权手中。汉武帝除了打仗瞎花钱之外,他还是一个大手大脚的人,他有了钱,第一件事就是大兴土木,建了不少宫殿园林楼台。第二件事就是养了一大批术士,只要有人说能帮助他长生不老,他就大笔大笔地赏赐。

其次,商人的衰减,使得物资的流通基本上依靠官府来操办。向来,这种公家办事的效率之低和成本之高,不用说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些开销,又使国家财政增加了不少的压力。

第三,新政使得民间财富急剧减少,一般人家想要维持温饱也不容易,一旦遇上天灾,完全无法自救,只能靠官府赈济。这不,山东的一场水灾,让方圆两千里的地方绝收了好几年,财政部又得掏出大量钱财来救济他们,博一个所谓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美名。

第四,盐铁官营之后,官员与民争利,吏治混乱。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但具体的事得由具体的人来做,这些油水十足的国有企业岗位,让官员们趋之若骛,都纷纷安排自己的关系户,或者亲自上阵。政务上的事情,都无心去干,整个大汉的吏治一片混乱,贪污腐化之风盛行。

第五,国有企业垄断了暴利行业之后,只顾着去数钱了,根本不管产品质量。官营冶铁坊里制作的铁器粗制滥造,还卖得特别贵,就像中国的电信业一样,我就这服务就这价钱,别无分店。而且,你不用还不行,非得要你买。据说大汉军队征南越和西羌的时候,官营冶铁坊制作的兵器一碰就断,严重影响了战斗力。

桑弘羊也看到了这些恶果,这个经济天才继续发挥他的神奇想像力,陆续出台新的政策,对大汉这架疲弊的战争机器不停地修修补补。他先后推出“均输令”和“平准令”,促进流通,平抑物价(具体措施笔者这里就不详述了),维持着政权继续运转,终于熬到了汉武帝归天。

汉武帝死的时候,大汉政权已经被这个战争狂人折腾得奄奄一息,而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给大汉造成的严重伤害,在他死前两年,也就是前89年,他下了一道著名的诏书——轮台罪己诏,这也是历史上第一道“罪己诏”。

在这道罪己诏中,他说:当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朕自即位以来,干了很多狂妄悖谬之事,使天下人愁苦,朕后悔莫及。从今以后,凡是伤害百姓、浪费天下财力的事情,一律废止。

汉武帝死的时候,那位经济奇才桑弘羊在60岁左右,他和霍光等人一起,作为托孤重臣之一,辅佐年幼的昭帝刘弗陵。虽然他在7年后死于权力争斗,但“昭宣中兴”,他有一份功。

(笔者注:国有企业≠国营企业,国家所有≠人民所有。)

通宝推:真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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