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农村”包产到户“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了吗？ -- wgg0504

这两天看到河里又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了，到底促没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些想法，简单说一下：

1、背景：70年代初生人，辽南农村。父亲先后是生产小队农村技术员，生产大队技术员，包产到户后是村长，乡里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乡里农村工作人员。我对”包产到户“对我们这农村的影响的相关材料和看法主要来自父亲，自己的感受不多。

2、包产到户前的（70年代到80年代）农村生活状况：记得小时候在我钱门前的大树下，挂着一个大钟，每天早上，生产队长召集队员一起开会，分配工作任务，统一干农活。冬天主要修水利设施，翻地等，其它季节干些时令农活。70年代到80年代初，农村年轻人多，一起干活，辛苦归辛苦，好像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朝气的。不像现在，村里基本没有年轻人了，种地的都是50岁以上的了。每年秋收后，生产队统一发粮。那时侯，粗粮多，细粮少。粗粮主要是玉米，细粮是大米，白米饭平均两天能吃一顿，天天吃苞米饼子，小时候不愿意吃，拉嗓子，白面很少，一年吃不了几次。生产队有结余，每年一家4口人能分个百八十块，按工分结算。听父亲讲，水稻亩产好像是400到600斤，不太确定。

2、包产到户后的变化：体会很深，能吃上大米饭了，香。82年还是83年，家里结余近300，父母高兴坏了。这时的水稻亩产应该是600到800斤了，确实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这个状态保持了一段时间，村里每家的活钱多了起来，有钱的人家都可以买电视了，我还记得一个11寸的黑白电视摆在院子里，围了好几十的老老小小一起看，那时候眼睛都好，多远都能看清楚，就是雪花有点多。但是接着就变化不大了，我父亲当了村长，办了一个纺织厂，村里的小姑娘小伙高高兴兴的去上班了，但是好像产品质量不太行，没干起来，后来一个家伙承包了，又变成了制球厂，后来他发财了，但是这个球厂，也害了一些乡亲，好像是用的胶，危害太大，有的女员工生的孩子有残疾。总的来说，包产到户的作用释放完了，又没有啥办法了。

3、包产到户后为啥亩产提高了？我问过父亲，他说主要是技术提高了，种子好了，化肥跟上了，亩产上来了，跟包产到户有点关系，不是很大。我想可能此看法跟他是技术员出身有关。父亲讲，水利设施还是吃以前的老本，将来是个大问题。2000年以后，国家好像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财政拨了一些钱，进行基础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投钱了，肯定有改善，虽然有些跑冒滴漏。

4、包产到户的作用。我瞎琢磨，包产到户的大作用不是在农业和农村上，而是释放出了海量的劳动力，同时是没有组织的个体，没有议价能力，直接推动了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包括建筑业。没有民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是国家的大棋。工业发展了，能力有了，我想应该回报回报农民和农村了。从这个角度看，确实促进了发展。

5、如果不包产到户能怎样？以村为单位组织农民集体进入市场竞争，发展工业？发展特色农业？不知道。大家可以畅想。

不用以村为单位，看看乡镇企业。各地都有的基本商品、小商品产业也不至于大面积破产。后面，后面的就想不出来了，太没边了。比如有议价能力，有文化需求，消费能力增加，会催生什么样的产业？

释放劳动力不是包产，而是产量上来了加上包产，没有技术升级，还是以前的产量，又没有国际市场满足城市，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何况还有卖粮难这个背景。而且还有一点……合作化照样进城务工。且不看日本台湾的例子，“逻辑”上讲，生产力发展之后，解放劳动力，必然会有大面积农闲，这个时间可以参加各种生产。问题只是价格和需求，比如不止农闲也要生产。

这么多废话，大致两点。

原本的地方产业和乡镇企业。

生产力发展解放而不是包产解放。

维持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确实维持不下去，但是好的公社被强行拆了太可惜了。

比如韩丁搞的张庄的机械化种植，随着杜润生去强行推广包产到户，机械全废弃。韩丁参与的联合国和中国一起投资搞的牧区的灌溉系统也因为分地而废弃了。

话说牧区分毛地。。。真是乱弹琴。

并不是所有的村庄能像洪林村这样顶着吃牢饭的压力不分地的，或是像大寨这样分地以后再重新合起来。

有杨易辰这样的顶门杠领导也是极少数。他的回忆录里面就提过黑龙江在包产到户的浪潮中，18亿元的农业机械损失了大半。

按照统计年鉴的统计，分地那几年，全国机耕面积大幅下降。差不多从高峰的4000多万公顷降到了3500万公顷

农业机械除了小型拖拉机和农用运输车受欢迎以外，其他大型农机纷纷进入寒冬。

分地也造成很多增产的农业技术没法推广，比如深耕技术就因为到处都是小型农机功率不够而没法推广，十来年前，河里还讨论过怎么推广测土定肥技术，这个技术也因为分地而耽搁了好多年。

河里的很多讨论站在国家层面的农业生产发展角度讨论问题。但是好些农村出身的河友从自己作为普通人的角度看问题。我认为承包最重要的效果就是你说的第4点，至少在我们温州农村是这样。

温州总体人多地少，总人口一直排浙江第一，但是承包前城市化排浙江后段，原因可能是历史上的贫穷和对台前线。温州当时人均耕地只有七八分，但是大家都绑在生产队里。承包后，年轻人基本上就没有全职农民了。我的堂哥和表哥们当时都在14到20岁之间，他们先是学传统手工业，分别是石匠，泥瓦匠，后来城里服装业起来了，就学裁缝，皮匠，后来有点积累后开砖窑，买拖拉机跑运输，后来拖拉机换卡车。再后来一部分通过各种途径出国，分别在意大利，美国和英国，小日子还可以，在国内的情况各异，最好的一个原来开拖拉机，现在办厂，资产一个超过一个亿，其他也都生活无忧。

以前温铁军提到过，这种包产到户最大的影响不是农村本身，而是摧毁了国有工业的市场，直接导致了大面积国有企业的实际破产。“三来一补”需要的不是技术工人，而是简单劳动力，主要雇佣模式从工人“上班”到农民“打工”，完成了国家性质的改变。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原来是无产阶级为核心，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剥削者的统治；后来是各路剥削者对劳动者的统治。“三来一补”模式把独立自主的国家变成买办国家，仰人鼻息。

之前几十年一直在牺牲农业农村培育工业，但是同时大量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作为阶级，农民阶级是走向灭亡的；但是作为个人，农民是在逐渐变成工人的。

国有企业破产的原因很多，我不懂我也就不说了。我唯一不能理解的是，承包前后农村是自给自足的社会，很少使用工业产品，一直到80年代中期开始工业产品才慢慢多起来。所以农村工业品的市场从承包前的微不足道发展到现在的农村大规模使用工业产品，这种发展怎么会助长原来国有工业企业的大规模破产?

接下来我就说说我记忆里80年左右温州农村的工业品消费情况。

我们先分一下生产领域和生活领域。在承包的时候，生产领域我们实现了初步机械化，就是生产队拥有了第一批拖拉机，抽水机和脱粒机这些小农机，其需求在承包前后没有多大变化。其他的农具也就如锄头，镰刀，扁担，簸箕，扇谷的风车，抽水的水车等等都是手工作坊的产品，和国有工业企业关系不大。化肥农药的话，承包前供应还不足，承包后供应足了才大面积使用，应该是对国有企业是利好。同样属于生产领域的兴修水利，我们都是靠锄头，铁锹，扁担手工完成的，连板车都不多。倒是现在挖掘机也在农村出现，一台挖掘机顶原来一个生产队。

在生活领域，我们就先说衣食住行。那时候的农村还基本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对工业依赖最大的是衣，但也仅仅限于原料。80年左右我们那里基本上没有用土布了，的确良，涤卡等等化工原料已经占主流，但是衣服都是自己请裁缝做的，当然现在衣服都是买的，所以工业化程度在承包后提高了。鞋子我们一直是买的。

食的话，那时候农民吃的几乎都是自己生产的，只有盐酱醋糖是买，不知道这方面会对国有企业的存亡有什么影响。和食相关的燃料一直是稻草，蜂窝煤偶而才用，一直到90年代中期才慢慢普及电饭锅和液化气。

住的方面，承包的时候我们的建材还几乎没有工业产品，石材本地山上采的，砖瓦自己用土烧的，木材是买的，墙灰是本村的蛎灰厂用贝壳烧的，沙子是江里面捞的，铺地用的是黄泥和蛎灰，唯一的工业品是窗玻璃和铁钉。倒是承包后，尤其80年代中期，农民造房越来越多，而且逐渐使用水泥和钢筋。所以承包后建材行业的国有企业在农村也慢慢有市场了。

行的方面，农村地区没有公共交通，铁路更加没有，出门基本靠双腿，最理想的是乘船，渡轮都是木头的，倒是发动机驱动的。但是轮渡意外的船都是小木船，温州典型的蚱蜢船和舢板，全木头的手工打造的，前者靠橹后者用浆。所以我们当时的行也和国有工业没什么关系。自行车也是非常稀罕的东西，大概二十户人家有一辆自行车吧。

再说说一些日常的用具。那时候温州大部分农村还没有通电，就算通电的地方家里也几乎没有电气，就几个电灯泡。大部分人家连收音机也没有，家家户户到是有个广播。没电的地方，照明靠煤油灯和蜡烛。家里的日常用品几乎都不是国有大工业的产品。很多木制品，篾制品和陶制品，金属制品就只有锅类，脸盆，饭盒，塑料制品几乎没有。

说实话，我实在看不出来，承包前的农村能给国有工业提供什么市场?

你我也不例外。

我身边的农村，在公社的时候，农机采购是集体干的；承包以后相当长的时间是没有的。在公社的时候，每年农闲都会有兴修水利的活动，管好饭（起码白面馍吃饱），但没钱，自愿报名，这些水利修缮也会用到相当多的机械和其他工业品。公社的时候有一些公社、大队拥有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也会购置一些工业设备；后来承包后，这些小企业也承包出去了，至少十年左右没什么新的设备购置。总的来讲，集体农业更容易有结余并利用结余购置工业品提高生产效率。这不仅是理论上成立，在现实中也是我肉眼看到的（我住的地方附近农村，父母出生的农村三个地方，算是近郊、远郊和纯农村都有）。

我们做比较，不能混淆生产力水平低和生产关系落后两个问题。当然我们生产力起点很低，所以在初期农村采购工业品量很少，直到分地那年，我看到的三个地方农业的机械化都远不到一半，还是人力和畜力为主。从发展的眼光看，分地以后机械化几乎停止，直到2000年前几年才又一次加速。如果维持不分地，即使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变，集体结余导致采购量也会大幅增加，何况在机械化后生产力会增速发展呢。

比如我在的北方平原地区，大部分农民比较偏向不分地。从逻辑推断也是不分地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但是假日归客网友所提及的南方山区农民或许就更适合分地。其实我觉得他说的不是农业集体搞合适还是分地搞合适，而是农民搞农业合适还是不搞农业合适，是个户籍管理的问题。

如果纯粹从农业机械化发展角度看问题，我看到的承包后的机械化进程先是停顿，然后90年代后期才有比较大的发展，这方面我们的观点类似。但是鉴于大部分农村本来就人多地少，从传统农业分流出去的人才是重点。广大农民不管是在本乡本土发展还是出去打工，实际上经济能力都有所提高，因此也增加了他们总体对工业产品的需求。具体我在上面的贴子里提到了。

请问我下述的总结是否大致没问题? 承包前生产队必须在国有企业那里订购物资，虽然总体量小，但是能支持国有企业不破产。而承包后农民和农民拥有的企业在自由市场上采购物资，虽然采购总量大了，但是分到国有企业的总量没有提高多少，甚至降低，所以这也是国有企业破产的一个原因。通俗一点说，承包后虽然农村工业品的市场这个饼虽然变大了，但是国有工业分到的饼却变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是广大国有工业自身竞争力的问题，不管是承包前还是承包后的农民都不应该对国有工业的竞争力或效率负责。

80年代中后期，上小学。基本没电。没电器。农活还是靠牲口。机械化个人不可能。村，乡农机站才有。我印象里很长时间根本没有机械化。

重点就是人均耕地。南方相当多地区人多地少，大家绑在地上也就勉强糊口。去城里打工也几乎不可能，尤其是我们这些对台前线，解放后国家几乎没有投资任何工业，这一情况至少涉及浙江南部，福建整个沿海，广东沿海。

我简单说，一个人每年结余100块，一个机器10000块，如果是一个村1000人，搞集体生产一年拿出十分之一的结余就能买个机器，分地后一个人就不能。

再次加速机械化，我的记忆2000年前，你的记忆90年代后期，是一致的，这应该是分地20年，完成贫富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后的情况。而多数生产企业，是没办法等二十年的。实际上生产类国企的普遍破产早于这个时间。所以这不是一个国企私企的竞争问题。后面再竞争，已经是背了20年包袱的国企和新兴私企的竞争了。即使如此，这个20年包袱也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劣币驱逐良币的问题。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不展开了。

小结下，我（同意并引用温铁军）的看法是分地导致农业经营结余分散化，不利于购置提高生产效率的农机设备等工业品。

我理解你的看法，其实不是分地问题，而是解除人地相连的户籍关系锁定促进生产发展。对于你周边农村，人力相对土地是大大过剩的，解放他们去从事其他产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原则上我是同意的。我印象中改开初期最早一批非传统行业，就是南方来的弹棉花的人。当时老人教育年轻人就说人家南方人发财是应该的，吃得苦中苦，方成人上人。那会我们当地还没有个体户一说，这些弹棉花的人白天露天干活，晚上睡在街边搭的小帐篷里，确实辛苦。

我们当地改开前非农业人口的转化主要就是城市招工。大部分初中文凭的学生，如果没有大的毛病，都会在毕业一到三年内被招走。少量没有初中文凭，但是表现突出的人也有机会被招走。当然招工的速度相对于群众的愿望肯定是慢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保持旧体制，这个速度不是线性而是加速的。因为这些工业人口无论生产还是生活，产生的工业品需求都比农民高。我们当地自然条件尚可，即便没有招工，当个农民也不愿意吃苦。这个苦指的是类似“弹棉花”这种自己做老板的各种不确定性。到后来有了个体户，似乎也是南方人居多。本地人个体户直到大下岗前后才大量出现。

我们那地方没有什么国有企业，温州当年最大的企业是明矾矿。真正的工业企业里面最大的是温州冶金厂，可能一千人都不到，我城里的大姨父还是那里的劳动模范，但是在全国的冶金企业里可能排名千名以外。后来温州搞了一乡一品，著名的柳市原来也是农村，现在的拳头产品是低压电气，著名企业有正泰，天正等。另外温州的青山控股是国内民营最大的钢铁企业，在世界上也有点分量，甩当年的温州冶金厂不知道多少条街。不可否认，温州的工业化在过去40年有了数量级的变化。鉴于国家不投资，外资不到温州，我不相信依靠原来的弱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温州的工业化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当然温州本地工业在房地产，金融业的冲击下，现在也碰到很多困难，但是这不能否定过去几十年工业化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