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读三国有感随笔 -- 解甲

想了一想，关家的八卦，还有一点可说。

史书记载关羽有两子：关平、关兴，至于关索，恐怕是后人（但不是三国演义）的创造。一般按传统印象，关平长于关兴，譬如关帝庙里，关帝太子是关平，并且按关帝信仰的说法，关平生辰是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五月十三，则他享年四十三岁，如此看来庙塑白面小生的造型都不太稳便。

但关平长于关兴这个印象应该说有所根据，仍然是上一篇引用的史料，关平在建安二十四年随关羽出征，并同死于此役。此时的关兴在成都，年未弱冠（按史载，关兴弱冠为侍中，而侍中一职显然是刘备称帝后才能任命）。

但是，一般印象难免因为时代习俗的不同而造成错谬，参考同书的夏侯渊传注引世语：

如果没有明写“年十三”，单从行事记载又怎能看出慷慨战死的夏侯荣尚且如此年幼呢？可见随关羽出征的关平，也未必是成年人。

又，不妨思考一下，未有任官的关兴，不在父母身边，跟着刘备在干吗呢？这个答案应该说很明显，做人质呗。刘备入川之后，由于地盘的扩大，“质诸将并士卒妻子”以加强对属下的控制。这一点是通常举措，就算是多由宗族领兵的曹操政权也是这么做的。

而人质的选择，当然是对要控制的人越重要，能起到的效果就越好，而且关羽和刘备的君臣关系相当密切，也没有保留的道理。反过来说，人质随从刘备，就是居于政权的权力中心，对关羽家族未来的发展也有好处。因此要给关帝立一个太子的话，按人间的规矩，人选更可能是关兴而不是关平。

不过这一点，对于确定长幼帮助不是很大，毕竟按宗法制度，嫡庶的重要性是摆在长幼前面的。这就要说到关羽另一桩不太光彩的事迹了：

这个记载其实很妙，作为一个无关宏旨的历史小插曲，却有多数史籍记载。上面引用的是华阳国志，而三国志注引献帝传和蜀记中，都有类似内容。这个关羽求而不得的秦宜禄妻，即曹操杜夫人，后来曹魏沛王曹林，中山王曹衮的生母，她和秦宜禄还有个儿子秦朗被曹操收养，后来官至曹魏骁骑将军。

这件事对关羽的正面形象非常不利，但我们能从侧面看出，关羽在曹操刘备合围吕布的时候，尚且没有子嗣（关羽公然欺骗曹操的思路就太超过了）。此年是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就上一篇的结论，关羽已经三旬开外，从这个无子而要娶别人老婆的说辞来看，关羽正妻的生育能力受到了质疑。而在三国时期，正妻无子（或嫡子夭折）从而立长，并且母以子贵是颇普遍的事，曹操和刘备都是这样的例子。所以，关兴是长子的可能颇大，并且从关兴的生年多少也能推断。

按关兴本传记载，关兴“少有令问，丞相诸葛亮深器异之。弱冠为侍中、中监军，数岁卒”。而从邓芝传可见，诸葛亮北伐期间，蜀汉的中监军一直是邓芝：

如果说关兴是在诸葛亮死后以弱冠之龄空降担任中监军这样的重职（邓芝之后可考的中监军是姜维），未免不合情理。而如果说他是在邓芝之前，则倚仗关羽的余荫，诸葛亮的赏识，担任重要性还不那么高的中监军（诸葛亮北住汉中是蜀汉建兴五年，自此开始频繁北伐。军事行动的频率，必然影响军职的重要性），就没什么奇怪的了。

如前述，侍中是要当了皇帝才能任命，但关兴的任职，也不像是在刘备章武年间。刘备的侍中，是马良廖立之流的智谋之士，而太子属官是安置年纪较轻的勋臣之后的更好选择，如董和子董允，先后担任太子舍人、洗马。而刘禅即位之后，“普增职号”，关兴更可能是在这波加官进爵运动中出仕的。

由此倒推关兴的生年，是建安九年（公元204年），当然这不足以证明他必然长于关平。但是综合各种旁证来看，关家的二儿子是关平而不是关兴的可能性，要比大众印象要大一些。

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路线，在基层没有得力的人执行。也可以说，建国后已经丧失了基层再出一个毛泽东的客观条件。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毛泽东同志的一个顶层设计，路线确定了，最重要的是干部。而能够执行文化大革命这个路线的合格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却不存在。毛泽东同志试图通过群众造反的路线，让新干部在人民群众中通过政治斗争成长起来。很显然，建国后客观环境发生了变化，这条路线被证明走不通。毛泽东同志去世后，新的干部经不起真正的政治风雨。

固然有实力对比的考虑，但也意味着主动放弃了和中共政权争夺中华正溯，自我降格为 一个偏安东南的小政权了。

河里看到十几年前说刘焉父子的老帖子，在这里唱和一篇。标题当中用到了“人设”一词，是看到娱乐消息中称某明星“人设崩坏”，觉得很有味道，用在这里似乎很贴切。

刘璋性格温仁，是史书明载的，见三国志刘二牧传：

这里先说些别的。有个说法叫“文史不分家”，以我的读书经验来看，我认为这个说法大体是正确的。这有其理由和好处，但也有弊端，弊端之一就是不可避免的将人物脸谱化，或曰人设化。任何文学作品，其细节都不可能与现实生活比拟，并且为行文考虑，还会做一些概括，突出一些重点；但史书中出现的人物，是曾经存在过的、真实的人，并不是文学创造，而人的性格一般是有相当复杂性的。因此通过简单地把人物性格代入到具体事件的方法来解读历史，我觉得未必可靠。

但话又说回来，史书的记载毕竟有相当参考价值。从生活经验来说，完全忽视人物的性格（或者换个听起来高级点的词，决策倾向）也不科学，并且这样做很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如主帖所说，我并非专业人士，不知道专业上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而我的解决办法就是试图将散碎的记载以逻辑线条尽可能地串联起来。

于是我开始这一工作时，很快问题就跳出来了，刘璋继任益州刺史之后，所作的第一件事是：

很明显，因人不承顺就杀人全家这种举动对于证明一个人的温仁只能起到反作用，刘璋的人设从一开始就是崩坏的。但不承顺背后也许有更深刻的原因，从史书记载看，张鲁的母亲并不简单：

张鲁的母亲是后世所谓三姑六婆式的角色，而且“有少容”这种写法，难免让人产生桃色联想。但即使不细究这种房闱私事，单看刘焉对张鲁的任命：掌握军事地理上对巴蜀至关重要的汉中，替刘焉干杀害钦差、欺瞒朝廷的脏活。应该也可以证明张鲁是刘焉相当信得过的心腹。

再往前看，刘璋有得位不正的嫌疑：

由这些材料可见，刘焉属意的继承人，更可能是他的兄长刘瑁，而赵韪等人更改了这一决定。这种野心家谋朝篡位于内，先朝重臣不服朝令于外的故事，史书上可谓屡见不鲜。

当然，并不能简单认定这就是这种故事之一，因为刘璋对此事的处置有些出乎寻常。将张鲁的亲人杀死，显然不如将其做为人质更有战略价值，除非是想借此举动对某些人表明某种态度。但于外来说，当时刘璋没有对任何势力表示与张鲁彻底决裂的必要；于内来说，从后面一系列反叛看，这一举动也毫未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

所以这更像是刘璋接纳了赵韪等益州大族的意见而自翦羽翼的愚蠢之举，一方面刘璋其人并非英断之主，另一方面他掌权之初，对拥立者们恐怕也没有多少资本和底气说不。

益州大族们也没能和刘璋长期和平共处：

这个事情也要从刘焉说起，刘焉来到益州，是想当割据的土皇帝，那么为保证自己的统治，势必对当地豪族要有所整肃，他也的确整肃过了：

但是庞羲赵韪是益州豪强中最亲附刘焉的一派，庞羲曾经在刘焉留在长安的二子被杀时，将刘焉的孙子们救出长安；赵韪更是当初弃官随刘焉入蜀的创业班底。格于当时社会结构，不仅不可能将本地豪族赶尽杀绝，而且也必须直面他们由掌握基层政权所带来的上层政权影响力。因此刘璋与庞赵闹翻，并不是一个好决策，当然从史书记载来看，这压根就不是决策：

这里又出现了另一股势力：东州兵。英雄记对东州兵的定义可能失于简略，从名字来看更可能是涵盖了当时所有避难来蜀，并与刘焉合作的外州豪族。譬如前文提到刘备吴皇后的哥哥吴懿，就被视为东州兵的领袖之一，而吴懿是陈留人。当然，这一势力并非天然地与刘焉合作，而是刘焉所着力拉拢的对象，与吴懿结亲除了迷信因素之外，政治上的考虑也必然是原因之一。

赵韪起兵，有作为益州豪族代表，面对与外来豪族矛盾有义务挺身而出的因素；但恐怕也掺杂了他的个人野心。如果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为何东州兵能殊死战而他的益州联军不能呢？

庞羲与刘璋“情好携隙”的情况也有记载：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璋是很容易受他人影响的性格。因为庞羲闻谗即惧，与他严重缺乏互信（这两人还是儿女亲家），可见庞羲深知他容易被人说服。而在庞羲真的开始招兵买马，就近串联，反迹已明，离心之势已成之后，刘璋却又因庞羲的说辞就此搁置此事，这无疑不是一个合格的统治者所作所为。

有前人指出，温仁不过是庸懦的别名，这一说法当然有道理，但对刘璋来说，似乎又事有不然，尽管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够证明他是个庸人。

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征，荆州刘琮投降，刘璋闻讯向曹操示好。曹操对此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史书中销声匿迹了十四年的刘瑁又露脸了，然而这也是他的谢幕：

裴松之为此特地加了一个注解，说物故是“无复所能于事”，也就是死的意思。当然，从记载来看，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刘瑁是不正常死亡；可是他死亡的病因、时机，乃至这种写法，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

加封割据军阀有名分的亲族使其与割据军阀本人名位相当，是曹操惯用的统战手段，比如孙氏的孙贲一系也得到了这种加封。这当然会产生一定影响，但一般来说，这并不会立即造成割据势力的内乱——如果其内部向心力是如此之弱，恐怕也等不到曹操的加封。

刘瑁的死，又一次证明了刘璋是个庸人。刘瑁未能成功继位，在之后益州的内乱中也悄无声息，足见刘璋对他的掌握做得还是很好的。仅仅由于曹操并不直接的压力，就杀害自己的兄弟，对刘璋的统治力显然是个削弱。

但刘璋此事做得相当果决，这大概因为刘瑁本人远离政治，事情又是刘璋家事，无人说情的缘故。所以说，刘璋庸则庸矣，却未见得懦。

或有人要问，怎么能直接以刘瑁为刘璋所杀展开论证？这一件事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刘璋类似的行事风格，却是不止一例的，后面会提到。

这一件事有两个直接后续：

其一是刘瑁妻子吴氏成为了寡妇，考虑到她和东州士的关系，这势必对东州士和刘璋的关系产生影响。但从相关史书记载看，这位女士是位合格的政治人，她应该起到了一定作用。甚至刘备后来迎娶她作为皇后，很可能与她这一经历是有关的。刘备立后当然是政治婚姻，但考虑到刘禅与刘备的年龄差，以及刘备对刘禅的评价（多处记载显示刘备并不十分看好自己这个儿子），这一选择恐怕对蜀汉内朝权力分配意义更大，不是一般的政治联姻而已。

其二就是刘璋决定请刘备入蜀。三国志中把这件事归咎于张松因为没有得到曹操的封官而怀恨在心，从而出于私意的举动，经过三国演义的宣扬更是成为了大众认识。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刘璋当时确乎面临着内忧外患，于外，孙刘联盟已经表现出了对蜀地的兴趣，甚至周瑜已经组织了一次半途而废的远征；于内，与曹操的接触使得益州豪强产生一定程度的离心，正如之前荆州豪强和孙权属下诸臣的表现一样。

其实这很像是曹操攻陷荆州后，孙权所面临的情况，只不过孙权的敌人只有曹操。而赤壁之战某种程度上，正是孙权利用刘备集团为前线军力（当然孙权集团也出了很大力）。再加上刘备之前寄寓于刘表也是类似经历，可以说刘备集团拥有丰富的类似于雇佣军的经验。

再考虑到刘备的信用还不错——史书记载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质疑声音很大，但考虑到古人没有上帝视野，刘备其实真正违背了“雇佣兵道德”的只有刘璋这一次。而之前宏观上的简单事实就是刘备均很好完成了“雇佣兵任务”，当然其细节恐非局外人能详细了解——刘璋请刘备入蜀是有客观现实上的理由的，而绝非是听了张松的煽动，就干出闲坐家中，引狼入室的蠢事。

啰嗦了这么多，是想说“人设”的另一个问题，前面提到，由于记载相对于事实的不完备性，“人设”难免简单化或曰脸谱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人设”又往往极端化，比如说描述庸人时往往描述成蠢人，做翻案文章时又挑出庸人不蠢的地方来证明其聪明——我能理解这对娱乐性的贡献，但这不宜当真。

请刘备入蜀，除了有主观上的需要之外，刘璋应当也进行了客观上的可行性评估。毕竟并不是只有张松一派，黄权等人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应该说刘璋的安排还是中规中矩的：他根本没让刘备进成都城，而是出城三百六十里见了一面，就打发刘备去对抗张鲁的前线。这一方面杜绝了变生肘腋的可能，而一旦刘备反水，也要面对关山险阻（刘备入蜀降低了地理带来的进攻难度，但并没有降到零）。一个简单的常识是宏观上的决策，几乎不可能是愚蠢的，尽管有些决策在缺乏细节的上帝视角看来似乎愚蠢。

事实上，刘璋对军事对抗刘备似乎还很有信心。刘备开始进攻后，刘璋的幕僚提出了一条坚壁清野之策：

按史书记载，这一策略得到了刘备的认可，“先主闻而恶之”，从而证明了其有效性，这似乎又证明了不采纳这一策略的刘璋的愚蠢。但是计策除了有效性，其实还有可行性问题，曹操曾计划迁移扬州前线居民，反而造成十余万户投奔东吴。以刘璋的统治基础和行政能力，不仅未必能执行这一策略，强制执行，恐怕还会造成内乱。

当然，这也不是说此计客观上绝不可行，刘备就此咨询了法正，法正的回答是“终不能用，无可忧也”，这显然建立在法正对刘璋其人的了解之上。应该说是刘璋权衡利弊之后，觉得直接军事对抗刘备仍有胜算，当然刘璋最后在军事上的失败证明了这是错误决策。但不能证明坚壁清野就是正确决策，不妨想一想，如果清野造成了动乱（这是有可能的，历史上有类似例子），导致一路关隘开城投降刘备，岂不是显得刘璋更为愚蠢？

一路批评了刘璋这么多缺点，现在要提出刘璋的一个优点，就是他很会说话。刘璋拒绝了这一策略，并且说：

乃至刘备兵临城下，刘璋决定开城投降，也发表了一通催人泪下的演讲：

效果看似不错，按史书记载，开城之前，“吏民咸欲死战”，开城之后，“群下莫不流涕”。但实际上，这是三国志作者陈寿又一处曲笔。

因为史书中还有如下记载：

既然有人想要翻城出降，语言逻辑上就已经否定了“咸”欲死战。并且蜀郡太守是成都城内刘璋之下第一显官，很难相信许靖是城内唯一一个想要投降的。

事实上也不是唯一，华阳国志还有如下记载：

这一记载描写了一个面貌完全不同的刘璋。郡督邮想要出降，他不仅立即诛杀，并且祸及妻孥。郡督邮虽非太守之比，但也有一定社会地位，众所周知刘备为县尉时就曾被督邮为难，再考虑到当时兵士的社会地位，其中的贬斥和威慑意味很明显。同时，“三军莫不哀叹”与“群下莫不流涕”显然也存在着极大矛盾。

陈寿渲染成都城坚决抗战的气氛，恐怕有为乡人讳饰的因素。而常璩虽也是蜀人，但作华阳国志时政治环境已然变化，时间也有迁移，恐怕更接近事实一些。

还是为了读起来明了一些分了段，当天挖坑当天填，姑且算没挖坑吧。

这篇文章其实是有感而发，感于有文艺女青年向我表达她对史书中谦谦君子的偏爱。我不识时务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您这身份放在古代不过一个民女，恐怕未必看得到君子对您谦谦吧。当然，这种对话一定是不欢而散的。

刘璋虽然形象上不太算谦谦君子，但这种阶级性表现得很明显，一方面他可以表现得很温和，如他对庞羲、许靖的处置；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得很残暴，比如他对朱叔贤和有高度可能的刘瑁的处置。当然，这个例子还是小了点，被残酷镇压的人并不是被压迫阶级，但是刘璋对较无势力的统治阶级成员都是如此，那么他对真正的人民态度如何也不难推知。

另一个感就是开头提到的，在媒体上看到了“人设”二字。

把活生生的人“人设”化应该是个挺通行的营销手段了，连不关注娱乐圈的我看来也不出奇，但是媒体公然宣传这一点我还是有点意外的。

但我更意外的是，媒体都已经如此坦诚，吃这一套的粉丝群体居然还很巨大。我看，他们与其说是接受了明星的人设，不如说是给自己做了个人设。

人对自己有所期许，设立目标也是应有之义，但是有些粉丝们的自我人设，我看可以用网络流行语描述曰：活在梦里。

顶层设计不假，但我觉得毛的本意就是不靠干部靠群众。有点超前了，群众素质，硬件环境都不允许。要是有今天的互联网资讯这么发达，没准文革就成了。

荆州牧刘表上言朝廷，称刘焉“有似子夏在西河疑圣人之论（意指其图谋不轨）”。

司马懿的大众印象，大抵是老谋深算的野心家。我的观点，老谋深算有之，但野心家不太称得上。如果司马懿早怀篡位野心，那么曹丕曹睿两代托孤帝王的识人能力，只能说是有眼无珠了。当然事实证明他们确实所托非人，但未必不是司马懿后来发生了转变。

能证明司马懿并非早蓄野心之辈的，还有一条。曹睿逝世后，在与曹爽的政治斗争中，司马懿一直处于守势。事后诸葛的看法，认为司马懿扮猪吃虎干掉了曹爽。但审视历史细节，可以发现并没有这么简单。高平陵之变时，司马懿已是七旬老翁，手头没有可以掌握的一兵一卒，是靠司马师的三千死士和自己的一张老脸才得以成事。扮猪不会扮到这种程度，这就是猪，司马懿没有任何依据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活到曹爽露出巨大破绽的那一天。如果司马懿会把计划的成功希望放在自己能活得足够长，曹爽足够蠢上，那以他这种智商，早就被诸葛亮消灭了。

司马家族走上篡位道路，其实更多的是司马师的功劳。关于司马师，先插播一条花边消息：

文中的“帝”，指的正是晋景帝司马师，他因为野心被老婆察觉，就毒死了自己的老婆。这个史实知道的人多，但很多人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司马懿狼子野心的又一条证据，却忽略了是“‘帝’每有所为，必豫筹画”、“‘帝’非魏之纯臣”、“‘帝’深忌之”，至始至终，并没有“宣帝”司马懿什么事。司马懿那些年一直领兵在外，而夏侯徽必然是和丈夫司马师居于洛阳，也不可能对公公司马懿有什么洞察。

更值得注意的是时间，青龙二年，正是诸葛亮星落五丈原那一年，曹睿当时还活得好好的。司马师这个预谋时间之长，隐蔽之深，才真正称得上是野心家、阴谋家。

此后的十几年里，司马师在史书上再无留下特别记载，只是如一个世家子弟按部就班的升迁。直到高平陵之变一鸣惊人：

高平陵之变，虽然史书中记载为司马懿主导，但以事理推测，司马师起到的作用绝不下于司马懿。他的“死士三千”，是司马氏在高平陵之变中唯一掌握的武装力量，更别说司马师秘密蓄养这三千死士，需要付出多么大的心力。

司马懿三年后去世，司马氏独掌大权的体制，其实多半是司马师建立起来的（比如布心腹以控制政权，废立以立威信）。司马昭后来也承认，没有司马师，天下不会归于司马家。

乃至司马炎建立晋朝之后，不得不冒着极大政治风险，追认司马师为皇帝（他的弟弟，司马师养子司马攸是帝位极为有力的竞争人，此举进一步增加了司马攸的竞争力）。这是对事实的承认，不如此则难以服众。

注：标题是三国演义中的一句诗。全诗为“三马同槽事可疑，不知已植晋根基。曹瞒空有奸雄略，岂识朝中司马师”。网上常能看到有人因三国演义是通俗小说而表示轻视，其实三国演义作为口耳相传的三国史话总结，大众欢迎程度又经过了时间考验，其中必然有很多真知灼见，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英雄史诗呢？要说可信度，三国演义比之神魔乱舞的荷马史诗，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再补充一些。

或者有人要说，司马师的野心或阴谋，显然不可能瞒着其父，而司马懿既然与闻，就等于怀着野心参与了阴谋。

这就要说到司马懿这个人的性格特征，他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一个流行语很好的概括：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有一个记载很妙：

确切地说，整个晋书宣帝纪都很妙，其中多处自相矛盾的描写，比如后文讲到曹操极为忌惮司马懿，多有试探甚至意图加害。其用意是为证明司马氏篡位有正当性——你对我不仁我对你不义嘛。但和这里曹操反复迫切要求司马懿出仕的记载，就多少有所矛盾了。

而这里的记载，把司马懿说得不愿为曹氏集团服务。最终出仕是迫于压力不得不为，这和他后来的表现也是矛盾的。司马懿出仕之后建言建策，官运亨通，哪里有一点不愿的样子。还是时间提示了为什么：

曹操首次征辟司马懿的时候，袁绍尚在，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而曹操再次征辟他，那是袁氏已灭，中原已定，天下唾手可得的时候。说司马懿出仕选择，是伺机而动，待价而沽，大概不是我心理阴暗。

司马懿也有一条花边新闻（晋书后妃传也是篇妙文，饶有趣味的记载很多。尤其是司马懿父子三人的老婆，都有些特出事迹，与罗列德容言功的一般后妃传颇有不同）：

旁人看来，司马懿的老婆草菅人命，大可非议，但从司马懿的角度看，应当称得上是一位贤内助。单单因为年老色衰，司马懿待之如弃敝履，何其凉薄——这多少也是对司马懿性格的一个侧面说明。

所以说司马懿虽然知道司马师的野心，但他并不一定全力支持，当然他也不是那种大义灭亲的忠臣。他无非是等待时机，如果有合适的时机，他不会放过机会；但没有这样的时机，他未必有为了野心拼上身家性命的胆气。否则，他在与曹爽的政治斗争中不会退让到那个程度，这前文已述。

其实司马家一家子，大抵是这种精致或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司马师在司马家中算是异类，有些理想，有些担当，有些英雄气。所以我说他是晋朝真正的奠基人，倘出发点是利己，再精于计算也得不了天下。

魏晋嬗代，通说是士族势力坐大所致，但说司马氏是士族代表，要看怎么理解。从门第讲，司马氏顶多是个中等士族，家族势力也谈不上多么庞大。司马氏政权也未必多么代表士族利益，固然篡权过程中与士族做了很多妥协，但建立晋朝后大封宗室，也足见司马家对外人的防范心态。要说司马家最能代表士族的地方，就是他们把士族的劣根性发挥到了极致，这些利己主义者们别说国家大义，连家族小义都没有。八王之乱证明这样的人掌握了大权，只能是国家民族的灾难。

有人似乎不能理解诸葛亮千百年来在人民群众心目中形象为什么如此高大。其实原因很简单，诸葛亮所捍卫的，是那个决定了民族气质乃至民族名字的汉帝国。汉帝国的民风和精神，在司马懿为代表的腐朽士族及其建立的一串无能政权映衬下，显得愈加光辉。诸葛亮虽然面对的不是异族，但他足以称得上是一位民族英雄。

而司马懿，实在难称英雄。连篇累椟夸赞他的才能，也无非是论证他利己的行为有多么精致罢了。

一个人有了钱，只顾自己爽，妻儿弃之不顾，是为极端个人主义；

一个人有了钱，完全不顾自己爽，乃至妻儿，推之及众人，那是极端的集体主义；

前者，利益分享的梯度为负无穷大，后者为0。人类社会是个体聚集起来，为了整体的利益的一个群体，因此前者显然是错的。

但后者也有问题，因为个体并不知道怎么做是人类的最大利益，人类社会的运行规律就是通过个体，小团体的竞争而探寻最佳发展路线，过于大公无私也是错的。中国古人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讲的这个次序。

合适的，是合理的利益分享的下降梯度。周朝以降一得天下往往大封宗室就是寻找合理的梯度，刘邦的白马之盟也是寻找合理梯度，但主席一走，马上人亡政息，和主席过于执着平等，没有处理好利益分享的下降梯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