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三国时期（一） -- 学习要定心

除了老兄的看法外，我觉得还有另外两点需要注意。第一是刘备集团政策的分期，第二是形势变化对刘备集团政策的巨大影响。

刘备集团真正掌握政权，要从荆州开始，然后第二阶段是拿下益州，实现“跨有荆益”的战略方针，第三阶段是丢失荆州之后。这三个阶段，刘备集团执行的政策应该有所不同。

前两个阶段，刘备基本执行的是团结世家大族的政策。明显的表现是，土豪潘浚在武陵的势力根本没动，潘浚在武陵就是刘备集团的代理人，而东吴只要搞定潘浚一人，整个武陵就被拿下了。而曹操孙权势力夹缝中的庐江雷绪不去曹操那里，也不去孙权那里，反而跑了老远，带着数万人的势力跑去刘备那里，足以证明刘备在相关政策方面的感召力。

而刘备在四川执政数年，开始也未彻底执行严重的弹压政策，汉嘉太守黄元，作为土豪，身居高位，在刘备病危之际，举兵反叛，很能说明问题：第一，他对诸葛亮的高压措施不满，第二，他身为土著，竟然身居太守一类的高位。

第三个阶段，刘备集团丧失了荆州这个基地，不能北上呼应汉中出征的主力，也不能藉由苍梧太守吴巨这个中转站进击交州，从此龟缩在了益州的盆地之中。

而更大的影响在于，刘备带入四川的荆楚集团丧失了其根据地，成了第二个东州集团。从此，蜀汉官方的政治格局变成了荆楚集团第一等级，原属刘璋的东州集团第二等级，土著的益州集团第三等级，谯周之类的变成了政权的点缀工具。

在分配利益上，三个等级也是照章拿自己那一份。最不满的便是原本拿全额蛋糕的、现在被压在最低一层的土著的益州集团。他们就是那帮抱着肩膀看刘备政权笑话的人儿。谯周搞出个蜀汉版的《河殇》来，是一点也不奇怪。而陈寿作为谯周的学生，政治立场如何，也是可想而知。

因此，对于刘备集团的核心力量来讲，益州变成了火山口，一方面要压制实力强大的地头蛇益州集团，一方面还要努力为自己打出第二个基地来，否则就变成了坐在火山口上随时可能被烧熟的傻蛋了。

诸葛亮瞄准的对象，第一个是南中，这个他胜利了，第二个是关中，这个他失败了，而失败的原因非常悲催——吴懿、吴班等宿将乃是东州集团或者本土土著的益州集团，而诸葛亮不放心他们，非要用了荆楚集团的马谡。（只是不知道为何不用同属荆楚集团的魏延）

诸葛亮之后，蒋琬瞄准的对象，第一个是荆州西北的上庸、魏兴，因为乘船东下易进难退，最终放弃了，第二个是羌胡杂居的凉州，其依据在于重用荆楚集团的新人姜维，姜维出身凉州，跟东州集团和益州集团都没有瓜葛，毫无根基，因此只能栖身于荆楚集团，而且很快被提拔到了荆楚集团的核心领导层。他的优势在于，熟悉凉州情况，且在凉州有人脉资源和情报资源。但是没等实施，蒋琬就去世了。

继之而起的费祎，执行的是保境安民的政策，姜维北伐变成了点缀行为，每次费祎只拨给姜维最多万人兵力——“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

费祎遇刺（非常妖），姜维从魏国弄来的降将郭循在延熙十六年春天刺杀了费祎，接着姜维就掌握了蜀汉最高军事大权。夏天，也就是说不到半年，姜维就做完了各项繁杂琐碎的各项军事准备工作，率领远高于此前“不过万人”的“数万人出石营，经董亭，围南安”。

从陈寿的文笔看来，这次出兵北伐，准备充分、步骤周翔、规模庞大，实施顺利，而最后撤退，也仅仅是因为“魏雍州刺史陈泰解围至洛门，维粮尽退还。”陈泰并未能击退姜维，姜维还是败在了后勤供应之上。

这一切说明，姜维在此前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第一，他要联络此前不属于他管辖的“万人之外的数万军队”，在军官控制属下的制度下，他要搞定数万人军队的军事官长；第二，他要做好情报工作，把行军路线、敌方军情摸清楚；第三，他要准备足够数万人吃数月的军粮。所以说这事非常之妖——我的估计是，军方少壮派将领已经无法忍受费祎的混吃等死政策，为了荆楚集团的最后一搏的机会，推动了这一切的发生。费祎最大的死因可能就是其身为最高统帅，竟然口出蒋介石的亡国论——汉晋春秋曰：费祎谓维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国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业，以俟能者，无以为希冀徼倖而决成败於一举。若不如志，悔之无及。”

姜维上台后，他的目标便是当年蒋琬选中的凉州。

这连续的北伐，需要巨大的兵力支持。当日的世家大族，各个具有强大的财富、人力和物力组织军队。我们看当日的记载，王匡、曹操等人分散家财，很容易便可组织起一支数千人规模的军队来，益州土著集团的代表、汉嘉太守黄元一看刘备在猇亭战败，立刻拉起一支军队造反，甚至连当年在涿郡卖草鞋的穷鬼刘备也能拉起数百人的军队来（虽然有苏双等人的帮助，也能说明刘备家里也是豪强），而这看似规模不太巨大的军队，其后勤支出乃是一个天文数字。

也正因如此，谁掌握了财政和后勤，谁就是军队的主人，因此土共建党之初，要听莫斯科的遥控，而长征途中失去了跟苏联的联系，土共就变成了半独立的合资公司了，再到延安时期之后，土共就变成了苏联的合作伙伴了，再到中苏分裂后，中国就变成了独立于苏联之外的商业对手了。

常凯申那边也是如此，他拿下上海之前，要乖乖听武汉汪精卫唐生智的话——人家掌握了苏联援助的分配。但是拿下上海后，跟英美财团和江浙财团接上关系，拿到了六千万资金后，武汉政府也就变成了常公嘴里的伪政府了（具体情况，可以去看央视最近的新剧《毛泽东》）。

汉末军阀所以控制了独立于中央的强大军队，就是因为他们有独立于中央的财力支持。而蜀汉军队的财政，虽然控制在中央手里，其财富却是中央以高压政策，从豪强那里硬是压榨来的。

这就是土著的益州集团与执政的刘备原荆楚集团的根本冲突之所在。换言之，就是益州集团出钱出人，去流血打仗，目的却是为荆楚集团打出新的地盘和财源来，在此背景下，《仇国论》这种妖文的出现便不足为奇了。

《仇国论》的作者之弟子，执笔写蜀汉历史，其立场如何，可想而知。

而其作为历史票友而非历史学家的身份，就此奠定——其分析问题的方式，都来自他坐歪了的屁股。

瓜子学习毛主席思想的体会就是，根本问题，在于立场问题，在于屁股问题，这个要是歪了，一切就是南辕北辙——该人越努力，一切就变得离真相越离谱。

• 几条史料

别说二世而亡了，就一世的朝廷都坐不稳。

周厉王

所谓的“召公谏厉王止谤”，实际上是公知的胡言乱语和王权强力弹压的外在表现。

世家大族拿走了周王朝的巨大利益，在享受着中央政权带来的最大好处的同时，还拒绝承担责任，同时还要求获得更大利益。

财政濒临崩溃的周厉王于是被迫改革，所谓“专利”实际上，就是管仲的“官山海”制度，也就是把当日贵族们垄断的山林池泽所产生的财富，部分收归国有。

百度百科里面直接指出，周厉王的另一条罪状，乃是大力发展农业。《诗·大雅·桑柔》就是贵族们、公知们的舆论战：“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惟宝，代食维好”，大意是：你厉王只知道抓农业，以“稼穑”为国宝。按照西周公知们的观点，中央连续十几年年年“一号文件”都是有关农业的，就是不务正业的路线性错误了。怪不得某著名公知兼伪经济学家指指点点，要求放弃农业自主和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的国策，原来是秉承了两千年前周朝公知的衣钵啊。

这些荒唐的指责，让人实在感到感动——中国数千年历史，就是王权代表国家的整体利益，跟不停挖国家墙角的世家大族、贵族诸侯、公知母知们的斗争。王朝的周期律所以周而复始，就是源自于此。

不由得想到46年在解放区，黄姓的某民主人士询问主席如何跳出周期律，主席回答说是要用民主监督。该民主人士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民主监督的对象，除了私欲无限膨胀起来的官僚们，还有他自己所在的、妄想翻天走第三条道路的土豪们吧。而民主监督的形式，除去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疾风骤雨，还有今日人手一部的手机监督和电脑网络监督吧。

形式发展到现在，真是让人不由得想起那句诗——

http://www.theamericanconservative.com/articles/how-social-darwinism-made-modern-china-248/

我摘几段关于科举的：

这个体制最核心的一点就是用按照能力选拔的文官替代了地方贵族，这些文官是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出来的，其权力来自于中央政府。本质上，中国比欧洲早1000年消灭了世袭封建贵族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取而代之的是一套皇帝及宗室之外所有人在法律上都平等的体制。

竞争性考试带来的社会影响非常巨大，他决定了谁能进入中国的统治精英阶层；而在近代以前的欧洲，这完全是由血统来决定的。不同的体制给各国的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法国和德国的贵族会将他们的血缘追溯到查理曼或巴巴罗萨时期的祖先，并记录其后他们家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兴衰；而在中国，成功的家族则是炫耀他们祖先连续几代高中进士、以及相应获得的政府官职。尽管欧洲有不少讲述充满英雄气概的平民如何通过他们为国王的效劳而进入贵族行列的浪漫童话，但在法国大革命以前，这些故事也只是童话而已。但在中国，即使是最显赫的世家也是由普通农民发迹的。

中国不仅是第一个利用竞争性考试选拔人才的民族国家，而且，世界其他地方的竞争性考试，恐怕也都是起源于中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18、19世纪的文官制度是模仿中国建立的，已经是学术界共识了；而最新的历史研究则显示，欧洲大学的入学考试及毕业考试制度（比如，最早的欧洲大学考试，剑桥大学数学学位考试）也是如此。笔试，就和筷子一样，是最纯粹的中国发明。

因为中国人在过去1500年通过考试来分配权力和影响，有人猜测，考试能力不仅在文化层面，而且在基因层面都已经内嵌成为了中国人的特性。但是，尽管这种猜测可能包含一些真实的成分，其影响却不会太大。因为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口一直是数千万级别的，从公元900年的6000万一直增长到1850年的4亿。而通过科举考试，获得进士的人数通常每年不到100人，即使在最高峰的宋朝，也不过是每年200多人。即使我们将更低级的举人包含进来，总人数恐怕也就是几万人左右，不会超过总人口的1%。相比通过当工匠、商人谋生的中国人，以及占压倒多数的农民，他们的数量微不足道。通过考试选拔统治精英在文化上有巨大的影响，但在基因上的影响则可以忽略。

…………

出色的向上阶层流动性，以及无情的向下阶层流动性

绝大多数中国人口可能都是贫困的农民，但对那些有能力、也有运气的农民来说，进入更高的阶层是有相当的机会。村镇中较富裕的居民可以让他们的孩子接受古典教育去参加科举。如果一个小地主或富农的儿子足够勤奋，也足够聪明，那他就有机会通过科举，获得政治权力和财富。

对明清时期的进士家庭出身记录的分析，表明当时中国社会的向上流动性可以秒杀任何西方社会，不管是前现代的西方社会还是现代西方社会。超过30%的中举者来自平民家庭-----平民家庭是指三代以内没有人担任过官员的家庭。在更早的宋朝，这个比例一度达到过84%。自剑桥大学建校以来，几百年间，其录取新生中的相应比例从来都是远低于这个数字的；美国的长青藤联盟高校的情况恐怕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向下的阶层流动性也是非常强的，即使对于最显赫的家族也是如此。明清600年间，每一代的统治精英家族中，只有6%来自上一代的统治精英。

这么多实例随手拈来，这么多年看三国评三国，今天竟感觉柳暗花明又是一个世界，眼界大开。尤其是肚里有货笔头勤快说话也客气，更是难得。

豪门是不可能用酷刑消灭的.

思想绝对可以领先技术，而文革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显然领先了网络技术，老美还以为网络对中共政权不利甚至可以用来推翻中共政权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这种文化形式对中国老百姓和中国政府都不生疏，网络对中共政权的效果是保障中共政权不能离开共太远

王莽托古改制的结果是让所有阶层都痛恨他，知道该依赖谁的刘秀虽然没有彻底去除大豪强，但西汉末期的农民战争导致的人口减少和空地增多还是让东汉初期zf有一定闲地可以无偿分给普通自耕农，这缓和了社会矛盾。

如果说蜀汉和东吴都是亡于地主、世家、豪强及其荫蔽之下的佃农脱离中央的掌握，那么北方的曹魏，西晋就没有这个问题？或者说比烂之下，曹魏，西晋比较不那么烂？

RT

所以也烂，五胡乱华就是答案

只不过天命在他们那而已

三家比烂，自然是最大的那家赢

但是豪强起兵联手对抗，最终迫使他放弃了这个计划，之后的度田虽然还有，但幅度缓和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