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历史的十字路口——三国时期（一） -- 学习要定心

以刘备和关羽的眼光不可能看不出襄樊的重要性吧？从220年初关羽死，到221伐江东可以看出，蜀汉集团在219年争夺汉中之役也是元气大伤，几年之内是准备休养生息来的。在没有西川集团的呼应下，关羽的北伐能达到什么效果呢？要知道横在关羽面前的是一个有着冀青幽并徐等州占据了北中国的曹操集团，合孙刘两家之力也就是能维持个战略均势就不错了。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北伐是不现实的，那么关羽的动机是什么？总不见得是闲的就想打仗吧？争夺樊城，明显是拓展战略回旋空间么！那扩展回旋空间是为什么呢？如果真是孙刘一体，曹操来时整个江东就都是关羽荆州集团的后方吧？答案就只能是为了对孙权集团动刀子时，让曹操别来添乱。孙权集团动不动就说长江天险，其实依仗的就是他的水军，但是西川集团占据了长江上游，可以顺流而下直扑江东腹地，再加上荆州关羽集团的牵制，使孙权集团的水军顾此失彼。两路夹攻之下，江东能挺过一年就不错了。到时刘备集团据南中国之地，汉中和荆州两路起发，真就可以和曹操战略大决战了。至于“自古以来守江必受淮”，只是说襄樊战线对于保持长江以南割据政权的重要性，以刘备能从一介布衣到三分天下的眼光必然可以看出来的，语病就不用挑啦！

必须建立起资本和政权互动的规则

仁宗1063年死，到1067 年，宗室每个月的开支(钱、谷)超过 70 000 缗。与之相比，整个首都官僚的开支为 40 000 余缗，首都庞大军队的开支为110 000 缗。这还不算生日、婚礼、葬礼、季节性赏赐衣物，以及其他可能为数甚昂的特殊开销。以特殊开销为例，1070 年，英宗兄弟及其子孙的濮王宅得到了每年 5 000 贯的办公费。王安石变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控制皇室开支，其主要办法之一，就是规定5代以后，不算皇帝宗室。

摘自 贾志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p68

外链出处

俺明明没有收到演出费用啊

仁兄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好。

资本的根本，在于增值，而增值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财富创造，二是财富转移，但二者总是纠缠在一起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财富创造是神圣的，真正肮脏的是财富的转移，特别是利用欺压等手段的不正当转移，因此，马克思就将代表财富创造的劳动，与肮脏的不正当财富转移，进行了二元切割，将二者对立起来。

事实已经证明，马克思的这种二分法是错误的，因为，财富创造的根本不仅仅是劳动，正如有人说的，成功等于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百分之一的灵感，财富创造也是如此，如果只有劳动，而没有创造的精神，人类文明的进程将大打折扣。

可以说，财富创造与财富转移是既对立，又统一的，马克思在这方面违背了他所推崇的辩证法，而衡量资本增值的标准，就在于是财富转移促进了财富创造，还是财富转移阻碍了财富创造。

资本的两种增值方式，就如绳子的两股，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

过去的殖民掠夺是这样，现在的全球化时代还是如此，《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近来很火的《二十一世纪的资本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西方的成功，主要是因为财富转移，其次才是财富创造，只有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如德国，日本，韩国，才主要是财富创造的结果，但财富转移在其中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中国现在的高速发展，也是财富创造和财富转移，双重作用的结果。

资本在控制国家政权以后，自由资本主义，就演变为帝国主义，这便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但物极必反，二战以后，多元资本的少数人民主，又演变成了全民普选民主。

少数人控制的资本，与大多数人掌握的选票，越来越走向了二元背离，这便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真相，资本代表的自由，所推动的全球化，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摆脱本国普选民主的束缚，分摊风险，寻求更大的增值机会。

因此，资本代表的全球一体化，与普选民主带来的民主割据，便成了当今世界最典型的两种时代特征。

总的来讲，资本从诞生之日起，资本与政权主要有四种关系，一是与封建势力争夺政权的时期，即资本主义革命，二是限制政府势力时期，即自由资本主义，三是资本与政权结合，即帝国主义，四是资本与政权渐行渐远，若即若离，即普选民主和全球化时代。

中国如果想要真正崛起，就必须认清这个时代的趋势，也就是资本的发展趋势，承载全球资本的转移，而不是走向排外的帝国主义道路。

中国的崛起之路，主要应该是载体崛起，就是做东，做庄，而不是排他性的主体崛起，只是想着做主，走向过时的帝国主义道路。

而载体崛起，就既不能让资本与政权紧密结合，因为这必然会陷入帝国主义道路，即使不是帝国主义，排他性的发展，也是难以为继的，相对而言资本与政权紧密结合的可能性很小，民主普选的可能性则很大，这甚至比资本与政权结合的排他性更糟糕，因为民主普选必然会导致执行力涣散，更做不成事。

资本与政权的关系，应该通过一个媒介联系起来，这个媒介就是公有制，主要是资产的公有制，以及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性治理，即政府官员，尽可能的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不但要与资本切割，也要与区域性的，民主普选代表的既得利益切割。

能不能实现中性治理，是中国实现真正崛起的关键，真正的崛起是意识形态的崛起，是开辟一条人类从未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资本与政权的第五种关系，政权成为是资本的载体，更是全体人民的载体。

襄樊现在是一个城市了，三国时则是隔水相望的两个城市——隔的可不是长江，更不是淮河，而是汉水，襄阳在南，樊城在北。襄樊当时是汉水上唯一的重要据点，无论在北攻南还是南攻北时都是重要的桥头堡。关羽之所以包围襄阳后便直接跨过汉水主攻樊城，其目的是为了拿下将来继续北伐的桥头堡。陆续来援的曹魏军队解除樊城包围，并且已经将孙吴攻击江陵的情报透露给关羽后，关羽仍不撤襄阳之围，也是为了拔除曹魏在汉水之南的桥头堡。襄樊与淮河流域相差很远，而长江在荆州流经的主要城市是江陵，早就在刘备手里。关羽攻下襄樊，改变的明显是曹刘之间的战略态势，和孙权没有直接关系。

曹操和曹丕当时自然都有后方的问题，但是这个后方问题是不是当时首要的，不能克服的，我看倒也未必。建安二十年曹操放弃攻击蜀中，次年十一月征孙权；黄初二年曹丕放弃配合刘备，也是次年十一月征孙权。这期间都看不出他们后方局势发生了什么重大改变。

后人读史由于上帝视角和事后诸葛亮的关系，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是洞如观火的。要我说在乱世摸爬滚打过来的，哪怕先天条件差点，有丰富的实践培养，加之智囊团的提醒，其判断水平低于常人的可能性实在是不大。认为他们会在吃饭还是吃屎这种水平的抉择中选择错误简直是对古人和自己智商的双重侮辱。当时的问题很可能更接近于吃多点还是吃少点，吃多了可能出门遇到老虎跑不动，吃少了可能出门迷路找不到食，当然这也有其抉择的依据，只不过未必会一五一十的显示在后人所能看到的材料里了。

曹操的后院从来就不清静，这次造反，结果是吓坏了曹丕，原因是这次造反声势浩大，“幽、冀扇动”，幽州冀州两个大州都动荡了，曹丕甚至打算自己出战。然而，田银苏伯只是地方土豪，没有盟主，也没有组织，因此常林说他们“智小谋大”。然而，他们造反的关键原因是曹操拿下冀州后“重豪强兼并之法”，压下了田银苏伯，后面还有无数反抗等着曹氏政权。

这场事件的直接后果就是曹操放弃了一举击灭马超的机会，全面撤退，给了马超喘息的机会。这种事情后面多次上演，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是曹操“得陇不敢望蜀”事情的前奏和远因。

曹操的问题，除了幽州冀州后方不稳之外，还有合肥战场，七月曹操退走，八月孙权就十万军进攻合肥，当然，孙权战斗力太渣那是另一回事。

这些史料记载了216年这一年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资治通鉴的全部记载表明这一年的重点，就是曹操整肃后方。这些措施包括：

第一，率领主力回到冀州根据地。

第二，称王。

第三，大规模打击世家大族，尤其是河北大族。

被打击的头号对象，包括清河崔氏的崔琰，此人乃是千年世家的家主，被他的堂弟称为“冀州人士（也就是世家大族）之首”，另外一个世家大族的老大——颍川集团出身的陈群以崔琰“不能保身”为由讥刺的时候，被崔林果断鄙视了。

同时，牵连其中的，包括陈留毛玠，东莞徐弈。并且引发大面积反弹，桓阶、和洽全力阻击曹操，陈郡何夔则表示腹诽，并且以舆论（“小字报”）攻击了操作此事的丁仪。

“其得久乎！”——想象何夔咬牙切齿说出这话，任何明白何夔们背后能量的人，都要毛骨悚然。

这个丁仪，明显就是替曹操做脏活的。曹丕继位，他被清算，然而，哪里仅仅是兄弟争位这么简单——一个死老虎，有啥可打的？真正要弄死他的，哪是曹丕？

史载丁仪临死，“对中领军夏侯尚叩头求哀，尚为涕泣而不能救。”——丁仪哭着说了啥，我们不知道原话，推测下来，无非就是其当初所做作为都是为了曹家（夏侯家）着想，如今被过河拆桥，当手纸用，太让人寒心而已。

所以在我看来，丁仪和弟弟丁廙全家在曹丕朝被抄家灭门，满门杀尽，远因便是肇始于此。实际上，何夔所说，便是世家大族的行动纲领，只是以小字报的形式先放风出来而已。我们只要想想香港黑帮片里面的“江湖格杀令”便明白何夔放言的效力。

因此，杀崔琰不仅仅在于崔琰一人，其最大意义，在于向整个世家大族开刀，开罪了这个群体整体。崔琰何许人也？在崔林眼中，陈群这种地位的，尚且不能跟崔琰相提并论——“如卿诸人，良足贵乎？”

这话太大了，陈群何许人也？袁绍四世三公，陈家也差不多，出身颍川陈氏，乃是有名的大族，《世说新语》里面，他父亲陈元方的事迹多达八条，分布在《德行》《言语》《政事》《方正》《规箴》《夙慧》六门之中，乃是当时道德、行为、学术、做人等等方面的楷模，大家学习的榜样。陈群娶妻乃是荀彧女儿，其一家从其祖父陈寔到曾孙陈逵一直是朝廷重臣，历仕东汉、曹魏、司马西晋和东晋。就这样的本钱，尚且无法比得了崔琰。所以我说，对崔琰开刀，便是对大族宣战，尤其是对屡次反叛的冀州名门下了重手。

崔林的话却不仅仅如此而已，尚且包含着大族们的政治理想：崔琰不过是“邂逅”不对劲，如果“邂逅”得人，崔琰便可“大丈夫”之志得逞。

那么崔琰的“大丈夫”之志是什么呢？崔林没说，但是陈群知道。

后来，崔琰没有“邂逅”到的明主终于出现了，他就是曹丕。不过，最后竟然是崔林鄙视的陈群替整个士族集团确立了安身立命的制度基础“九品中正制”。这便是崔琰的理想，不过我估计，其时崔林应该感到惭愧了。

这段写了曹操征讨孙权，正月进入战线，二月出兵，三月退兵，在1800年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仗打得也太快了吧。我看曹操压根不是在打仗，说是武装大游行还差不多。

至于其随后安排，“伏波将军夏侯惇都督曹仁、张辽等二十六军屯居巢”则暴露了曹操的战略：稳住南方战线而已。他已经不想向南方发动战略进攻了。

因为这一年他更加重要的事情是策划交班，建立曹魏政权的台子，黑体中框起来的内容，才是曹操真正在做的事情。武力压服各地大族，并且给曹丕一个既定名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才是目的。

这就是各地心怀不满的势力，对曹操高压政策的回答——四面冒烟，四面起火：不仅仅是对关羽在荆州方向、对孙权在合肥方向、对刘备在汉中方向三面作战，内部无数反叛同时并起。

我们如果仔细分析下，就会发现，这些反叛，没有响应孙权的，而是都打着响应刘备关羽的旗号。原因就隐藏在刘备的政治策略中：《资治通鉴 卷66》记载，建安十六年（211年），

这黑体部分就是刘备的政治策略之总结，只是其针对的对象，不是普通P民，而是被曹操屡次残酷打击的大族们——219年这次邺城大反叛，曹操的反应是血腥清洗，除了钟繇被废黜外，这次被选中作为标杆人物的倒霉蛋，则是弘农杨氏的杨修。

需要说明的是，不是我强行把杨修跟这次事变拉在一起，而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直接把杨修之死放在了魏讽谋反案后面。对于一个史家来说，这样安排素材，足以表明其观点了。

所以，基于此，我有个结论，刘备当政期间，是不会对大族进行打击的，换言之，刘备才是符合世家大族利益的代言人，刘备屡次挫败而屡次崛起，便是这个策略唤起了相当势力对他的支持。

也正因此，我才总结刘氏政权政治策略的三个阶段：

其实这帮皇室，可以看作是身份特殊的地主。

北宋内政，玩的就是收买政策，收买地主，收买武人，收买皇族，换取政权稳定。

后来，外交也玩收买政策，收买西夏，收买辽国，后来收买金国，最后是蒙元。

既然政权与资本做了切割，又如何成为后者的载体？

既成载资本又承载人民，那么人民与资本矛盾的时候，政权到底该站在哪一边呢？

此外以公有制为媒介连接政权与资本？真心没有看懂……我要是资本，我会害怕你政权把我也公有了怎么办，如何敢到你那里去呢？去了也是捞一把就走，如何敢生根？

襄樊地理正好处于一个盆地的十字路口，南北贯通，要经过这里；东西贯通，也要经过这里。四周的各条道路，都汇聚于此，绕不过去。所以无论你在这里是建个炮塔还是修个兵营，只要这个口一堵住，整个盆地都在你控制之下。襄樊就如同一口浓痰噎在对手的喉咙里，让他郁闷到吐血。

往东看。襄樊向东，北有桐柏山，南有大洪山，中间从枣阳至随州，从随州趋安陆，向南直达汉口。向北，则可以控制大梧县，这是江淮平原与长江流域沟通的西侧通道。这附近有著名的义阳三关，武胜关、九里关、平靖关。两淮南下，若得此三关，则守军自溃，俗称三关尽毁。李自成和张献忠一打下三关，左良玉立刻就散了。其重要性，只要知道另外一条东侧通道叫合肥，就该明白了。

看西边。从襄樊北上，走南阳西，沿伏牛山和秦岭南麓之间的狭窄通道，走内乡、西峡至大名鼎鼎的武关、商洛，从山区一出来，就是蓝田，到关中了，长安在望。楚人看秦国不顺眼，就从这条路去打咸阳，秦人看楚人不顺眼，也是从这条路去打郢。无论谁打谁，都得经过襄樊。 李自成先在襄樊称新顺王，然后从这里突袭西安，才有了大顺天下。

从襄樊向北，是南阳盆地。向东北方向，过伏牛山和桐柏山之间的方城通道，即可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中原地带。一冒头就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平顶山，再往东北，就到许昌了。这也就是为啥关羽在襄阳、樊城水淹七军以后，吓得曹魏集团都有迁都的念头了，但是有念头不等于实行啊，这个我后面分析。没办法，关羽一脚把通向中原的大门给踹开了。

重点来了，再往南看。从襄樊南下，沿荆山（西）、大洪山（东）之间的宜城通道，一路可到荆州，进入广袤的江汉平原，直抵长江。然后向西可以扼守宜昌，等于锁住了四川出川的三峡门口。向东可以把江汉平原这个重要的经济区掌握在手中。楚国想北上争雄，问问中原诸侯鼎有多重，襄樊是其桥头堡。郭靖为啥死守襄樊，也是因为襄樊一破，蒙古人便可长驱直入，进入长江沿线，切断四川与江南联系，肆虐江汉平原。更可怕的是，源自汉中的汉水过安康以后，在襄樊这里朝东南流过去。在古代运输不便，有这么一条河跟着，其意义不言而喻。蒙古人就是打破襄樊以后顺汉水入长江，攻取鄂州，南宋的防御体系登时崩溃。大体上来说，襄樊西边是四川盆地的大山，东侧是大别山，再东是江淮水网地带，不适合北方军队。因此只有襄樊是适合北方军队进入南方的通道。

看到了不，襄樊之战不光是关羽去踹曹操的大门，也是为了把自己的大门抢回来，关上曹操通过襄樊进入荆州的通路，争取用尽量少的兵力防住曹操北方集团的进攻。经过了西川，汉中之役，荆州的常备军已经被刘备抽调的差不多了，关羽就是打下了襄樊，也根本不具备进取许昌的实力。曹操后来也看到了这点，才能放心的两次从拱卫许昌的常备军里抽兵增援襄樊。不然，襄樊一败，许昌空虚，关羽趁机进兵，加上未被压服的北方地方豪强，曹魏政权就是个速败的格局了，像李自成一般了。

最后还是那个问题了，既然不具备战略决战的能力，也明知这个改变战略态势的举动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发曹魏集团的疯狂反扑。那么关羽为什么要冒着两面作战的风险非要关上江汉平原的大门呢？只能是刘备西川集团准备有大动作，必须在这之前改变荆州兵团两面对敌的不利态势，好解放荆州兵团的机动力量用于主要作战方面。那么为什么不能是汉中，荆州两路起发，与曹魏集团决战呢！因为荆州兵团后面是孙权，即使是打下了襄樊，但是如果作战对象是曹魏的话，荆州兵团后路不稳，两面对敌的态势是根本不会改变。只有关羽的兵锋是准备直指江东，能用少量兵力守住的襄樊战线才会发挥改变两面作战态势的作用。孙权集团也不傻，看到关羽真的打襄樊，能会猜不到刘备的下步打算，所以才会有吕蒙白衣渡江和后来的历史了。

权力是应该尽可能趋向中性，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必须以公有制基础，权力才能更加独立，这种公有制，主要是固定资产的公有制，而不是生产性的公有制。

公有制的存在，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保证权力的独立性，中立性，二是减少财富的转移，促进财富的创造，可以说，公有制是实现公平正义的经济基础，而政权的中性治理，则是公平正义的上层建筑。

中性的权力，就如天平的支架，一边是资本，一边是人民，将资本与人民统一起来，而不是将资本与人民对立起来，而关键就在于促进财富创造，遏制财富转移。

资本是逐利的，而最大的利益只能来自市场，市场是人民造就的，中国能够复兴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这既是中国人民勤劳节俭的结果，也是全球资本的开拓新市场的结果。

人民不会走，主要的资本也不会走，人民，市场，资本是三位一体的，西方的所谓中产阶级社会，就是市场决定的，间接实现了政权的比较中性，但全球化的扩张，使得西方社会出现了中产阶层塌陷，因此，这种中性是不稳定的，稳定的中性政权，只有公有制为基础的中性治理，才能实现，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主要就是在毛泽东红利的基础上，相对实现了中性治理。

更准确地说，人民，政权，资本，市场，是四位一体的，中国市场的不断扩大，就是勤俭的人民，相对中性的政权，和全球资本共同造就的。

拉美的悲剧在于市场无法持续扩张，这既是西方掠夺的结果，也是拉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决定的，有人称之为“资源的诅咒”，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拉美非洲都曾是西方的殖民地，因此，只能是西方文明体系的边缘，难以形成健全发展的内循环。

中国与拉美非洲不一样，首先，中国严重缺少资源，主要的财富来自劳动，其次，中国不是西方的殖民地，在文明上自成一体，最后，中国太大了，人太多了，西方不可能容纳大多数想要离开中国的人，这种强大的反身性，必然会导致中国形成健全的内循环，绝对不会成为西方的附庸。

当然，资本狡兔三窟是必然的，中国，美国，欧洲，就是资本的三窟，也就是世界政治经济的三个核心。

在比烂的时代，中国的将来不会坏到那里去，只能是好到怎样的程度。

遏制财富转移，促进财富增长的公有制，无论是对资本，还是对人民，都是有利的，受损的只能是那些掠夺性，寄生性的转移性资本，三位一体，或四位一体的格局，远远胜过资本与民主普选的二元对立。

人民，与资本，总有一天都会明白这个这结果。

您说关羽攻取襄樊，是为了取得对曹操的防御优势以集中兵力攻击孙权，这说法粗看倒是成理。但您有没有考虑以下问题：

如果攻襄樊其意为守不为攻，攻击重点应该放在襄阳而不是樊城。而且如果打算对曹操采取守势，依托江陵-公安的长江防线，本来就可以达到保护刘占荆州的目的。当然攻取襄樊可以获得更好的战略纵深，但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如您所说，襄樊对曹魏腹地威胁巨大，曹刘在江汉平原上还可以保持一定程度的和平，但曹一定不会对刘占襄樊坐视不理。既然您认为孙权集团攻击江陵是聪明的看出了刘备集团下一步军事目标的表现，那么想必您认为曹操集团是傻的了：关羽打下襄樊就达到战略目标了，何必又是打算迁都以避，又是调集各地部队救援呢？

另外的问题就在于您对时势的看法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了：并没有刘备大量抽调荆州兵力的迹象，至少关羽前期的胜利没有人认为是以少胜多，曹魏显然对关羽的力量也非常重视。同样也没有刘备打算在益州休养生息的迹象，廖立后来的话透露了一些消息：关羽兵败身死时，刘备在汉中而不在成都，想必刘备不是在度假。另外当时孙刘关系实际如何不好做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但表面上二者是盟友关系，孙权还不能被刘备称为“敌”。

您结论放在最后，而我不同意您的结论，所以就先说了：刘备和曹操都是要限制世族豪强的，恐怕刘备这里所谓的宽仁并不是指对世族豪强的政策，这段话是刘备针对要不要打刘璋说的，干世族豪强底事？

刘备的政治倾向从出师表可见一斑：轻后汉而重前汉，两汉最大的区别您自己提到了。从刘备的发展轨迹来看，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徐州时刘备着力笼络世族，但最终为世族所背叛，狼狈逃出徐州。他所拔擢的陈群、和他私人关系良好的陈登都抛弃了他，跟着他的是疑似市籍出身的麋竺这样的人，这对刘备政治态度想必是有影响的。荆州时期，荆州一等世族如蒯氏、蔡氏和刘备是看不对眼的，诸葛亮的那点亲戚关系虽然网上津津乐道，但实际上诸葛亮不过就是个二十七岁尚未出仕的外来户自耕农罢了。后来刘备招揽的荆楚世族，已经是未及投靠曹操或投靠曹操而不得志剩下的那一批了。刘备入川后“质诸将并士卒妻子”，比起曹操那边表面上豪族主动的各遣子弟入侍、迁宗族至邺，来得还要严格。

最后蜀汉政权建立的阶段，您说刘备维护世家大族，而法正和诸葛亮主张严刑峻法，这个和我的分歧最大，也举几条史料：

刘璋手下的临阵而降的多了，但许靖是当时在刘备控制下唯一的国家级大名士，刘备独独鄙薄许靖，显然是杀鸡儆猴。这时劝谏刘备任用许靖的是法正。

刘备这是要打土豪，分田地——虽然不是分给人民大众，但至少是削弱豪强。这次站出来阻止的是赵云，真定赵氏历史上出过南越王赵佗，也是一派豪族。但刘备最后还是刮了土豪一层皮：

就连诸葛亮，也有救不下来的，比如张裕；诸葛亮救下来的，没用的比如李邈，后来还是被刘禅杀了；有用的比如蒋琬。

实际刘备对世族的态度相当实用主义：能为我所用的则用，不能则毫不顾惜。如有名无实的许靖，刘备就不想用；蜀汉两名大员庞统蒋琬，都在当县长时因为治理不力遭到过刘备相当严厉的惩罚。刘备杀张裕时对诸葛亮的回答尤妙：

其实办张裕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谁也说不出什么，但刘备这么告诉诸葛亮，不就是在说张裕真正的罪过是不合作吗？

世族豪强的确是一群混账王八蛋，但这并不是说杀光他们就是好事。这群混账王八蛋当时垄断着基层政权、舆论导向和人才培养机制，杀光他们，政权的统治基础也就没了。即使强横如曹操，他也不敢放手杀杀杀，而且以结果导向看，他杀杀杀的效果还不如蜀汉，蜀汉方面刘备、诸葛亮死后，其抑制豪强的政策还有一定持续性，曹魏这边曹操一死，曹丕立刻就翻盘了。

要彻底制服世族、门阀、士绅、精英这一脉相承的混账王八蛋群体，需要做的是改变整个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实际上全人类有史以来，目前看只有主席接近成功，而真正的成功案例，恐怕得去穿越小说里找。我认为没必要在这种脱离时代的高难度问题上苛求古人。

根本看法不一致，一些细节观点有所不同也就不足为奇了。曹魏境内的几起叛乱是否需要曹操放弃作战良机而回去亲自处理，我认为是可以商榷的。叛乱的大部分我认为是豪强乃至平民之属，事实证明都没用曹操甚至是曹丕动手。有两起是比较特殊的，一起发生在建安二十三年，吉邈在许昌起兵，曹操事后粗暴的杀尽了汉朝廷群臣。另一起则是史书中多所讳言的魏讽案，这次操刀的不是曹操，而是曹丕。曹丕一反常态的大开杀戒，连曹操都惊叹其凶狠：

魏讽案中上至钟繇，很多士族受到牵连，曹丕什么时候能对士族这么狠？只有自己位置受到威胁的时候。换句话说，我认为魏讽案不是曹操对士族的进一步镇压，而是曹丕针对反对派的定向打击。

最后说回开始的分歧吧，曹操和曹丕确实都有内部问题，然而这内部问题能不能克服，我认为仍然可以商榷。而且其重大内部问题由争权夺利的内耗引起，因此放弃作战良机是非常可惜的。

• 先就事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