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夏人的活动区域 -- 履虎尾

关于夏代的史料，在《尚书》，《诗经》，《左传》，《世本》，《楚辞》等先秦典籍中，仅有不足百条，而且，都是些零散的不成系统的材料。在两汉时期的著作中，也仅有三十几条，并且，还都是重复先秦的。所以，夏代还是个传说中朝代，还有待于地下史料的发掘。

本来，人们对《史记》中的《夏本纪》，《殷本纪》都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谁也不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从哪里得来的这些材料。到西晋太康年间，发现了汲冢竹书，即《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中关于夏代世系的记载，与《史记*夏本纪》基本一致，这似乎可以作为〈史记〉中夏世系正确的一个证明。然而，当时就有人怀疑《竹书纪年》是伪书。直到二十世纪初，在安阳殷墟发现了甲古文，王国维先生根据出土的甲骨文材料，著《先公先王考》和《续考》，用甲骨文中的记载证明了太史公的《殷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世系是正确的。这也就间接证明了，既然商世系是正确的，那么，《夏本纪》也不会是凭空而来的。

但是，光凭旁证和传说还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在考古学上取得证据才行。

关于夏人的活动范围，主要有三种说法：

第一个观点是晋南说。

根据上古禅让的传说，我们可以认定，尧、舜、禹的居住地区，应该基本是一致的。我们先看尧、舜的居住区。

《左传*襄公六年》：“〈夏书〉曰：‘唯彼陶唐，率彼天常，有此冀方。’”

杜预注曰：“唐、虞及夏同都冀州。”

孔颖达疏曰：“尧治平阳，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余里，俱在冀州，统天下四方，故云‘有此冀方’也。”

《史记*五帝本纪》：“舜，冀州人也。”

张守节《正义》曰：“蒲州河东县本属冀州，宋永初《山川记》云：‘蒲坂城中有舜庙，城外有舜宅及二妃坛。’《括地志》云：‘妫州有妫水，源出城中。’”

《尚书*尧典》直接提到当时尧舜活动的中心地区时，也说：“尧曰：‘我其试哉，女于是，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I，嫔于虞。’”

这些记载表明，尧与舜的主要活动地区在今山西省的南部地区。那么，禹和夏人的地区，也应该在山西省的南部。

西周初年，成王封幼弟叔虞于唐，后改为晋。

《左传*昭公元年》载，子产曰：“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及成王灭唐。而封大叔焉，故参为晋星。”

《左传*定公四年》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百正，命以唐蔗，而封于夏墟，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以上两个材料表明，大夏即是夏墟，也就是夏代的旧居。杜预注曰：“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还有人认为晋墟在山西翼城。晋南肯定也是夏人活动的一个中心。

第二个观点是豫西说。

《战国策*魏策》载：“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阴，而右天厍之阳，卢、睾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放之。”

据《史纪*吴起列传》载：“在德不在险……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国语》载：“昔伊洛竭而夏亡。”

《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克商后，自夜不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纳（左水旁）延于伊纳（左水旁），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T，北望?[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

《史记集解》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

《史记索引》曰：“言自洛?I及伊?I，其地平易无险固，有夏之旧居。”

《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自禹至太康与唐、虞皆不易都城。’然则居阳城为禹避商均时，非其都也。《帝王世纪》云：‘禹封夏伯，今河南阳翟是。’〈汲冢古文〉曰：‘太康居斟寻，羿亦居之，桀又居之。’〈括地志〉云：‘故??城在洛州巩县西南五十八里也。’ ”

《世本*居篇》载：“禹居阳城。”

春秋时，在河洛之间相谈时，人们每每要提起大禹治水的故事。如〈左传*昭公元年〉载：“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子于?}，馆于洛?I。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

根据以上几条史料可知，豫西地区肯定是夏人活动的一个重要地区。

夏人以豫西伊洛之间为中心，并开始向南方方向发展。〈史记*货殖列传〉载：“颍川，南阳，夏人之居也。”〈汉书*地理志〉也说：“颍川，南阳，本夏禹之国。”

以上两说，都认为夏人活动区域在中原地区的西部。

第三种观点认为，夏人活动的区域在东部，黄河下游。

关于东部说，提出此观点的是王国维。王氏在其《殷周制度考》中提出，上古帝王，都邑多在东方。夏人与商人在河济之间杂居了数百年。现在的史学家多不取此说，但此说也极有道理。其理由是：

一，夏人以水族动物为图腾，禹父为鲧，此字鱼旁。

〈左传*昭公七年〉载：子产曰：“昔 尧亟（左歹旁）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

杜预注：“羽山在东海祝其县西南。”

又据〈左传*定公十年〉载：“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杜预注：“夹谷，即祝其也。”（按：在今山东莱芜县东南。）

〈楚辞*天问〉也说：“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鲧何所营，禹何所成？……九州安错，川谷何?A（右为夸）？……化而为黄熊，巫何活焉？”

这几条史料，讲禹父鲧被舜杀于羽山，鲧化为黄能（此字音奈）。〈尔雅*释鱼第十六〉曰：“鳖三足为能。”

夏为治水世家，经常与洪水做斗争，大禹治水十三年。如果夏在西部，很难锻炼出治洪水的本领的。而且，黄河泛滥只会在东方下游，不可能在中游泛滥的。

二，禹死后，启即位，“益干启位，启杀之”。而西方的有扈氏起兵反对，有扈，在今陕西户县。启率大军讨伐，同有扈氏战于甘地（今洛阳西）。启与甘的距离与有扈氏与甘的距离，应该大致相等。

三，仲康之后，相居帝丘，在今濮阳；依靠斟灌（山东寿光）斟??（山东潍坊）。少康中兴，也不是依靠西部的力量，而是依靠东部的力量。少康的外祖父家有仍氏，在山东济南一带。

可见夏人与东方有很深的渊缘。

“茫茫禹迹，画为九州”，关于夏和禹的传说，遍布于中国。但是，绝不能认为夏代的疆域真正包括了后来的〈禹贡*九州〉。因为，后来的商和周，都应该比夏的地理范围大，而商和周的活动范围，比起《禹贡》所说的九州来说，都是很小的。

• 1，先秦

皇宫不一定，青铜器，文字，城市是必要的。尤其是文字，商朝原来也不被承认，发现甲骨文以后就证实了。

国史方面，我不是高人，可是我看高人的书。有空看看潇水“蕨类战争”的“虚无之夏”吧。履虎尾先生的文章，在小隐的国史论坛上也是屡屡拜读(我写西史的，国史外行)。你看，人家用的是“夏人”，不是夏朝。尽管我们大家都可以很有把握地推测并且相信，商之前有一个夏朝。但考古发掘没有出文字之前，那还是推测。

夏朝的话，即使有，也不过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部落联盟。还没有资格称为文明。

印度的哈拉帕好像也没发现文字吧

科技部搞的那个夏商周断代工程有很多含糊和草率之处，经不起推敲。在下读过一篇介绍文章，较长，讲解了争议事件的过程。本人就是外行看看热闹。可是看过之后挺灰心。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暴露的浮躁和虚伪的学术风气非常不好。

记得discovery有一集讲过。

不少对于这个工程的介绍文章.争议是在很多啊.很多非常专业的讨论.

很多人都提到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有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

这篇文章重要的内容是讨论该工程对武王伐纣年代的研究.说是工程使用牛津OxCal系列样品程序,该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而“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而工程不采取置信度更高的方法是因为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大大压缩能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

其结论就是而我们的断代工程所采用的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根本不能精确到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

再有就是还有人通过一些事件来置疑中国学者的研究品质从而怀疑观点.

唉,手边没有资料,就着个问题就只能道听途说了.

这是详细的原文

“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2005年03月30日11:10

陈宁

前 言

　　由政府资助上千万人民币、轰虫烈烈地搞了五年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以下简称为“工程” )在中国大陆几乎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有的媒体甚至把它称为“中国文化史的最伟大的事件” ，超越了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纂修。2000年10月，“工程”发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简本》的结论也全部通过了国家科技部的验收，并且荣获“全国十大科学进步奖”。而就在《简本》发表的前後，抨击的声浪不断在海外出现。有的评论认为，+“工程”有政治背景，是政府在搞民族主义；有的则从学术角度提出批评。斯坦福大学的大牌教授『』avidNivison在《纽约时报》所下的“国际学术界将把工程报告撕成碎片”的断言，也成为一句学术界广泛流传的名言。中国媒体将这些抨击视为“敌对势力”、“帝国主义”。今年4月，“工程”专家组组长李学勤、首席科学家仇世华等应邀赴美参加了有猡“工程”讨论的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工程”两种不同的观点在国际上的第一次正式的面对面的交锋。在会议上，海外的学者对“工程”的方法和结论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而引起了学术界的轩然大波。“夏商周断代工程”究竟是什么工程?“工程”在学术上是否有硬伤?其结论是否可靠?本文作者在海外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和一些与“工程”有关的学者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对“工程”的方方面面有比较细致的辽解，从而也就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在此我们姑且抛开政治背景和媒体的激烈言论，仅围绕学术上的问题，向读者介绍一下有关“工程”的前前後後。

缘 起

　　中国人都听说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因为古代文献中清楚地记录了夏、商、周三个最早的朝代。但是，就有案可稽的最早的年代来说，司马迁的《史记》也只能追溯到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再往前的西周早、中期和夏、商两代，只有帝王的世系而无年代。这就是说，五千年文明史中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 对国民来说，“这事儿很煞风景” ，使人说起五千年文明史来，“理不直，气不壮” ；对学者来说，“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而令人愤愤不平。

　　为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夏商周断代工程”于1996年正式设定，成为中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为了使工程规定的目标能顺利实现，国务院成立了由国家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七个部委领导为成员的领导小组，李铁映、宋健二人为工程特别顾问。聘任历史学家李学勤、碳-14专家仇士华、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为工程“首席科学家” ，主持由21位不同学科的专家组成的专家组工作。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据报道，这一高层次的科研工程，连办公室秘书都是博士后。

　　“工程”要达到以下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包括西周早、中期和晚期前芈段各王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从商王武丁至帝辛(纣)，确定比较准确的年代；

　　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

　　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成 果

　　“工程”主要依靠两条途径来建立三代年代学系统，一是对传世的古代文献和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材料，进行搜集、?整理、鉴定和研究，对其中有关的天文、历法记录，通过现代天文计算：推定其年代；二是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期研究，并作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碳-14测年。

　　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工程”终于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这份《年表》定夏代始年大约为公元前2070年，夏商分界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商周分界具体为公元前1046年。又将具体的帝王年代从公元前841年向前推移到前1250年，即武丁元年。武丁是商代後期的王，在他以後的各王都给予了具体的在位年代。另外，西周从武王到幽王的所有年代也有了更具体的划分。西周诸王年表的建立，甚至商王武丁以来年代的建立，主要基础于武王伐纣之年(即西周之元年)和懿王的元年的确立：其他的年代依据这两个年代进行安排和调整。

质 疑

　　自“工程”的《简本》公布以来，海外学者对此进行了三次规模较大的辩论，其中持怀疑和批评立场的似乎多于“工程”的拥护者。

　　互联网――第一次辩论

　　开始于2000年11月，通过互联网进行，其议论主题有政治性与学术性两类。学术性的则围绕夏朝的存在与否。工程不仅相信夏代的存在，还列出了夏代各王的世系表。对此，不少西方学者持怀疑态度。在西方有关中国古代史的教科书中夏朝只是传说中的一个朝代而非信史；而商朝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这是因为甲骨文证明了商的存在。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批评“工程”想当然地视夏为商的前朝并定二里头（在河南省）为夏都，在目前情况下证据尚未充足。综合看来，支持“工程”的学者的依据主要有四：其一，河南西部和山西南部是周代文献认为的夏人的中心地区，而这个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最有可能是夏文化的代表；其二，二里头遗址发现了宫殿基址，表明已经有了国家的存在。其三，碳-14测年结果表明，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在商代之前。其四，既然司马迁所论的商朝被证明是信史，那么，他所说的夏也应当是信史。一些西方学者则认为，周代文献中论述的夏人的活动很可能是周人出于政治目的而编造的，不能尽信。再则，二里头文化的水平还不足以证明“文明”（一般指有文字、城市、政府、贫富不均的社会）的发生，“除非我们能够在二里头发现文字、青铜器和车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标志，否则史前和历史时期的基本分界线还将是商。”至于司马迁《史记》的可信性，一海外学者反驳说，《史记》也提及商的第一个王是他的母亲踩到一只大鸟的脚印而受孕以及有关黄帝、尧、舜、禹等超自然行为，难道这样的记载也能视为信史吗？

　　面对面的交锋――第二次辩论

　　今年4月4日至7日，美国“亚洲学协会”的年会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会议专门邀请了“工程”的学者来美讨论。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是“工程”的专家组组长李学勤、考古学家张长寿、碳-14专家仇世华、天文学家张培瑜。这场讨论中心问题一直围绕“工程”的西周年代学研究。不少海外学者以口头的和书面的形式对“工程”的结论提出了疑问。下举数例：一，“分野”的理论晚出，很可能出现在东周时期列国形成之后，西周时就有“鹑火”与周相搭配的观念是不可能的，因此，不能以晚出的理论用于西周时期。二，青铜器《利簋》铭文中“岁鼎克闻夙有商”的“岁”字更可能做“年”讲，并非指“岁星”。三，“工程”否定公元前1044年而选定公元前1046年为克商年代的天文学依据是不符合王国维对于金文中月相的“四分法”，而“四分法”则普遍得到学者的认同。四，“工程”不依靠《今本竹书纪年》有关西周年代的记载，一味断定其为伪造，而学术界对其真伪尚未有定论。五，“工程”使用的碳-14计算程序仅有68．3％的置信度。六，“工程”对一个晋侯墓的碳-14测量得出若干个差距较大的数据，而“工程”在不同的论文中使用了不同的数据，这似乎有漏洞。

　　另外，一些海外学者对“工程”的学术道德产生怀疑。如：芝加哥大学的EdwardShaughnessy教授提问说：“公元前899年周懿王‘天再旦于郑’的日蚀是《简本》的关键年代之一，中国国内的报纸、电视均作了广泛的报导。然而，在国外，早已经有人指出这个日蚀及其对西周年代的意义。一些海外学者觉得《简本》完全没有提到国外学术成果是缺乏一定的学术道德的。”另外，通过天文学研究而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046年是美国学者DavidPankenier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的，而《简本》对此只字未提。Shaughnessy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甲骨文专家董作宾早就指出“天再旦”是发生在天明时刻的日蚀现象，并将此一天文现象发生的年代定为公元前966年。后来，韩国学者方善柱在1975年发表的论文中进一步指出，公元前966年有误，正确的年代应为公元前899年。

　　由於华盛顿会议的时间有限，与舍的“工程”学者未能对以上所有的问题作充分的解答，但李学勤强调，“工程”的学术观点不受政府的支配，完全由学者决定。他坚持“工程”施行“民主集中制”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个人从来认为，科学真理有时掌握在少数人，甚至个别人手里”。至於“天再且”的问题，李学勤解释说，《简本》篇幅有限，未能将前人的工作一一罗列。张培瑜则承认对“天再旦”的报导有不妥当之处。

　　仇世华对碳-14方面的背景知识提供了进一步的介绍和解释。

　　芝加哥大学――第三次辩论

　　4月12日这次辩论的热烈和效果远远超越前两次，甚至出现了惊人的辩论高潮。批评“工程”的学者中，最值得介绍的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宗教文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蒋祖棣。他向会议提交了一篇题为《西周年代研究之疑问――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方法论的批评》的文章(以下称为《蒋文》)。《蒋文》最重要的内容是讨论“工程”对“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蒋文》作者注意到“工程”使用的是OxCal系列样品程序，他特地向牛津大学求得这一程序，并以此验算了“工程”发表的、为数不多的碳-14数据。结果，他算出的年代置信范围远远大于《简本》公布的“拟合”数据。《蒋文》介绍说，OxCal程序系列样品计算法，虽可获得较窄的置信区间，但只有68．2％的置信度；此计算程序的精确度备受国际碳-14学者的批评。“工程”以这样低的置信度作为衡量西周具体王年的标尺很不科学。

　　“工程”为何不使用置信度已达到95．4％或99．7％的其他方法呢?《蒋文》分析说，其原因是後者的 置信范围此前者增多一、二百年，从而达不到“工程”领导规定的“碳?14年代数据的精度，要达到正负20年左右”的要求。而挑选置信范围小的计算法可以将武王伐纣的年代压缩到几十年内，从而排除44种说法中的大部分。也就是说，“工程”为了排除更多的观点，宁愿牺牲其方法的置信度。

　　《蒋文》又指出，“工程”依据的OxCal程序的系列样品计算法不代表国际公认的树轮校正法。国际碳-14专家已指出这一算法的过程中夹杂了人为加工的成分，所得到的年代并不准确。其人为成分是指在计算中碳-14专家需要考古专家提供考古的“系列样品”，即一组分期明确而又有每一期的上限年代和下限年代的考古样品。而考古学家很难提供如此精确的样品，勉强为之，则带有很大的猜测或人为成分。《蒋文》以“工程”在澧西的考古报告为例。“工程”的断代方法将澧西各个文化层以西周各王为名称，如：第一期是“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 ，等等，这样的断代法称为“间隔的”。而《蒋文》作者本人曾在澧西主持过考古发掘，其报告在1992年公布。他所用的断代方法称为“渐序的” ，就是将各个文化层以大概的年代范围标出，如：第一期是“先周期”。二者的区别在于“间隔法”要求各期在具体年代上有明确的上下界限，相邻各期在时间上必须彼此断开，不能有交错；而“渐序法”则没有这样的要求，只标出笼统的王朝的早中晚期。《蒋文》强调，在商周考古中，“工程”的“间隔法”非常不实用，因为出土的陶器、谷物、木头等物品并非随新王的即位而改变。再者，从某下层取出的样品并非肯定代表这一层的年代。比如：做棺材的木料可能在过去就已经准备好，并非在死者去世的那年砍伐的；因此它的碳-14数据就不能视为它隶属的那个文化层。

　　《蒋文》的结论是，“工程”所谓的“多学科研究”的创造，主要还是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来解决西周年代问题。而考古地层的划分、出土陶器的分期以及年代误差有数百年的碳-14技术，对史前考古很有帮助，根本不能应用在需要具体年代要求的西周年表的研究方面。从学术角度看，《蒋文》对“工程”的批评有理有据，是非常客观的。“工程”所犯的错误，不是某个学术观点上的，而是方法上的，是致命的。

　　在会议上，蒋祖棣向与会者(李学勤缺席，他在华盛顿会议之後便回国)口头介绍了他的文章的主要观点，并以自己带去的计算机和OxCaI序列程序当场对“工程”公布的碳-14的若干数据重新进行验算，结果明显与“工程”的有差距。仇士华对蒋祖棣提出的问题表示认同，并表示他个人也对《简本》的碳-14数捷持有疑问。张长寿也明确表示他个人同意蒋祖棣对于澧西考古分期的意见。在场的Shaughnessy教授为之大震，他拍案问道：既然如此，建立在碳-14与澧西考古的基础之上《西周年表》还站得住脚吗?参与会议的张立东(曾任“工程”的秘书，现为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生)将会议内容介绍在国内的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其中对“工程”专家同意蒋祖棣的观点也做了的报道。报导立刻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两个多月後，《中国文物报》―于-8月16日刊登了一篇题为《美国之行答问――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文章，是作者苏辉采访有关专家後写的，声明张立东的报导不符合事寅，“在关键环节上引起读者的误解”。如，依据苏辉，仇士华回忆在芝加哥的会议情况时说：“蒋祖棣要求当场用计算机验算数据，根据我提供的条件，结果发现只相差1年，我笑道：‘再算一遍有可能相差2年，但这都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为了判断两种完全相反的报导孰是孰非，本文作者电话采访了几位当时参加芝加哥讨论会的海外学者。他们都说自己亲耳听到仇士华表示同意蒋祖棣的意见，而且还为仇世华的这种不严肃的态度感到惊讶。

　　无独有偶，被《蒋文》批评的《97年澧西发掘报告》作者徐良高也有类似的表现。徐氏在最近的《中国文物报》上，申辩他在报告中使用的分期术语是“年代约相当于”某王时期，而《蒋文》在引用时，“均将之删去”。为此，笔者特地核实了《发掘报告》，原文是：“第一期：我们推定其年代为文王迁澧至武王伐纣，”第二期：我们推定其时代为西周初年武王至成王前期。故《蒋文》引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从仇世华不论自己在讲座会上的发言，到徐良高不承认已经发表的文字，我们怀疑“工程”的一些主要学者的治学能力和态度。难怪有人在《文物报》的网站上评论说，“他们连最近发生的事情都说不清楚，对“三代”（夏商周）的事又怎能说清？”

思 考

　　《蒋文》和张立东的报导在国内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蒋文》也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学者(包括“工程”的参加者)的支持。此文现已被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德高望重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选入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宿白先生八秩华诞纪念文集》之中。由于《蒋文》的批评，“工程”召开了数次有关西周年代的会议，商量如何回应，但至今未能拿出有效的方案。据国内知情者透露，在学术上，“工程”内部已无力回击《蒋文》的质疑(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仇世华和徐良高的回应文字中看出来了)。其实，《简本》中的很多内容，并不是“工程”学者的共识，他们尤其对《西周年表》的制定持有异议。因此，在今年8月底(即芝加哥会议之后的4个月)召开的讨论《繁本》的专家会议上，不少与会学者采取了慎重的态度，他们公开要求对每个学术上有争论的问题都列出各种不同意见。由于学者们的这一主张，已经大致写好的、仅代表一家之言的《繁本》未能获得通过，致使“工程”自启动以来首次搁浅。笔者认为，“工程”学者这样的态度是负责的，符合学术规范的。

　　平心而论，“工程”并非完全失败，参加“工程”的某些学者个人的研究就获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如天文学家张培瑜等。但是，《简本》的确存有这样或那样的学术硬伤，在这些问题解决之前，其观点肯定不会被学术界普遍接受。还有，我们知道，包括埃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年代学，主要依靠国际学术界共同的努力而建立的。“工程”既然是一个与国防无关、难度很高的文化项目，就应该邀请国际有关专家参加，起码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工程”没有这样做，而是闭门造车。“拟合”的具体过程至今没有公开，所公布的碳-14数据也仅仅是一小部分公开。另外，对“工程”成果的审核，也没有任何海外的专家参加。如此搞出来的年表，怎么能让国际学术界接受？

　　笔者仔细读过一些海外学者批评“工程”的文章，尤其是预书“工程”报告将会被国际学术界“斯成碎片”的Nivison教授的文章。他是美国漠学界研究中国古代年代学的领头人，并创立了一种新的年代学理论，前文提到的Shaughnessy就出於他的门下。笔者注意到，Nivison完全是从学术的角度讨论问题，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有文献材料或者金文、?天文学的证据。他曾多次表示他的不同意见，但皆被“工程”忽略了。他指出，“工程”结论之所以站不住是因为“工程”在众多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之中挑选一种而排除其他，而在排除时，没有提供足以另人信服的理由与证据。Nivison的感受并非孤立，最近日本学者成家彻郎发表的文章也谈到“工程”对他提出的疑问置之不理，成家并且以实际的例子指出“工程”学者“忽视不利的(文献)资料”，“改变不利的(金文)记述”等。也就是说，无论是身为华裔的蒋祖棣，还是美国的Nivison以及日本的成家彻郎，他们都是学者，都是本著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和衡量“工程”的结论的。虽然他们的批评使“工程”未能实现其原定的目标，但他们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体现了学术容不得半点虚假的态度。

　　到目前为止，虽然《繁本》还没有通过，但《简本》已经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夏商周年表》就已被《辞海》和一些字典采用，而且也要写入中、小学甚至大学课本。近期还有中学教师在出高考的模拟考题时，将《夏商周年表》视为惟一的正确答案。如果《繁本》的内容未经修改而强行通过，其错误的观点将被社会视为定论而全部接受，必将误导中华子弟。如果“工程”发扬严肃的治学态度，不仅不会改变人们已经形成的中华民族有著悠久文明的看法，而且有助于民族自豪感的提高。

根据《中国通史》的记载，商代所属的文化圈延续的是大汶口文化和后继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的后期已经出现了青铜器的历史遗物，而龙山文化相邻的江浙一代盛产锡，而商业发达的商人部落可能通过贸易方式获得大量的锡，因此我推测，很可能正如潇水兄说的，夏人所对应的部落联盟并不是以青铜著称，因此后世考古难以发现证明夏文化存在的青铜文物，而在中原发展的同时，作为东夷部落的商人逐渐掌握了成熟的青铜冶炼技术，并通过征服夏人的中原部落联盟将青铜冶炼技术带入中原。作为夏代存在的大禹铸造九鼎的传说很有可能是商代的统治阶级炮制的传说，九鼎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作用，它们证明天命是属于商部落的，这种说法对于从东夷入主中原的商部落来说是很能震慑那些原来从属于夏的部落的其的作用类似于后青铜时代的玉玺。商部落利用他们发达的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制造出的九鼎，就成为他们和后来周代获得天命的实际证明。这种秘密行动，本来就只有少数人获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逐渐被掩盖，而有利于商周统治的舆论反而得到流传，因此会出现后世有关大禹铸造九鼎的种种传说。

我读过的正是这篇介绍文字。但是，蒋文在下并没有读过。说来小可和蒋先生还认识，不过从未论过学。因为所学完全不同，我对于历史考古这点外行的兴趣，还不足以和专家们论道。呵呵。

http://ccs.ncl.edu.tw/Newsletter_84/84_main.htm

美洲的阿兹特克文明和玛雅文明都没有青铜器，印加文明一直到灭亡都只有语言，而没有成形的文字。但谁都不能否认这几个文明。现在对于夏朝的存在怀疑主要是因为既没有找到任何成形的文字以及工具体系，同时也没有像美洲那些文明那样遗留下庞大的建筑作为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