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他从来不看数据滴，如果实在被问急了，就来一句“百年一遇的洪水是伪命题”，便都over了。

不过平大师有优点，不编造假资料来源蒙混过关，实在说不过就绕着走，争取引向别的话题。

习惯了就好了，呵呵。

原来不是平大师说的，抱歉

又胡扯。美国的数据能拿来衡量古代的黄河？这种不搭界的证据，我看一眼都是给他面子。

而且，我从来认为河水泛滥是好事。是人类文明的命根。谢谢。

或者，换一种问法。当诸位民工们面对着成为国家建设工程一员的辉煌前景的时候，当他们踌躇满志地告别亲友的时候，他们无疑会有一种顺应天意的雄壮情怀。可是，当他们来到工地现场，当他们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呆上两个月之后，他们是否仍然相信自己的选择？

工地和家庭，有什么不同？

仍然借用葛兆光老师对“顺天”的杰出概括，我们不难发现，当环境改变之时，“顺天”的意义也不可逆转地发生了巨变：

1. 离开了妻子，爱情变得遥远了

2. 离开了父母子女，“传承”变得遥远了

3. 远离了城市建筑的象征

4. 远离了阴阳五行的医学（除非他们就地打坐，练练气功）

5. 远离了耕地、粮食和对“风调雨顺”的关注

6. 远离了祭祀天地、祖宗、山川、鬼神的各种复杂的仪式

还有什么剩下了？

日月星辰！

但是，此时在挖渠民工眼中的日月星辰，也和平时大不相同。因为再也没有“先生”们令人信服的指出，这个是“荧惑守心”，京城要出大事，那个是“天行健”，你们要自强不息。（更多细节请参看司马迁《天官书》）

此时的“民”们，看见的只是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星空。他们应当如何“模拟”和“效仿”？

他们还会相信众星的运转，仅仅代表了宫庭和皇权，而与他们自己无关吗？他们能够从中感到自己传说中的祖先，即黄帝的气息吗？他们还会对几种闪亮星体的“异动”，感觉到恐惧吗？陈胜关于“王侯将相”之另类血统的惊天一问，以及2000年后一个西方人关于神秘的“无产阶级”的警告和宣示，是否会同时涌现在他们的心中？

从《河渠书》的具体记载，我们容易体会到，即使郑当时的工程尚能比较顺利地“三岁而通”，而在其他几项工程进行之时，挖渠是否“顺天”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具体、非常现实的问题。在庄熊罴工程的最后，太史公记载道：

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龙骨，故名曰龙首渠。

《括地志》对此注解说：“伏龙祠在同州冯翊县西北四十里。故老云汉时自徵穿渠引洛，得龙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龙为名。今祠颇有灵验也。”

无论是“得龙骨”，还是“伏龙”，都不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注意，这样的信息为何会得到传播和采信，并最终在史家的书籍中保留下来？笔者认为，这表明到了该项工程的末期，“顺天”与否所带来的现实管理困境，已经超过了不详词汇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敏感。所以，即使高高在上的汉武帝听到了这些传闻，都有可能表示理解。

悲剧还在继续。司马迁往下的记述显示，汉武20年来的折腾，劳而无功，形势反而更加严峻：

自河决瓠子後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

这段话，颇不好解读。前边一直说干旱，后边却忽然又说“瓠子”这个地方再度决口，再次让汉武帝（此时已到中年了吧）很紧张。这里边的玄机，究竟是什么呢？笔者的分析是，所谓“干旱”，其实是一个虚指，而实际的意思是“田地缺水”。是哪些田地缺水呢？恰恰是那些通过挖掘水渠，而新近开辟出来的耕地最容易缺水，所以导致了粮食的普遍“不登”，即无法成熟。实际上，大河两岸的天然耕地，是不太在乎雨水的多少的，而那些远离大河的耕地就不同了。那些田地的主人，恐怕有不少是直接参加了挖渠的，他们辛辛苦苦的劳动几年，结果上天却不能通过降雨而体现出眷顾，则汉武帝的种种努力是否顺天，汉武帝本人是否“天授”，便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致命的问题。

此时刘彻的办法是：不惜一切代价，堵住瓠子决口。因为只有堵住这里，下游才能有足够的水位，去保障那些人工渠道不变成恼人的摆设。那里的农民，可不是什么世代耕种、靠天吃饭、老实巴交的乡民，而是有组织、有视野、有勇气的一帮青壮年，他们已在长期的共同奋斗中，结成了牢不可破的男性战友之情。他们的不满，对于整个政权的打击将是摧毁性的。

我们首先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田蚡明明知道，他自己是洪水南溢的受益者，还敢进言主张“消极无为”呢？他不担心汉武帝刘彻怀疑他的小人之心吗？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性：

1. 田蚡早就知道南岸堤防不稳，容易出事，所以索要的是北边的食邑

2. 北岸高，南岸低，所以南边一旦决堤，损失重大是必然的

3. 田蚡不但把北岸堤防做得不错，也曾经主张加固南岸堤防，但那不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说了没用

必须指出，以上三点完全是笔者个人的猜测，没有史书和实地的证据（至少笔者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但是，鉴于有疑点就要寻求解答的人类通则，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分析是有助于解释田蚡进言这件事的。它们可能一个为真，两个为假，也有可能全部都是真实的。

无论田蚡的话，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但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他的观点是有很多支持者的。谁呢？“望气用数”者。

“气”，基本上等同于今天的“自然”。“数”，就是周易数术，当时的最高科学理论。又懂得观察“气”，又懂得用“数”的人，那么当然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了。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数都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所以田蚡的支持者，看来真是不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迁同学，虽然他个人未必喜欢田蚡这个人，但是仍然秉笔直书，说有很多人支持田蚡“无为而治”，任水流淌的观点。

无为而治！这个词有点耳熟。我们记得在《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中，田蚡有个姐姐，好像是汉武帝的老妈，整天不干别的，只做一件事：织布。还有当时的一些有权势的女人，如窦太后，也喜欢治布。她们讲过，这样做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大汉朝要以“无为”治天下。

但是，嘴上说“无为”，行动上真的无为吗？中央说无为，地方上就会无为吗？联想一下前边简单讨论过的千里“金堤”问题、酸枣产业问题（那还是在大唱无为高调的文帝时期），我们就能感觉到，事情恐怕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别忘了，当时田蚡的身份，可是“丞相”。无论某些学者如何论证，说当时的丞相实权有限云云，但一个丞相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都赞同“让它流”，这仍然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何况，还有皇帝他妈呢。于是，汉武帝同意了“无为派”的主张，而且坚持了很长时间，没有再找人去堵水。

某一天，前边提过的一个人（郑当时！好名字。）冒了出来，说出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话：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某一天，前边提过的一个人（郑当时！好名字。）冒了出来，说出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话：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在分析具体内容之前，我们不妨先从“形式”上比较一下田蚡的话和郑当时的话。田蚡的话，总共三小句，但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河水的运动是“天”事，人不要去管太多。用句现代术语，可以说田蚡的说话方式是“同义反复”。再看郑当时的话，总共15小句，每句的意思都不相同，却能够一口气地说下来，意思相互连贯，可见他的思维能力的表达能力，那是相当之强悍的。此人实践的经验，应该也是相当之丰富的。果然，天子汉武帝听完这整整15句话，当即表示：OK，挖渠！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汉武帝刘彻这么痛快地就同意了郑当时的意见，究竟是被他的这种雄辩滔滔的能力给震住了呢，还是真的听懂了，也相信了他所表达的意思呢？

要想弄明白汉武帝听懂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懂。

要想弄明白汉武帝听懂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懂。怎么做呢，就是把这段话，翻译成为我自己更容易理解的白话文：

“以前从涵谷关东边的地方往关西运米（粟），在渭水中部一个地方上岸，需要经过六个月，才能基本完成。”

好，到这里算译完一句了。煮酒古文高手众多，若有译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表面上似乎是清楚的，但是一细看，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说清楚运粮的方式、时间等等，绝不会像郑东时这样说。比如我会说：如果从大梁运米到咸阳，会经过哪些路线，最终多少时间。这样一来，时间地点路线都非常清楚，刘彻同学一听也就领会了，然后我再说下一句。

可是郑当时完全不是这么说的。首先，他的时间是没有的：“以前”，也就是从地球产生之时，到他说话的这一刻，都算以前。如果是个欧洲人，一听他这个开头，就知道必是扯蛋无疑（问题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中国人不能随便怀疑别人扯蛋）。然后，地点也没有，整个“关东”那么大面积，他指的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运？按今天的地理，从洛阳运和从北京运，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更要命的是，他居然连路线都不说，连水路旱路都不讲，你也不知道是用马车还是人力，用大船还是小船，然后，居然就能够得出一个结果：六个月！

如果我是刘彻，光听到这里，我的头已经晕了，何况郑当时说的还是文言文，所以我不仅晕了，而且有些愤怒了：你郑当时当了个“大农”，很了不起吗？是谁给你的胆子，如此忽悠天子？

可是很抱歉，当时的汉武帝连表达愤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郑大农已经十分流畅地说了下去：“漕”的长度，总共有九百多里，运起米来，有很多难处。哦，到了这里刘彻同学好像明白一点了，原来郑大农说的只是用“漕”，也就是水渠来运啊，那么我误会他了，他的的确确是说了路线的，只是我没听明白，没认真听，不好意思。问题是，这个什么“漕”，怎么有九百里那么长？究竟是从哪里算起的？所谓“难处”，又是指什么，郑同学为什么不肯明说呢，唉，他大概是觉得我年纪太轻，涉事太浅，好多事情理解不了吧。可是，他不告诉我具体的情况，我怎么可能理解呢？

正当刘彻胡思乱想的时候，郑当时的一席话，已经说完了，用一种恭敬而充满期待的眼神，仰视着大汉天子。刘彻本来有一肚子话要问，不料一张嘴说了一个“啊”，就说不下去了，不好意思，实在是有点混乱，要点太多，补习不够。面对满朝文武，他急中生智，把一个张大嘴的“啊”，变成了“哦”，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继续读《河渠书》。

往下，我们发现，司马迁已经写到了汉文帝和汉武帝。从赢政继位（前247年）到汉文帝继位（前179年），有多长的时间？大约70年。在长长的70年间，中国竟没有发生一次值得司马迁同学记录的大洪水，这是令人惊异的。如果再考虑到，其实郑国渠本身也与水患没什么关系，那么洪水这种如今已成家常便饭，三天两头在CCTV出现的东西，怎么在2000年以前，居然是“百年难遇”的呢？古代人和现代人，究竟哪个聪明一些？究竟哪个“现代”一些？

不管怎么说，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总算出现了一次值得记载的大洪水：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很清楚：这一年，黄河水流到“酸枣”这个地方的时候，泛出了河堤，于是当地政府派了不少人去堵。堵上没有呢？看样子是基本堵上了，否则司马迁的记载，应该会更多一些。这个地方名叫酸枣，那么或许当年，已经是一个以果树种植闻名的地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相对发达。所以如果大水弥漫，可能会有较大的经济损失产生，所以郡政府的官员着急，也是合乎常理的。注意这里的“郡”这个字。原本中国有百多个“县”，后来，大约是感觉到这么多县的管辖，比较困难，于是嬴政同学就设了几十个郡，去“监管”这百多个县。多了这么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中间层，嬴政感觉到，似乎政令下达就顺畅了一些。

还有“金堤”这个词，从这个“金”字，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当地的官员和军方，为了防止河水的溢出，影响经济民生，是很在河堤方面下了些工夫的，要么就是投入了很多资金，要么就是在某些有助于审美的部位，涂上了一层金色，再或许是有过一个美丽动人的“金堤传说”。总之，要动员人们去修一条堤，还要修出来管用，也不是件简单的活。后人注解说：“金隄一名千里隄。”可见金堤工程之浩大。这么大的工程，做完以后，居然还是挡不住黄河之水，说起来也挺悲情的。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下一个关键分析的起点。真不容易啊，整整过去了40多年，中国水利史上才有了点故事可说。

什么故事？请看下一句：

·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这里，出现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叫汲黯，一个叫田蚡。当然，他们的名气，与2000年后的一部由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主演，一个出色的女人导演的电视剧，有莫大的关系。汲黯的故事，笔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田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剧中最大的一个大坏蛋。

不过有时候，坏人也未必做的每件事都是坏事，正如好人并非只做好事。所以，我们需要具体地考察，这里田蚡究竟做了什么事。

这一年，又发了大水，河水在“瓠子”这个地方决口，还一直往前奔跑，跑进了淮河和泗水。可见这回的水，的确是有些厉害的，也可见，瓠子和我们在前边见过的瓠口，恐怕没什么地理上的关系。由于某种我们不了解的原因，汉武帝很紧张，派重臣去找人“塞”，但是始终塞不住。这个时候，大坏蛋田蚡出场了。

我们知道，但凡分析一个人，最重要是观其行，其次是听其言，再其次是听旁人的介绍。所以这里，我们先看田蚡的直接引语：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Oh my God！这话说得多好啊，既有水平，又合真道。怎么大坏蛋也能说出这种至理名言？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看，谁呢？司马迁同学。司马迁跟汉武帝、田蚡是同时代的人，相互应该都认识，所以他看田蚡，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肤浅了。他怎么看的呢？他经过调查，发现田蚡这小子之所以跟皇帝这么说，是有私心的，因为他的税收范围在北边，而河水在南边决口，正好合乎他的利益。

这里笔者有点走神，因为笔者发现了一个字----“菑”。这个字，在前边也出现过，就是在讲大禹的时候，司马迁说过一句“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也”。究竟这个菑，是什么意思呢？

笔者开始查字典，这一查，查出了麻烦，因为“菑”字，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

1. 未开垦，或刚开垦的荒地

2. 灾害

照一般的想法，司马迁写的这两个“菑”字，当然都应该是灾害的意思，这才对得上。可是笔者有些不信邪。笔者在非常小人之心地考虑一个问题：太史公会不会搞错了呢？

也就是说，明明这个菑，最初就是刚刚开垦的荒地的意思，所以“水菑”或“河菑”，它原本的意思是河水帮忙把荒地给开垦了，然后人类不需要多少工夫，就能在这些地上收获植物。

这跟“灾害”、“水患”，何止天壤之别！完全是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倒过来了。

结合我们前边作过的分析，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在笔者的头脑中：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与河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人类不但不会担心河水为患，反而每到夏秋，都期待河水涨得多一点，高一点，远一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地上可以长出植物来，供人类和他们的子女食用。

而经过了大禹的时代、秦始皇的时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被埋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表面上的“集体意识”中，原本是自然母亲之伟大恩赐的“菑”，居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恐惧和敌对情感的词汇。当我们的司马迁同学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反复地接受了这种情感的填塞，接受了种种关于“恐怖之水”的故事。所以，他每用一次“菑”，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

“恐怖之水”，这个问题我们后边再涉及，现在先停止走神，回到大坏蛋田蚡的高论上来。

结果，几乎所有的中下层官员（包括大量高官）都泡进了水里，但是不听话的黄河水，仍然选择大量地向东南流去。面对此情此景，刘彻同学悲从中来，唱出了一首动天彻地的《河决歌》：

“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首还不过瘾，又来一首：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通过我们对此事件之背景的全新分析，刘彻的这两首诗歌，也就不难得到另一种、显然更为准确的解读。原来，20年前这里决口的时候，刘彻虽然也有些担心，但在丞相田蚡和众多知识分子的劝说下，选择了“让它流”。于是从黄河中下游到淮、泗之间，就出现了一条新河（正所谓“蛟龙远游”）。可是，随着华北中原地区（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和集中，随着同一地区耕地的大量开发和河渠的大量挖掘，“旧川”原有的水量不够用了，而且可能还出现了泥沙堆积的现象（“水维缓”）。所以，刘彻为了堵上这条新河，恨不得把山都给铲平了。但是，“归旧川”、“神哉沛”、“万福来”之后，新河附近那些新开辟的耕地，又该怎么办呢？司马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决口”终于堵上了，太史公的结论是----双嬴，皆大欢喜。怎么讲？一方面，黄河“道河北行二渠”，那些渠里边终于有水了。另一方面，梁和楚这两个地方的水灾，也就解除了（“复宁”）。我这才明白，原来前边所谓梁楚之地的“不登”，指的是因为水太多，一直泡着，粮食才不易成熟。这有些令人不解：不是说河水一直流到淮河跟泗水里边去了吗？那么所谓一直泡着的地方，自然也就形成一个天然湖泊了。谁会反对出现天然湖泊呢？只有一种人，就是原先已经在里边种过庄稼、盖过房屋的人。这样的人会有多少，是个问题，司马迁认为情况很严重，但是没有具体的记载。而在汉武帝的诗歌中，只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齧桑浮”，关于齧桑，一说是地名，一说就是吃桑叶的天牛，要么是这个地方完全成了湖泊，要么就是天牛依赖为生的桑树都在水里泡着了。另一条线索是“卫人罪”，卫人，一般认为是以前商代的遗民（商鞅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和其他人杂居的地方，其文化地位有点像今天的河南。河南人的脾气是比较大的，毕竟当过皇亲国戚，见识不同，所以一旦有人“罪”起来，连天子都怕。（想想一个商鞅搞出了多大的事吧。）

总之，一番兴师动众，沉玉伐竹、官员下水、天子放歌之后，这个牵动着大汉朝至少50%的民众神经的问题，终于被暂时摆平了。当然，也就是“暂时”而已，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司马迁接着写道：

“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

随着这个“争”字，一向奉行无为而治之黄老思想的华夏，被彻底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发展靠什么？今天的回答是“电”和“路”，那个年代的回答则是“水利”。中原的西方、西南方、南方，都以水利为由头，进入全面开发状态，“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然后，我们的司马迁同学，回首他曾经走过和看过的几乎所有的大川，说出了一句颇有些沉重的话：“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水这个东西，究竟“利”多，还是“害”多？司马迁没有回答。而在《史记索隐》的作者看来，还是积极一点比较好，所以他的结论是“填阏攸垦，黎蒸有年。宣房在咏，梁楚获全。”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人对水做的这些事，还是好处多一些的。

写到这里，这篇《河渠书》解读就要结束了。但是，前边留下的一个问题，笔者还没有解决，即那时的人们对于“恐怖之水”的一种普遍意识，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其实，不仅仅是那时，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对于“洪”这个字，会有比较独特的印象。在我们最为熟悉的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洪”字则更是和几乎一切民间组织，一切民间信仰都能扯上关系。那么，这种对于洪水的普遍关切和恐惧，是来自人们确切经历的杀伤人命、损毁家产的实实在在的洪水呢，还是一种渊源流长的、埋藏在观念深处的历史潜意识？何者为主，何者为次？

这个问题，以笔者的能力，恐怕仍无法回答。我能够说的是，如果是前者，那么唯有尽力获得历史真实的洪水伤人数据（如板桥水库案），分析原因，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求防患于未然。

而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更加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意识到，所谓“洪”，与其说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破旧立新的力量。正像明清两代的人，会非常巧妙地把“洪”字改成“红”字，把“洪发会”说成“红花会”一样，西方的上帝耶和华，在跟人类始祖之一诺亚立约的时候，他所指向的，也不是陆地上弥漫的大水，而是天上的彩虹。

那年头他就知道“收税”这个概念了。

中国在春秋时代之前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收税!

这个大禹还是个根本不懂实事求是的穿越者。

那个时代，怎么可能收得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