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如今，秦国要惹事，韩国要尽忠，事关各自根本，似乎是无法调和了。秦韩两国的战事，司马迁简略记下了几次，几乎每次都是秦“入侵”韩，不知这里边，有没有太史公的意识形态偏好。但是，别忘了，我们研究的这句话是“韩闻秦之好事，欲罢之，勿令东伐”，也就是说，在郑国渠项目即将启动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真正打起来，还处于斗心眼、斗内力的阶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处于相互合作，共建东周和谐社会的阶段。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词，叫做“伐”，也就是说，居然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秦国去打忠心耿耿的韩国，也可以用上正义的“伐”的名义。有什么名义可以用呢？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韩家是怎么搞垮晋家（系）的，也就不难猜到几种了。

这个时候，心里有点发虚的韩国人，派出了一个号称“懂水”的人，叫郑国。姓郑，那么一望而知是郑国人。郑国正好在黄河下游，即今天的郑州一带，恰好是黄河流出高原，一马平川的位置上。按说这一带，想必水患会是相当严重了吧，怎么那个时代的人，会傻到在这里定居甚至建国呢？颇不可解。另外，我们知道春秋第一霸就是郑庄公，他和弟弟共叔段、母亲姜氏演出了一场血与爱交织的大戏，令人难以忘怀。只是郑伯的称霸，难道也和“水患”、“水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难道历史上的所有“霸权”，都和“水利”有关？这个问题，不是笔者能够回答的。无论如何，来自黄河下游的这位叫做郑国的人，说自己了解水文，应该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至少会有一份从事水利工程的工作简历、人事推荐和实物凭证，以使韩国人相信自己。韩国人相信了，然后顺水推舟，让郑国去找秦国的国君。

看起来，“懂水”的技术人员，与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一对天然的组合。据说郑国同学来到咸阳的时候，正值赢政继位，“百废待兴”。郑国没花多少工夫，就说服这位未来的中国皇帝，去做一件超越李氏家族的大功业----挖渠。

挖渠的关键，一是为什么挖，二是从哪里挖到哪里。关于第二点，历史上说法过多，笔者的态度是四个字：死守原典。司马迁是第一个记载此事的人，那么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其他的说法，仅供参考，或者干脆不参考。

司马迁说：“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

好了，两个关键问题，太史公都有回答。为什么挖？“溉田”。从哪里到哪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山西到瓠口。第二阶段，是接着继续挖到洛水。

可见，当年郑国同学向赢政同学展示的，大概就是这么一张草图，上边画着几条弯弯曲曲的河流。赢政有点晕，说：这是哪里？郑国说：这就是泾渭分明的那个泾水啊，甚至能看到两条江水的交界线。我就在这个泾水的上游，整出一条渠来，将使关中贫瘠之地，一变而为沃野。

现在我们打开陕西地图（一定要是“地形图”），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原来这个黄河上游的泾水和渭水，是不太一样的。渭水从西边流过来，一路的地势变化，比较平坦，而泾水从西北边的高地流出来，郑国同学打算开始挖渠的位置，正好是从高原转入平原的交界点。

又是交界点！郑国这个诸侯国，就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点，而都江堰，则正好位于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的交界点！

这说明什么？笔者认为，这说明，郑国渠根本就是一个惊天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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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理由：

1.郑国渠的灌溉价值，趋近于零。

2.郑国渠的军事价值巨大。

3.郑国渠的政治价值无限大。

先说灌溉。司马迁的记载中，没提到“水患”的问题，说明泾河跟成都的泯江不同，不会动不动冲上岸去，吓唬老幼病残。但是在郑国同学看来，没有“水患”，我也能搞“水利”，清清的河水这么白白流走，不用来浇灌我大秦的土地，就是不对的。

这一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毫无依据。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文明的发源地，都是大河。换言之，光有“河”是不行的，还必须“大”。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大河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上，最原始的农业才能发展起来。因为从高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其养分是如此之丰富，你把一片树叶插上去，都能长出一棵大树来（稍嫌夸张）。那么为什么山上的养分如此丰富呢？那是因为，山上的土壤，原本就与各种动植物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物理、生物、化学作用。

山大、河大、养分多，就能轻松地供养很多的人。一个“人类社会”，而不是“野人村”，才能形成。

好了，现在郑国同学指出，我要把河水控制一下，浇灌更多的土地。这是可能的吗？根本不可能。因为谁都可以看出，河水、泥沙和养分的总量是一个基本恒定的值，你把水往西边引了，那么东边和南边的水量，就会减少。不光黄河下游的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会减少，就是你秦国本土，也会减少！水和泥沙少了，那么下游的土地面积和养分，也会减少。

这和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少数人挖，是“游戏”，后者是大规模的挖，是“政治”。

而郑国要的，赢政要的，以及李冰要的，就是这个“政治”。而且，李冰的名声在前，那么在后的郑国，当然要有更为壮阔的蓝图，于是一个打通泾河与洛河的宏伟计划，也就诞生了。这个所谓计划，我们只要在地图上瞄一眼，就能隐隐约约地联想到后来的两个更加伟大的计划，一个与隋炀帝有关，一个与XXX有关。

因此，郑国的设想，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得到执行？

因为它在实践上，却可能是正确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受益人。也就是如今常说的“利益相关方”。

如果从全中国，甚至全地球着眼，那么无论你挖出多少水渠，农业总产量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如果仅从秦国，尤其是泾河两岸农业发展的情况看，则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知道，秦国的国都咸阳，是在渭河上的，而前边提到的宝鸡，也是在渭河的上游。相比之下，泾河的开发，就要晚得多。很有可能，和我们前边提到的成都东边的高地一样，那时仍处于森林密布的“蛮荒”状态。否则郑国渠的建设，就毫无意义了。

如果郑国也效仿李冰的成功经验，动员起秦国的农民或当地的“蛮族”，许诺他们新开发的土地，那么这件工程，当然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农民和蛮族，在郑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新的家园，那么郑国或赢政，当然就成为他们心目当中的“救世主”。

这件事，郑国在自己的文明程度较高的祖国很难完成，他远途上溯到秦国，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郑国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经验，低估了事情的难度。道理还是那么简单：你在高地上挖渠，想让低处的水往里流，一来工作量极大，二来，只有涨水的季节才有可能。但是洪水却永远是伴随着泥沙而来，那么你辛辛苦苦挖出的一点沟渠，造成的一点落差，在面对自然之水的巨大力量时，转瞬间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况，郑国还不具有李冰父子那样的领导力、意志力和好运。相比已经成为一大诸侯国的秦，四川的居民和财主，还是要好忽悠一些的。

所以，没过多久，赢政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伟大的渠道工程，实际上刚一开始就举步维艰。今天有学者进行实地考察，据说发现了一处大坝的遗迹，只剩下两端，中间没有。学者论证说：中段必已被大水侵蚀，无影无踪。就算真是这样，郑国的实际成果，与他的计划相比较，也是相当的有限。而且大坝这个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上文已经讨论过，平时显得无比温顺的水流，一遇拦河之虎（无论是人工坝还是天然坝----堰塞湖），就有可能变成一头怒狮。

赢政有没有亲眼见到这个大坝呢？无论答案肯定或否定，他的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马上要被砍头的郑国，说出了一句沉淀已久的话：渠成亦秦之利也。

赢政何等人物，不用半个小时就完全理解了郑国的意思。这个时候，杀掉郑国有什么用？反不如大加颂扬，“变坏事为好事”，让郑国渠的美名，永远留在秦国的历史书和他本人的功劳薄上。反正那个时代，有几人能够亲历现场，看个究竟？就算看过，又有几人能够回国撰文，发表在《邯郸日报》或《北齐都市报》的头版报眼位置呢？就算这些条件都具备吧，那么这个知道真相的人，是愿意照实揭露他走马观花获得的一点“罪证”，还是愿意向秦君要个好价钱，抑或反其道行之，干脆传播一些“郑国渠即将峻工”“灌溉千里”“秦国治水能力强大”“下游水源岌岌可危”等多层面的、高点击率的信息呢？这些可能性，是我们熟悉传播规律的人们需要考虑的。

郑国渠究竟完成了多少，司马迁的“渠就”究竟是指一条小渠，还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长渠，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了解了。但没有改变的真相是，无论对于郑国还是赢政而言，郑国渠首先是一个政治阴谋。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天赐的机会（“缘分啊！”赢政看着一脸书生气的郑国，心想），使少主赢政不但得到了一直渴求的合法性，得到了震慑内部政敌和东方诸强（？）的某种软实力，而且还是一次排除异己，检验队伍忠诚度的良机。说郑国渠造就了强秦，导致了东方文明的覆灭，无疑有些夸张，但是李冰、江神、韩国、郑国、赢政、水患、水利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东西和人物，的确是在这一离奇的项目中，汇合成了一股力量，最终铸就了秦国的强大和威慑力。在遥远的上游控制着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一个野蛮民族，一旦形成东方酸腐文人和妇儒的噩梦，也就离变成现实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