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但是，这样分析下来，笔者仍然感觉不够满意，因为我们仍然不知道，那个时代的人，会通过哪些方式来达到“顺天”，达到“幸福”呢？他们的人生事业蓝图，有没有更加明确的确定性呢？

沿着上边提供的线索，即国家有面子、粮食熟透、父母健康和夫妻恩爱，当然还有“神仙存在”，笔者进行了一番搜索，想知道有没有一些确定的业务，可以保障西汉年间的人们，获得他们想要的幸福。

最终，笔者发掘到了一条线索。这条线索的来源，说起来有点奇怪，是一个叫商殃的人。我们知道，商殃是个搞变法的人，搞了一套严酷的法制，被后人骂得不轻。但是这个商殃，一边在推行法制的时候，一边不停地批判战国末期的社会，这也看不惯，那也看不惯，反而让我们能够了解到，当时的人们究竟搞出了哪些“业”来。在秦统治中国的短短30年间，这些“业”有没有继续存在，笔者找不到足够证据。但是，当汉初大搞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时候，这些“业”肯定都能恢复了活力，这一点是笔者能够断定的。

商鞅所记载的“业”，包括：

·乐队（声）

·杂技（服）

·开旅馆

·建筑

·代人做农活

·卖米

·卖酒

·卖肉

·讲师

·魔术师（方）

·女子从事军事贸易

·家政服务

以上是商鞅直接提到的事业，他所暗示存在的事业还包括：

·出租土地与河流

·职业政客

·车辆出租

我们知道，商殃原是卫国人，后来先后到魏国、秦国寻求发展，所以他所描述的这些“乱相”，应当不是一时一地的特征，而是他游历各国之后的一种概括。可以看出，商殃最为反感的这些业务主要是两类，一类是物品贸易，一类是服务业。商殃反对这些事业，认为它们的出现妨碍了人们对耕种的专注，认为这些事业导致了大量懒惰、闲散、奸滑、贪婪的人群的出现。但是，我们从2000年后的一个西方著名经济学者的名著中，却看到一种截然相反的论断，认为正是各种“业”的出现，才使农民和城市居民摆脱了懒惰和闲散----

“闲荡、偷懒、随便这种种习惯，对于每半小时要换一次工作和工具，而且一生中几乎每天必须从事二十项不同工作的农村劳动者，可说是自然会养成的，甚而可说必然会养成的。这种种习惯，使农村劳动者常流于迟缓懒惰，即在非常吃紧的时候，也不会精神勃勃地干。”

可见，在亚当·斯密的眼中，人所从事的“业”越少，那么工作效率越高，越容易摆脱某种“天然的懒惰”。他和商鞅都渴望看到人们积极工作、态度热情向上的状态，但是呼吁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是怎么回事呢？限于本文的主题，笔者无法对这个问题深入探究。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上边列出的所有“业务”之中，缺少了一种极端重要的内容----制造业（如果把建筑除外的话）。

那么，究竟是战国末期制造业尚未发展起来，还是商鞅并不反对这些业务呢？抑或兼而有之？无论如何，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到了西汉年间，这些业务都具有迅速恢复生气的条件。而且，正像我们从司马迁的记载中所看到的那样，一种作为现代制造业重要基础的产业----矿业，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所以，综合起来看，汉武帝时期的人民，有许多事业可以选择。其中的不少项目，如音乐、建筑、酿酒、农业专项技术等等，即使没有现代工业作背景，仍然具有良好的成长空间。那么，他们怎么还会失业呢？怎么还会抢着去做异常艰苦、单调的挖水渠工作呢？

对于如何选择一种理想的行业或职业，如今的年轻人非常有经验。但以笔者所见，无非需要对各种职业的以下几方面进行比较：

1. 短期利润

2. 中长期利润

3. 名誉上的收获

如果再加上汉代人特有的一种考虑----“顺天”，则有了三到四种的择业标准。

那么，既然当时有大量的民众，愿意选择挖渠而不是上述各种行业，这就说明，挖渠比上述事业更加符合这四大标准。这是为什么？

先看利润。很难相信，开旅馆、建筑、职业政客、军事贸易等等，会比挖渠的短期收入更低。但是，这些行业的前期投入显然更大，门槛更高，往往要求某种特定的资源，为许多民众所无。另外，这些行业的市场前景，并不稳定。比如开旅馆，正如商鞅所记载的那样，是在一种外交、旅游、学术交流和商业活动蔚然成风的大气候下，才成为一项具有前途的职业。而当秦始皇把全国的富户都给集中起来，置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陕西和四川，则旅馆业兴盛的先决条件，已经丧失了一大半。建筑业和军事贸易，同样受到中央统一管理政策的严重影响，而职业政客，似乎只有在类似于“七国之乱”这样的内斗中，才能获得暂时的生存空间。

相比之下，其他的几项职业，虽然市场状况相对稳定，但利润较为微薄，而且往往需要上门服务，甚至长期的住家服务，容易让人产生不安全感。这样综合起来考量，参加挖渠队反而是一项颇为稳定的，容易令“各方面”感到放心的理想工作了。更何况，它还具有另两个方面的潜在收益：名声和当官。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到目前为止，笔者没有找到任何直接的证据，可以证明参加水利工程，尤其是进入一线的挖渠工作有助于仕途的发展和出名。但是，从本文所讨论的李冰、郑国、徐伯表以及后来的若干项水利工程的延展情形来看，从水利和国家政治始终密不可分的关系来看，到了汉武帝的时期，从事水利工作与当官出名之间的连带关系，的确很可能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集体意识。而且，鉴于上万人的参与对组织能力所提出的特殊要求，一些善于管理和沟通的基层人员得到提拔，甚至进入上层政坛，是必定发生过的情形（汉代流行的察举征辟制，也为这一途径的畅通提供了另一重保障）。更何况，基于我们前边的分析，无论挖一条水渠的实际作用有多少，它在服务国家、利益百姓、福及子孙方面的象征意义是客观存在的，换言之，它很可能是一种“顺天”的事业。

真的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