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结果，几乎所有的中下层官员（包括大量高官）都泡进了水里，但是不听话的黄河水，仍然选择大量地向东南流去。面对此情此景，刘彻同学悲从中来，唱出了一首动天彻地的《河决歌》：

“瓠子决兮将柰何？皓皓旰旰兮闾殚为河！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钜野溢，鱼沸郁兮柏冬日。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一首还不过瘾，又来一首：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污兮浚流难。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通过我们对此事件之背景的全新分析，刘彻的这两首诗歌，也就不难得到另一种、显然更为准确的解读。原来，20年前这里决口的时候，刘彻虽然也有些担心，但在丞相田蚡和众多知识分子的劝说下，选择了“让它流”。于是从黄河中下游到淮、泗之间，就出现了一条新河（正所谓“蛟龙远游”）。可是，随着华北中原地区（即今山东河北一带）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和集中，随着同一地区耕地的大量开发和河渠的大量挖掘，“旧川”原有的水量不够用了，而且可能还出现了泥沙堆积的现象（“水维缓”）。所以，刘彻为了堵上这条新河，恨不得把山都给铲平了。但是，“归旧川”、“神哉沛”、“万福来”之后，新河附近那些新开辟的耕地，又该怎么办呢？司马迁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决口”终于堵上了，太史公的结论是----双嬴，皆大欢喜。怎么讲？一方面，黄河“道河北行二渠”，那些渠里边终于有水了。另一方面，梁和楚这两个地方的水灾，也就解除了（“复宁”）。我这才明白，原来前边所谓梁楚之地的“不登”，指的是因为水太多，一直泡着，粮食才不易成熟。这有些令人不解：不是说河水一直流到淮河跟泗水里边去了吗？那么所谓一直泡着的地方，自然也就形成一个天然湖泊了。谁会反对出现天然湖泊呢？只有一种人，就是原先已经在里边种过庄稼、盖过房屋的人。这样的人会有多少，是个问题，司马迁认为情况很严重，但是没有具体的记载。而在汉武帝的诗歌中，只提供了两条线索，一条是“齧桑浮”，关于齧桑，一说是地名，一说就是吃桑叶的天牛，要么是这个地方完全成了湖泊，要么就是天牛依赖为生的桑树都在水里泡着了。另一条线索是“卫人罪”，卫人，一般认为是以前商代的遗民（商鞅可能就是其中之一）和其他人杂居的地方，其文化地位有点像今天的河南。河南人的脾气是比较大的，毕竟当过皇亲国戚，见识不同，所以一旦有人“罪”起来，连天子都怕。（想想一个商鞅搞出了多大的事吧。）

总之，一番兴师动众，沉玉伐竹、官员下水、天子放歌之后，这个牵动着大汉朝至少50%的民众神经的问题，终于被暂时摆平了。当然，也就是“暂时”而已，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司马迁接着写道：

“自是之後，用事者争言水利。”

随着这个“争”字，一向奉行无为而治之黄老思想的华夏，被彻底推上了发展的快车道。发展靠什么？今天的回答是“电”和“路”，那个年代的回答则是“水利”。中原的西方、西南方、南方，都以水利为由头，进入全面开发状态，“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胜言”。

然后，我们的司马迁同学，回首他曾经走过和看过的几乎所有的大川，说出了一句颇有些沉重的话：“甚哉，水之为利害也。”

水这个东西，究竟“利”多，还是“害”多？司马迁没有回答。而在《史记索隐》的作者看来，还是积极一点比较好，所以他的结论是“填阏攸垦，黎蒸有年。宣房在咏，梁楚获全。”也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人对水做的这些事，还是好处多一些的。

写到这里，这篇《河渠书》解读就要结束了。但是，前边留下的一个问题，笔者还没有解决，即那时的人们对于“恐怖之水”的一种普遍意识，究竟是如何得来的？

其实，不仅仅是那时，对中国历史有一定了解的人们，对于“洪”这个字，会有比较独特的印象。在我们最为熟悉的明清两朝和民国时期，“洪”字则更是和几乎一切民间组织，一切民间信仰都能扯上关系。那么，这种对于洪水的普遍关切和恐惧，是来自人们确切经历的杀伤人命、损毁家产的实实在在的洪水呢，还是一种渊源流长的、埋藏在观念深处的历史潜意识？何者为主，何者为次？

这个问题，以笔者的能力，恐怕仍无法回答。我能够说的是，如果是前者，那么唯有尽力获得历史真实的洪水伤人数据（如板桥水库案），分析原因，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求防患于未然。

而如果是后者，那么就更加简单了，我们只需要意识到，所谓“洪”，与其说是一种毁灭的力量，不如说是一种破旧立新的力量。正像明清两代的人，会非常巧妙地把“洪”字改成“红”字，把“洪发会”说成“红花会”一样，西方的上帝耶和华，在跟人类始祖之一诺亚立约的时候，他所指向的，也不是陆地上弥漫的大水，而是天上的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