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牧野政变 -- 夏商楚歌

第一，周朝是用甲骨的，至少在早期如此。下面是新华网的报道链接和全文：

周公庙遗址出土周代甲骨万余件

说周朝不用甲骨也就算了。但说周朝干脆没有文字，好像过分了吧？周朝要是没有文字，那么出土的那些周代青铜器上刻的是啥呢？您引用了那么多的《尚书》都是用什么文字记载下来的呢？

另外，说周朝没有档案，那老子当的什么“周守藏室之史”是啥官职呢？

按《史记》的说法，蜚廉与其子恶来都是商纣王手下。恶来是勇将。武王灭商的时候，把恶来杀了。当时蜚廉正出使北方。回来后朝廷已经没有了，无处还报使命，于是就在霍太山设坛祭告纣王使命完成。结果天降石棺，棺上铭文“帝令处父（蜚廉别号）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蜚廉死后，就埋葬在霍太山。

蜚廉还有个儿子叫季胜。季胜生了孟增。孟增受到周成王的宠幸，他就是宅皋狼。皋狼生了衡父。衡父生了造父。造父因善于驾车得到周缪王的宠幸。周缪王获得名叫骥、温骊、骅骝、騄耳的四匹骏马，驾车到西方巡视，乐而忘返。等到徐偃王作乱时，造父给缪王驾车，兼程驱赶回周朝，日行千里，平定了叛乱。缪王把赵城封给造父，造父族人从此姓赵。

自蜚廉生季胜以来经过五代直到造父时，才另外分出来居住在赵城。春秋晋国大夫越衰就是他的后代。

恶来革，是蜚廉的儿子，死得早。他有个儿子叫女防。女防生了旁皋，旁皋生了太几，太几生了大骆，大骆生了非子。因为造父受到周王的恩宠，他们都承蒙恩荫住在赵城，姓赵。

从这段记载来看，秦始皇的祖宗在商朝是名臣勇将。蜚廉、恶来的名声是勇将的代名词。在关云长、张飞、赵子龙之辈靠小说出名之前，后人说起勇将总是会说“古之恶来”。不过也是由于这个原因，秦人在周朝开始的时候不得意，虽然做官，但是到造父一辈已经沦落到给周王当马夫赶马车的地步了。史书上固然说是“宠幸”。但一个马夫（总之是弼马温一类的官职）无论如何说不上是“重用”的。幸亏造父在平定徐偃王作乱的时候立了大功才得到了一块封地。并得到赐姓“赵”。而秦始皇的直系祖先大骆和非子则因为是造父的远房亲戚，沾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光，靠裙带关系也居住在赵城，姓了赵。

从这个角度看，蜚廉是商朝的忠臣。而他的后代给周朝效力，其实和清朝的曾国藩类似。太平天国起兵，曾国藩身为汉人反而扶保清朝一样。

小有不同意见，造父为周穆王赶车未必是太卑微的职务，据《左传》，那些为国君驾车的人有些直接名列卿之后，而且很多后来都成为卿。当然也有赶车的地位卑微的，或者也要具体分析。胡说几句，您斟酌。

某种程度上讲，九卿之一的太仆就是，比较知名的如夏侯婴，就是刘三儿为了逃命推自己的儿女下马车时，把孩子抱回车上的那个司机。

当然了，准确点儿说太仆是司机班长兼弼马温，周朝时似乎还没这个官职。

看康熙的儿子雍正，就累得半死，啥事都要自己干，搞得连儿子都被野史怀疑是外人的种。而且像武帝那种人，也算天生奇才，中国帝皇无数，有一，二个性方面的天才也是有可能的。但不可复制啊。

为周朝皇帝效力是很正常的事。不是带路党，也不是曾国藩。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指天下土地皆周王之地，各地领主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不可相互转让的。

毕竟对这种污蔑，当事人总不能自己站出来坦白细说床第之事，而旁人及时不信或者反驳，也不太好拿出证据。最重要的是，这事还是广大群众茶余饭后最为喜闻乐见的谈资。

而且岗位的职责也是很重大的。

“殷商时期，青铜冶炼技术已经很成熟了，如果奥尔梅克文明是殷商文明的分支，那么这个技术毫无疑问应该在同时期出现咯？”不太赞同这个推理。毕竟那些人，以当时的航海技术，能安全顺利抵达的，应该不会太多，以十万人渡海计，个人因为能有几千人顺利安全抵达彼岸就已经不错。而这几千人不太可能是手工业者或者技工，不一定就掌握全套的青铜冶炼技术和程序，何况初入那个地方，得重新找到矿藏吧，对冶炼的工具、设备，甚至于组织系统等一切都得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吧。而当他们抵达当地的时候，首要任务也是怎么活下去才对，而对于更高的冶炼青铜等高级需要，自然退居到不那么重要的地位了吧。就好比你要是突然带领某一个村镇的几千人或者上万人到一个偏远的荒野之地，你也需要先解决这些人的吃住行等问题吧。你能很快的重建一套现代的交通、通讯、医疗（医药）系统吗？！而这些还是正常的日常生活常见的。我想你也不太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吧。

看着这篇文章，突然有种感觉，觉得伊拉克战争时是否和牧野大战有些相似？！伊拉克战争最后之战的巴格达之战，到现在也是语焉不详。据当时有报道称美军突入巴格达机场的时候，伊拉克也曾经组织大规模反击，而且在巴格达周围当时伊军和当时的阿拉伯志愿者组织的部队也有组织防卫，但是突然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正规的伊军莫名其妙的不见了，消失了！（牧野之战是倒戈了。但其两者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新鲜的龟甲兽骨在刻字之前，必须进行脱脂，否则就会日久发臭，难以长久保存。脱脂的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它是甲骨能否长期保存的决定性因素。首先取一片新鲜的兽骨用文火慢慢的煮，

火候一定不可过，过了骨疏而不能刻字，太小则不能去油脂，此事全在火候之妙。正是这一道脱脂的工序，可保甲骨千年而不腐朽。

所谓甲骨文是商朝后半期殷代帝王利用龟甲进行占卦时刻写的卜辞和少量记事文字。这种卜辞和记事文字严格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因数量多，内容丰富，而时代比较早，所以一直是研究古文字是特别是研究商代历史直接史料。

所谓甲骨文是指卜辞文字，没有文字的只能叫卜骨，卜辞的时代为武丁至帝乙。有人主张武丁之前也有刻辞。可惜这一说法没有坚实的证据。帝辛刻辞也不能确定。

商早期主要使用的是卜骨，兼用牛，羊，鹿，猪之肩胛骨多。很少用龟甲，刻辞也好见。晚商甲骨并用，有时用甲多于用骨，卜辞大量出现。

最早发现的是卜甲，龟甲是山南方江淮流域和珠江流域贡纳来的，特大的还有海龟。卜辞中可考见贡龟者的人名，官名，地名，方国名。这些都是殷王之官或殷王室关系密切之人。贡纳数量最少一龟，多者五百。

如此，可判断殷人文化起了一定变化，知道龟甲也可用作占卜，并产生灵龟思想，可见武丁时期国力强盛，征服了荆楚，打通了荆楚通道，使龟甲自南方源源贡入。因此卜甲的使用数量超过卜骨。

1936年在小屯村北出土的17088片甲骨中，有12片穿孔改制背甲。这是能穿成书册的甲骨文，即“典册”，另外还有两块鹿头刻辞，分别是帝乙和帝辛的记事刻辞。经陈梦家统计还有六片人头刻辞。陈梦家认为是战败被俘的方伯酋长被杀祭殷先王后，在头盖骨上所刻的记事刻辞。

国家收藏甲骨卜辞文字最长为65字。中央研究院收藏。私人收藏于省吾收藏的一片牛骨刻头，它的背面干支表，正面是一百七八十个字的记事刻头。记的是帝乙，帝辛时打仗俘虏的卒帅车马盾和用俘首祭祀祖先的事情。

需要提醒的是；卜辞毕竟是占卜文字，总有一定限度，因此不能当作商代的典册看待。遗憾的是，竹简和帛这种材料在地下埋藏三千多年恐怕不可能再见了。而且占卜文字和记载史册的文字是有区别的，因为刻辞因刻的艰难，自然是越简单越好，刻着简单就很难辨认。典册文字简单自然好释读。

1965年，李孝定《甲骨文集释》收可识文字1377字，甲骨文单字已有四五千字，但释读出的还不到一半。甲骨文的释读难度相当大，古文字学家不仅精通古文字学，还必须具备丰富的先秦史知识，熟悉殷商时期社后背景等等。

甲骨文字主要以占卜为基础的记事刻辞，占卜方法是沿袭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卜法很简单，一般无钻凿仅有灼痕，灼处密集无规则。郑州二里岗早期商代遗址有少量卜甲和带字卜骨。材料多用牛胛骨，少量有鹿，猪，羊胛骨好牛的头盖骨，卜甲都是鬼腹甲。

整治材料是整体保持天然状态，未加削治，牛胛骨或者是切去三分之一，或切去一半，肩胛骨的脊根一般连根削平，切去根上半的仅见一例。龟腹甲的边缘部分加以刀削，钻法不仅有单钻还有双联钻，钻孔有尖圆，平圆，钝圆，其中以钝圆最多。

最近还发现青铜钻一把。钻完是灼，牛胛骨和龟腹甲多在钻好的圆孔内，猪，鹿，羊骨往往不钻孔直接灼于骨片较薄部分，因钻孔密集无规则，钻眼又深，所以灼痕常穿透兆面而不圆。

殷墟出土甲骨都经过精心整治，如龟骨无论腹背都把里面高骨除去。并大部分刻有卜辞，占卜之受重视和占卜手艺之考究，都达到极高水平。

以往都认为周人善筮，殷人善卜，事实证明殷人也善筮。只是殷人演算八卦的方法和周人的完全不同。

如此，自然使我们想到；夏之《连山》，商之《归藏》，周之《周易》，三代筮法不同。《商易》以坤为首卦，故名为《归藏》。归藏易卦图与周易六十四卦卦图在卦的排列顺序上有所不同。

先天八卦的卦序是按逆时针“乾—兑—离—震－坤—艮－坎——巽—…”来排列的，而归藏卦画是按逆时针“乾—兑—离—震—巽—坎—艮—坤”来排列的，

要清楚一点归藏易中并没有乾坤坎震等八卦的概念只有天地金水火风山木，其卦序是“天（乾位），金（兑位），山（离位），水（震位），火（巽位），风（坎位），木（艮位），地（坤位）”。遗憾的是材料太少，难于展开研究。

在周建国初期有甲骨文，北京附近发现过，但只是初期，情况稳定后，周人便是金文为主，金文是在甲骨文基础上随着社会发展逐步演变，周人没有自己创文字，是直接使用商人甲骨文，文字演变成今天这种情况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您的回复很有意思，呵呵，在下多日未归，怠慢了。因您的回复谈到话题很多，我已个个回吧，呵呵，没办法，先秦史就是一门讨论任何话题皆需长篇大论的学科。。

首先交代下三代时期丧葬情况，三代规定不同，如；《礼记礼器》有云：“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旅。”意思是夏代丧葬充当“尸”的人，始终得站立接受祭祀，直至仪式结束。

在殷商时代充当“尸”的人，则是跪坐着受祭。由此可见那个时代三个朝代都各有规定，而且殉葬并不全是活人，越到商后期使用死人或俘虏很频繁。

根据与后一种“奠”字有关的卜辞可以知道：商王往往将被商人战败的国族或其他臣服国族的一部或全部，奠置在他所控制的地区内。这种人便称为“奠”，奠置他们的地方也可以称奠。

奠的分布是分散的，并不存在一个围绕在商都四周的、主要用来安置被奠者的地带。被奠者一般居于鄙野，其居邑没有可资防守的城墙。被奠者内部一般似仍保持着原来的组织。

他们要在被奠之地为商王耕作、畜牧，有时还要外出执行军事方面的任务，此外似乎还要满足商王对臣妾等的需要。

奠这种控制、役使异族人的方式，在西周时代仍为统治者所使用。畿甸之“甸”，其本字可能就是“奠”，是由于被奠者一般都奠置在这一地区内而得名的。

人殉实际上是神权和王权政治的大话题，商王具有十足的教主特征，是他主宰着王国的宗教生活。他的权力和地位被认为是神授的，他的每一项活动都被看作是在神的庇护下完成的。

人民服从于王，是因为人们要服从神灵的意志。另一方面，商王又是现实的君主，是世俗的统治者。商王自称“余一人”，以示与苍苍众生有别.商王被认为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

在当时的“世界”上，商王被认为是上帝或神界在人世间的“唯一”最高代表，他是上帝的嫡系子孙，是上帝的使者.夏桀事件很说明问题，夏桀残暴不道固然不合情理，问题的关键是并非任何其他的人都能自称受上帝使命讨伐夏桀，只有商汤具备这种资格：他口含天宪，使命人间。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这不仅是商王的自诩，而且得到了全社会的认同。

商代中后期，由于某种原因，殷人将都城迁到殷。在迁都过程中，殷人遭受了种种艰难困苦，商王盘庚因此受到严厉的责难。

一段诰辞表明，盘庚不但被认为是上帝的使者，而且是祖先神的代理人，是天界的化身。无论神对商王本人的惩罚，还是对部族群众的惩罚，其圣旨唯有通过商王本人方能得以传达。

从实际情形看，数以万计的甲骨卜辞反映出的商王向上帝、先祖、

其他各种神灵占问吉凶、祈求福佑的情形，正是商王这一身分的生动体现。商王是王国的最高教主。

有资料表明，商王不仅是占卜活动的主体，而且是庙祭活动的主体。先看占卜活动。殷墟卜辞中的王室卜辞可以见到两种情形。

一种情形是，在通常情况下，由负责占卜的官员代商王例行占卜.

这里，占卜活动虽由贞人主持，但从卜辞内容可以看出，占卜的主体是王，而不是贞人。

另一种情形是，王直接主持占卜，即所谓“王贞”、“王卜贞”辞例.王亲自主持占卜，这直接表明商王是占卜的主体。

材料表明，遇事占卜遵从龟旨，这是商代的制度。商王作为卜主和贞主，是真正的占卜主体，这是当时人所共认的事实。

所以，《尚书君奭》记周公旦追述商代情形时说：“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卜官贞人虽众，但真正的主人是作为“余一人”的商王.当殷人的统治出现危机时，人们认为是王的占卜权或贞主资格发生了危机.王权高于神权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商是从武丁开始和代表神权的巫争夺神权，巫这一职才逐渐演变为史官。。。

文献所见，殷人在宗庙祭祖活动十分频繁，祖庙内的祭祀活动的主持人是庙主的嫡系子孙。就祭祀成汤和其他直系先王的活动而言，主持者正是时王——汤的嫡系子孙。一次大的祭祀活动就要用掉数百头（只）牲畜，往往是牛、羊、猪、狗合用。

所以，我同意您的理解，历代商王的确是在打着神圣旗号的同时，无时无刻不赤裸裸地暴露出强权统治和对悖逆者的残暴镇压。此种情形，人们论述甚多，不必赘言。总之，无论是君权利用了教权，还是教权培育了王权，二者在商代始终共生并存，相得益彰.

而周代的情形与商代基本相同，周王仍是作为天下最高的君主和教主出现的。由于周代的文字资料比商代丰富，因而能更全面地反映出周王身分的实质.

在周人的天国境界里，上帝是最高的主宰，其下有诸多自然神和祖先神。对上帝的敬畏，便意味着对神界的恐惧；上帝的使者，便是天国的使者。这个使者肩负着向人间传达上帝旨意的使命。

周人把这种宗教使命称为“承帝事”或“绍上帝”。所谓“承帝事”、“绍上帝”、“配天”，说穿了就是代表上帝统治人间。

这种代表身分充分显示在周人盛赞的文王受命说中。由于“受命”，周王取代商王成了上帝的使者。由于“受命”，周王成了世俗社会的君主。

《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王对土地的主权和对人民的统治权来自上帝或上天。普天下莫非王土、王臣，是因为人们认为普天下莫非帝土、帝臣。王被看作是帝的“全权代表”。

周王遍祀群神，行毕郊祀行祖祭，祭祀对象有上帝、后稷、旱魃等。周王作为这一系列宗教活动的主祭人，在诗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文献记录这次祭祀活动有精确的时间、地点、祭祀对象，参加人员虽众，主祭人只有成王一人。

还有个原因是；殷商的神全是自己的祖先，只保护殷人，其附属方国等只能寄希望商王在祭祀时把自己方国带上，因此，没有凝聚力也是商灭亡的原因之一。从这里能更好的理解周代的神权政治，以几后期王朝演变成家天下的根源了。

随着王权逐渐强化，人殉就越来越少，根本原因就是；祭神没有以前频繁，这也是为什么周人认定帝辛的一条罪状。呵呵，希望我把意思表达清楚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