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毛公当年是否依法办事谈起 -- 洗心
难道是我表达能力太差？我的哪句话使你觉得我的意思是“当时情况不允许法治”？
我的全部意思就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法治观念去要求六十年前的社会现实。当时的社会对“法”有着和现在完全不同的认识。
我说的是“可以”处死，不是“必然”处死。
“我的全部意思就是：我们不能以现在的法治观念去要求六十年前的社会现实。当时的社会对“法”有着和现在完全不同的认识。
”————老毛也不会领情的。
原因就是上面我所说的。
说一千道一万，就算是现在的法治环境，我们试想一下：如果九八年抗洪，看到九江豆腐渣工程的是老毛，他会像朱那样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吗？——去tmd法律，他要信法律会公正审判他就不是老毛！
再试想，重庆记者事件，老毛会怎么做？
你两次强调这个是什么意思？他领不领情跟我有什么关系？我说我想说的话，不是为了某个人领情而说的。
我可不想跟为了别人领情而发贴的人对话。你如果发贴是为了某个人或某些人领情的话，那我们就没必要讨论了。
左派如果向右派看齐折腾人民还有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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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铁又加新规矩了。
左派和右派是政见不同，并非在道德上孰优孰劣。
法理不过人情。
其实，考虑到所指背景是在民族尚处内外交困之时，回想上面这句大俗话是极其有意义的。其人其事，人情所向罢了。
其文蛮犀利的，有点出乎意料啊
依据我个人家庭和同寝室同学家庭背景，涉及到安徽山东江西三省的地主家庭历史情况来说，子女多是TG中层基层干部，战争年代不但没有血债还对TG有功，民间声望也是正面，咋可能被政府明正典刑？哪个地方难道是传说中的西南极左地区？当干部的子女吱也没吱一声？处决的命令是怎么下达的，怎么执行的？体制上可行吗？
和家庭政治上决裂的不少但是人情上完全决裂的，既没有必要人之常情上也说不通。深感怀疑
所谓西南极左地区是什么情况？ 你能够讲一讲么？四川也在里面？大面积的情况我倒不了解。
一定要说，我家可以算是四川的漏网地主，我曾祖父算是一代名医，解放前攒的家产大都在乡下置了地，据说还相当不少。 划成分划的是医生而不是地主－－归在城市手工业者那一类。 我家在城里占地一亩多的老宅院还一直保留到文革后，曾祖父去世后才被几个想钱想疯了的不孝子匆匆卖掉。 我家还没有人解放前参加革命。 比起那些极端例子，我家的事情简直不可能发生！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家是幸运，看多了这类翻案小说和章诒和之流的表演倒觉得不完全是了，我曾祖父靠医术白手起家，对钱看得很开，给达官贵人看病，轿子来请，袁大头奉上；给穷人看病，少收钱甚至不收钱，每年春夏之交疫病流行的时候家里还大锅煮板蓝根之类免费散发。后来有小辈悄悄嘀咕“当年那么多地，被分了好可惜”之类，被我曾祖父听到一定会被痛骂 “我的医术，你们学到一半去养家活口就绰绰有余。没出息的东西，就想着靠祖产吃地租算什么本事？”我本人直到九十年代才知道，原来老宅院里和我家关系很好的两家邻居，解放前都是我家的仆人－－可见我曾祖父真正自己和教育后辈平等做人，靠自己本事吃饭，而不是如章诒和之流念念不忘自己曾经是人上人。 我家在政治风云中没有受太大冲击，是否也从一个侧面说明“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
至于那部小说中的例子，我估计如果有原型，真实情况是：其所谓民间声望并没有那么正面，真正事务都是二太太出头，刻薄寡恩－－这是这家人真正的里子；老爷道貌岸然装好人，因为是统治阶级，大家给他个面子。 然后土改的时候还或明或暗抗拒土改－－这个小说里也写了一些，以为乡亲们还会继续给他面子。这种情况，被处决似乎就没有那么奇怪过分了吧？ 这个小说有一些春秋笔法，但大面上还是真实的，比较真实的描写了那种骨子里很贪财刻薄但满口仁义道德的传统乡绅，连把坏事都推到二太太头上，都非常有中国传统特色－－坏事都是红颜祸水做的。
“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界定为“目光短浅主义”，所以毛的所作所为你可以站在某个层次上说碰巧很符合实际，也可以站在另一个层次上说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不要套用“实用主义”四个字。
乌有上的东西确实有一些很极端，很激进，但对左派同志来说，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极端也好，激进也好，至少是左派的一部分，总比极端激进的右派要有利吧。其次，陈独秀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不管左中右派，派中有派。右派中既有恨不得TG明天就崩溃的极右，也有拥抱社会民主党的右，还有体制内的模糊理论的中右。左派中既有体制内的中左，当然也有向往重回社会主义的左，还有重新评价伤痕的极左。这么多派系，是不是按照圣人的“中庸之道”，不走极端就一定是正确的呢？--未必。中左中右，不见得比极左极右更能代表多数人的意志。维持现状是最省力的道路，可并不必然是最好的道路，改良也并不天生就比激进高人一等。引一段“大人物”的话吧：
从某种意义上讲，乌有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至少说明了在当下的中国有产生这种看法的土壤。对不赞同乌有的同志来说，最应该做的不是否定既成事实的“土壤”，而是应当研究形成土壤的成因--这句话对凯迪也适用。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乌有虽然激进，但仍在左派的范围内，而且至少对激进的右派起到了牵制的作用。即使不赞成乌有的激进，左派同志也应当对乌有的出现乐观其成，在右派一统天下的形势下，因为自认为自己的左才是“正确的左”而反对其他左派同志并没有什么好处吧。
再举一个例子吧，宋鸿兵的《货币战争》里面，真真假假，演绎小说，还有阴谋论无孔不入。但是在出版的时候，正是金融精英忙于接轨，中国的金融安全岌岌可危的时候。是因为《货币战争》的不真实而集中精力否定宋鸿兵，还是因为《货币战争》对接轨起到了牵制作用而乐观其成呢？
一种思想也是要审时度势的。80年代就已经没有左派的土壤了。上层的左派无一例外的被标签为“保守”，“顽固”，“左王”，而思想界新生代无不是全面西化的。90年代南巡之后连上层的左派也基本不复存在了，左派出现了极大的真空，甚至不少左派为了能够保留自己的发言权不得已把自己打扮成儒家，威权之流。王山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只不过在字里行间对主席当年的想法从另一个角度作了不同的探讨（所谓的“夹带”），就被全面批判--这还是伪托子虚乌有的“洛伊宁格尔”的名义。读书倒是有不少正面回忆十年的文章，汪辉还因此而去职。可是汪辉的“夹带”掺杂在读书本身的小资气氛之中，我很怀疑那几年在青年当中读书培养了更多的右派而不是左派。到了前几年环境更恶劣，眼看着改旗易帜就要进党的决议了。现在左派的形势虽然比前些年有了好转，毕竟还没有内部分裂的资本吧。乌有无论如何也是左派的一部分，更何况激进/极端与否要靠后来人回顾历史的时候才能正确评价。作为时代的一部分，当局者迷，谁是更“正确”的左派还未可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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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说的就是在不同的时代，要用不同的政策。
太祖英明神武，洞见非凡，是中国近现代最接近"内圣外王"的伟人。可惜，在建设的时代，用了革命的政策，致使人亡政息，实为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