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为一个后辈，转一些刚被人人网封掉的照片 -- 苏芬以北

（题外话：我下河比较晚，所以不像其他人那样愿意到处学习成名的大牛，也对大牛缺乏应有的尊重，算是本人的一大罪状。以前看到大牛王者归来的时候对在“政改”的论述中将温爷爷当作重点而“杞人忧天”，觉得莫名其妙，颇不以为然，所以也不愿意去凑热闹送花送宝，没有为大牛帖子的收花记录添砖加瓦，算是本人的另一大罪状。当然，在西西河的风波中居然没有发言，必然是与某生一样的阴险人物，估计在外人看来这是本人最大的罪状。不过，我这样的小人物毕竟无足轻重，了不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也不会引起多少水花。）

西西河的"万人敬仰"的大牛先生提到6·4学生的过错时主要集中在两点：

我在这里看到的不是冷睿，而是冷酷。

毕竟当事人的亲身体验来也许会来得更真实一些。孔庆东是当事人，而且是很重要的当事人之一。2008年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提醒：属于“敌台”）的采访《6·4陨星知多少(2)》。按照他的描述，他在运动前期与王单的竞选当中还占了上风，一度是学自联主席。孔庆东的理念与王单柴令不太一样，是稳步理性，“一切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后来被边缘化。孔庆东在事件之后，在有人力保的情况下，到二中教书，若干年后才读得博士。过了十几年，在一片惊讶声中成为左派。至少在我看来，他与王单柴令，或是刘小波，都有很大的不同吧。

引用孔庆东的一段话（其实前面的帖子引过）：

仅仅因为“不干净”而对此否定，我以为这是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了。照这样的看法，悠悠历史，还有多少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 可以让人尊重？另外，将6·4与四比较，我个人以为还是不太好相比。大概将其与《纪念刘和珍君》的背景中的三一八作对比可能更合适一些。

“拨灌大油，抛掷炸弹，手枪木棍，丛击军警”是忍不住让人联想的。大油与炸弹，似乎有夸大之嫌，然而按照朱自清的说法，“后来据一个受伤的说，他看见有一部分人──有些是拿木棍的──想要冲进府去。这事我想来也是有的”。这样看来，手持木棍，袭击军警，也不全是不实之词。那么是否就可以说，“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就理所应当了么？

董寿平谈三一八惨案时提到：

同样的逻辑，在三一八当中的领袖与“老成稳重”相去甚远，这是否又是卫队开枪的缘由？

对于三一八是否“与外有所勾连以迫政府”，老实说，这样的声音也是有的。按照普里马科夫的说法，出于苏日的利益矛盾，苏联是希望将段琪瑞政府赶下台，并作了不少的工作的。我没有读过《冯玉祥与国民军》，所以对这种说法的可信度现在不愿意判断。然而，从董寿平的叙述可以看到，李大钊的目的可是“首都革命”，这已经不仅仅是“反对八国最后通牒”那么简单了。而且最后“国共两党的领导机关则迁入苏联使馆。”，这是否又是是卫队开枪的缘由？

在三一八之后，朱自清写下了这样的话，我对春秋，也有同样的疑问：

对知识分子我一向是口诛笔伐的（Emyn: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求的是绝对的权利），然而也要注意，知识分子从来都是统治阶层的一部分。秦以后，与其说中国是封建社会，莫若说中国是精英化的官僚社会。而知识分子们，包括明朝的清流们在内，本身就是官僚的一部分。通过儒家完成对皇帝的效忠，换来的是改朝换代亦不能动摇的权力。

我读过不少李大校长的文章，（《张爱玲笔下的文化史》，《重看鲁迅批孔》，《说什么激进》，《文化危机中的知识分子职业》），在他的文采之外，我看到的是一个坚持知识分子的传统却又不故作清高，懂得包容与变通的形象。尽管如此，他有比较争议的的话（《宦读人生》）：

要客观的评价这一段看法是很困难的，然而李大校长却至少点明了一点，当我们在讨论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的时候，却不能忘记，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体制内的。毛邓江胡，在一定意义上，难道便不是知识分子么？6·4当中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怀念往昔的荣耀也好，别有用心浑水摸鱼也好，固然要批判，但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反思，却是一件有着更大的意义的事情。所以说，与其关心自命不凡，裹挟群众，对外勾连，以迫政府，糊涂的死。。。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体制中的知识分子－－－政府－－－要承担的责任，才应当是问题的关键。

过去几年曾经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充斥的是“彻底否定”，表白和标榜自己是反政府已经成了是一种荣耀，成了一种随波逐流。就比如说文怀沙要夸耀自己也要用到“嘲讽江青”的噱头。相比起来，维护政府反而要承受极大的压力。正因此，我在西西河一直更情愿维护左派的声音（包括乌有之乡的“极左”在内

Emyn:陈独秀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然而风云变幻，最近一段时间，至少在西西河，却有着太多盲目为政府或左派辩护，容不得半点“他言”，不肯有一丝宽容的倾向。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左派背道而驰在西西河俨然已经是逆潮流而动的行为，动辄受到围攻。我希望愿意保持独立思想的朋友有足够的警惕：“就是好来就是好”这样压制言论的“伪叛逆”，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对思想的禁锢。引用甘阳的一段话作为注解：

作为最后的结束语，周作人在三一八后写道：“中国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舍其生命，而又随时随地被夺其生命而无所爱惜。”，同西西河最近一段时期的“主流”言论联系起来，这句话更显得尤其重要。没有对生命的尊重，又奢谈什么独立思想，大家风度，名士风流？岂不是荒谬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