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春秋大历史之序幕——西周之灭亡》(824天没来 -- 王威

十四、泰伯、仲雍之出奔

古公亶父约公元前1146年谢世。他有三个儿子：太伯、仲雍和他的妃子太姜生下小儿子季历。

根据很不靠谱的传说——

古公亶父宠爱季历的儿子昌，常说：“昌当兴吾业”，他很想通过传位给季历然后再传位给昌。

当古公亶父年老病危时，泰伯和仲雍两人至为孝顺，完全了解父亲的心意，决定把领袖的位置让给季历。

两人借为治父病采药之名，来到旧称荆蛮之地的吴，定居了下来。

泰伯、仲雍遵从吴人风习，剪掉长发，身刺花纹，表示不再回乡。

他们在吴地传播周族文化和先进的农作技术，受到吴人的爱戴。

吴人拥立泰伯为君。而仲雍死后，葬在常熟的乌目山，后人为了纪念他，因仲雍又称“虞仲”，就把乌目山改为虞山。

这个故事大家是不是很眼熟呢，至少在清代还有一个乾隆版。

据说，康熙因为太喜欢自己的外孙弘历（乾隆帝），才立了皇四子胤禛（雍正帝）。

又据说，这完全是乾隆帝为了堵着天下的悠悠之口而编出来的，因为当时民间都在流传其父得位不正。

不过，关于泰伯和虞仲的去向，1954年出土的宜侯夨簋则提供的新的说法。

宜侯夨簋的铭文计一百二十余字，可读的有一百一十八字。上面说——

在（某年）四月丁未的这一天。

周康王察看武王、成王时代的伐商图，又看了东方地图。

康王对宜地进行了占卜之后，面向南，命令虞侯矢说：

把你迁到宜地，赐给你好酒一卣、圭瓒一陈，红色弓一张，红色矢一百，黑色弓十张，黑色矢一千。

赐给你土地，包括川、田地和宅邑。

赐给你人口，包括王人、和庶人。”

宜侯夨簋便是宜侯夨为了感激和纪念周王室的封赐，特地铸造的宝器。

宜的地望就在丹徒附近，为宜侯夨的封国都邑所在。宜或即后来吴国的前身。

这位宜侯夨是谁呢？

他就是仲雍四世孙周章，成王时封为虞侯，康王时又封他为宜侯。

《左传僖公五年》记载晋献公假道虞国进伐虢国，虞国大夫宫之奇向虞君进谏，谈起虞的开国历史，“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可见太伯、仲雍是虞国的始祖，他们当初被放逐之时，统率愿意追随他们的姬姓部落族人迁到今山西平陆以北，创建虞国。

泰伯、仲雍所建立的虞国从地理位置上看，向东又可以进人商朝京畿地区，向南越过黄河可以进人洛水流域。

随着时间的流逝，兄弟间的遗产纠纷渐渐淡忘。

同为姬姓，虞国必然乐见周王室之兴起。

季历即位之后，寻求与泰伯合作，泰伯本着兄弟友爱的精神，帮助季历开拓领土。

这样，虞国就成为周向东方开拓的重要据点。对后来的周武灭商，应该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所以《诗经皇矣》上说：

上帝为周兴邦开疆，

太伯王季始将功建。

就是这位祖先王季，

顺从父亲友爱体现。

友爱他的两位兄长，

致使福庆不断增添。

上帝赐他无限荣光，

承受福禄永不消减，

天下四方我周占全。

太伯从周分出去建立的虞，和季历继承君位的周国，成为配对互助的国家。

这也就不难理解到了后来武王灭商之后，在宗庙献祭列祖列宗，泰伯、仲雍都榜上有名。

到了周康王时代，还对虞国加以分封。

从最初的兄弟相争而到相逢一笑泯恩仇，周人创业时代的几位始祖的胸襟实在值得敬佩。即便现在的民选社会，也未必能处理的如此的成功吧。

不管怎么说，周人终于得以摒弃戎狄风气，要做一个文明人了，他们立足农耕，营建城郭，开始初具国家雏形了。

古公亶父离开之后，原来的坏学生们却没有放过他。

而是周人迁到哪里，他们就跟随到哪里，感情好啊，惦记啊，放心不下啊。

到了周文王的时候，周人已经很强大了，强大到了商王室都为之侧目而视。

应该说，周人基本上和原来的亲戚们都走的不错，关系挺铁，在后来的灭商之役中，戎人是出了大力支持的，当然他们也从商人手中搂了不少好东西回去。

戎人对亲戚的支持，不唯出人出力，还提供最先进的军事科技——战车。

（参见附录：《春秋时代的车战》

周武王伐纣时，军队主力就是"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

那么周武王是从哪里一下子搞到三百乘战车，要知道，一辆战车，标配可是四匹马，成本极高。

古代养马很难，特别是中原地区养马犹难。

北宋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中有一项“保马法”，结果很多老百姓往往就因为养一匹马养的全家破产，所以这条变法很快废止了。

大家想象一下，三百乘，那可是需要1200匹马啊，而且还都是战马，就知道这是什么概念了。

据说，早在周文王时代，周文王最信赖的谋士姜子牙就给他出主意——灭商需要借助戎人的力量。

于是周文王派大将南宫适组成一个出国考察团，用姬周部落的美女、美酒，讨好戎人部落首领，并换取戎人制造的战车。

从姜子牙派人向戎人求战车这个历史事实来看，戎人造战车早于且先进于周人。

而到了周武王灭商时期，戎人倾国力之所有，提供了三百辆战车，正说明当时周人和戎人关系之铁，抵达历史最好的时期。

这可是一笔风险巨大，有可能血本无归的投资啊。

周武王灭亡之后，国土是大大拓展，根据《左传》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的记载——

是年，周王室甘地(今河南省洛阳市西南)长官与晋国阎县市长阎嘉争夺阎县土地，晋国派将领带领境内的戎人攻打周王室的直辖领地。

于是，周景王派大夫詹桓伯前往晋国向晋平公递交抗议照会，发表领土纠纷声明——

我周朝从夏代起由于后稷的功劳，领有魏、骀、芮、岐、毕（当都在今陕西境内）五国土地，成为西部地区的领袖。

迄武王战胜商朝，蒲姑(今山东省博兴县东南)、商奄(今山东省曲阜县东)一带成为我东部领土；

巴、濮、楚、邓（当在今河南南部和湖北北部）诸国成为我南部领土；

肃慎(当在今河北境内)、燕(今北京市往北经承德、凌源等地)、亳(今地不详)等各地区成为我北部领土。我们还有什么近处的直辖领地?”

晋国当时虽然看不起周王室，但是还不是需要拿“王命”这杆大旗吆喝诸侯，所以晋国公卿聚议之后，决定归还阎县土地，将周王室战俘释放。

由此，也可见周王室立国之初的地盘之大了。

在这么大的地盘上，周人有点类似于满清入关，要让那么少的本族人，将所有民族控制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周人的选择很简单，控制战略要地，本族人大多住在城邑之中，是为“国人”。

对于被征服的异民族呢？则安置于城郊的野地，是为“野人”。

（“国”“野”之分，参见附录：《人分国野，地分公私——西周时期的井田制》

十五、当个文明人不容易啊

戎人，作为周人最亲密的战略盟友，也跟随周人的步伐进入周王室的领土，他们还保持着当初的游牧习性，好在那时候中原大地，未开发的土地多的是，不至于和国人、野人起冲突。

长期下来则不然了，少数国家处理的比较好。

比如晋国是处理的最好的，整个贵族阶层都和戎人首领通婚，像晋献公所宠爱的骊姬就是戎人送过来的美女。

和别的国家一打起战来，自己不好出面的，往往叫上戎人，或联合或请求暗中相助。

直到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晋国籍谈仍声称：“晋居深山，戎狄与之邻而远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

此时已是春秋晚叶，籍谈的话显然有夸大，但也反映了晋国周围戎狄分布的复杂情形。

而多数国家对戎人则是头疼有加，因为戎人只要保持游牧的特性，就无法有效治理。

野兽打完吃完了，撤。

戎人一旦遇上灾年，选择有限，无非是一个“抢”字——先打野人的主意，再打国人的主意。

不过总体来说，戎人和周人包括周分封的列国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主旋律是友好的。

有时候实在是忍受不了戎人的“抢”，也不会立时兵戎相见。

列国君主第一个选择往往是去和戎人的首领谈判——

像鲁隐公即位后的第二年的春天（公元前721年），鲁隐公在潜地(今山东省济宁市西南)会见戎人，敦睦双方在惠公时期缔结的友谊。其后于秋季终于订立戎鲁条约，鲁国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同戎人的友谊。

而如果是有强大实力作为后盾的国家，则会将构成威胁和不安因素的戎人强行迁徙到未开发的土地，如公元前638年秋季，秦国和晋国把原先居住在瓜州的陆浑部戎人迁居到伊河流域。

像后世秦始皇那样，修建长城将戎人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本土意识，周人似乎还没有。

周人和秦人并其后历朝历代为何两样呢？

其实道理很简单，到了战国末期，从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国家几乎都完成了变法，这些变法的内容无非有二，一是强兵，二是足食。

既能保障足够的兵员又有足够的劳力，则舍农耕立国之外，再无他途，而注重农耕，必然倾国力开发土地。

当中原多数土地开发完毕，则中国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就此分道扬镳，再不能恢复到夏商周三代融洽相处的时光。

这也是为什么秦人并其后历朝历代前仆后继的修建长城的原因。

从普通的地图上来看，长城是一条并不起眼的线。

然，就气候学来说，这是一条 400毫米等降雨线。

这条线的北边，降雨量少于400毫米，为半干旱地区，不适宜种植农作物，因此成为游牧地区；

而在南边，由于降雨量多于400毫米，为半湿润和湿润地区，适宜农业，因此成为农耕社会。

长城的不断修建正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寻求平衡的反应。

其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条线上，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一次又一次往还拉锯，经历了一场场铁与血的战争，才得以在支持这微妙的平衡，以至于今日。

那么早期的周人和如何和亲戚保持亲密关系呢？

其实，泰伯和仲雍之南窜，极有可能是因为在姬周部落内部权力斗争失败而被放逐。

季历之所以胜利，完全在于其母家姜姓部落和妻族挚仲氏所提供的强力支援。

周人灭商之后，讳言先祖之过，而美化之。

这里就要谈一谈周王室一向有一个稳固的传统——姬姜婚姻。

据金文可知，自文王开始，西周十二王，十一代，每隔一代即有一位姜姓的王后。而上溯古公亶父一代，他的妃子太姜显然也必是出自姜姓部落。

这个姜姓部落，我个人估计就是原来在豳留下来没走的周人。

这里就要谈谈周王朝建立的“同姓不婚”制度。

“同姓不婚”即同一姓之男女不相嫁娶，这是“姓”之所以产生的根由，而“姓”又是从女子身上才能体现出来的。

“同姓不婚”是姬周部落实行族外婚时遗留下的规定。

这当然不完全是从优生优育学的考虑，而是一种政治策略。

因为姬周部落较早实现了定居文化，定居文化造成一个结果就是整个民族偏重于防御。自己不游牧了，不抢了，别人来抢你可怎么办。

所谓，不怕贼来偷，就怕贼惦记。

姬周部落最担心的就是自己身边的几个民族，其中之一便是姜姓部落。

姬周部落虽然本身是从姜姓部落分出来了。可是年代久了，要维持关系，难啊。亲戚再亲，毕竟亲不了三代。

要解决这个问题，婚姻不失为一个最有用手段。

人类再怎么野蛮，大抵都不好意思抢掠自己的亲戚，生活实在是太困难了，至少也是先抢掠了别人，才来打亲戚的主意。

从这点来说，姬周部落算盘算是打对了。巩固这种传统性友谊最好的方式显然只有依靠不断的联姻了。

正因为“同姓不婚”是有着极其现实的意义，因此周人在婚配中，对于男女是否同姓，看得特别重要。

重要到形成一项稳定的制度，背后有强大的立法机关和司法部门支撑。

我们看《礼记》“丧服篇”中，便记载周代设有小史宗伯专管世系辨姓之事，还记载周代六礼之中，设有问名这一专项，即问清姓氏。

而根据《论语?述而》中记载——

春秋晚期，鲁昭公从吴国娶了一位夫人。

由于鲁国和吴国都是同姓国家，贵族都为姬姓，为了避免非议，鲁昭公新娶的吴女就不再叫吴姬，而改名叫“吴孟子”。

后来吴孟子去世后，既没能发讣告，群臣安葬后没有回祖庙号哭。

这一切，当然是因为“同姓不婚”不仅仅是风俗，而且已经制度化了。

哪怕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还能顽固的展现它的影响力，由此又可见这一制度对社会是有很强的约束力。

季历的母亲是来自姜姓部落的太姜，而他的妻子则是商王室的贵族之女挚仲氏任 ，即太任。

明明人事在下边，赫赫显应在上天，

天命茫茫难相信，要当国王实在难。

王位本属殷嫡子，教令不能四方传。

贵族之女挚仲氏任，从遥远的殷商而来。

远行出嫁到周国，来到京城当新娘。

她跟王季成夫妇，专做好事有美名。

不久大任怀了孕，月满文王就出生。

姬姓部落至古公亶父这一代，已经发展了十余世、几百年了，一直是小邦小国，没混出什么明堂来。像他这样的小国之主，商王室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终古公亶父一生，除了迁都周原之外，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功绩。

然而，周人何以奉古公亶父为太王呢？ 为什么不是更远的始祖公刘呢？

这就要夸一下古公亶父的政治战略眼光了。

十六、西周之崛起

当古公亶父决意迁都到周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商王室的势力范围。

当时商王室作为超级大国，到处收属国保护费。问题是属国被收了保护费，未必就把你当人看了。

周人愿意纳贡，正所谓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

上古时代的名分等级看的极重。再怎么爆发再有努力再怎么奋斗，可是没有一张迈向贵族行列的通行证，是没有用的。

姬周部落原来被戎狄看不起，认了，打不过人家嘛。

现在还是被人看不起，田种的再好，纳的粮再多，有屁用。

古公亶父意识到，既然进入了商王室的势力范围，要提升周国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唯一的出路要和商王室的王室贵族攀亲。

于是古公亶父把这个光荣使命放在三个儿子身上。

结果唯有季历胜利的完成任务。从商王室迎娶回来了贵族之女挚仲氏任。

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公亶父听到自己孙子姬昌降生，会发表“昌当兴吾业”感慨的原因。

因为姬昌的降生意味着周人终于和商人建立了生殖器上联系——成为亲戚啦。周人由此得到的第一个政治好处，就是可以祭祀先代的商王。

古人把祭祀看得极重，你想认别人做祖宗，人家还嫌你低贱。姬昌的降生使得周人可以堂堂正正的认别人做祖宗。

现在周原出土的甲骨刻辞中，周王不仅祭祀成汤、大甲、天戊(大戊)等殷先王，而且有殷先王文丁神宫、帝乙宗庙。

这些卜辞大概是周文王时期的。

商人认为皇天上帝是商人的先祖神，商王是皇天上帝的嫡子、元子，商人先王死去升天即为上帝，不仅主宰着去世后登天的群臣百姓，还主宰世间人们休咎祸福。于是商人把祭祀先王当成上帝一样崇拜的。

季历与商王室贵族之女通婚，商族先祖也就成了周人的先祖，是周文王的外祖父、岳父等先祖。而到周文王这一代，就有了祭祀殷先王的资格。

到了武王灭商，周人说服商人的理由就是皇天上帝已经厌倦了商王朝 ，改变了自己血缘上的继承人。

改立的只是“元子”，上帝授予的王位继承权并未转移。

战国时代的齐宣王曾经请教孟子，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之间的区别。

对于贵族之卿，也就是和王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族，遇到君王有大过的时候，进行劝谏，反复劝谏却不为君王所接受，贵族之卿可以取而代之。

齐宣王听的勃然色变。孟子宽慰道：“大王不要太吃惊，大王既然请教这个问题，臣不敢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齐宣王的脸色稍微平静下来，继续问道，那异姓之卿呢？

孟子道：“异姓之卿遇到君王有大过的时候，进行劝谏，反复劝谏却不为君王所接受，最好的选择就是离去。”

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之别，显示上古时代，政治权力斗争，君王之大位，异姓便是野心勃勃，也无法染指，盖因血缘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门槛。

是以周之灭商是“改”是“代”，乃是上帝换了人间爱子，一种典型的宗教革命。

而秦统一中国之后的历代革命则大大不然，可以说，周王朝时最后一次成功的宗教革命。

正因为此，周人在与商人通婚之后，承袭了商族王族的等级名号，便自认为是殷先王的后代、外孙，也是商族的贵戚。

于是就有了周文王、武王一面祭祀殷先王，一面积极准备征商之情事。

商王室第二十九任君主武乙时代，周边的游牧民族所构成的压力越来越大，根据记载，西方的旨方和羝方曾联合攻打商朝，武乙出兵征伐，俘虏了旨方几千人。

此时商王朝的国力衰退，鬼方乘机进入今山西北部地区，而原来在今山东、江苏北部沿海的东夷，也渐渐迁徙到淮河流域，泰山左右。

一西一东，两线作战，让商王室颇感吃力。

当周人出现在商王朝的势力范围之时，商王朝的疆域正好已经庞大到了管理能力的局限。

商王室在对周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认为周人一来自戎狄迁出，战斗力不低，二来愿意向商王室的称臣纳贡，是一股稳定的力量。

因此乐意借助周人的力量，让周原成为商王朝的西大门，进而代表商王室安抚西戎。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当周人向商人的贵族提出联姻之动议，商王室显然乐见其成，估计还从中大力加以撮合。

古公亶父死后，季历即位。

当时称为“公季”。后来，公亶父被追尊为“太王”，公季被追尊为“王季”。

季历继承父王古公遗业，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开拓疆土，国力大为增强。

在加强军备之后，季历开始兼并周边小国，在他即位的第三年，便攻灭位于周原东面的程国。声威震动西方列国诸侯。

在他即位的第九年，季历更是做出了一次极为冒险的军事决定，长途远征义渠国。

义渠国乃是戎狄建立之国，位于今甘肃庆阳、泾川一带，周人在不窋时代据说曾经在哪里呆过。

义渠国其时正值内乱，君主病危，两个异母儿子争夺君位。

季历把握住这一千载难逢的用兵良机。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一口气打回老家去，大大的拓展了周国北边的疆土。

消息传到商王室，商王室对于周国像暴发户一样，突然发迹，虽然不无顾虑，但是显然还是接受了周国崛起。

武乙对季历这位新贵可谓是青眼有加，毕竟季历解决了多年来令他寝食难安的国防问题。

在武乙临死的前一年，即武乙三十四年，当季历亲自前往商王朝朝见武乙的时候，武乙赏赐给他三十里，玉十彀，马八疋。

季历感动之余，于次年讨伐西落鬼戎，一举俘获二十翟王，向商王报捷。

鬼戎被商人称之为鬼方。《周易》据说是季历的儿子周文王姬昌所演义，上有一卦为“未济”，卦辞为：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讲的就是季历征伐鬼方大获全胜，以小邦而伐大国之敌，是故商人有震惊震恐之意。

武乙死后，其子文丁（又称太丁）即位，为商王室第三十任君主，姓子名托，在位期间约为前1112年—前1102年。

此时，季历所经营之周国国势方张，在内政上广施仁德，在外交上，怀敌附远，可谓蒸蒸日上。此外季历依靠外家的政治势力，也大大加强了周国在方国联盟中的政治地位。

随着周国日益强大，西岐威胁论开始在商朝高层蔓延。

季历为了打消商王室这方面的顾虑，当燕京之戎（今山西静乐县北）叛乱之时，虽然其地远离周原，季历还是决定为商王朝进行一次远征。

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季历此次出征大败亏输。

过了两年，季历又率师征伐余无之戎，这次取得了胜利。

季历派人向商王文丁报捷，文丁酬庸他的功劳，任命他为殷“牧师”，

牧师是怎样的官职呢？

即诸侯之长，有代天子征伐西方之威权。

周人承袭商人制度，《周礼春官大宗伯》上说：

“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作伯。”

可见“牧”与“伯”是高于诸侯的一种称呼。

其后，季历带领周师在王命的大旗下，征讨戎狄，可谓无往而不利。

文丁四年，讨伐余无之戎，大胜。

文丁十一年，讨伐翳徒之戎，抓获了他们三位大夫。

周国在攻击戎狄部落的过程中愈战愈强，土地扩展，财物充盈，还有大量俘虏充当奴隶。

十七、季历之死

商王室在周人捷报频传之余，赏赐给季历美酒和酒器之外，对其加官进爵，封他为“侯伯”。

这又比牧师的职位又高了一级。

对于一位异姓诸侯来说，季历已经抵达了他生平荣耀的顶点。

然而这也给文丁带来了苦恼。

季历之功高不可无赏，赏薄则必然怨望。

季历是否在此期间有了跋扈之心，未为可知。

文丁却起了猜忌之心，而朝野对于周人之爆发，眼红之余，难免从中挑拨。

种种因素之下，文丁做出了将季历囚禁起来的决定，将他关押在一个叫“塞库”的监狱内。

文丁的用意，估计是想敲打一下季历，让他不要得意忘形。

只是不知道是季历心高气傲，还是监狱的囚禁条件太差，季历在牢中悴然身死。

《古本竹书纪年》上说“文丁杀季历”，不无诛心，然大抵得其实。

当季历的遗体运送回周国，此时季历之子姬昌已然成年，继任君位之后，亲自主持葬礼，将季历埋在了楚山脚下。

不料没过多久，一股泉水忽然冲坏了季历的坟墓，棺材前面的木头都露了出来。

姬昌初次掌国，在这件事情的处理却展现出他的政治才华，他对惊疑不定的老百姓宣告：

“啊!先君一定是想最后一次见见群臣百姓，故使流泉冲坏其墓。”

这宣告暗示季历之死不瞑目，乃是含冤而死，乃是周国全体国民之国耻。

于是，姬昌命令揭棺，把父亲的遗体在朝廷展露三日，让群臣百姓都来瞻仰，然后改葬。

商王室就此成为周人的报复的对象。

周文王姬昌在位长达五十年。最大之功绩乃在于谋划倾覆立国五百年之商王朝，其一生之波澜起伏充满了传奇性。便是他的出生，也是大非寻常。

当年季历迎娶太任入门，对她宠爱有加。

当时商王室的王室对王后怀孕已经很是重视，有了“胎教”的观念——

在妇女怀孕七月之后，每当吃饭睡觉的时候，太史（国史馆馆长）就拿着一块铜乐器站在她的左边，而太宰（王族内务府总管）则拿着斗（量粮食的器具）站在右边。

在剩下来的三个月里头，如果王后所想听到音乐不是高雅的音乐，太史就会推开乐器婉拒：这样的音乐，臣没有学过。

如果想吃的是食物不能确保安全卫生，太宰就是背靠着斗说：“臣不敢这样对待王太子。”

太史、太宰都是国家重臣，俨然都成了监狱长，一个持铜，一个持斗，对王后严加看管，古人爱子之心可以理解，然而由此派生的胎教观念，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

太任来自于大贵之家，讲究也自不少。

当她怀孕之后，日常起居尽量注意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恶言，希望能在怀孕期间避免各种不良的感官刺激，保持心境平和，最终生出聪明漂亮的孩子。

同时，太任白天听人讲道德高尚的人的故事，晚上请盲人乐师来诵读诗歌，目的当然是指望自己的孩子在出生之前，就能对善恶是非有所分别，出生之后成为一个情操高尚的人。

不过千防万防，姬昌的出生时机实在很出人意料，偏偏选在太任大便的时候。

古人居住的地方，都是养猪的，所以汉字的家，宝盖头下面是头小猪。

那时，人们都是把自己家里的猪圈当成厕所，这样可以肥水不流外人田嘛，积攒肥料嘛。即便贵族之家也不例外。

于是，姬昌就这样一不小心，在猪圈里头出生，顺产，倒没有给母亲带来多大的痛苦。

姬昌生有异相，最特别的是胸前有四个咪咪，至于这四个咪咪是不是有特异功能的，已不可考了。

姬昌长大之后，龙背虎腰，身高接近现代的两米，如果不袒胸露乳的话，大家肯定要挑起大拇指，夸一声堂堂正正的好男子了。

他的青年时光，正值周邦崛起西土，他的父亲季历日益受到商王室的重用，随着父亲南征北讨的过程中，智慧谋略都得到成长。

他即位之初，为了说服国中汹涌的复仇之潮，同时也为了牢固掌握自己的权位，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兴起伐商之师。

而商王室此时也正面临一场国丧，文丁也许正是感到天不假年，才诛杀了季历，希望为自己的儿子帝乙留下一个清平世界。

继任的商王朝第三十一任帝帝乙，姓子名羡（约公元前1101年即位，公元前1076病卒，葬于殷。在位２６年）。

面对一向驯服的周师南下，商王室自然是奋起反击。

根据《古本竹书纪年》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

这场战争的结果不得而知，姬昌和子羡两位，都是刚刚登基的新君，如果做意气之争的话，则必然兵连祸结，直到一方倒下为止。

每一场军事行动之后必然伴随着政治斡旋。

这两位新君很快意识到，必须化解开父辈的仇恨。

就商王室而言，季历多年来替商王室打工的结果，终于使得商王朝从西方戎狄的压力解放出来。

现在，对商王朝的最大威胁不在于西方，而在于东方——

江淮之间的夷族又强盛起来，准备大举进攻商朝。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家来说，让国家限于两线作战的境地，那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于是帝乙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权衡之后，决定将用兵的重点放在东方。

西方怎么办？

当然还是交给周国。

可是帝乙的老爸文丁不是刚刚杀了姬昌的老爸呦。

而周王朝历来驯服，并且姬昌之母乃是商王室贵族之女，大有回旋之余地。

就周国而言，商王朝国势虽然中衰，然五百年之经营，列国万方率皆臣服，为天下之共主，乃是一个庞然大物。

如果说姬昌在掌国之初，便已然兴起灭商的念头，那只是说是不度德不量力，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了。

他之所以打这一场战役，是因为不得不打。

当他接到帝乙伸出的橄榄枝的时候，他知道要给自己治下的臣民一个交代。

父仇之沉重，源自于血缘。

要终结商周之间兵戎相见的局面，同样还是要从血缘上去化解。

应该说，帝乙打出了一张好牌，屡试不爽的和亲牌。

这张牌曾经助力姬昌的父亲季历成为周国之君主，并让季历死心塌地的为商王室效忠多年。

当然，今日之周国已不是昔日之周国，乃是领导西方列国之侯伯。因此规格待遇也必然要大大提升，才能安抚周人。

在经历过一系列外交上的讨价还价之后，帝乙将商王室的一位贵族之女许配给姬昌。为了提高这次联姻的重要性，帝乙甚至将这位贵族之女收为自己的义女。

《诗经大明》记载了这一盛况。

十八、文王初载，天作之合

文王年轻的时候，

天赐良缘。

在洽水的北面，

也就是渭水河岸边，

便是当年他迎亲的地方

文王幸福的筹备婚礼，

他的新娘是来自商王室的贵族之女。

这位美丽的姑娘，

长得就像那天仙一样。

卜辞表明婚姻很吉祥，

文王亲迎来到渭水旁。

造船相连，横跨河水，有如桥梁，

婚礼是那么的隆重显荣光。

天命掌握在上帝手上，

此刻，天命降予周文王。

周原之地，京都之中，

又娶来莘国姒家姑娘。

这位从莘国（今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而来的姒家姑娘，家世背景极为显赫。

莘国位于秦晋交界处黄河古道上洽，是渭水平原最东部的膏腴之地，其东紧邻着古老的黄河要津。

（两周之际犬戎灭宗周后，周幽王之子余臣（携王）立国于此，形成长达十年的两周并立局面。）

从列国的等级来说，莘国乃殷商“五服”中的“侯服”之国。其建国历史之悠久是新崛起的周国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莘族姒姓，相传是夏启的后裔。

莘国是夏启支子的封地、商汤之妃及其重臣伊尹的母国，因而商王的血脉里有莘国的贡献。

晚商时期，莘国贵族凭藉深厚的文化底蕴先后在商、周政权中左右逢源，如莘国的辛甲先在商王朝担任史官，投奔周邦后继续担任大史之职，很受周文王的倚重。

迎娶到莘族姒家的姑娘，证明僻处于西北边远地区的周国已经大不同往日，不再被中原列国视为蛮夷了。

这当然是一次政治婚姻——

莘和周，一个是煊赫的帝禹后裔，一个是艰辛的后稷子孙；

一个是商王畿边境的泱泱文明古国，一个是僻处西垂的新兴军事强国。

然而并不能就此断言，每一个政治婚姻都是没有爱情的，不幸福的。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相传《诗经》中首篇《国风周南关雎》，据说是描述太姒和姬昌的爱情故事。

在那个没有“桥”这种建筑的时代，为了不让新娘承受舟船之累，周人创造性的将在河面上将无数船只并列，在上面铺上木板，形成一座浮桥。

（作为诗经的爱好者，深受影响的曹操在他的滑铁卢——赤壁造起了连环之舟，结局却是无比的惨淡。），

这种细腻的做法，应该给新娘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也反应了周人对这次联姻的重视。

在这次联姻中，周人自谦为“小邦周”，对于自“大邑商”远嫁而来的莘国姒家姑娘可谓是心向往之。

这也难怪，当年姬昌的老爸季历从大邑商的“男服”之国娶回了太任，简直称得上是破天荒了。

现在，来自莘国姒家姑娘则是比“男服”之国更高一级的“侯服”之国。

这显然是商王朝这一超级大国对周国的认可。

周人之激动，可想而知了。

（今日金融危机之下，欧美列国在国际峰会上大灌中国人米汤，许以中国是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各大媒体便兴奋的不知所云，幸福地胡话连篇——历史总是惊人相似。）

关于此次商周联姻， 在《周易》里头，有这样一段卦辞：

商王帝乙把女儿嫁给周文王，因此得福，大吉大利。（泰卦六五）

历来传统的说法，《周易》是姬昌被商纣王关押囚禁在羑里监狱之中，为了打发消磨时间，将伏羲氏创立的“先天八卦”卜巫系统，演变“升阶”，最终创立了 “后天八卦”卜巫系统。

因此，周易之卜辞在解释卦象的同时，同时也以拼图的方式记载了历史，，将公亶父率领周族从“豳”地迁居岐山之阳周原，至文王辞世，一百余年的商周两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亊件一一对应卦象。

帝乙归妹，让周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的同时，极大的安抚了周人的情绪。

商周两国，再度进入蜜月期，这一段蜜月期长达五十年。

姬昌在位的时间也是五十年。

也就是说，终姬昌一生，商周再未兵戎相见。

这位莘族姒家的姑娘的名字没有留下来，后世的周人们将其尊称为“太姒”。因时文王之妻，又有尊号为“文母”。

太姒入门之后，仰慕长辈之德，效法太姜（周太王正妃）、太任（周王季正妃），旦夕勤劳。

诗经上有一首《思齐》，就是周人用来夸赞开国期间的几任国母的。

雍容端庄的太任，乃是文王的好母亲。贤淑美好的太姜，作为周王室的老祖母，居于周京。太姒美誉传扬，她生养的儿子众多，使姬族强大。

太姜、太任、太姒这三位先周时期女性，合称“三太”，后世以“太太”作已婚女性的尊称。）

文王理外，太姒治内，大家庭一派融洽气象。

太姒与姬昌生下十名男丁，次序为：

长子伯邑考（姬邑），

次子武王发（姬发），

三子管叔鲜（姬鲜），

四子周公旦（姬旦），

五子蔡叔度（姬度），

六子曹叔振铎（姬振铎），

七子成叔武（姬武），

八子霍叔处（姬处），

九子康叔封（姬封），

十子季载（姬载）。

大家不要感到吃惊，相传周文王姬昌一生有子百位之多，除了嫡妻所生的十子之后，庶出之子见于史册的尚有召公奭、郧叔武、毛叔郑、毕公高、郇叔葡诸人。

因此旧时民间年画题材中，有一种便是“文王爱莲图”。

莲蓬多子，“莲”又与“连”同音，故有“连生”、“多子”的寓意，均寄寓着后代子孙兴旺之愿望，这样的题材，老百姓当然极为喜爱了。

姬昌和太姒的感情很好，不然不可能一口气生下十个孩子。

太姒对自己所有的孩子自少严谨教诲，她的儿子中，长子伯邑考因得罪妲己而遭到商王杀害，其余九子中，以次子姬发、四子姬旦最为贤能。

伯邑考死后，姬昌以姬发为太子，也就是完成周人灭商这一历史使命的武王。

商周联姻之后呢，帝乙再无后顾之忧，得以肆力经营东方。

帝乙在位的第九年，出兵征伐岛夷和淮夷，半路上受到孟方（今河南省睢县附近）的截击。帝乙率领诸侯伐讨孟方，得胜。

次年，帝乙继续南下征伐夷族，到达淮水流域的攸国。

帝乙和攸侯喜合兵攻伐夷族，于第二年得胜而归。

帝乙在位的第十五年，再次率领诸侯南征夷族。

在帝乙极力扩张的同时，姬昌又在忙些什么呢？

十九、姬昌选择的中道

“帝乙归妹”让“小邦周”和“大邑商”皆大欢喜，重归于好。

现在，摆在姬昌面前的问题是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姬昌从一出生，因为血统的关系，就被拟定为继承人。他的一言一行都随时有人在旁边指点教诲。

对他来说，祖父古公亶父和父亲季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

然而，这两个影响他最深的人，在治国方略上的决断，却是截然相反。

古公亶父之一生，积德行义，勤修内政，最初周人在豳定居之时，当戎狄部落前来攻打，索要财物。古公亶父的选择是交出财物。

随后，戎狄欲求不止，又再次前来攻打，这一回，要的是土地和人口。

周人异常愤怒，个个想奋起反击。古公亶父却反过来劝说国人，说——

民众拥立君主，是想让他给大家谋利益。

现在戎狄前来侵犯，目的是为了夺取我的土地和民众。

民众跟着我或跟着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民众为了我的缘故去打仗，我牺牲人家的父子兄弟却做他们的君主，我实在不忍心这样干。

于是，古公亶父决定带领国人离开豳，到周原定居，就此开辟了一片新天地。

古公亶父面对外族侵略不抵抗，一味退让求和也就罢了，还发表一番“投降有理”的高调，比诸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论，倒是难分高下。

作为一国之君，施行仁政，当然是好事，但是像他那样，连家园都不自保，诚不足取。

而季历的做法则不然，他的一生唯武是尚。以征战为荣，杀戮为乐，可以说是哪怕一天不骑上马都感到不快活。季历南征北讨几十年，姬昌自从懂事以来，兵危战凶之事可谓见的多了。

结果呢，却因为商王文丁的猜忌而死于非命。

对于父亲季历的评价，向来两面，称许者认为他勇忍果决，艰苦备尝，非常人行非常之事。非议者则认为他刚愎自用，穷兵黩武，以至于身家不能自保。

现在，姬昌站在自己所拥有的国土，环视着围绕周原的列国，何去何从，作为君主，当然要拿出自己的决断。

姬昌意识到，他的祖父和他的父亲都走了各自的极端。

他的选择是走一条既不同于祖父，也不同父亲，完全属于自己的“中道”。

人心危险，道心精微，要精研要专一，诚实保持着中道。

这是尚书里头，大禹答复帝舜的一句话。

而舜帝在后世的孔子看来，他作为政治家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坚持中道精神。他说——

舜真是具有大智能啊！

他喜欢征询别人的意见，就算是浅近的话，也欢喜省察它的含意。

把别人的错误和不好的意见隐藏起来，同时又表扬别人正确的好意见，最后再将众人的意见，所有过与不及之处都加以折衷，取其中道，施行于人民。

这就是舜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拥戴，与津津乐道的缘故吧！

姬昌在即位之前，多年的历练已经让他认识到治理民众的法宝，一是德化，二是刑罚。尽管手段方式殊异，但目的却一致。

但是这两样法宝，在运用的时候就有个“度”的问题。

考诸典籍，事实上，自尧、舜、禹，降自商、汤。他们的施政之所以受万民悦纳，乃在乎一个“中”字。

所谓的中道政治，无疑是要掌握认识事物的过与不及的两个方面，采取中正的办法，施政于民，有度而不过度。

据此，姬昌决意推行祖辈从未有过的新政。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其实中国后世很多改革家的变法，都深受周文王此次变法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儒家推崇他是圣人，不要以为明末神魔小说《封神榜》所描写的那个形象，就去想象他是一个保守而又迂腐的人。

事实上，即便是儒家吹捧周文王，也注意到文王身上有着一股熊熊的能够感染别人的热力，这种热力在古文上的说法，就是怒。

孟子就说，文王一怒安天下。

这个怒，不是愤怒，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奋发、振作，有为。

姬昌的新政具体细节，今日不甚了了。

有幸的是，战国时代的孟子在一次回答齐宣王的疑问中，略微的提到文王变法的内容。

齐宣王当时请教孟子：“别人都建议我拆毁明堂，究竟是拆毁好呢？还是不拆毁好呢？

孟子回答说：“明堂是施行王政的殿堂。大王如果想施行王政，就请不要拆毁它吧。”

齐宣王说：“可以把王政说给我听听吗？”

这自然正中孟子下怀，他当时在齐国都快闲坏了，当即端容肃穆的解说道——

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的时候，对农民的税率是九分抽一；

对于做官的人是给予世代承袭的俸禄；

在关卡和市场上只稽查，不征税；

任何人到湖泊捕鱼都不禁止；

对罪犯的处罚不牵连妻子儿女。

失去妻子的老年人叫做鳏夫；失去丈夫的老年人叫做寡妇；没有儿女的老年人叫做独老；失去父亲的儿童叫做孤儿。

这四种人是天下穷苦无靠的人。

文王实行仁政，一定最先考虑到他们。《诗经》说：‘有钱人是可以过得去了，可怜那些无依无靠的孤人吧。”

后世的人往往把孟子的这个说法视之为孟子的思想。

其实孟子自命为儒家学派的领军人物，秉承的观念和孔子有点接近，就是述而不作。

让他夸夸其谈，可以。

让他为了推销自己的理想，而肆意修正先贤先圣的观点，那就难矣乎了。

从孟子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姬昌推行之新政完全和先君季历武力扩张之路背道而驰。

以现代人的话来阐述，姬昌的这个政策不妨视之为低税收，高福利。

低税收，高福利，好啊。很多人肯定会拍手了。

欧美发达国家现是这样滴。它们之所以发达正因为此，然后自然又会有很多人开始感慨，看看我们的社会主义，看看我们的个人所得税，看看……。

言论自由当然是好事，但是这种感慨嘛，其实是缺乏起码的经济学常识。

首先，欧美是因为发达了，才搞低税收高福利了。而不是搞了低税收搞福利才发达起来的。

欧美之所以发达，准确的来说，最初和先周之崛起没有两样，就是穷兵黩武，抢掠第一。

说的好听点，是带领人类进入海洋文明时代。

说的难听点，就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海盗。

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海盗们抢了钱之后，再来搞建设，从财政来讲当然宽松多了。

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才能够推行低税收、高福利的资本主义。

不过就目前的观察，这一措施不到一百年，几乎让欧美所有国家的公共财政破产。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多人说是次贷。

要我说呢，其实就是历年以来，大伙儿坐吃山空，到了还债的时候啦。

低税收、高福利从国家伦理上来说，藏富于民，当然是很道义的。问题是国家公共财政要是一破产，那老百姓所藏的那些富，就会瞬间缩水，全打水漂了。

欧美藏富于民那么多年，结果金融危机一来，无人能够独善其身。

其实无论藏富于民还是藏富于国，都不能太走极端，而应该达到一种动态平衡，不然再美好的制度和政策，到最后往往变成中看不中吃的画饼。

就现在看来，美国人还是挺明智，在危机关头，能够抛弃意识形态，狠狠地左倾一下，算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修正吧。

当然，要是按照我的说法，很多人又会问，那为什么姬昌新政五十年，不但周国没垮台，还蒸蒸日上，最终取代了商王朝。

无它，答案无非是六个字——此一时彼一时。

二十、此一时彼一时

姬昌掌国之时，从先父接手了经过多年武力扩张之后抢来的地盘。

土地很大，但是人口太少了。

虽然姬昌的老婆太姒像个生育机器一样，一下子给他生了十个。

夏商时代，钱币尚未发明，国家的收入完全有赖于实物地租和劳役地租。而这两样收入，其基础自然是人口。

以本族有限之人口，要想经营这么多的土地。

再加上还需要维持一只庞大的军队，已是国家财政所不能承受之重了。

事实上，姬昌肯定不是第一个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商王朝之所以亡国，正在于帝乙和纣王两代君主的极力扩张。在他们在位的时候，国土每年都在扩展，人口却一天天的减少。

最终，商纣王大举东征之时，本根之地、国都朝歌却一片空虚，周武王姬发前来轻轻一推，这个立国六百年的王朝就此倾覆。

但确实第一个有效解决这一难题的人。

他这次变法甚至是商鞅变法的参考模板。

太搞了吧，商鞅可是法家啊！

不搞不搞，一点也不搞，因为商鞅也是没办法，他遇到的问题和姬昌一样。

商鞅之变法成功，其思想由后人总成为《商君书》，这本书内容大部分出自于他的手上，但是战国是个思想激烈变动的时代，曾经很先进的商鞅变法内容有些也过时了，因此就有好事者又填补了新了内容进去。这里要引的《商君书俫民》篇，很多的事件都发生在商鞅身死之后了。

不过，这不妨我们讨论。

首先，商鞅向君主秦孝公阐述了秦国的问题所在——

一百平方里的土地，山岭占十分之一，湖泊占十分之一，河流占十分之一，城邑道路占十分之一，瘠田占十分之二，良田占十分之四。

用这些田地，可以养活五万农夫。

山岭湖泊可以供应他们所必须的财物，城邑道路可以安顿他们的起居。

这是古代君王管理土地、分派老百姓的原则。

现在秦国的土地，总数达到五千平方里，但种粮食的土地不足十分之二，农田数目不足百万亩，湖泊、河涧、名山、大川的资源又没有充分利用。

这就叫作人力不足以胜任土地的开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商鞅说这一番的背景是在秦孝公十二年迁都咸阳之后。

其时商鞅已经将国内一盘散沙的城邑部落、贵族封地合而为县，凡三十一县，建立了直属国家的税收制度，使君主得以直接从民众收取税收，可谓获得了空前的财政权力。

而战国末期时代上距西周之始创期，八百年的时代，几十代中国人努力，可以说整个中原地区再也没有多余闲置的田地了。

农业技术的进步，也使得每亩土地出产的效果更高。

即使如是，秦国依旧面临着军事对财政的巨大挑战，需要从开发“山林川泽”寻求出路。

则姬昌即位之初的困境便不难想见了。

商鞅在谈完了秦国的困境，那么与秦国争雄的三晋之国（韩赵魏）又是什么情况呢？两者相比较又有何不同呢？

准此，商鞅继续阐述道——

秦国所相邻的国家是赵、魏、韩这些“三晋”之国。

秦国所要攻打的是韩国和魏国。这些国家的国情是——

土地狭小、人口众多、房屋拥挤。

老百姓经营商业，在国家那里没有户籍登记，也没有自己的房屋土地，只能机关算尽地不务正业，勉强维生；在山的两侧和水边掘洞而居的超过人口的一半。

这些国家土地不足以供养其人民的情况，比秦国劳动力短缺而不足以开发土地的状态要更为严重。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

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

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

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

三晋与秦国打仗，经过孝公、惠王、武王、昭王四世也没有打胜过。

自从魏襄王以来，野战不能胜秦，据守的城池也被秦国攻克。

大大小小的战役，三晋败给秦国不计其数。

如果这样他们还是不屈服，原因在于秦国能够兼并他们的土地，却不能获得他们的人民。

这段话更有意思了，描述的不正是姬昌掌国之初所面临的情况嘛，周人确实能征善战。

季历时代就不多说，姬昌即位，用兵都用到了天下共主商王朝的头上去了。

或者说，季历所留下的遗产就是一个保持战时体制的国家，战时体制的优点当然很多，比如能将整个国家的资源运用的极限，目标专一，举国团结。

而最大缺点，则是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惯性，就是随时搜寻作战目标。

二战期间，德国日本便是因此而亡。

那么该当如何扭转这个局面呢？

放弃战时体制嘛，不现实。对秦国来说，战国争锋已到最激烈的紧要关头，提出这样的建议只能被老板炒鱿鱼。

现在君王如果明智地施与恩惠，对于从各诸侯国来投奔秦国的人，从今天起免去三年的赋税，并不让他们服兵役；

秦国四境之内的山岭、池塘、高地、和沼泽的开发，十年内都不征收赋税，并将此政策写在法律上；那么就足以招募百万的农夫。

刚才下臣曾说：“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老百姓的天性：他们所要的，不过是住宅和土地而已。这些资源三晋肯定是没有的，而秦国肯定是有的。既然如此，老百姓还不向西移民到秦国来，是因为秦国士人忧郁、庶民辛苦。”

现在我们给他们住宅田地之利，免除三代的赋税。

这就叫一定要投其所好，而不让他们干不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这样，东方各国的老百姓就没有不向西移民的了。

我们不妨在这里对比一下姬昌为自己国家开出的方子，在人口和土地管理方面，两者惊人的一致。

恭候大作。

把注脚当做普通文本打吧，也别弄上标，小标了。

　　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历），恐坠宝训。戊子，自靧。己丑，昧爽……王若曰：发……昔前夗传宝，必受之以詷……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迺归中于河。……传贻子孙，至于成汤。

　　——《周文王之保训》

　　最近整理的清华简，据说其中的一篇《保训》，乃是姬昌之遗言，本人信手意译，难免贻笑方家，知我谅我。

　　1 “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的记载，解释说：“言世后稷，是失其代数。”——《国语·周语》

2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史记·夏本纪》

3 “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

4 “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 ——《帝王世纪》

5 “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吕氏春秋·观世》

6 , 汉人称商王朝最盛的武丁时期之疆域，大致涵盖了幽燕以南，汉淮以北，陕西以东，苏皖以西，以河南为中心的区域。“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氏羌，南不过荆蛮，北不过朔方”——《汉书·贾捐之传》

7。 “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地理志》：

8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 . ，

四海会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

中邦锡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銍，三百里纳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

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

禹锡玄圭，告厥成功。

——《尚书·禹贡》

9 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

　　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迺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巘，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鞞琫容刀。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

　　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

　　笃公刘，既溥且长，既景迺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迺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大雅·生民之什·公 刘》

　　10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冗，未有家室。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

　　——《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绵》

11帝作邦作对， 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 因心则友。 则友其兄， 则笃其庆， 载锡之光。 受禄无丧， 奄有四方。——《诗经·大雅·皇矣》

12 “所以王季的妻就从殷商嫁来，虽不是商的王族，也是商畿内的诸侯之女”——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据考证，所谓任姓的挚仲氏本为商族畿内男服，后来作为姓，挚仲氏大任本为殷邦商族之后，也就是《商誓解》中商邑大族“执”氏。

13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难忱斯，不易维王。天位殷适，使不挟四方，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经·大明》

14 古代开国之君叫太祖，太祖之庙便叫做太庙。太之一字，可以说是尊的不能再尊的称号，因为中国人最敬重祖先。

然以一个王朝而论，正常有十几个帝王，个个都祭祀的话，是人民无法承受的负担，因此儒家知识分子设计出了一套亲尽庙毁的方案。

除了开创之主之外和对王朝功绩特大的少数几位君王之外，皇家祭庙只能再放进和在位的君王世代最近的君主的灵位，其他则递次拆毁。

周太王之庙便属于历代子孙永世不能拆毁之祭庙。

周代王室七庙之制的确立经历了五庙——六庙——七庙的动态过程。

周初实行天子五庙制度。

周穆王时，为文王特立文世室而不毁。这时天子实行六庙之制。

至共王时，武王庙列为世世不毁的宗庙，于是形成了天子七庙制度。

15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尚书》

　　16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 乎色。 曰：“王勿异也。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王色定，然后请问 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章句下》

　　17 《青史氏之记》云：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即太史)组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非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

　　 ——《大戴礼记》

18 “……昔者大任娠文王不变，少溲于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 《国语·晋语四》

19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涘。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详，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

——《诗经·大明》

20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21思齐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妇。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惠于宗公，神罔时怨，神罔时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诗经·雅·大雅·文王之什·思齐》

　　22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23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礼记》

24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①。毁诸？已乎②？”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③也，耕者九一④，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⑤，泽梁⑥无禁，罪人不孥⑦。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⑧。’”

　　 ——《孟子·梁惠王章句下》

　　25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谿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谿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

　　——《商君书·俫民》

　　26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此其土之不足以生其民也，似有过秦民之不足以实其土也。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三晋不胜秦，四世矣。自魏襄以来，野战不胜，守城必拔，小大之战，三晋之所亡于秦者，不可胜数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夺其民也。

　　　　　　　　　　　　　　　　　　　——《商君书·俫民》

　　27今王发明惠，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者于律也，足以造作夫百万。曩者臣言曰： “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晋之无有也信，秦之有余也必。若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今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此必与其所欲，而不使行其所恶也。然则山东之民，无不西者矣。

——《商君书·俫民》

　　28 …夫秦之所患者，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此王所不能两成也。故三世战胜，而天下不服。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作本。兵虽百宿于外，竟内不失须臾之时。此富强两成之效也。臣之所谓兵者，非谓悉兴尽起也，论竟内所能给军卒车骑。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天下有不服之国，则王以此春围其农，夏食其食，秋取其刈，冬陈其宝，以大武摇其本，以广文安其嗣。王行此，十年之内，诸侯将无异民…

　　周军之胜，华军之胜，秦斩首而东之。东之无益，亦明矣.而吏犹以为大功，为其损敌也。今以草茅之地，徕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此其损敌也，与战胜同实，而秦得之以为粟，此反行两登之计也。且周军之胜、华军之胜、长平之胜，秦所亡民者几何？民客之兵不得事本者几何？[臣窃以为不可数矣。假使王之群臣，有能用之，费此之半，弱晋强秦。若三战之胜者，王必加大赏焉。今臣之所言，民无一日之繇，官无数钱之费，其弱晋强秦，有过三战之胜，而王犹以为不可，则臣愚不能知已。

　　 ——《商君书·俫民》

1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而庆延一二代者鲜矣。”——《曾国藩家书》

　　2烨烨震电，不宁不令。

　　百川沸腾，山冢崒崩。

　　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哀今之人，胡憯莫惩？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

　　家伯维宰，仲允膳夫，

　　棸子内史，蹶维趣马。

　　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

3 “帝喾有四妃，卜其子皆有天下。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简狄，生卨[契]。次妃陈锋氏女，曰庆都，生放勋[尧]。次妃陬（女取——拼字）訾氏女，曰常仪，生帝挚。”——《帝王世纪·五帝》

4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

5 “帝尧陶唐氏，母曰庆都，生于斗维之野，常有黄云复其上，及长，观于三河，常有龙随之。一旦龙负图，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佑。眉八彩，须发长七尺二寸，面锐上丰下，足履翼宿，而阴风四合，赤龙感之孕，十四月生尧于丹陵。其状如图，及长，身长十尺，有圣德，封于唐，梦攀于而上。”——《汲冢纪年》

6 《说文解字》对“姓”的解释是——“女所生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

7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人民但知有母，不知有父”。——《白虎通·三纲六纪》

8 “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 ——《春秋公羊传》

9 “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 ——《楚辞·天问》

10野有死麇 ，白茅包之。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诗经·野有死麇》

11 “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

——《周礼·地官·媒氏》

12 “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之于台桑?” ——《楚辞·天问》

13“周公制礼，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诗，以推本其始生之详。”——朱熹：《诗经集注》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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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

　　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拆不副，无菑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寘之平林，会伐平林。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实覃实訏，厥声载路。

　　诞实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麦幪幪，瓜瓞唪唪。

　　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

　　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恒之秬秠，是获是亩。恒之穈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

　　诞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释之叟叟，烝之浮浮。载谋载惟。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时。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

　　——《诗经?大雅?生民》

15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適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兒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史记·周本纪》

　　16閟宫有侐，实实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

　　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

　　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缵禹之绪。

　　——《诗经·鲁颂·閟宫》。

17“凡婴儿在母腹中，皆有皮以裹之，俗所谓胞衣也。生时其衣先破，儿体手足少舒，故生之难。惟羊子之生，胞乃完具，堕地之后，母为破之，故其易生。后稷生时，盖藏于胞中，形体未露，有如羊子之生者，故言如达。” 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引用了陶元淳的见解。

18 “诗说‘先生如达’，‘达’是什么意思呢？‘达’就是羊胞胎的意思，小羊初生，胞胎完具，胞胎落地后，始破胎而出。言后稷生时象羊胞胎那样是一团肉球的形状。这样《史记》所说的姜原‘以为不祥，弃之隘巷’才有了根据。姜原‘以为不祥’者，并非是因为践了巨人迹，无夫生子的缘故。……后稷遭弃，实在由于他‘先生如达’，形体异长（常），这一点《诗经》的记叙就大有可取之处。”——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史》

19 “徐君宫人妊而生卵，以为不祥，弃之水滨。孤独母有犬，名曰鹄仓，猎于水侧，得弃卵，衔以来归，孤独母以为异，覆暖之，遂成儿，生时偃，故以为名。徐君宫中闻之，乃更录取。长而任智，袭君徐国。”——刘成国《徐州地理志》

20 “高句丽者，出自夫余。自言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为夫余王闭于室中，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夫余王弃之与犬，犬不食；弃之于路，牛马避之；后弃之野，众鸟以毛茹之。夫余王割剖之，不能破，遂还其母。其母以物裹之，置于暖处。有一男，破壳而出，及其长也，字之曰朱蒙。”——《魏书·高句丽传》

21有西周之国，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山海经·大荒西经第十六》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曰叔均，是始作耕牛。”——《山海经·海内经》

　　22 《国语·晋语》载:“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庄周老先生写疱丁解牛“合于桑林之舞”课本上解释为“宰起牛来象跳舞”,原来其实应该是“宰起牛来很性感”啊

还有陆游老先生“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这个春社古风究竟是什么内容呢？怪不得他老先生意犹未尽的说还要“拄杖无时夜叩门”啊。

周文王先从商王朝娶了贵妇君夫人做老婆，即所谓帝乙归妹、文王逆女。但婚后三年文王以梦兆不吉为由，把君夫人连带陪嫁的二奶都休了，事见周易和左传。然后从莘国娶了太姒。也就是说,帝乙归妹与迎娶太姒是前后关系，不是并列关系。归妹卦的卦辞对这件事前后都有记述，顾颉刚对这事儿曾有过很精彩的论述，有空蒸个包子来——从床头到羑里：论商周国际风云与周文王的婚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