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本意为探讨，话题如过于敏感，铁手老大就删了吧 -- 张合理

本人懂事前文化大革命就已结束；家中世代贫农，在文革中自也没有什么可失去；60+的双亲至今也不能容忍对老毛的批评——到此，文化大革命本来对我就只是一个名词而已。但偏生本人又有两个“老”（1个大我10岁，1个大我7岁）大哥。二哥是一个商人，政治对他如浮云，不表。大哥“年轻”时却是一名“六。四”闯将，对老毛自有其看法，大学毕业、工作经年，对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尤感触良多。

大家都认为老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做错了。但有没有人站在老毛的高度——注意，是高度不是角度——去换位体会一下，你（老毛）认为当时中国走向复兴最大的阻力是什么？——是传统！！！

中国有五千年历史，这当然是荣耀，同时也是包袱。我们说这当中有精华，但在百年积弱后，更多表现出来的是糟粕。

中共执政之初，就有黄炎培向毛提到兴亡周期论，当时毛的回答相当时髦：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原话）

说话不难，难在当时民众的内心里民主观念是薄弱的，更多的是对“明君”的渴望。中国自古只有官“放牧”蚁民，“父母”体恤“子民”，“学而优则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书中自有黄金屋”“千里为官只为财”-----何来民督官？官逼民反，成功了也只是原来的民变成了官而已。刘青山、张子善一类人物的出现又让老毛感到政权性质正在发生变化——正如同朱元璋集团由“均田地”的农民起义者转变成封建地主集团一样。

自此老毛开始了对中国千年思维方式的改造。老实说，老毛一开始的方式是温和的，强调教育的。在这里面知识份子和当时的中下级干部首当其冲——三反五反，四清运动 / 社会主义教育，上山下乡甚至反右运动等皆然——“治病救人”也。

显然，效果是不能令老毛满意的。很快狂风骤雨般的，从上而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注意，是“文化”的革命，革中华文化的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暴力的，破坏性的。他希望中华文化像凤凰一样在革命的烈火中涅磐重生，一洗百年颓废。毛打烂了一个旧世界，但他不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所以文革只是个半成品，否则，它将成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我只能说，毛是理想主义者。我倒觉得像本河大佬“冰冷雨天”一样以文革受害者自居的一群人，应该原谅老毛，毕竟他本意也是好的。

上述是本人前两天跟大哥就老毛的功过争论的观点。大哥当然没有被说服（小弟100岁也是小毛孩嘛 ），但只要你对文革前后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一个串联，就会理解我的想法。

另外是我对一些事件的理解，不对就一笑而过吧！

打倒刘少奇：老毛对红卫兵斗争方式的一种示范，刘本人可能作了“黄盖”

任用江青、张春桥：江、张严格意义来说不能算是官，体现了毛不认为官能反官（官官相护嘛）的想法

生活艰辛。物质匮乏：建国前期，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牺牲农村，重点发展城市重工业，快速完成原始积累

--------

--------

累了，谢谢！让板砖来得更猛烈些吧！

生于七十年代。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对农村的感情很深。

最近几年，对毛的看法和你一样。

俺对美国的体会是，美国的路并不是人类唯一的道路。

中共能不能逃出兴亡周期，我看难说。中国人的底层是好的。食肉者就难说了。

中国之患，在于庙堂之上。

有关三反五反，反右，上山下乡，等等，恐怕不是温和的，强调教育的吧，更谈不上治病救人。就连延安时代的整风，公开方面自然是强调治病救人，但实际上，个中细节恐怕与历朝历代的表忠心，找内奸无甚区别。楼主可以考证一下整风的手法，看看当事人在“过关”时写的文章。看看他们在字里行间的表露的情绪。至于说导致的其它重重怪相，这个有争议，就不多说了。

至于上山下乡，有一些西方的经济学家把这个当作是都市经营失败的例子。因为工业和服务业的畸形，无法产生足够的就业（考虑到投入以及成本之后）只好转移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去进行有季节性的第一产业。这样等于就把失业问题转移了。

而反右，还是看细节。看看一步步把事情做大都用了什么手段。其中的手法完全是自古以来通用的谣言、陷害、伪造、转移话题、诛心之论等等办法。这样的手段能产生新的、进步的社会？而且，如果这样的手段也能算是温和的，那么，这个标注有点低。

的确，面对具体一个个的实例的时候，我们不能要求古人是道德的楷模。因为具体到“权变”上，没有人是道德完善的。但是，当我们讨论长期影响，以及讨论一个大概念的事情时，不能用讨论具体实例的标准来评价吧。而且，就算毛是真心要“敢教日月换新天”，那么，起码他对事情的复杂程度也是没有估计对。他本身的思维方式，就属于需要改善的事物之一。建议楼主研究一下毛刚刚到井冈山的时候，如何面对实际困难，对付进而分化周围的土匪们。为何有着正规军教育和诸多实战经验的朱德会让毛成为领导。用朱德自己的话说，毛“对旧社会那一套懂的多”

说道改善社会，这个肯定是需要进行的。不过，这个也是世界上最慢的事情了。改变个人的性格还难到家呢。这个需要主观客观以及诸多运气因素。要想找一个“圣人出，黄河清”的办法，几乎是不可能。甚至任何正面进攻的办法，都会有巨大的负面作用。这个是最考验智慧的。

最后说一句民主。其实呢，民主这个事情也是重在细节。很多国人谈及西方的民主，尤其是美国的民主，都有一堆话要说。我想讲的，还是四个字，“注意细节”，看看人家的法律是如何书写，会议记录都有什么内容。会议讨论的模式和要求，一道法令要经过几个步骤，看看需要几个机构介入了，执行的时候有什么要点和特色。这些东西都是流水帐，但是，如果不注意，就基本上同没说一样了。比如说，中国人对开会都不陌生。而一个简单的会议，自然离不开会议日期、与会人员名单，以及会议发言。但是就这三个细节，就能作出无数文章，甚至改变会议的结果和性质。而西方对于这些细节上的要求和规定，能用细心到变态来形容。当然，这样说也不对，因为所谓“西方”也是一个广义词，英国美国不一样。欧洲大陆更不同。法国意大利也是各有千秋。甚至很多地方都是貌似与中国完全一样，但是执行起来却总是不同。为何呢？还是细节的缘故吧……

出来混的，总要还的。

毛泽东时代频繁出现的“运动”，经过文人的选择和渲染，在后代读者看来非常可怕。但问题在于，对于那些切身经历者，对于从尸山血海中走来的毛泽东、邓小平、刘少奇、彭德怀这些人来说，这确实很“温和”啊。不就是整一整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你还要我怎样？搞错了平反，死了追授烈士就是罗。

然后读者就开始叽叽喳喳，人死不能复生什么的。然后邓小平就站出来说：“哭哭啼啼，没有出息。”主席家死了六个，小平三上三下，少齐老彭当年整人老了挨整，有什么好说的。末了还有公认厚道的黄克诚大将坦言，“如果算帐，我这一颗人头是不够杀的。”

对于这些人，那当然很温和了。

毛刘之间其实是路线矛盾，党内每次路线斗争都是及其残酷的。

否则黄继光们不会气活过来？

如果说，我们在和平时期，对长期复杂问题还是采取战争时期的简单办法，还是用简单正面的办法来对付，那么，还是那个贾谊的问题，马上能治天下吗？想一夜间改变局势，自然用心可嘉，但是，实际效果呢？我们真的从这些运动中得到了现代社会的公民素质了吗？真的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益处吗？就算是延安的整风，对实际战斗上也是有负面作用的，其正面作用，是对某些人的政治生命上的。

而且，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个不是事实。不论是从苏区年代，还是延安年代，还是后49时代，个个运动都是以神经质的上纲上线为基准的。说所谓的不杀不抓，那是自己说给自己听的。请楼主仔细计算延安时代抗大学生数目以及过关数目还有运动牵扯人数。请仔细计算七大之前几次准备会议的出场名单和最后七大代表的区别。请仔细计算土改各个成分的划分数目。以及划分手段。看看是不是统计学和社会学上有科学价值的手段。请仔细计算反右时技术工作人员数目和右派份子数目。说所谓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个才是“选择和渲染”的结果吧……

“文革”，尤其是“文革”的前几年，分明是新中国历史上战争威胁最大、备战力度最大的时期。

马克思的经济学，就是完善了起手式

首先，面对威胁和战争状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文革时代的战争威胁也是一个奇特复杂的命题，很难说多少是现实，多少是自己的主观。而且，就算是为了战备需要而进行文革，那么，文革对与战备的作用，也是影响十分巨大的。无论对生产物资，还是对团结大多数。

而且，文革是面对威胁，那么其它的呢？反右或许是面对匈牙利事件的反应，但是，这种以推测的看法为出发点，却是以进行是实际打击为主的手段，是不是太……毕竟，打击的都是从未发生的，仅仅是被认为是“会发生”，而且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事情呀。并且，仔细研究那些事情，就会发现其本质不同与战争期间的行为，即便发生，也不是严重行为呀。

最后，还是有关楼主那个“大不了给你追认烈士”的看法。我只能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还是没出息一点吧。毕竟，平时的“权变”“大局为重”都是有底线的。这个底线如果踏破，那么，这些“权变”都只能成为勾心斗角的手段。其正面意义不会剩下多少。所谓“哭哭啼啼，没有出息”，本身是否有回避责任，保持“高度一致”的诉求在呢？如果，掌权者在发现错误之后，仍然保持对被害者的指责，这样与余祥林冤案之后，相关部门一句“不是已经放你出去了吗？还想怎样？”不是异曲同工吗？

最后，既然楼主把文革（恐怕还有其它运动）都看作是战争前夜的特殊阶段，那么，是否意味者，所谓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也是一种自说自话的宣传手段呢？是否认定了这些运动不温和呢？

“文革”前期，或者说九大以前，确实是新中国战争危险最大的时期。你看看后来的伊拉克、伊朗、朝鲜，一个落后国家搞原子弹，核爆炸前后，形成战斗力以前确实是最危险的阶段。

“文革”对备战的影响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重要的正面作用是，清洗了几乎全部的疑似动摇分子，由狂热分子全面接管。伊拉克的教训表明，这是完全必要的。而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的成功则从正面表明，大国不缺人才，清洗造成的质量损失可以通过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来弥补。当然，这里会陷入一个扯不清的境地，你可以说如果没有大清洗苏联可以打得更好，那我可以反驳说那可能投降的更多。反正最后苏联打赢了，而没有搞大清洗的法国脆败了，我就说这是大清洗的功劳，你怎么反驳？

当然，清洗全部疑似动摇分子确实会造成大量冤枉，但问题在于，这种识别本身就是困难的。经过“文革”这么严格的清洗，林彪还叛逃了呢。当然也可以用林彪来论证这种清洗无效。但问题在于，“文革”期间关起来的右派们，在“文革”后用言行证明了这种清洗是必须的，对吧。

至于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是老毛的主观愿望，下面能否完全执行是另一回事。当然大部分是执行的，但不执行的地方老毛也没办法，人家很现实地承认“我只改变了北京周围的一小块地方”。问题是，在同样规模的战争危险面前，还有谁能对反对派说“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至少海峡对岸的老蒋做不到吧。

说得难听点，中国文人就是贱。TG把他们放出来了，平反，补发工资，这些家伙就不依不饶骂TG；真要是遇上了狠角色，老蒋小蒋那样的，管你是不是冤案，刑期服满再说，你又能怎样？还不是认了。

居马上而得之，安能居马上而治之乎？

您说的是这一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