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美国总统选举及政党流变（二） -- 尼伯龙根·蜗藤

（二）阴谋中的总统选举和美国政治的变天（第三、四届，1796，1800）

华盛顿的的第二届任期并不像第一届一样在两党间平衡，在这四年中，他越来越倾向于联邦党。尽管杰斐逊还是当国务卿，但是1793年底就在联邦党人环绕的压力之下主动辞职，接任的另一个民主共和党人在1795年中也宣布辞职，内阁终于被联邦党人彻底占据。

这个变化和当时欧洲政局有莫大关系。由于法国和英国在1793年正式开战，美国国内亲英派（联邦党）和亲法派（民主共和党）的矛盾顿时尖锐。联邦党人忘不了英国的金钱利益，民主共和党人忘不了法国的恩情（法国在独立战争中是美国的盟友），中间更加夹杂着意识形态的冲突。麦迪逊提出应该声援法国，并和英国展开贸易战。但是华盛顿不为所动，反而派遣了特使——亲英派的约翰·杰伊（John Jay）与英国所签订进一步扩大双方贸易的《杰伊条约》（Jay’s Treaty）。这一来更加成为双方争吵的焦点。

1796年的第三届总统选举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由于华盛顿早已明言不再参选，所以这是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之间的第一次对垒，也是美国第一次真正有党派参与的总统选举。

当时两党都还没有正式的党团会议，所以推选什么人完全是私底下的运作。联邦党方面，来自麻省的现任副总统亚当斯被看作是当然选择，但是哈密尔顿却不喜欢亚当斯。他一开始想找已经成为保守派的维珍尼亚州的亨利（Patrick Henry），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他找了南卡众议员托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作为搭档。民主共和党方面当然推选的是来自维珍尼亚的杰斐逊，而搭档则是来自纽约的伯尔（Aaron Burr）。这样每个党都推出一南一北的组合，以求互补和平衡，这也是以后选举的基本策略。

图：联邦党副总统候选人托马斯·平克尼（Thomas Pinckney）

图：民主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阿伦·伯尔（Aaron Burr）

当时的候选人都比较清高，亚当斯和杰斐逊都避回自己老家坐山观虎斗。但是两党就围绕这内政外交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异常激烈的竞选。亚当斯被指为一个独裁者、自由的敌人和一个权欲熏心的人，而杰斐逊被形容为一个无神论者、独立战争中的懦夫、宪法的敌人和法国的工具。美国的第一次真正的竞选就已经展示了over-spin的一面。

本来民主共和党的形势还不错，可是“外国势力的干预”扭转了这个局势。法国大使在选前高度赞扬了杰斐逊，挖苦了亚当斯。那样做的原意是为杰斐逊拉票，却适得其反地帮助了亚当斯，令民主共和党顿时陷入劣势。

北方和南方是两党的基本盘，中大西洋州的态度成为竞选的关键。选举中，联邦党得到了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和大部分的马里兰，在南部抢得南卡。而民主共和党则守住了大部分的南部州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上一次选举中的民主共和党的维珍尼亚——纽约联盟被瓦解，成为民主共和党落败的主因。

图：第三届总统选举结果

选举中联邦党人占据了优势，可是在选举人投票的时候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局面，导致没有一方成为彻底的赢家。根据既定的规则，选举人投票时可以投两个人，而且不分正副总统，最后得票最多的是正总统，第二多的是副总统。联邦党希望亚当斯当总统，而他的竞选伙伴平克尼当副总统。为此投票时联邦党就必须进行人为操控。按照原定计划，他们希望己方的选举人中绝大部分都投亚当斯和平克尼，但是有一到两票投亚当斯和另外的一位候选人，使得平克尼的票数比亚当斯低几票。这个理想的方案是说易行难：投票人在各州同一天进行投票，当时又没有可靠的通讯方式，所以很难协调选举人。

令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联邦党人彼此之间也是心怀鬼胎。亚当斯虽然因为威信高而被推为总统候选人，但他和党领袖哈密尔顿却一直不咬弦。这位在华盛顿内阁中实际把持大局的财长，其实早就看亚当斯不顺眼。他挑选平克尼当副总统，其实是自有打算。他意在投票时玩弄阴谋，安排选举人投票的时候让南卡的选举人投平克尼和杰斐逊。这样平克尼最后的票数就会比亚当斯高，从而当选总统，而亚当斯就成为副总统。

哈密尔顿的计划部分实现了，南卡的选举人果然把票投给了平克尼和杰斐逊。可是，哈密尔顿的阴谋走漏了风声，一些支持亚当斯的北方州的联邦党选举人故意把第二票投给了其他联邦党人而不投平克尼。结果民主共和党杰斐逊票数大增，获得68票，最后仅仅以3票之差落后于亚当斯的71票，而领先平克尼的59票。结果亚当斯当上总统，而政敌杰斐逊就当上了副总统。哈密尔顿偷鸡不成蚀把米。

民主共和党方面也出了岔子。南方的民主共和党人对于北方的伯尔并不是那么信任，很多人在投票的时候，把第二票投给了其他的民主共和党人而不给伯尔，最后伯尔的票数仅仅为30票，和杰斐逊相差一大截。尽管伯尔没有说什么，但这件事就为下一次选举种下祸根。

亚当斯继承了华盛顿的内阁班底，这个班底深受哈密尔顿的影响，可亚当斯并没有华盛顿那样高的威信足以掌控局面。哈密尔顿在华盛顿的支持下实际控制了军队，权力进一步扩大。亚当斯本身是一个中间派，既不象杰斐逊那样相信人民的力量，也不象哈密尔顿那样相信政府统治的力量。结果是两面受气，内政外交一团糟。联邦党取得政权后反而发生了越来越明显的分裂，内阁不听亚当斯的话，而更多听命于哈密尔顿。当然大权旁落与亚当斯自身的性格也很有关系，他太爱自己的家乡麻省的昆西，以致一有机会就离开费城回家乡，四年的总统任期中，亚当斯就有1年多在昆西渡过，这使他与内阁成员的联系远远比哈密尔顿少。

杰斐逊身为副总统，他深知自己与亚当斯以及实权人物哈密尔顿的政见严重对立，不可能共事。他深谙韬光养晦之道，经常对争议性政策不发一言，只是利用副总统的身份保持和政坛的联系，暗暗重新集聚力量。在这种局势下，民主共和党的势力也开始赶超联邦党。1799年，倾向联邦党的华盛顿去世，使得政治的天平逐渐向民主共和党一边倾斜。1800年的总统选举之前，法国和美国的准战争（quasi war）正式结束，这让亲法的民主共和党人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们可以在年底的总统选举中轻松上路了。

1800年的第四届总统选举中，联邦党推出亚当斯与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C. Pinckney）托马斯·平克尼的哥哥）的组合。哈密尔顿一来觉得亚当斯当总统，而他自己来掌握实权也是不错的选择；二来由于亚当斯的糟糕政绩，民主共和党出动各种宣传机器猛烈抨击，使得这次竞选的形势也不容乐观，于是就没有再使出阴谋。

图：联邦党副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平克尼（Charles C. Pinckney）

民主共和党一方则再次推出了杰斐逊和伯尔的组合。民主共和党的竞选重点放在三个州：纽约、宾州和南卡。当中以纽约州最为关键，纽约当时仍然实行州议会推选选举人，所以1800年春天的州议会改选就成为了大选的关键。伯尔号称美国竞选之父，他把一个俱乐部 “圣淡马里公会”（Society of St. Tammany）改造成为一个竞选机器，进而控制了纽约市的大局。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老资格的党员克林顿的努力，纽约州终于选出了一个由民主共和党控制的议会。

但是民主共和党在纽约州的成功部分被宾州的失败所抵消。宾州一直是一个直选州，而且在以往的投票中都倾向民主共和党。可是在联邦党人控制的州参议院的竟然提议取消通过直选确定代表的方法，改由议会推选代表。最后州参议院和民主共和党控制的州众议院达成协议，15个选举人中联邦党占了7个，另外8个归民主共和党。

幸亏民主共和党在南卡扳回了一局，在10月份选举的州议会中民主共和党人胜出，把这个平克尼的家乡州从联邦党手中夺过来。

就这样，在12月份的大选中，民主共和党毫无悬念地取得普选的胜利。然而就在总统宝座垂手可得的时候，那个短视的选举制度又一次惹出了大麻烦。

图：第四届总统选举结果

在选举人投票时，民主共和党本来计划让其中一个选举人把另一票投给伯尔之外的其他人，以便让杰斐逊多出伯尔一票，没想到这个计划居然失败了。结果杰斐逊和伯尔都得了73票。根据宪法，这时就得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众议院的投票是以州为基本单位，如果一个候选人得到一个州多数众议员的票，那么候选人就赢得该州。当时有16个州，所以必须赢得9个州才能赢得总统。

这时的众议院还是由联邦党人操纵，大部分联邦党人都憎恨民主共和党的领袖——来自南方的农场主杰斐逊，但对于来自北方工商业社会的纽约的律师伯尔反而更有亲近感。而且联邦党人相信，如果伯尔上台的话，民主共和党就必定会引发内讧，这也是联邦党重新夺势的好机会。所以很多联邦党人就宁愿挑选伯尔而非杰斐逊为总统。另一方面，尽管民主共和党的共识是杰斐逊当总统，但是在权力诱惑下，伯尔的态度非常暧昧：他虽然没有公开与杰斐逊竞选，但是也没有游说联邦党人投杰斐逊。

伯尔的态度并非毫无线索可寻。因为在上一届总统选举中，南方选举人涮了他一把，伯尔对南方人士一直心存芥蒂。伯尔不是一个庄园主而是一个律师，在阶级认同上，其实更加接近联邦党。加入民主共和党只不过是双方的利益勾结使然：杰斐逊需要借助他的力量赢得纽约，而他需要借助民主共和党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所以在有机会坐上最高权力宝座的关键时刻，他有这等私心实属正常。

在第一轮众议院投票中，在几个联邦党人控制的四个新英格兰州、达拉华和南卡都选伯尔为总统，而在大部分南方州和中大西洋州都选杰斐逊。但威蒙特和马里兰都没有结果，因为这两个州的众议员数都是偶数，而且都打成平手。在马里兰州，伯尔本来可以取得胜利——尼克逊（Joseph Nicholson）本来重病在身，可他冒着大风雪赶到国会投下支持杰斐逊的一票。结果是杰斐逊赢得8个州，伯尔赢得6个州，而两个州相持不下，结果双方都没能取得足够的票数。

国会没有办法，只能重新投票，可是连投35次，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杰斐逊以8：6领先伯尔，但在威蒙特和马里兰两人打平。这时国内的政治气氛已经十分不安了。如果结果迟迟出不来，那么三月份的就职典礼就没法举行，美国就会陷入宪政危机。支持杰斐逊的宾州和维州的民兵已经奉命做好准备，随时出动防止联邦党篡夺政权，紧张气氛一触即发。

这时幕后的运作当然也少不了。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后拉了杰斐逊一把的竟然是他的政敌哈密尔顿。哈密尔顿对杰斐逊和伯尔都非常痛恨，可是和大部分联邦党人相反，他更加憎恶伯尔。在他看来，杰斐逊固然坏，但是有理性的坏，做事顾后果；而伯尔则是一个不顾一切的坏蛋。除了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外，哈密尔顿与伯尔的私怨也不小。伯尔早年是哈密尔顿的好朋友，但是自从1791年伯尔竞选中战胜哈密尔顿的岳父而赢得纽约参议员的席位后，他们的关系开始变坏。90年代后期，伯尔在纽约州蒸蒸日上的地位比处于同一个州的哈密尔顿还要显赫，相信哈密尔顿对伯尔的厌恶也与此有关。

在国会投票中，纽约州作为伯尔的家乡州，却一直以4：6的微弱劣势不敌杰斐逊，哈密尔顿从中的影响自然很大。在宪政危机出现之后，哈密尔顿的策略是选小害而弃大害，他宁愿最大的政敌杰斐逊上台，也不愿伯尔上台。于是他运用自己在联邦党人中的影响力，努力策反。达拉华州唯一的众议员最后决定附和哈密尔顿，他在党内部会议中表态将支持杰斐逊，这成为了转折的关键点。最后威蒙特州和马里兰州都投了杰斐逊，而达拉华州和南卡就从支持伯尔变成投弃权票。这样，杰斐逊最终才以10：4的优势战胜伯尔，成为第一位民主共和党总统。

1800年的第四届总统选举在美国政治史上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扭转了联邦党人在12年中坐大的局面，从此杰斐逊的民主共和党占据了政坛的主流地位，而联邦党的势力就逐步消退，最后也没有翻过身来。这就是美国竞选史上第一次重组（realignment），政权从北方资本家的手中落入南方地主的手中，堪称翻天覆地。哈密尔顿客观上帮了民主共和党一把，却把自己的党推入深渊。

1800年选举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让人们意识到：原先在和谐理念下的总统选举制度已经完全不能适应这个党争的年代。于是在1804年通过的宪法第12修正案中，就明确规定了投票选总统时必须注明选谁做总统，选谁做副总统，从而根本上杜绝了这种宪政危机再次发生的可能。

伯尔在竞选中的态度遭到民主共和党人的厌弃，虽然身居副总统之职，但却完全被架空。在四年后的选举中，杰斐逊也没有把他作为自己的搭档。而联邦党人也没有给他好脸色看，有的联邦党人就抱怨伯尔太懦弱无用了，没有配合他们的行动推倒杰斐逊。结果伯尔就变得两边不是人。伯尔和哈密尔顿的矛盾也因为这件事变得不可调和，最终在1804年的一次美国史上最有名的决斗中，伯尔打死了哈密尔顿。哈密尔顿死后，联邦党进一步走向衰落。

图：哈密尔顿和伯尔在1804年的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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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无党派的总统选举与美国政党的产生（第一二届，1789，1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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