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水利专制之源----《河渠书》的阴谋式解构 -- 普罗丁
家园 【整理】（三）河神之谜 怎么挖呢？挖个普通的渠，都不是几天的工夫，也不是三四个月的工夫，何况是像都江堰这样的大工程，不但要劳力，而且要技术。据百度资料显示，都江堰自完成以后，几乎每几年（甚至每年）都要派很多人去维护，维护什么呢？说白了，别人江水原来是往南流的，沿着山谷流的，你现在要在东边的高地上整出一条渠来，要让水很听话地往东流，先不说这魄力，绝对可与葛优的“凿穿喜马拉雅，给印度洋暖湿气流让路”相提并论，就从纯粹技术上说，就算你辛辛苦苦、劳民伤财地把渠道凿长了，凿深了，深到一些水都愿意改道的程度，但是水（尤其是缺乏植被的山上下来的洪水）里边是带着泥沙的啊，要不了一年，这泥沙就再次把渠变浅，于是乎，你又得去凿。
主席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你就斗去吧。
当年的李冰父子，无疑就是有这股子干劲的，他们继承了大禹同学（根据一种传说，大禹其实也是四川人）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做成这件大事。但是，让谁来做？无非两种人：
1. 农民
2. 军队
要让当地的农民中的壮劳力，心甘情愿地放下田地不种，放下妻儿不理，放下美丽的自然风景不享受，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在那个时候，东边的高地上（也就是渠道的方向）想必还是一片蛮荒的森林（参看《蜀道难》），要挖渠，先得砍树、消灭野兽，就这又得做很多说服教育威胁工作。钱也未必好使，因为世代务农的人民，拿着金银和“交子”（假设那时已有）有什么用处呢？又不能给媳妇换一套苏州的美丽织品，那么媳妇和丈母娘，也不会支持。
所以据我的猜测，当时李冰父子到刚刚“平定”的成都来，应该是带了一些军队的。而都江堰的工程，很可能是士兵和百姓都有参与。不过一说到这个问题，有见识的人们眼皮会跳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军民关系”从来是最大的事。虽然军队在闲来无事的时候，去挖一两条河渠，体现一下新任父母官的领导力和责任心，这不是不可能的事（虽然也不易长久），但是如果让军队去驱使百姓，强迫他们做这件事情，那么一来军队的性质就变了，二来百姓也不那么容易管理，他们未必会直接地跟全副武装、头脑简单的秦兵对抗，但是使些小动作，腐蚀一下军队干部，改变一下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类事情历来是四川人擅长的。
今天，我们从司马迁的《史记》以及后人的注解上发现，当时的李冰父子为了处理这个问题，动用了中国人民最古老、最深刻，也最见成效的招数。
《风俗通》云：秦昭王使李冰为蜀守，开成都县两江，溉田万顷。神须取女二人以为妇，冰自以女与神为婚，径至祠劝神酒，酒杯澹澹，因厉声责之，因忽不见。良久，有两苍牛斗於江岸，有间，辄还，流汗谓官属曰：“吾斗疲极，不当相助耶？南向腰中正白者，我绶也。”主簿刺杀北面者，江神遂死。《华阳国志》云：蜀时濯锦流江中，则鲜明也。
这段话说明什么呢？它首先说明了，当时当地的人们，历史来如何认识洪水的。在当地有知识的人看来，洪水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它的出现，是有原因、有规律的。什么规律呢？每次河神发现自己的家庭关系不好处理，需要再讨两个媳妇，来跟自己的妻妾和老妈抗衡的时候，他就会用迅速涨水的方式，引起百姓的注意。这样人们就会明白，需要安抚一下河神，协助维护河神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了，因为“小家”不稳，“大家”就会出事，这个道理，原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智慧和对世界文明的最大贡献。
所以送给河神的这两个媳妇，还不能是一般的家庭出身，还必须得有悠久的、一流的家教传承，这样她们嫁进神仙宫殿之后，才有可能以德服人，建立起自己的人格优势，像织个毛衣、背两段《诗经》这种能力，那是必须有的（那时还没有《毛诗》，不过毛诗的精神，应该早有人领悟了）。那么，具有这种素质的女性，显然只能来自当地最有声望的家族。问题是，豪门家向来最疼女儿，要把自己的女儿扔进河里，财主太太第一个反对，财主本人也不太可能赞成。但是，如果不听“先生之言”，激起了民怨，后果也是相当的严重，而且有违己家和谐生财的传世宗旨。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李冰父子出场了。李冰父子以一种饱含着轻蔑与愤怒的语气对财主夫妇说：“先生”都是胡扯，根本没有什么河神续弦的破事。
财主夫人惊骇地说：何出此言！你快出去吧，千万不能得罪了河神。
李冰说：既然你们这么害怕河神，那么好吧，我把自己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他。我的家族地位，不比你们低吧。
财主太太疑惑地看了李冰一眼，虽然总觉得这个新任蜀守身上有那么一股泥腿子军官的土气，不过别人好歹是个省长一级的官员，他的女儿嫁给河神，对方（尤其是河神他妈）应该说不出什么。于是，财主及其夫人点头认可，并慷慨表示，为了支持秦国国君在陆地上的伟大事业，他们愿意出钱出力，云云。
家园 【整理】（四）姐弟情深 李冰父子回到官坻（或营寨）之后反思，越来越觉得自己上了财主一家的当，被对方利用了自己骨子里的自卑。但是，话已出口，而且财主的支持，对于成都的“长治久安”意义重大。该怎么办呢？难道真的把两个女儿从咸阳运过来，扔进河里？
财主那边有“先生”，李冰手下当然也有。这位深谙本地风土民情的四川先生，给李冰出了两个主意，二选一：
1. 找两个别家的女儿冒充
2. 演一场“斗河神”的大戏
李冰觉得第一个主意不好，因为虽说自己不太相信河神娶妻这码事，但蜀地历来是个神神叨叨的地方，你保不齐这里真有什么厉害的存在。如果你打破传统，欺骗当地人信奉的神灵，自己家遭灾事小，影响了秦国的千秋大业，问题可就严重了。对于一切冀图中原、放眼全国的战略方针来说，成都平原的特殊地位，已经被后来的若干次统一战争所证明。
对于神灵，不能骗，斗又如何呢？如果我用“事实”证明，自己是比河神更强大的存在，那么不但立刻在当地人心中，建立起巨大的威信，而且以后要做什么事，比如挖河渠，也是大大的方便了。什么？你不肯来，闹肚子了？那你就别来了。用不了两天，你自己会乖乖地回到挖渠大军中来。为什么？你是愿意被媳妇和你妈吵死，还是愿意做点对自己的将来有益的事呢？哈哈。至少都江堰建成之后，你可以在东边的广阔高地上，拥有自己的土地和良田，盖起自己的房舍，那时候，女人还不是随你挑？看还有人敢瞧不起你不。
但是，要公然演一场斗河神的戏，李冰还是觉得不太靠谱，因为那同样具有欺骗性质，一旦被拆穿，藐视神灵的罪过，只会更大。所以，李冰迟迟下不了决心，但是雨季就要来临了，如果李冰还不赶紧把女儿献出去，出了大水，李家军说不定会被愤怒的群众（在别有用心的某些“先生”的引导下）赶出成都。而且，李冰嫁女的事情已经传到了咸阳，有消息说，秦君为了政治大局，已经准备把李冰的女儿送过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李冰的儿子站了出来。
李冰的儿子和李冰不同。李冰打仗多年，回家的时候少，跟女儿之间没有很深的感情，所以才能冲口而出，要用自己的女儿替换财主的女儿。但是他的儿子不同，因为这两个女儿，一个是他的姐姐，一个是他的妹妹，姐姐是那个从小照顾他的人，妹妹是那个他从小照顾的人，相互的精神沟通太多太多。而他和其他人，无论是爹妈还是家里的亲戚和下人，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沟通。所以，一旦想到她们将永远再不能和自己说话，他就感到无法忍受，感到自己像一个孤儿一样，被抛弃在这个世界上。被父母亲批评了很多次的“不争气之眼泪”，也就瞬间流了下来，一流就止不住。
所以，随着雨季的临近，随着谣言的四起，李冰的儿子无法再等待，他去找那个出主意的“先生”，找到之后，他立刻发现，先生也在找他。
总之，在二人和更多人的合谋下，上边的那场好戏上演了。基本过程是这样的：某一天，天降小雨，一个无论从外貌、身材、穿着还是举目上看，都跟李冰非常相似的人，从李府（或军营）出发，来到了成都西边的神祠。祠不大，但是这个“李冰”进去之后，半天没有动静，有好事者上前打听，原来是李冰在向江神敬酒。
过了一会，忽然听见里边有壮年男子的声音，听上去竟然是在批评江神，说他不顾百姓死活，只图自己娶妻享乐。再过一会，又没有动静了，然后里边慌慌忙忙跑出来一个人，大叫：
“不好了，李大人不见了！”
叫声很大，传得很远，于是整个成都地界，包括军营，都处于某种骚动状态。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忽然有人说，江边有个先生，说他杀死了江神。人们一听，感觉颇为震惊，又不太相信，于是都跟着那个人，跑到江边去看。只见李冰府中的主薄先生，手持一把血淋淋的尖刀，坐在地上喃喃自语，旁边则躺着一头黑色的水牛，浑身鲜血，已经断气。众人上前询问，只见主薄大人抬起迷茫的双眼，说出一段故事（此处略去2000字）。此时又有人跑来，说看见李冰大人从神祠出来了，样子很疲惫，一言不发，走回府坻，他的身上挂着一根白色的绶带！
此后连续许多天，坊间对此事议论纷纷，有人说李冰自从杀了江神，变得沉默少语，好像生病了一般。又有人说，自从江神死后，江水变得清澈了很多，拿一块布去水中漂洗，再拿起来都变得色彩夺目，仿佛涂上了一层金光。还有人说，江神一死，好像雨水也停了，好像有默契的样子。
最重要的是，那一年秋天，成都周边仍然发了几场洪水，但是水势并不显得像以前那样凶猛了，虽然有些地方冲进了田地，但是损失并不大。河水里边的动物尸体，也不像以前那样恐怖了。当被问及井水能否饮用时，成都的先生们普遍表示：没有问题，江神已死，江神他妈的法力，毕竟有限。放心喝吧。
就在其中一次洪水来临的时候，李冰父子聚集了一群百姓，来到江边，百姓中间隐约可见当地的几个财主及其家人。李冰指着湍急的水势，对众人说道：“江神虽然死了，但是他的媳妇，他的老妈还没完没了，想继续祸害我们。为了彻底地打压他们的气焰，我本官决定，要修两条渠，一条缓解水势，另一条直通东边高地。今年一入冬，我们就动手！我们誓与这帮娘门，战斗到底！”
（注意：整个事件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环节，就是江神的名字。在《风俗通》的记载中，一开始称之为“神”，而没有江字，后来斗神大戏演完，则赫然出现了“江神遂死”四个字。这里边有什么讲究呢？我的看法是，最初百姓心目中的雨水江河之神，的确是没有一个复杂的名字。当大家发现水势莫名地上涨，发现恐怖的尸体到处漂移的时候，他们只是体会到一种无形的强大存在，于是名之为“神”。但是这个世界上，神奇而恐怖的、不可解的东西太多，于是人们往往去问先生，究竟这个神，管些什么，哪些他不管。
所谓“先生”，其实是这样一种人，他们具有博大的胸怀，可以忍受很多常人不能忍受的事，比如被人批评为“懦弱”、“怕媳妇”、“不是男人”，这些都关系不大。但是假如有人说他们“没知识”、“不懂”，他们必将勃然大怒。所以，“先生”是没有可能“不懂”的，他们一定会清楚地跟你解释，究竟有多少神，他们具体管什么。比如这条大江，莫名地上涨，那么就有一个江神，而秋季的雨水，来临的时间飘忽不定，则由雨神具体负责。以笔者的经历判断，在成都附近，江神和雨神，应该是分开的，因为四川每次涨水，和雨季开始的时间并不一致。在我小时候看来，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但是如果你给每一个神都建一个祠，那么又过于破费。所以“李冰”进入的那个祠，被概称为“神祠”或“水神祠”。但是主薄先生是不是把“神”或“水神”杀死了呢？他当然不能这样说，因为雨还在下，水还在涨，所以他解释说，自己杀的这个只是“一个”“江神”。）
家园 【整理】（五）郑国渠 上边讨论“都江堰”的同时，主要涉及了秦国和四川（蜀）之间的关系，接下来分析郑国渠，则要涉及到秦国内部，以及秦国和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此，应网友的提醒，有必要作一个小结。
本篇文章的主题，是探讨中国关于“水患”的政治合法性建立的过程。从以上两个例子可以看出，在禹所进行的“水利”工程中，并没有提到明确的“河水恐惧”，而至多是“河水忧虑”。忧虑河水的人，与其说是百姓，不如说是大禹自己。而在战国后期的成都，“河水恐惧”第一次被司马迁记载下来。但是从笔者的分析不难看出，从对夏秋季洪水的“患”，到都江堰相关工程的正式上马，这中间还有许许多多的环节。那时的人们，当对水感到“患”的时候，似乎完全没有想到用人工的方法，挖渠以减少水量。他们的做法，正如在我们熟知的西门豹事件中一样，是在当地知识分子的指导下，将优秀的女子投入水中，嫁给“江神”，以获得内心深处的平静，减少对洪水以及洪水表面漂浮物的恐惧。
但是，当李冰父子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既有“国家”层面的原因，也有个人层面的原因，也有家庭层面的原因，还有一些巧合或“天意”），最终动员军队和当地人开挖河渠的时候，当都江堰工程一方面为确立秦国（尤其是李氏家族）统治的合法性发挥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为部分当地群众带来实际利益的时候，这种从“患水”到“治水”，从“水患”到“水利”的连带关系、因果关系，就开始形成了。我们知道，任何事情和物体，一旦在历史中形成，并被传承后世，它就具有了一种天然的合法性。对于悠久的中国历史而言是如此，对于当时的秦国而言，同样是如此。当李冰父子的业绩成为一种标杆，一种“样板”，那么在其他类似的情形下，一种相似的思维方式就会出现，相信“先生”，杀害少女的做法就会减少，相信军队和官员，兴修“水利”的做法就会增多。主张“听天由命”、“静观其变”的“先生”就会减少，主张“响应政府”的先生就会增多。
笔者接下去要分析的郑国渠项目，当然也是在类似的“舆论背景”下面产生的。
* * *
关于郑国渠的始末，司马迁是这样写的：
而韩闻秦之好兴事，欲罢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馀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
这段话，我们可以倒过来看，先看最后一句：“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这句话厉害！敢情在司马迁看来，秦国之所以能够战胜东方诸强，统一中国的重大原因（就算不是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们修了一条渠！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一句句地来解读。
“韩闻秦之好兴事”
马克思教导我们说，人世间纷繁万相，最重要的是“关系”二字。那么，这个“韩”跟“秦”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秦国的祖先，据说只是周天子手下的一个小角色，不管具体是什么，反正不是至亲，能沾着点黄帝老神仙的边缘血脉就不错了，否则也不至于给他一块那么偏远、贫瘠的土地。既偏远，又危险，周围到处都是马贼，觉都睡不好。
人这个东西，就是这么怪，你越是否认他的地位，他的价值，他就越是要拼着老命地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要证明自己的价值，也就是在否定原有的地位崇高者的价值。所以在崇高者看来，这便是“兴事”。
秦国人有多么善于“兴事”，我们在上一个事件中已经见识了，那个李冰父子的本事，可不是吹出来的，这号人物放到今天任何地方，用好了都能做一番大事业，如果用得不好 …………… 他往往也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李冰的家族传承，和他们的国君一样，都不甚高明，连四川那边的土财主及其夫人，都不太看得上。但是，他们却在长年的拼搏与战火生涯中，锻炼出了三种令人胆寒的本事：
1. 不怕神
2. 不怕鬼
3. 不怕人
有人说了，这算什么本事呢？李冰父子是职业军人，天天杀人，当然就不会怕人，看着人活蹦乱跳的心脏，估计反而会觉得兴奋。这也罢了，不怕神和鬼，这算什么本事？我也不怕。
问题是：你真的不怕吗？
电影《唐山大地震》中有个场景，徐帆在眼看自己的丈夫失去了最后一线生机的时候，对天怒骂：“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那些声称自己不怕神鬼的人，不妨反思一下，这个女人敢做的事情，自己敢做不敢做。
事实的真相是，凡是声称自己是“无神论者”的人，恰恰是最怕神的。因为他们对于“神”和“鬼”，连提及的勇气都没有。
（由此可推论出，今日的中国，其实是古往今来最为迷信的一块土地。扯远了，打住。）
相比之下，李冰父子面对神鬼问题，胆子就要大得多。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相信神鬼的存在。对于李冰来说，猛涨的洪水背后，或许有种不可知的力量，但那绝不会是先生们所胡扯、妇人们所相信的江神之性冲动使然。而李冰的儿子，或许表面上看来比他的父亲要弱小一些，还常常流泪，但他做起事情来，却意外地有担当，有魄力。他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进神殿训斥神灵，既不怕百姓的暴怒，也不怕父亲的翻脸。甚至那个主薄先生，斗神大戏的头号男主角，也是异常的有勇有谋，全不是外表所见的那副柔弱模样。
总之，秦国人的“无畏”，是有传承，有辐射力的。那么，“韩”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家园 【整理】（六）韩国风流 据司马迁记载，韩国统治者的先祖，跟周文王一样姓“姬”，这就可能要比秦人地位高一些了。但是，这一系曾经也比较没落，没有得到像样的封地，只能去给“晋”当手下。好在，在晋国做事，并不丢人，为什么呢？因为晋的先祖，可就不是一般人了，那是周武王的亲儿子。而比这层血亲关系可能还要重要的是，晋的先祖，一个叫虞的人，可能是上帝直接派到人间的。
这怎么讲？我们知道黄帝是所有这些人的祖先，黄帝很可能是神，但是黄帝在天上诸神中的地位，则并不明确。有可能很高，也有可能就是个一般神仙，但是也有可能是上帝本人，即天地人三界的最高统治者。无论如何，这件事是很难说清的。但是当这个晋的先祖降生的时候，他的手上就画了一个很像“虞”的字。这么复杂的一个字，怎么可能刻在婴儿的手上呢？擦都擦不掉，显然是有人（神）在传递某种信息，就好像前几年中亚的一个乡村，有新生婴儿的腿上竟然刻有古兰经经文（网上能看到图片），引起世界哗然一样。于是就有人问周武王：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武王姬发努力地回忆，想起了一件事，说道：当年我跟孩子他妈在床上的时候，曾经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一个神秘的声音从天上传来，说‘余命女生子名虞余与之唐’。我记得这个声音中有连续三个yu的音，当时还觉得有些糊涂，现在看来，原来第一个yu是他的名字啊！
既然晋的先祖“虞”可能是上帝直接派来帮助或管理人类的，而他又正好如“神秘之音”所说，被分封在了“唐”这个地方，那么从这里发展出来的晋国，当然就是一个神圣之国度，其神圣性，较之周天子恐怕都不遑多让。所以韩厥这个人，在给晋国做大臣的时候，还是挺有成就感的。那种与“神”有关的成就感和尊严感，在他后来暗中帮助赵氏孤儿的时候，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但是，请注意“暗中”这个词。据司马迁记载，韩厥是那个得到了赵朔本人托孤的人，赵朔对他说，如果你能保全我赵家的后代（为什么一定要保全？难道又是一个“神的儿子”？），我“死不恨矣”。但是，当那个著名的故事发生的时候，韩厥做了什么呢？司马迁对他的描述是四个字：“不出”“知之”。就是说，从外部来看，韩厥的全部努力只是装病和默许。又过了好多年，韩厥带兵出征，立下了战功，成为晋国的“六卿”之一！
很明显，韩厥自知，他在晋国只是个帮忙的，作为一个周天子同姓的后代，他的地位并不牢靠，现在甚至连“姬”姓都不让用了，只能用封地的“韩”字作为自己的姓，世态炎凉啊。现在既然靠上了晋国这棵神树，那就要靠稳一些才好，平时小心做人，朋友之间能帮多少，就帮多少，无愧于心即可。而一旦有了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以成就我韩家（应该是姬家）的千秋美名。当然，顺便也帮助晋国做大做强。
由此可见，秦家和韩家，如果说有什么根本性的区别，其实就在于：韩家靠上了一棵神树，成为神圣的枝条，而秦家连这个机会都没有。难道秦国不想也给自己找一些神圣家族、神圣地域的依据吗？想，做梦都想。但是这种事，操作起来有很大的难度，因为它是一个关于“互动”的问题。你自己说自己是神的后人，或相信自己是神的后人，都不太难，难在你得让百姓都相信，这可就要求太高的技术性了。何况别人晋国先祖有手上的刻字，那是言之凿凿，有凭有据，造假也很有难度的事。更重要的是，这件事过去那么多年了，你就是今天想推翻，却上哪里推去？而秦国自己呢，据说当年也有类似的故事，秦穆公曾经在梦中去上苍走过一遭，再早些还有秦文公梦见“黄蛇从天而降”，但是这些故事呢，明显过于简单粗糙，尤其是缺乏旁证，根本无法与晋国的故事相提并论。
不过，秦国人并不死心，他们聪明地意识到，百姓的眼睛和耳朵，才是此类事件的关键。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们终于发现了一种“客观可见”的神迹。不过，与他们所期待的“神鸟”不同，这回出现的，只是一只鸡，被当地的先生（又是先生）研究之后，称为“陈宝”。（当然，这就是今天宝鸡的由来了）有神鸡在秦君生活的地方附近夜放光芒，至少说明，这个秦君还是沾了些仙气，受到上苍一定程度的护佑的。
当然，这还不够，远远不够，因为百姓（尤其是百姓中的女性）对神的要求很高，而且会有不断变化的新要求，你必须满足。如果满足不了，女人不相信你是神了，她们就要独立了、女权了、性自由了，很可怕。所以秦国人，尤其是秦国的男人，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李冰父子在成都，灭了地方豪强的威风，挽救了无辜的少女，赢得了无数土著美女的芳心。但这对秦君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现在是李家成了神族，关他秦家什么事呢？
总之，秦国仍然需要一刻不停的“找证据”，这个找证据的过程，在东边的邻国韩国眼中，就是“兴事”，正如韩厥帮助壮大晋国，在周天子眼中同样是“兴事”一样。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秦国的兴事，周天子不去关心，要你韩国去关心呢？就像如今的企业或其他各种单位，如果一个员工惹事，你会发现，始终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呢？
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好理解，第二个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第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互挨着，信息畅通，整天琢磨。秦国一“有事”，韩国就会琢磨。员工一有事，他（她）的顶头上司就会琢磨。
另一个，可能更为关键的原因是，韩国也需要“兴事”。
上边说过，韩国的先祖之一韩厥，是通过帮忙神圣的“晋”，而获得权力和地位的。换言之，韩国其实本身不成其为一个国，她和晋国的其他土地一样，不过是晋国先祖周武王、神子虞的后人及领土的“自然辐射带”。但是，如今韩国的后人，不甘心只是一个辐射带，而希望自成中心，那么她所面临的第一个巨大问题，就是存在的合法性问题。
韩国有资格自成中心吗？我们来看一看。在司马迁的记载中，韩厥是一个做事很低调的人，他的主要功绩，除了打了一次胜仗以外，就是暗中支持“赵氏”。当然，后来则变成了公开支持，游说晋国的国君，同意恢复赵家的田产和宗庙。这一恢复不打紧，三家分晋的局面，就此已经注定了。若干年后，韩、赵、魏都被周天子承认为“诸侯”。
这个过程说明什么？它清清楚楚地说明，原来韩家能够倚仗的唯一合法性，就是他们姓“姬”这一点。他们姓姬，可是晋国统治者也姓姬，你凭什么把自己亲戚的地盘，私下瓜分了呢？不凭别的，就凭你晋家居然敢托名神子，自立山头，这完全是在否定周天子的神圣地位啊。那么，我们这些姬家人，虽然离天子较远，位卑不敢忘忧国，一定要全力施为，不择手段，以为真正的“上帝之后”尽忠。
可见，韩家的特征，就是一个“忠”字。韩厥及其后人，是真心效忠，还是虚情假意，抑或兼而有之，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这个忠字招牌，一旦被树立，就成为韩家世代的合法性的根本（忽然想到一个说岳名人）。继而，任何人若有不忠之名，兴事之举，那么我们韩家，就不但要管，而且要管到底。
家园 【整理】（七）惊天阴谋 如今，秦国要惹事，韩国要尽忠，事关各自根本，似乎是无法调和了。秦韩两国的战事，司马迁简略记下了几次，几乎每次都是秦“入侵”韩，不知这里边，有没有太史公的意识形态偏好。但是，别忘了，我们研究的这句话是“韩闻秦之好事，欲罢之，勿令东伐”，也就是说，在郑国渠项目即将启动的时候，双方还没有真正打起来，还处于斗心眼、斗内力的阶段，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处于相互合作，共建东周和谐社会的阶段。这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词，叫做“伐”，也就是说，居然在一般人看来，如果秦国去打忠心耿耿的韩国，也可以用上正义的“伐”的名义。有什么名义可以用呢？我们只要回忆一下韩家是怎么搞垮晋家（系）的，也就不难猜到几种了。
这个时候，心里有点发虚的韩国人，派出了一个号称“懂水”的人，叫郑国。姓郑，那么一望而知是郑国人。郑国正好在黄河下游，即今天的郑州一带，恰好是黄河流出高原，一马平川的位置上。按说这一带，想必水患会是相当严重了吧，怎么那个时代的人，会傻到在这里定居甚至建国呢？颇不可解。另外，我们知道春秋第一霸就是郑庄公，他和弟弟共叔段、母亲姜氏演出了一场血与爱交织的大戏，令人难以忘怀。只是郑伯的称霸，难道也和“水患”、“水利”之间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难道历史上的所有“霸权”，都和“水利”有关？这个问题，不是笔者能够回答的。无论如何，来自黄河下游的这位叫做郑国的人，说自己了解水文，应该不是随便说说的，他至少会有一份从事水利工程的工作简历、人事推荐和实物凭证，以使韩国人相信自己。韩国人相信了，然后顺水推舟，让郑国去找秦国的国君。
看起来，“懂水”的技术人员，与有野心的政治家，是一对天然的组合。据说郑国同学来到咸阳的时候，正值赢政继位，“百废待兴”。郑国没花多少工夫，就说服这位未来的中国皇帝，去做一件超越李氏家族的大功业----挖渠。
挖渠的关键，一是为什么挖，二是从哪里挖到哪里。关于第二点，历史上说法过多，笔者的态度是四个字：死守原典。司马迁是第一个记载此事的人，那么他说什么，我就信什么。其他的说法，仅供参考，或者干脆不参考。
司马迁说：“令凿泾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馀里，欲以溉田。”
好了，两个关键问题，太史公都有回答。为什么挖？“溉田”。从哪里到哪里？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中山西到瓠口。第二阶段，是接着继续挖到洛水。
可见，当年郑国同学向赢政同学展示的，大概就是这么一张草图，上边画着几条弯弯曲曲的河流。赢政有点晕，说：这是哪里？郑国说：这就是泾渭分明的那个泾水啊，甚至能看到两条江水的交界线。我就在这个泾水的上游，整出一条渠来，将使关中贫瘠之地，一变而为沃野。
现在我们打开陕西地图（一定要是“地形图”），看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发现，原来这个黄河上游的泾水和渭水，是不太一样的。渭水从西边流过来，一路的地势变化，比较平坦，而泾水从西北边的高地流出来，郑国同学打算开始挖渠的位置，正好是从高原转入平原的交界点。
又是交界点！郑国这个诸侯国，就处在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交界点，而都江堰，则正好位于青藏高原与成都平原的交界点！
这说明什么？笔者认为，这说明，郑国渠根本就是一个惊天大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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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个理由：
1.郑国渠的灌溉价值，趋近于零。
2.郑国渠的军事价值巨大。
3.郑国渠的政治价值无限大。
先说灌溉。司马迁的记载中，没提到“水患”的问题，说明泾河跟成都的泯江不同，不会动不动冲上岸去，吓唬老幼病残。但是在郑国同学看来，没有“水患”，我也能搞“水利”，清清的河水这么白白流走，不用来浇灌我大秦的土地，就是不对的。
这一理论，有什么依据吗？
毫无依据。
我们知道，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文明的发源地，都是大河。换言之，光有“河”是不行的，还必须“大”。
为什么呢？因为只有在大河的泥沙冲积而成的平原上，最原始的农业才能发展起来。因为从高山上冲刷下来的泥沙，其养分是如此之丰富，你把一片树叶插上去，都能长出一棵大树来（稍嫌夸张）。那么为什么山上的养分如此丰富呢？那是因为，山上的土壤，原本就与各种动植物之间，进行了无数次的物理、生物、化学作用。
山大、河大、养分多，就能轻松地供养很多的人。一个“人类社会”，而不是“野人村”，才能形成。
好了，现在郑国同学指出，我要把河水控制一下，浇灌更多的土地。这是可能的吗？根本不可能。因为谁都可以看出，河水、泥沙和养分的总量是一个基本恒定的值，你把水往西边引了，那么东边和南边的水量，就会减少。不光黄河下游的其他地方、其他国家会减少，就是你秦国本土，也会减少！水和泥沙少了，那么下游的土地面积和养分，也会减少。
这和挖东墙补西墙，有什么区别呢？唯一的区别是，前者是少数人挖，是“游戏”，后者是大规模的挖，是“政治”。
而郑国要的，赢政要的，以及李冰要的，就是这个“政治”。而且，李冰的名声在前，那么在后的郑国，当然要有更为壮阔的蓝图，于是一个打通泾河与洛河的宏伟计划，也就诞生了。这个所谓计划，我们只要在地图上瞄一眼，就能隐隐约约地联想到后来的两个更加伟大的计划，一个与隋炀帝有关，一个与XXX有关。
因此，郑国的设想，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一个错误的理论，为什么能够得到执行？
因为它在实践上，却可能是正确的。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受益人。也就是如今常说的“利益相关方”。
如果从全中国，甚至全地球着眼，那么无论你挖出多少水渠，农业总产量不会有什么变化。
但是如果仅从秦国，尤其是泾河两岸农业发展的情况看，则就完全不同了。
我们知道，秦国的国都咸阳，是在渭河上的，而前边提到的宝鸡，也是在渭河的上游。相比之下，泾河的开发，就要晚得多。很有可能，和我们前边提到的成都东边的高地一样，那时仍处于森林密布的“蛮荒”状态。否则郑国渠的建设，就毫无意义了。
如果郑国也效仿李冰的成功经验，动员起秦国的农民或当地的“蛮族”，许诺他们新开发的土地，那么这件工程，当然就有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这些农民和蛮族，在郑国的领导下建立起新的家园，那么郑国或赢政，当然就成为他们心目当中的“救世主”。
这件事，郑国在自己的文明程度较高的祖国很难完成，他远途上溯到秦国，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郑国还是高估了自己的经验，低估了事情的难度。道理还是那么简单：你在高地上挖渠，想让低处的水往里流，一来工作量极大，二来，只有涨水的季节才有可能。但是洪水却永远是伴随着泥沙而来，那么你辛辛苦苦挖出的一点沟渠，造成的一点落差，在面对自然之水的巨大力量时，转瞬间就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况，郑国还不具有李冰父子那样的领导力、意志力和好运。相比已经成为一大诸侯国的秦，四川的居民和财主，还是要好忽悠一些的。
所以，没过多久，赢政发现自己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伟大的渠道工程，实际上刚一开始就举步维艰。今天有学者进行实地考察，据说发现了一处大坝的遗迹，只剩下两端，中间没有。学者论证说：中段必已被大水侵蚀，无影无踪。就算真是这样，郑国的实际成果，与他的计划相比较，也是相当的有限。而且大坝这个东西，可不是开玩笑的。上文已经讨论过，平时显得无比温顺的水流，一遇拦河之虎（无论是人工坝还是天然坝----堰塞湖），就有可能变成一头怒狮。
赢政有没有亲眼见到这个大坝呢？无论答案肯定或否定，他的愤怒都是可以理解的。马上要被砍头的郑国，说出了一句沉淀已久的话：渠成亦秦之利也。
赢政何等人物，不用半个小时就完全理解了郑国的意思。这个时候，杀掉郑国有什么用？反不如大加颂扬，“变坏事为好事”，让郑国渠的美名，永远留在秦国的历史书和他本人的功劳薄上。反正那个时代，有几人能够亲历现场，看个究竟？就算看过，又有几人能够回国撰文，发表在《邯郸日报》或《北齐都市报》的头版报眼位置呢？就算这些条件都具备吧，那么这个知道真相的人，是愿意照实揭露他走马观花获得的一点“罪证”，还是愿意向秦君要个好价钱，抑或反其道行之，干脆传播一些“郑国渠即将峻工”“灌溉千里”“秦国治水能力强大”“下游水源岌岌可危”等多层面的、高点击率的信息呢？这些可能性，是我们熟悉传播规律的人们需要考虑的。
郑国渠究竟完成了多少，司马迁的“渠就”究竟是指一条小渠，还是一条又宽又深的大长渠，我们今天已经难以了解了。但没有改变的真相是，无论对于郑国还是赢政而言，郑国渠首先是一个政治阴谋。但同时，它又是一个天赐的机会（“缘分啊！”赢政看着一脸书生气的郑国，心想），使少主赢政不但得到了一直渴求的合法性，得到了震慑内部政敌和东方诸强（？）的某种软实力，而且还是一次排除异己，检验队伍忠诚度的良机。说郑国渠造就了强秦，导致了东方文明的覆灭，无疑有些夸张，但是李冰、江神、韩国、郑国、赢政、水患、水利这些原本毫不相干的东西和人物，的确是在这一离奇的项目中，汇合成了一股力量，最终铸就了秦国的强大和威慑力。在遥远的上游控制着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一个野蛮民族，一旦形成东方酸腐文人和妇儒的噩梦，也就离变成现实不远了。
家园 【整理】（八）漢武水患 继续读《河渠书》。
往下，我们发现，司马迁已经写到了汉文帝和汉武帝。从赢政继位（前247年）到汉文帝继位（前179年），有多长的时间？大约70年。在长长的70年间，中国竟没有发生一次值得司马迁同学记录的大洪水，这是令人惊异的。如果再考虑到，其实郑国渠本身也与水患没什么关系，那么洪水这种如今已成家常便饭，三天两头在CCTV出现的东西，怎么在2000年以前，居然是“百年难遇”的呢？古代人和现代人，究竟哪个聪明一些？究竟哪个“现代”一些？
不管怎么说，到了汉文帝的时候，总算出现了一次值得记载的大洪水：
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隄，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
很清楚：这一年，黄河水流到“酸枣”这个地方的时候，泛出了河堤，于是当地政府派了不少人去堵。堵上没有呢？看样子是基本堵上了，否则司马迁的记载，应该会更多一些。这个地方名叫酸枣，那么或许当年，已经是一个以果树种植闻名的地方，农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相对发达。所以如果大水弥漫，可能会有较大的经济损失产生，所以郡政府的官员着急，也是合乎常理的。注意这里的“郡”这个字。原本中国有百多个“县”，后来，大约是感觉到这么多县的管辖，比较困难，于是嬴政同学就设了几十个郡，去“监管”这百多个县。多了这么一个直接向皇帝负责的中间层，嬴政感觉到，似乎政令下达就顺畅了一些。
还有“金堤”这个词，从这个“金”字，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当地的官员和军方，为了防止河水的溢出，影响经济民生，是很在河堤方面下了些工夫的，要么就是投入了很多资金，要么就是在某些有助于审美的部位，涂上了一层金色，再或许是有过一个美丽动人的“金堤传说”。总之，要动员人们去修一条堤，还要修出来管用，也不是件简单的活。后人注解说：“金隄一名千里隄。”可见金堤工程之浩大。这么大的工程，做完以后，居然还是挡不住黄河之水，说起来也挺悲情的。
其後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
好了，这里就是我们下一个关键分析的起点。真不容易啊，整整过去了40多年，中国水利史上才有了点故事可说。
什么故事？请看下一句：
·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是时武安侯田蚡为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彊塞，塞之未必应天。”而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复塞也。
这里，出现了两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一个叫汲黯，一个叫田蚡。当然，他们的名气，与2000年后的一部由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主演，一个出色的女人导演的电视剧，有莫大的关系。汲黯的故事，笔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但是田蚡，我印象深刻。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剧中最大的一个大坏蛋。
不过有时候，坏人也未必做的每件事都是坏事，正如好人并非只做好事。所以，我们需要具体地考察，这里田蚡究竟做了什么事。
这一年，又发了大水，河水在“瓠子”这个地方决口，还一直往前奔跑，跑进了淮河和泗水。可见这回的水，的确是有些厉害的，也可见，瓠子和我们在前边见过的瓠口，恐怕没什么地理上的关系。由于某种我们不了解的原因，汉武帝很紧张，派重臣去找人“塞”，但是始终塞不住。这个时候，大坏蛋田蚡出场了。
我们知道，但凡分析一个人，最重要是观其行，其次是听其言，再其次是听旁人的介绍。所以这里，我们先看田蚡的直接引语：
“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
Oh my God！这话说得多好啊，既有水平，又合真道。怎么大坏蛋也能说出这种至理名言？
可是，有一个人不这么看，谁呢？司马迁同学。司马迁跟汉武帝、田蚡是同时代的人，相互应该都认识，所以他看田蚡，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肤浅了。他怎么看的呢？他经过调查，发现田蚡这小子之所以跟皇帝这么说，是有私心的，因为他的税收范围在北边，而河水在南边决口，正好合乎他的利益。
这里笔者有点走神，因为笔者发现了一个字----“菑”。这个字，在前边也出现过，就是在讲大禹的时候，司马迁说过一句“河菑衍溢，害中国也尤甚也”。究竟这个菑，是什么意思呢？
笔者开始查字典，这一查，查出了麻烦，因为“菑”字，竟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思：
1. 未开垦，或刚开垦的荒地
2. 灾害
照一般的想法，司马迁写的这两个“菑”字，当然都应该是灾害的意思，这才对得上。可是笔者有些不信邪。笔者在非常小人之心地考虑一个问题：太史公会不会搞错了呢？
也就是说，明明这个菑，最初就是刚刚开垦的荒地的意思，所以“水菑”或“河菑”，它原本的意思是河水帮忙把荒地给开垦了，然后人类不需要多少工夫，就能在这些地上收获植物。
这跟“灾害”、“水患”，何止天壤之别！完全是一个肯定，一个否定，倒过来了。
结合我们前边作过的分析，一个清晰的图像，已经出现在笔者的头脑中：很久很久以前，人类与河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谐的。人类不但不会担心河水为患，反而每到夏秋，都期待河水涨得多一点，高一点，远一点，这样，就会有很多的地上可以长出植物来，供人类和他们的子女食用。
而经过了大禹的时代、秦始皇的时代，这种观念已经成为遥远的回忆，被埋在每个人的思想深处，成为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而在表面上的“集体意识”中，原本是自然母亲之伟大恩赐的“菑”，居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恐惧和敌对情感的词汇。当我们的司马迁同学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反复地接受了这种情感的填塞，接受了种种关于“恐怖之水”的故事。所以，他每用一次“菑”，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的。
“恐怖之水”，这个问题我们后边再涉及，现在先停止走神，回到大坏蛋田蚡的高论上来。
家园 【整理】（九）官僚決策 我们首先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田蚡明明知道，他自己是洪水南溢的受益者，还敢进言主张“消极无为”呢？他不担心汉武帝刘彻怀疑他的小人之心吗？
我认为，有三种可能性：
1. 田蚡早就知道南岸堤防不稳，容易出事，所以索要的是北边的食邑
2. 北岸高，南岸低，所以南边一旦决堤，损失重大是必然的
3. 田蚡不但把北岸堤防做得不错，也曾经主张加固南岸堤防，但那不是他的势力范围，所以说了没用
必须指出，以上三点完全是笔者个人的猜测，没有史书和实地的证据（至少笔者没有发现相关证据）。但是，鉴于有疑点就要寻求解答的人类通则，笔者认为以上三点分析是有助于解释田蚡进言这件事的。它们可能一个为真，两个为假，也有可能全部都是真实的。
无论田蚡的话，究竟出于什么动机，但是我们意外的发现，他的观点是有很多支持者的。谁呢？“望气用数”者。
“气”，基本上等同于今天的“自然”。“数”，就是周易数术，当时的最高科学理论。又懂得观察“气”，又懂得用“数”的人，那么当然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了。任何时代，知识分子的人数都不是一两个，而是一大群，所以田蚡的支持者，看来真是不少。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迁同学，虽然他个人未必喜欢田蚡这个人，但是仍然秉笔直书，说有很多人支持田蚡“无为而治”，任水流淌的观点。
无为而治！这个词有点耳熟。我们记得在《汉武大帝》这部电视剧中，田蚡有个姐姐，好像是汉武帝的老妈，整天不干别的，只做一件事：织布。还有当时的一些有权势的女人，如窦太后，也喜欢治布。她们讲过，这样做表明了一种态度，就是大汉朝要以“无为”治天下。
但是，嘴上说“无为”，行动上真的无为吗？中央说无为，地方上就会无为吗？联想一下前边简单讨论过的千里“金堤”问题、酸枣产业问题（那还是在大唱无为高调的文帝时期），我们就能感觉到，事情恐怕远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别忘了，当时田蚡的身份，可是“丞相”。无论某些学者如何论证，说当时的丞相实权有限云云，但一个丞相和一群高级知识分子都赞同“让它流”，这仍然代表了当时的主流思想。何况，还有皇帝他妈呢。于是，汉武帝同意了“无为派”的主张，而且坚持了很长时间，没有再找人去堵水。
某一天，前边提过的一个人（郑当时！好名字。）冒了出来，说出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话：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某一天，前边提过的一个人（郑当时！好名字。）冒了出来，说出了一段改变中国历史的话：
“异时关东漕粟从渭中上，度六月而罢，而漕水道九百馀里，时有难处。引渭穿渠起长安，并南山下，至河三百馀里，径，易漕，度可令三月罢；而渠下民田万馀顷，又可得以溉田：此损漕省卒，而益肥关中之地，得穀。”
在分析具体内容之前，我们不妨先从“形式”上比较一下田蚡的话和郑当时的话。田蚡的话，总共三小句，但其实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河水的运动是“天”事，人不要去管太多。用句现代术语，可以说田蚡的说话方式是“同义反复”。再看郑当时的话，总共15小句，每句的意思都不相同，却能够一口气地说下来，意思相互连贯，可见他的思维能力的表达能力，那是相当之强悍的。此人实践的经验，应该也是相当之丰富的。果然，天子汉武帝听完这整整15句话，当即表示：OK，挖渠！
这里就有了一个问题：汉武帝刘彻这么痛快地就同意了郑当时的意见，究竟是被他的这种雄辩滔滔的能力给震住了呢，还是真的听懂了，也相信了他所表达的意思呢？
要想弄明白汉武帝听懂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懂。
要想弄明白汉武帝听懂没有，我唯一的办法，就是先看看自己能不能听懂。怎么做呢，就是把这段话，翻译成为我自己更容易理解的白话文：
“以前从涵谷关东边的地方往关西运米（粟），在渭水中部一个地方上岸，需要经过六个月，才能基本完成。”
好，到这里算译完一句了。煮酒古文高手众多，若有译得不对的地方，还请指出。这句话表达的意思，表面上似乎是清楚的，但是一细看，麻烦就来了。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想要说清楚运粮的方式、时间等等，绝不会像郑东时这样说。比如我会说：如果从大梁运米到咸阳，会经过哪些路线，最终多少时间。这样一来，时间地点路线都非常清楚，刘彻同学一听也就领会了，然后我再说下一句。
可是郑当时完全不是这么说的。首先，他的时间是没有的：“以前”，也就是从地球产生之时，到他说话的这一刻，都算以前。如果是个欧洲人，一听他这个开头，就知道必是扯蛋无疑（问题我们是伟大的中国人，中国人不能随便怀疑别人扯蛋）。然后，地点也没有，整个“关东”那么大面积，他指的究竟是从哪里开始运？按今天的地理，从洛阳运和从北京运，那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更要命的是，他居然连路线都不说，连水路旱路都不讲，你也不知道是用马车还是人力，用大船还是小船，然后，居然就能够得出一个结果：六个月！
如果我是刘彻，光听到这里，我的头已经晕了，何况郑当时说的还是文言文，所以我不仅晕了，而且有些愤怒了：你郑当时当了个“大农”，很了不起吗？是谁给你的胆子，如此忽悠天子？
可是很抱歉，当时的汉武帝连表达愤怒的机会都没有，因为郑大农已经十分流畅地说了下去：“漕”的长度，总共有九百多里，运起米来，有很多难处。哦，到了这里刘彻同学好像明白一点了，原来郑大农说的只是用“漕”，也就是水渠来运啊，那么我误会他了，他的的确确是说了路线的，只是我没听明白，没认真听，不好意思。问题是，这个什么“漕”，怎么有九百里那么长？究竟是从哪里算起的？所谓“难处”，又是指什么，郑同学为什么不肯明说呢，唉，他大概是觉得我年纪太轻，涉事太浅，好多事情理解不了吧。可是，他不告诉我具体的情况，我怎么可能理解呢？
正当刘彻胡思乱想的时候，郑当时的一席话，已经说完了，用一种恭敬而充满期待的眼神，仰视着大汉天子。刘彻本来有一肚子话要问，不料一张嘴说了一个“啊”，就说不下去了，不好意思，实在是有点混乱，要点太多，补习不够。面对满朝文武，他急中生智，把一个张大嘴的“啊”，变成了“哦”，于是“OK挖渠”几个字，就顺势地从嘴里跑了出来。
家园 lz你这个帖子真不适合在这个版面发 演艺戏说的成分太重了，这个版面好歹是拿来讨论古代史的罢？
你看看你的标题，司马迁什么时候写过李冰的儿子？写过什么李冰杀河神？
你这帖的私货太多，反智倾向太重，真要写还是到起点上发文吧，在那里只要你速度够快，内容扯淡点也总能找到信徒
家园 【讨论】《史记三家注》 我是以史记三家注为基础的，后人的解说，只要年代还算接近，也有值得采信之处。何况成都还有父子庙呢。
家园 尽管俺喜欢阴谋论，不过这个确实有点搞 说个真正的阴谋论吧。
就说李冰这个名字，其实是后来才有的。《史记》的《河渠书》只有“蜀守冰凿离堆”的记载，至于他最后姓了李，要到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后世又称〈风俗通〉）里才发生，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一部八卦文，其关于李冰的故事如下（该书原文已散失，不过后世<太平御览>中有转贴）：
秦昭王伐蜀，令李冰为守。江水有神，岁取童女二人为妇。主者白：出钱百万 以行聘。
冰曰：“不须，吾自有女。”到时装饰其女，当以沉江。冰径上神座， 举酒酹曰：“令得傅九族，江君大神，当见尊颜，相为敬酒。”
冰先投杯，但澹淡不耗。厉声曰：“江君相轻，当相伐耳！”拔剑，忽然不见。
良久，有两苍牛斗於岸。有顷，冰还谓官属，令相助，曰：“南向要中正白是我绶也。”
还复斗。主簿刺杀其北面者。江神死，後复无患。
很明显，这种八卦是不能做为历史依据的，但它确实是都江堰李冰神话的来源。
而对李冰修堰事迹记载比较详细的早期文献，要算东晋成书的《华阳国志》中的《蜀志》，原文是“秦孝文王以李冰为蜀守。冰乃壅江作棚，穿郫江、检江......”云云。
不过比较搞笑的是，如果参照《史记》等正史，就会发现一个真正的秘密：原来秦孝文王上台仅三天就死了，即公元前250年十月乙亥登基，辛丑即死！也就是说，仅仅三天时间，李冰开堰不可能发生在这个秦王时期。
因此后世的阴谋论者认为，《华阳国志》作者常琚在此用了春秋笔法，这厮故意留下明显的漏洞，让后人从中发现猫腻儿。他们认为，都江堰其实早在古蜀国时期就有了，至于“蜀守冰”的说法，一个可能是所谓“蜀守”并非秦国任命的蜀郡守，而是古蜀国时期的一个“守”，正是这厮主持修建了最早的都江堰工程；另一个可能是即使真有这个名叫“冰”的秦国郡守，他主持的“凿离堆”也只不过是都江堰的后期工程，是秦国对蜀国都江堰的扩建和维护。
至于常琚为什么玩猫腻儿，有人认为这是因为当时对李冰的造神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老常不方便公开反对但又心有不甘，于是就搞了这么一出阴着。
好像离题太多了，打住打住，平大师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