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OCR】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作者：黄仁宇 【连载】 -- foundera
家园 【OCR】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作者：黄仁宇 【连载】 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作者：黄仁宇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蒋日记之内容体裁及与中国近代史的关系
◎现有数据及其限制
◎读日记者应有之基本认识
◎蒋之家世、婚姻及早年行径
◎黄埔军校之创建
◎1924年之广州
◎教导团、「校军」、「党军」及东征
◎广州政变，中山舰事件，蒋取得领导人地位
◎以上诸事与蒋之心理状态
◎初期容共政策以及内中之矛盾
◎军校第三期同学录序
◎北伐，从武昌到南昌
◎统帅，「主军」，「他军」及收容军阀部队
◎现代军队与中世纪社会背景
◎蒋之人身统御及经理
◎陈独秀、鲍罗廷与邓演达
◎清党及其在大历史上的解释
第二篇：安内与攘外
◎下野，访日
◎中原大战
◎权谋与道德
◎内战之社会背景
◎津浦线、陇海线及平汉线
◎战后之财政及中央与地方之新平衡
◎胡汉民
◎江西剿共
◎围剿与反围剿
◎毛泽东与红军
◎九一八与忍辱负重
◎淞沪抗战
◎热河事件
◎长城战役及塘沽协议
◎「我屈则国伸」
◎何梅协定与秦土协定
◎忧患及修养
◎精神训练与国民道德
第三篇：不畏鲸吞，而怕蚕食
◎卢沟桥事变
◎蒋之「四点最低立场」
◎庐山谈话
◎淞沪战役
◎华东战场被突破
◎南京失陷
◎军令与动员
◎初期作战的牺牲及其意义
◎供应与后勤
◎和议与德使托德曼之调停
◎「战败者无礼之言辞」
◎武汉期间之整备
◎蒋之「三种赌博」
◎各种作战因素无法协议情形
◎台儿庄及徐州
◎指挥系统内实情
◎「中共问题」之初期露面
◎两种群众运动
◎黄河决堤及长沙大火
◎汪精卫之降日
◎军校校长、四川省政府主席及农民银行理事长
◎战局僵持与磁铁战术
◎「中世纪国家」之实情
◎「贪污无能」
◎吃缺与走私
◎人力资源之每况愈下
◎高层机构与基层组织
◎「敌必杀余而甘心乎？」
◎蒋人身上之弱点
◎「正义―权宜―正义」
◎酆悌、程泽润、廖龄奇、张德能
◎「若非中华民族其谁能之？」
◎新四军事件
◎刻板印象与机动外交
◎《走上珍珠港的道路》
◎「临时妥协办法」及「基本整体提议」
◎「物极必反，能不戒惧？」
第四篇：「四强之一」及其负担
◎中国之「大转机」
◎印度兰伽
◎中国驻印军之由来
◎史迪威：「约瑟天叔父」
◎「杠杆作用」
◎中国战区与远征军
◎「戈登心理状态」
◎第一次缅甸战役
◎「出乎意外之和善」
◎人本主义
◎器材或人事？
◎蒋之「三项要求」
◎居里
◎苏德战争、新疆与中共
◎衢州惨败，河南饥荒
◎《中国之命运》
◎「整风运动」
◎鄂西战役
◎三叉会议
◎「摩洛哥的苏丹」
◎索摩维尔
◎美和爱娜
◎宋子文
◎「宫闱政治」之由来
◎开罗会议
◎丘吉尔与罗斯福
◎十亿借款与成都机场
◎常德战役
◎余程万
◎迪克西代表团
◎东西两战场
◎一号作战
◎第二次缅甸战役
◎英发尔及密支那
◎Y部队在滇西
◎湘桂战役
◎「拒绝，接受与缓和」
◎衡阳及方先觉
◎不要「一死报国」
◎最后之摊牌
◎「斧头落下来了」
◎「不开明，冷心肠，独裁之政体」
◎魏德迈及「黑金钢钻」
◎「抗倭战事之理想恐成梦幻矣」
◎胜利广播
第五篇：卷尾琐语
◎《蒋介石初传》或《蒋介石粗传》
◎「上、下、中」的三段改革
◎隋唐与英法
◎知其不可而为之
◎20世纪之动员、明清的社会
◎土地改革为胜败之关键
◎认错与不服输
◎各阶段奋斗之成果
◎二十一字结论
每周两节
家园 这本书实在不怎么样。(转篇大拿的评论) 发信人: baojie (西瓜大丸子汤), 信区: History
标 题: 真的是大历史吗?
发信站: The unknown SPACE (Wed Aug 14 01:30:03 2002)
最近读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 感到有如下问题
1- 既然蒋介石日记原本并没有发表, 已经发表过的亦非第一手资料, 而是从别的几本书
, 如<蒋总统密录>,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辑出来
的, 如何能保证真实性呢? 黄仁宇自己也观察到有些日记条目是有出入的, 表明在发表时
作者或者编者为了某种目的, 篡改了当时的原文, 在这种基础上, 谈何编史呢?
2- 退一步说, 即使已发表的蒋介石日记是未经篡改的, 我们知道, 这种日记本身在产生
的时候就断非为自己而写, 而早就有了日后被后人查看与研究之戒心, 自有文过饰非的基
本目的. 而黄仁宇先生在几乎所有的段落都对蒋介石日记的话语与事实之出入不加怀疑,
往往不加以其他方面资料的引证, 不免有失黄氏一贯所秉承的对资料小心谨慎的原则(如
他对<明实录>统计数据之分析 - 见<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
3- 黄氏一贯坚持的"不以道德为原则做评价历史的基础", 在本书中, 俨然成了为蒋介石
一切行为辩护的托词. 如下面这一段:
"过去有不少的历史学家曾用道德之名义, 对此数事[1927年的清洗]提出指摘, 因为当事
人既是同类相残, 而且又惨酷少恩, 作史者不免在纸笔之间尽其诛伐之能事.只是这样的
处置历史, 纯以历史为人身经验内之产物. 而实际上此数事之发展, 多有非人身经验之因
素(impersonal factors)作主. 我们只要在蒋介石的日记里看到他在一九二五年下半年至
一九二六年上半年至徘徊挣扎, 便可以想见在此种因素支配之下,
他自身处境之艰难."(43页)
问题在于, 观察历史是只从蒋介石自己的角度, 利益去考虑, 去取舍, 还是从中国革命的
根本要求去考虑? 不考虑道德而转而考虑个人得失, 是"大历史"吗? 蒋介石本身之处境不
正是所谓的"人身经验"? 从北伐, 中国革命, 或者解决中国土地问题与主权问题的大纵深
来考察问题, 能说青帮上街抓住工人领袖就地砍头是历史的进步?
4- 黄氏反复强调中国传统和现实对蒋介石的历史行为所造成的影响, 如军阀化, 独裁,
制度性腐化, 与黑社会勾结, 不能控制农村等, 但他却忽视了同时期的其他政治人物和政
治力量, 在遇到类似问题时是否能以解决, 如中国共产党政权在1928-1949间的成绩, 阎
冯桂奉四派军阀的地方性统治成败. 不加以比较, 单独强调蒋介石面临的困难而有意识忽
视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成绩, 不能说是一种公允的治史态度.
黄氏亦强调蒋氏为中国建立了一个新的上层机构(新式的法制的国家), 故而共产党人才可
以放手进入农村而建立新的下层机构(也即土地改革). 这一点我以为在逻辑上很难说的通
. 土地改革与新的上层机构并无必然联系, 俄国与日本远在新的上层机构建立前既已土地
改革, 而且众所周知, 中共的革命并未依赖任何新的上层机构, 而是恰恰相反, "新的上
层机构"始终敌视和压迫着中共. 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国防问题, 无从谈起中共的土地改
革是利用着新的上层机构所给予的好处而发展起来的.
我对蒋介石本身并无好恶, 但从历史学的技术角度, 黄该书的写作是太仓促了. 黄的其他
书, 如<万历十五年>, 都是甚为新颖和有条理的, 但<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却相
当程度上预设了辩护方向然后加以剪裁, 史料拥有不完整, 感性大于理性, 实在有违先生
的一贯作风. 事实上, 在蒋介石日记原件发表前写作这样一本书, 本身就已经先天不足了
家园 每周两节需要四百多天哪，可否加大进度？ 家园 还有下文吗？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一节 蒋日记之内容体裁及与中国近代史 在刻下中国现代史看来不如人意的时候，将蒋介石的日记公布，可能有匡正的功效。
我所谓不能令人如意，大概由于叙述脱节，评论者没有看清自
己的立场。比如说有些人所作的蒋介石传记写来唯恭必敬，读来
有如新添了一部《二十七史》，内中又来了一篇《太祖本纪》。殊不
知他蒋介石还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还有些人恣意批评，不
顾及客观条件及各种背景上之层次。凡是“贪污无能”，“放弃群
众，不知改革”和“迷信军事力量”的各色罪名，说时也不费力，即可
信口盘出，随手抛来。好像中国人聚全国之精英，经营几十年，连
门前一团秽水尚没有看到。倒是外国的一个研究生，做了一篇博
士论文便将如此疏忽大意的地方指正过来。
世间无这样的“历史”。以上只代表各人以极窄狭的眼光，面
临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动态，所产生的一种局部反应。。
别的不说，这样写下的历史也就平淡无奇，读来索然寡味。中
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经历，既包含着极大规模的颠簸，也有无数的纵
横曲折。不仅人与人之关系间产生了各种惊险离奇的波澜，尚且
在各人心目中引起无限块垒之起伏。如果当中激昂忧怨的情节概
可以用“善恶”两字形容，也可见得作者并没有将笔下题材通盘掌
握。如果中国亘世纪的历史尚是如此的简陋单调，则我们如何可
以产生肠断魂回的文艺读物和看来胆战心惊的艺术杰作?
在实用的场合上讲，以上的情形也亟待纠正。如果我们想增
进台湾海峡两岸文化上的接触，则先必须对中国现代史之展开，有
最基本之共识。再以美国而论：白宫及行政部门与众院参院对中
国大陆方面之态度不同，相持业已多年。其间之差异源远流长，也
仍是由于对中国历史之看法立场上已有差异。
至此我们也可以问及：要是蒋介石与毛泽东及他们之接班人
所走路线全属错误，所做工作又彼此对销，则何以中国尚能生存至
今，而且从一九二O年间至一九九O年间尚有显著之差别，难道今
昔之不同全是负因素作祟?并且我们如果更正，则尚须将历史向
后推七十年，恢复到创立黄埔军校与北伐以前的阶段中去?
倘非如此，则可见得我们过去所写的历史并未将中国长期革
命的积极性格全盘托出。更没有将前述三段人物所领导的群众运
动之所产生的联贯关系研究得明白。他们在人身关系上或为对
头，可是在大范围内却又不经意的彼此支持。有如蒋介石曾在他
的日记里写出：
凡事有败必有成，亦有成必有败。今日认为恶因者，或适为他
日之善果。而今日所获恶果，在昔日反视为善因者。以此证之，无
事不在矛盾之中，并无绝对之善果也。(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一
日)
在这种因果循环的过程中，各种行动在历史上的长久意义，可
能与当事人眼中所看出的不同。我一向提倡的“大历史”，也无非
将他所说的因果关系，拉长放大，使之超过人身经验。
在这种要求之下将他自己所作日记公布，首先即会大规模的
充实了现有的原始资料。他开始作日记于一九一五年，以后即未
间断。据说只有最前三年的业已散失，那么自一九一八年至他去
世(一九七五)前五十多年的纪录都应当存在。无论他是否中国的
领导人，在政治舞台上曾否产生作用，仅以此资料之雄伟与完整，
已是世间难得，也必致使所有关心中国现代史的人物拭目以待。
可是目下我们尚面临着两重困难：第一，刻下我作此文时尚无
从确定此日记现藏何处。第二，他的日记不是我们一般人心目中
所想像的日记，只将所面临的人物与情事，并带着个人观感记录下
来。这样无主旨之客观不是他立身做事之方案。我可以断言：他
在写日记时即存心以笔下之文字作为修养和施政的工具。有时所
记不仅是直觉上的个人观感，而强迫的带上了一段“应当如此”的
想法。他在一九四四年和蒋经国交换批阅彼此之日记，即在当年
元月二日写出：“此最有益于伦理与修养也。”即此一点，对未曾受
过中国儒教和其实践主义的影响之读者讲，已是“不真”；有些人更
因为他引用传统文墨，可能斥之为保守与反动。
以上两种困难都有应付之办法。现在先说我们自己评阅蒋介
石言行之前应有的准备。
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
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
未有。而紧接着又是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之下的土地革命，其程度
与范围亦超过于隋唐之均田。兹后自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共三十
年仍未有定局。当中经过“三面红旗”和“文化大革命”之酝酿，最
后才有邓小平所主持的对外开放与经济改革。时至今日“资本主
义”已不复为一个坏名辞，已可以在北京的《人民日报》露面，甚至
作为标榜。
除非我们认为历史全无意义，以上的牵扯反覆全是愚人蛮汉
作坏事之纪录，则可以自此看清：以上各节综合起来，已经具备着
人类历史里最庞大的一次长期革命之轮廓。纵使当中有局部之重
叠反覆，大致却仍是呈直线式的展开。亦即次一段之工作，利用前
一段之成果。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治史者不能首先即利用分析法。迎在
目前的现象既是庞然大物，超过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其组织尚未具
定型，那我们如何分析?凡分析先必在此庞大的形象之中割裂一
部，和既有的经验对照。所以过去引用西方传统治学办法的，以费
正清教授为代表，所得纯系以欧美之寻常标准。衡量中国非常时
期之大规模动态。其以小权大不说，尚且忽视两者时间上之差异。
这一派人物之指责中国之不彻底改革，有时读来似乎躯壳未备之
前，先指责其不注重健康。
既称大历史，则在分析之前必有一段归纳，使治史者自己看清
当前问题之全貌。
中国的长期革命，旨在脱离旧式农业管制之方式，进而采取商
业原则作为组织结构之根本。传统农业社会各事一成不变，人与
人之关系为单元，有如中国传统所标榜之“尊卑、男女、长幼”的秩
序。商业着眼于广泛之分配，务必促成社会内各事物概能公平而
自由的交换，所以在“权利与义务”之大前提下，人与人之关系为多
元，自此也才谈得上自由平等。
可是要将前者蜕变而为后者，有等于脱胎换骨。首先即须创
造一个高层机构，次之又要翻转社会之低层机构，以便剔除内部阻
碍交换之成份，使各种因素统能接受权利与义务之摊派，然后才能
敷设上下之间法制性之联系，构成永久体制。因为牵涉广泛及于
全民。干预之程度又深，影响到各人思想、信仰、财产、职位，以及
衣食住行，所以每一国家必受有内外至大之压力，才如是豁然改
图。在过程中也难免流血暴动，并且旷日持久。举凡英国亘十七
世纪之动乱，经过内战弑君与复辟各阶段，最后由光荣革命完成。
法国亦经过大革命，又演变而为拿破仑战争，震荡中外数十年，同
出于这一畴范。美国将英国业已改造完成之系统加于一个空旷地
区之上，好像避免了这段煎逼。只是南部用奴工，违反了公平而自
由交换之原则，仍待数十年后因南北战争而改正。
从上述程序看来，蒋介石和国民党因借着北伐与抗战替新中
国创造了一个高层机构，使中国能独立自主。毛泽东与中共则利
用土地革命剔除了乡绅地主保甲在农村里的垄断，使社会上下层
因素同有平均发轫之机会(台湾由“耕者有其田”法案及其他政策
替代)。今日海峡两岸一体重商，亦即希望在商业条例中觅得上下
之联系，使整个组织能依数目字管理。即是香港的基本法，也仍着
重的提出既有的普通法(原有农业社会里的习惯法)和衡平法(适
应商业社会中之需要)除经立法程序修订者外，仍在一九九七年后
有效，也仍是继续着英国自光荣革命以来所获成果。
蒋先生与毛先生行动于历史之前端，他们不可能和我们一样
站在历史后端综览全部经过。所以他们纵各对中国有空前的贡
献，治史者不能将他们或二者之一的言论与见解全部视作玉音纶
典，圣旨成宪。至于以一个经营业已几百年之标准去衡量大规模
动荡和改造过程中之事物，只有做得文不对题，前已言之。
我们今日检讨蒋介石日记，也必须具有这样的信念。如是，我
岂不是先造成结论，再在原始资料中寻觅支持我见解之证据?这
说来也是。本来历史之主要用途，即是阐明已经发生的事情及其
原因：并非由作史者凭空制造应当如是之目标(有如大小事项立即
符合西方标准)，又预作进度表，再抱怨当事人不肖，没有贯彻我之
理想(有如上述贪污无能之责谴)。此外读者亦可将上述三段程序
作为假说，在原始资料中找到支持或修正之因素。总之，历史研究
无非从已知事项扩广而探得未知事项。这X殿后或顶前没有基
本之差别。只是要在前后之间加入正面、侧面资料，使所叙完整。
再举一个隐喻：我建议从大历史之角度读蒋介石日记，希望从中提
供资料，促成修订中国现代史，等于先赋予骨骼，次填补之以筋肉，
亦即外国人所谓fleshout。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二节 现有数据及其限制 我第一次知道蒋介石有日记在西安事变后。他的《西安半月
记》在我们学生时代曾经广泛的传诵。内中提到张学良读到他的
日记被内容感动。这本小册子又提及他批评张为“小事精明”，可
见得他日记里也有个人角度的观察，而且涉及机微。一九四二年
我在重庆卫戌总部工作数月，更体会到他对文字档案之重视。这
时候他经常向军事机关下手令，手令出于亲笔，但是受令者无从保
有，只能阅看抄录，原件仍由传令官携回侍从室归档。后来更获悉
侍从室尚保存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军队各重要官员之自传。自传奉
命撰写，其格式一定，所用纸张尚由侍从室发给。再则蒋传见人员
之谈话，均有侍从秘书记录。他的演讲稿也保存完好。在这多方
面他保持了中国宫廷里重视记录之传统。有朝一日这些文件全部
公开，可能使不少学者终生阅读不尽，预卜当中有些将成为“蒋介
石专家”。
我既无能力也无此宏愿成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此间文字不过
指出，如果读者引用“次级资料”(secondary source)，则此种资料早
巳汜滥到无可下手。一九四五年，我在中国驻印军(时称X-Force)
和滇西国民党军队(时称Y-Force)在缅甸南坎附近会师之前夕，曾
在新三十师前进指挥所见到艾萨克斯(Haroldlfsacs)，那时他在
《新闻周刊》任特派员。因在战斗行军状态，我们都蹲在地上吃饭，
晚餐只有米饭及酸白菜。我们既为贴邻，不免打开话匣。他即用
中国话和我说起：“中国的老百姓好，政府里的人不好!”如此笼统
批判，既无逻辑，也不能分辨，我即此已想到他成见已深。前美国
驻沈阳总领事克劳浦(Edmund Clubb)后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
的标准教科书里提及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军队人长春时云：“五月
二十五日蒋介石去沈阳，在隔着相当的距离去照顾郑洞国率领国
民党军队收复长春。”我那时在郑副司令长官处任低级幕僚，就知
道幕后指挥国民党军队进入长春的，实为克劳浦指摘为“无能”的
司令长官杜聿明，而非克认为“能干”的郑洞国(因为杜聿明在缅甸
时与史迪威冲突，郑则受蒋介石指示，百般迁就)。而且我又在五
月三十日在长春大房身飞机场眼见蒋委员长莅临，向高级将领训
话，并非“隔着相当的距离”遥制。如是意见及传闻多于事实之资
料已不胜枚举。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借重于原始资料的原因：亦即
坚持综合先于分析之用意。
迄至今日，我们尚无从确切证实此日记现存何处，究有多少
册，其纸张与装订如何。只能自最熟悉此中人士之口头获悉，见及
原件的人员屈指可数，因仍属蒋家私有，惟暂交台北国家安全局保
管。至于传闻某人曾见此日记，或谓阅看此日记为现下台湾高级
官员的职务之一部，大概所指为抄件。此抄件原属《大溪档案》。
档案自大溪迁出后分属总统府及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但总统府资
料室仍总揽其成。大概传抄此日记之一部，在蒋生前已开始。现
下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即藏有《蒋介石日记类抄》。北京解放
军出版社所刊《雪白血红》(一九八九)也在文中提及蒋所作“一周
反省录”，更像从日记辗转抄出。
原件尚未公开，以日记为主体所编修之史料已有数起。在目
下情形我们只能倚以代替无从窥见之原件。流传较早者为毛思诚
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共二十册，分为八编。所记
至一九二六年年底，蒋三十九岁(足岁，下同)开始北伐时为止，刊
印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可算作抗战之前夕。其“例言”内称，书为
“个人纪年史传”，而又“所印极少”。可见得当日仅供内部人士参
阅。编者毛思诚为蒋介石中学前之塾师，亦曾于一九二五年任黄
埔军校秘书，对蒋之思想教育有相当影响。一九三五年蒋曾以军
事委员会名义重印明代大学士张居正之文件，称《张江陵全集》，刻
下一部藏在密西根大学东亚图书馆。书中蒋出名作序，毛则作“附
识”，可见彼此文字之间关系密切。我现用之《蒋介石先生》系香港
龙门书局影印本，借自哈佛燕京图书馆。
《蒋介石先生》虽则按日记事，又附有无数书信讲稿之全文，只
是叙及某日某夜某时，蒋在何处见何人作何事，极尽其详，显系以
日记作主干编成。但大体保持第三人称，引用日记则称“公曰”。
然亦有一部分以第一人身称“余”。前哥伦大学韦慕庭教授(Martin
e Wilbur)在《剑桥中国史》内引用此书时即在正式书衔之下加注
“亦称《蒋氏日记》(Chiang’s Dairy)”。
一九七三年日本《产经新闻》取得台湾政府同意，派编辑古屋
奎二等五人往台北编纂《蒋介石秘录》，由政府及党史委员会提供
材料达四千万字，包括“蒋总统讲稿日记、回忆录等”。《秘录》自称
偏重中日关系，实际上亦着重中美关系及国共关系。全文在(产经
新闻》连载，开始于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当时蒋尚在人世)至一
九七六年年底载完。连载时一面即由台北中央日报社译为中文
(内文件部分即还原)，刊刻成书，称《蒋总统秘录――中日关系八
十年之证言》，共十五册，自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全书刊完。《秘
录》引用日记部分均明显的标明。我所用的中译本由台北时报出
版公司供给。此书亦有英文节译。译者张纯明(Chun-ming
Chang)，书称ChiangKai-shek：History and Times，由纽约圣约翰大
学出版。《秘录》之流传，应已相当普遍。一九八六年接近蒋百年
冥寿时，台北曾举行“蒋中正先生与现代中国学术讨论会”，与会的
即有十四人之论文曾引用此书，包括古屋奎二本人。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八卷分装十二册，主编秦孝仪，前任
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现任故宫博物院长。?此书刊印于一九七八
年，去蒋逝世已三年；只是以篇幅之巨，其内容又大抵与前述《秘
录》重复，所以其整备似应在蒋生前。此书大致亦采用《民国十五
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体制，但内容缺乏前书之慷慨真言。其“编
纂例言”称作书时“采编年与纪事本末体例而互用之”。其在时间
上与《蒋介石先生》重复之一部，篇幅不及前书十分之一。以后引
用文件书稿亦只至一九四九年。自是至蒋逝世之二十六年间，“惟
以史料未备，暂编大事年表，姑相接续耳”。我所用之一部借自主
编人。据称“迄今此书尚只在内部流通”。台北之中正纪念堂亦有
此书一部，陈列于蒋生前所用衣饰勋章附近，似应属珍品。不过上
述一九八六年之学术讨论会亦有十篇论文在注释之内引用《长编
初稿》。此中又一篇称其资料得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无“初稿”
字样，其“总编纂”亦为秦孝仪，刊印者则为台北中山图书公司，发
行于一九六八年，尚在《初稿》之前十年。这些地方只显示蒋介石
日记经过一段审核流传抄写，早已不始自今日。可是”日记”本
身作研究考察之对象的文字，迄今尚未发现。
《大事长编》引用蒋介石日记频繁。一般均在日期之下称“公
自记曰”或“自记所感曰”。所以编时以日记为主体，可是读来又像
编年纪事而以日记条文列证镶补。一般摘录自日记极为简短，有
时其本人所记与侍从所记不可区分。有如开罗会议时，初见英首
相，有“公谓初见邱吉尔之印象较之乎日所想像者为佳也”(一九四
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此“公谓”二字，似指随从所记。有时亦将
日记体裁改作记事体裁。有如衡阳被围战事紧张时，《大事长编》
提及：“是夜公前后起床祷告三次，几未人眠也。”(一九四四年八月
七日)又有记事不便，摘录日记一段替代者。例如“公自记曰：国内
诸匪，图谋陷余者已十九年；国外倭寇与我恶战者已有十三年之
久，余实已心碎精疲，几不能久持。……[此处六点从原文]而今又
遭党内如此之凌辱，与国内如此之讽刺；此种横逆与耻辱之来，实
为有生以来未有之窘困。然余于此，如不积极奋斗，将何以对已死
之先烈乎?况今日之实力犹远胜于十三年以来任何时期，只要余
能自立不撼，当不足为虑也。”(一九四四年九月三十日)
当时湘桂战争挫败，蒋又要求撤换史迪威，构成中美外交危
机，此处前有省略部分，后称党内凌辱，国内讽刺，必与此数事有
关，记事者又不愿直书，所以用此办法对付。涂克门女士作《史迪
威及美国在华经验》(BarbaraTuchman：StilwellandAmericanExperi―
e AlChina，1911―45)一书称上述日记记事三日之后，即十月二
日，蒋在国民党中常会之星期一例会曾拍案咆哮，说及史迪威必须
撤换，不容姑纵，似更表示党内凌辱实有其事，蒋亦未忍气接受(涂
称此消息得自美国驻华大使馆，她怀疑蒋故意将他激怒情形泄
露)。
《大事长编》提及蒋不仅作日记，而且日记之中又附有“本月感
想”及“一年之所感”。只是不知是否经常如此，曾未间断。书中引
摘最长一段为一九三八年一年之所感。内有蒋对本身工作之评
语，又自责“德性进步甚鲜，修养不足，暴燥未减”，也提及一年读书
心得。全长约九百五十字。，
如果读者准备一眼从“日记”中看到新鲜而带刺激性之秘闻轶
事，必将失望。因为现已发表之日记，企图保全功德无瑕之标准；
内中甚多有意义之处，尚须研究琢磨，才可体会看出。但有时亦间
有出人意外者，有如：“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
矣。，’(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七日)骤看起来，此语应出自别人，而不当
出诸蒋介石。抗战刚近周年时，希特勒召回德国军事顾问，蒋一度
不许他们离职。日记中写着：“余不准德顾问自由离职，是为公也。
德如因此束缚纬儿行动，以为报复，则为私也。私而不能害公，吾
于纬儿之安危听之而已。”(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七日)如果军事顾问
无心服务，强留之何益?可见得当日撤退之消息仍使蒋相当震撼，
才有此强迫留职之举措。兹后顾问团离华，蒋纬国在德亦无被扣
留情事，直到珍珠港事变之后由德赴美。又在前述湘桂战争期间，
蒋除日夜祷告外，尚在日记上发愿：“愿主赐我衡阳战事胜利，当在
南岳峰顶建立大铁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一九四四年七月；
十八日)似此他的宗教信仰带有极浓厚之原始解释性格，更用不着
说当日事态之紧急。?
此外日记有无数自我警束及自我策励之辞句，不仅单调重复，
而且站在今日客观之立场，尚令人怀疑作日记者之矛盾心情。有
如抗战初起时，“惟信仰可以移山也”(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
三日之后则写着：“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存亡盛衰之理，冥冥之中
自有主宰，吾何忧惧!”(八月二十日)更八日之后，再有：“近日战局
渐趋劣势，人心动摇。此次战争本无幸胜之理，惟冀能坚持到底
耳!”(八月二十八日)
蒋给本身以极度纪律之束缚，有人以为其生性缺乏幽默感。
亦有西方人士认之为鲁钝者，至此绝对低估此人。他远在一九二
三年游俄归国后，即留有下项记录：“某日晨醒，自省过去之愆尤，
为人鄙薄者乃在戏语太多，为人嫉妒者乃在骄气未除。而其病根，
皆起于轻燥二字。此后惟以拘谨自持，谦和接物。宁人笑我迂腐，
而不愿人目我狂且也。”(未记月日)又直到他奉令创办黄埔军校
后，他写信给胡汉民与汪精卫，犹且自承：“五六年前懵懵懂懂不知
如何做人”，并且“人人言弟好色，殊不知此为无聊之甚者，至不得
已事”(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当时所谓“好色”，加以下文牵
人，无非嫖娼宿妓，有朋辈脱拉。这一方面固然证实蒋介石壮年尚
踯躅于上海之十里洋场中，有做游侠浪人之趋向；一方面则显示民
国初年旧体制业已崩溃，新体系尚未登场，既无中国本位之新型经
济，年轻人除任教于大学或为外人服务外，就业之机会极少，社交
生活更受限制。
而且蒋介石最大之困扰则是找不到一个现代型之楷模，适合
于当日中国之环境和他预备领导之群众。即以军队而论，其本身
即为社会产物。当组织新社会尚未曾着手之际，不能立即期望各
人“预度”此新社会内“应有的”行动标准，协同的照此做去，有如汽
车尚未发明，即在街中装上红绿灯，期望各人严守交通规则。我在
国民党军队内之经验，即不仅部队长之间人身关系浓厚，即我们下
级幕僚对部队长亦复如此。总之，权利义务之观念马虎，忠厚诚恳
之需要占先。甚至下迄士兵，亦复如此，通常“有面子”与“无面子”
的着想超过纪律与阶级服从之习惯。此概为农村社会里诸事尚不
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人与人之关系单元化之成果。如果此种积习
过强，其部队即带军阀性格。可是事势如此，亦非任何批评与指摘
即能立即更正。蒋介石为现实主义者，他一面倡言革命，一面又效
法于古人。凡此都出于当日社会环境之强迫性，可是侧面看来，他
所用之工具及他预期的目的极不调和。
蒋介石写出：他曾希望以太平天国的典章制度作蓝本。可是
和他以前的蔡锷一样，寻觅太平天国的资料不得头绪，反而发现中
兴名臣之伟大(一九二四年十月未注日)。他之崇拜曾国藩，常赋
予攻击他之人士以口实。其实他最景慕于曾氏的，乃是“不为圣
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之蛮劲。至于他之服膺于张居
正，并非因张之“去却时代性之拥护君权”，亦不因他“忠鲠过人”，
而是因为张之“志趣”与“功业”。此中区别已由《张江陵全集》之序
文明白指出。张居正曾表示：“仆尝有言，使余为刽子手，吾亦不离
法场而证菩提。”所以以上各人之言行，都与蒋本人常在矛盾之中
走极端，却又在某些场合之中通融妥协的态度至为接近。再有如
他之取法于戚继光，则纯从技术角度着眼。比如蒋亲撰之“战斗秘?
诀”(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即与戚继光在《练兵实记》里的训
话极为相似。他颁布的“革命军连坐法”，更是由戚之“申连坐”条
文仿效编成。
而最使蒋介石在各人心目之中莫衷一是的，还是他之取法于
王阳明。简率说来，蒋介石为操纵人类思潮之大能手，包括他自己
的思潮。这给作史者最大的困难乃是“信不信由你”，能理解而无
从证实。例如他在日记里不断的提出“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如
果这信念完全出自客观，有如日在中天，那他何必又如旧式之潜水
艇，每隔二、三日必须出水发动柴油机，充足电池式的提醒自己?
所以从一个不信任的立场上讲，他胸中并无把握，所说纯系自欺欺
人。而站在一个同情于他而忠信于他的人看来，这不仅是一种思
维的方法，而且全部出诸真理。
然而明代思想家王阳明不承认知识出自客观。他的口语为
“天下无心外之物”。又说：“尔未看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
来看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当中有一点不合逻辑之
处：本来王阳明“应当”说出：花之存在与否，不是问题之关键。在
我看来，只有我对花之反应才可算数。可是这样一个客观之存在
与一个主观之反应打破了他的宇宙一元论，如是他也不考究存在
与不存在这一问题，而只囫囵道出，天下无心外之物。陈荣捷教授
是当代研究王学之威权。他就说出王阳明的哲学短于逻辑，而长
于行事之决断。因为以行动代替知识，可能打开局面，而用不着左
右思量，顾虑多端，反而迟疑不决。这种好勇的精神最符合日本人
之胃口。东乡平八郎于日俄战争时在对马海峡击灭沙俄舰队，即
镌有“一生低首拜阳明”的图章。蒋介石自己说出他十八岁而知有
“王学”，以后在日本看到海陆军军官都读王阳明之《传习录》，于是
他也仿效。自此他也可以算做一生低首拜阳明的信徒。台北之草
山经他住过，即改名为阳明山，也可见得他仰慕之真切。
以下一段出自蒋介石日记，内中全未提及王阳明，可是先采取
行动，次考虑后果的方针，与日人心目中的王学如出一辙。而且内
中的“暝眩瘳疾”，亦即乱开药方治病，出自《书经》“药勿瞑眩，厥疾
弗瘳”，尤其自认其行动不合逻辑：
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对人对事皆无戒惧，更无疑虑，所谓直道
而行者乎?因之此身虽入险境，而不知其为冒险；已当万难，而不
知其为犯难。及至险难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围，乃不得不发
奋拚命，恶战苦斗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则攻坚致强，一则蹈瑕
抵隙。至余之处事决策，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
最后之一着。而此最后一着则为起死回生，绝处逢生之机，亦即兵
家所谓置之死地，蹈之亡地，而后生后存之道。此余一生之所以不
能不茹苦含辛者在此，而无数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故世人认
余必为智勇兼全之人，而余自觉为狂直愚拙，所恃者惟道与义而
已；惟能以道与义自恃，乃能蹈瑕抵隙，先声夺人；亦惟狂直愚拙乃
能无畏无忌攻坚致强乎?(一九四四年二月五日)
其实蒋胸有城府并不完全如此段的粗鲁孟浪，以下还要提及。
只是他因着王阳明的影响，提倡“艰苦卓绝”，全从主观着眼，以不
可能为可能，不承认困难，甚至否定事实，固然使他成大功，有如东
江之役、北伐之役与抗战胜利，也使他在无数西洋人面前和受过西
方教育的人士前产生深厚之隔膜。即是他与蒋夫人情爱弥笃(有
如日记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五日及十一
月二十四日各段记载)，有时他之执拗仍使蒋宋美龄不能完全信
服.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史迪威在他日记里写出，蒋夫人曾
承应设法改变蒋氏，她甚至以美国语气说出：“除了谋杀他之外，一
切都来!”(此时夫人亦衔蒋命前往说服史迪威，使他向蒋道歉。详
本书三三六页)。多年之后，蒙巴顿爵士接见涂克门女士，他追忆
到开罗会议时，曾与蒋商谈，由夫人翻译。及至蒙氏说及雨季之前
空运吨数不能如中国要求时引起蒋夫妇之间一段冗长之讨论。后
因蒙氏催促，夫人出于无奈，只好说：“信不信由你，他不知有雨
季!”我想此段并非说蒋氏不知世间有雨季一事，而是他不承认以
雨季为借口，延迟军事行动。这一点须与蒋介石所受日本军事教
育之经验对照，方可彻底了解。
以传统中国之爱门面，又加以抗战时之百般无奈，总是坏消息
多好消息少，更再因王阳明哲学之从主观，任直觉，只有使中国之
战时宣传，成为一种不负责任之事业。因之引起西方盟国尤其美
国之莫大反感。白修德(~eodoreWhite)原为重庆国际宣传处所聘，
雇员。他在回忆录中写出：“实际上我被雇去操纵美国舆论。这政
府需要生存，一线希望乃在策动美国新闻界。希望得到美国支援，
对抗日本。于是必须说谎，必须欺骗，必须采取一切方法，说服美
国，未来两国前途端在并肩作战对付日本。”白修德在国民政府里
工作了八个月，兹后即成了“暴露”后者“黑幕”之“专家”。他的文
字曾未申明将“实际如此”与“应当如此”说得扑朔迷离，乃是中国
文献之成规。他当然也再未提及王阳明。在他看来，凡称日人为
“倭寇”，以退却为“向敌侧翼转进”，公布杀敌掳获“无算”，已都是
“管制新闻”，也都带欺骗性质。
此种反应，以及由是产生的中外间之隔阂，至今尚影响到台北
主持档案的政策。比如说主持人一方面希望将已编整之蒋日记广
为传播，一方面对日记原件之出处又讳莫如深。此中不仅涉及几
十年来之故习，也与蒋介石本人之思想信仰有关。可是在我看来，
我们今日当急于将他所谓“置之死地”，“孤注一掷”，尤其“瞑眩瘳
疾”，“蹈瑕抵隙”，以及“攻坚致强”的原委道出。其目的不在揭穿
内幕，也不是替前人洗刷，而是促进一部较完整之中国现代史的出
现，以减轻下一代意识形态之负担。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三节 读日记者应有之基本认识 大凡作自传和回忆录的总有替本身辩白，掩非饰过的趋向，所
以一般说来此类文字不可尽信。而蒋氏日记却已明白道出，是一
种促进修养之工具。再从他保持纪录的习惯看来，写日记亦可算
作他行政工作之一部分。再加以王阳明之影响，他的日记始终带
有信仰的成分。这些因素既可以视作军事思想，或战场心理，亦可
视为革命哲学，总之就与一般不同。比如说，这便和史迪威的日记
有一日千里的距离。
可是这种哲学也是一种动的哲学，以本人心潮断定花之色彩，
不可能始终前后一致。《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提及沙基
惨案之后，“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以自针，至次年秋北伐
紧急时乃止”。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广州各界举行援助上海
五卅惨案游行示威，黄埔军校师生官兵由何应钦率领，于沙基口遭
沙面租界之英军射击，死工人民众六十人，党军学生二十三人，伤
者五百余人。蒋介石闻讯据说“体发高热”，“几晕倒”，次日卧病于
要塞部，这也即是每日写仇英标语之由来。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日，日军阻碍北伐，发生济南惨案。《大事
长编》也说及自此之后蒋介石日记每日有“雪耻”一栏，数年之内从
未间断。
然则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不能全由感情决定。蒋介石熟读
《孙子兵法》，他当然知道“怒可以复喜，忿可以复悦，而亡国不可以
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他是一个极端感情充沛的人，也是一个
极端以纪律约束自己的人。此亦即他注重修养之由来，也是他提
倡“忍辱负重’’之主因。如是环境的需要，逼迫着使他有经常在矛
盾之中走极端的趋势。这种冲突不免在他日记里流露，有时尚且
影响到他的视听。
一九四二年二月蒋介石访印度，曾接到邱吉尔的来电，嘱他不
要在甘地和印政府之间产生是非，当时蒋之反应不见于现已发表
之日记。可是我们可以想见他对邱无好感。以后邱吉尔邀他赴伦
敦参加太平洋战时会议，他当然以元首的资格不愿屈尊下降。可
是后来蒋夫人访美，那时候邱吉尔也在美，罗斯福曾提议邀两方在
白宫午餐见面，也由蒋夫人谢绝。邱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出：“夫人
认为我应当以朝香的方式去纽约拜访她。”以后蒋夫人遍游美国各
处，尚谢绝英王及后之出名邀请游英(一九四三年三月十八日)。
所以两方成见已深。直到开罗会议时，环境变更，蒋介石觉得邱吉
尔给他的印象较前为佳，实有上述背景。
现已发表之日记，只有当中挑选出来之片段，而且其斟选尚在
蒋生前，这当然不是作史者能自信可以全部掌握左右逢源的资料。
只是在原件尚未公布之前，以目下已能采用一部所涉及时间之长
(约自一九二五年至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前后二十年)所概括内
容之广泛，而作日记者之一般态度又已明悉，所以我们利用此资
料，注重作日记者情绪之激变，及其前后观点之不同，再充分引用
侧背之证据，不难将蒋介石一生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得到初步较合
逻辑之解释。
严格说来，蒋一生不用“代写作手”，他亲自执笔
的文件已有无数的影印发表。即是由陈布雷和陶希圣代笔的讲稿
书稿也经他斟酌审核再三，有时改稿五六次之多，所以已是蒋心血
之作。在同样情形下，我们看到“日记”包括所附文件内容有前后
不同的地方，可以揣想其修订经过蒋介石本人作主。
刻下我们发现文字之中有重大之不同者为《军校第三期同学
录序》(原作于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其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
蒋介石先生》所转载者，呼吁国共合作，与当日情景符合，亦与此书
(指《蒋介石先生》)付印时，即西安事变之后抗战开始之前的政治
气氛融合。其载在《大事长编》之同序则已将全文大幅修改，当中
有一千七百余字之不同。似此全面转向，不可能无蒋本人认可，以
下尚有机会道及。此间我们即可暂时放弃考证之立场，将“序”与
“同学录”分离，认为两篇文字同出于蒋介石，其内容代表前后政策
之不同。
将《大事长编》与《蒋总统秘录》比较，内容亦有不同之处。有
如抗战期间，即自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长编》引用日记七百八十一处，《秘录》则引用二百六十处。内中
互相重叠者一百一十九条。可是此一百一十九条中，又只有七十
九条文字完全相同。其他四十条或者辞句之间稍有不同；或此间
多数字，彼处少数字。
例如开罗会议时，蒋曾分别的单独晤见邱吉尔及罗斯福。其
见邱时，叭己上综合其印象，在《大事长编》有：“盖以日来余与邱吉
尔相见已有四次，认定其乃为一现实的英国式之老政治家，实不失
为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之典型人物。其深谋远虑，老成持重，于现代
政治家中实为罕见。”(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秘录》则有：
“邱氏为英国式之政治家，实不失为盎格鲁撤克逊之典型人物。虽
其思想与精神气魄不能与罗斯福同日而语，而其深谋远虑，老成持
重，则现代政治家中，实所罕见。”
及见罗斯福时日记在《大事长编》有下列一节：“会谈完时，彼
对余慨然曰：‘现在所最成问题，令人痛苦者，就是邱吉尔的问题。’
又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其在《秘录》则有：“彼对余慨然叹曰：‘现在最令人痛苦者，就是
邱吉尔的问题。’又称：‘英国总不愿中国成为强国。”’
蒋介石行文迅速，可是他也有给自己文字窜改修饰的习惯。
以上之抄件经过他自己订正?还是抄写时的错误?目下无法获
知。理论上《蒋总统秘录》又经过两道翻译(不过翻译不能产生上
述之参差，有如提出罗斯福之思想气魄)，所以更难断定，好在这些
小处之不同与我目前准备所作重点上之综合关系不深，只是读者
不能不明悉资料之中有此复杂性。
除非特别申明，本文引用日记之处，根据《蒋介石先生》及《大
事长编》，不出自《秘录》。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四节 蒋之家世、婚姻及早年行径 蒋介石生于一八八七年。他的祖父与父亲都是盐商，在中国
农村社会中家道可算富庶。他的家世至今还保持着若干神秘性。
比如说他一生对他所受母爱极端的表扬。但是他八岁丧父，他不
可能对生父毫无记忆。实际上除了由朱执信所作一篇墓志铭之
外，他对此公绝少提及。他的母亲年轻孀居，后改嫁蒋氏。除此之
外我们对她所知极微。据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致汪精卫
和胡汉民的书缄，他母亲的管教至为严格，包括“夏楚”(最少是打
手心)。而且她在宗教上的信仰与习惯，给他的影响，至为深刻。
在蒋母主持之下，蒋幼年经塾师督促，受过一段传统式的教
育，显然的着眼于科举。可是中国的科举停止于一九O五年，蒋则
在两年之前改受新式教育。他于一九O六年去日本，希望人士官
学校，时年十八岁。只因为中国学生往日学习陆军概由保定军校
保送，蒋不得其门而入，却在东京认识了陈英土，从此与革命党人
交往。
蒋再度往日本已经过保定保送。按例中国学生须先人振武学
堂，此是士官学校之预备教育，为期三年。他在一九一O年毕业时
已二十三岁，被分发至高田第十九联队之野炮兵队受入伍教育，任
二等兵。多年之后他还叙及当日兵营生活。大凡严冬大雪，士兵
以冷水洗脸，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用稻草擦马，务必擦得马血脉
流通，全身发热。吃饭则终日不得一饱，二等兵又承受上等兵各项
差遣，供其凌虐。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中国军人应当效法的地方，因
为能增强其能力与耐性也。
提及以上各节时，即原始资料中引用年月亦有出入。蒋亦未
曾说明他既经过入伍阶段，何以始终未人士官学校。但是辛亥革
命时(一九一一年)他曾参加陈英士主持之上海独立运动，自任团
长。以后陈被袁世凯刺死(一九一六年)，他又为之发丧致祭。此
间前后约十年中，蒋介石翱翔于游侠浪人及革命志士的生活之间，
虽专家亦难断定其一时之行止。
直到一九一八年孙总理任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蒋在陈
部下初任作战科主任，继充第二支队长，才算重履军旅生涯。自是
他的传记才有确实线索可寻。以后他仍有数度离职家居情事，只
是时间不长。所以我们可以断说，他在一九一八年加入孙总理军
政府之阵容，已开始奠定今后作为中国领导人近半个世纪事业之
基础。
蒋家也和当日中国很多人家一样，充满着社会间新旧之矛盾。
例如他幼弟瑞青只三岁而殇，他母亲仍为之配冥妇王氏(人家亡女
年龄相仿，配为阴曹夫妇)，名义上蒋介石之长子经国曾被指定为
此冥夫妇之继子。蒋自己于一九O一年“与毛氏女结婚”，那时他
实足年龄不满十四岁。《蒋介石先生》又提及他于一九一二年“回
国乡居纳妾姚氏”。实际上蒋结婚四次。宋美龄之前妻室为毛福
梅、姚冶诚与陈洁如。内陈洁如之照片见于蒋北伐期间。日记之
已公开部分，除宋美龄外，不提及其他妻室。她们与他的公众生活
关系至浅。只是她们之存在，已为闲话之题材，也在非正式场合之
中供评议者用作口实。
例如最近在台北行销之所谓(陈洁如回忆录)叙及蒋宋联姻，
由孔祥熙夫人提出，内中以宋子文任财政部长作为条件之一，时在
宁汉分裂之前夕，应为一九二七年。作者尚不知宋子文早已于一
九二五年在广州即任国民政府之财政部长，又经过武汉与南京，在
蒋宋联姻前后未曾间断，即无提出作为条件之可能及必要。如果
最基本之资料作者尚不能掌握，此书之可靠性可想而知。
蒋介石虽被孙总理识见多年，但是直到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叛
变时他亲往广州与总理共患难后，才算被“纳入内圈”。只是至此
他在国民党内资望仍浅，较他资深的尚有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
等。而他又恃才傲物，不愿居下。总理倚为将才者前有陈炯明，后
有许崇智，因之只能任之为幕僚顾问。此情景可在他一九二四年
三月二日致孙总理书文长三千四百余字中窥见之。
迄至此日他还存怨望，不愿继续筹办军校事务，因不甘心“专
心办学，不问军事政治”。也料不到曾几何时，蒋中正字介石，以黄
埔军校长之身分，既过问军事，也干预政治，因之为国民党在广东
打开局面。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五节 黄埔军校之创建 一九二四年蒋介石主持黄埔军校训练期间和他在一九二五年
初指挥东征战事期间现存史料不称日记。但是《民国十五年以前
之蒋介石先生》将当时之演讲稿、文件书牍收罗得极为详尽，有时
所纪事显然据日记抄录。有如初向东江进军一段：
晨起准备各事，发令毕，泪涔涔下。火车机坏，煤又不济。闷
坐常平站久候。固感吟一绝曰：“亲率三千子弟兵，鸱鹄未靖此东
征。艰难革命成孤愤，挥剑长空涕泪横。”九时开车，下午一时到塘
头厦。(一九二五年二月十日)
此种情景不可能请人代作。所以我们可以将全部文稿包括附
件泛称为“日记”。上抄七言绝诗也表现了黄埔初创设时的特殊情
形。
军校为中国国民党党立，曾一度称“国民军军官学校”，或“国
民革命军官学校”。初期发毕业证书时，迳自称为“陆军军官学
校”。只因校址在珠江口之黄埔岛，时人称之黄埔，以后也以此在
历史上成名。
当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孙总理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校
长时，第一期学生业已招考完毕，即将入校。考试在上海及广州举
行，原则上广泛的多收北方人。据第一期学生徐向前(后为人民解
放军元帅)称，考试时政治思想占先，其他数学等并不重要。在六
月十六日举行开学典礼时有学生四百九十九人。人学不久，所有
学生集体的加入国民党，连原有共产党员在内(徐即已为共产党)；
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毕业考试时及格者四百五十六人。大概又一年
之后此中半数以上死于战场。东征时蒋介石所发表之布告称“校
军”，他本人称“本校长”。黄埔军校亦设有参谋长与参谋处(参谋
长钱大钧，参谋处长陈焯)。蒋介石于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
《第一期同学录序》内称：“第一期随余出征之五百子弟与教导团三
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至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他在军校
演讲又提及：“第一期学生原只有四百六十名，但连第二、三、四期
已毕业的、未毕业的，今天共有五于五百四十名学生了。可是第一
期学生，而今只存一百四十名了。其余的都是非死即伤。其中派
去外省宣传的不过是最少数。”这种种传奇性格显示着后面还有待
说明之背景。
当年黄埔教授部主任王柏龄在他作<黄埔军校开创之回忆》说
出：军校初筹备时，各人以为训练期间至少一年，蒋介石独称三个
月，并且说及若再延迟，中国可在此期间亡国，最后才折衷为六个
月。原来在广东省境内陈炯明部仍盘踞东江汕头惠州一带。粤军
许崇智因循苟且，不足为恃。滇军杨希闵与桂军刘震寰尚且霸占
着广州一带财政机构，可能与北方军阀互相联系。所谓“关余’’原
系广州海关之收人扣除历来向外借款及战败赔偿军费摊付本利之
剩余。孙总理希图截获作广州政府之开销，因外强反对，并派军舰
在珠江口示威，此计不酬之后，孙才决定全面亲苏。据费正清言迄
至一九二五年，俄顾问之在中国者近千人(中国资料称约一百人)，
对香港英人产生相当之刺激。从五卅及沙基惨案以来，香港及广
州之英行，遇着华人之长期罢工，势成僵局，港督斯塔蒲司(E．R．
Stubbs)主张采取武力干涉政策。
孙总理以胡汉民为广东省长，廖仲恺为财政厅长，他自己的公
署则称“大本营”。于理他有南来议会之支持，似应统率三军，掌握
着广东省全部民政财政。而实际他所领的只是一个空衔，他的机
构尚存在于南方军阀呼息之下。军校刚成立，孙又提倡北伐，自往
韶关。此时后方尚有被人席卷之可能。各军阀见蒋办理军校，监
视之中不能无敌视态度。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六节 1924年之广州 黄埔刚开设时即无军械。只因蒋介石曾在事前去石井兵工厂
(一九二四年；月十五日)，厂长为国民党员，不久即秘密运来步枪
五百枝。所以日后蒋介石不仅可以夸言“我个人亲自指导出来的”
黄埔一期学生约五百人，而同数的步枪，也是他第一笔本钱，他即
以此走上了统一中国大业之道路。
据第一期学生邓文仪称，军校刚成立，即有断炊之虞。王柏龄
也说及为了经费，蒋介石常亲身出面向外借钱。有一次借来尚是
汪精卫夫人陈璧君之私蓄，日后加倍奉还。
可是黄埔校舍，原为海军学校遗址，岛上亦有长洲要塞。孙总
理任蒋为军校校长时，即已派之兼许祟智之参谋长。不久(一九二
四年七月七日)又任之为长洲要塞司令，下辖海军舰艇若干艘。事
也凑巧，至此刚一月，即有“商械”事件。
原来当年五月，广州市政厅此时已归国民党掌握，公布拟修筑
马路，拟向各商店征资产税为经费，引起全市七十二行店罢市反
对，由省政府通令取消原议了事。只是因此市内“商团”已开始与
附近县市议立联防章程，作为今后以武力抵制之凭借。八月九日
有轮船“哈辅号”由香港开驶广州，挂挪威国旗，上载大批军火。孙
总理得悉，令蒋介石对付。蒋即亲率军舰在珠江口将该轮截获解
黄埔，卸下步枪、手机关枪、驳壳枪等九千余枝，查系商团订购，此
轮船仍许其自行开去。
显然的，商团除非蓄意反叛，无需此大批军火。所以有人说他
们与陈炯明策应，也有人以为他们受英人指使，拟组织商人政府。
商团要求发还军火不得，乃于九月十二日准备罢市。长洲要
塞恐被袭击，亦开始戒严。黄埔第一期学生分为四队。第三、四两
队曾于八月十三日由教官率领往“省缄维持治安，镇压谣言”。九
月十二日第一队学生又为孙总理“随驾护卫”，亦由教官率领前往
韶关，出勤达四星期之久。所以第一期学生不仅学程短，而且任外
勤时间亦多，表示着黄埔自始即非一般之“学校”。校长蒋介石于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三日向学生训话即提出：“不要以为求学和打仗
是两件事。”
此押扣商团军械一事经过亘长时间的谈判。有提议枪械发
还，由商团“捐助”北伐军费五十万元了事；有提议发还一半，以一
半武装北伐军；亦有提议每枪标价五十元，等于指令商人赎还。更
足以影响决心者乃是十月间有俄舰一艘逃过英人之监视，下碇于
黄埔，卸下野炮、山炮、轻重机枪等，又有式样一致之步枪八千枝、
弹药称是。至此商械已不重要。广州市内尚有亲国民党军政府之
“民团”与“工团”，可以配给此项武器。
在此谈判期间，孙蒋间往来之文件大致都保存完好。孙望蒋
放弃黄埔，将所有弹械全部运往韶关，即以此组成北伐军之基干。
蒋则坚持“死守黄埔岛”，并且预言“三月之内，必有一支劲旅，可作
基于之用，以之扫荡一切残孽，先图巩固革命根据地之广州”，若非
如此，则“吾党永无立足之地”。倘非他再三坚持，则军校成立不及
半年即将脱离黄埔，成为“韶关军校”。
商团在发还军械一部后背信，只能以武力解决。政府军以由
韶关调回之湘军三千人为主力，助以民团，黄埔军校第二、三两队
学生亦参加战斗。大概作战并不剧烈，文件内无死伤人数，但市内
建筑有相当破坏，看来一切行动均在十月十六日天未明前。至十
六日晚间即有商团副团长乞和。两日后广州解严，再一日而黄埔
第一期学生学习期满，分发各部队见习，好像以上见习，全不能算
数。
蒋介石所谓“三月之内必有劲旅”，则是以上情事转变之中，黄
埔军校不仅招考第二期学生人校，将其他军事教育机关合并(有些
学生亦称第一期或第二期，所以各处所载总人数不同)，设立特种
兵科，尚且成立“教导团”，又于一九二五年初之后发动两次东征，
“循军校全体学生参战要求”，使“校本部行营”变为一个野战军司
令部外，“黄埔”之本身，已有似于置放溪中之竹篮，只有流水出入
其间，曾未间断，难于固定的说出一时之情貌。有时入伍生在战场
上护送军用晶，有时尚未毕业之学生已被派往北方侦报军情，或送
莫斯科留学。第二期学生一面准备毕业试验，一面在黄埔岛上任
总预备队。第三期于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举行开学典礼，但是兹
后立即担任沿海警戒。至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始“调回埔校训练”，
然则不出两月，即在一月六日举行毕业试验，十七日举行毕业典礼
(亦有三期学生称受训一年者)。第四期学生“及各军官学校并合
总计2670余人”，补考入伍生即前后支续数月，达七次之多。因为
入伍生继续人校，第五期至第六期无法有计划的区分，只好规定凡
一九二六年七月三十一日以前入伍者概属第五期，八月一日之后
则为第六期。黄埔校舍早已无法容纳如是许多之学生，于是扩充
至广州城内，亦在各城市设立分校。
在此空前膨胀之过程中，其财政问题如何解决，至今尚无人能
确切概述。只从各人回忆录看来，即在开创初期，情形最黯淡之
际，廖仲恺为军校党代表，实际责任为募款。虽然他无从筹办巨款
解决问题；但从各人称颂中看出，他必须是竭尽全力在各处设法接
济。韦慕庭主张在研究此段历史时注重俄文资料，因俄人在此期
间已资助二百万元也。至于尔后之发展则较明朗。军校第一次东
征，打破陈炯明窥粤之企图，回头又解决杨希闵和刘震寰部才能让
国民党政府将各财政机构接收到手。自是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
(一九；五年七月一日)，宋子文为财政部长(九月二十二日)，局面
已逐渐打开。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七节 教导团."校军"."党军"及东征 在这一年稍长的时间，黄埔军校本身即为打开局面之工具。
值此诸事纷至沓来之际，学生之基本训练并未放松，有如王柏龄之
追叙，虽说初期黄埔之教育实际上仍与战场及作战时之后方勤务
不可区分。在此期间校长蒋介石日理万机，举凡军服军帽之设计、
教官之选用、教程之内容，以及校舍．内之经理卫生等，无不有他亲
身切眼的参与决定。再从他留下的讲稿看来，校长经常保持与第
一期学生之密切接触(以后第一期毕业生多为其他各期学生之长
官)。所讲话大自为人宗旨、生活目的，小至外套风帽、痰盂厕所。
技术方面的讲到步枪射程，常步速率；侧面的又讲到内外情势，游
俄经历。学生逃亡与关禁闭，更是话题。所以一年之后(一九二六
年一月十一日)，蒋提及“第一期学生可说是由我个人亲自指导出
来的多”，确是符合情景。
除此之外尚未为一般人注重的：黄埔军校不仅培养军官而且
练兵。假使没有教导团，则上述广东被军阀割据情形，政府之承受
其呼息，税收无法统一，外强压境，商团谋变的状况无从打破。
募兵开始于一九二四年七月，去蒋被任黄埔校长才二月，机构
设于上海，由陈果夫主持。此间所募兵多系浙江人(此亦效法曾国
潘、戚继光办法)，除注重蒋之家乡奉化县外，及于绍兴、金华、台州
与处州。再次之则及于江苏与安徽两者。每次募足数十人或数百
人，即分批南送。迄今尚无适当的纪录统计其总人数及所募兵员
日后事业上之发展，我们只知道。募兵“耗费甚大”。根据所述情形
只能揣想教导第一、二两团总人数约三千中，多数来自长江下游。
又从蒋介石书缄及训话中提到士兵寄饷赡家，可想见其为良家子
弟，可能多数为农民。因为离家既远，又不通广东方言，亦不易逃
亡。此外教导团亦在广州招收学兵，以“年龄在十八岁至二十四
岁，身体强壮，粗通文理之有志青年”为对象。所用纯为日后之军
土及准尉。湘军所保送之学兵一批人数不多，只六十八人。教导
团之特色为一切从头造起，不沾染现有体制之恶习。
及至一九二四年冬季，第一期学生毕业在即，此教导团之募兵
亦编组成军。黄埔总教官何应钦为团长，军事教官陈继承、顾祝同
均为营长，连长多由前学生总队内之区队长充任，毕业学生则为排
长，亦有暂任班长者。教导团仿苏俄党军体制，每一单位均有党代
表。
这支军队之人员经过一层甄选，又受过思想及精神训练，在战
场上更有“革命军连坐法”之制裁，而且金钱上的策励也并未放弃
(攻惠州时“攻城先锋队”每名犒赏金三十元，存候登城后给领)，所
以战无不胜，同时也死伤惨重。第一次东征开始于一九二五年二
月，至四月底回师广州平息杨刘之叛变。东征时教导团任右翼，粤
军之一师又一旅为左翼。初时蒋介石以该军参谋长之资格指挥。
以后许崇智仍出入战场，现存纪录显示他与蒋介石发生人身上之
冲突(二月十一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三月八日)。虽则一路功
成，而蒋仍有其情绪之低潮，如日记所示：“牺牲子弟同志如此其
多，又皆为优秀分子，而后退之官长与党代表又须置之于法，是皆
一手所陶成，心何以忍，而不杀又坏纪律，左右萦思，诚不愿以带兵
杀人为事也。”(一九二五年三月十四日)
以上所叙甚可能在专家前发生质疑与争执，而且新证据仍待
发现。只是综合看来，又参对这段历史之前情后景，我们可以断
言：中国近代史有了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广东局势之突破，已展
开新的一页。迄至主持黄埔之前，蒋介石未露头角；东征之后，他
开始成为家传户晓之人物。军校师生除上段所列诸人外，尚有军
事教官陈诚、钱大钧，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第一次东征时军法处
长)，政治教官聂荣臻，教授部副主任叶剑英(日后此二人同为人民
解放军元帅)等在中国今后五十年之历史中具有不同之贡献。至
于第一期学生在中国军事史上成名者尚不可胜计。
第一次东征只暂时解除陈炯明之威胁，并未消灭其实力。“校
军”退后，其部队卷土重来。于是一九二五年十月又有第二次东
征。此次以蒋直辖之第一军(以前校军，后称党军，至此为“国民革
命军”第一军)及李济深之第四军(原粤军，以前以省区为名之各军
至此已改称为第二至第六军)为骨于，一直攻人福建境内，将陈部
彻底解决为止。可是如此之战功不计，蒋介石之建军工作内最有
创造性的一段，已早因黄埔之成立教导第一、第二两团而达最高
潮。因为以前全系无中生有，以后则团扩为旅，师又成军，无非继
续膨胀扩大也。
虽则在此阶段蒋介石得到苏联及中国共产党人之支持，但是
新军之全部设计，下至技术中之细节，始终未脱离他之掌握。虽孙
总理亦无从改变他之决策，可以从他们彼此缄件中看出。再以他
用校长身分与大部黄埔师生保持密切之人身关系，凡此都与他所
景慕之曾国藩、戚继光的事业有若干相似之处。
当中最大之不同，即曾、戚建立新军旨在扶持彼此之国家(当
日即为朝廷)与现有之社会。蒋介石在一九二五年所处环境，则国
家业已名存而实亡(不然何以两个政府如南北朝之对立)，而他身
历之社会(产生上述童婚纳妾现象，以嫖妓为名士风流等)亦无可
救药，所以他之言革命，有如他在一九二三年所述“自省过去之愆
尤”，不可能为不真。也只有在此情形下，他之创办黄埔，又在校门
大书“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才能使当日有志之
土望风从命-
今日读史者尚不能不察：民国初年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发展
之必然后果。旧社会依赖“尊卑、男女、长幼”之秩序，靠昊天诰命
的皇权支持。又以科举取士，用诗云子曰不离口的学究作庙堂间
与农村中之联系。然则科举已在一九O五年停止，皇权又被辛亥
革命推翻，诗云子曰与尊卑男女尚在五四运动期间被整体的批判，
那么中国靠甚么存在?难道当日国民识字率只百分之五，国库囊
空如洗，关税由外人掌握的环境内所颁布的宪法与所组织的议会
真能算数?
实际上中国已失去了合理存在之逻辑，不然何以孙总理称中
国为“一盘散沙”?此一盘散沙尚未全部被冲刷至太平洋深渊中去
者，因尚有私人军事力量在也。此亦即军阀体制存在之总因。
军阀除了目无法纪，鱼肉人民外，靠两个组织原则作主。他们
彼此间之联系以传统之忠义标榜。只是假装的多，着实的少，于是
才经常有内讧及战场上倒戈情事。次之则他们的经济来源。纯系
地方上之税捐，并无系统，由各人自出心裁的榨取。
本来中国为着适应新时代之需要，亟应扩大政府之职权，又需
抵御外侮，军备更不可少。照理军人应于此时发生决定性之影响。
如在旁的国家，若干军阀甚可因此而革面洗心成为维新志士。只
以中国幅员之大，人身关系之道德甚难在三两个省区之外有效。
而且旧社会无支持新制度之资源，是以财政困难。地方上之零碎
收入则无架构，更难使受其供应之军队行动一致。我们看到蒋介
石于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四日致廖仲恺缄及一九二五年七月十一日
致许崇智之密呈，可以体会即在当日之广东引用关余既受阻，只能
以鸦片税捐为收入大宗，以商人承包，大概取其缴纳容易。其余丝
捐、印花税及火油捐为数少而难能整体化。各军则称不得不“自求
生命”。所以他们即纵有心为善，亦无从摆脱此种客观条件；质言
之．虽欲避免军阀之行止亦不可得。
此时如要改革，无从由内部整顿，只有与现存体制绝缘，由外
输入人员器材经费编制，另制造一种新生力量，蒋介石执行此方案
时，即组合各因素，亦绝缘于一座海滨岛上，因之才立即见效。可
是如是构成之纯真，亦仅维持于一时。一到部队扩充，核心人员分
散，其效率亦因之降低。
而且革命热潮端在一鼓作气。蒋介石非不明悉。他在一九二
五年九月九日对黄埔第二期的毕业生说及：“如果对于革命事业起
头非常奋发，等到一年不成功，二年不成功便将朝气变为暮气，热
血化为冷血，这不但是不革命，而且做了反革命。”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介石在他的日记中写出：“余迩
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书中解释，乃是当日他因公
搭乘由汕头赴潮州的客车，回时令车久候，可能对负责员工及其他
乘客之歉咎。尽管表面看来如此，或者日记上下文文义如此，他既
说“迩来行动”，则感到歉疚的已非只一端，同时既在军事期间，也
不当以此将列车久候之小事记挂心头。看来他需要惩戒自己的已
超过书中解释的范围。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八节 广州政变中山舰事件蒋取得领导人地位 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广州的大本营改组而为国民政府，至次年
七月北伐开始之一年中，据蒋自己说来，他曾遭遇到一连串损害及
中伤他的阴谋。可是从留下的纪录里看来，他自己在当日广州的
权力斗争中也并无回避退让模样，而且采取主动，每次结果都占上
风。如果我们自寻常人身关系的角度观测，则当中是非极难判断。
况且若干内幕，例如他说及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共产党人企图
将他绑架于中山舰，送至海参威，其实情至今无法断定，可能永为
历史之谜。另一方面如从大处着眼，则历史发展之线索，不难一目
了然。即以前述他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的演讲作背景，经他训
练已毕业及仍在学的黄埔军官学生既已经超过五千五百人，则根据
当日实际情形，并臆度蒋介石之志趣与性格，他之掌握广州军政府
之领导权已是指顾问事。因经他训练之黄埔学生纵有阵亡，以平
均至少每人带兵二十人计，可以供他布置之军队已逾十万人也。
而且此一年内，南方之军政府也已介入一个进退之间的微妙
关头。表面看来，广州政局经过过去一段奋斗，已达小康局面。实
际上则内部不能协调之因素仍然如故。例如军政、民政与党政之
分歧，军费分配之不公平，各军之部落习惯，与新旧之争执等。再
加以国民党因亲俄容共政策所引起左右派之倾轧，只因孙中山之
突然去世而变奉加厉。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孙总理因段祺瑞执政之邀而去北京，原希
望召开国民大会而促成中国之统一，乃于次年三月十二日病逝。
他原已派胡汉民为留守，时人亦称胡为“代帅”。可是七月一日大
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时，则以汪精卫为主席，因幕后已有俄顾问
鲍罗廷主持。国民政府委员十六人，蒋介石亦未人列。胡汉民为
外交部长，许崇智为军事部长，廖仲恺则为财政部长。蒋仅为军事
委员会八个委员之一，委员长仍由汪精卫兼。
八月二十日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死，政府由鲍罗廷建议组织特
别委员会处理此事，汪精卫、许崇智及蒋介石任委员。鲍罗廷以胡
汉民之堂弟胡毅生反共最力嫌疑重大，而且业已在逃。当日汪精
卫与廖仲恺称左派，胡汉民则为右派，所以胡本人亦不能辞其咎，
调查之后曾被禁押于黄埔，以后特别委员会于九月一日决定将之
“放洋”。
此案发生未满一月，蒋介石又于九月十九日在广州发动政变，
由黄埔学生及蒋直辖部队将许崇智之一部粤军监视，对外称许部
反革命。其实蒋介石名义上仍兼许之参谋长，两人嫌隙已深。许
在广州“狂嫖阔赌”，生活靡烂，而且许军一万五千人，每月饷九十
余万元，其他部队则远不及此数。蒋介石将内外部署妥贴，又将许
之家属送至海船，才告诉许崇智本人，谓他在广州人事上有问题，
请暂去上海休养，“期以三月，师出长江，归还坐镇”。次日由蒋派
粤军旅长陈铭枢将之押往上海。许崇智自此终生作寓公，再未过
问政治。事后蒋将粤军整个改编，一部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师，隶
属蒋本人之第一军。同时执行胡汉民之放洋，即予以出使俄国名
义，乘俄舰离广东，作短期流放之后将来回国派以次要之任务。此
亦在日后成为蒋介石对付其政敌之经常办法。至于宋子文于此时
出任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则不仅使刻下的财政问题有了
着落，而且展开了蒋宋两人长期事业上之合作(蒋宋之联姻别在两
年后。至一九四O年间，蒋也有摈斥宋之情事，但已与现下所说无
关)。
以上之发展若非由汪精卫主动安排，至少有他的同意与支持。
因此时蒋尚兼任广州卫戌司令，事变之前夕曾奉有军事委员会命
令：“广州卫戌司令全权处理粤局”也。
驱许成功之后，蒋主持第二次东征，其情形已如上述。回师之
后，适值国民党在广州于一九二六年初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时蒋、汪仍有一度合作。蒋介石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九个常委
之一，此为蒋初次列入党内要津。然其在军中仍只为六个军长之
一。只两月之后，即有中山舰事件。
对蒋介石言，中山舰不仅对他个人，而且在中国政治史上也是
一个重要关键。事出后约一月，他在一次公开谈话里说及：
但这要等我死了之后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
太复杂了。万万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
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这件事情。(一九二六年四月
二十日)
同时他也说及：“你们只看法国大革命史，就可以晓得这回事情。”
可是中山舰事件虽然复杂，却投有他说及的这般神秘。蒋介
石的军事力量飞速膨胀，已引起各方之反感。当日在广州与香港
间，有人散布各种谣言，甚至“倒蒋”之传单已经出现。其传闻间常
见于报纸。曾任蒋卫士之黄埔第一期学生宓熙之回忆录里也说
及：在此期间，蒋遇到好几次谋杀他的企图。有一次他的汽车被打
翻，内中乘车卫士二死一伤，恰巧蒋不在车中。?
中山舰是国民政府所辖军舰较大之一艘，平日也间供蒋来往
黄埔与广州间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苎
之驶舶黄埔，上载有第二师士兵。李之龙原在芝罘学海军，黄埔第
一期毕业，也是共产党员，此时因着海军局的责任已向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汪精卫直接报告。
在此事发生期间，鲍罗廷已暂时回俄。苏俄顾问团由主任季
山嘉(Kissanga，亦即库比雪夫N．V．Kuybyshev)负责，此人强烈的反
对北伐。大概此时苏俄认为中共之组织尚未成熟，不愿见到蒋及
黄埔之力量继续扩充。黄埔的经费被裁减，第二师的经费增多：；
能由俄顾问通过汪精卫决定。第二师也辖蒋之第一军：蒋获得的
消息，则是师长王懋功被劝诱倒蒋，成功之后军委会预备将第三师
及第二十师编为第七军，军长由王懋功升任。所以蒋介石对外申
诉着：有人已预先提出“报酬我部下反叛的代价”。，．
十八日蒋介石原在黄埔接得密报后乘小艇秘密往广州。他原
未令中山舰驶往何处，此时听到李之龙说及开赴黄埔出于他自己
的命令，更为诧异。而再增加他怀疑的则是十九日他在广州，中山
舰也驶还广州，据说通宵升火，显有异动。再根据蒋之口语，：有一
同志――他的名字不能公布”，前后问他三次今天是否还黄埔，至此
蒋已决定此乃一串阴谋，这也是日后他在《苏俄在中国》书里提
及企图绑架他赴海参威的故事之由来。内中所述“有一同志”无乃
汪精卫。
蒋决定采取行动时，立即在广州戒严，夺取中山舰，拘捕李之
龙和各军党代表多人，监视俄顾问，缴其卫队械，并解除广州工会
之武装。
此案最近经过蒋永敬之详细研究。他引用大陆发现的一部资
料，认为李之龙无绑架企图。只是背后各种令人怀疑之因素确实
存在，：主要则是汪精卫对蒋介石态度暖昧，他存心令蒋去职，却又
不公开执行，只希望蒋因之自去。一部反蒋谣言，尚巾国民党右派
制造。他们希望更离间两人，以便由蒋出面限制俄顾问及共产党
人之活动，中山舰之来往，只偶与以上契机巧合，也有人矫传令
旨，谎报情况。
作者又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过是广州内部紧张情势之
突破而已。换言之，即纵无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也会有其他类似事
件的爆发。”他又提出蒋介石在三月二十日采取行动之前，准备暂
时退避至汕头。以下一段也抄自南京档案馆之“蒋介石日记”，此
段为现下台湾所公布之文件内所未有：
上午准备回汕休养。而乃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
思之怒发冲冠。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何必欲微行?予人以，
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报党国也。否则国魂
消尽矣。终夜议事，四时诣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
摆布陷害我也。(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至二十日)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九节 以上诸事与蒋之心理状态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提及此事，书中则有：
十九日上午晤汪兆铭，回寓会客。公以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
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本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巳路人皆知。
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
一切，誓报党国。竟夕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
令，公曰：“权利可以粪土，责任岂可放弃乎?生命可以牺牲，主义
岂可以敝屣乎?此时再不决心，更待何时?若不殉党何颜立世?
直前奋斗而已(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
这两段文字有基本上相似之处，亦有绝对之不同。前段提及
此事关键，尚未脱离人身冲突，后段则指出全系公众之利害。在刻
下日记己原本未出现之前看来，后段似根据前段修饰而作，除非两者
均经过修订，
蒋永敬之观察，李之龙被拘禁后即于四月十四日开释，“此亦
显示之龙并末犯下严重之罪行”。此人又隔一年余在清党期间，才
为李济深所捕杀，
果真如是，则蒋介石误听传言，行动过激，不久已获得真相。
可是蒋终生未放弃中山舰绑架他赴海参威与汪精卫预闻之一说。
抗战期间汪精卫降日，蒋在他日记里写出：
回忆民国十五年彼投共卖友，不惜祸党误国，余以至诚待之如
总理。而彼为共党所欺，以一时之利害，而放弃公私情义，不惜与
苏共协力谋我，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威。此种非人所为之事，
而彼竞乐于为之，是则何怪其今日通敌图降，以打破我抗战计划，
使我不能成功。其不识大体，不顾国家至此，余乃复兴之合作，欲
使之自拔，岂不拙乎?然而要亦力求余心所安耳!(一九三八年十
二月二十四日)
据与汪精卫接近的人士说及，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展开之后，汪
非常震怒。他曾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
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又说：“我在党有我
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厂当蒋采取各种行动时，
各项纪录全未提出对方抵抗模样。《蒋介石先生》据蒋日记己写出：
“下午五时往晤汪兆铭。”(三月二十日)“上午拟致汪缄，未成稿。
自谓．‘既不原以伪待友，又不能以诚罄我。故苦思难以执笔。’傍
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三月二十一日)
可是中山舰案情之内幕无法彻底澄清，其后果则显而易见。
当局势明朗化之后，汪精卫于五月十一日离粤赴法国游历，至次年
北伐期间宁汉分裂之际才回国。
事变之后，蒋竭力与其他军长疏通，尤其与谭延贻和朱培德接
近(他们任第二、第三两军军长)。又有了张静江和宋子文的支持。
四月十六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通过
谭延闽为政治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六月一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蒋为组织部长。五日，国民政府又任蒋
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下辖八个军。二十九日，中央政治会议通过
蒋为国民政府委员。七月五日政治会议归并于中央委员会常务会
议，六日决定蒋为主席，只在北伐期间由张静江代理。谭延贻与张
静江在国民党内资深，但很少表现个人性格，所以至此蒋介石已积
党、政、军大权于一身。
第二师及第二十师之师长，早已由他振亲信刘峙与钱大钧接
充。他自己原有的第一军军长任务也已交卸由何应钦替代。三月
二十日事件之后，他又辞俄顾问季山嘉等十余人，勒令之回国。并
且要求中国共产党之党员退出黄埔军校及第――军，另成立特别训
练班训练这批人员。又成立国民党与中共之联席会议，以后中共
给子他们在国民党内跨党的党员之指示，先要送联席会议备案。
共产党人在黄埔所组织之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与之抗
衡之孙文学会，则同时取消。鲍罗廷回粤后与蒋介石会商长久，
“多有争执”，只是他也觉得在中共羽翼尚未丰满之关头，不能与国
民党决裂，只得妥协将就。而蒋亦不愿走极端，拒绝右派人士联英
之建议。此等人士正在提出，如果国民党政府制止香港及广州之
罢工，则英人将对政策作大幅度的调整，甚至提供借款。
有了今日历史之纵深，我们可以倒看回去。显而易见的，经过
上述纠葛与波澜之后，北伐成为蒋介石惟一之出路。一九二六年
之广州，有如汉武帝对卫青所说之情况，“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
安”。这也是上文蒋永敬提出尚有其他类是待爆发事件之由来、
可是蒋介石无从预知，他之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也只是他为中国
制造一个新式高层机构的过程中，先树立初步之间架。即是他终
身之“攻坚致强”和“蹈瑕抵隙”，也仍不过粗率的挣扎出来一个勉
强能独立自主之门面。以中国幅员之大，需要改革程度之深，如要
改造低层，势必引用不同的政治思想，发动不同的群众运动。蒋介
石因借着中山舰案件，显示着两种工作尚待分割。此种待分割之
性格，终因他所主持之“清党”，于次年构成事实。
过去有不少的历史家曾用道德之名义，对此数事提出指摘。
因为当事人既是同类相残，而且又惨酷少恩，作史者也不免在纸笔
之间尽其诛伐之能事。只是这样的处置历史，纯以历史为人身经
验内之产物。而实际上此数事之发展，多有非人身经验之因素
(impersonal factors)作主。我们只要在蒋介石的日记里看到他在一
九二五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六年上半年之徘徊挣扎，便可以想见在
此种因素支配之下，他自身处境之艰难。
家园 第一篇：黄埔建军北伐清党 第十节 初期容共政策以及内中之矛盾 这一年也是蒋介石取得政权，开始将他的地位整顿巩固的一
年。在这一年之前，他态度光明磊落，有话即说，也不较后果，如果
与同事意见不合，他也毫不恋栈，说得合则留不合则去，可能立即
回浙家居。即对孙总理，他也无忌惮。有如他在一九二四年三月
十四日致廖仲恺的长信、提及：
以孙先生之事业言之，其精神上历史上早巳成功。至于事实
上时代上欲求成功，其责任在吾辈而非孙先生一人之事也。
这在众人都把孙中山捧为偶像时，他独自倡言，有等于说及至
此孙中山仅有虚名，并无实际之功业。他既能以此见诸言辞，也胆
敢将之出于纸墨。而且他在同信内责备孙科，责备邹鲁，甚至责备
廖仲恺本人，也都说得慷慨淋漓，不留分寸。至于他与许崇智之积
不相得，更是毫无掩饰。这种态度已不复见于中山舰事件之后。
以后他指责汪精卫，即欲吞不吐。所谓“既不愿以伪待友，又
不能以诚罄我”，有等于说如不扯谎，全部存真，即可能对他本身不
利。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尚且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
一日日程下有下列之记载：“公曰：‘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
不能事事拘束，难保无自由及不规则之形态，以后戒之!’又曰：‘掾
属乏才，实无改造一切能力，孤苦伶丁，谁与为助?言之痛心!’又
曰：‘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
非想像所能及其万一也!”’
如此可见得尚有难言之隐者已是蒋介石自己，而不仅为对方。
这一段也承认发动兵变总是过犹不及，他的行动已逾越他本人心
目中认为适当之尺度，然则兵变既有如是事实上之成功，为甚么他
又在埋怨部下属僚，而尤其是文职人员能力之薄弱?是他们没有
在各种文件上把他的行动解释得更圆通合理?或是他们没有把指
令写得剀切，使事变更贯彻其目标?除非有更实际之证据发现，我
们无法全凭自己的想像力替一切问题找到解答。
只是当中之一端则表现得非常明显：蒋介石自称孤苦伶丁，又
把自己比拟为孤臣孽子，则表示这次兵变，他有参与之干部，却无
身分相埒之同谋。这也与他在事后大权独揽之情景吻合。可是他
始终没有以获得名位为荣：反而深切的感到一切经过情非得已。
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目击身受全般托出，事实上已无从否定他之
申叙为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