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钟子麟) -- LEADER

一

广州市南的黄埔长洲岛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来往省城需以轮船摆渡，交通不便。从一九二四年春开始，前往小岛的渡轮上，时常出现一群又一群操着南腔北调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使得岛上原本已经荒芜的原广东陆军小学旧址和比邻的逊清时代海军学堂基地顿时热闹非凡。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教官们的带领下，在废弃多年的校园里垒石砌砖，修整扩建，亲手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学校。校门上六个正楷大字“陆军军官学校”，向世人宣告着：民国历史上一所绝无仅有的新型军官学校就此诞生，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自一九二四年六月第一期开学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再加上苏联在经济和武器上的援助，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学校的物质条件比刚开张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黄埔军校的门面和校舍条件，不见得比当代一个住宿中学的标准好过多少。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要说黄埔军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少了二十年代从这扇小小的校门进出过的一大批师长和学生，中国现代历史恐怕得重新写过了。且不论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何应钦、陈诚、张治中这些担任校长、主任和教官的重量级人物，也不提前三期的老大哥，单是黄埔四期的新生就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张灵甫与林彪、刘志丹、胡琏、李弥、文强、刘玉章、唐生明、潘裕昆、高吉人、邱维达、谢晋元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军史上名声显赫的国共两方将领，都是在这一九二五年的秋冬之季，踏进了这个不起眼的校园，加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行列。

张灵甫到达广州的时候，黄埔四期开考日期在即，他立即持于右任的介绍信赶往军校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当时军校对考生的学历要求仅为旧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考试则是按旧制中学修了程度出题，并加口试，以观察考生对三民主义了解的程度和性质，推断其志趣、常识、能力，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1)。中学生水准的考题，对于大学生张灵甫来说自是驾熟就轻，他順利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黃埔军校第四期的入伍生。

单以学制来看，早期的黄埔军校并不正规。当时中国正规的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制在两年以上，外加半年到九个月的入伍生教育。但是黃埔军校是以快速训练下级军官为主，迅速扩充壮大中的革命军急待这些新生力量早日担当起军队的骨干，花两年多的培养时间未免太过奢侈，因此学校不得不大幅缩短学时，浓缩教程，军校的前两期学生学制仅六个月。

张灵甫入学时，黄埔军校前两期的学生已经毕业，有的在之前沙基惨案及第一次东征中为革命献出了鲜血乃至年轻的生命。与前两期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也实行入伍生制度，新生入伍先要接受数个月的新兵教育，期满经甄别考试，合格者才能升为正式军官生。第四期的入伍生教育期限六个月，升军官生后再修习军事学术，一年后毕业。按照原先这一设想，新生原本应该在军校有一年半的训练和学习时间，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象张灵甫这种报到比较早的入伍生还算基本上足了半年的入伍生训练，但其后仍旧有各地赶来的考生陆陆续续被录取，有的在当年大约年底左右才报到，就只能接受不到三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了。后来由于北伐开始，黃埔四期学生提前毕业，校方將该期的军官教育课程浓缩成了八个月。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入伍生们被编成三个团，每个团分成若干个连队。学生们通常二三十个人住一个寝室，睡的是竹搭的双层铺。每天天未大亮，晨雾缭绕的校园里就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按规定，学生们从起床到集合只有三分钟，吃饭十分钟。对已往是平头百姓的新生们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穿衣、打绑腿、漱洗、吃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到起床号声，大家手忙脚乱，出早操前穿错衣服、打翻水盆、衣冠不整或者饭没吃完饿肚子的大有人在。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新生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每天清晨即起，环岛跑步外加早操，上午下午出操两小时，学科各一个小时，即所谓的“三操两讲”，晚上八点半晚点名，九点熄灯，一切按部就班。

对自幼家境不错的张灵甫来说，来军校过这种艰苦规律的军人生活无疑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不过，孟老夫子早有古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张灵甫熟读古书，对这著名的训诫自是了然于心的，况且他在驻豫军官训练团有过受训的经历，当然更懂得军校不是养尊处优的地方，既然打算在军旅中闯出一点名堂来，今后在战场上流血拼杀是免不了的，相对而言，军校训练的吃苦流汗也就根本不足挂齿了。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对军校的严酷要求倒是不以为忤，只当是为今后堪当大任而磨炼自己意志耐力的机会吧。

在半年入伍生教育的严酷训练中，張灵甫与同学们一起一边参加对广东军事重地繁重的卫戍警戒任务，一边学习军事基础知识。典、范、令与工兵、军中卫生、劈剌、体操、夜间教育等，是入伍生的必学教范，同时还得摸爬滚打，实习射击、行軍、各种兵器操作和营级战斗教练，为成为一名合格军官打好基础。与其它两千多名同学一样，经过入伍生训练，张灵甫犹如一只正待破茧而出的蛹，从一个书生渐渐向真正的军人兑变。

二

一九二六年二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合格升学的学生被分入不同的科系，步科编成了步兵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两个团，后来也称为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普通班和提高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张灵甫虽然通过了期终测验正式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雪员,但他进的是步兵第二团第二连，可见他的甄别考试成绩并不太理想。而黄埔四期日后最出名的另一名学生，则被分配到同一个团的第三连，这名同学就是林彪。国共两方在黄埔四期中日后最出名的这两个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学校的教学政策有点关系，当时的黄埔军校讲究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学生似乎不能单凭军事专业强就获得青睐。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照例要对新生发表训话，他首先勉励学生们要时刻准备為革命而牺牲，接着讲了半个小时的“革命的基幢问题，谆谆教导这些新学员，革命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立足点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共產主义，不过“实现的方法有些不同”。

当时被认为左倾的蒋校长接着说道:

“现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义,不晓得革命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以而排斥共产主义,或者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民主义,这些统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要晓得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还以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三民主义者,绝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共产主义者亦绝无反对三民主义之理…从前一二三各期学生每每有这样子的怀疑,弄到自家反对自家主意,自家拆自家的战线……我望自今以后大家不应有这种现象,如果我们还有这种事体发生，就无异叫我们自己不要革命，叫我们本党自杀，还怎么对得起本校已死的同志，怎么对得起我们已死的总理，怎么对得起已死的廖党代表?本校长对三民主义的观念就只如此，望大家认识清楚….”(2)

司令台下的军官生们整齐地列队肃立，身材高大的张灵甫站在前排队列中，毕恭毕敬地聆听着蒋校长一口浓重难懂的宁波腔的的训话。他和同学们刚刚才结束紧张而与外界隔绝的入伍生训练，对于校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台下的大部分学生还浑然不觉，而蒋介石的这番话却是实有所指的。

当时黄埔岛上的政治风云，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

还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气氛就弥漫出吊诡之气。就在军校准备第四期新生招考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黄埔建校时的党代表廖仲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认為，剌杀廖仲愷是由当时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授意。张灵甫开始入伍生训练期间，胡汉民与部份国民党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员正相继离开广东。新任的党代表是当时被认为左派的汪精卫，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来”，黄埔军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校内的政治活动因而空前活跃。黄埔军校的原校名“陆军军官学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强调在军官训练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在这个时候，国共虽然还处于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党的裂痕其实已经显露端倪，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多事之秋的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 的斗争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之一。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它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一九二五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民主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一九二五年十月，两派的成员甚至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集会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份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象张灵甫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歷，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青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也许还谈不上。用张灵甫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并不具备参与这场政治斗争的基本常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在政治上流于空泛的口号吶喊者居多。

文强在的入伍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文强的升学口试由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主持，邓演达问他：“为什麼来黄埔？未来有什么志愿？”文强的回答象是在背口号:“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点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有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文强是政治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应该属于政治上的活跃份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颇为纳闷：这个“新三民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3）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并不十分明白，军校里悬挂的标语还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字句。可以说，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份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份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

这种政治上的模糊，在前几期的军校学生中也相当普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成为仕途佼佼者的胡宗南。胡宗南在校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走得相当近，他时常向周恩来虚心求教，课余有空，就到周恩来的政治部打下手跑龙套，以至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可见得他的表现一度也相当左倾。他与倡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共产党学生蒋先云关系不错，在蒋先云的鼓动下，胡宗南还差一点加入了共产党，右派学生甚至曾经把他当成共产党分子，声称要教训他。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非等闲之辈，他对黄埔军校可谓呕心沥血，对学生关怀备至。以一个政治人物的敏锐目光，他很清楚，能够考入黄埔军校的青年，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份子，今后将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骨干力量，必须善加笼络利用。胡宗南就是在蒋介石的感召之下，再加上右派学生骨干贺衷寒也与他私交不错，一直在政治上对他竭力劝诱，晓以厉害，胡宗南权衡再三，最终摆脱了共产党的吸引，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从此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一员反共大将。(4)

张灵甫与大多数军校同学一样，是在入学时集体加入的国民党。黄埔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学生入党，程序十分简单，填写入党登记表就像是做作业，每人一份。理由就如招生简章上所说，学校对考生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就是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或者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者。现在既然已经入学成为国民党军校的军校生，加入国民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共产党学生，共产党组织早有决议，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灵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以他之前单纯的学生经历，他在入学时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大概还停留在为考军校而从于右任那里恶补的那点水平，至于共产主义，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倒是可能听过演讲，那时不过是当作另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已，不见得就视为洪水猛兽。按照军校规定，学生每个周末可以放假进城，学校安排渡轮，由值星官统一带队离开黄埔岛，下午四点再在城里规定地点集合回校。城里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曾经是不少左翼学生的周末聚会地点，张灵甫有没有与左派同学一同去过那里，无从考证，不过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那里讲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理论，不大可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投笔从戎，既是基于青年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意识，也是出于不安现状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个人抱负，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他是可以拥护的，要说把自己勤劳致富的老父当作土豪劣绅来革命，让自己的家业给别人共产，这就显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理论了。

与日后的名气相比，张灵甫在军校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也不见他热心于政治派别活动，也许是以前参加学生运动留下的阴影，在左右两派学生为彼此的信仰主张激烈辩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打架斗殴的氛围中，张灵甫选择了保持沉默，对这些主义之争并不热衷，他的兴趣集中在新接触的军事课程上，对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官生专业讲义爱不释手。

这些课程正规军校生至少需要用两年才能学完，而黄埔四期的学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速成，课时安排必须十分紧凑,教官只能以短暂的时间对每个课程进行简单的提纲挈领式宣讲。好在与当时国内其它几个速成军事学校相比，黄埔师生的素质远为优秀整齐。黄埔的大部份军事教官均出身於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或留学日本，军事素质良好。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保定的教室，(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的战场。”意指在当时国内的军校中，以保定军校的军事教育最为完整,早期一名保定学生要经过长达七年的完整学习方能毕业，所以保定出身的军官很适合当其它学校的教官。而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以操场动作训练严格著名,据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晚上睡觉时均向同一方向侧卧，在熟睡中能依口令一致翻身。所以讲武堂出身的教官是操场上三操两讲的优秀人选。

在这些优秀教官的指导下，早期的黄埔生们虽然接受的只是速成教育，所学得的知识还是足以应付基层军官阶段的要求，大部分人一毕业就马上投入实战，学以致用。以黄埔四期的教官素质和课程安排，象张灵甫这样文化水平高又专心用功的学生，不难在课堂上掌握军学素养的基础条理，形成在实战中以经验自我充实的客观条件。蒋介石也很明白他的学生们在正规军事教育上的局限，北伐结束之后，他大力发展军事教育，并成立了大量深造班以提升他这批早期学生的素质。不过仍有一些军官因种种因素没能脱产参加这类深造进修，而单凭战场经验、战功的积累和个人的悟性升至高位，在这些人当中，张灵甫就是一个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