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钟子麟) -- LEADER

第九节 张灵甫与王耀武

在张灵甫结束牢狱之灾前后的这段日子里，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又发展到了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在张灵甫的老家西安，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了前往敦促其剿共的蒋介石及随同他一起到西安的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西安事变爆发。

其实在事变发生之前，国民政府已经开始考虑调整它的对日政策。当时面对日本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侵略蚕食活动，国民政府步步退让，以期日本能够好自为知，并希望博取国际社会对中国处境的同情和支持，出手制止局势的进一步恶化。但是，事实证明这只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随着日本侵华野心日益肆无忌弹的暴露，中华民族不仅面临着严重生存的危机，也令蒋介石和政府大员们感到其统治地位已处于危卵之下。俗话说“兔子急了也会咬人”，何况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内的许多要员也有相当强烈的民族情绪，在被逼到几乎退无可退的情况下，国府方面开始着手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双方的代表邓文仪和潘汉年已经在莫斯科初步探讨合作抗日的可行性(1)。然而国民党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策依然摇摆不定，对他们来说，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始终是其心腹大患，因此，蒋介石玩弄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在军事上围剿红军，如果能够先将之剿灭，达到“安内”的目的，则一劳永逸，退一步的话，也可以借军事压力在谈判桌上换取更多的筹码。西安事变则在此关键时刻，催化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最终促成了国共双方的第二次合作。

西安事变虽以和平解决告一段落，其间的过程可以说是险象环生。事件爆发之初，军政部长何应钦曾欲进攻西安，以武力解决事端，但遭到了以宋美龄为代表一派的反对，后者竭力主张和平谈判，不以军事压迫张杨而陷蒋于不测，及时制止了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但在此之前，何应钦在取得指挥调动军队的大权后，曾经调遣军队组织讨逆军，进攻西安的部队已经出发行动。在这些部队中，有一支驻扎在陕西的生力军，在其新任师长的率领下，受命出子午谷直逼汉中“勤王”，因中途事变已经和平解决，该师随即在汉中驻防。这个师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51师，师长的名字，叫王耀武。

王耀武早年也是第1师出身。有人说张灵甫认识王耀武，就是因为两人曾经是上下级关系，张灵甫当连长的时候，王耀武做过他的顶头上司营长，又一说是王耀武任第5团中校团附的时候，张灵甫在他手下当营长。这两种说法事出有因，但都不甚准确。

张灵甫与王耀武的确在第1师的同一个旅有过短暂的共事经历，两人的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北伐结束之后的整军缩编时期。张灵甫从第21师调到第1师第 2旅的时候，他在第6团担任第9连连长，王耀武则在同一个旅担任第5团第3营营长，两人并不在同一个团，不是直属的上下级关系。在台湾官方编撰的张灵甫传略中，张灵甫后来也没有在王耀武的第5团担任营长的纪录。不过张连长与隔壁团的王营长因互仰大名而结识还是有可能的，只是他们同在一个旅的时间也就是几个月，两人此时建立深交的机会应该不多。一九二九年蒋桂之战后，张灵甫在独12旅成立时就被调往该旅任职，待该旅一九三O年十一月调归第1师建制师时，王耀武已经离开了第1师另有高就了。

不管怎么说，两人有过这么一段前缘，好歹也算是故交。这个时候张灵甫想起王耀武驻扎汉中，他的第51师又恰好在扩编招人，既然胡宗南不出声，他张灵甫也不能就在家傻等着在第1军这一棵树上吊死，他干脆修书一封，请王耀武拉兄弟一把。(2)

在张灵甫后半生的军旅生涯中，王耀武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张灵甫在国民党军队中的飞皇腾达，就是自加入王耀武的麾下而始，而他籍以起家的第74 军，更是王耀武的心血结晶。当然，张灵甫在抗战期间的步步高升，主要还是凭借他自己打仗肯动脑子肯用命而不断积累的战功，而王耀武这位伯乐对他的赏识和提携，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王耀武是对张灵甫有知遇之恩的长官，他是张灵甫军事传奇的推手。在叙述张灵甫的后续发展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王耀武其人。

一九O四年，山东省泰安县夏张乡山王庄的农民王进增添了个儿子，取名王耀武，字佐民，在家排行第二。王进增的家产只有四亩山田，却要维持全家六口人的生活，是个不折不扣的贫农。很不幸，王进增在王耀武幼年时即去世，全家靠王母一人支撑。与张灵甫相比，王耀武幼年时代的家境要穷得多了，但是王母仍然设法让孩子上私塾读书认字。

一个只有私塾学历的农村少年，在出路上没什么选择余地，除了当农民，不外乎找机会外出打工。一九二一年春，经亲戚介绍，王耀武到天津北安利饼干公司当一名学徒，两年后他调往上海的分公司做店员。店员工作整天对顾客赔笑点头哈腰，天长日久，王耀武觉得既没前途又无趣，不过这也养成了他颇具亲和力的圆滑性格。王耀武那时也是个有上进心的青年，明白自己想要有一番作为，在学业上必须有所提升，所以他白天看店，晚上上夜校补习。后来黄埔军校招生，王耀武在亲戚和少东家的帮助下，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

王耀武在军中的经历与张灵甫差不多，他毕业之后也下了部队从排长做起。北伐结束时，王耀武已经挂上了少校的军衔，在第1师任第2旅第5团第3营营长，不久之后升任第5团中校团附。

一九三O年，王耀武在刘峙的推荐下调离第1师，升任独立第14旅第1团团长，这是一支在南昌新组建的部队。

王耀武在团长阶段打出了名气，一九三二年在与红军作战的宜黄战役中，王耀武因死守有功，战后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和赏识，次年被调往江西抚州，升任原由保定编练处三个新兵团组建的补充第1旅旅长，该旅原临时归顾祝同指挥，王耀武因此得以与顾祝同建立了良好个人的关系。张灵甫后来在第74军的同事李天霞、邱维达和周志道，这时也已经在王耀武的补1旅任职，李是第3团团长，邱是参谋主任，周是第2团团长。

一九三四年秋冬，红军北上先遣队抵近浙赣交界地区，时任浙江省保安处处长黄浦一期毕业的俞济时向南昌行营求救，要求派部队进剿，王耀武的补1旅遂派归俞济时指挥，参加了对红军北上先遣队的围剿，为重创红10军团立下大功，他的双手也因此沾满了红军官兵的鲜血。在此役中，早期红军领导人红10军团副总指挥兼红19师师长寻淮洲战死，红21师师长胡天陶被俘后遭杀害，闽浙赣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与红10军团总指挥刘畴西也被俞济时的浙江保安纵队俘虏后杀害。说起来，刘畴西还是俞济时黄埔一期的同学，但俞济时对这位担任红军将领的同学斩尽杀绝毫不留情。当年侥幸突围出来的数百名红军干部战士，后来组成红军挺进师，创建了浙南革命根据地打游击，其中就有之前担任红10军及先遣队参谋长的粟裕。十四年后，历史仿佛走了一个轮回，在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济南战役中，由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高喊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一举攻克了山东首府济南，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则在出逃途中被民兵抓获，成了战犯。

王耀武的治军特色与张灵甫十分相似，他赏罚分明，恩威并用，平时以负责任守纪律勉励下属，以身作则，对犯纪律的部下不予姑息。在后来的第74军时期，早期追随王耀武多年的第51师第301团团长吴克定在南京战役中畏缩不前，就被王耀武革职。在湖南桃源的时候，第57师第169团团长李毅民允许士兵抓了一些战后无主乱跑的鸡鸭打牙祭，也被王耀武革职，并且通令全军。所以第74军上下军纪整肃，不象其它一些国军部队那样胡作非为。曾经在王耀武身边担任第74军副官处副处长的刘操说:“无论平战两时，全军官兵接受任务都不敢马虎，不存侥幸之心，努力完成。纪律方面严肃认真，上下遵守，不敢违犯。”（3）

在个性上，王耀武与张灵甫也有不少共同点，两个人都很有一些国民党王牌将领的气质：骄傲自信，豪爽直率，固执倔强，争强好胜，而且难得的是，两个人的私生活都称得上严谨。不过，王耀武有两个特点却是张灵甫望尘莫及的。

张灵甫是个比较纯粹的军人，精于作战却不大会处世，他讲话直言不讳，不喜官场应酬交际，也不太懂得敛财，连自己的私蓄都不善打理，丢给亲信下属代管了事，口袋里有几个钱，大部分都被他花在所爱好的古玩字画上，他的收藏中还真有些上品，比如郑板桥的竹、齐白石的画等国宝级精品。但他对投资经商置产一窍不通，也没什么兴趣。

王耀武则大不相同。在国民党军界，王耀武做生意是出了名的长袖善舞，他早年的店员经历，培养了他敏锐的商人意识。一九二八年北伐结束之后，王耀武重拾饼干贸易的老本行，托友人掛名在武汉开办振兴饼干厂，开辟第二职业。此后财源滚滚，在长沙、重庆等地先后开设了分厂。抗战时期，他在宁波、温州、广州等地派人投机倒把，低进高出做各种日用品买卖，大发利市。所以王耀武的个人经济基础远比张灵甫雄厚，以至抗战胜利后两人在南京见面，张灵甫还毫不客气地向王耀武打秋风借钱，惹得王耀武笑话他：“灵甫啊，都是做军长的人了，自己总该有点基础了吧１(4)

王耀武也很会做人，对上司、同僚乃至下级都能做得面面俱到，令人皆大欢喜。他时常找下属军官个别谈话，因而对手下的个人情况十分清楚，部下有请求的时候，无论有用没用，他都会尽力帮忙写介绍信、送津贴。在国民党官场上，王耀武的公关手段更是出类拔萃，对上打点周到自不待言，连对一些高官身边的亲信甚至门房喽啰都不怠慢，这些人不但会为他适时美言，一个实际的好处是保证了他有直达上听的顺畅渠道。王耀武后来能以一个黄埔三期生的资历，越过许多比他资深的高级将官在国民党军界迅速得到提拔，他的这种炉火纯青的社交应酬功夫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不过他也不是那种单会逢迎拍马，油嘴滑舌的人物。据刘操回忆:“有一次他回忆黄埔生活，津津有味地讲他搞作战实习的情景，讲到他脖颈上系着红带子，讲到他如何坚持五分钟猛打猛冲取得胜利。又讲到老头子(指蒋介石)召见他，表扬他等等。边讲边笑，滔滔不绝。最后，他说了一句总结性的话：老头子就喜欢我这傻呼呼的楞劲。”(5)

当然，这样一个王耀武是既不楞也不傻的，他的这些特长加起来，在国民党军界的升官图中就创造了“三李不如一王”的奇迹(6)。

王耀武凭围剿红军期间的表现赢得了蒋介石的首肯。在浙江围剿结束之后，王耀武和他的补1旅被调往松潘高原，在胡宗南率部转往甘肃时接防。虽然他原本是从第1师出来的，却害怕到西北后胡宗南把他改编了去，就走老上司俞济时的门路，帮忙他继续保持独立(7)。驻防松潘期间，王耀武为在松潘高原上丧命的国民党官兵修建了一个公墓，所清理埋葬的各部官兵遗体超过了一万，多半是病死或饿死，这也算王耀武位老部队死亡的官兵作了一次仁义的功德。一九三六年春，补1旅撤下高原，在汉中改编为新编第10师，新10师成立的时候仍然与补充旅时代一样只有三个团，只是旅部改称师部。不久王耀武打通了重庆行辕主任贺国光的关系，让军政部核准新10师改成由军政部直接补给的正规军，并核发了第51师番号，将该师扩充成两旅四团制的甲种师。王耀武麾下一下子冒出了两个旅部和一个步兵团，原来补1旅的干部不敷使用，他不得不多方利用关系招募新血，同在西北的第1师，就成了王耀武招贤纳士的对象。

陕甘一带中央军部队的圈子并不大，王耀武部队的异动自然引起正在西安赋闲的张灵甫的注意。张灵甫给王耀武发出信后，在家静候佳音。

回复很快就来了，还附带了委任信。以王耀武与第1师的渊源和交情，他对张灵甫在第1师的表现不会陌生，甚至有一种说法，张灵甫的出狱是王耀武做的保人，此说虽真伪末辨，但王耀武对这位学弟的为人和才干十分欣赏应是不错的，他曾经称张灵甫是一条具有秦陇古风的血性汉子，称赞他作战很有办法，这样的干将当然多多益善。由于第51师当时没有带兵官的实缺，一开始王耀武给张灵甫任命的职务是第51师师部额外的上校高级参谋(8)。这也可以说是王耀武的用人习惯，他的部队设有不少高参、附员一类的闲职，用来延揽人才，以免实缺不足而有遗珠之憾。

张灵甫很清楚，王耀武是校长十分器重的将领，第51师也是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一手组建的嫡系部队，跟著王耀武，在前途发展上不见得就比跟着胡宗南差，干得好的话自然会有出头之日。所以高参就高参，张灵甫也不介意暂时屈就这个没有兵权的虚职，他当时的处境也由不得他耍高傲，收到委任信后他就欣然受邀到汉中报到。

张灵甫军旅生涯最辉煌的篇章-为民族抗日而战，拉开了序幕。

1-9参考资料和注释

1.参见《1936年邓文仪与王明、潘汉年谈判经过及要点》杨奎松著《党史研究资料》1994年第4期

2.张居正先生证实，张灵甫是在给王耀武去信得到回音后去了汉中的王耀武部。

3.《王耀武的几件事》刘操著《泰安郊区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泰安郊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2年11月

4.笔者2003年12月与王玉龄的访谈。

5.同3

6.在国民党军中，李延年、李仙洲和李玉堂是三位较出名的山东籍将领，资历都比王耀武深，但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让王耀武去担任山东省主席和第二绥靖去司令，故有“三李不如一王”之说。

7.《国民党第一补充旅的前前后后》周更生著《湖北文史资料》

8.《八十回忆》周志道著台湾

第八节 杀妻疑云

一

入夜，南京城老虎桥的模范监狱内，寂静无声，犯人们已经熄灯入睡。长长的走道上，响起了狱卒“托托”的皮鞋声。沉重的脚步声一直走到一间特殊的号子前才停住，狱卒手中一管硕大的手电筒在黑暗中骤然亮起，向号子内已经睡下的囚犯们毫不客气地照了过去。

这是一间关押特殊犯人的号子，里面全是名字已经被打入另册等候处决的死囚。雪亮的光柱引起囚犯们的一阵骚动。这些死囚知道，监狱内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但凡行将处决某个囚犯，狱卒通常会在前一个晚上来死囚号子巡视，并特地打起手电，朝囚犯们的脸上一个一个扫过去，象是要验明正身，如果最后手电光长时间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脸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倒霉的家伙第二天要上路了。

“每当这个时候令我最恼火。死就干脆死了，这个样子实在很没有尊严。”一个曾经在这个号子里呆过的死囚，在侥幸生还大约十年之后，对新婚妻子私下谈起了这段自己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这个在死囚号子里还奢谈尊严的人，就是因杀妻而获罪的张灵甫。

早在张灵甫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父亲张鸿恩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对象是邻村的姑娘邢凤英。邢凤英与张灵甫同年，是个勤劳朴实的乡村姑娘，只是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目不识丁。张灵甫平素对父亲颇为孝顺，投身军旅后偶尔回家探亲，也曾与老父抵足而眠以示亲情，当时年少的他没有要公然违逆父亲的意思，不过他在外求学，对父亲自作主张为他娶亲似乎并不心甘情愿。张灵甫后来离家，长年以来对邢凤英不相闻问。

一对没有感情基础、教育背景迥异的青年男女因父母之命而被撮合，在那个时代属司空见惯，许多时候在当事人之间酿出的却是一杯难饮的苦酒，甚至一些伟人们年轻时候也曾为此面临过尴尬，张邢两人的这类婚姻悲剧，也不脱特定时代的烙印。

张灵甫惹出命案的妻子吴海兰，是四川广元人，她的父亲在广元县城里是一个颇有名气的铜匠，家道小康。吴海兰在当地的女子学堂上过学，当年小县城里女孩子受过正规教育的很少见，吴海兰有文化又是个漂亮的川妹子，在广元这个小地方就比较引人注目，眼界也就高起来。

与一般花天酒地的国民党军官相比，张灵甫还是属于比较爱惜羽毛的，在私生活方面相当检点，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这倒是与他日后的上司王耀武颇为相似。张灵甫死后多年，留在大陆的原整编74师军官曾有人在有关的文史资料里发表过回忆文章，在提到张灵甫的为人时，均表示印象中他性格豪迈直爽，好附庸风雅但不好色，对部队里的风化事件惩罚及其严苛。有一次，他的师文工团团长拐带别人的妻子，被人告到他那里，他查实之后立即下令处死，而且是砍头示众，手段颇为血腥。（1）

不过这个冷血军人在平时却俨然儒将一个。他闲暇时喜欢在营中里看古书、练书法、填词作赋，业余爱好收集古玩字画、摄影、养花弄草，似乎仍保留着当年北大历史系书生的遗风，与一般人从文艺作品里得来的张灵甫形象很不一样。不过张灵甫毕竟是个职业军人，他的另一个爱好则与风雅完全无关了。张灵甫喜好马术，他的骑术高超在军中是出了名的。有一次，第1师新得了一批战马，其中有一匹马性情特别爆烈，谁都不让上身，有人就把张灵甫找了去，他拉起缰绳三跨两骑就把那马制服了。他不但爱骑马，还爱马成癖，几乎把马当宠物一样饲养，后来当了军长师长，还三天两头往马厩跑，亲自督促豢养之事。还在他当团长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他的一匹爱马得了肺炎，兽医束手无策，张灵甫见爱马痛苦地喘息着卧以待毙，他陪伴在旁伤心不已，竟然手抚马鬃情不自禁潸然泪下，据说那匹马也对着主人涕泪涔涔，一人一马，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在军中传为异谈。（2）

张灵甫那时才年届而立，看书写字骑马，不见得就是愿意清心寡欲，只是军中本是男人的世界，战争岁月又行踪不定，加上他性格内向不苟言笑，总是令人望而生畏，即使有女人，人家也不敢对他抛媚眼。朋友看在眼里，知道他老家的一段婚姻名存实亡，就有好事者为他撮合新人。

有军官朋友向他介绍了吴海兰。吴海兰年轻有文化又长得如花似玉，张灵甫见了很是满意。而女学生吴海兰一见这位年轻的中央军团长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也不免动了春心。你有情我有意，两人很快就坠入了爱河，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张灵甫是个军人脾气，办事讲究速战速决，再说部队随时都有可能开拔，没那么多花前月下的酸讲究，没过多久，他就与吴海兰在广元拜堂成亲，这算是他的第一次新式婚姻，时间大约在1933年冬。

本来张灵甫娶了吴海兰之后，两个人的婚姻还是相当美满幸福的。吴海兰长相漂亮，贤惠能干，这个四川妹子还能象北方人那样擀得一手的好面，张灵甫是西北人，喜食面食，吴海兰的手艺很对他的胃口。小夫妻俩琴瑟和鸣，感情笃深，不久女儿张云芳也出世了，一家人其乐融融，军中的朋友同僚都很羡慕。

既然是一对恩爱的欢喜鸳鸯，张灵甫怎么会冲冠一怒杀红颜呢？

关于张灵甫杀妻一案，坊间流传着多个版本，但基本的情节是差不多的：张灵甫误信谣言，怀疑爱妻不忠，因而醋劲大发，不问青红皂白就拔枪怒射，酿成了轰动西安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在这些众多版本故事的作者中，大概唯有吴戾天是唯一与张灵甫有过接触者。吴戾天，原名吴鸢，抗战时在74军军部任职。一九八四年，他在陕西省的文史资料上发表了《我所知道的张灵甫》一文，其中谈到了他所听说的关于杀妻一案的传闻。

吴戾天在文中写道：

“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达西北后，第一军跟踪尾随与红军对垒。第一军的眷属，都住在西安，张妻带着孩子(不满三岁)和其他军官眷属住在一起，他在前线忽然得知妻有外遇的信息，就借春节假期来到西安，挚妻儿回户县省亲。除夕之夜命妻到后院菜地割韭菜做饺子，正当其妻弯腰割韭菜时，他陶出手枪，从背后将妻击毙(一说这次事件，是张的同事杨团长开玩笑酿成的，这位团长到西安探亲，回到部队后与张在闲谈中，谈到西安家属情况时，说有一天看到张妻与一男性逛街，张本性多疑而残忍，就信以为真，致酿成人命)。”（3）

因上文作者曾经与张灵甫在同一个部队共过事，他所听到的这个传言为不少作者所采信，相信也成了后来别人撰写该事件的蓝本。

《民国高级将领列传》中的《张灵甫》一章，对这一事件是这样描述的：

“但是，张灵甫是一个非常冷酷寡情的人，其醋劲在同事中出了名。一天，张灵甫见一位同事探亲返部队，便问：“你可看见我的太太?”这位同事打趣地说：“看见啦，在电影院门口，你太太穿着旗袍。还有一位小伙子，西装革履的俩人可亲热哩。”张灵甫是一个遇事很认真的人，听说妻子“不贞”，气得连话也说不出来，一连几天闷闷不乐，脾气变得越来越粗暴，见谁骂谁。他认为这是难以容忍的耻辱。但直接提出离婚，又怕成为同事们的笑柄。后来，他向胡宗南请了假，带着一支手枪回家，极力克制自己的感情，对妻子说：“我有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你为我包一顿饺子吧。”妻子听后便爽快地到菜地割韭菜。张灵甫便尾随在后，待妻子刚蹲下去割韭菜时，即拔出手枪，对妻子后脑就是一枪，妻子一头栽倒在地。他枪杀妻子后，既没声张，也不掩埋尸体，就返回部队。”（4）

上述情节，显然也是脱胎于吴戾天的版本，只是情节演绎得更富于戏剧性。

张灵甫在一九三五年冬请假离队确有其事，至于蓄意带枪回去杀妻之说，则是想当然的讹传。在他请假的时候，情况尚一切如常，当时他只是从松潘高原下来后回家去休假探亲而已。

由于一直在前线奔波与红军作战，张灵甫把妻女安置在了西安，吴海兰当时借住在张灵甫的堂兄大哥张德甫的家中，位于西安莲寿27号，那是一座前后两进的大院子，张德甫家住后院，前院的邻居是一对李氏姐妹。

当张灵甫回老家探亲时，他先到了西安堂兄家里，和吴海兰一起小住几日。小别胜似新婚，开始的时候，小夫妻俩形影不离，白天一起逛街吃饭，晚上一同出去看戏，很是快乐甜蜜。

“五叔父回西安后，就住在我伯父家里。那时他回来和吴海兰的关系很不错的，他们经常出去玩得很开心，还带我一同去易俗社看过戏呢，我还记得那晚看的戏叫《韩宝英》，戏文讲的是韩宝英救石达开的故事。”张灵甫的侄子张居正当时十多岁，正在西安读小学，他还清晰地记得案发前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有一天晚上，他们夫妻俩不知为什么事发生了争吵，五叔父在发脾气，我伯父就出来调解。第二天，五叔父与吴海兰一起回乡下老家，后来便发生了悲剧。事情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回到西安我们的住处，记得那天我出门上学，在半路上还遇见了他，他只身一人往家里走。回到家后，他把吴海兰的衣物付之一炬，后来我伯父将他训斥了一通。”（5）

张灵甫回乡下老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笔者曾向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求证上面文章所描述的情节。

张居礼先生说：“这件事发生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听我母亲（笔者注：指邢凤英）说的。据我所知，他们两人（笔者注：指张灵甫和吴海兰）当时在家里的后院谈话，不在菜地里。我母亲就在现场不远处，但并不知道两人在谈些什么。后来就听到一声枪响，我母亲大惊失色，吓得掉头就跑，也没顾得看清是怎么回事。因为事发突然，我母亲虽然在现场，但也不太清楚当时的状况和开枪的原因。至于不在场的外人传说，我不便评论。所谓割韭菜包饺子，显然是在编故事了。事情发生在冬天，大冬天的陕西，那块地里会长韭菜？。”他接着补充道：“说实话，有些事情就是人家在这么传说了，其实究竟为什么开的枪，有什么内情，现在很难说得清楚。”（6）

看来只有张灵甫自己才能说清楚了。此案发生十年之后，他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听说了这桩案子，当时年仅十八岁的王玉龄竟然傻乎乎地去问丈夫：“要是我在外面乱交男朋友，你会怎么处置我？”

张灵甫被天真的新婚妻子触及早年的伤心事，哭笑不得，只是看着她摇头苦笑，没有说话。

“我当时真的很幼稚。”王玉龄说：“我还对他说：‘我要是真的出了这种事，随你怎么处置，我们家人是不会去告你的’。他不解释，只是沉默地拥抱我。后来才告诉我说：‘是她拿了我的东西，我问她又死不开口。事发前晚，我们已经发生过争执，我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天带着孩子坐马车回长安乡下。从西安回家的路上，总会经过我母亲的坟地，她知道我每次回家都要在那里下车，在母亲的坟前祭拜过后再回家，以前她都会跟我一同下车，那天她拒绝了，我当然很生气。回到家查问她一些事也不答话，那我就火更大了……’”（7）

至今为止，这大概是我们能够从当事人最亲近的人处，得知他亲口对此事说过的唯一只言片语。

张灵甫无意再说下去，也没有解释吴海兰到底拿了他的什么东西，以致他大光其火。直到张灵甫死后多年，当年与他私交甚笃，曾经长期在他手下任职的刘光宇（8）与王玉龄偶然谈到此事，开口就是惊人的一句：“她偷了张灵甫的文件。”

刘光宇讲述的，是另一个鲜为人知的杀妻内幕。

原来，张灵甫当年并非因为怀疑吴海兰有外遇而打翻醋罐子，而是发现她擅自拿走了他的军事文件，却交待不出理由，因而怀疑妻子可能受人利用而怒火中烧。前面说过，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一直在川陕一带与红四方面军激战，当地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活动，张灵甫疑神疑鬼，担心妻子可能沾了共产党的边，但在事情没搞清楚之前又不便声张，于是就暗地里向妻子盘查，不料吴海兰对此保持沉默，惹得他气急败坏，越发怀疑妻子背着他做了不可告人之事。此事若是换了别人，或许还有转寰的余地，偏偏刚从血肉横飞的前线回家的张灵甫，血管里还弥漫着随时会散发出来的杀戮的戾气，他的性格容又不得“背叛”二字，不能接受吴海兰有可能通共的嫌疑，对爱妻的“背叛”行为极为震怒，加上当天心头已经郁积了一股邪火，极度的自尊和冷血顿时膨胀到一发而不可收拾的地步，拔枪的瞬间，眼睛里已经没有曾经深爱的妻子，只有“赤党”的疑犯了。(9)

吴海兰死在了丈夫的枪下。因为事涉通共之嫌，事发后张灵甫怕传出去有口难辩，便推说是感情纠葛。这是关于张灵甫杀妻案的另一个版本，也就是所谓张灵甫学吴起杀妻求将之说的由来。联系到后来张灵甫被轻判的事实，以及刘光宇和他的密切关系，此说似也不象空穴来风。

不过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有一点大致是可以确定的，张灵甫对吴海兰的怀疑并没有寻获确凿的证据。但是，死无对证，张灵甫悔之晚矣。

案发之后，张灵甫并没有马上回到第1师，仍然若无其事地住在西安堂兄的家里。一天，有人在《西安日报》上投书揭发张灵甫的杀妻事件，他读后很是恼火，便向在该报当编辑的亲戚打听作者的背景，得知此事原来与前院的李氏姐妹有关系。因为是前后院的邻居，吴海兰生前与李氏姐妹常有来往，关系相当不错，她的离奇失踪，引起了她们的怀疑，并且也打探到了一点风声。李氏姐妹中的妹妹李朝惠，当时在和杨虎城的机要秘书周藩伯谈恋爱，周藩伯经常在周末用车来接她出去玩。张灵甫一听，觉得事情不单纯，他自忖此事虽然冲着他来，或许后面还有其他来头，也可能有人想利用此案打击中央军的声誉，给蒋介石难堪。这一来，他便心知难掩人口，如果被人揪住不放，后果一定大为不妙。但是罪已铸成，一时间也无计可施，于是他决定先回部队避避风头，再作打算。（10）

二

吴海兰被枪杀的事情传到了她的娘家四川广元，吴家的人悲痛欲绝。他们当然咽不下这口气，杀人偿命，自古就是这个道理，女儿冤死女婿枪下，凶手岂可逍遥法外？吴海兰的哥哥吴正有长途跋涉，气冲冲从四川一路赶到陕西，打上张家的门来要人。张灵甫这时早已回了汉中的部队。找不到儿子就找老子，吴正有找上了张鸿恩。

张鸿恩是个本分实在的人，儿子媳妇儿回家来团圆，原本是一件令老人高兴的事情，谁知当天就在家里出了这等人命案子，盛怒之下的儿子过后一句话也不解释，铁青着脸扬长而去，害得老人在家心里七上八下，惶惶不安。他明白这件事是自己的儿子理亏，无论儿媳妇有没有做错事情，儿子拔枪杀人总是不对的。但是人死不能复活，儿子总归还是儿子，现在吴家的人找上门来了，做父亲的还是想息事宁人。张鸿恩拿出大把的现洋来好言慰抚吴正有，让他拿着做个路费，实际上算是对吴家的一点补偿，暗地里希望能够为儿子破财消灾。

银子收下了，吴正有的气可没平，他不甘心妹妹的一条命就这么打发了。于是，吴正有开始了艰难的上告历程。他先把状子递进了西安的地方法院，也曾到第1师的师部上告。但是人家收下状子之后，都没了下文。

吴正有在西安等了一段时间，没有获得任何消息，正不知如何是好，绝望之中突然想起妹妹生前参加过妇女协会，他就再次写了控告信，找到了西安的妇女协会。西安的女界得知此事，义愤填膺，加上报上原本已经揭露过这起案子，一时间舆论大哗，声称要为吴海兰讨个公道，严惩杀人凶手，中央军团长杀妻案一时在古城闹得沸沸扬扬。女界虽然吵吵嚷嚷，但是婆婆妈妈们也奈何不了军队，张灵甫依旧在胡宗南那里当他的团长，继续带兵操练。

吴正有正没奈何处，就在这个时候，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来到了西安，妇女协会的人趁机把吴正有的控告信转到了她的手里，希望上面能有人出面干预一下。于凤至接了状子，回到南京就把此事告诉了宋美龄。那时候宋美龄正在和蒋介石一起积极鼓吹新生活运动，旨在改造社会道德与国民精神，一看状子，团长杀妻，不但有违社会道德，还明明触犯了国法，怎么能置之不理？于是她向蒋介石告了御状。

蒋介石一听有人告状，说自己的黄埔门生无理杀妻，非常生气，立刻吩咐下面将人送南京军事法庭查办。

胡宗南在西安接到了命令，心里十分为难。吴正有的状子，胡宗南是知道的。胡宗南本人是复兴社的骨干份子，曾经庄重起誓要对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所提出的那些清教徒般的戒律身体力行，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打牌，不能讨小老婆，如今自己手下的团长惹出这种人命案子来，令他觉得有失第1师的颜面。胡宗南虽然赏识张灵甫的军事才干，但对他年轻气盛的鲁莽行为并不以为然。然而张灵甫打仗确实是很有一手，在第1师里是屈指可数的一员得力干将，胡宗南不忍心看着他年轻轻的就此毁了前程，张灵甫也可能以丢失文件为由为自己做过辩解，总之胡宗南当时就是护着张灵甫，拖着此事没办，还曾许诺来告状的吴正有，以收他入伍做副官为条件让他封口，但被吴拒绝了。现在蒋介石来了命令，胡宗南不敢再虚于委蛇了，他叫来了张灵甫，告诉他这下子漏子捅大了，现在案子已经闹到了南京，校长下了命令要把他押送南京法办。

张灵甫自知，自己仅凭一时的疑心就大发雷霆枪杀了吴海兰，追究起来没有真凭实据，总是罪责难逃，既然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不如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些，说起来男子汉大丈夫既敢做就敢当。于是他向胡宗南表示，事已至此，他也不想再让师长为难，自己遵命去南京投案服罪就是了。

胡宗南与张灵甫毕竟一个部队相处了六七年，对自己这个下属憨直的脾气还是比较了解的，知道他十分在乎自己的名声，既然表示愿意遵命服从，相信他一定言出必行。于是，胡宗南也不担心他会半路逃之夭夭，对张灵甫既不绑也不押，放心地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南京投案自首。张灵甫十分感激胡宗南的信任，也信誓旦旦，表示先回家处理一点家事，不日即一定起程去南京负荆请罪。胡宗南二话没说，竟同意放他先回家去了。

虽然嘴上豪气万丈，一想到自己因获罪而前功尽弃，原本大好的前程化为乌有，前途又是凶多吉少，张灵甫回家途中难免一路闷闷不乐。人在落魄的时候，身边家人的慰藉就显得弥足珍贵。

张灵甫一进家门，映入眼帘的是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邢凤英正一手抱着已经从奶妈家送到乡下的女儿云芳，一手持勺耐心和蔼地喂小女孩吃饭。

此情此景，令相当大男人主义的张灵甫心里有一种刹那间的触动。眼前的这位村姑，自己从来对她不闻不问，她一直默默地承受着他的冷落，替他在家照顾老父，甚至还为他悉心照顾他与别人结婚所生的孩子。面对如此温良宽厚的女子，张灵甫饶是铁石心肠，也不免生出几许感动和歉疚。（11）

张灵甫把自己要到南京去投案的事告诉了家人，将历年来的私蓄全都留给了家里，在家盘桓数日之后，便只带着几套换洗衣服上路了，连盘缠也没多拿，说是一路上自己可以卖字为生。

从陕西到南京路途遥远，中间还要倒几次车。张灵甫独自一人离家，也没人管他的去向，他一路走走停停，半路上见所带盘缠用得差不多了，就开始卖起字来。他的字写得越大越见功力，字体工整苍劲，写的对联条幅还真有人来买，就这样信笔游蛇，竟让他一路赚到了盘缠到达南京。他也果然听从命令没有食言，径自去军法处自投罗网，被拘押于老虎桥模范军人监狱。

案子审完了，起先初审内定是要判处张灵甫死刑的，连名字也已经被打上了红勾，择期待决。

偏偏祸不单行，在被判处死刑之际，他又在狱中染上了疟疾，病势汹汹几乎奄奄一息。赔了夫人又折了前程的张灵甫在多重打击之下，心灰意冷起来，反正枪毙也是死，病重也是在等死，他绝望地破罐子破摔，连申诉也放弃了，但求一死了之。

在张灵甫刚收押的时候，模范监狱的典狱长就和他的关系不错，有时两人天南地北的还聊得颇为投缘。典狱长当然知道一些张灵甫的案情，当张灵甫被初定极刑之后，他对张的处境表示惋惜和同情，并竭力为张灵甫打气道：“这件案子的情况应该还有斡旋的余地，蝼蚁尚且惜命，你就此放弃未免可惜。”典狱长还悉心安排狱医为张灵甫治病。也许是命不该绝，张灵甫凭着年轻力壮的原始本钱，不久之后居然起死回生，战胜了病魔，于是他又重新燃起了求生的欲望，听从典狱长的劝说，向军事法庭递交了申诉书。（12）现在自然无法知道他找了什么借口为自己辩解，但是法庭显然接受了他的申辩，因为对他的原判并没有被执行。

在等待案件复审期间，张灵甫闲来无事，在狱内也就是看看书练练字，而且在这段时间里润笔颇多，有人要是喜欢，他就随手送人，坊间甚至有传言，说当年南京夫子庙一带有不少店铺的招牌，就出自他这时的手笔。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张灵甫在狱中反倒有得是时间面壁思过，修身养性，一场牢狱之灾，使得他以往心浮气燥的性子得以修练得沉稳了许多，以后很少再乱发脾气。友人来信慰问，张灵甫回函自嘲曰：“为杀妻室做楚囚”。

写字看书不过是打发时间，坐牢的心情总是落寞的。不过这期间家里传来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好消息，张灵甫走后不久，邢凤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月怀胎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张灵甫的第一个儿子。

随着儿子的出世，张灵甫似乎时来运转，没过多久，他竟然被赦罪释放了。据他家人的回忆，之前南京曾派人去西安调查过张灵甫的情况，来人一走就爆发了西安事变，之后张灵甫便获释回到了西安。也就是说，张灵甫的获释，并不是一般认为由于抗战爆发而与其他戴罪军人一起获得政府大赦，而是在一九三七年初就被释放了。

几十年后，我们看到了对此事的一些评述，有人很肯定地判断说，是蒋介石徇私枉法，偷偷放跑了心腹爱将；也有人言之灼灼，说是胡宗南或是王耀武在蒋介石面前替张灵甫说情：“张钟麟这个人，打仗很有本事，不如把他放出来，让他戴罪立功吧。”于是蒋介石顺水推舟，嘱咐张灵甫出去之后好好做人，把他秘密释放了。由于张灵甫后来的确受到蒋介石的宠爱，这些说法似乎有后事得以佐证，不少人深信不疑。

事实上，这时的张灵甫资历尚浅，在蒋介石的心目中根本还排不上号，他真正出道获得蒋介石的青睐，还是在八年抗战的岁月。更何况，当时蒋介石攘外安内正忙得焦头烂额，还因为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灭陕北的红军，而被张杨扣留逼其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蒋介石在这个节骨眼上还有工夫亲自为一个小团长特别费周折去法外施恩，在道德评判上固然可以给他加一点负分，但却并无依据。至于说胡宗南、王耀武等黄埔学长联名担保说情，则还在情理之中。

可是，杀人偿命总是国法，即使张灵甫属自首有从宽情节，凭什么从宽到只关了不到一年就释放了呢？当事人没有留下任何解释，按照常理推断，作为情杀案的凶手，服刑不满一年就获特赦关照的机会应该不会太高，如果从刘光宇讲述的情节去推敲内情，或许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合理的答案：张灵甫很可能在狱中写的申诉书中，辩称怀疑妻子窃取他的军事文件，有通共之嫌，故怒而杀之。如此，他被上峰认为是冲动之下“大义灭亲”之举，属情有可原，因而对他网开一面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

张灵甫出狱之后，在老家呆了没几天就又回到了西安，为了表示从新开始新的生活，他把自己的名与字对换了一下，从此他就名叫张灵甫，字钟麟。

来到西安，他开始落实两件事：一是复职，二是娶妻。

西安是他的老家，同学朋友众多，其中黄埔同学也不少，找个军职对他来说不算太难。当时杨虎城部的警备3旅旅长王竣是张灵甫在黄埔军校时期的三期学长，他竭力游说张灵甫投到杨虎城的麾下，许诺说可以保他做副旅长。张灵甫黄埔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的部队任职，而且是号称“天下第一师”的胡宗南的正宗嫡系，要他放下身段到地方杂牌军里混差事，他才不愿意，再说这时西安事变刚刚尘埃落定，在张灵甫这个对蒋介石忠诚不二的黄埔生眼里，杨虎城根本就是大逆不道的叛将，岂有卖身投靠之理。虽然张灵甫不领情，王竣却对他依然有笼络之意，在张灵甫再婚之际，王竣还亲自送来了二百大洋作为贺礼，但张灵甫对王竣的好意却坚辞不受。（13）

张灵甫这一次的再婚妻子，是出生西安名门的高艳玉。高家在西安是名副其实的名门望族，据说祖上曾经是前清的状元，官拜翰林，高家大院是当时西安北院门最好最阔气的院楼，院子里还有自家的戏台子。张灵甫在西安没有置过自己的房产，婚后就迁往高家居住。这桩婚事的介绍人，正是张灵甫以前在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恩师韩兆鄂。

说到这件婚事，之前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小插曲。

在韩兆鄂往高家替张灵甫做媒的时候，高家还同时收到另一名候选女婿的求婚。巧的是，这一位也是一个陕西人，也在中央军嫡系部队任职上校团长，还也是黄埔四期毕业，这个人居然就是张灵甫的同学加朋友胡琏（14）。听起来这两个候选女婿条件不相上下，高母比一比媒人送来的相亲照片，这位未来的丈母娘当场就替女儿拍了板，她相中了照片上西装革履英俊倜傥的张灵甫，把其貌不扬的胡琏淘汰出局。这件相亲撞车的事大约纯属巧合，倒是没听说张胡两人存下什么芥蒂，而且之后同乡同学的交情还不浅。

婚姻大事是解决了，张灵甫的军职还是悬而未决。第1军（15）是他的老巢，一开始他仍有意回到第1军去，于是给胡宗南写信打探口气。不知是胡宗南还在对他所惹的麻烦耿耿于怀，还是由于别的原因，张灵甫的信如石沉大海（16）。胡宗南居然不念旧情没有反应，这点大概出乎张灵甫的意料，他是个个性极强，恃才傲物的人，纵使有求于人，要他低三下四去贴别人的冷脸，还是不屑于委屈自己的。张灵甫与胡宗南的上下级关系就此划下了句号，他与胡宗南也从此有了隔阂。其实，他倒是应该感谢胡宗南没有热烈欢迎他回第1师去的，否则的话，八年抗战他大半时间只好跟着胡宗南军事集团蹲在大西北看后院，而没有机会在抗日战争的战场上与日寇正面厮杀为国立功，更没有机会伴随着他的部队，在抗日战场上一步一步成长为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抗日铁军，那他的军旅生涯中最风光的部分，就会黯然失色。

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张灵甫的军事生涯出现了转机。

新婚伊始，张灵甫住在岳家气派的豪门大院里，本应与名门闺秀的妻子快乐地共享两人世界，但是这个新郎却心不在焉。家庭从来不是张灵甫心目中的重点，自从投笔从戎以来，他几乎常年以军队为家，家庭在他心中的位置远远不及枪林弹雨的战场。本来他一手如意一手算盘，结婚娶妻，然后重返第1军，再去打出一番事业来东山再起，现在计划只实现了一半，太太是有了，第1军看来竟是回不去，杨虎城的警备旅又根本不予考虑，那他还能往哪儿去呢？张灵甫也有虎落平阳的时候，他实在是高兴不起来。

就在这一筹莫展之际，张灵甫想起在汉中的一个人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张灵甫以前驻防的汉中一带，营盘还在，部队换了，这支部队的带兵官是张灵甫的老熟人。事也凑巧，这时从汉中刚好传来一个好消息：汉中的部队扩编了，正在招兵买马。张灵甫砰然心动。

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1-8参考资料与注释

1.《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解放战争时期史料专辑（上册）》；《镇江文史资料第12辑》1987年01月第1版

2.台湾官版张灵甫传记

3.《陕西省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1984年9月版。吴在抗战期间任职74军军部，他对张灵甫过去的了解，应来自于同事间的传闻，故文中对张灵甫的籍贯、事件发生的时间及妻儿情况等记述多有讹误。

4.《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五集。

5.2004年3月及6月笔者对张居正先生的采访记录。

6.2003年10月笔者对张居礼先生的采访记录。

7.2003年12月笔者与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8.刘光宇抗战期间长期是张灵甫的直属部下，解放战争后期曾任国民党第100军副军长（军长杜鼎），属陈明仁兵团。陈明仁长沙起义时，刘光宇与杜鼎因拒绝跟随而率部哗变，后转赴台湾。

9.同注7

10.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致笔者的来信所提供。

11.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王玉龄谈到张灵甫曾对她提及他当时回家时的这段感受。

12.张灵甫曾向王玉龄讲述过自己的狱中经历。本节上述关于此事的叙述，系笔者主要根据对王玉龄的数次采访整理。

13.同10

14.胡琏陕西华县人，黄埔军校四期毕业生，曾任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十八军军长，第十二兵团副司令。1949年去台湾后，担任过金门防卫军司令、陆军副总司令及"总统府"战略顾问，并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

15.第1师于1936年扩编为第1军

16.同5

• 又见议论"杀妻". 详见拙作<杀妻疑云>,链接见内

川西北的缠斗

一

在红四方面军翻过秦岭逼近南郑的时候，第1师也越过秦岭，继续紧紧咬住红军不放，于是红四方面军调头向南，转往大巴山区进入了四川境内。

四川省内原本各路军阀各霸一方，刘湘、刘文辉、刘存厚、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罗泽州等长年混战不休，但当胡宗南的部队尾随着红军直闯川北大门口时，正关着门自家打得鸡飞狗跳的四川各地军阀们却突然团结了起来。他们担心蒋介石借口追剿红军，实则趁机插足四川，到时候只怕请神容易送神难了，于是联合致电中央反对中央军入川，并且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能够包打红四方面军。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权衡利害，电令胡宗南停止追击,在南郑原地待命。

四川军阀的此举，无意中帮了红四方面军的大忙，历史也因此机缘而发生了奇妙的转折。红军趁机甩掉了穷追不舍的中央军，继而在川北轻松打垮了四川军阀的防线，结束了历时近三个月的流亡，在川陕边区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从入川时的大约一万五千人逐渐壮大到了八万人，创造了另一个奇迹。而第1师则调往陇南，稳定甘肃局面，也为胡宗南日后成为西北王埋下了伏笔。

第1师调往陇南之前，由于杨虎城有意将甘肃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处处与中央委派的甘肃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为难，邵力子不堪压力，弃职跑回南京，无奈之下，南京政府只好任命西北实力派军人邓宝珊代理省主席。蒋介石不甘心让甘肃成为杨虎城的地盘，命令第1师转向入甘。胡宗南一到甘肃，就将主力分别屯扎与兰州与天水，以昭示中央政府在西北的威望。

在甘肃，胡宗南终于有了充裕的时间停下来整顿部队，在南京的授意下，他在积极整训第1师的基础上开始扩编，将第1师扩充到有九个团之众。第1师的优秀军官这时都普遍获得了提升，已经成了胡宗南得力干将的张灵甫自然也在继续晋升之列。在进驻甘肃之前，张灵甫已经升任独立旅第1团中校团附，一九三三年，独立旅第1团团长夏季屏调职，张灵甫接着晋升独立旅第1团团长。

在第1师与张灵甫同时期的九名团长中，有三名出身黄埔一埔，四名出身黄埔二期，两名出身黄埔三期，只有张灵甫和另一名也因战场上表现突出而受胡宗南青睬的刘超寰是黄埔四期。在资历观念深厚的国军中，论资排辈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资浅的军官并不容易与资深军官竞争而获得越位晋升的机会，由此可以见，胡宗南的确对张灵甫欣赏有加。

张灵甫当时随独立旅驻扎在川陇边界的碧口，看守入甘大门，他升任团长之后就在碧口锐意整军。张灵甫的治军非常严格，训练扎实，他带兵讲究宽严并济，重赏重罚，带出的部队军风在国民党军队中称得上严谨。他个人在操守方面也相当洁身自好，一不嗜烟酒，二不打牌赌博，也不追女人，因此麾下的官兵对团长的严厉心悦诚服。张灵甫后来的部下也说：“他对下面的确是很严，可他对自己更严。长官以身作则，大家也没话讲。”（1）第1团在张灵甫的从严训练下，成了胡宗南全师的头牌劲旅。

第1师因为进不了四川而停留在陇南整训，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则在四川境内所向披靡，四川境内排得上名的军阀几乎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川康绥靖总司令刘湘是四川的军事领袖，他本人亲自到嘉陵江前线去督师，信誓旦旦地要将“赤匪”一举剿灭，结果却被红四方面军打得土崩瓦解。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再次达到胜利高峰的红四方面军在清江渡召开会议，领导人张国燾和徐向前等人制定了川陕甘作战计划。在四川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使徐向前对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力深具信心，他也坚信，只有继续巩固发展根据地，才能维持军事上的优势。他打算以川北建立起来的根据地为依托，向西发展新的根据地。雄心勃勃的徐向前剑锋一指，将红四方面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指向陇南重镇，也就是他那位黄埔老同学胡宗南这一年以来新建立的中心根据地-天水。徐向前计划先夺取碧口，再向天水伺机而动。（2）

刘湘的亲征失利，使川中军阀终于向红四方面军彻底认输。眼看着自家后院大火蔓延而不可收拾，曾经集体排斥中央军入川的军阀们，这时再也顾不得请来的神日后是否还能送得出去，只得再度联名向中央紧急呼吁，要求中央军入川救火。在川北的大军阀邓锡侯甚至谦卑地亲自到天水面见胡宗南，协调出兵定川事宜。

此时，在江西的中央红军未能顶住国民党大军对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被迫撤出根据地，开始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西北大局也较两年前平稳许多，蒋介石纵观全局，决定让第1师入川，守住川北的门户广元、昭化，防止红四方面军向陕甘发展，同时调动大军尾追中央红军，企图将整个红军分头剿灭。

二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第1师独立旅旅长丁德隆率部由碧口出发向阳平关推进。在第1师独立第2营攻取阳平关之后，丁德隆率领五个团回师到广元、昭化布防。丁德隆将张灵甫的第1团与刘超寰的第3团布署在广元城内担任城防部队，让这两个黄埔四期同学负责广元守备体系核心的防备任务。独立旅第2团驻昭化，第1旅第1团驻三磊坝，补充旅第1团驻羊谟坝，第2旅第6团驻阳平关，构成一个互相呼应的整体防线。

张灵甫的这位直属旅长丁德隆本人出身黄埔一期，是胡宗南的同学。丁德隆雅好音律，长于书画，与同样喜欢附庸风雅的张灵甫算得上是气味相投。张灵甫在丁德隆麾下任职四年，期间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也许两位“儒将”之间存有某种惺惺相惜之情吧。

就在丁德隆在广元地区积极布防之际，他的老同学徐向前也没闲着，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正挥师北上，准备与丁德隆过招，发动广昭战役。

红四方面军经过清江渡整军，士气与技战术进一步提升，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徐向前打仗是很能够知己知彼的，他仔细研究了丁德隆在整个广元的防线，准确地判断出它的最薄弱环节是在羊谟坝，因为驻守羊谟坝的是补充旅第1团，这个团是胡宗南利用西北招募的新兵组建的新团，不像第1师其它部队那样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算是第1师中的弱旅，只要打断了整个阵线中的这个软肋，就能迫近广元守军的侧翼，并乘虚侧击丁德隆部署在广元和昭化核心的精锐部队。由此可见，徐向前对胡宗南的第1师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入研究，对对手各个团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那么对此时已经担任第1师主力团长的张灵甫这个四期小老弟，估计也是略有耳闻了。

决策一定，徐向前即在广元正面集中了十八个团作为攻击军，用其中一半共九个团的兵力进攻宰羊謨坝的补1团，以打开广元的大门。

广昭战役一开始，红四方面军打得相当顺手。王宏坤率领34团与36团奇袭位于转斗铺的第1师第1游击支队潘名世部，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并击退了前来支援的第2游击支队。

徐向前则亲率红9军与红30军的九个团突袭羊谟坝。虽然补1团是个新兵团，战斗力却不像想象中的那样不堪一击。补1团自然不可能以一团之力打退半个红四方面军的进攻，但是在团长罗克传率残部向广元撤退之前，这个垂死挣扎的新兵团着实将红军咬了一口。在一月二十四日的激战中，红25师副师长潘幼卿阵亡，在徐向前身边督战的红88师副师长丁纪才被流弹击中牺牲，就倒在徐向前的身旁。与此同时，向昭化进攻的红31军两个团则没能攻破守军独立旅第2团的防线。

第1师的战斗力出乎徐向前的意料，他花了三天整理部队并调整部署，构成对广元城郊乌龙堡的包围态势。红30军与红31军强渡嘉陵江，占领了广元城郊的飞机场。

一月二十九日深夜，徐向前以红88师与红93师围攻乌龙堡守军第1师第1旅第1团与补1团残部，另以红10师的3个团向广元正面进攻，虽战况激烈但进展不大。独立旅的战斗详报声称，二十九日“东西剧战，彻夜不息，我五(乌)龙堡守军死力坚守，肉搏奋斗，阵地屡得屡失，进退往复数十次”。(3)

敌军凭借坚固工事据守，广元久攻不克，相持下去对红军明显不利。

在外围部队与红4方面军主力在城外激烈对决的时候，独立旅的真正精锐，张灵甫的第1团则与旅部在广元城内严阵以待。广元城垣坚固，张灵甫在战前又在城内加筑了层层堡垒，他颇为自信地估计，红军在外围激战已经一周，即使能够冲破外围的重重防守攻到广元城下，也根本无力突破他第1团的坚固阵地，因此他有恃无恐，指挥若定。这次还真让他估计对了，红军在与外围的独立旅三个团和两个游击支队激战多日之后，战事已呈胶着状态，再打下去只是徒增伤亡，疲惫的红军最终没能如愿攻下广元城，不得已而撤退。

徐向前后来总结说：“广、昭两城的守敌相当顽固，粮食、弹药充足，有恃无恐，我军硬攻难克……广昭战役，我们和敌人打了个平手，末达到预期的目的。主要原因是胡敌装备好，战斗力强，凭险固守，我军缺乏炮火，硬啃啃不动。”（4）

独立旅的战后检讨则对红四方面军表示轻视：“匪连年窜扰，损伤颇多，初级干部能力低劣，子弹尤感缺乏。故其攻击动作多在夜间，被攻击时全用红灯，以密集部队利用隐蔽及交通便利之处向我攻击。夺其山头若不得逞，即行溃退…匪来时沉著应战，匪必自溃退也。”（5）

打胜仗的原因很多，有时候单凭胜仗并不足以判断出指战员的优劣，失利后的应变方式，也是评价指战员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徐向前在自述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时写道:“毛泽东同志在总结红军的作战经验时，曾对运动战作过通俗的解释，打的赢就打，打不嬴就走。一条是打，一条是走。走的目的是為了争取时间，做打的文章.红军的走，对打破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改变自己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关系是何等重大!”（6）

广昭之战使徐向前清楚地认识到，第1师在装备、素质、地形与态势上均占据了优势，红军向甘肃进军的战略规划暂时还不现实。他迅速收兵撤退,从此不再提起进攻天水。徐向前的决定为接踵而来的西渡嘉陵江以及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创造了客观条件。

对蒋介石和胡宗南而言，广元之战不止改变了红四方面军北进的战略规画，更重要的是让川中各路被红四方面军打得毫无招架之力的军阀们切身体会了中央军的威力，加速了四川内附南京的速度。

不过，国军当局对自己破坏红四方面军北进战略企图的成果看来是茫然无知的，蒋介石与胡宗南看到的战果，只是独立旅守住了广元，并且损耗了不少红军而已。独立旅的战果统计也是错误百出，理论上应该最了解战况的第1师参谋长于达，居然坚信独立旅在广元战役中击毙了蔡昇熙，而实际指挥作战的旅长丁德隆则认为他击毙了陈昌浩与“董麻花”两名红军“师长”。（7）当红四方面军遭到损失而撤退时，独立旅误判红四方面军将要再攻广元，所以严加戒备，而一旁被打怕了的川军也无意乘胜追击。国民党军对整个红四方面军的状况一头雾水，只要红军退入根据地，就无从取得确实的相关情报。直到国共内战结束，国民党军这种对共方情报既聋又瞎的状况在各个战场上屡见不鲜，成了最终在战场上全面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

广元之战后，红4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徐向前著手在岷江流域成立川西北根据地，准备将根据地设在松潘、茂县和理番(今理县)一带原本由四川军阀邓锡侯盘据的地方，以迎接中央红军北上，完成历史性的会师。

蒋介石察觉到两股红军即将汇合的趋势，命令第1师全军入川进行追击。一九三五年三月三日，蒋介石让胡宗南以西北追剿纵队名义统一指挥第1师、第 49师、第60师、补充第2旅与独立第32旅，尾追红军的踪迹，向松潘高原进发。蒋介石得意洋洋地宣称，红军已经被压迫到川西北的荒凉高原上，他判断西渡嘉陵江的红军不会再尝试从广元进入陕南，决定让胡宗南布置一道封锁线，企图将红军困死在松潘高原上。

虽然蒋介石另调了两个师又两个旅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归胡宗南指挥，使得胡宗南的总兵力高达廿四个团，但是胡宗南并没有组织起一个像样的指挥机构，松潘高原作战使胡宗南原形毕露。胡宗南或许是一个称职的师长，但指挥大军团作战则力不能逮，他十五年之后的彻底失败，在松潘之战中已可见端倪。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两方的先头部队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胜利会师。为了统一下一阶段的战略方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放在更巩固更广大基础上，以争取中国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国的胜利。”“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为贯彻两河口会议的决定，中央军委于六月二十九日制定了以夺取甘南，赤化川陕甘为目的的《松潘战役计划》，并将一、四方面军分编为左、中、右三路北进。但是，与胡宗南已有交手经验的张国焘却主张回避胡宗南的主力，向川康边界少数民族地区退却。由于张国焘与中央意见相左，红军在懋功和毛尔盖地区滞留一个多月，战机贻误，致使胡宗南的重兵控制了松潘北去的交通要道，红军已难以按原计划经松潘进入甘南，中共中央只得撤销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从自然条件极端恶劣的大草地北上。（8）

读过红军长征历史的人，都对红军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的壮举印象深刻。而他们的敌人，在他们前后面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队的境遇，一般人了解得并不多。其实，对此时封锁松潘高原企图守株待兔的胡宗南大军来说，他们的日子也是度日如年。

为了追剿红军，张灵甫也不得不爬上了雪山。这一次，张灵甫的战场转到了侯君集、松赞干布、年羹尧等历史上著名将帅曾经叱吒纵横的古战场-松潘高原。

《读史方舆记要》写道:“松潘旧界，广六百七十里，袤千六百里。”自古以来，汉族与羌、蕃等少数民族为松潘这块雄伟奇瑰的高原大地进行了长期的争夺，松潘地区自从秦朝建置湔氐县之后，几乎在每个朝代都是激烈的战场。清顺治九年松潘卫内附，清廷在松潘部署了防务。五十年后，这片高原成为全国瞩目的焦点，前后相连十余年的兵祸，使松潘成为清初最多事的军事重地。

松潘高原风景壮丽雄伟，但是除了土生土长的当地居民之外，很少有人能够适应松潘高原上的恶劣气候。这是一个平均海拔在三千公尺以上的大高原，最低处的海拔也有一千多公尺，高原上群峰绵延，山陵积雪终年不化，长年严寒，一年间的封冻期长达五个月，大部份地区全年之中并没有显著的无霜期，气温最低可以低达摄氏零下二十度。

恶劣的气候、复杂难行的地形与极度匱乏的粮食，都是兵家大忌，要在松潘高原上部署大军封锁线就意味着天价的成本。

既然红军已经渡过嘉陵江，第1师独立旅就没有必要继续在广元地区驻防。张灵甫奉命率部向西面的平武进击，部队出广元走的是昔日三国魏将邓艾袭蜀的故道，经剑阁暗渡阴平，正是唐代诗人李白慨叹的“难于上青天”的古蜀道。即使无需象邓艾一样“束马悬车裹毡推转而下”，在艰危的古蜀道上行军，部队仍被搞得人困马乏，苦不堪言。虽说“踏遍剑门蜀道，胜读半部三国”，对三国历史如数家珍的张灵甫，此时骑在战马上，却是没有半点游历三国故地的雅兴。

他的手里捏着一封急电：碧口告急！

碧口是白龙江在川陇边区切割出来的一个狭长河谷，白龙江由碧口向东，到广元汇入嘉陵江。天然形势与舟楫之利使碧口成为摩天岭侧川陇交通的重镇。往南则是通往青川的山路，商旅由碧口出发，可以经青川转往江油、成都。但是碧口只是一个山区小镇，腹地不足,平时粮食不能自给，需由外地采购才能足够居民的需求。

一九三五年四月初，红30军第89师与红31军第93师第279团兵分三路向碧口袭来。当时驻防碧口的只有一个由西北补充旅副旅长刘鸿勋率领的百余人的游击支队,碧口郊区出现红军的消息传来，城内军民惊恐万状，商旅们争相将财产货物装船，准备逃难。就在碧口乱作一团的时候，张灵甫团及时赶到，独立旅曾经在碧口驻防一年有余，他的出现对商民们起到了一些稳定人心的作用。独立旅大部队随后全部抵达碧口，紧接着，胡宗南准备入川的大军也开始在碧口集中。面对云集的国民党大军，碧口当面的红军寡不敌眾，主动撤退。蒋介石由陇海铁路调来的大军先后由碧口进入了川西北。（9）

胡宗南抵达碧口后，下令独立旅与补2旅由平武向松潘推进。独立旅沿涪江行军，翻越海拔四千五百多米高的小雪山，张灵甫第一次尝到了在雪山高地行军的艰辛。

与张灵甫的部队一同向松潘进发的还有补2旅，该旅的参谋主任李鸿藻事后回忆这段高地行军时仍然心有余悸:

“由小雪山东山脚下的姜糖铺到松潘上下约百余(华)里。上坡六十里，下坡四十里。早晚不能行走，在上山之前需喝姜糖水暖暖肚子，不然上山遇到风雪就有冻死的危险。我们到达姜糖铺也做了一些登山的准备，在登山的时候并没有遇到风雪，只是空气稀薄，喘不过气来，走上几十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休息，若勉强行走,就要头昏呕吐。爬到最高峰时正值中午12时,远望西南方向的大雪山，雪天相接，白茫茫不分天地，日光照耀光华夺目。下山时山坡陡峻，脚不停趾就到了山下…。”（10）

张灵甫领着他的第1团也跋涉在这条艰难的行军道路上。部队离开大本营越走越远，给养接济也随之越来越困难。第1师当初刚回师碧口的时候，一日三餐已经难以维持，能吃上两顿干饭就算不错了，如今行进在荒无人烟的高原雪山上，举目四望，不见村落，更不见炊烟，一天两顿稀饭都难于保证，连找个适合设营的地方都十分困难，虽然进入了夏季，终年积雪的高原早晚温差极大，再加上高原缺氧反应，张灵甫与手下的官兵们一样，在饥寒交迫中步履维艰，精疲力竭。（11）

比起其它外来部队，张灵甫的部队适应能力还算是强的，毕竟他们在碧口屯驻过一年多，多少已经习惯了当地的气候，相比之下，刚刚从北平调来的补2旅就比较不能适应，至于拨给胡宗南指挥的其他部队，情况就更加糟糕。第49师与第60师是由原来第十九路军缩编的部队，士兵几乎全都是广东人，这些来自温暖湿润的南方地区的士兵对北方高原雪山的气候反应，结果可想而知，每日因冻饿而死的官兵竟达上百人，部队非战斗减员数量惊人，战斗力大打折扣。（12）

当张灵甫在雪山上饱受煎熬的时候，第1师第4团先抢占了松潘，使胡宗南得以部署他的松潘围堵线。胡宗南深知在松潘高原上作战的艰难，当年清军统帅抚远大将军年羹尧大量使用川陕一带适应本地气候的绿营作战，而胡宗南手上多半是新从东南地区和北京调来的部队，高地恶劣气候成了部队最大的天敌，这令胡宗南烦恼不已。另一个胡宗南不愿意承认的缺憾，是他其实缺乏驾驭大军协同作战的能力。在高原上的大军作战会使经验丰富的老将畏怯,何况胡宗南从来没有这种实战经验，所以他选择消极围堵的策略也是不得已为之。他将大军沿松潘、岷江一直到上下包座展开，占领每一个可以离开高原的隘口，并向毛儿盖伸出一个前进基地，试图构成一道完整的封锁线。

翻过了小雪山，张灵甫奉命于岷江以西布防，即使在这一地区，他与他的部下官兵的境遇也不见得能比在雪山上好过多少，部队还是遇到与年羹尧当年屯兵松潘时一模一样的问题：缺粮。

胡宗南的封锁线由于准备仓促，严重的粮食问题早在大军集结碧口时就已经发生，当大部队在松潘地区撒网般散开，补给线拉得更长，缺粮的情况就愈加严重。松潘地区多产青稞，外地人不能适应这种寒性的食物，许多人吃了会腹泻，因此军队一部分补给所需的粮食只好从离开松潘四五百里外的四川江油、清平、平武等地雇挑夫人力输送，扣除沿途十几天的损耗，每个挑夫一次能送到松潘的粮食平均只得七八十斤，根本不足以维持大部队的供给需求，官兵普遍处于半饥饿状态。

李鸿藻回忆说：“胡宗南玩弄了一个欺骗官兵的花招，下命令道:‘国难当头一切要节约，上至司令下至士兵,每天只吃一餐,放午炮吃饭……。’说到挑米的民夫，更是苦不堪言。白天挑重爬山，食不饱腹，病倒者比比皆是。死了的扔到山洞里喂狼，病重的脖颈和腿弯间用麻绳兜住，像抬猪一样抬著走。这种惨状真是恒古未闻。”（13）

非常的时期就会有非常的手段，有些搞粮食的创意实在是别开生面。阿坝在当地是属于比较富裕的地区，第1师派人去向当地土司买粮食。被派的是一个叫谢义锋的营长，他是张灵甫在黄埔四期时候的同学,与张灵甫一样长得高大英俊，能骑善射，但他还有一本正经不善交际的张灵甫所不擅长的本领：会跳舞，会讨女人喜欢，是女孩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谢义锋到阿坝后吃了阿坝土司的闭门羹，为了完成找粮任务，他居然使出美男计，诱惑了当地土司的女儿。土司的女儿很热情地为情人指点如何打通关节，使谢营长顺利完成了采购重任。阿坝土司不久之后亲自到松潘见胡宗南，疏解了胡部的粮荒。也许因为这一功劳，战后不久谢义锋被升为团长，接替后来因获罪而被解职的张灵甫的位置。

一九三五年八月底，红军越过大草地北上，并在包座歼灭守军及援军第49师。第49师的大量溃兵向碧口涌来，当地驻军本来已经在缺粮中自顾不暇，根本不去管这些友军的死活，败下来的伤病员境况及其凄惨。当时在碧口的目击者瞄写了所见的惨状：

“在松潘围堵的后期，国军已经筋疲力竭。从伍诚仁的败兵（笔者注：指第49师）到达碧口，市上就不断出现乞食的病兵，沿门讨饭，有些竟然倒毙在街心，胡宗南的留守处从不过问约末农历六月，我从碧口回到县里，沿途看到死尸纵横，都穿著军衣，佩有符号。有些村落旁边狗一群一群地在那里争食，头面被啃的有骨无肉,军服和徽章仍赫然在眼。这样伤心惨目的状况被我亲眼看到，觉得古诗中‘鸟鳶啄人肠，啣飞挂枯枝’的景象，还没有这样惨凄。”（14）

有后勤支援的国民党军尚且如此，在高原不毛之地上的红军的悲惨遭遇，比起国军更要艰难百倍。美国作家斯诺在《西行漫记》里记录了红军的状况:“由于不抢就没有吃的，红军就不得不为了几头牛羊打仗。毛泽东告诉我，他们当时流行一句话叫‘一条人命买卖羊’，他们在藏民地里收割青稞，挖掘甜菜和萝卜，就靠这种微不足道的给养过大草地。毛泽东幽默的对我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有一天我们必需向藏民偿还我们不得不从他们那里拿走的给养…。”

第1师第3游击支队支队长朱冕群在红军北上之后负责清扫战场，他亲眼目睹了牺牲在途中的红军战士:“(我营)沿红军北上所经道路，向腊子水搜索前进，清扫战场看见沿途冻死、饿死的红军很多。走上一二十步，就有红军遗尸四五具，并在路旁发现红军遗下的一些草根树皮和牛马牲畜的骨骼。遗尸的眼珠都被老鸦啄去，情景壮烈，不忍卒睹。当时由于我是处于敌对状态，为这样多不怕牺牲，甘于冻死饿死，弃骨异乡的红军的献身行动，迷惑不解。我还在哨棚里见到已冻死的红军战士，两手作射击姿式的英雄形象，实令人感佩。”（15）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包座打的大胜仗，击破了胡宗南精心布置的封锁线，为红军北上扫清了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国民党军企图把红军困死在草地的企图彻底破产。

失利的消息传来，耐力已经达到极限的国军官兵们表面上虽然对作战的功亏一篑感示遗憾，私底下莫不对终于能够脱离松潘这个不时人呆鬼地方而暗自庆幸。

一九三五年从松潘高原上生还的军人们，无论来自哪一方阵营，在他们晚年回忆起彼时彼地曾经经受过的巨大苦难，都永生难以忘怀。

一九三五年十月中旬，国民党军在松潘高原上的围堵部队纷纷撤退。胡宗南率第1师回到甘肃追击中央红军，有气无力的第1师这时只能虚晃一枪，就在甘谷县停止了追击。胡宗南本人到了甘谷，再也撑不住虚弱的身体而病倒，蒋介石连忙派飞机将这位爱将送到南京调理休养一周。

张灵甫庆得生还，但也累得几乎虚脱，形容消瘦。稍事安定之后，他想念起许久未见的在西安的妻女来，便向代师长李铁军告假，李铁军很痛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

张灵甫得到假期，想到脱离炼狱之后又能与家人团聚，自然满心欢喜，战时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此时的张灵甫，三十出头已经位居上校团长，以一个黄埔四期毕业生的资历，在同年的国民党军官中也算得上是一个佼佼者。因为作战果敢机智，他很得师长胡宗南的赏识，连受嘉奖，可谓仕途顺利，踌躇满志。

但是，乐极生悲，张灵甫万万意想不到，这次返乡会发生一场改变他后半生的突然变故，使得他在军界的大好前程几乎毁于一旦。

一九三五年冬，张灵甫在西安惹出了一场大祸，这就是著名的“团长古城杀妻案”。

张灵甫枪杀了妻子吴海兰。

1-7参考资料和注释

1.二OO四年九月笔者与胡立文先生的访谈。胡立文抗战期间曾在74军153旅旅部替当时担任旅长的张灵甫当文书，后曾任整编第74师中校军需官。

2.参见《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师广元昭化战斗详报1935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4．同2

5.同3

6．同2

7.蔡升熙是中共鄂豫皖特委委员兼军委副主席兼红25军军长。1932年10月9日在湖北省黄安县河口镇作战阵亡，与广元战役相差足有三年。陈昌浩是红四方面军政委而非师长，并且根本没有阵亡，董麻花则无其人。

8.参见《毛泽东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主编金冲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

9．《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一九三五年胡宗南部在碧口阻截红军>韩定山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甘肃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6年8月

10.《围追堵截红军长征亲历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审组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0年

11.第1师参谋长于达回忆道:“那里(松潘)的艰苦之情，我是身受的。当参谋长连饭都难以吃饱，第1师初进时每天两顿干饭都支持不了(笔者注：应指在碧口)，而今每天是两顿稀饭。事先胡先生也知道松潘粮食困难，一到松潘即展开外交工作，派人从成都送茶砖哈达分别去阿坝、芦花、毛儿盖交涉粮食补给…阿坝地大富庶，胡先人派人去买粮，粮是买到了，却因运输困难而无法运到。我们的粮食一部份是由江油、青川、平武运去的，那里有两个土司，他们买了一百多条牛背了粮食来送我们。江油到松潘的运输不能用挑，都雇人背上去的。这一段路程雇工来往要走十几天，只来运输的工作就要把粮食吃掉一半。打仗皆靠粮食，粮食不足，士气不振…这一仗主要靠补给，我方虽有补给来源，却已饱尝艰苦，而共党所占据之地多数是山地，根本不产粮食，又缺乏后勤，他们的境遇更可想而知。”

《于达先生访问记录》于达口述张朋圆等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历史研究所1989年

12.第49师在上包座战斗详报提到在高原上的惨状:“沿途全属荒草古林，无村落可资设营。加之淫雨绵延，数日不习。官兵因冻饿而死者日以百计…给养无法补充，官兵筋疲力竭，举步艰难。故不能与悍匪作殊死战……。”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1935年8月第49师四川上包座战斗详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3.同10

14.同9

15.《成都文史资料选集第13辑》<胡宗南部在川陕甘边区堵截红军概况>朱冕群著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

红四方面军的崛兴，无疑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一大奇迹。

黄安(今红安)，位于大别山南麓鄂豫两省交界之处。七十多年前，在这片贫瘠的鄂东山区，曾经上演过一场暴力革命的史诗，其惨其烈，已经载入了中国现代史的革命史册。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小小的黄安走出了两位共和国主席，二百多位共和国将军。

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这红的，是血。

红军在黄安的发展，最早可以上溯到北伐中期，当时激进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已经执行董必武制定的《湖北省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开始在黄安积极发动土地革命。国共分裂之后,中共黄麻特委依据八七宣言的精神，在潘忠汝、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人领导下，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黄安、麻城发动了著名的 “黄麻起义”，这是继毛泽东不久前在湖南领导的秋收暴动之后，又一次影响较大的武装暴动。“小小黄安，真不简单，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的打仗，女的送饭。”从起义期间流传于当地的这首民间小调，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火热的暴力革命气息扑面而来。

起义的革命武装很快组成了由潘忠汝、吴光浩领导的鄂东军。但是，初生的红色政权与红军武装在国民党军的进剿之下，不久就被击溃，到了一九二九年，由鄂东军演变而成的红31师实际上只剩下四个大队约二百五十人的实力，各种枪支不到二百支，战士们只有对革命的热忱，却没有良好的训练与给养。一九二九年五月，红11军军长兼红31师师长吴光浩阵亡，这支小小的红军火苗，眼看着就要在大别山区被捺息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初，鄂东的山间小道上走来几个商人打扮的人，其中一位三十左右，个子瘦高，相貌平常，他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威武的军人，但是人不可貌相，事实上这位年轻人不仅毕业于黄埔一期，而且还是具有卓越天赋的军事指挥员，在大别山红军最艰危的时刻，中共中央派他进入大别山区重整旗鼓，而他也不负众望，在抵达大别山之后，迅速总结以往在大别山区的斗争经验，概括出了著名的游击战术诸原则并用于实战，组织红军武装紧紧依靠苏区群众，在大别山区创造了红四方面军的传奇。这位创造传奇的年轻指挥员，就是日后共和国的元帅徐向前。(1)

随着土地革命的深化展开，红31师取得广大贫苦人民的支持并迅速扩张。一九三O年四月，红31师扩编成红1军，次年3月，这支原本已经濒临瓦解的红军武装东山再起，大展神威，第一次在歼灭战中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生俘师长岳维峻，证实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中共中央对于大别山一连串的胜利极感欢欣鼓舞，派张国燾到大别山区成立了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与军委会，并将徐向前提升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围攻黄安县城，在长达四十三天的围城之后,终于胜利攻城破寨。

红四方面军的成功，除了徐向前在军事上的卓越指挥之外，鄂豫皖特委积极开展的土地革命是苏区得以迅速扩张壮大的根本原因。一个政党、一支军队，当它取得了人民的支持，就有了取之不尽发展壮大的源泉。这种鱼水关系，国民党内比较清醒的人士并非毫无认识。

抗战时期担任陆军大学教育长的万耀煌在一九三二年的时候曾经指挥国民党军第13师参加对黄麻根据地的围剿，这个有国军战略专家之称的将军，亲自到汉口向蒋介石报告他对鄂豫皖苏区作战的体验：

“共匪是一个有理想、有主义、有一定目标的集团。共產党是统一的，政治上采苏维埃制度。军事指挥也是统一的。领导机构有中央有地方，决不是普通土匪，不能拿剿土匪的办法剿共匪…匪区好比一个大湖，民眾就是湖水。红军是水中之鱼，在水中来去自如。我们剿匪部队是渔船，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我们一网下去虽然能捕捉到水中少数的鱼,但是仍有大多数鱼在湖中…。”

万耀煌并举出了一个公式，形象地解析了国军与红军的力量对比：

红军:红军+武装民眾(赤卫队)+无武装有组织的民眾+主义=总力量

国军:兵+兵+兵=我们总力量(2)

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五月期间，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领导下，连续进行了商潢战役、苏家埠战役和潢光战役，重创了国军的第2师、第7师、第55师与第46师。

红军在鄂豫皖地区接二连三的军事胜利使蒋介石深感震惊。中原大战结束之后，蒋介石暂时摆平了各路军阀诸侯对他权威的挑战，使他们偃旗息鼓，至少在表面上统一了中国，这使蒋介石得以腾出手来，开始集中全力对付被他视为心腹之患的共产党军队。这次他采取的战略是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即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得手以后，再转入围剿中央根据地的第二阶段，以期达到围歼中央红军的目的。于是，国民党大军兵分两路，向鄂豫皖和赣粤闽掩杀而来。

蒋介石决定御驾亲征，一九三二年六月，他亲自兼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军总指挥到武汉督师，指挥对大别山区的围剿。胡宗南的王牌第1师也被点将，追随校长由上海的抗日前线直奔鄂豫皖的围剿战场，这还是第1师参与北伐和军阀混战之后，首次卷入与红军的对垒。

第1师调往安徽前线之后，先到皖西为陈调元收拾残局，从红军手中夺回了六安。不久红四方面军因霍邱作战失利退出了皖西。一九三二年七月，就在第1 师继续向鄂东追击的时候，由何应钦指挥的江西围剿部队却在乐安告急，第1师奉命差遣独立旅急驰南昌稳定军心。独立旅先以火车赶运浦口，转搭轮船到岳州，然后徒步向南昌行军。张灵甫与他的部下在车马倒腾和长途行军中疲惫不堪。张灵甫的团长李庞因为行军中落伍士兵太多秩序混乱，遭到胡宗南极不客气的申斥。当独立旅辗转到达南昌之后，江西战局已暂告平静，累得人仰马翻的独立旅又马不停蹄地向英山、霍县行军，赶回归建。

当独立旅开回湖北的时候，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已经接近尾声。

蒋介石的重兵围剿策略奏效了。张国焘被前一阶段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开始对国军的围剿不以为意，坚持“不停顿进攻”的错误战略决策。从一九三二年八月开始，红军在麻城、冯寿二、七里坪、胡山寨、新集、土桥铺等地与敌人进行了一场又一场的殊死硬战，然而敌众我寡，面对的又是装备精良的蒋军嫡系精锐，在连续数月的恶战之中，红25军军长蔡申熙战死，红1师政委甘济时战死，红12师师长陈赓重伤，尤其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河口血战，红四方面军更是损兵折将。在强敌围攻伤亡惨重的情况之下，张国焘和徐向前不得不作出一个痛苦的决定：放弃苦心经营的鄂豫皖根据地，率部跳出大别山区转移。(3)

已经进入了秋冬季节，山风呼号，落木萧萧，撤退的红军指战员们缺乏足够的寒衣、食物，他们在饥饿、寒冷中，踏着山间满地的枯叶，向着西北方向默默行进，开始了没有根据地的流亡，这一走，竟是风雪茫茫的三千里行程。

前面就是漫川关，这是鄂陕交界处的要冲，历代兵家都在此地设防。在漫川关隘口据关堵截红军入陕的是杨虎城的陕军，在红军的身后，则是尾随追击的蒋介石中央军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气势汹汹冲在前面的，是胡宗南的第1师。挟着中原大战的锐气，第1师在红军屁股后面紧追不舍，终于在漫川关的云岭追上了红军的主力。

兴许以为被迫离开根据地转移的红四方面军已经是强弩之末，第1师起初的追击中显得麻痺大意。前锋部队第4团在漫川关的云岭与红四方面军发生接触的时候，竟搞不清楚前面是哪部分的部队。团长罗历戎不多作警戒，却象唱戏般搞起“来者通名”的把戏，他亲自跑到最前线喝问来者何人。对面的红军战士见来了个楞头楞脑的敌军官，便机智地回话说：“我们是杨虎城的陕军。”罗历戎不疑有他，冒冒失失自报级职姓名，要求会见“贵军师长”。红军战士一听这自己送上门来的家伙原来是胡宗南部的团长，立刻毫不客气地报以一排枪弹，鲁莽的罗历戎臂部重伤倒地。（4）

追兵已到，前有堵截，漫川关真正成了红四方面军的生死关，北进的红军如果不能突出重围向西北寻找一条生路，整支队伍将面临灭顶之灾。生死存亡之际，红军别无选择，唯有以死相拼，倾全力撕开敌人的防线夺路而走。古人云：哀兵必胜。红四方面军这支哀兵在绝境之下果然迸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12师34团团长许世友一马当先，率部冲破敌44师的阻拦，从两队敌军的结合部杀出一条血路。隘口杨虎城的陕军也没能抵挡住绝地反击的红四方面军哀兵，红军大部队终于成功地经人迹罕至的小道，翻越漫川关，向关中平原挺进。

第1师仍不善罢甘休，继续在红军后面发足狂追，他们脚跟脚紧盯着红军也进入了陕西。敌对双方的两支军队，在大西北的高山峻岭之上，平原河川之间，顶着寒冬的朔风雨雪，你来我往，且战且走，开始了一场难分难解、辗转曲折三千余里的缠斗。

二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1师在陕西的镇安、长安、鄠县（今户县）交界处再次追上了红军的主力。胡宗南立即命令独立旅第2团团长李庞率该团唐天文的第1营与张灵甫的第3营向当面红军攻击前进。

张灵甫的作战素以行动快速攻击凶猛著称，他的部队也因此常被上级当作前锋尖刀使用，这一次又不例外。一接到命令，张灵甫立刻就率领他的第3营伙同第1营向西进中的红军侧翼发动突然进攻，并与红军发生了白刃格斗，当面红军的后卫部队卒不及防，一下子被他冲成两截，部分溃散。张灵甫一击得手，即指挥第 3营在鄠县的炉丹村按营扎寨，对红军方向布置警戒.

但是，他的团长李庞打仗比罗历戎更加掉以轻心。第1营营长唐天文很有自信地向李庞报告说，红军已经溃退，希望能派第3连到附近村落拣枪，收容战俘。李庞正沉浸在初战得胜的喜悦之中，对唐天文的要求不及细想，随随便便就点头同意了，也没有安排下属积极向红军方向佈署搜索侦察。于是独2团在敌前形成了一个营散开拣枪，一个营警戒的松散状势，而且散开的第1营没有与占据阵地的第3营维持适当的距离。

在敌前放松警戒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机警的红军马上发现有机可乘.

独2团打的红军部队是由徐向前亲自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后卫。就在独2团第1营将兵力分散到四处搜集战利品的时候，代替负伤的师长王宏坤担任红10师代师长的曹光南组织两个团向第2团发动猛烈反击。王宏坤对曹光南的评价是：“作战勇敢,指挥头脑清晰”，是位杰出的指战员。在炉丹村作战中，曹光南果然出手不凡，一动手就插入第1营与第3营的结合部，将第2团拦腰斩断。

李庞遭到袭击后，连忙以第1营的两个连占领一个小高地，并命令张灵甫率第3营向团部靠拢。听到团长急切的呼救，张灵甫立刻在村里集合部队，准备主动出击前往救援。但是，曹光南没有给他机会，红10师在进攻独2团团部和第1营的同时，还以另一部迅速包围了炉丹村的第3营。张灵甫还没来得及行动就发觉自己也陷入了重围，这下子泥菩萨过河，自身尚且难保，遑论再去救援别人了。双方一经接触，张灵甫便掂量出了对方的实力，凭他的实战经验，他明白硬冲是不行了，于是当机立断，调整部署命各连退回村里占领各自的阵地。

兵力分散的第1营与团部则与红军展开了激战，在红军的强烈攻势下，第1营与团部迅速瓦解，团长李庞为自己的大意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督战时中弹阵亡。群龙无首的第1营与团部的溃兵向独立旅本队方向逃窜，撇下孤零零留在炉丹村的张灵甫第3营不管了。

曹光南对溃散中的第1营残部不感兴趣，况且残敌正在向大部队靠拢，贸然追击有被第1师大本营重拳反击的危险。曹光南的眼睛瞄上了已经成为瓮中之鳖的张灵甫，他把大部队拉了回来，团团围住第3营，准备一口吃掉这盘大餐。

入夜时分，独2团团部已经溃散无影，失去与上峰和友军联络的张灵甫既聋又瞎，完全不清楚当面红军的虚实，第3营在红军重围中岌岌可危。危急的情势最能考验一个军官的军事素质和实战能力。几年来张灵甫一直在北伐和军阀混战的战火中提着脑袋打滚，在师里也打出了一些名气，面对强手打起仗来自有一股他特有的顽强嚣张之气。他并没有因被迫孤军夜战而张惶失措，而是冷静地指挥第3营迅速进入阵地，编成火网，以火力抵消红10师的密集冲锋。

第3营中半数的步兵班装备有一挺轻机枪，营部则直辖一个重机枪连与一个60迫炮排，战术娴熟的营长可以藉此构成三十年代中国战场上称得上效力强大的火网。第1师的官兵在中原大战与西北军的激战中也磨练出了不一般的近战技巧与王牌师的好斗精神，加上第3营又有一个在作战中尤其好斗的营长，这种部队在战场上还是能够与对手真刀真枪硬拼一场的。

张灵甫认为，在失去联络敌情不明的情况下，部队在黑夜中胡乱突围逃跑无疑是在自寻死路，于是他决定先坚守住阵地，等天亮了再说。

红10师对第3营的猛烈进攻持续了一整夜，但张灵甫凭借着火力优势顽强抵抗，红10师的多次冲击均未能奏效，自身反而遭受到了损失，红10师代师长曹光南本人也在激战中牺牲。

当晨光乍现的时候，炉丹村响彻一夜的激烈枪声终于沉寂了下来，彻夜未眠的张灵甫疲惫地举起了手中的望远镜。晨雾中，硝烟已经慢慢散去，前方是一片空荡荡的平原，不见一个人影。转移中的红军没有恋战，他们已经在黎明前悄然撤走，张灵甫顿时如释重负。

炉丹村的这一仗虽然在兵力悬殊的不利形势下进行，但张灵甫侥幸没有象他的团长那样遭遇没顶之灾，这场战斗给他带来的不是毁灭，而是多了一项可资炫耀的“战功”。战后，胡宗南奖赏第3营八百块大洋，张灵甫也因功晋升步兵中校。第2团在作战中自报伤亡官兵一百余员。(5)

主动撤退的红军没有在战场上留下伤亡的战士，第1师在炉丹村战斗的战果统计仅凭臆测进行判断。张灵甫只知道他打垮了红军的一次攻击，而胡宗南也只看到张灵甫在团长阵亡友军溃散的劣势之下，在黑夜中沉着地独撑大局而立下了战功，却并不清楚在炉丹村战斗中他们击毙了一名红军师长。

不过这一仗，离开根据地的红军在战况统计上也不大精确。在曹光南阵亡后，红四方面军也没有搞清这支从侧翼杀出来的部队是何方妖孽。参与指挥作战的王宏坤在回忆录里提到了独2团这次侧翼突进，但他是这么说的：

“我军分为左右两路,红11师和12师在左路，走库峪。红10师和红73师在右路，走汤峪。总部跟红10师一起行动…，两天后的傍晚到达汤峪，前面就是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那里开出了很多温泉，当夜很多人洗温泉…。我军在汤峪住了一夜，第二天继续西进，73师前卫，10师接著73师走，张国燾跟著73师一起行动。我们行军进到离西安大约40余里的长安县王曲镇，遭陕军猛烈阻击。73师的部署没搞好，将一个战斗力较弱的团作前卫，敌人一个反突击，我军被打回。我们师在后，陈昌浩写来信，要我火速亲率30团从西向敌侧翼迂回，我带30团往西赶去。我们迂回部队还未到时，73师师长王树声已重新组织好了部队，拿出师主力团扑上将敌打垮,缴枪不少这一天，我们师也遭敌人侧击，曹光南在后组织28团与29团反击敌人，一举歼敌两个营，还缴获了一批棉衣与粮食。战斗中，曹光南壮烈牺牲…”（6）

显然，红军仅注意到来敌的规模是两个营，而不清楚这支从后面杀出来的部队原来是第1师，有不少红四方面军的相关人员在回忆这一阶段的战况时，将当时接连发生的几个战斗搞混，以致有些人把击毙第1师团长的战果误计到其它战斗上。(7)

张灵甫与红军在炉丹村的战斗，在战术上可以说是一次成功的小胜,但是对国军而言并没有多大的战略意义。杨虎城部陕军不想参与这场对红军的激战，以免伤及本钱，这使胡宗南对杨虎城非常不满。杨虎城先是轻易弃失漫川关，接着在胡宗南要求在秦岭汤峪口阻击红四方面军时不加理睬，在渭河北岸坐观红军出汤峪口西行。炉丹村战斗之后，红四方面军继续向西，由周至翻越秦岭进逼南郑。国军在战略上合围红四方面军的计划，再度因本身的派系问题而宣告破产。

炉丹村之战后，第1师仍跟在红军后面寻寻觅觅，但每每扑空，多数时候只是在不断地行军，没有发生真正的战事。这期间张灵甫抽空回了一次家。炉丹村就在他的家乡长安县附近，离东大村并不远。这应该是他离家投军之后几年里有数的一次返家，其实也不算探亲，他的家人只知道他是在追击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途中顺道路过家门，所以只匆匆住了一夜。当时他的父亲张鸿恩在家里开了一个私塾，专门请了一位住家先生给家里几个侄孙教课，也兼收了几个邻居家的小孩。私塾就设在张家马房边的两间小屋内，一间用作教室，另一间则供先生起居之用，张灵甫当晚就临时住在那里过夜。几年来一直在战场上冲冲杀杀，回到家里放下屠刀的张灵甫，在小小教室的平和氛围里大概感觉到了久违的书香之气，见着私塾先生的笔墨，他手痒起来。

在家人的印象中，张灵甫是个非常安静的人，他沉默寡言，平时多半自顾埋头看书写字，看他一副气定神闲的读书人模样，家人很难想象这个人一上战场会象一头危险的豹子一样极具攻击性。

“他这个人的确有着奇特的双重性格，打仗和不打战的时候判若两人，打起仗来连命都不要了，可在家里，有时静得连声音也没有。”王玉龄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评论他的丈夫。

这时，暂时抛开战场血腥的张灵甫，回到家里放下枪杆，又变回了家人所熟悉的儒雅书生，他铺纸提笔，开始奋笔泼墨。第二天一大早，他的侄子张居正和几个小兄弟蹦蹦跳跳来上早课，一推开虚掩着的教室木门，孩子们惊讶地看见，课桌上到处摊放着他们五叔的书法大字，墙上挂的黑板也满是粉笔书写的狂草，而他们的五叔却已不知去向。（8）

1-6参考资料和注释

1.参见《历史的回顾》徐向前著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2.《万耀煌先生访问记录》万耀煌口述，沈云龙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5月

3.同1

4.《红四方面军在湖北的最后一战》王兴华著郧西文史资料第1辑1986年6月

5.张灵甫营的炉丹村之战，参见《八十回忆录》杜鼎著自印1988年。

6.《我的红军生涯》王宏坤著1991年7月

7.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提到了红四方面军在关中三县交界处的几个战斗及曹光南的牺牲，统称为彷徨村战斗，因此多数相关材料称曹光南牺牲于彷徨村。解放后担任北京军区副政委的罗应怀当时是红四方面军参战的连长，他回忆说，彷徨村之战“整整打了一个半天与一夜”，作战地区是“彷徨村到炉丹村之间”，并且“击毙伤敌第1师团长以下数百人”。这与直接参加作战的原国民党军第1师独2团第3营机枪连连长杜鼎的描述一致。根据战况与第1师的位置分析，王宏坤笔下与曹光南作战中的不知名番号的侧击部队，应是第1师独2团。

8.张居正先生2004年3月致笔者来信。

一

黄埔毕业，曾经同场操练甚至共眠一室的同学，如今各奔东西。

与前两期的学长相比，黄埔三期之后的军校毕业生在出路上选择较多。在早期奠定广东大局的东征阶段，由黄埔师生组成的教导团分工并不细致，前两期新训练出来的军官生十有八九直送前线战场。一九二五年之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已具雏形,陆续组建扩充的非作战机构，比如高司单位、兵站后勤、部队政工、战地政务、训练单位乃至各级党政机关，都需要充实新生。在毕业生中，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去处数政工一职。北伐军的政工系统在国共合作的大环境下组织健全，担任政工干部的毕业生常常能得到坐火箭般的破格提拔，很快飞上高枝掛上指导员、党代表、主任的高阶头衔，而在战场上拼杀的小排长们，出生入死却不容易得到如此迅速的窜升。

黄埔三期流传着一个笑话，该期第7队有一个学生还没毕业就获派为连党代表，那时的学员队长才相当于连长，这个学生的级别比管他的队长还高了一头。志得意满的连党代表学生在调职前一天被队长范藎抓到偷吸香烟，范队长罚他站两个小时夜哨,并训斥道:“明天你去当连党代表，届时我听你指挥。但你在未离队之前仍是我队学生，必需服从队上的管理教育!”(1)

政工干部既能获得青睐，录用者一般就不是泛泛之辈，不光政治上得表现积极，文化水平还要高，进军校前有高学历的军官毕业生就比较有机会进入政治部门挥舞笔杆。张灵甫的陜西同乡与四期同学，同为北大肆业生的苏士杰，还没毕业就被选往第6军政治部任干事，他后来曾担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张灵甫的二期学长，北大中文系毕业的李秉中，一结业就派往苏联的中山大学进修，返国之后以中校起用。需知这些大学生军官原本就已是凤毛麟角的宝贝，到战场上当个小排长，却是随时会有生命之虞的。

按说黄埔四期中拥有北大学历的学生屈指可数，张灵甫在校期间的政治表现虽不落力，以他的条件，如果刻意钻营的话，在非战斗单位谋一份安全些的差使还是不难的。只是既然要投笔从戎，继续耍笔杆子显然有违他的初衷，而且搞政治得善于鼓动宣传，这并非张灵甫的强项，他情愿下战斗部队，真刀真枪打仗更显英雄本色。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他的性格，这个嗜读古书典籍的书生，秉性中却遗传了秦人尚武好斗的古风，他更向往做一名金戈铁马纵横疆场的武士，在战场中浴火重生，完成一个真正军人的涅磐。

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三岁的张灵甫来到第21师报到，从最基层的步兵排见习官做起，不久见习合格即升任排长，他的传奇军事生涯，就此起步（2）。

北伐一开始，蒋介石名义上号称是统帅有八路北伐军的总司令，手下的部队却多由地方诸侯凑成，真正属于他的正宗嫡系，只有第1军。这第1军原是由黄埔军校的教导团发展而来，军官从上到下基本以黄埔教官和黄埔生为主，当时的军长是何应钦，第21师在北伐开始后也曾经隶属于第1军序列。能加入这个天子门生的嫡系大本营，张灵甫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一九二六年深秋，第21师由师长严重率领随东路军出发北伐，一路转战闽浙赣地区。在江西南浔线上，部队碰上了军阀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当面的敌人是孙传芳手下卢香亭的队伍，装备精良。双方在德安的马回岭地区拉开了阵势。

这是张灵甫在北伐战争中有案可稽的第一次出场。他所在的营奉命向敌方发起进攻，初出茅芦的张灵甫担任全营进攻尖刀排的排长，面对敌强我弱的情势，他向营长建议以智取代替强攻，用夜袭偷营避敌锋芒，他的建议获得了营长的采纳。在北伐战场上,张灵甫对蒋校长“赶快的去死”的训示是切实身体力行的，马迴岭一战，他身先士卒摸黑直闯敌营，在激战中右腿中弹仍咬牙不退，一直撑到突破敌阵(3)。战斗胜利了，张灵甫按着被鲜血渗透的裤腿，首次尝到了枪弹无情的滋味。这却远不是最后一次，在日后长达二十余年的军旅生涯中，张灵甫屡次中弹负伤，但都侥幸躲过死神的召唤，身上大小近十处的伤疤弹痕，都是擦肩而过的死神留给他的警示，直到最后他自己直面死亡。

初战告捷，张灵甫不仅在部队里赢得了勇敢的美名，紧接着还升官当上了连长，可谓名利双收。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宣布拥护蒋介石，东北易帜，北伐结束，各路北伐军开始整军缩编。张灵甫以连长原阶调任第1师第2旅第6团1营2连连长。在这个当时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蒋军嫡系部队中，张灵甫开始崭露头角。

北伐的成功堪称中国现代史上的奇迹，这个统一中国的盛业最奇之处，乃居於弱势的北伐大军，原是一个由各路军头凑集而成的松散集团，本身就根基不稳，矛盾重重。伴随着北伐的进行，先是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国共由革命的同志反目成仇，继而北伐军内部又政纷内斗不断，宁汉分裂、清党分共、张黄事变…而北伐之后紧接而来的裁军，又进一步激化了各军头之间的恶斗。北伐的结束，接踵而来的不是对国家的积极建设，而是新军阀之间的相互混战。

二十年代末的中国，南京国民政府虽名为中央，事实上许多地区依然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蒋介石的势力所及，主要在华东长江流域，而两广、四川、云南、山西、西北等地，地方军阀根基深厚，有的地方几乎水泼不进，蒋介石苦于欲染指而不得，至于东北，更是张学良的独立王国，蒋介石只能靠玩弄权谋，以怀柔的手段将其招安，暂时根本无力插足东北事务。可以说，当时的蒋介石也只不过是众多军阀中的一支，其他地方势力并不买他那个中央政府的帐，更不甘心向蒋介石俯首称臣。大江南北，反蒋的烽火一时间此起彼伏。

在蒋介石奠定一统中国霸业的一片军阀混战之中，蒋系中央军，这支由黄埔军校高级教官领衔，由忠心拥蒋的年轻黄埔生支撑中下级军官体系的嫡系部队，当仁不让成了蒋介石手中杀敌削藩的魔王之剑。

在这批忠心追随蒋介石的黄埔青年军官中，张灵甫是一个表现出色得力的典型。枪声一响，性命押上，这个似乎为战争而生存的年轻军人，对战争有着一种走火入魔般的狂热献身精神，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张灵甫心甘情愿成为他的蒋校长的马前卒，为校长的称霸中原之战积极效命，冲锋陷阵。

二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

一九二九年二月底,李宗仁的桂系第四集团军首先在武汉异动，蒋介石纠集三路大军前往讨伐，蒋桂之战打响。第1师由徐州出发，向黄梅、广济、蘄水一路急进，张灵甫所在的第2旅是第1师的前锋部队。蒋介石军队人多势众，加上他又通过手段收买李宗仁手下的俞作柏、李明瑞等人倒戈，桂系部队没坚持多久就开始瓦解。当第2旅于五月一日抵达黄梅时，桂系多已投降，指挥官胡宗鐸、陶钧等人先后逃遁，蒋介石已经顺利进入了武汉。第1师也进驻汉口市区以保护蒋介石的安全，随即留在原地驻防，以威慑鄂中。

事变结束之后，蒋介石将第四集团军悉数吞并，其中的第17师缩编成中央军独立第12旅，由原第1师第2旅副旅长彭进之出任旅长，彭进之从第1师挑选了一批出身黄埔又有战功的中下级军官随他编入独12旅掺沙子，以便将这支新收编的杂牌部队彻底改造成为中央军。作为彭进之的原部下，张灵甫也在这时被调入独12旅担任连长。独12旅成军后不久就被编入第1师，改称第1师独立旅，这样，张灵甫就又回到了第1师，任独立旅第2团第3营第9连连长。

一波方平，一波又起。

一九二九年十月十日,冯玉祥部西北军通电反蒋，起兵二十万从陕西向豫东进攻，蒋介石再次督师讨伐，西北军因准备不足将领离心，很快就兵败如山倒。第1师沿密县向嵩山攻击前进，一路顺畅。中央军各路捷报传来，蒋介石喜笑颜开，他安心返回汉口，让与他合作的湖南枭雄唐生智代理讨逆军总司令主持局面，对西北军进行最后追击。

唐生智原是湖南的旧军阀，他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推翻原湖南省长赵恒惕，独霸湖南一省的军政大权，结果引起了北方直系的愤怒。唐生智不得以乞援于广州，却促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出师北伐。北伐结束之后，蒋介石让唐生智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一职，算是投桃报李。但是唐生智却认为蒋介石过河拆桥让他坐了冷板凳，于是心怀不满，开始与蒋貌合神离。蒋介石这个时候起用唐生智为讨逆军代总司令，原以为唐会对他感恩戴德才是，应该不至于出什么差池，却不料唐生智一朝军权在握，就想乘机扳倒忘恩负义的主子，他竟然以讨逆军代总司令的身份通电与“逆军”合作，准备乘虚直扑武汉，创造了近代军人倒戈史上登峰造极之作。

蒋介石闻讯大惊失色，但他手上的嫡系将领对他信仰颇深，忠诚不二。第1师得知唐生智部作乱，急忙在新郑上车赶回武汉护主，蒋介石也在武汉重组大军，并命令第1师在大风雪中出发北上讨唐，进攻确山。张灵甫连在河南的驻马店打了一仗，战斗中他右臂负伤（4）。一九三O年元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戏剧性的被倒他戈的杨虎城军击破，讨唐战役结束。张灵甫随第1师回到汉口，随后调往徐州九里山整训。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正在整训中的第1师一口气还没有喘匀,仅仅隔了大约两个月，剧烈的枪炮声又在中原地区骤然响起，中国现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蒋桂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

大战一开始，第1师就投入战况最激烈的豫东陇海路战线。初期的陇海路战线在归德、兰封一带，冯阎联军的第四方面军由第6路军总指挥兼河南省政府主席万选才在那里指挥布防。坚固的防御工事是万选才部与其后投入归德战线的西北军的作战特色，而早期的中央军作战，只是凭恃北伐时期“革命精神”的蛮勇，对敌方坚固的阵地正面猛打硬冲，战术僵化，这导致中央军在初期作战中伤亡严重，而其中最为惨烈的战斗，发生在马牧集。

一九三O年五月上旬，讨逆军第2军团总指挥刘峙率第1师、第3师、教导第1师与第11师，兵分三路向归德攻击前进。教1师与第11师第33旅直取归德，第1师进攻马牧集以北。第11师与第3师在宁陵以北推进。这是中央军在陇汉路战线的首战，参战部队都是蒋军嫡系，挟北伐之余威，士气颇高。

在马牧集以北攻击前进的是由徐庭瑶任代师长的第1师，而第1师的前锋，正是张灵甫所在的独立旅第2团。

第2团甫一上阵，就与守军在谢集交上了手。

谢集是个土寨子，寨墙坚固，高约十公尺，守军约为一个营。五月里，正是青纱帐初起的季节，风中瑟瑟摇弋的长叶阻挡了进攻一方的视野，更增加了攻击的难度。第2团一到达谢集，旅长彭进之就宣佈要对谢集展开一次小规模的攻坚战。在分派任务的时候，张灵甫自告奋勇要求担任主攻。早期的国民军，勇敢牺牲精神是战场上衡量下级军官的第一要件，在这方面张连长堪称楷模。有人自愿冲锋在前，彭进之当然求之不得，他向张灵甫投去赞许的目光，欣然同意由张灵甫的第9 连担任第1师在中原大战中第一仗的主攻连。

在机枪第3连的火力掩护之下，张灵甫指挥全连扛著云梯分成数个攻击梯队，向谢集发动正面冲锋，他本人义不容辞参加了第一个攻击波。攻击部队顶着守军强大火力的扫射，将云梯靠上寨墙，张灵甫带头冒着弹雨爬云梯登上墙头，以集束手榴弹猛轰寨内守军。第9连官兵在连长的表率之下，也呐喊着一拥而上翻过寨墙，冲入寨内与万部第35师守军展开肉搏。守军在第9连博命的冲击下很快崩溃，从西门突围逃出谢集。第1师在中原大战的第一场战斗旗开得胜。

胜利来之不易，代价也是够惨重的。攻击部队在守军居高临下的火力扫射下伤亡甚大，负责指挥掩护的机枪第3连连长顏主一被炮弹击中头部，当场阵亡。带头猛冲的张灵甫也在激战中右臂再度负伤，这是张灵甫第三次在战场负伤，而且这次伤势不轻。代师长徐庭瑶得到报告后，连忙命令野战医院将张灵甫送到上海的医院诊治。（5）

三

在张灵甫离队养伤的这段日子，豫东战局变化迅速。第2军团攻克归德，重创了万选才的第12军。第1师继续进攻郑村、崔楼一带，歼灭了第35师的一个团，随后继续攻占民权县城、毛姑砦、仪封、内黄等要点，兵锋直逼兰封。

五月二十二日，冯阎联军的主力开进兰考地区布防。

豫东成了近代内战史上血腥的战场。

冯阎联军开来了铁甲车助阵，这是一种由火车加固改装而成的战车，可以沿着交通线轨道来回作战。联军铁甲车的远程炮火在战场上大发神威，令蒋军不胜其扰。第1师代师长徐庭瑶见状恼羞成怒，他也搞来了一列中山号铁甲车与联军对抗。这位日后国军机械化部队的创始人，早期打起仗来也是“革命战术”的忠实执行者，不怕战术不现实，只怕战术没胆量，他竟然下令在中山号上装上大铁勾，由他师长大人亲自率领向冯军铁甲车高速撞击，企图以此一举俘获对方的铁甲车，结果高速奔驰中的列车遭到对方炮击冲出轨道。徐庭瑶还算命大，重伤未死，但是这伤成这副样子，师长自然是做不成了，他的职务由其部下取而代之。新上任的第1 师代师长，就是胡宗南。

徐庭瑶对张灵甫在谢集战斗中的出众表现印象深刻，在还没有异想天开去撞冯军的铁甲车之前，他已经报准将正在上海养伤的张灵甫提升为少校。半个月后张灵甫伤癒归队，继任代师长的胡宗南马上发布任命，张灵甫被提升为第3营少校营长。

张灵甫返回部队时，适逢西北军正在发动中原大战中一次著名的猛烈炮战。蒋介石在7月22日致国民政府电中提到了这次炮击：“自十一日至廿三日，密集重炮火力向我李坝集第1师、第2师、第5师、第23师等阵地注射不下二万余发…。”（6）

中央军从来没被被如此强大的炮兵轰击过，防护与阵地构筑都没有作好相应的准备，剧烈的炮击把他们轰得晕头转向，而此时，恰又传来长沙在彭德怀的红三军团进攻下失守的恶耗，前线蒋军开始军心动摇。

第1师在归德野鸡岗的主力阵地上，第3营的官兵们正被前所未见的猛烈炮火炸得灰头土脸，士兵们战战兢兢龟缩在掩体中，不知道倒霉的炸弹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成为炮灰。张灵甫新官上任，他一抵达阵地就发现营里官兵士气不振，大为不满。炮声中，传令兵向各连排长传来了命令：“营长要训话！”正抱着脑袋躲避轰炸的连排长们只好顶著炮火，匆匆跑到临时挖出的壕沟中听训。新任营长神情严厉，狠狠地为部下打气道:“我等应努力奋勇作战，坚定必胜信心，发扬黄埔革命精神，打胜这仗。”张灵甫不愧是蒋介石忠实的“好学生”，对着同样出生黄埔的连排长们，他仍不忘再加上一句：“否则对不起校长！”

炮弹在连排长们的头顶上呼啸着，炸开的弹片和着冲天的泥土，象下冰雹一般不时散落到壕沟之中。张灵甫不为所动，他沉着脸的样子相当吓人，目光带着逼人的杀气。连排长们对这个从原第2连连长升上来的新营长并不陌生，张灵甫在战场上的拼命作风和对部下严厉的要求，早就令他们心生敬畏，在这个时候，谁也不敢在他面前露怯言退。在战场上，一个具有猎豹般攻击斗志的带兵官可以将绵羊般的部下带成群狼。当年在场听训的军官中，有第2团第3营机枪第3连中尉连附杜鼎，杜鼎日后长期追随张灵甫，在第74军系统历任过团、旅、军长等职，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杜鼎对当年张灵甫初到野鸡岗的情形依然记忆犹新,并毫不掩饰对老上司冷峻镇定的军人气质表示崇拜之情。（7）

西北军与中央军在归德展开了对峙，他们对当面的中央军大修防御工事。西北军的防御工事外壕深四公尺，宽五公尺，土垒高达七公尺，密佈诡雷、鹿砦。在这森严壁垒面前，中央军由正面硬攻强打的战术显然难以奏效，刚刚由中央军校教导示范部队编组的教导第2师在正面强攻中一败涂地。转入僵局的战况对中央军渐显不利，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豫东战场的危险，亲自跑到前线的柳河沟车站坐镇督战。

这时的第1师却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在与孙良诚的交战中，他们把这个冯部大将打得难以还手，以至孙良诚一听到对面是第1师就下令撤退。结果战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观，张治中的教导第2师、卫立煌的第10师等同样在归德前线的中央军主力部队纷纷冒用第1师的番号，碰到西北军的人马就喊：“我们是胡宗南的第1师！”逼得对手望风而逃，悲叹说胡宗南的第1师真是神勇无比，到处都碰得到。第1师成了中央军在中原战场的中流砥柱，它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意味着将成为中央军的下一个主要战场。

接下来的两个月，张灵甫随第1师在中原战场来回奔波，犹如战场救火队。九月六日,蒋介石指挥大军兵分十八路向郑州全面出击,第1师这一路由商邱经鹿邑、商口、郾城、密县、许昌向新郑进攻，是攻击军中迂迴最远的一路。这一次，第1师的对手是西北军的第1路军总指挥张维玺。此时适逢黄河严重泛滥，第1 师在洪水中艰苦推进，迟至9月底才到达许昌县城。

而在此之前，西北军第8军已经有充裕的时间作好布防，以逸待劳。

张灵甫的独2团第3营这次又被挑选作为进攻突击部队，师里还调来一列铁甲车与一架飞机掩护第3营的进攻。但是，西北军的工事完整，射击军纪良好，而且擅长近战搏斗。面对西北军的深沟高垒，张灵甫指挥第3营从上午八点打到下午六点，迟迟未能突破敌阵，攻击队反而被敌火压制，困在西北军阵地前三十公尺左右的开阔地白白挨打。黄昏时分，第3营连长以下官兵的伤亡人数已达百余人，第7连连长王元勋负伤，第8连连长谢营如阵亡。

天色已暗，目睹手下的严重伤亡，张灵甫不得不暂时放弃进攻，鸣锣收兵。

守军的深沟高垒依然在夜色中巍然不动，似乎在向他示威，心高气傲的张灵甫咽不下这颗失败的苦果，他不服气地瞪着敌方的高深工事，暗自盘算着次日如何设法一举突破这难以逾越的障碍。算他走运，办法还没来的及想出来，第二天，许昌的西北军却忽然自动消失了。原来，由于中央军的另一个师向许昌侧翼迂迴，为了免于被包围，张维玺不得不放弃许昌率领全军退往新郑。

河南战局的最终改观，还是得益于西北军第9路军的突然倒戈，由于第9路军总指挥吉鸿昌出人意料地投向了蒋军，郑州一带的西北军被自己人的反戈一击摧毁了继续坚持的意志，不是投降就是缴械。第1师一路畅行无阻开进了河南首府开封。

张灵甫在开封总算获得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时光。一九三一年的农历新年，第3营的营房里酒肉飘香，笑声喧哗，一派久违了的欢乐气氛，这是营长张灵甫在犒劳部下。张灵甫平时对部下出手颇为大方，还在当连排长的时候，打了胜仗就时常邀请部下会餐，有时还会自掏腰包给大家加餐。这一次，大概是他自黄埔毕业后连年征战之中，第一次享受过和平年的滋味，平时一向几乎烟酒不沾的张灵甫，也破例兴致勃勃，陪着部下一道吞云吐雾，开怀畅饮。

开封，是张灵甫当年南下广州的起点站，正是从这里，他开始滑向自己的人生轨道。五年过去了，这五年里，国家发生了太多的重大变故，个人的命运又何尝不是。一九二五年的秋天，一个从开封出发登上南下列车的热血书生未必会想到，经过五年的腥风血雨重回故地，自己将非复当年吴下阿蒙，变成一个生死不惊的冷血军人，他也不再是对国民党一知半解的政治白丁，而成了蒋校长的忠实信徒，愿意为所信仰的领袖、党国、主义战死沙场。这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官，此刻正春风得意，他的前途不可限量，他将随着国民党军的战车，在这条轨道上开足马力，疾驰、前进，永不回头，直至车毁人亡。

四

第1师在中原大战时打出了名气,成了蒋介石手下名符其实的王牌师，但是该师在中原大战期间也伤亡惨重。由于所谓的“革命战术”的激励，伤亡将士中各级军官的比率非常高。四十年之后，第1师在台湾的老人回忆中原大战之后的状况时依然不胜感慨:“战后第1师移驻开封，下级干部伤亡颇重，皆由士兵直升而上，先生(指胡宗南，笔者注)对伤患官兵优遇诚慰，知所感恩，故伤癒者必归队，甚而有负伤十余次，遍身伤疤者…下级干部中大多皆有此种战功。连长阵亡，排长升代，排长阵亡副排长升任，由于连续战斗，一年中有班长升排长又升连长者…。”(8)

在战场上，死神总是追逐着勇者。胡宗南明白，优秀干部的损失是部队的致命硬伤，在开封整训期间，他成立了军官训练班，对在战场上提升的下级干部施以小部队战术动作的速成补习，以提升他们的素质。下级军官的训练可以在短时间内速成，而中上级指挥官的培养，却不可能如此的多快好省。

作为当时国民党军的头号王牌师，第1师有着一种被神化的威势，而第1师的这种威势，又被在部队调用上捉襟见肘的蒋介石鞭打快牛，连续在各个新战场上作超负荷的使用，这使得第1师一直没有充裕的时间从容整训。在其它部队中的同学纷纷进入高等教育班、兵种专门学校等深造班进修时，张灵甫没有此等幸运机会坐下来安心学习。第1师一直在马不停蹄的转战之中，胡宗南显然不愿意让骁勇善战的张灵甫离开战斗中的部队，到后方脱产进行高阶干部所应接受的深造教育。张灵甫与第1师新近由血战中提升的中高级军官，包括胡宗南本人在内，必需以自己在战场上所累积的经验担负起超于所学的责任。

在国民党著名的战将中，有一类是属于接受过较完整的高级军事教育者，比如邱清泉、廖耀湘、孙立人等，而更多的则是如张灵甫这类在实战中凭战功和个人天赋一步步晋升高阶者，比如杜聿明、王耀武、胡琏等人。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这一点上，张灵甫与他后来的对手解放军将士们，似乎并无太大的差别。

许昌攻击的失利有可能对张灵甫造成一定的冲击。事实上在经过惨烈的中原大战之后，原本以“革命战术”相标榜的中央军军官，也开始检讨战场上用弟兄们鲜血换取的经验，对于正面蛮打硬充战术的现实性产生怀疑，中原大战对中央军战术思想的进化影响深远，虽然这种进化并没有多大长进，以致在最初对红军发动的围剿中，依然大败而归。没有原始的资料可以证实许昌失利对张灵甫的战术思想带来了什么严重影响，但从后来的实战表现来看，张灵甫除了早期作战锋芒毕露的 “勇”之外，在战术指挥上也多了几份“智”，因地制宜、声东击西、攻其不备、灵活多变，都成了他以后的作战特色。

第1师这次在河南的时间有将近一年，但并不是一直在休整。

先是因为这期间河南地方上不太平。经过连年战乱之后，河南出现了大量强寇土匪，新上任的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对此十分头疼。驻扎在省城的第1师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剿匪的重任。仅仅休息了两个月，张灵甫又奉命随第1师独立旅出发，进剿长期在确山、桐柏一带流窜的豫南巨匪洪德昌。对于第1师来说，剿灭这些土匪是杀鸡用牛刀，河南匪患在第1师不断的打击之下，渐告肃清。紧接着，第1师被急调沿平汉线北上，参加讨伐在河北邢台称变的原西北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石友三，与张学良的东北军连手将其击败。

一九三一年八月，第1师才返回开封驻地，就借到调令前往江西参加围剿红军的作战，部队刚刚出发，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调第1师进驻郑州警备陇海铁路，防范日军向华中进犯。但是，在东北的不抵抗政策，导致东三省国土大片沦丧，国人群情激奋。十二月十五日，在全国因九一八事变的一片讨伐声中，蒋介石被迫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与陆海空军总司令等头衔，宣告下野。

蒋介石短期下野期间，一向是天之骄子的第1师失去了主心骨，士气消沉。不过由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成立的新政府的表现也实在令人不敢恭维，面对日本浪人在上海滋事挑起纠纷,东北日军乘机攻取锦州，新政府手忙脚乱。

“像往常一样，蒋介石的‘下野’发生了奇迹般的作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政府郑重请求蒋介石马上返回南京，就连学生也请他回去。蒋介石平静地住在山区的家里，比平时更为繁忙。政客们向蒋介石发来雪片般的电报。另外两位离任的国民党领导人汪精卫和胡汉民也发来电报。这些电报都有一个共同的宗旨：急需制订‘对日新政策”。“（9）

日本人可没这个耐心让国民政府慢慢讨论“对日新政策”，他们迫不及待就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当时驻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还击，著名的淞沪抗战因此打响。国情艰危，穷于应付的新政府只好又把蒋介石请到南京主持局面。蒋介石就坡下驴，一回到南京马上布署上海的防务，同时命令第1师改称第43师，紧急开往常州、无锡、江阴等地部署上海战场的二线阵地。

得知将被调往抗日战场，张灵甫象一头嗜血的猎豹闻着了血腥般地兴奋起来，第1师的士气也由极度消沉转入空前的亢奋之中。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尚无意继续上海的战事，只想在国际调停下将战事早日结束。这个“第43师”也就只能停留在上海附近无所作为。张灵甫在沪战一个多月期间对作战的唯一贡献，只是按照胡宗南个人的规划，参与赶修完成无锡－江阴、常州－溧水及常州－溧阳之间的公路，并加固了江阴要塞的工事。

19路军和后来投入的由张治中率领的蒋军嫡系第5军正与日军在上海激战，张灵甫却整天在安排部队挖土修路，他只能沮丧地想象着不远处的友军与日军交战的枪炮声，而没有机会及时进入近在咫尺的上海战场。三月十四日，沪战由国际协调而停火。张灵甫与第1师的其它官兵一样，对未能在抗日战场上一显身手感到万分遗憾。他还得再等待漫长的五年，才有机会跟随另一支部队重返淞沪战场，打响他为国家民族而战的第一枪。

淞沪停火协议墨跡未干，内地的烽火又频频延燃。这一回，惊人的消息并非来自反蒋的各路军阀，而是从大别山区传来。红四方面军攻破了黄安，并在潢川成功击溃国军另一支王牌部队，即由原来北伐时代第1军改编的第2师。

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区的围剿作战全面失利，武汉震动。

1-5参考书籍及资料

1．参见《对黄埔军校的片段回忆》宋瑞珂著广州广东文史资料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1982年12月

2．关于张灵甫黄埔四期毕业后所加入的部队及其后的历次升迁履历，两岸出版的有关人物传略均有不同记述。鉴于台湾在这方面的档案资料比较齐全，笔者在本书中关于张灵甫的履历均参照台湾史政局的人物传记及相关人员的文字回忆为准，下不另注。

3．《民国高级将领列传》第五集及台湾官版张灵甫传记。

4．同3

5．谢集战斗参见《八十回忆录》杜鼎著自印1988年。

6．野鸡岗战斗参见《八十回忆录》杜鼎著自印1988年。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1930年7月22日蒋介石致国民政府暨中央党部养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8．《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徐枕著台北王曲丛刊编辑委员会编1988年1月

9．《蒋介石传》作者：布赖恩_克罗泽

三

四期学员正式开始军官生的学习课程后不久，军校纷纷扰扰的左右翼学生团体之争也终于有了一个了结。在“所有官生应精诚团结努力研究学术”的名义下，蒋介石取缔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为示公允，孙文主义学会也一并取缔。此事的导火索，是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此时，黄埔四期入伍生升军官生的开学典礼刚刚过去仅十天。这一事件虽然没有导致如后来四一二事变那样自相砍杀的惨烈结局，但国共合作的裂痕显然更加恶化，一些著名的共产党籍教官如高语罕、恽代英等先后辞职离校。当时的黄埔岛上，也是各种传言纷纷出笼，学生们对各种猜测、联想莫衷一是，人心惶惶。

蒋介石把黄埔军校看成他安身立业的命根子，岂能让他视为心头肉的黄埔生们受到“异端”的挑唆而产生对他的不利情绪，他也不愿意政治风潮影响军校学生的日常作息，待事态稍微安定，他就匆匆赶回军校，亲自出面百般安抚。

蒋介石先是在校本部大礼堂召集全体师生大会，后又在总理纪念周发表讲话，表明“绝不承认三月十八日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轻描淡写地把整件事说成是一场误会，已经平息了，要大家安心学习，亲爱精诚，共泯猜疑。接着，他话锋一转：“我军既以三民主义为主义，唯有以信仰三民主义者为干部，而共产主义及无政府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以求各军精神之团结，而谋革命之成功。”他目光炯炯，扫视着台下的学生们，语气逐渐激昂起来：“至于说共产党完全脱离了国民党之后，国民党就不能革命，不能存在！这些话！是不应该讲的！共产党同志，不要这么轻侮国民党。本党所有的宣传机关和言论机关可以讲统统都属于诸CP同志，要晓得，这完全信托CP同志能够同我们国民党合作到底。这完全可以证明国民党对共产党同志，毫没有存一些彼此之见。否则，国民党安能把这些重要的宣传机关，信托一个不相干的人，来污辱本党吗？大家总要相互体谅，两方面自觉错误，免去一分纠纷，就可以团结一分力量。”见台下有的学生神情茫然，他又加重语气道：“如果本校长不革命，反革命，同学们就应该打倒我！”（5）

就在蒋介石说了这番冠冕堂皇的话之后不久，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禁止国民党党员在脱党之前加入其它党籍,并以要求做一个纯粹的党员为名，迫使二百五十多名跨党的共产党员退出了国民党和国民革命第一军。蒋介石不愿意这个事件在学生中造成更大的波动，他在提出禁止跨党时曾召集四期学生训话,说道:“于是四期学生中的跨党份子必需作出选择，如果你现在有两个党籍,那么你必需脱离一个党。不管你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都是我的学生。只要能作一个纯粹忠实的党员，共同为国民革命而努力，不管你是那一个党，都是我的好学生…。”

蒋介石貌似公正的言辞，很能迷惑一大批黄埔军人的心，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么多当年追求进步的黄埔青年会留在国民党军队，心甘情愿地效命于他们的校长。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蒋介石自知羽毛未丰，表面上对共产党表现得相当合作，而且言必称革命。孙中山逝世时，国民党的右派曾一片鼓噪，质疑联俄联共的政策，蒋介石则公开讲话：“反革命的势力虽然很大，但是我们有国共两党的合作，有全国民党的支持，总理死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总理的精神不死！。”国民党的右派干脆说蒋介石已经加入共产党了。连共产党当时都没有把蒋介石当成右派，而是作为可以合作的对象。

张灵甫早年通过和于右任的接触，一直以为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才是唯一正统的革命党，一般的军校学生在入校前大部分也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当他们面对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在军校集体宣誓入党的时候，很自然地为自己终于成为一个正统的革命党人而由衷自豪，一种崇高的归属感使命感油然而升。而以革命长者面目出现的蒋校长，俨然是总理事业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也就就成了众多学生拥戴效忠的当然领袖。

共产党方面把中山舰事件作为一个分水岭，认为蒋介石起初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但自该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实际上已经成了国民党的右派。

军校生张灵甫是可不能从这种角度来认识他的校长的。由于张灵甫后来成为蒋介石最钟爱的心腹爱将之一，有人便说他自进入黄埔军校起就受到蒋介石的栽培，此话未免夸张。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包括潮州分校)共有两千六百余人，张灵甫在军校期间的表现既不活跃，也算不得出类拔萃，蒋介石会在众多的学生中对他特别眷顾，这种推断有捕风捉影之嫌。张灵甫的军事才能，现在还不到火候，他真正得到蒋介石的赏识，还要等到十年以后的抗日战场。不过张灵甫对他的党国和校长蒋介石的效忠之心，应该说得之于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所灌输的信条。

蒋介石有他自己的一套治军手段。身为校长，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他提出，革命军的第一个根本条件是信仰三民主义，第二个根本条件则是信仰领袖，这个领袖当然是指他自己了。他向学生们强调“革命的人生观”、军人的忠诚和武德，要他们意志坚定地跟着校长去成功事业和理想，并强调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死是军人的本分。蒋介石在对黄埔一期学生的第一次训话就说：“有句要紧话,请各位听好，就是我们军人的职分，是只有一个生死的‘死’字。我们军人的目的，亦只有一个死字。”（6）他要求他的学生：“在学校里，在军队里，各位如果相信本校长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那么在校内，在军队中，都要服从我的主张，如同我以总理之思想为思想，以总理之意志为意志。”（7）

蒋介石时时向学生灌输这些信条，这使得许多年轻的黄埔生从那时起就养成了对他绝对服从的意识。蒋介石对黄埔学生也竭力拉拢，每周抽空找一些学生到他的校长室面谈，或师长般循循善诱，或长者般嘘寒问暖，即使公务繁忙也不间断，这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单独面对面的谈话，使涉世不深的学生感觉自己受到校长的特别的关爱和重视，因而感动不已，生出仕为知己者死的豪情，立志为校长效劳。这是蒋介石禅精竭虑积累自己的军事班底，感召人心的高明之处。

以张灵甫早年所受的教育和所读的经文史籍，儒家的伦理对他影响至深。君臣之道、“君可不仁，臣不可不忠”、“仕为知己者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这套儒家的伦理与蒋介石的说教是如此的合拍，年轻的张灵甫对校长产生了由衷的敬佩。加上蒋介石当时正值壮年，一身戎装总是一丝不苟，显得精神矍烁，精明强干，训起话来，一口宁波官话不急不徐，沉着严肃的标准军人样子，张灵甫很为校长的威仪所折服，他对校长崇敬有加，成了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坚定拥护者。

象许多奉信正统的黄埔军人一样，张灵甫的命运从此开始就将被绑在国民党的战车上，注定要为他的所效忠的党国、领袖和信念而拼死征战了。

中山舰事件后，黄埔军校和广东的政治局势象走马灯一样，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青年革命军人联合会宣告解散。

一九二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孙文主义学会也宣告解散。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了整理党务案。

一九二六年六月五日，“刻期北伐案”通过，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具体筹划北伐事宜。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黄埔同学会成立，明确规定凡属黄埔同学，均为当然会员，无论毕业与未毕业的同学，均须在同学会的监督指挥之下，效忠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绝对服从效忠校长领导，不得有任何其他的组织活动，尤其不得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政府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兼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典礼。

北伐誓师典礼的当天，张灵甫和同学们一大清早就全副武装在黄埔登船。学校安排学生乘搭广东内河上特有的大花艇，这些大花艇每三艘一队由一艘小火轮拖曳，每艘大花艇能搭乘一个排。黄埔的两千多师生装满了廿艘小火轮与六十艘大花艇，浩浩荡荡地驶向广州的天字码头。不过因為船身太重,船队的航行较為缓慢。学生在登岸编队之后在炎炎夏日下足足跑步十公里，才抵达东校常

在誓师典礼上，蒋介石慷慨激昂的训词激起了全场军民的热情:

“在北方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我们再没有同生死共甘苦的决心，一定不能衝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力量，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才对得住国家，对得住人民……我们所负革命的责任如此重大，而所处地位如此危险，又眼见得人民如此痛苦，国家如此危殆，我们每个革命军人，每个总理信徒，应当深念自己对人民对国家的职责，必须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责任，担在自己的肩上；要想如此，只有大家精神团结起来，才能集中我们的势力。我们的精神再不团结，势力再不集中，那便只有亡国灭种，我们自己也死无葬身之地。革命的指挥不能统一，意志不能一致，势力不能团结，命令不能实行，一定要失败，我们每个的势力都要被帝国主义者消灭。所以大家必要牺牲个人意见，坚固团结，为中国争独立自由，非达到此种目的不止，祗有如此，才无愧為总理的信徒，革命的军人。我们要完成总理的遗志，必须要求大家紧记这几句话；我们的总理，还照临在我们的头上，虽然我们已看不见总理，然而总理的精神是不死的；我们必须协同一致，必须为完成总理之志愿而奋斗０（8）

北伐开始之后，随着前方不断传来的战况，军校生们人心思动。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和军事形势下，张灵甫和四期的黄埔生们紧张地进行着军官生最后课程的学习。由于革命军纷纷抽调北上，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的第1军在军长何应钦的率领下，也离开广州，先开往武汉后又转战江西。四期生们一边在军校学习训练，一边还要参加惠州、虎门、黄埔等地的警卫任务，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他们这一期，按原定学制最早也应该到第二年三月才能毕业，但是，北伐的形势发展急需大批的新生力量，学生们纷纷传言，四期生要提前毕业了。果然，两百名黄埔四期学生被挑选為北伐军的宣传员提早毕业并投入战场，九月份学校贴出布告，四期生到郊外进行最后的实弹演习，当年十月，在北伐军攻克武昌的捷报声中，张灵甫与黄埔四期的全体同学正式毕业。

黄埔军校，把张灵甫从一个满腹古书经史的儒雅书生，训练成了一个冷峻骠悍的军人，从这里，张灵甫迈向了战场，开始了他是非功罪二十年余的戎马生涯。

1-4参考资料和注释

1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简章。

2《滇缅边区风云录》柳元麟台湾“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96年（作者柳元麟毕业于黄埔四期）

3《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片断》文强著广州广东文史资料第37集1982年12月

4参见《我在黄埔军校学习的回忆》蒋超雄著广东文史资料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1982年12月

5《黄埔军校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

6《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军校的使命与革命的人生>1924年5月8日黄埔军校讲秦孝仪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印中央文物出版社经销1984年

7《蒋介石研究》—平著团结出版社2001年7月

8《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就职誓师讲话>秦孝仪编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会印中央文物出版社经销1984年

一

广州市南的黄埔长洲岛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孤岛，来往省城需以轮船摆渡，交通不便。从一九二四年春开始，前往小岛的渡轮上，时常出现一群又一群操着南腔北调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使得岛上原本已经荒芜的原广东陆军小学旧址和比邻的逊清时代海军学堂基地顿时热闹非凡。这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教官们的带领下，在废弃多年的校园里垒石砌砖，修整扩建，亲手建立起了他们自己的学校。校门上六个正楷大字“陆军军官学校”，向世人宣告着：民国历史上一所绝无仅有的新型军官学校就此诞生，这就是在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黄埔军校。黄埔军校自一九二四年六月第一期开学之后，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再加上苏联在经济和武器上的援助，到了一九二五年秋，学校的物质条件比刚开张的时候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

以现在的标准来看，黄埔军校的门面和校舍条件，不见得比当代一个住宿中学的标准好过多少。然而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要说黄埔军校是藏龙卧虎之地，大概没有人会否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少了二十年代从这扇小小的校门进出过的一大批师长和学生，中国现代历史恐怕得重新写过了。且不论蒋介石、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何应钦、陈诚、张治中这些担任校长、主任和教官的重量级人物，也不提前三期的老大哥，单是黄埔四期的新生就可以说是精英荟萃。张灵甫与林彪、刘志丹、胡琏、李弥、文强、刘玉章、唐生明、潘裕昆、高吉人、邱维达、谢晋元等这些在中国现代史，尤其是中国现代军史上名声显赫的国共两方将领，都是在这一九二五年的秋冬之季，踏进了这个不起眼的校园，加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行列。

张灵甫到达广州的时候，黄埔四期开考日期在即，他立即持于右任的介绍信赶往军校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当时军校对考生的学历要求仅为旧制中学毕业或同等学历，考试则是按旧制中学修了程度出题，并加口试，以观察考生对三民主义了解的程度和性质，推断其志趣、常识、能力，及将来有无发展之希望(1)。中学生水准的考题，对于大学生张灵甫来说自是驾熟就轻，他順利通过了考试，被录取为黃埔军校第四期的入伍生。

单以学制来看，早期的黄埔军校并不正规。当时中国正规的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制在两年以上，外加半年到九个月的入伍生教育。但是黃埔军校是以快速训练下级军官为主，迅速扩充壮大中的革命军急待这些新生力量早日担当起军队的骨干，花两年多的培养时间未免太过奢侈，因此学校不得不大幅缩短学时，浓缩教程，军校的前两期学生学制仅六个月。

张灵甫入学时，黄埔军校前两期的学生已经毕业，有的在之前沙基惨案及第一次东征中为革命献出了鲜血乃至年轻的生命。与前两期不同的是，黄埔军校从第三期开始也实行入伍生制度，新生入伍先要接受数个月的新兵教育，期满经甄别考试，合格者才能升为正式军官生。第四期的入伍生教育期限六个月，升军官生后再修习军事学术，一年后毕业。按照原先这一设想，新生原本应该在军校有一年半的训练和学习时间，但实际上并没有严格执行。象张灵甫这种报到比较早的入伍生还算基本上足了半年的入伍生训练，但其后仍旧有各地赶来的考生陆陆续续被录取，有的在当年大约年底左右才报到，就只能接受不到三个月的入伍生训练了。后来由于北伐开始，黃埔四期学生提前毕业，校方將该期的军官教育课程浓缩成了八个月。

军校的生活紧张而有序。入伍生们被编成三个团，每个团分成若干个连队。学生们通常二三十个人住一个寝室，睡的是竹搭的双层铺。每天天未大亮，晨雾缭绕的校园里就响起了嘹亮的起床号声。按规定，学生们从起床到集合只有三分钟，吃饭十分钟。对已往是平头百姓的新生们来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穿衣、打绑腿、漱洗、吃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一听到起床号声，大家手忙脚乱，出早操前穿错衣服、打翻水盆、衣冠不整或者饭没吃完饿肚子的大有人在。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新生们很快就进入了状态，每天清晨即起，环岛跑步外加早操，上午下午出操两小时，学科各一个小时，即所谓的“三操两讲”，晚上八点半晚点名，九点熄灯，一切按部就班。

对自幼家境不错的张灵甫来说，来军校过这种艰苦规律的军人生活无疑有点自讨苦吃的味道。不过，孟老夫子早有古训：“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肌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张灵甫熟读古书，对这著名的训诫自是了然于心的，况且他在驻豫军官训练团有过受训的经历，当然更懂得军校不是养尊处优的地方，既然打算在军旅中闯出一点名堂来，今后在战场上流血拼杀是免不了的，相对而言，军校训练的吃苦流汗也就根本不足挂齿了。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对军校的严酷要求倒是不以为忤，只当是为今后堪当大任而磨炼自己意志耐力的机会吧。

在半年入伍生教育的严酷训练中，張灵甫与同学们一起一边参加对广东军事重地繁重的卫戍警戒任务，一边学习军事基础知识。典、范、令与工兵、军中卫生、劈剌、体操、夜间教育等，是入伍生的必学教范，同时还得摸爬滚打，实习射击、行軍、各种兵器操作和营级战斗教练，为成为一名合格军官打好基础。与其它两千多名同学一样，经过入伍生训练，张灵甫犹如一只正待破茧而出的蛹，从一个书生渐渐向真正的军人兑变。

二

一九二六年二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按照考试成绩，合格升学的学生被分入不同的科系，步科编成了步兵军官生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两个团，后来也称为一团和二团。顾名思义，这两个团有点普通班和提高班的意思，也就是说，一团的考试成绩好点，二团的就差点。张灵甫虽然通过了期终测验正式升为黄埔军校第四期的雪员,但他进的是步兵第二团第二连，可见他的甄别考试成绩并不太理想。而黄埔四期日后最出名的另一名学生，则被分配到同一个团的第三连，这名同学就是林彪。国共两方在黄埔四期中日后最出名的这两个学生，居然都屈居二团，不能不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与学校的教学政策有点关系，当时的黄埔军校讲究的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学生似乎不能单凭军事专业强就获得青睐。

一九二六年三月八日,黄埔军校举行第四期开学典礼。校长蒋介石照例要对新生发表训话，他首先勉励学生们要时刻准备為革命而牺牲，接着讲了半个小时的“革命的基幢问题，谆谆教导这些新学员，革命党的主义是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立足点是民生主义，而民生主义的最后一步是共產主义，不过“实现的方法有些不同”。

当时被认为左倾的蒋校长接着说道:

“现在有些人不明白革命的意义,不晓得革命的基础在什么地方,或者相信三民主以而排斥共产主义,或者相信共产主义而排斥三民主义,这些统是自相矛盾的。他们要晓得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还以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三民主义者,绝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共产主义者亦绝无反对三民主义之理…从前一二三各期学生每每有这样子的怀疑,弄到自家反对自家主意,自家拆自家的战线……我望自今以后大家不应有这种现象,如果我们还有这种事体发生，就无异叫我们自己不要革命，叫我们本党自杀，还怎么对得起本校已死的同志，怎么对得起我们已死的总理，怎么对得起已死的廖党代表?本校长对三民主义的观念就只如此，望大家认识清楚….”(2)

司令台下的军官生们整齐地列队肃立，身材高大的张灵甫站在前排队列中，毕恭毕敬地聆听着蒋校长一口浓重难懂的宁波腔的的训话。他和同学们刚刚才结束紧张而与外界隔绝的入伍生训练，对于校长这番话的弦外之音，台下的大部分学生还浑然不觉，而蒋介石的这番话却是实有所指的。

当时黄埔岛上的政治风云，已经呈山雨欲来之势。

还在第四期入伍生入校之前,黄埔军校内的政治气氛就弥漫出吊诡之气。就在军校准备第四期新生招考的时候，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黄埔建校时的党代表廖仲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遇剌身亡。一般认為，剌杀廖仲愷是由当时国民党右派的领袖代理大元帅胡汉民的授意。张灵甫开始入伍生训练期间，胡汉民与部份国民党右派的一些重要官员正相继离开广东。新任的党代表是当时被认为左派的汪精卫，他曾大呼“革命的向左来”，黄埔军校政治部自主任熊雄以下几乎全部都是共产党员,校内的政治活动因而空前活跃。黄埔军校的原校名“陆军军官学校”也在一九二六年初改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强调在军官训练中的政治教育比重。而在这个时候，国共虽然还处于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两党的裂痕其实已经显露端倪，可以说是黄埔军校多事之秋的开始。“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 的斗争就是这种裂痕的具体表现之一。

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于一九二五年二月，当时黄埔第一期学生即将毕业，鉴于当时广州商团反动势力日益强大的形势，黄埔一期的共产党员学生蒋先云首先提议成立这个组织，起初的宗旨倒也简单，就是把所有驻扎在广州的倾向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起来，以联合的革命军人，来对付联合的反革命商团。当时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校长蒋介石也是点了头的，他向来把黄埔军人看作是他自己的势力，把其它军队里的革命青年吸引到黄埔军人周围，对他扩张自己的势力不无好处，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起先不但不反对，还把自己的心腹学生贺衷寒等人也派到会里担任骨干。不过，会里的活跃分子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学生，领头的有蒋先云、周逸群、王一飞、李之龙、陈赓等人，结果青年军人联合会很快演变成了由共产党人领导的左翼军人组织。

买了炮仗给别人放，这样的结果蒋介石当然不乐意了。他支持的贺衷寒等人先是常常在会里与左派学生唱反调，后来干脆忿然离开另起炉灶，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军校内的右倾教职员和学生于一九二五年秋冬组织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由军校政训主任王柏龄和一期毕业生中有名的右派学生贺衷寒、曾扩清等人领衔。他们公开宣称，共产党虽然与国民党合作，其实是想乘机篡夺国民党的党权，一朝得逞，所有国民党员，尤其是黄埔同学中的国民党员，将受到无情的迫害，而无立足之地。因此，他们以学习研究三民主义为号召，集结一批黄埔师生，专门与左翼师生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着干。

如此一来，在黄埔军校前三期的同学中间就形成了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在学校里，如果看到两队学生唇枪舌剑，箭拔弩张，不用问，那一定是两派学生在相互较劲。一九二五年十月，两派的成员甚至在广东大学举行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集会上大打出手，拔枪相向，形成势同水火的局面。四期新生的连排长们，大都是先期毕业的黄埔学长，这种斗争也就不可避免地通过他们蔓延到了新生之间。青年学生血气方刚,容易受到政治鼓动的影响，部份学生在左右两派的诱导之下迅速在政治上“站稳立场”,加入了两派之间的政争。

其实象张灵甫这种刚入军校的四期入伍生，多半踏出校门不久，缺乏社会阅歷，他们的投奔大革命，一般凭的是年青人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救亡图存的责任感，有的或许还加上一点个人出人头地的企图心，要说对什么主义的绝对信仰，一开始也许还谈不上。用张灵甫的同学文强日后的话说：“当时许多同学入学时甚至连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都搞不大清楚。”他们多数并不具备参与这场政治斗争的基本常识，对当时广东风云变幻的政局也没有深刻的认识，在政治上流于空泛的口号吶喊者居多。

文强在的入伍生甄别考试就很形象地体现了这批入伍生的政治水平。文强的升学口试由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主持，邓演达问他：“为什麼来黄埔？未来有什么志愿？”文强的回答象是在背口号:“为革命不怕死而来，志愿是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邓演达满意地点点头，吩咐他以后要多多研读“有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文强是政治科的准学员，入学之前已经是共青团员，入学后不久又转为正式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应该属于政治上的活跃份子，可即便是他，口试结束之后却也颇为纳闷：这个“新三民主义”究竟是什么玩意儿?（3）可见当时的学生们对于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并不十分明白，军校里悬挂的标语还有“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字句。可以说，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份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份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

这种政治上的模糊，在前几期的军校学生中也相当普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后来在黄埔一期毕业生中成为仕途佼佼者的胡宗南。胡宗南在校时与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走得相当近，他时常向周恩来虚心求教，课余有空，就到周恩来的政治部打下手跑龙套，以至周恩来称他为“黄埔先进”，可见得他的表现一度也相当左倾。他与倡导成立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共产党学生蒋先云关系不错，在蒋先云的鼓动下，胡宗南还差一点加入了共产党，右派学生甚至曾经把他当成共产党分子，声称要教训他。只是，黄埔军校的校长蒋介石也非等闲之辈，他对黄埔军校可谓呕心沥血，对学生关怀备至。以一个政治人物的敏锐目光，他很清楚，能够考入黄埔军校的青年，都可以说是社会精英份子，今后将成为国民革命军中的骨干力量，必须善加笼络利用。胡宗南就是在蒋介石的感召之下，再加上右派学生骨干贺衷寒也与他私交不错，一直在政治上对他竭力劝诱，晓以厉害，胡宗南权衡再三，最终摆脱了共产党的吸引，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并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从此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政治道路，后来成了蒋介石的一员反共大将。(4)

张灵甫与大多数军校同学一样，是在入学时集体加入的国民党。黄埔的国民党组织发展学生入党，程序十分简单，填写入党登记表就像是做作业，每人一份。理由就如招生简章上所说，学校对考生政治思想上的要求，就是必须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或者具有接受本党主义之可能性，无抵触本党主义之思想者。现在既然已经入学成为国民党军校的军校生，加入国民党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于共产党学生，共产党组织早有决议，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张灵甫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以他之前单纯的学生经历，他在入学时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大概还停留在为考军校而从于右任那里恶补的那点水平，至于共产主义，在北大读书的时候倒是可能听过演讲，那时不过是当作另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已，不见得就视为洪水猛兽。按照军校规定，学生每个周末可以放假进城，学校安排渡轮，由值星官统一带队离开黄埔岛，下午四点再在城里规定地点集合回校。城里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曾经是不少左翼学生的周末聚会地点，张灵甫有没有与左派同学一同去过那里，无从考证，不过从他后来的表现来看，那里讲的打土豪分田地那套理论，不大可能是他的兴趣所在。他的投笔从戎，既是基于青年人挽救国家危亡的民族意识，也是出于不安现状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个人抱负，反帝反军阀的革命他是可以拥护的，要说把自己勤劳致富的老父当作土豪劣绅来革命，让自己的家业给别人共产，这就显然不是他能够接受的理论了。

与日后的名气相比，张灵甫在军校可以说是默默无闻，也不见他热心于政治派别活动，也许是以前参加学生运动留下的阴影，在左右两派学生为彼此的信仰主张激烈辩论，吵得面红耳赤甚至打架斗殴的氛围中，张灵甫选择了保持沉默，对这些主义之争并不热衷，他的兴趣集中在新接触的军事课程上，对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官生专业讲义爱不释手。

这些课程正规军校生至少需要用两年才能学完，而黄埔四期的学生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速成，课时安排必须十分紧凑,教官只能以短暂的时间对每个课程进行简单的提纲挈领式宣讲。好在与当时国内其它几个速成军事学校相比，黄埔师生的素质远为优秀整齐。黄埔的大部份军事教官均出身於保定军官学校、云南讲武堂或留学日本，军事素质良好。当时流传着一种说法:“保定的教室，(云南)讲武堂的操场，黄埔的战场。”意指在当时国内的军校中，以保定军校的军事教育最为完整,早期一名保定学生要经过长达七年的完整学习方能毕业，所以保定出身的军官很适合当其它学校的教官。而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以操场动作训练严格著名,据说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晚上睡觉时均向同一方向侧卧，在熟睡中能依口令一致翻身。所以讲武堂出身的教官是操场上三操两讲的优秀人选。

在这些优秀教官的指导下，早期的黄埔生们虽然接受的只是速成教育，所学得的知识还是足以应付基层军官阶段的要求，大部分人一毕业就马上投入实战，学以致用。以黄埔四期的教官素质和课程安排，象张灵甫这样文化水平高又专心用功的学生，不难在课堂上掌握军学素养的基础条理，形成在实战中以经验自我充实的客观条件。蒋介石也很明白他的学生们在正规军事教育上的局限，北伐结束之后，他大力发展军事教育，并成立了大量深造班以提升他这批早期学生的素质。不过仍有一些军官因种种因素没能脱产参加这类深造进修，而单凭战场经验、战功的积累和个人的悟性升至高位，在这些人当中，张灵甫就是一个典型。

一

一九二三年，张灵甫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师范毕业生，职业离不开教书育人，张灵甫回到家乡，找了一所小学，开始当起了教书先生。

教书是一项诲人不倦的工作，极考验一个人的温柔和爱心，很难想象张灵甫这种性格的人，教起书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要他面对着一群闹哄哄的乡村小孩，整天耐着性子重复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当然也敬重六先生，但要他象那位老秀才一样，一辈子窝在乡村里做一个孩子王，在穷乡僻壤教书度此一生，这可绝非是他所愿。他在西安读书时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乡村的寂静与西安城里的噪动相比，就象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委实憋得难受，令他难以在此安心教职。古人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说张灵甫那时有什么野心，倒也不见得，只是外面那个造英雄的时势，喧嚣鼎沸，这对于有一点激情，又有一点抱负的乡村知识青年来说，的确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于是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教着书，一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

家里有个现成的榜样。长房的三哥张致甫在西安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北京的朝阳大学法律系深造，那时刚毕业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后，张致甫在家乡当了好几任的县长。张灵甫对北京心驰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学之路，也去北京试试运气。他这个教书先生注定是做不长了，没多少日子，他就辞别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赶京城的考场。也许是因为深受家乡积淀千百年古风的熏陶，张灵甫对中外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时髦的北大学子。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就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中心，未名湖畔的校园里充斥着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主义的宣传方兴未艾，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辞地演说、辩论，墙上的壁报语不惊人誓不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一方面军阀割据，各地军阀为一己之私利，各自挟英美日德等国的暗中扶持，争权夺利，不时战火四起，以至国弱民贫；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封建旧道德、旧礼教，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帜，热血的莘莘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几乎无心向学，他们满怀热诚，组织上街游行，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封建反军阀。

张灵甫当时也应该算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于穷乡僻壤，跑到京城来寻求自己的梦想，欲通过读书来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如果不是适逢乱世，凭他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最后读成个饱学的鸿儒名家也不无可能。但是，生活在北大这个时刻会令人精神亢奋、热血沸腾的大环境里，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从闭塞的潼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在张灵甫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大的学生活动和宣扬各类主义、思想的讲座，令人大开眼界，很快他就被卷入学生运动的激进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还到底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静内向，很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是偶尔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这么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街头学生演说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为他后来不仅写过诸如《遭遇战之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等军事专论，而且在硝烟弥漫的抗战间隙，甚至还写过与打仗风马牛不相干的评论文章，有一篇的题目竟然是《评文妖郭沫若》，若非此事出现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正式的人物传记中，当真令人疑惑是否确有其事，如此看来，北大的校园壁报上还是有可能贴过他的墨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来中国人造反多由秀才们挑动起来，可秀才们自己造反却多半造不出什么结果来。文人学生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是江山被他们指点之后，破碎依旧，笔杆子并不能解决病入膏肓的社会之根本症结。学生运动看得多了，张灵甫发现空喊口号也闹不出多大名堂来，就对学运逐渐萌生了倦意。然而时局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位嗜书的读书郎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他曾丢开书本长叹道：“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凳斯民于衽席之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吾宁长事铅椠乎？”(1)

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燃起了烽烟。冯玉祥当时也属直系，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与奉军作战。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较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从一九二O年开始与孙中山接触，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的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玉祥领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在孙岳部配合下，于十月二十二日连夜占领北京城。整个军事政变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北京市民清早起来，惊异地发现满街都是佩戴冯部袖章的士兵，这才知道北京一夜之间变了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随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担任的各项职务，撤消讨逆军总司令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长城前线的直军得知后方生变，军心涣散，很快就被奉军击垮。事后，冯玉样召集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商定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会议还决定冯、胡、孙所部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三个军，冯玉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冀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随后，贿选总统曹琨被拉下马，早已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逐出了故宫，北方的政局为之大变。

在直军瓦解之后，国民军的领袖们开始分享胜利果实，重新划定各自的地盘，胡景冀得到了河南的根据地，领衔主持中原地区的军政，开始大肆扩编他的国民二军。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意兴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游行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2）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卒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知道得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很乐意，但是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张家祖上并非书香门第，他这一辈出了哥哥一个秀才，下一代里也只有长房的老三读了大学，现在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听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他当父亲的该支持还是要尽力支持。

但是，北京不是西安，在京城上大学和在本地读师范的消费也远远不在一个档次。张灵甫在北大读了一阵子书，虽然有堂兄和父亲的资助，可衣食住行样样都得真金白银地支付，每个月有出没进，他所带的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做学生的没有进帐，书却是要继续读下去的，勤工俭学他也没这个概念，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向家里伸手了。他匡算了一下，在北京一年吃住学费等开销，至少得要好几百块大洋，自己的家境虽然还过得去，但他也清楚，家里既非名门望族，也非富商巨贾，几百块大洋对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没有办法，为了完成学业，他只得硬着头皮给父亲写信告急。

张鸿恩接到儿子的来信傻了眼。那时他还是小本买卖，家业还没有后来那么殷实，几百块现大洋，要他一下凑齐这么多现钱还真是犯难。思前想后，他给儿子回了信，他在信里劝儿子，大意是说：念这书如果要这么多钱的话，家里是负担不起的，几百块现洋那得卖掉好些良田才能凑齐，庄稼人是靠地过日子的，要是卖了地，一大家子人靠什么呢？这书还是别念了，回家来吧(3)。

收到父亲的回信，张灵甫没有再坚持，他乖乖地收拾起包袱，回到了陕西老家。这倒不是他对父亲就那么地言听计从，反正他自己本来这书就已经读得心猿意马了，见父亲不主张他继续学业，也就不再留恋京城的求学生涯，索性打定主意干脆投笔从戎做现代班固去了。

二

陕西家乡的局面与张灵甫离乡到北大读书前已经很不相同，当时的西安正在到处闹学潮，许多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相互串联，交流消息，都摩拳擦掌地想要出去闯荡一番，在乱世中干出些名堂来。何去何从呢？这段时间，张灵甫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时时聚集在一起商议。这群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单纯、冲动，对闯荡江湖充满着幻想和雄心，但在政治上还懵懵懂懂，头脑发热游个行喊个革命口号什么的还凑合，当真行动起来，还真有点没方向。商量来商量去，既然一直在嚷嚷着反帝反军阀，投军总不能再投到反动的军阀部队去吧，听说冯玉样和胡景翼的国民军比较倾向革命，他们所辖的地区也很有些民主的新风气，大家最后决定一起去河南，投奔胡景冀的国民二军。

不清楚张鸿恩对儿子的决定是什么态度，但从张灵甫在投军路上的艰苦境遇来看，他的离家出走，似乎并没有得到家里的大力支持。

“他曾经告诉过我，那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辛苦，随身仅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很少的钱，买了车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了开饭的时间，人家坐在他对面吃香喝辣，他为了省钱，只好眼睛望着窗外看风景。”张灵甫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回忆说(4)。

南行的列车隆隆地穿过豫西大地。车厢里面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的旅客，行李在他们的头上脚下凌乱地堆放着，混浊的空气中传来小贩含混的叫卖声，一片闹闹哄哄。一个学生装束的高个子青年临窗而坐，透过积着尘土污垢的车窗，他的双眸凝视着窗外，此时他的目光依然年轻，依然带着几分热切，几分单纯，几分对未知命运的憧憬。正是原野翠绿，鲜花烂漫的时节，窗外的景色却并不令人赏心悦目。这一带，胡景冀的国民二军与刘镇华的镇篙军在年初刚刚发生过一场混战，一路上，战乱的痕迹随处可见，沿途到处是背井离乡的人群，人们肩挑手提行李，衣衫褴褛，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惶恐。我们无从猜测，面对车窗外的满目苍夷和芸芸众生，这个年轻人是否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走向有了新的感悟，是否就此发誓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对主宰乱世、操生杀大权的铁血军人世界产生了由衷的崇敬和膜拜？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夏之交，张灵甫到达了河南开封。

一开始，他的投军过程并不太顺利。都说关中出大汉，张家的男子正应了这句话，他们清一色的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属于典型的关中大汉。张灵甫显然也遗传了家族的基因，他身高一米八七，魁伟英挺，仪表也非常出众，英俊的长方脸，浓眉俊目，高鼻阔口，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霸气，不怒自威。这样的一表人材，而且是饱读诗书的名牌大学生，在今天站出来也是鹤立鸡群了，遑论是二十年代，他要想当兵吃军粮，本应不愁找不着去处，张灵甫也很自负。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起先找了几个招兵的地方，居然都不收他，这使他的自信心大受刺激。不过他这人既然下定了决心，绝没有畏缩不前的道理，打听了一下不被录取的原因，人家的理由却滑稽得让他啼笑皆非，说是嫌他长得太高大了，不知是怕他随时会扛了枪跑掉，还是目标太醒目。最后好歹找到了国民二军的驻豫军官训练团，这家倒没嫌他个子高，总算让他如愿以偿，张灵甫终于开始了摸枪杆子的生活。(5)

这时的河南，相比北方其它军阀的属地，局面的确是非常的热闹。当时也到河南投奔国民二军的师哲，在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纮、李烈钧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三个招待处，而且允许共产党活动。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开封、郑州等地进行活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6)

这位把河南的局面搞得有声有色，对革命分子招贤纳士的人，就是胡景翼。

说起胡景翼，在民初的陕西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胡景翼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和于右任是同乡，青年时期经于右任的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受孙中山的影响较深，是同盟会会员。在民初陕西起兵造反的人中，既有江湖豪杰，也有许多文人雅士，胡景翼就属于后一类人。他虽为文人，为人却侠义而有豪气，喜结交江湖人士，耆帅刀客，来者不拒。在辛亥革命时,胡景翼順利发动这批“耆帅、刀客”组织武装响应革命的号召,并逐步发展成为陕西的实力派，因此，胡景翼的部队鱼龙混杂,其中不少本是豫陕一帶的巨匪。早几年在陕西闹靖国军的时候，当时的陕督就直指胡景冀的靖国军是土匪。胡景翼当然不买账，他把于右任请回陕西在靖国军共事，反唇相讥说：“难道于右任也是匪吗？”那边振振有词：“于右任当然不是匪，他是被匪所裹挟的。”据说两边你来我往且打了一阵子笔墨官司。

“首都革命”之后，临时政府让胡景翼主持河南军政，他也很努力地想做出一番事业，励精图治，致力整顿军队。他的国民二军本来就是西北军的一支，说是陕西子弟兵一点也不过分，这大概也是张灵甫和他的同学会决定来投奔国民二军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的河南省方与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洋溢着革命朝气的广东愈走愈近。胡景翼与于右任、李大釗都的关系良好,借此他引进了大批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加入河南的军事与行政单位工作,意图根本改造他的军队与行政机构。在这些被引进国民二军的人才中，就有一些刚从黄埔一期毕业的学生，其中两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军中的著名人物，一位是未来的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另一位是未来的国军名将杜聿明。但是胡景翼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突然暴病去逝，所谓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了。

张灵甫加入的驻豫军官训练团，原是胡景翼一连串革新工作的重点项目。驻豫军官训练团原称开封陆军训练处,是胡景翼培训下级军官,以取代那些出身 “綠林大學”的老兵油子的重要机构，他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军官素质，改变旧军队的形象。但是这所军校的素质并不怎么好,胡景翼手下那种匪里匪气的”蹚将”(7)式的部队，也让张灵甫这样的知识青年难以与之为伍，许多青年在決定投效军伍之后,仍然舍近求远,宁可南下广州,接受真正的革命军教育。

在联合广东革命勢力的大环境下,豫陕一帶旳实力派也能对有志南下的青年表示理解，有的甚至主动出钱资助南下青年的路费。张灵甫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被人送钱，但他到河南也是适逢其时，在当时云集河南有志革命的青年们中，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正在形成一股热潮。是继续留在河南的国民二军，还是南下广州呢?面临新的选择，张灵甫也开始彷徨起来。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给他指点迷津的引路人在开封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他几年前结识的忘年交老前辈-于右任。

于右任是在当年的六月来到河南，其间，他应邀来到国民二军，发表了关于革命的长篇演讲(8)。

于右任在演讲中对革命的定义是：“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一种反抗的行动；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有的突变现象；革命是根本解放被压迫阶级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方法；革命是舍己利人，普救众生的，最高尚最神圣最光荣的事业。”对于革命的目标和价值，他说：“(一)革命是要谋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不是谋少数人的目前的利益；(二)革命是要谋社会制度的整个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谋社会制度的局部的表面的改造(三)革命是要打倒社会上一切压迫别人掠夺别人的寄生阶级；(四)革命是要创造优美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便可孕育新的优秀的分子，更促进社会的进化。”至于如何进行革命，他认为： “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二、要民众的普遍觉悟；三、要与全世界革命势力一致进行；四、要一个真正革命的国民军。”

于右任的这番革命理论，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也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对张灵甫这种政治上还没开窍的热血青年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客观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新兴政党，其政治主张和信念是属于左派阵营的，否则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主张，也不会成为当时国民党的纲领性政策，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连毛泽东不久之前也受共产党的指派，在湖南落力地为国民党发展建立地方支部。当然，于右任所谓的“一个革命的政党”，无疑是指他所在的国民党了。

对忘年交老前辈来到开封，可以想见，张灵甫一定是十分兴奋的。自从靖国军倒台，于右任黯然离开陕西之后，他与于先生已经多年没机会见面了，现在机缘就在眼前，他乡遇故知，他岂可轻易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于右任的下榻处登门拜访。

得知张灵甫投笔从戎的经历，于右任并不惊讶，不过他对小伙子投到国民二军有些不以为然。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自己的党网罗人才是相当不遗余力的。也就在这一年之前，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刚开张的时候，他就亲自推荐了数十名陕西籍的有志青年投考黄埔一期，据说当这群年轻人风尘仆仆从陕西辗转到达上海去拜访他的时候，几乎已经囊空如洗，无以为继了，于右任得知后，当即就当了自己的皮袍子，热心地给他们凑齐了南下广州的路费。要说于右任还真有伯乐之才，在由他推荐的那些西北毛头小伙子中，后来成为国军将领的比例还出奇地高，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这时刚毕业的杜聿明，另外还有关麟征、张耀明、董钊等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也都已经官拜国军中将了。

于右任一直很欣赏张灵甫的才气，现在他见这酷爱书法的小伙子也投笔从戎了，爱才之心又起。他对年轻的同乡小朋友说：“既然要从军，何必呆在地方部队？你应该到广州去投考本党开办的黄埔军校，我来给你写介绍信。”

于右任德高望重，对张灵甫亦师亦友，以他的身份地位说出来的这番话，年轻的张灵甫自然是极其信服的。投奔国民革命，在当时的大批进步青年眼里，既是一条爱国救民之道，又激进时髦，可以一展宏图抱负，至于革命还分有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时的张灵甫是搞不大清楚的，连当时的不少共产党人对此都认识模糊，年轻的他没这个理论水平去弄明白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不足为奇。反正于老先生说了，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黄埔军校是致力于建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军，那么自己既想投奔革命，又想做个军人，去黄埔军校不是正好两全其美吗？

张灵甫一拿到于右任开的介绍信，就兴冲冲地收拾行李准备南下。他的性情有着西北人特有的憨直豪爽，有这等好事，也很乐意与他人分享，他还想到了在河南的其他同学。

师哲当时就在开封，他并不是和张灵甫一同前来的，但是人在异乡，大家又是一个学校的同学，相互之间很快就互通了音信。

“五册”惨案的发生又一次增强了我入伍的决心。我的一师的同学张灵甫也到了开封。他找到了于右任先生，由于老先生介绍准备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邀我一起南下。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决心参加国民二军。”六十多年后，将近九十高龄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一段往事 (9)。

张灵甫并不知道，师哲在一年前已经由魏野畴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他自己虽然向往投身大革命，却还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政治白丁。不过，师哲只是对张灵甫同学的一手好字表示羡慕，却并无将这位同学发展成为自己同志的意思。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列行进中的列车，那它的轨迹，犹如列车的轨道，纵横交错之际，某个关键节点的一个小小的道岔，很可能就此完全改变列车的行进方向，其终点也就大相径庭。

开封，就是张灵甫人生轨迹中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于右任搬动了他的命运的道岔。

一九二五年秋，张灵甫离开了河南开封，前往广州去投考黄埔军校，随即加入了国民党；师哲不久之后则由中共党组织保送去了苏联留学。两个相熟，并且怀着类似梦想的年轻人，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踏上了人生的不归之路。

1-3参考书籍及资料注释：

1台湾官版张灵甫传记

2同1

32003年10月笔者与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的访谈。

42003年12月笔者与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5同4，此段经历是张灵甫自己对其夫人所述。

6《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7豫陕一带对土匪头子的别称。

8三原文史资料第4辑。

9《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一

张鸿恩是个地道实惠的农民，一心发家致富。他可能也存过望子成龙的期许，但从他对大儿子张秀甫的安排来看，似乎对学而优则士那套古训并不十分热衷。张秀甫没有机会接受过正规教育，读过几年私塾之后，就一直在家给父亲当帮手，家里虽然有雇工，但张秀甫既要下地，又兼搞些骡马运输副业，一个人里外两头奔忙很是辛苦。一般来说，那时的农村孩子有个高小文化程度，能够识文断字计数算账，已经算个小知识分子了，张灵甫比哥哥多读了几年书，如今小学毕业也长成个半大小子，如果把他留在家里，多少也可以顶半个劳动力，为父兄减轻一点负担。要是张鸿恩真的这么想，张灵甫就得回家帮哥哥一起打理家业，那他就很可能和他的兄弟们一样，从此继承父业，一辈子在家乡务农经商做一个乡绅了。果真如此的话，张灵甫大概还能够有幸安逸一生，最后得到一个善终，但后面肯定就没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中国现代军史上也不会留下他的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他到底是比他的兄弟们幸运还是不幸，还真是一言难尽。

张灵甫最终没有回家种地。一来是他读书的聪颖和优秀的成绩，令父亲重新燃起了望子成龙的期望，二来是长房大哥张德甫也在张鸿恩面前替他说了话。

张德甫是长房长子，比张灵甫大十多岁，他为人慷慨又很有长兄的风范，三弟张致甫就是由他接到西安读的中学，对张灵甫这个小堂弟，张德甫也一直很关心。他见堂弟酷爱读书，成绩出众，认为是张家难得的可造之才，悉心培养的话，说不定将来能替张家光宗耀祖，如果就此停学一辈子种地，就不免屈才了。于是他竭力主张叔叔让五弟继续升学，还拍着胸脯保证说，费用方面如果需要的话，他也可以尽力支持。张鸿恩见大侄子这么仗义，也觉得既然老二能读书，让他再读下去试试也好，看他能不能读出些名堂来，反正自己家境还过得去，只是大儿子就要再多辛苦几年了。

张德甫后来在冯玉祥主政陕西的时候，在西安的建设厅主管过林业，不过这时他还只是一个年轻的小职员，自己的经济也不宽裕，但他还是把张灵甫接到了西安，资助他继续接受中等教育。也因了这层关系，张灵甫后来对张德甫一直十分感激和敬重，尊这位堂房长兄如父。

在读书方面张灵甫的确是很争气，他没有辜负父亲和大堂兄的期望，不久便考入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原来是著名的关中书院，设立于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到清末时已具有相当的规模，辛亥革命后不久，学校的名称改成了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为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

张灵甫的中学时代，大约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三年之间，正值五四运动前后。五四期间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北京的学运风潮很快也曼延到了三秦大地，陕西各地的学生感到国亡无日，都纷纷起来响应，自动集会。当时西安各中等学校时常罢课，学生们举着“诛卖国贼”、“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打倒列强”等标语旗子，举行游行示威，他们涌上街头向商人和民众宣传抵制日货，劝用国货，街头演讲的学生声泪俱下，整个暮气沉沉的古城仿佛突然之间苏醒了。

早在五四期间，共产主义的种子在陕西一些地区也开始在悄悄地萌芽，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魏野畴就在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中组织起了共产主义学习小组，传授马列主义。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与其他共产党先驱一道在陕西各地积极发展建立党团组织，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就吸收了不少追求进步倾向革命的有志青年加入了共产党的阵营。在这些陕西青年中，至少有两位在这里值得一提。一位是张灵甫在陕西第一师范学校的同学，名叫师哲，他后来成了毛泽东的俄文秘书，中共苏联问题专家，曾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政治秘书室主任，并在九十年代撰写了多部回忆录；还有一位就更加出名了，他是邻县榆林中学的学生领袖，也是张灵甫后来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他就是日后陕北红军根据地的开创者，英年早逝的刘志丹。

张灵甫与师哲、刘志丹是同龄人。十几岁的少年郎，正值活泼、骚动的年纪，风华正茂，他们求知若渴，也喜欢追求时髦的新生事物，然而，就在他们刚刚学着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纯洁的眼里却是满目的民族积弱和国家屈辱，这反过来又刺激着年轻人的良知。大时代的革命洪流如惊涛拍岸，有使命感的年轻人按耐不住，纷纷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拍案而起，为国家民族之痛呐喊呼号。

张灵甫所就读的省立一师作为当时西北五省的最高学府，在西安学运中堪称先锋。在这一片热气腾腾的爱国学生运动中，少年张灵甫也难以置身事外，据说那时他接受新思潮的影响，感愤列强环视，时局纷乱，时常在学校的集会上与同学一起发表一些慷慨激昂之辞，是古城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颇有“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意思。遗憾的是，他与近在咫尺的魏野畴却擦肩而过，魏野畴在陕西的青年学生中播撒的共产革命的火种，与他一前一后的同学擦出了耀眼的火花，却没能点燃到张灵甫的头上，否则的话，国民党阵营里也许就此少了一员未来的反共悍将，而他张灵甫今后的人生道路，也很有可能会截然不同。

二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张灵甫遇到的是来自另一个阵营的先驱，此人在陕西可是远比魏野畴名气大得多，这位大名人不是别人，正是在辛亥革命年代就与孙中山齐名的革命党元老于右任。

于右任乃前清举人，陕西三原人，早年留日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办报办学，后来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人一起组织讨伐袁世凯的运动。一九一八年，陕西一个名叫的胡景冀的青年军官在三原县起事，讨伐陕西督军陈树蕃，史称“三原起义”，随即组成了陕西靖国军，邀请于右任担任右翼军总司令。于右任受孙中山指派遂前往陕西赴任，同时在当地积极发展文教事业。一九二二年，靖国军瓦解宣告解散，于右任返回上海，与邵力子、叶楚伦等人一起创办了上海大学，自任校长，还在校内广纳共产党人，共产党的元老瞿秋白、邓中夏等人当时都是该校的部门负责人，教员中还有蔡和森、肖楚女等早期著名的共产党人，连魏野畴后来也时常到该校活动，使得上海大学成了华东地区宣传革命的大本营。次年，中国国民党成立，于右任作为国民党创史元老，成为二十一名参议之一。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二十四名中央执行委员，于右任即为其中之一，并兼任监察委员。

张灵甫当时只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中学生，怎么会和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扯上关系的呢？说起来，这也是陕西民国名人交往中的一段逸闻。

中学时代的张灵甫对文史典籍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他的国学根底甚佳，对诗书古籍很有心得，还喜欢研读历史，关羽、岳飞、文天祥这些古代英雄都是他的崇拜偶像，他尤其喜欢吟哦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并亲自手书悬挂室内作为励志的座右铭。古代英雄人物的义薄云天、精忠报国、视死如归自是少年人学习效仿的榜样，无庸讳言，这几位同时也是封建君王的忠臣良将，他们不事二主、奉天朝为正朔的思想，恐怕也对张灵甫产生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以至于日后陷于愚忠的迷思之中不能自拔。

这个喜欢读史的少年还有另外一个雅好，就是研习书法。张灵甫自幼性格就相当地认真执著，大凡感兴趣的事会做得十分投入。自从上私塾迷上书法之后，小小年纪的他一直练笔不缀，及上师范，西安的文庙碑林就在学校的附近，这里是古城书法爱好者的聚集地，对张灵甫来说更是近水楼台，他时常在那里流连忘返。逢到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同学们回老家的回老家，逛街的逛街，他却很少回乡下，也不喜与同辈一道嘻戏，而是寄情于笔墨之中，常常独自一人带上文房四宝，跑到碑林去临摹历代书画名家的碑帖，有时写得聚精会神，痴迷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常引来旁人的围观赞叹。

那时候他最喜欢练习的是何绍基的字，何绍基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碑派书法的开拓者，他的风格自然而跌宕，细腻而粗犷，外行人看似形拙，内行人却赞其风骨，被书法界誉为精妙、奇特、独树一帜。张灵甫因而练得一手颇见功力的碑体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少年张灵甫的书法造诣，在坚持不懈的勤学苦练之中日臻提高。在省立一师的时候，他每每代表学校参加学生书法展览和比赛，他的书法不仅闻名全校，就是在西安城里也逐渐有了点小名气。几十年后，他的一师同学师哲在回忆录里还提到：“张灵甫与我同窗四年，写得一手好宇。”(1)

学校出了个学生书法家，老师们很感自豪，尤其是张灵甫的老师韩兆鹗先生，更把他引为自己的得意门生，多方关照，时常为他在学校里举办书法展览，使得他名声在外。

这位韩兆鹗先生此时虽然只是默默无闻的一介教书先生，日后可也非等闲之人。他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四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成立后，他成为民盟在陕西省的负责人之一。五十年代初，作为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韩兆鹗不仅是新政府首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还曾官拜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不过到了一九五七年，韩兆鹗因为有所谓的反苏言论，与许多其他民主党派的知名人士一样，没能逃过被打成大右派的命运。

张灵甫少年书法家的名声从学校传了开去，结果传到了于右任的耳朵里。

当时正是于右任从上海回到陕西领导靖国军讨逆期间。于右任原本就是个文人，他对教育历来十分重视，他曾经说过：“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教育是立国之本，欲建设新民国，当先建设新教育。”他率领靖国军与陕西地方军阀周旋之余，也在家乡兴办教育，他本人又是一位著名的大书法家，年轻时候专功北魏碑帖，也曾经潜心临摹何绍基的书法，并以何绍基入手，以后又旁及各家，真、草、隶、篆，各体均学，博采众长，自成别具一格的“于体”，他的作品，是现代书画界喜爱的收藏精品。听说陕西省立一师有一个少年学生，能把何绍基的碑体字摹仿得维妙维肖，于右任不禁心生好奇，很想看看这位少年的墨迹。

关于张灵甫和于右任早年的交往，曾见诸于坊间一些野史轶事的传闻。据说当时于右任到省立一师参观时，少年张灵甫在书法大师面前毫不怯场，当场研墨挥毫。于右任见这个十几岁的翩翩少年英目秀气，写出字来却笔力雄劲，连声夸赞：“好字，好字！后生可畏！”

这一传闻，笔者在访问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时得到了证实。张居礼现居西安，曾长期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委，现为西安市政府参事，民革西安市的副主任委员。张居礼先生说，于右任的确曾经称赞过张灵甫的书法功底很好：“还在他上中学的时候，我看到他临摹的作品几可乱真，非常惊讶，也非常喜欢。我们成了忘年交。”

于右任的字本是从何绍基的魏碑体演变而来，张灵甫有练何体的深厚功力，经于右任略加指点，学于体的字很快就上了手，后来他模仿于右任的字体，也能达到真假莫辨的水平。

就这样，这一老一少陕西乡党因研习书画而结下了雅缘，成了忘年之交。

只是，少年张灵甫尚不知道，与大名人于右任的忘年交，对他来说意义并不在于书画雅趣之间，而是在几年之后，当他懵懂地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的时候，正是这位于右任，在关键时刻成了他的引路人，而这条道路，决定了张灵甫今后一生的命运。

1-2参考书籍及资料注释：

1《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一

俗话说：“南方的才子北方的将，关中自古埋皇上。”

关中，泛指大西北以陕西西安为中心的大片平原地区，号称八百里秦川，周围山峦起伏，函谷、萧关、大散、武关、潼关、金锁等险关，扼守着这一地区的进出要道，因位居雄关之中，关中即因此而得名。

一提起大西北，人们的印象中多半是满目黄土漫卷西风的苍凉，亦或是夕阳残照汉家陵阙的萧瑟。其实，关中平原素来有西北粮仓的美名，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撰写《史记–货殖列传》时就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块沃野千里”，“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觽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古时候关中地区的富庶由此可见一斑。这里南依秦岭为障，东面隔着黄河与中原遥遥相对，外有雄关漫道，易守难攻，内有一马平川，丰衣足食，特殊的地势具有如此的战略优势，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古代有众多王朝皆选择在此定都，从而有了“秦中自古帝王都”之说。从三千多年前周文王迁都沣京之后，现今西安一带及周边地区，就成了周、秦、汉、唐等十二个王朝的京畿圣地。自此，关中可是实足冒了上千年的龙烟紫气。

光绪末年间，西安市尚未单立，西安城区分属两个县，西城属长安县，东城属咸宁县，当时的长安县府就设在西安的西大街。说起长安的历史，用“源远流长”一词来形容再恰当不过。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素以历史文化底蕴深厚著称，长安县境内文物古迹星罗棋布，至今还留有仓颉造字台、沣镐遗址、西周车马坑、昆明池等遗址，就连乡民们的平常家居乃至随便砌垒的鸡窝猪圈，都还可能不时发掘出些秦砖汉瓦来，为当地的悠久历史凭添佐证。

然而，星转斗移，沧海桑田，千百年的岁月流逝过后，古今多少事都成了浓缩在书架里的抽象文字，一本一本厚厚地叠了起来，被后人称作为历史，而在这历史长河的潮起潮落之中，昔日的帝王京畿宝地终于盛极而衰了。到了近代，由于交通不便，经济发展落后，司马迁笔下的“膏块沃野千里”早已被无情的岁月冲刷得风光不在，当年为秦人们所鄙夷的南蛮东夷之地，却成了富甲一方的后起之秀，似乎在验证着老祖宗有关风水轮流转的神秘论说。目睹昔日蛮夷之地假工商业的发展在近代的迅速崛起，曾经傲视中原的秦人的后代们只有无奈地瞠乎其后，他们守着这块不再冒帝王紫气的闭塞的古老土地，默默地繁衍生息。

一九OO年，也就是光绪二十六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在接下来的两年，光绪二十七和二十八年又都是荒年，所谓“熟年馑”。连续的荒年使得大部分乡民的生活陷入了困境。

祸不单行，此时又适逢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紧接着又被一路追杀，最后躲到西安避难来了。虽然是落荒而逃的皇室人马，但皇家的排场总是撑着不能将就的。故都迎来了久违的皇家，犹如回光返照，再次成为国人瞩目的中心，但是这一切对于当地人民来说却是祸不是福，他们非但享受不到皇上的雨露恩泽，相反还给摊上了沉重的负担。清皇室在陕西一年有余，一应繁杂支取多由陕西供给，贫瘠的陕西地方官府为了筹集银两，用以支付额外的皇家庞杂开销，除了加重各种捐税之外别无他法，这对正在荒年中挣扎的陕西农民来说，无疑又是雪上加霜。当时有的地方贫雇农做一天短工得钱二三十文，买不到一升粮食，而菜油要卖到三文钱一两，有些人家穷得连油灯也点不起。即使家境稍好一些的庄户人家，多半也为了维持一家人的温饱而脸朝黄土背朝天，胼手胝足地辛勤劳作，经济的贫瘠和官府的盘剥，更加深了人们的辛劳程度。

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年头，要想在长安的农村里找出大户望族人家来，简直是凤毛麟角，若论日子还略过得去的小康之家，东大村北门的张家还可以算得上一户。

东大村位于西安城的南郊，离城里大约五十华里，在长安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村庄，当时有村民近千户。村子的北头住着张氏两兄弟，老大张鸿儒是个秀才，老二张鸿恩在家种地务农，这是一个封建社会中国农村常见的耕读之家。张家兄弟祖上的家世，现在已经难以查考，根据张家后代的回忆(1)，他们的祖辈世代在当地务农。张氏在当地是个大姓望族，但是两兄弟的父亲这一支却并不兴旺，他们的父亲早年生活还相当清苦，因家世单薄人丁稀落，曾经遭受过族里有钱有势人家的欺负，田产传到两个儿子的手上并没有几亩地，可以说家境贫寒。到了张氏兄弟这一代，两人勤勉吃苦同心协力，慢慢地撑起了一份薄产，总算摆脱了贫困。后来虽然各自成了家，兄弟两人仍旧合住着一个院子，相处和睦。几年之后，两人才协商一致友好地分了家。按照当地的风俗，长子不离老家，老大张鸿儒仍居老屋，老二张鸿恩则分到了园子，人称“园子爷”。

论学问，张鸿恩比不上哥哥，或许是因为他的父亲财力有限，家里只够供老大一个人读书的缘故，张鸿恩没机会正经喝过几天墨水，他也不存什么读书考功名的奢望，只是用心在家侍弄庄稼。论种地，他可是乡里闻名的一把好手，张鸿恩自小与农田打交道，很有一套自己的庄稼手艺，平时做事也总爱琢磨个究竟，同样的种子到了他的手里就会打下更多的粮食来，乡里人也爱向他讨教经验，都称他是耕种状元。分家之后，张鸿恩靠着自己的勤劳和精明持家的能耐，把一份家业逐渐扩大。当地的穷人家养牛，富人家养骡子，张鸿恩虽算不上富人，却既养骡子又养牛，还在村里拥有了近三十亩良田。别看地不算多，因为是一年可以收成两次的水田，在陕西属于十分金贵的好地，比邻县贫瘠的黄土旱地肥沃得多了，地也就特别值钱。能拥有这些田产牲畜，足以让一般的贫苦农家羡慕不已了。

张鸿恩的为人诚实本分，但生性并不木衲，与一般老实巴交的西北农民相比，可以说他是个很有生意头脑的人。打下的粮食供家人温饱之余，总不能年复一年都囤积在谷仓里，于是他后来又寻思着做些买卖，多年之后，他和大儿子在西安开起了米铺，开始主要经营自家地里出产的粮食，由于生意不错，后来米铺越开越多，也兼收购别处的粮食。到了临近解放的时候，张鸿恩的家产除了城里的几家商铺之外，在村里也陆续又买下了一些良田，土地扩展到了一百二十多亩，家里还雇有好几个长工，在村子里属于相当殷实的人家了。他的晚年已经是一副老太爷的派头，常常端坐在太师椅上，在家对门的楼台上看风景。这点身家，要是按照后来土改时评判成分的标准，当然就属于地主阶级，他也的确被划为地主，此是后话。

说到地主，人们可能会联想起早年影视作品中的南霸天、周扒皮形象，他们骑在贫穷农民头上作威作福，或是弄得半夜鸡叫对农民盘剥无度，遭人痛恨。不过这种脸谱对张鸿恩显然是不合适的，象他这种不靠祖传，全凭自己奋斗创下一点家业的农民，一般上仍不脱劳动人民的本色，凡事还是讲究亲历亲为的。他这个地主既不幺五喝六，也不斤斤计较，虽然也雇工，但对下人还挺体恤，在村子里有着相当好的人缘和口碑。再说他自己克勤克俭，也下田种地，收获的庄稼总是比别人家的又多又好。村民们朴实得很，看的都是实在的东西，农民的营生就是种庄稼，谁的庄稼种得好，谁就算有真本事。张鸿恩既然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自然就赢得了村民们的敬重。

张鸿恩早年娶了亲，婆姨(2)名叫靖秀英。秀英人如其名，长得秀丽端庄，是一个贤惠的内当家，婚后不久，她和张鸿恩便育有一子，名叫张毓麟，字秀甫。就这样，不到而立之年，张鸿恩老婆孩子热炕头，既有家又有业，俨然是村子里颇为体面的人物了。有了这点家底子，虽然算不上富贵之家，但相比那些在荒年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贫困佃户农家，张家三口的小日子还是过得相当不错的。

光绪二十九年，三年的大饥荒总算结束了。

这一年的夏天特别的热，八月里，正是一年中阳光最火爆的季节，一望无际的原野，在盛夏的骄阳下几乎被曝晒得脱了一层皮，田头的泥水踩上去满脚都是滚烫的感觉，就连最勤劳的农民，此时也只想躲在屋子里歇歇脚。

这天，张鸿恩也没去下地，他倒不是要在家里躲日头，而是他十月怀胎的婆姨又生孩子了，这是他们夫妻的第二个孩子，还是一个男孩。张鸿恩翻了翻日历，这一天，是光绪二十九年农历六月二十八，也就是公历一九0三年八月二十日。

孩子出生在三伏天里，酷暑难当，张鸿恩从婆姨手上接过小娃娃，顾不得抹一把满头满脸的汗水，就捧着土布包裹着的襁褓，对着刚出生的二小子左瞧右看舍不得放手。农家多喜男丁，孩子又生得浓眉俊目，是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娃娃，也难怪张鸿恩乐得合不拢嘴。

这个当父亲的安分守己的农民并不会想到，此刻在他怀里闭目恬睡的小娃儿，有朝一日会横刀越马，在战场上威风八面，成为改朝换代后那一个“党国”里的著名悍将，深得中枢的倚重和宠信，只是他不惜献出忠心和生命捍卫的“党国”，最终却以很不光彩的形式，黯然退出了大陆的历史舞台，而他的誓死效忠，也随着失败者的历史，成了一段是是非非的尴尬记录乃至罪孽；他在父亲的晚年给家人带来光耀门庭的莫大荣耀，不久之后，这份荣耀又随着政权的更迭，变成了倒霉的阴影，笼罩在大陆的家人头上多年挥之不去，还连累他的几个亲人先后送了性命（3）。

此时的张鸿恩当然不可能对四十多年后的祸福未卜先知，他只顾沉浸在得子的喜悦之中。

张家兄弟的下一代，孩子取名与字全都以“麟”字和“甫”字结尾，张鸿恩便顺着这个名号，给儿子取名钟麟(4)，字灵甫。

这个张家的二儿子，就是本书的传主-张灵甫。

二

张灵甫的童年生活很少见诸文字的记载，有的话也仅是只言片语：“幼时嬉戏，多习战阵，自任指挥，授以坐卧进退之方，辄能中矩。朋辈中偶有龃龉，经片语折中，罔不立效。及入学，成绩冠同曹。”(5)

寥寥数语所浮现的一鳞半爪，仿佛是一张曝光不足的老照片，影影绰绰的画面，人物面目一片模糊，只有当他家人的片段回忆串联起这些吉光片羽，已经斑驳淡去的影像轮廓，才渐渐地清晰起来。

张灵甫的童年时代没有享受到多少的母爱，母亲靖秀英在他大约五六岁的时候就撒手离开了人世，留下张灵甫和哥哥张秀甫小兄弟俩成了没娘的孩子。直到好多年之后，父亲张鸿恩才续娶了继母滕氏，继母过门之后，先后生下了两个孩子，张灵甫从此多了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张翰麟和张阁麟，其中大弟弟张翰麟后来因肺病早逝，幼弟张阁麟比他小十多岁。所以他家成年的其实是兄弟三人。

在那个年代，一般农家的孩子不大会有什么时髦的玩具来陪伴童年，所谓“幼时嬉戏，多习战阵”，不外乎是小男孩们喜欢的官兵打强盗一类的游戏。幼儿们玩到兴起时，却不是“偶有龃龉”那么能自我节制，土石乱飞乃至老拳相向，都是经常会发生的事情，这类儿戏的结局，通常也是鼻青脸肿大喜大悲。既然能够自任指挥，看起来张灵甫在游戏中时常扮演着一个一呼百应的孩子王的角色。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身高马大，话虽不多却说一不二，似乎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摄人威势，令别的孩子不得不折服，真要干起架来，一般也吃不了亏，游戏的结果，大抵是他这一伙人大喜而令别的孩子眼泪鼻涕大放悲声。或许就是在这类以拳头说话的好战儿戏中，他的小小心灵已经沉浸在令行禁止、敢做敢为的快感之中，初次尝到了好勇斗狠的胜利喜悦。

可以想见，靖秀英去世之后，张鸿恩起初几年一个人既当爹又当妈，还得照顾田里的庄稼，也实在腾不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对幼儿多加管教，只能让他们象野草一样在田野村头无法无天地自生自长。儿童心理学家说，一个人童年时代来自母亲的教育和影响，往往会在他的性格养成上留下最初的烙印，但是对张灵甫来说，由于生母的早逝，母爱慈仪几乎是一种空白的情感，母亲对他的影响几乎善乏可陈。

小男孩没娘管教，老是野在外面打架胡闹也总不是个事情，好在这个时候张灵甫已经到了该认字读书的年纪，张鸿恩便让儿子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一来可以让他多识几个字，二来也可以每天关他几个时辰，让他把时间花在读书上，总好过放任在外闯祸。

村里的孩子们到了求学的年龄，大都就在村子的私塾里开蒙。那时乡村私塾的科目，无非是读些《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之类的启蒙读物，稍大一点的再背些《论语》、《孟子》等经书。一般农家的孩子认几个字粗通文墨之后，也就不再继续读书，开始跟着大人们下地干活，重复他们父辈的命运了。

张鸿恩的秀才哥哥本来就是兼教私塾的，张灵甫起先读书不用去外面上课，每天只跟着伯父学就行了，所以他最早认字是从伯父那里学来的。张秀才有个名叫王朝宾的同乡朋友，也是个秀才，人称六先生，他是村子里专职教私塾的先生，村里的读书人多出自他的门下，他时常来找张鸿儒串门。这位六先生喜习王羲之的字，写得一手好书法，张灵甫后来迷上书法，很有可能就是从小受了这位爱好书法的私塾先生的影响。

张家到了张灵甫这一代，比他们的上一代人丁兴旺得多了，他自己家兄弟三人，大伯家有三个堂兄，叔伯兄弟们加在一起有六个之多，他在其中排行老五，后来乡人也称他五老爷。张灵甫的兄弟们，除了堂房大哥张德甫和三哥张致甫后来在西安的政府里任职之外，其余的人也都和父辈一样，在乡下和西安或务农或经商。

在张家小兄弟几个中，张灵甫从小读书就显露出颇高的天分。一上私塾，他的兴趣就开始转移到课本上来，玩闹的野性收敛了不少。那个时候他虽然年纪还小，四书五经读得半通不懂，却能过目成诵，还特别喜欢课本上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散课之后，他有事没事就会掏出笔墨纸砚来，按照六先生的教法，在白纸上依样划葫芦，一画就是大半天，颇有定力，连院子外面其他孩童的嘻闹，似乎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对他具有吸引力了。大人们都说，钟麟读书之后象是变了一个人，从顽童变成了书童。六先生更是喜欢张灵甫读书的聪颖和这股子执著认真的劲头，直说儒子可教也。

既然有可造之资，张鸿恩就决定不妨让二儿子再多读几年书，在张灵甫读完私塾大约十岁的时候，他把儿子送进了长安县高小。说是县高小，因为西安的半个城也属于长安县管辖，其实学校就在西安城里。城里的小学与乡村的私塾大不相同，当时西学东渐，高等小学堂比村里的私塾新派得多了，校园课室象模象样，学习的科目除了背古文打算盘，老师还教授一些科学知识，比如人是从猴子变过来的呀，人其实都生活在一个圆球上，头脚颠倒怎么又不会掉下来的呀等等。这些新鲜的花样，对于好学的小学生张灵甫既新奇又有趣，每天上学读书就更加兴致勃勃了，他的学业也越来越出色，还曾经在全县的小学会考中名列前茅。

有一天，六先生到西安城里办事后回到了乡下，一进东大村的北门，他就兴奋地逢人便说：“钟麟这次可给咱村露脸啦，全县会考得了个状元！”从小看大的村里孩子在县里的考试中夺魁，不谛是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六先生自然有理由满脸放光了。张灵甫成了村里有名的小才子。

还在小状元刚出道上小学的时候，外面的世界则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王朝已经寿终正寝了。

皇帝老子一倒，象征着中国近代历史上又一个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的到来。有道是，乱世出英雄，民国初年的局势，正应了诸葛亮《隆重对》开篇的一句话，真乃是“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共和的大旗虽然竖了起来，但各方势力谁都想拉大旗做虎皮。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宝座还没坐热，就被袁世凯逼下了台，袁世凯做了总统不过瘾，不久之后废除共和又称起帝来，结果搞得众叛亲离，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一时间，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好不热闹，全国一派军阀割据的乱象。

在陕西，当时各派势力割据的状况又更甚于其它省份，一省之中既有前陕督陈树藩的残部，还有自立山头的各路军阀，各部彼此间相互冲突，陕西简直成了一个各派系军队角逐的战场。军阀割据，你争我夺，最倒霉的还是当地的老百姓。由于军阀匪患扰民情况非常严重，乡里经常发生兵匪打家劫舍之事，乡民们连家畜都不敢随便在外放养，一些地方的乡民为了自保还不得不组织神团民团，有些不甘为俎上鱼肉的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干脆怀揣关山刀子走天下，成了著名的关中刀客，他们拉帮结伙做些走私保运的营生，虽然杀人不眨眼，但其中也不乏一些性情耿介者，常有些不记名利的行侠仗义之举，因而受到当地不少民众的敬佩乃至仿效。

一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可避免的会对他今后的性格和人生观的形成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张灵甫幼年失枯缺乏母爱，自小就混在一帮兄弟群中，阳盛阴衰的家庭环境，使得他在童年时代很少受到温柔细腻的情感灌输，而少时家乡尊强凌弱的乱世，加上秦陇地区历来就有的骠悍民风和对忠勇侠义之士的推崇，张灵甫不免耳濡目染，深受熏陶。追根寻源，他日后刚直豪爽的个性和强势作风，想必与孩提时代家庭和周遭环境潜移默化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联。

就在民国初年这乱纷纷的世道中，张灵甫读完了小学。摆在这个聪颖的农家少年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留在西安继续升学，或是打道回府，与父亲和哥哥一样，在乡下当一辈子农民。张灵甫当然希望能留在西安读书，不过在他这个年纪，对于自己的前途还没有发言权。

他的命运，掌握在父亲手里。

1-1参考书籍及资料注释：

1本章关于张灵甫的家世及其早年的情况，如未特别注明，主要依据笔者对张灵甫家人的采访。

2陕西方言把妻子叫作婆姨。

3张鸿恩因受儿子张灵甫的牵连，于1953年土改期间自杀身亡，张灵甫的幼弟张安忍（阁麟）和女儿张（高）慧君则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身亡。

4一些出版物资料中误作“宗灵”或“仲灵”，系音误。

5台湾官版张灵甫传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