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王牌悍将张灵甫传(作者：钟子麟) -- LEADER

一

一九二三年，张灵甫从陕西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师范毕业生，职业离不开教书育人，张灵甫回到家乡，找了一所小学，开始当起了教书先生。

教书是一项诲人不倦的工作，极考验一个人的温柔和爱心，很难想象张灵甫这种性格的人，教起书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要他面对着一群闹哄哄的乡村小孩，整天耐着性子重复念叨“人之初，性本善”，也实在是勉为其难了。他当然也敬重六先生，但要他象那位老秀才一样，一辈子窝在乡村里做一个孩子王，在穷乡僻壤教书度此一生，这可绝非是他所愿。他在西安读书时算是见过些世面的，乡村的寂静与西安城里的噪动相比，就象是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委实憋得难受，令他难以在此安心教职。古人有诗云：“曾经沧海难为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说张灵甫那时有什么野心，倒也不见得，只是外面那个造英雄的时势，喧嚣鼎沸，这对于有一点激情，又有一点抱负的乡村知识青年来说，的确充满了难以抗拒的诱惑。

于是他一边心不在焉地教着书，一边开始考虑起自己的前途来。

家里有个现成的榜样。长房的三哥张致甫在西安读完中学后，考进了北京的朝阳大学法律系深造，那时刚毕业回到西安做事，多年之后，张致甫在家乡当了好几任的县长。张灵甫对北京心驰神往久矣，便想循着堂兄的求学之路，也去北京试试运气。他这个教书先生注定是做不长了，没多少日子，他就辞别故里，千里迢迢到北京去赶京城的考场。也许是因为深受家乡积淀千百年古风的熏陶，张灵甫对中外历史一直情有独钟，他投考的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并且一考即中，成了一名时髦的北大学子。那一年，他刚满二十岁。

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大学就一直是全国学生运动和社会思潮的交汇中心，未名湖畔的校园里充斥着众多的学生社团，各种主义的宣传方兴未艾，到处都有人在慷慨陈辞地演说、辩论，墙上的壁报语不惊人誓不休。当时的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的大时代，一方面军阀割据，各地军阀为一己之私利，各自挟英美日德等国的暗中扶持，争权夺利，不时战火四起，以至国弱民贫；另一方面，五四爱国运动以后不久，新文化、新思潮强烈地冲击着封建旧道德、旧礼教，民主与科学已经成为思想进步青年心目中的新旗帜，热血的莘莘学子们为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几乎无心向学，他们满怀热诚，组织上街游行，宣传新思想，鼓动民众起来反封建反军阀。

张灵甫当时也应该算是一个追求进步的新青年，他不安囿于穷乡僻壤，跑到京城来寻求自己的梦想，欲通过读书来出人投地，也是人往高处走，无可厚非，如果不是适逢乱世，凭他孜孜以求的执著精神，最后读成个饱学的鸿儒名家也不无可能。但是，生活在北大这个时刻会令人精神亢奋、热血沸腾的大环境里，只有真正的书呆子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了。从闭塞的潼关内来到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北京，在张灵甫的人生经历中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北大的学生活动和宣扬各类主义、思想的讲座，令人大开眼界，很快他就被卷入学生运动的激进潮流之中。

西安的家人并不清楚张灵甫在北大除了读书还到底做了些什么。在他后来的同事、部下的印象中，他平时沉静内向，很少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是偶尔发起脾气来雷霆万钧。这么说来，那些慷慨激昂的街头学生演说家里，大概找不到他的身影，舞文弄墨倒是很可能有的，因为他后来不仅写过诸如《遭遇战之研究》、《日军作战心理的分析》、《在劣势装备下如何实施河川战》等军事专论，而且在硝烟弥漫的抗战间隙，甚至还写过与打仗风马牛不相干的评论文章，有一篇的题目竟然是《评文妖郭沫若》，若非此事出现在台湾出版的一本正式的人物传记中，当真令人疑惑是否确有其事，如此看来，北大的校园壁报上还是有可能贴过他的墨迹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历来中国人造反多由秀才们挑动起来，可秀才们自己造反却多半造不出什么结果来。文人学生好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但是江山被他们指点之后，破碎依旧，笔杆子并不能解决病入膏肓的社会之根本症结。学生运动看得多了，张灵甫发现空喊口号也闹不出多大名堂来，就对学运逐渐萌生了倦意。然而时局的纷乱，已经使得这位嗜书的读书郎难以静心坐下来做学问，他曾丢开书本长叹道：“大丈夫当拨乱反正，旋乾转坤，措国家于磐石之安，凳斯民于衽席之上，而吁衡大局，非武力不足以除强暴，非破坏不足以言建设，吾宁长事铅椠乎？”(1)

既然不愿意“长事铅椠”，也就是说不想继续枯坐书斋，而想要去做些“武力”“破坏”一类的大事情，那这书到底还要不要读下去呢？答案很快就明朗了。

一九二四年九月，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

当时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军阀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燃起了烽烟。冯玉祥当时也属直系，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热河一线与奉军作战。冯玉祥是北洋军阀中较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从一九二O年开始与孙中山接触，此后国民党人对冯玉祥不断进行争取工作。先后被吴佩孚打败的段祺瑞、张作霖也积极联络冯玉祥反直。一九二三年十月，曹锟贿选总统，引起全国的普遍反对。在反直浪潮中，冯玉祥与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孙岳、胡景翼分别被任命为京畿警备副司令和直系援军第二路司令。正当直奉两军在山海关一带激战时，冯玉祥领军由古北口秘密回师北京，在孙岳部配合下，于十月二十二日连夜占领北京城。整个军事政变过程，神不知鬼不觉，北京市民清早起来，惊异地发现满街都是佩戴冯部袖章的士兵，这才知道北京一夜之间变了天。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随即联名通电主和，同时逼迫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担任的各项职务，撤消讨逆军总司令部。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北京政变”，又称“首都革命”。

长城前线的直军得知后方生变，军心涣散，很快就被奉军击垮。事后，冯玉样召集会议，一致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并商定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会议还决定冯、胡、孙所部改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三个军，冯玉样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冀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随后，贿选总统曹琨被拉下马，早已废黜的末代皇帝溥仪也被逐出了故宫，北方的政局为之大变。

在直军瓦解之后，国民军的领袖们开始分享胜利果实，重新划定各自的地盘，胡景冀得到了河南的根据地，领衔主持中原地区的军政，开始大肆扩编他的国民二军。

张灵甫原本对于学生运动的空泛口号已经意兴阑珊，冯玉祥等人发动的“北京政变”，对已经有心从军的他所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铁一般的事实摆在面前，学生运动整天游行示威，口号喊得震天响，但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冯玉祥大帅旗一举，一夜之间就可以令北京变天。中国军阀政治的严酷现实，给这个学历史的年轻书生又上了活生生的一课：今日之中国，非武力不足以成大事，在风云变幻的大时代里，起而行事的军人比坐而论道的文人，在推动国家历史前进上应该有更大的作为。“堪羡昔时军伍，谩夸儒士德能多。四塞忽闻狼烟起，问儒士，谁人敢去定风波？”古人一曲敦煌词，恰好道出他此时的心境，张灵甫坐不住了。

算起来，张灵甫在北大读书的时间并不长，从头到尾大约只有一年左右。离开北大的原因，固然有出于对秀才造反失望的因素，用国民党方面的说法：“时以国是日非，民事日困，慨然有匡济时艰之志……”（2）于是投笔从戎。不过，如果张灵甫能够顺利读完大学的话，他的“匡济时艰之志”或许还没发得那么早，也不一定马上就卒学告别北大。直接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他自己的生活出了点状况，这是一件他事先没多顾虑，却又影响到他继续完成学业的烦心事：他缺钱花了。

以父亲张鸿恩的经济能力，张灵甫从小吃穿是不用愁的，父亲也从没让他为钱的事情操过心，他只需安心地做他的学生读好书就行了，上中学又有堂兄大哥在西安照应，这就养成了他对钱财不太在乎的习惯，而且以后也一贯如此。当初赴京投考北京大学的时候，他对在北京学习生活的费用可能想都没顾得上细想，还是西安的两位堂兄给他凑了一些资助。而张鸿恩在家务农为主，他对北京城的了解肯定还不如儿子知道得多。对于张灵甫放着好好的教员不做，辞了稳当的工作跑到北京去上学，张鸿恩心里不见得会很乐意，但是得知儿子顺利考上北京大学的消息，他应该还是挺高兴的，毕竟张家祖上并非书香门第，他这一辈出了哥哥一个秀才，下一代里也只有长房的老三读了大学，现在自己的儿子也能考上大学，而且听说就是当年的京师大学堂，他当父亲的该支持还是要尽力支持。

但是，北京不是西安，在京城上大学和在本地读师范的消费也远远不在一个档次。张灵甫在北大读了一阵子书，虽然有堂兄和父亲的资助，可衣食住行样样都得真金白银地支付，每个月有出没进，他所带的钱很快就要用完了。做学生的没有进帐，书却是要继续读下去的，勤工俭学他也没这个概念，唯一的途径就只有向家里伸手了。他匡算了一下，在北京一年吃住学费等开销，至少得要好几百块大洋，自己的家境虽然还过得去，但他也清楚，家里既非名门望族，也非富商巨贾，几百块大洋对于务农的小康之家来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没有办法，为了完成学业，他只得硬着头皮给父亲写信告急。

张鸿恩接到儿子的来信傻了眼。那时他还是小本买卖，家业还没有后来那么殷实，几百块现大洋，要他一下凑齐这么多现钱还真是犯难。思前想后，他给儿子回了信，他在信里劝儿子，大意是说：念这书如果要这么多钱的话，家里是负担不起的，几百块现洋那得卖掉好些良田才能凑齐，庄稼人是靠地过日子的，要是卖了地，一大家子人靠什么呢？这书还是别念了，回家来吧(3)。

收到父亲的回信，张灵甫没有再坚持，他乖乖地收拾起包袱，回到了陕西老家。这倒不是他对父亲就那么地言听计从，反正他自己本来这书就已经读得心猿意马了，见父亲不主张他继续学业，也就不再留恋京城的求学生涯，索性打定主意干脆投笔从戎做现代班固去了。

二

陕西家乡的局面与张灵甫离乡到北大读书前已经很不相同，当时的西安正在到处闹学潮，许多学校都处于瘫痪状态，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相互串联，交流消息，都摩拳擦掌地想要出去闯荡一番，在乱世中干出些名堂来。何去何从呢？这段时间，张灵甫与一班志同道合的同学时时聚集在一起商议。这群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单纯、冲动，对闯荡江湖充满着幻想和雄心，但在政治上还懵懵懂懂，头脑发热游个行喊个革命口号什么的还凑合，当真行动起来，还真有点没方向。商量来商量去，既然一直在嚷嚷着反帝反军阀，投军总不能再投到反动的军阀部队去吧，听说冯玉样和胡景翼的国民军比较倾向革命，他们所辖的地区也很有些民主的新风气，大家最后决定一起去河南，投奔胡景冀的国民二军。

不清楚张鸿恩对儿子的决定是什么态度，但从张灵甫在投军路上的艰苦境遇来看，他的离家出走，似乎并没有得到家里的大力支持。

“他曾经告诉过我，那段时间他的日子过得相当辛苦，随身仅带了一点简单的行李，很少的钱，买了车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到了开饭的时间，人家坐在他对面吃香喝辣，他为了省钱，只好眼睛望着窗外看风景。”张灵甫的最后一任夫人王玉龄回忆说(4)。

南行的列车隆隆地穿过豫西大地。车厢里面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的旅客，行李在他们的头上脚下凌乱地堆放着，混浊的空气中传来小贩含混的叫卖声，一片闹闹哄哄。一个学生装束的高个子青年临窗而坐，透过积着尘土污垢的车窗，他的双眸凝视着窗外，此时他的目光依然年轻，依然带着几分热切，几分单纯，几分对未知命运的憧憬。正是原野翠绿，鲜花烂漫的时节，窗外的景色却并不令人赏心悦目。这一带，胡景冀的国民二军与刘镇华的镇篙军在年初刚刚发生过一场混战，一路上，战乱的痕迹随处可见，沿途到处是背井离乡的人群，人们肩挑手提行李，衣衫褴褛，疲惫的脸上写满了无助和惶恐。我们无从猜测，面对车窗外的满目苍夷和芸芸众生，这个年轻人是否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走向有了新的感悟，是否就此发誓不做任人宰割的羔羊，而对主宰乱世、操生杀大权的铁血军人世界产生了由衷的崇敬和膜拜？

大约在一九二五年的春夏之交，张灵甫到达了河南开封。

一开始，他的投军过程并不太顺利。都说关中出大汉，张家的男子正应了这句话，他们清一色的高头大马，相貌堂堂，属于典型的关中大汉。张灵甫显然也遗传了家族的基因，他身高一米八七，魁伟英挺，仪表也非常出众，英俊的长方脸，浓眉俊目，高鼻阔口，有一股咄咄逼人的霸气，不怒自威。这样的一表人材，而且是饱读诗书的名牌大学生，在今天站出来也是鹤立鸡群了，遑论是二十年代，他要想当兵吃军粮，本应不愁找不着去处，张灵甫也很自负。可事情却出乎他的意料，起先找了几个招兵的地方，居然都不收他，这使他的自信心大受刺激。不过他这人既然下定了决心，绝没有畏缩不前的道理，打听了一下不被录取的原因，人家的理由却滑稽得让他啼笑皆非，说是嫌他长得太高大了，不知是怕他随时会扛了枪跑掉，还是目标太醒目。最后好歹找到了国民二军的驻豫军官训练团，这家倒没嫌他个子高，总算让他如愿以偿，张灵甫终于开始了摸枪杆子的生活。(5)

这时的河南，相比北方其它军阀的属地，局面的确是非常的热闹。当时也到河南投奔国民二军的师哲，在回忆自己年轻时代的这段经历时这样写道：

“当时郑州、开封确有些言论自由和社会活动自由。南方的一些知名人士、社会贤达(如黄绍纮、李烈钧等)、大学生、留洋生等等纷纷前来〔大多是为了在这里搞活动经费〕。一时间热闹非凡，人才济济，欣欣向荣。苏联的专家、军事顾问也应邀前来，为了接待他们，开封专门设立了三个招待处，而且允许共产党活动。中共豫陕区委书记王若飞在开封、郑州等地进行活动，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6)

这位把河南的局面搞得有声有色，对革命分子招贤纳士的人，就是胡景翼。

说起胡景翼，在民初的陕西也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胡景翼出生于陕西三原县，和于右任是同乡，青年时期经于右任的介绍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受孙中山的影响较深，是同盟会会员。在民初陕西起兵造反的人中，既有江湖豪杰，也有许多文人雅士，胡景翼就属于后一类人。他虽为文人，为人却侠义而有豪气，喜结交江湖人士，耆帅刀客，来者不拒。在辛亥革命时,胡景翼順利发动这批“耆帅、刀客”组织武装响应革命的号召,并逐步发展成为陕西的实力派，因此，胡景翼的部队鱼龙混杂,其中不少本是豫陕一帶的巨匪。早几年在陕西闹靖国军的时候，当时的陕督就直指胡景冀的靖国军是土匪。胡景翼当然不买账，他把于右任请回陕西在靖国军共事，反唇相讥说：“难道于右任也是匪吗？”那边振振有词：“于右任当然不是匪，他是被匪所裹挟的。”据说两边你来我往且打了一阵子笔墨官司。

“首都革命”之后，临时政府让胡景翼主持河南军政，他也很努力地想做出一番事业，励精图治，致力整顿军队。他的国民二军本来就是西北军的一支，说是陕西子弟兵一点也不过分，这大概也是张灵甫和他的同学会决定来投奔国民二军一个重要原因。

这时的河南省方与当时在国共合作中洋溢着革命朝气的广东愈走愈近。胡景翼与于右任、李大釗都的关系良好,借此他引进了大批国共两党的优秀人才加入河南的军事与行政单位工作,意图根本改造他的军队与行政机构。在这些被引进国民二军的人才中，就有一些刚从黄埔一期毕业的学生，其中两人后来成为国共两军中的著名人物，一位是未来的解放军元帅徐向前，另一位是未来的国军名将杜聿明。但是胡景翼在一九二五年四月突然暴病去逝，所谓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了。

张灵甫加入的驻豫军官训练团，原是胡景翼一连串革新工作的重点项目。驻豫军官训练团原称开封陆军训练处,是胡景翼培训下级军官,以取代那些出身 “綠林大學”的老兵油子的重要机构，他力图通过这些措施提高军官素质，改变旧军队的形象。但是这所军校的素质并不怎么好,胡景翼手下那种匪里匪气的”蹚将”(7)式的部队，也让张灵甫这样的知识青年难以与之为伍，许多青年在決定投效军伍之后,仍然舍近求远,宁可南下广州,接受真正的革命军教育。

在联合广东革命勢力的大环境下,豫陕一帶旳实力派也能对有志南下的青年表示理解，有的甚至主动出钱资助南下青年的路费。张灵甫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被人送钱，但他到河南也是适逢其时，在当时云集河南有志革命的青年们中，到广东去投奔国民革命，正在形成一股热潮。是继续留在河南的国民二军，还是南下广州呢?面临新的选择，张灵甫也开始彷徨起来。就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给他指点迷津的引路人在开封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他几年前结识的忘年交老前辈-于右任。

于右任是在当年的六月来到河南，其间，他应邀来到国民二军，发表了关于革命的长篇演讲(8)。

于右任在演讲中对革命的定义是：“革命是被压迫阶级对于压迫阶级的一种反抗的行动；革命是人类社会进化过程中的必有的突变现象；革命是根本解放被压迫阶级根本改造旧社会的方法；革命是舍己利人，普救众生的，最高尚最神圣最光荣的事业。”对于革命的目标和价值，他说：“(一)革命是要谋最大多数人们的最大幸福，不是谋少数人的目前的利益；(二)革命是要谋社会制度的整个的彻底的改造，而不是谋社会制度的局部的表面的改造(三)革命是要打倒社会上一切压迫别人掠夺别人的寄生阶级；(四)革命是要创造优美的社会，在这个新社会中便可孕育新的优秀的分子，更促进社会的进化。”至于如何进行革命，他认为： “一、要一个革命的政党；二、要民众的普遍觉悟；三、要与全世界革命势力一致进行；四、要一个真正革命的国民军。”

于右任的这番革命理论，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也是具有相当的进步性，对张灵甫这种政治上还没开窍的热血青年来说，犹如醍醐灌顶。客观地说，当时的国民党作为一个处于上升期的新兴政党，其政治主张和信念是属于左派阵营的，否则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主张，也不会成为当时国民党的纲领性政策，那时正值国共合作的蜜月期，连毛泽东不久之前也受共产党的指派，在湖南落力地为国民党发展建立地方支部。当然，于右任所谓的“一个革命的政党”，无疑是指他所在的国民党了。

对忘年交老前辈来到开封，可以想见，张灵甫一定是十分兴奋的。自从靖国军倒台，于右任黯然离开陕西之后，他与于先生已经多年没机会见面了，现在机缘就在眼前，他乡遇故知，他岂可轻易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前往于右任的下榻处登门拜访。

得知张灵甫投笔从戎的经历，于右任并不惊讶，不过他对小伙子投到国民二军有些不以为然。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自己的党网罗人才是相当不遗余力的。也就在这一年之前，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刚开张的时候，他就亲自推荐了数十名陕西籍的有志青年投考黄埔一期，据说当这群年轻人风尘仆仆从陕西辗转到达上海去拜访他的时候，几乎已经囊空如洗，无以为继了，于右任得知后，当即就当了自己的皮袍子，热心地给他们凑齐了南下广州的路费。要说于右任还真有伯乐之才，在由他推荐的那些西北毛头小伙子中，后来成为国军将领的比例还出奇地高，其中最出名的，要数这时刚毕业的杜聿明，另外还有关麟征、张耀明、董钊等人，到了解放战争期间也都已经官拜国军中将了。

于右任一直很欣赏张灵甫的才气，现在他见这酷爱书法的小伙子也投笔从戎了，爱才之心又起。他对年轻的同乡小朋友说：“既然要从军，何必呆在地方部队？你应该到广州去投考本党开办的黄埔军校，我来给你写介绍信。”

于右任德高望重，对张灵甫亦师亦友，以他的身份地位说出来的这番话，年轻的张灵甫自然是极其信服的。投奔国民革命，在当时的大批进步青年眼里，既是一条爱国救民之道，又激进时髦，可以一展宏图抱负，至于革命还分有产阶级的革命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这时的张灵甫是搞不大清楚的，连当时的不少共产党人对此都认识模糊，年轻的他没这个理论水平去弄明白这些复杂的政治问题，也是不足为奇。反正于老先生说了，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黄埔军校是致力于建立真正革命的国民军，那么自己既想投奔革命，又想做个军人，去黄埔军校不是正好两全其美吗？

张灵甫一拿到于右任开的介绍信，就兴冲冲地收拾行李准备南下。他的性情有着西北人特有的憨直豪爽，有这等好事，也很乐意与他人分享，他还想到了在河南的其他同学。

师哲当时就在开封，他并不是和张灵甫一同前来的，但是人在异乡，大家又是一个学校的同学，相互之间很快就互通了音信。

“五册”惨案的发生又一次增强了我入伍的决心。我的一师的同学张灵甫也到了开封。他找到了于右任先生，由于老先生介绍准备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他邀我一起南下。我拒绝了他的邀请，决心参加国民二军。”六十多年后，将近九十高龄的师哲在他的回忆录《在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里，记录了这一段往事 (9)。

张灵甫并不知道，师哲在一年前已经由魏野畴介绍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而他自己虽然向往投身大革命，却还是一个无党无派的政治白丁。不过，师哲只是对张灵甫同学的一手好字表示羡慕，却并无将这位同学发展成为自己同志的意思。

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列行进中的列车，那它的轨迹，犹如列车的轨道，纵横交错之际，某个关键节点的一个小小的道岔，很可能就此完全改变列车的行进方向，其终点也就大相径庭。

开封，就是张灵甫人生轨迹中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于右任搬动了他的命运的道岔。

一九二五年秋，张灵甫离开了河南开封，前往广州去投考黄埔军校，随即加入了国民党；师哲不久之后则由中共党组织保送去了苏联留学。两个相熟，并且怀着类似梦想的年轻人，从此分道扬镳，各自踏上了人生的不归之路。

1-3参考书籍及资料注释：

1台湾官版张灵甫传记

2同1

32003年10月笔者与张灵甫的长子张居礼先生的访谈。

42003年12月笔者与张灵甫的夫人王玉龄女士的访谈。

5同4，此段经历是张灵甫自己对其夫人所述。

6《峰与谷-师哲回忆录》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7豫陕一带对土匪头子的别称。

8三原文史资料第4辑。

9《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师哲著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