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抓住抗战的尾巴 -- click

　 从OKNAWA到绿岛

　　一、黑夜的遣送

关在琉球军监的，一共五个人，除了我和老丁、小杨是韩国同生共死的难友外，另有两位，也是五次战役中先後被俘的人员。

我们这五个P．W.（Prisoner of war），可能被视为特殊分子，不送到巨济岛的战俘营，而被关在韩国战区之外，美军远东军事基地琉球（OKNAWA）的军监，显然是违背「日内瓦条约」的不法行为。

但是，被关在一间铁皮房子里，日夜有枪兵守卫，你又能向谁控诉呢？况且在这四面环海的岛上，想逃也逃不掉。唯一的办法，也许可以利用在营区内做工的当地居民，帮我们传一个信息，给当地的报纸，把美军非法拘押战俘的行为，揭发出来，以引起志愿军谈判代表的注意。可惜，在严密的看管之下，没有成功。而只有等待韩战早日结束，双方交换战俘的到来。

我们这五个难友，都只有初中程度，英文报纸看不懂，英语广播听不懂。唯一获取外界消息的来源，便是当地的日文报纸。日文中夹杂有大量的汉字，把汉字上下连起来，便不难了解其中的大意。我们就是利用每天出去做洗车清洁杂工时，趁卫兵不注意时，把一些日文报纸，偷偷带回房间内阅读。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韩战停火，再过几个月，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我们要求见指挥官。一位上校主管，找来一位会说华语的翻译，问我们是怎么知道停战和交换战俘的消息？我们的回答是，听广播。他们说，依照停战协定，你们可选择回中国、去台湾，或到其他中立国。并态度十分友好的，一一询问我们的意愿。我们一致回答：回中国。

之後，我们又多次提出要求遣送回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但看管却更加严密了。有一段时间，整天关在铁皮房屋里，不让再到外面做洗车打扫之类的工作，警卫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时，一进门，便把收音机关掉，以免我们听到外界的消息。

再过几个月之後，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国（Go home）。我们抱著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机。下机之後，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

「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後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至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权」！美国式的「自由选择」！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二、乌来山中审问

我们五个人，被安置在台北县乌来乡乐山庄旅社。接待我们的，是文质彬彬的少校军官甘先生。

甘先生首先想要解除我们心中的疑虑。他告诉我们：「国民党自从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来台，经过几年的检讨、改造，已经不再是从前大陆时代那个贪污腐败的旧政府，而是代表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反共复国的基地。」他代表自由中国，欢迎我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他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从中共建国後的社会观察，到解放军、志愿军，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种种，要我们提出书面报告。并且特别强调，政府会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审问、调查。面对昔日革命的敌人，内心不免涌起复杂的自我斗争和挣扎。仔细思考之後，我把自己的基本观念，做了三点调整：

第一、我在台湾，既非国军的俘虏，也不是自愿来台的「反共义士」，我应该保有最低的自尊。

第二、国共两党的革命动机，都是为国为民，应无二致。国民党过去贪污腐败，当然应该反对，甚至打倒；但如果它能彻底觉悟，大公无私，自然也该给予鼓励的掌声。

第三、我现在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在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希望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

立场观念厘清之後，我对任何问题，都能坦诚以对，不加回避。对於某些错误的传言，也敢给以适当的驳正。例如甘先生曾在闲谈中问我：你对共产党新婚姻法的「一杯水主义」，和军中的「慰劳队」，有何看法？我告诉他：这两点都是可笑的谣言。中共的新婚姻法中，虽然规定男的年满二十岁，女的年满十八岁，两人只要向政府机关申请登记，即算完成合法的婚姻；但对党员干部的结婚，却要先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如果未经组织批准，而发生不正常或超友谊的关系，往往会遭到调职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种封建、保守严厉制度下，又怎能产生「一杯水主义」呢？至於解放军中是否有什么色情的「慰劳队」，至少我个人是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好的宣传工作，绝对不能无的放矢。

关於个人的愿望，我想，我也真的够天真、够浪漫。在当年那样「反共抗俄」的环境中，我居然胆敢表明：如果允许我自由选择，我希望做一个平民百姓，从事不涉及政治的文化或教育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做军人。

乌来，原为阿美族聚居的山区，因有乌来瀑布和温泉，近年来已被开发为民众休闲娱乐的名胜风景区。乌来的香鱼，也是远近驰名的佳肴，在接受审查的空档中，我也很喜欢到溪边去钓香鱼，运气好时，一个小时能钓到十几二十条。香鱼不大，只有手指般大小，加点面粉，放进油锅炸一下，吃起来，皮脆肉香，风味绝佳。

在乌来住了一个多月，也许我的思想问题，对别人也产生了什么负面影响吧，五月初，我们五个人，被送到新店附近的大崎脚，接受「感训教育」。

　　三、大崎脚感训

新店大崎脚保干团内，设有一个临时编组的「反共义士感训队」（如果我没有记错，队长是蓝迅云上校，广东人。第二任的指导员是郑心中校），专门收容各部队认为思想言行偏差的「反共义士」，给予感训、再教育。我们五个人，虽然不够「反共义士」的资格，但同样被视为韩战遣送来台的份子，思想偏差，送到该队来「感训」，却是很够资格的。

上课的内容，有《三民主义》、《总统训词》、《反共抗俄基本论》和劳动服务等，不必细述。这里谈几件小事，也许比较有趣。

「反共义士感训队」，除了「反共义士」，还有浙江一江山战役中，声称「全体阵亡」，事实是战败被俘、被遣送回来的部份官兵，以及海上抓来的一些渔民，这些人全是「无给制」，身无分文，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为了解决三千烦恼丝的问题，队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指导员问：「谁会理发？」我举手回答：「我会。」

那时候，一天吃两餐，下午餐是四点钟。於是，有好长一阵子，每天下午餐後，就是我大显身手，为队员免费理发的时间。这件事，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台湾副刊》的〈老师为我理发〉文中，曾经提及。

几个月後，我被选为队内的伙食委员，负责改善全队的吃饭问题。当时每人每月副食费三十元，早餐多半只是花生米、萝卜乾，或豆腐乾配稀饭；下午餐吃乾饭，只要有空心菜，加一盘廉价的带鱼或小黄鱼，便算不错了。我这个伙食委员，不准出营门，没有陪炊事兵去菜市场买菜的权利，只能设法在主食方面来改善。

原来的炊事兵只会做米饭，不会做面食，我上任後，第一步是亲自下厨，每天早上烙五十张油饼，把早餐的稀饭，改成稀饭加油饼。下午餐改为今天吃米饭，明天吃面条；吃面条也是乾面，汤面轮流来，配菜也力求变化。不久，我又在队员中，找到一位家中卖过烧饼油条的小老弟，试做油条，一试就成功。於是，早餐又改为一天烙饼稀饭，一天油条豆浆，轮流上阵，吃得大家不亦乐乎。弄得我这个伙食委员，不竞而选，连任三次，直到「义训队」结束，才能脱身下台。

　　四、跟余光中比高低

在大崎脚保干团「义训队」受训期间，没钱买书，团部的图书室，便成精神食粮的唯一来源。从报刊杂志、文艺小说，到哲学神学，甚至完全不懂的经济学《边际论》，都狼吞虎咽地乱啃。当然，有时候也是为了杀时间。

半年後，我领到了一枚「军人身份证」，兵籍号码是一三八九八八，生效日期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就是我入境台湾的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阶级是「暂支准尉薪」。说明我是一个已经具有「军人身份」，但却并非真的「准尉」，而只是「暂支准尉薪」而已。暂支就暂支吧，半年的「暂支准尉薪」五四○元，已经领到了手。遵照上级「储蓄」的指示，我以一四○元买了一枚金戒指，又以三六○元买了一只生活必须的手表，剩下的四十元，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评析》，一本余光中的诗集《蓝色的羽毛》，和一点日用品。

这两本书，是我在台湾第一次亲自选购的书，对我日後走上写作之路，具有相当的意义。当我执笔至此，从书架上取出，书钉已经朽烂脱落、封面只有七个字的，《唐诗三百首评析》，忍不住随手翻了几页，像面对几十年的老友，顿感「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同时，便不免又想起那本《蓝色的羽毛》。这份内心的惋惜，我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所写，刊於《蓝星》复刊第一号，题为〈初读蓝星的诗人〉文中，有一段话，可资说明：

「就我当时对诗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蓝色的羽毛》那种浪漫感伤的情调，很合我的口味，很能引起我的共鸣，读到高兴的时候，我常常在原诗的下面和上一首，想跟余光中先生比个高低。究竟和写了多少首，我也记不清了。那本具有很大纪念意义的诗集，後来不知道被什么人借去不还了（如果有谁肯把那本书还给我，我愿付一百倍的代价），至今想起来，仍感十分痛惜。」

坦诚地说，《蓝色的羽毛》是我习诗的第一面镜子，我读它，看它，居然也能从中摸出一点诗味。我也确信，在余光中的书中，大不敬地，涂抹自己的诗句，未免幼稚可笑。所以《蓝色的羽毛》，便成了我所珍藏的秘本，而不轻易示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我由台北调到凤山步兵学校行政处，时任该校体育助教的诗人司马青山，常来找我聊天，《蓝色的羽毛》中的秘密，偶而被他发现，他因好奇，要借去看。这时，我对新诗创作，已有相当信心，对早期的习作暴露於人，已经没有什么得失的念头了。看就看吧，就让他借去了。後来索要时，回答却是：被台风雨洗劫走了！奈何？

「义训队」结束後，我被分发到保干团警卫连，每天除了站几个小时卫兵外，便无所事事。那一阵子，我在日记本中天天写诗、写影评。写诗，可以无中生有；不看电影，怎样写影评？说来不免荒谬，只因心中无聊，看到电影广告，就有感而发，写自以为是的影评。只是这些东西，害怕贻笑大方，後来全都烧掉了。

提起站卫兵，那年头，卫兵手中瑞的枪，枪镗却是空的，没有子弹。夜间，站在营门外的桥头，心里常常嘀咕：桥下面如果突然冲上来两个坏蛋，怎么办？

警卫连的成员，大部份都是尉级军官，年龄大约有三，四十岁，我二十六、七岁，算是年轻的。为了迎接国防部一年一度的校阅，我第一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个月之内，单杠、木马、爬竿，跳越障碍，靶场射击等，全都达到及格的标准。

受校那天，指定二十名到青潭靶场射击。我们事先得到指示，成绩好的站到前面，我的成绩平平，站在後面。没想到校阅官刁得很，他命令前十名担任靶场勤务，後十名射击。我想：完了，今天如果吃鸭蛋，准被连长骂死。结果，出乎意料，三环靶，满分十五分，我居然打了十二分，成绩甲等，事後还被夸奖了一番。

　　五、绿岛一年，什么犯？

在大崎脚扛空枪、站卫兵，干了半年，忽然，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被美军遣送来台的「五人小组」，又被召集在一起，没有任何理由，押上一辆军车。要往那里送？不知道。

到了台北火车站，才知道是要坐火车南下。第二天早晨，经高雄转往屏东枋寮（那时候，南横铁路还未开辟），再搭军车到台东，改乘船，到了孤悬海上的绿岛。详细日期，已经记不起，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或八月，应该不会错的，因为天气很热。

绿岛，位於台东县的外海，日据时期，叫火烧岛，是关押杀人要犯的地方。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後，成为关押政治犯和其他重要罪犯的监牢。名作家柏杨先生，因写文章获罪，在绿岛坐过多年牢；民进党立委施明德等，也因「美丽岛事件」，在绿岛监狱中，渡过青春的岁月。近年他们发起，要在绿岛监狱的原地，树立「垂泪碑」，後又改名「人权纪念碑」，行政院萧万长院长，也曾参加破土典礼，应有唤醒全民走过伤痛的意义。

我们被关押的单位，是「绿岛监狱」？还是什么「职训总队」？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我们五个人被编在一个队中，是一个特别小组，吃饭、上课、睡觉，都在一起，但不准和队上的其他人员说话。听说，队内那些剔光头，穿灰色犯人服的，有一部份是金门古宁头战役，和东山岛战役的俘虏。我们不是俘虏，仍然穿著绿色的军服，但没有部队的徽号。

每天除了上课，劳动服务之外，起初写自传、自白，从家庭出身，父母兄弟的名字，读过什么学校？什么时候参军？什么时候入党？介绍人是谁？参加过什么战役？韩战被俘的情形？到来台之後的观感，今後的愿望等；并一再的反覆询问，个别谈话，好像非要找出一些什么触犯法条的蛛丝马迹才罢休。那种气氛、压力，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可惜，我们几个人，来台之後，就是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在大崎脚「义训队」，给队员免费理发、当伙食委员、亲自下厨、烙油饼、炸油条，让大家吃得不亦乐乎；在警卫连，被选为受校代表、射击成绩甲等、受到队长、连长的夸奖。天地良心，没有什么对不起团体和自己。

但是，别人硬是要把你当作罪犯来看待，天天让你上课、听训、写报告，你敢反对吗？没有什么道理可说，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

经过长期的考察之後，队职官大概已经判定，我们这五个人虽然有些特殊，到底也不像什么造反的料子，管理上也开始松了一点，偶而，分队长还带我们到海边去散散步。

後来，一位河南籍的分队长，劝我说：「老弟，小腿扭不过大腿，你们在这里一直呆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你们下次写报告时，只要写一句「愿意服从上级分发」，也许就会放你们走了。」

听了那位分队长的话，果然，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五个人，终於脱离了绿岛十二个月的桎梏。

但是，四十多年来，每当听到有人唱〈绿岛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飘呀飘……」便不免勾起那一段想忘也难的恐怖日子。

这一段生活，对很多朋友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有人发起成立「绿岛难友联谊会」，我会第一个报名参加，毕竟我已经走出绿岛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