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抓住抗战的尾巴 -- click

文学，苦难的缺口

　　一、海与天，发表第一首新诗

一九五六年八月，从绿岛「毕业」，回到台北县新店，由国防部某单位接管，继续接受「考核」，负责人是少校科长陈先生。

陈先生精明干练，自认是长官身边的红人。他坦率地说，他对我们的考核，重在思想，要我们坦白合作。他的方法是，指定阅读《国父思想》，《总统训词》，写心得报告。兴之所至，有时也来一段训话。

这些功课，对我已属老套，可以应付裕如。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读自己喜欢的书，在日记本上练习写作，也尝试对外投稿。

多少年来，战争、苦难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一段青梅竹马的恋情，也常常在心海里翻腾。想到海与天的距离，在眼前，是多么遥不可及；但在遥远的远方，犹海天一线，连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首新诗，〈海与天〉，投给《青年战士报》（《青年日报》前身）副刊，想不到很快就刊登出来。时间，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前後。诗长十八行，领到稿费十八元、可以到新店碧潭戏院，看九场电影。〈海与天〉的刊出，对我的鼓励很大。可惜、这首诗的剪报，不知後来怎么遗失了。最近，我到台北国家图书馆去查找，因为《青年日报》的微软片，是从一九五七年元月一日开始的，至今还未找到。

在此同时，我也写了一篇二、三千字的小说〈伪君子〉，被陈先生看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直接了当地质问我：「你怎么写文章骂我？」

「我怎么敢写文章骂长官呢？」我也理直气壮地答辩。

「你小说中的那个伪君子，名叫贾真，不是在影射我吗？」

老实说，我写伪君子「贾真」这个人时，只想用「贾真」谐音「假真」，刻画虚伪的人性，心里根本没想过，「贾真」跟他的名字有什么谐音的关联。但却使我百口莫辩。只得把那篇文稿当场撕掉了事。

在陈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也在住处的门外，开辟了一块菜园，种过小白菜、萝卜、蕃茄、包心菜等，从劳动中锻练身体。

一年後，陈先生调回原单位，继任的是文质彬彬的周焕武先生，爱好文学，偶有小说散文见报（三年前，曾出版长篇小说《织梦园》）。当他知道我也喜爱文艺时，即将他的存书《块肉余生录》、《安娜?卡林尼娜》等，借给我阅读，成了长官兼文友的关系。

　　二、想进修，读函授

自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来到台湾，已经苦熬了整整三年。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我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诗歌组（我的学员证是2-2-030）。半年後，并取得由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军中文艺函授班主任李辰冬，副主任刘云等三人联合署名的「结业证书」。

其实，我在来台之後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在新店大崎脚「义训队」时期，便已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小说班（我的学生证是5-1-204）了。我还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习作，题目是〈南极探险记〉，写一个探险家，在南极洲的冰山下，发现二次大战後，纳粹德国在南极建立秘密潜艇基地，企图重建纳粹帝国的故事。目的是希望世人，对纳粹帝国主义的余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颇有几分今日称之谓科幻小说的味道。可惜，还没有收到老师的批改，作者已被送往绿岛「再感训」去了。

我之所以这样热衷於函授，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对於读书的渴望。在那个年头、那个时代，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读书。而我，在大陆只读过一年初中，基本的学识基础都不够，再加上既无任何证件，又背著一个「解放军」、「志愿军」的标志，想进任何学校的大门，恐怕比登天还难。读函授学校，既不要证件，也不考虑身份，是进修的唯一途径。

第二是满足写作技巧的需求。我对小说、诗歌，都有高度的兴趣，所以第一次报名是小说班，第二次又改为诗歌组。

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军中文艺函授班，为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所兼办，师资也是原班人马，实质上仍是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有两位老师，为我毕生所感念。他们就是李辰冬教授，和诗人覃子豪老师。

李辰冬教授，为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他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登报招生，一九五四年元月正式开课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设有小说班、国文进修班、诗歌班。小说班主任是谢冰莹，国文进修班主任梁容若，诗歌班主任侯佩尹。数月後，侯因故辞诗歌班主任，由诗人覃子豪接任（注）。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当许多失学青年旁徨无主，渴望求知求学，爱好文学者，也极需明师指点之际，李辰冬教授适时地创办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满足了无数青年学子的渴求，自是社会和文学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其每隔一或两周，给学生寄发的《校长的话》，後由该校出版时，改名为《文学与生活》（第一册），对造就作家的品格学养，更有莫大的贡献。

四十年後，回头来检视我的学习过程，我想，李辰冬教授应是第一位引导我走进文学领域的老师。他的《文学与生活》，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遗憾的是，直到他从台湾师范大学退休、赴美、辞世，我都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表达我的崇敬和感谢。

诗人覃子豪，是诗坛公认的，台湾光复後三位新诗开拓者之一（另两位是《现代诗》创办人纪弦，和「世界诗人大会」常设机构荣誉会长锺鼎文）。其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主任的任内，每周一篇的诗歌理论及《新诗批改》（後由蓝星诗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诗的解剖》），对诗歌教育的贡献及其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是诗坛有目共睹的。

覃师，也是我在新诗研究班的老师，他的诗教精神，和爱护後辈的风范，堪称大师而无愧。不幸，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与病魔搏斗一百八十三天後逝世。我曾先後为覃师写过两首诗，一篇纪念性散文，一篇近五万字的〈《覃子豪全集》介评〉的论文，表达我对覃师的敬意。我在《葡萄园》第七期发表的一首悼念覃师的诗，〈种火的人〉，有一段话，是我几十年来，不曾改变的誓言。

　　而你已从画廊的铜像上 昂然升起

　　时间不会因森林凋零而驻足

　　因此 当我们为你的归去而哭过之後

　　我们就俯下身去 拾起你播下的火种

　　投向林间 让青松以绿色的火焰

　　燃烧山岚 让凤凰木的火炬熊熊

　　让葡萄园藤长叶茂 金果累累

　　让云雀与玫瑰都从梦中苏醒

注：见一九九八年，诗艺文版，麦穗著《诗空的云烟》内，〈台湾最早培植诗人曲摇篮――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一文。

　　三、文坛函授与小说研究

一年的「思想考核」过关之後，我们这个五人小组，正式分发到国防部某单位，换句话说，是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开始上班了。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八月。也就是说，从到达台湾那一天算起，经过审问、感训、再感训、思想考核，四个阶段，三年五个月的锤炼之後，终於取得了一个可以上班工作领薪水的资格！不过，还不能太高兴，「军人身份证」上，还是「暂支准尉薪」。

因为工作很轻松，下班之後，仍有自己挥洒的天空。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始，我又参加了小说家穆中南先生主持的，文坛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的小说班。

半年後，小说班结业，我正在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时，金门八二三炮战开始了。台湾一切平时生活的方式，都转为战时的体制，各种支援前线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我的具体行动是，捐书。把几十本看过的翻译小说，捐赠金门前线的军民。

这时候，我又为疾病所苦，先是严重的鼻窦炎，不能睡眠。长官要我去住医院，我一天之内，连跑八一九、三总、荣总三家医院，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金门炮战受伤待医的官兵，鼻窦炎这样的小病，当然住不进医院。改以土法治疗，就是用毛巾，将盐热水吸入鼻腔，再将鼻内的污物擤出来。此法虽土，总算不必张著嘴巴睡觉了。

鼻窦炎稍歇，坐不安椅的痔疮，又接踵而至。军方医院住不进去，经特准住进台北「应世痔科」，一家私立的专科医院，经过两次手术治疗，才算了事。

在病後的一段日子里，读书之余，我开始学习剪报，把报纸副刊上的好文章，从文学理论、小说写作基本论，到诗歌创作、散文游记等，分门别类地剪贴起来，从中也得到不少乐趣。这种剪报的习惯，大约维持了三、四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又报名参加了《文坛》月刊主办的，「文坛函授学校兼军中文艺函授班小说研究班」。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不走写作的路，又能做什么？何况「军中文艺函授班」，是军人学习写作合法的管道，谁也不能阻止的呀！於是，我又报名成了小说研究班的学员（学号是9-7-023）。

非常抱歉的是，由於数年之後，我的兴趣完全转向了诗歌，小说研究班的讲义没有保存下来，连带的，那些授课教授的名字，除了校长穆中南之外，一个也记不得了。

但我对小说研究班的习作，还是非常认真的。其中一篇习作，题目是〈贼心〉，描写一个公务员，企图盗取一张二万元支票，最终悬崖勒马的故事，是纯粹心理描写的手法，被穆中南校长发现，认为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在《文坛》月刊第七期刊了出来。其他几篇习作，像〈爱与幻〉、〈十二点差五分〉、〈含羞草的枯萎〉、〈一株满足的笑意〉等，也在稍後的几家报刊上登了出来。

　　四、文艺研究班与贾云儿前传

一九六○年八月一日，我获得总统蒋中正的正式任官令，叙任陆军通信兵中尉。据说，这是比照国军被俘归来人员，以降两级任用的原则核办的通案。也是我抵台以来，经过五年五个月，各式各样训练考核之後的结果。在个人感受上，至少「暂支准尉薪」的形式，算是已经过去了。

这年九月，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市水源路文协大楼，主办的文艺研究班公开招生，我又悄悄地报了名。

这个班，由陈纪滢先生主持，以研究小说为主，预定时间半年，前三个月，学习理论，後三个月写作实习。授课作家，包括赵友培、虞君质、侯希铠、穆中南，王蓝先生等。

陈纪老以其长篇小说《贾云儿前传》压阵，当他讲完时，非常诚恳地，要求同学们，每人都要写一篇心得报告，要少谈优点，多提缺点，一周内缴卷。

同学们或基於对陈纪老的感召，或为了自我表现，一周後提出的心得报告不下十篇之多，据私下交换意见，有不少同学提出了坦诚的批评，其中刘菲、云飞扬和我三人，批评缺失多於优点。他们两位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个人以一个出生於河南的读者，对书中发生在河南的故事背景，颇多不合事实之处，都一一列举了出来，希望写《後传》时，能一并加以改正。

没想到，再下一周上课时，陈纪老宣布，因文协经费困难，文艺研究班的後三个月，暂时不办了。最近，在下笔写这段回忆时，我专程去台北国家图书馆，查阅《贾云儿前传》这本书，在陈纪老赠送该馆的五十部著作中，竟然独缺《贾云儿前传》！内心颇感歉然。不知是否肇因於四十年前，刘菲、云飞扬、文晓村等人，几篇心得报告，影响了陈纪老对《贾云儿前传》的评估？他不希望这本书留给後人再看？以致《贾云儿後传》，也胎死腹中。

这段回忆中，所提到的刘菲，是我四十年前的老友，著有诗集《花之无果》、《风景?情景》，评论集《长耳朵的窗》；一九九九年五四文艺节，以《谈诗论艺》，获得文学评论奖章的刘文福。云飞扬何许人也，当时只知道是一位小说家，後来才知道，就是能诗能文，出版过诗集《秋声赋》、散文集《相思林》、长篇小说《铁马红粉》的贺志坚。

　　五、第一封家书惹的祸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诗圣杜甫，在战乱中，只是三个月，未接到家书，便觉得一封家书，抵过万金。吾人流落台湾，与大陆家人，十年二十年不通书信，如果突然收到一封信，不知更是多么的珍贵。

大约是一九六○或六一年吧？忽然，有一天接到上级指示，准许向大陆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心里仍然疑虑重重，大陆与台湾，已经敌对了二十多年，如果大陆官方知道我在台湾，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不知对家人是福还是祸？我耍了一点小聪明，在信中告诉父母：我是韩战之後，经由中立国，来到菲律宾，目前在马尼拉一家餐厅工作，身体健康，请父母不要挂念。当然，也希望知道家人的情形。末了，还说明这封信是请托一位船员朋友，带去香港寄发的。

我以为自己的谎言编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父母看穿了。

父母的家书，是由二弟立芳代笔。他在一开始就说，「奉父命给大哥写这封信……」意思是说，他写这封信，并非自己的意思，而是父亲命令他写的。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颇有防患於未然的意图。

由於信中有一句，「但愿一水之隔，不会隔断书信的连系。」我猜想，父母和家人，已经判定，我是生活在台湾，而不是我信中所说的什么马尼拉。信中也告知，家中每个人的情形，像伯父已故世，我妻仝秋改嫁，晋生儿随他母亲同住等。这封信，应该也是万金家书了。但信经保防部门检查时，被典酒烧得破烂不堪，却令人十分生气。所以匆匆看过一遍之後，立刻奉还而拒收。

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的家书，如果杜甫活在今天，不知他的感受如何？

而我的二弟却惨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回河南老家探亲，一天晚上，二弟立芳、三弟立奇、四弟立四、妹妹群定、妹夫王才高等，十多口家人闲谈中，三弟立奇说：

「大哥，你不知道，二哥当年替咱爹给你回过一封信，文化大革命那一年，二哥刚在西安地质学院毕业，正要分配到煤炭工业部，去当工程师，不知怎么被红卫兵抖出来，说二哥『里通海外，勾结美蒋』，不但扣发毕业证书，当不了工程师，还送回咱老家，在村子里，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差一点没有被斗死。」

我听了这段话，只有万分的惭愧。

奉父亲之命，给海外的哥哥回一封信，竟要戴上「里通海外，勾结美蒋」的大帽子。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是家书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