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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

　　抓住抗战的尾巴

　　一、放弃师范读中学

我的六年国小，从本村青莲寺初小，到黄大王庙中心学校、铁门小学、新安县立第一小学，前後读了七年，中间两度失学，实际上，只读了五年。

我能读完国小毕业，已是莫大的幸运。从我读过的这四所小学来观察，我发现乡村国小的学生，全是男生，换句话说，女孩子完全没有读书的机会。城市的小学，也是男生多，女生少，大约是四比一。

学校的数量，也不普及，一般的乡村，只设初级小学，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每个乡镇只有一所，加以女孩子普遍不读书，就学率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四十。中学更是少得可怜，我的家乡偃师县，当时全县四十万人口，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设在我村以南十五里的??氏镇。新安县较好，也只有两所中学，一是县立初级中学，设在新安县城内，附有四年制的简易师范；铁门镇有一所私立嵩岳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

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三、四十年代的豫西地区，国民的基础教育，可说是非常落後。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代，便立志毕业後，要报考师范学校，将来从事乡村国民教育，以推广普及教育为毕生献身的方向。

但在毕业之前，适逢抗战已到最艰难的末期，日军的飞机已经侵扰到豫西地区，一股投身抗战的热血也同时在胸中沸腾。因此，献身教育？或投笔从戎？不知如何取舍。经田老师一番分析：要想从军抗战，就必须放弃读师范的念头，改读中学。因为师范生是公费，每月可以领四十五斤小麦，但毕业之後，必须任教四年，才能改行。

因此，国小毕业之後，我虽然先去洛阳，考上了省立第八中学初中部，接著又考取了新安县立初中和简易师范班，父母也劝导我读师范，每个月可领四十五斤小麦，贴补家里的生活。但我却认定，国难当头，参加抗战比什么都重要。至於献身国民教育，等抗战胜利以後再做也不迟。

父母知道我的意志坚决，也不再勉强我，我才如愿以偿，进入新安县立初中。

初中的课程，虽然增加了英语、动物等新的科目，但对我并未构成任何学业的压力。因发现班上行几位同学，上课时偷看武侠小说，十分入迷，我也好奇地借了一本《七侠五义》来看。这一看，南侠展昭、小侠艾虎、双侠欧阳春……便都成了我的偶像。後来当我看完《七剑十三使》之後，甚至还天真地动过求仙学剑的念头。多亏我母亲及时发觉，善加开导，才使我逃脱武侠小说的陷阱。（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国语日报》少年版〈坐对一片云〉一文中，详述过此事。）

　　二、拒绝结婚的少年

一九四四年四月，强弓之末的日军，企图作困兽之斗，向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进攻。位於洛阳以西七十里的新安县城，曾遭日本军机多次空袭。我所就读的新安县立初中，经多次迁往北关郊外上课後，终於在日军侵占县城的前夕，被迫停课。

为了躲避战乱，父亲把我送到城东北五头乡舅爷家里暂住，他只身返回偃师老家，照顾母亲和弟弟。

这年，我已十六岁。在舅爷家避难之初，曾和长我一岁的小表舅王长安私下商议，如何追随撤退的国军，立即加入抗战行列。但当亲眼看见在慌乱中撤退的军队，只顾逃命，毫无战斗意志；而且军纪败坏，抢劫财物、骚扰百姓，跟日本鬼子的奸淫烧杀，几无二致。当地甚至流言：「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三十三军驻扎。」令人失望、痛心。立即从军的念头，也就暂时作罢。

麦收之後，父亲又来新安，把我接回偃师老家，一家团聚。

偃师在洛阳之东，从新安回偃师，洛阳是必经之地。当我和父亲路过洛阳附近，亲眼目睹几十个日本兵，押著一批骨瘦如柴的国军俘虏和民夫，扛著沉重的铁轨，抢修被日本飞机炸毁的铁路，动辄以皮鞭、枪托抽打他们时，抗日的怒火又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我真想冲上前去，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提出抗议。父亲怕我真的会有什么鲁莽举动，伸手拉了我一下，示意赶快离开那个场景。但同胞被侮辱的那个画面，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版上，无法褪除。

当时日军虽然只侵占了陇海铁路沿线的几个县城，无法占领广大的农村，但因日军残暴成性，尤其到处抢劫、奸淫妇女，造成民众极大的恐惧。所以当日军侵占豫西的那段时间，许多十几岁未成年的少女，都纷纷提前结婚，以免清白之身被日本鬼子??蹋。

大概就是为著这个缘故吧，当我回到偃师老家，一进门就看见，和我同是十六岁的未婚妻，已经住在我的家中了。我知道，父母一定会要求我立刻结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结婚一切从简，只需邀请几个邻居亲友，公开拜拜天地，就算完成大礼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几天之後，母亲就劝导我说：「你媳妇长得很好看，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三个月前，她哥哥就把她送到我们家来了。不结婚，没有名份，很不方便，你弟弟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既不能叫嫂嫂，又不能叫姐姐。况且这孩子，也实在可怜，三岁时就没了娘，去年，她爹也过世了。不结婚，住在我们家，太委屈人家了。我想，过几天，挑个好日子，就给你们成亲吧？」

我没有答应。我坦白地告诉母视：「去年，我放弃师范，改读中学，目的就是中学毕业後，可以投考军校，参加抗战。现在，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已经没有学校可读，眼前，我只想马上去抗战。青年人如果不参加抗战，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打走呢？现在，我随时都会离家，去参加游击队的。」

母亲伤心地流出了眼泪。又说了许多规劝的话，想要说服我，我还是横下心来，不肯点头。母亲知道我的个性，知道我的意志十分坚定，以後就不再提了。

豫西民风非常保守，即使订过亲的未婚男女，在结婚之前，也多守身如玉。我在老家住了大约三个月，和未婚妻也很少说话。後来，有一天下午，我从秋收後正在犁地的田里，回家来拿茶水，我的未婚妻把一壶茶水递给我之後，突然，出乎意料地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要我？」

「不，不是的。」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肯结婚？」

「因为我要去当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我总不能让你十几岁就做寡妇呀！如果我们有缘，等抗战胜利後，只要我能活著回来，一定和你结婚。」

那个温柔懂事的女孩，把脸转了过去，不愿让我看到她的眼泪。我知道，我又伤了一个女人的心。

知子莫若父，只有我的父亲，对我的婚事，自始至终，没有劝过半句话。

　　三、雪地赤足八十里

在偃师老家那一段日子，听说嵩山地区，有一支纪律严明的游击队，因无人带路，无法前往。对於那些趁社会混乱之际，假游击队之名，行结夥鱼肉乡民之徒，我也不屑跟他们为伍，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再回到我读书的新安县，才能找到从军抗日的道路。

刚巧父亲也打算到新安县去谋生，於是，在秋收和麦子播种之後，我便和父亲又回到了新安县城，住在乾爹的饭馆里，一面帮忙打工，一面和初中的同学取得连络。

十一月初，终於机会来了，县中毕业的段星灿学长（一九九五年，我和「九歌行」访问团到洛阳访问时，听当地诗友说，段君现居洛阳市，唯迄今还没有会面之缘），从渑池县上宫子平所领导的游击队回来招兵买马，连络了十几个同学，约定某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在城南火车站西边集合。刚好前一天，母亲托人把我的棉衣棉鞋带来。因此，那天早上，我穿著母亲新做的棉衣棉鞋，没有告诉父亲，等於是不辞而别，准时到达集合的地点。但原先约定的十几个人，只到了七个。带队的段学长，害怕等久了会被日本人和汉奸发觉，就七个人一起，向城西方向出发。

我们沿著铁路北边的一条乡间道路前进。气温很低，突然飘起雪来，片刻，路面已被白雪掩盖起来。同学们害怕棉鞋湿透，棉花失暖，过不了冬，大家决定把棉鞋棉袜全都脱掉，掖进棉衣内的腰里，好像腰里掖著手枪似的。打赤脚在雪地上行走，起初还有点冷；走了一阵之後，反而觉得热呼呼的，没有半点冷的感觉。

新安县城西三十里，铁门镇是陇海路的一个站，日军在镇北的山上设有据点，我们在两、三里外的山下经过时，虽是飘雪天，仍能隐隐约约，看见山上日军的碉堡据点。为了防止日军放冷枪，我们把距离拉长，每隔十步一人，迅速通过了那段危险区。

一九八七年七七抗战五十周年，时任《青年日报》副刊主编的小说家王贤忠，约我写一首纪念抗战的诗，我以〈抓住抗战的尾巴〉应命。该诗分四节，第一节写的，就是我们一行七人，雪地赤足从军的情形：

　　那个冷面无情的冬

　　好像把一整季的雪

　　都集中在一天之内

　　以致从敌人枪眼下逃走的

　　七个中学生

　　不能不在风雪中潜行

　　把鞋袜掖在腰间吧

那是暗藏的手枪

中午，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甲长（相当於台湾的邻长），请他为我们派了一顿饭。带队的段学长，给甲长开了一张便条，写上游击队的番号，说是以後可以抵交公粮。

我们一行七人，经过一整天，在雪地上赤脚走了八十五里，终於在下午五时左右，抵达渑池县北三十里的游击队基地。接待我们的游击队伙伴们，立刻端来了几盆温水，教我们赶快把冰冷的双脚洗一洗，温一温，恢复血液的正常流通，以免日後发生冻疮的危险。

　　四、游击队员进城

上官子平，是原河南省渑池县县长、日军侵占豫西时，将地方民团自卫队带到乡村，改组成一个游击总队（具体番号已忘记）。我们几个学生，被编入第一支队宣传队，既无枪枝，也未穿军服，只是在村内的墙壁上，写过几条诸如「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标语口号而已。

大约十天之後，听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已经由黄河北到了豫西，要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司令员是河南籍的韩钧将军。渑池县这支游击总队，被收编为「独立第七旅」，由上官子平担任旅长。

我们这个宣传队，和其他一些青年学生，则改编为「豫西军分区随营干部学校」。没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奉令转移到新安县北七十里石井镇附近的山区。

一天早上，队长（姓名已忘记）拿著一封信对我说：「我们抗日县政府，现在急需一台油印机，请你把这封信送进城内，交给西大街天主堂的一位外籍神父，请他设法帮忙。」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过信件，装进棉衣内的口袋里。队长嘱咐我：「现在立刻出发。一路上，尤其是进城以後，要特别小心，不要被日本鬼子和汉奸发现。」

我点点头，表示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从石井到县城，这条路，怎么走？我边走边问，不会走错。但是，如何通过日军的检查？进城时，日军搜身时，信在棉衣口袋里，很容易被搜出来。我想，进城之前，把信放在棉鞋内，应该比较安全。

一路上，脑海里反覆翻腾，想的最多的，却是万一信被敌人搜出来，抓进监牢，该如何应对？如果被日本宪兵汉奸严刑逼供，最後的命运，不免一死。我想到荆轲刺秦王，文天祥和秋瑾从容赴义的故事，若是绑赴刑场，我要从容地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我的意志坚定，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为了安全，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我已把信放进棉鞋内，走路的脚步，尽量放轻，以免把信纸踩破。

我从北门进城，第一个意外是，守城的日本兵居然没有搜身，只是把两手端著的步枪晃了一下，示意叫我和其他进城的人，赶快进去，不要站在那里。第二个意外是，在东大街的路边，看到我的父亲在摆地摊卖香烟。

父亲看到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只是感到意外，更多的则是惊讶、恐惧。他立刻把地上的香烟收拾起来，背在背上，示意让我跟著他走。

我们从一个巷子内，转进南後街，临时租住的家中。父亲问我：「到底进城来做什么？」，我支吾其词，只说想回来看看父母。我父亲不相信，但我母亲表示，非常高兴我回来。

匆匆吃过晚饭，父母带我去东大街外婆家。外公、外婆、舅母、父母和我，六个人围著火炉商谈。他们众口一词，说来说去，就是不准我再离开。最後，当他们知道我是来送一封信时，外公说：「你拿出来我看看，我替你送好了。」我想，这样也好。就从鞋子内把信取出来，交给外公。没想到这封信，在我的脚下踩了七、八里，已经面目全非。外公翻看了一下，随手丢进火炉中烧了，我想伸手去抓，已经来不及了。外公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会把信息替你转到。」我半信半疑，但已无可奈何。

外公、外婆、舅母、父母，五个人围著我，一直谈到深夜，千言万语，劝我不要再定，说什么：「抗战多你一个人，少你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但我坚决表示，非走不可。

新安县是个产煤区，城内百姓烧的多是碎煤，需要掺合一种黏性的黄土，做成煤泥，才能燃烧。这种燃煤用的黄土，来自北关的郊外。北关有些穷人，便是以挑土卖土为生。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挑著两只空箩筐，蒙过守城日军的注意，送我顺利出城。

临别时，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七张拾元的钞票，塞到我的手里，含著眼泪说：「孩子，记住娘的话，抗战胜利後，早点回来。」

可是，我还报给她的，却是终其一生的失望与悲伤。後来，我在台湾虽然写过十几首怀念母亲的诗，却也丝毫无补於我对母亲的愧疚。

回到随营干部学校，我把进城的经过，向队长详细报告之後，队长没有责备，只说：「我相信，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抓住抗战的尾巴〉一诗的第三节中，我曾以自嘲的语气，写出这段经过：

　　最壮烈的 也只是

　　抱定九死一生

　　到敌人占领的县城

　　传递一个秘密消息

　　可惜 日本兵不认识

　　二千年後的荆卿

　　糟的是 走了七十里的

　　那封信 也己面目全非

　　五、抗战胜利的滋味

住在石井镇的抗日县政府，後来有没有收到油印机，我一无所知。但母亲给我的那七十元钞票，却成了伙伴们追逐的目标。在那穷乡僻壤的山里，只有石头和溪水，有钱也没处用。後来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在做豆腐，早上挑往石井镇去卖。於是，我们同班的一夥人，便接连几次，到那户人家去买热腾腾的豆腐，在豆腐上撒几粒盐，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豫西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十分活跃，占领陇海路沿线的日军，铁路一直修不通，公路线上的运输辎重，时常遭游击队袭击。不久，渑池县城的日军便撤退了。我们的随营学校，也转进到渑池县南十多里的杨村。

迁到杨村的随营干部学校，改名为「豫西公学」，学生有两个队：一是军事队，召训地方民兵的军事干部；一是政治队，培养地方基层干部。我被编入政治队，受训两个月後，调到队部当文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一天夜里，忽然枪声砰砰不绝，学员也立即集合，准备应变。第二天得知，上官子平任旅长的「独七旅」发动「叛变」，司令员韩钧派去的政工干部，除了少数逃出外，大多遭到枪杀。这应该是抗战末期，国共血斗的一章。

这年八月十日，?S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起初，同学们还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确知消息无误时，大家一齐跑到院子里，互相拥抱，高声呼叫，村子里的鞭炮声，也不绝於耳，那种狂欢的情形，真是终生难忘。

中华民族的八年浴血抗战，终於胜利了！但胜利带给我们的，却只是转瞬而逝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