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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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抓住抗战的尾巴

    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

      抓住抗战的尾巴

      一、放弃师范读中学

    我的六年国小,从本村青莲寺初小,到黄大王庙中心学校、铁门小学、新安县立第一小学,前後读了七年,中间两度失学,实际上,只读了五年。

    我能读完国小毕业,已是莫大的幸运。从我读过的这四所小学来观察,我发现乡村国小的学生,全是男生,换句话说,女孩子完全没有读书的机会。城市的小学,也是男生多,女生少,大约是四比一。

    学校的数量,也不普及,一般的乡村,只设初级小学,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每个乡镇只有一所,加以女孩子普遍不读书,就学率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四十。中学更是少得可怜,我的家乡偃师县,当时全县四十万人口,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设在我村以南十五里的??氏镇。新安县较好,也只有两所中学,一是县立初级中学,设在新安县城内,附有四年制的简易师范;铁门镇有一所私立嵩岳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

    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三、四十年代的豫西地区,国民的基础教育,可说是非常落後。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代,便立志毕业後,要报考师范学校,将来从事乡村国民教育,以推广普及教育为毕生献身的方向。

    但在毕业之前,适逢抗战已到最艰难的末期,日军的飞机已经侵扰到豫西地区,一股投身抗战的热血也同时在胸中沸腾。因此,献身教育?或投笔从戎?不知如何取舍。经田老师一番分析:要想从军抗战,就必须放弃读师范的念头,改读中学。因为师范生是公费,每月可以领四十五斤小麦,但毕业之後,必须任教四年,才能改行。

    因此,国小毕业之後,我虽然先去洛阳,考上了省立第八中学初中部,接著又考取了新安县立初中和简易师范班,父母也劝导我读师范,每个月可领四十五斤小麦,贴补家里的生活。但我却认定,国难当头,参加抗战比什么都重要。至於献身国民教育,等抗战胜利以後再做也不迟。

    父母知道我的意志坚决,也不再勉强我,我才如愿以偿,进入新安县立初中。

    初中的课程,虽然增加了英语、动物等新的科目,但对我并未构成任何学业的压力。因发现班上行几位同学,上课时偷看武侠小说,十分入迷,我也好奇地借了一本《七侠五义》来看。这一看,南侠展昭、小侠艾虎、双侠欧阳春……便都成了我的偶像。後来当我看完《七剑十三使》之後,甚至还天真地动过求仙学剑的念头。多亏我母亲及时发觉,善加开导,才使我逃脱武侠小说的陷阱。(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国语日报》少年版〈坐对一片云〉一文中,详述过此事。)

      二、拒绝结婚的少年

    一九四四年四月,强弓之末的日军,企图作困兽之斗,向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进攻。位於洛阳以西七十里的新安县城,曾遭日本军机多次空袭。我所就读的新安县立初中,经多次迁往北关郊外上课後,终於在日军侵占县城的前夕,被迫停课。

    为了躲避战乱,父亲把我送到城东北五头乡舅爷家里暂住,他只身返回偃师老家,照顾母亲和弟弟。

    这年,我已十六岁。在舅爷家避难之初,曾和长我一岁的小表舅王长安私下商议,如何追随撤退的国军,立即加入抗战行列。但当亲眼看见在慌乱中撤退的军队,只顾逃命,毫无战斗意志;而且军纪败坏,抢劫财物、骚扰百姓,跟日本鬼子的奸淫烧杀,几无二致。当地甚至流言:「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三十三军驻扎。」令人失望、痛心。立即从军的念头,也就暂时作罢。

    麦收之後,父亲又来新安,把我接回偃师老家,一家团聚。

    偃师在洛阳之东,从新安回偃师,洛阳是必经之地。当我和父亲路过洛阳附近,亲眼目睹几十个日本兵,押著一批骨瘦如柴的国军俘虏和民夫,扛著沉重的铁轨,抢修被日本飞机炸毁的铁路,动辄以皮鞭、枪托抽打他们时,抗日的怒火又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我真想冲上前去,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提出抗议。父亲怕我真的会有什么鲁莽举动,伸手拉了我一下,示意赶快离开那个场景。但同胞被侮辱的那个画面,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版上,无法褪除。

    当时日军虽然只侵占了陇海铁路沿线的几个县城,无法占领广大的农村,但因日军残暴成性,尤其到处抢劫、奸淫妇女,造成民众极大的恐惧。所以当日军侵占豫西的那段时间,许多十几岁未成年的少女,都纷纷提前结婚,以免清白之身被日本鬼子??蹋。

    大概就是为著这个缘故吧,当我回到偃师老家,一进门就看见,和我同是十六岁的未婚妻,已经住在我的家中了。我知道,父母一定会要求我立刻结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结婚一切从简,只需邀请几个邻居亲友,公开拜拜天地,就算完成大礼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几天之後,母亲就劝导我说:「你媳妇长得很好看,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三个月前,她哥哥就把她送到我们家来了。不结婚,没有名份,很不方便,你弟弟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既不能叫嫂嫂,又不能叫姐姐。况且这孩子,也实在可怜,三岁时就没了娘,去年,她爹也过世了。不结婚,住在我们家,太委屈人家了。我想,过几天,挑个好日子,就给你们成亲吧?」

    我没有答应。我坦白地告诉母视:「去年,我放弃师范,改读中学,目的就是中学毕业後,可以投考军校,参加抗战。现在,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已经没有学校可读,眼前,我只想马上去抗战。青年人如果不参加抗战,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打走呢?现在,我随时都会离家,去参加游击队的。」

    母亲伤心地流出了眼泪。又说了许多规劝的话,想要说服我,我还是横下心来,不肯点头。母亲知道我的个性,知道我的意志十分坚定,以後就不再提了。

    豫西民风非常保守,即使订过亲的未婚男女,在结婚之前,也多守身如玉。我在老家住了大约三个月,和未婚妻也很少说话。後来,有一天下午,我从秋收後正在犁地的田里,回家来拿茶水,我的未婚妻把一壶茶水递给我之後,突然,出乎意料地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要我?」

    「不,不是的。」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肯结婚?」

    「因为我要去当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我总不能让你十几岁就做寡妇呀!如果我们有缘,等抗战胜利後,只要我能活著回来,一定和你结婚。」

    那个温柔懂事的女孩,把脸转了过去,不愿让我看到她的眼泪。我知道,我又伤了一个女人的心。

    知子莫若父,只有我的父亲,对我的婚事,自始至终,没有劝过半句话。

      三、雪地赤足八十里

    在偃师老家那一段日子,听说嵩山地区,有一支纪律严明的游击队,因无人带路,无法前往。对於那些趁社会混乱之际,假游击队之名,行结夥鱼肉乡民之徒,我也不屑跟他们为伍,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再回到我读书的新安县,才能找到从军抗日的道路。

    刚巧父亲也打算到新安县去谋生,於是,在秋收和麦子播种之後,我便和父亲又回到了新安县城,住在乾爹的饭馆里,一面帮忙打工,一面和初中的同学取得连络。

    十一月初,终於机会来了,县中毕业的段星灿学长(一九九五年,我和「九歌行」访问团到洛阳访问时,听当地诗友说,段君现居洛阳市,唯迄今还没有会面之缘),从渑池县上宫子平所领导的游击队回来招兵买马,连络了十几个同学,约定某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在城南火车站西边集合。刚好前一天,母亲托人把我的棉衣棉鞋带来。因此,那天早上,我穿著母亲新做的棉衣棉鞋,没有告诉父亲,等於是不辞而别,准时到达集合的地点。但原先约定的十几个人,只到了七个。带队的段学长,害怕等久了会被日本人和汉奸发觉,就七个人一起,向城西方向出发。

    我们沿著铁路北边的一条乡间道路前进。气温很低,突然飘起雪来,片刻,路面已被白雪掩盖起来。同学们害怕棉鞋湿透,棉花失暖,过不了冬,大家决定把棉鞋棉袜全都脱掉,掖进棉衣内的腰里,好像腰里掖著手枪似的。打赤脚在雪地上行走,起初还有点冷;走了一阵之後,反而觉得热呼呼的,没有半点冷的感觉。

    新安县城西三十里,铁门镇是陇海路的一个站,日军在镇北的山上设有据点,我们在两、三里外的山下经过时,虽是飘雪天,仍能隐隐约约,看见山上日军的碉堡据点。为了防止日军放冷枪,我们把距离拉长,每隔十步一人,迅速通过了那段危险区。

    一九八七年七七抗战五十周年,时任《青年日报》副刊主编的小说家王贤忠,约我写一首纪念抗战的诗,我以〈抓住抗战的尾巴〉应命。该诗分四节,第一节写的,就是我们一行七人,雪地赤足从军的情形:

      那个冷面无情的冬

      好像把一整季的雪

      都集中在一天之内

      以致从敌人枪眼下逃走的

      七个中学生

      不能不在风雪中潜行

      把鞋袜掖在腰间吧

    那是暗藏的手枪

    中午,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甲长(相当於台湾的邻长),请他为我们派了一顿饭。带队的段学长,给甲长开了一张便条,写上游击队的番号,说是以後可以抵交公粮。

    我们一行七人,经过一整天,在雪地上赤脚走了八十五里,终於在下午五时左右,抵达渑池县北三十里的游击队基地。接待我们的游击队伙伴们,立刻端来了几盆温水,教我们赶快把冰冷的双脚洗一洗,温一温,恢复血液的正常流通,以免日後发生冻疮的危险。

      四、游击队员进城

    上官子平,是原河南省渑池县县长、日军侵占豫西时,将地方民团自卫队带到乡村,改组成一个游击总队(具体番号已忘记)。我们几个学生,被编入第一支队宣传队,既无枪枝,也未穿军服,只是在村内的墙壁上,写过几条诸如「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标语口号而已。

    大约十天之後,听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已经由黄河北到了豫西,要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司令员是河南籍的韩钧将军。渑池县这支游击总队,被收编为「独立第七旅」,由上官子平担任旅长。

    我们这个宣传队,和其他一些青年学生,则改编为「豫西军分区随营干部学校」。没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奉令转移到新安县北七十里石井镇附近的山区。

    一天早上,队长(姓名已忘记)拿著一封信对我说:「我们抗日县政府,现在急需一台油印机,请你把这封信送进城内,交给西大街天主堂的一位外籍神父,请他设法帮忙。」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过信件,装进棉衣内的口袋里。队长嘱咐我:「现在立刻出发。一路上,尤其是进城以後,要特别小心,不要被日本鬼子和汉奸发现。」

    我点点头,表示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从石井到县城,这条路,怎么走?我边走边问,不会走错。但是,如何通过日军的检查?进城时,日军搜身时,信在棉衣口袋里,很容易被搜出来。我想,进城之前,把信放在棉鞋内,应该比较安全。

    一路上,脑海里反覆翻腾,想的最多的,却是万一信被敌人搜出来,抓进监牢,该如何应对?如果被日本宪兵汉奸严刑逼供,最後的命运,不免一死。我想到荆轲刺秦王,文天祥和秋瑾从容赴义的故事,若是绑赴刑场,我要从容地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我的意志坚定,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为了安全,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我已把信放进棉鞋内,走路的脚步,尽量放轻,以免把信纸踩破。

    我从北门进城,第一个意外是,守城的日本兵居然没有搜身,只是把两手端著的步枪晃了一下,示意叫我和其他进城的人,赶快进去,不要站在那里。第二个意外是,在东大街的路边,看到我的父亲在摆地摊卖香烟。

    父亲看到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只是感到意外,更多的则是惊讶、恐惧。他立刻把地上的香烟收拾起来,背在背上,示意让我跟著他走。

    我们从一个巷子内,转进南後街,临时租住的家中。父亲问我:「到底进城来做什么?」,我支吾其词,只说想回来看看父母。我父亲不相信,但我母亲表示,非常高兴我回来。

    匆匆吃过晚饭,父母带我去东大街外婆家。外公、外婆、舅母、父母和我,六个人围著火炉商谈。他们众口一词,说来说去,就是不准我再离开。最後,当他们知道我是来送一封信时,外公说:「你拿出来我看看,我替你送好了。」我想,这样也好。就从鞋子内把信取出来,交给外公。没想到这封信,在我的脚下踩了七、八里,已经面目全非。外公翻看了一下,随手丢进火炉中烧了,我想伸手去抓,已经来不及了。外公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会把信息替你转到。」我半信半疑,但已无可奈何。

    外公、外婆、舅母、父母,五个人围著我,一直谈到深夜,千言万语,劝我不要再定,说什么:「抗战多你一个人,少你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但我坚决表示,非走不可。

    新安县是个产煤区,城内百姓烧的多是碎煤,需要掺合一种黏性的黄土,做成煤泥,才能燃烧。这种燃煤用的黄土,来自北关的郊外。北关有些穷人,便是以挑土卖土为生。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挑著两只空箩筐,蒙过守城日军的注意,送我顺利出城。

    临别时,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七张拾元的钞票,塞到我的手里,含著眼泪说:「孩子,记住娘的话,抗战胜利後,早点回来。」

    可是,我还报给她的,却是终其一生的失望与悲伤。後来,我在台湾虽然写过十几首怀念母亲的诗,却也丝毫无补於我对母亲的愧疚。

    回到随营干部学校,我把进城的经过,向队长详细报告之後,队长没有责备,只说:「我相信,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抓住抗战的尾巴〉一诗的第三节中,我曾以自嘲的语气,写出这段经过:

      最壮烈的 也只是

      抱定九死一生

      到敌人占领的县城

      传递一个秘密消息

      可惜 日本兵不认识

      二千年後的荆卿

      糟的是 走了七十里的

      那封信 也己面目全非

      五、抗战胜利的滋味

    住在石井镇的抗日县政府,後来有没有收到油印机,我一无所知。但母亲给我的那七十元钞票,却成了伙伴们追逐的目标。在那穷乡僻壤的山里,只有石头和溪水,有钱也没处用。後来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在做豆腐,早上挑往石井镇去卖。於是,我们同班的一夥人,便接连几次,到那户人家去买热腾腾的豆腐,在豆腐上撒几粒盐,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豫西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十分活跃,占领陇海路沿线的日军,铁路一直修不通,公路线上的运输辎重,时常遭游击队袭击。不久,渑池县城的日军便撤退了。我们的随营学校,也转进到渑池县南十多里的杨村。

    迁到杨村的随营干部学校,改名为「豫西公学」,学生有两个队:一是军事队,召训地方民兵的军事干部;一是政治队,培养地方基层干部。我被编入政治队,受训两个月後,调到队部当文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一天夜里,忽然枪声砰砰不绝,学员也立即集合,准备应变。第二天得知,上官子平任旅长的「独七旅」发动「叛变」,司令员韩钧派去的政工干部,除了少数逃出外,大多遭到枪杀。这应该是抗战末期,国共血斗的一章。

    这年八月十日,?S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起初,同学们还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确知消息无误时,大家一齐跑到院子里,互相拥抱,高声呼叫,村子里的鞭炮声,也不绝於耳,那种狂欢的情形,真是终生难忘。

    中华民族的八年浴血抗战,终於胜利了!但胜利带给我们的,却只是转瞬而逝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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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太岳军区与六十军

        太岳军区与六十军

        一、攀登太岳山

      抗战胜利了,同学们以为再过几天,都可以「解甲归田」,回家和父母团聚了。但事与愿违,形势并非如此。

      日本投降後,国共两军,互相争夺接收地区。豫西军分区只不过有一两千名游击队而已,当然不是从潼关东下的国军正规军的对手。双方根本没有接触,韩钧所部的游击队,即奉命向黄河北撤退。豫西公学也随之渡过黄河,到了济源县暂时住了下来。

      济源在黄河北岸,在行政区画上,属河南省豫北区,为了减轻学生想家的心理,「豫西公学」改名为「河南公学」。

      济源也是一个遭受战争灾害极为严重的地区,我们到达之初,几乎是十村九空,多数人民不是死於战乱,便是死於疫疠;活著的人,也都是奄奄一息。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面安顿自己,一面抢救人命。校方并命令各队,以人力开垦失耕荒芜的田园。大约一个多月之後,我们正在以人力代牛拉犁种麦之际,忽然奉命调往晋东南的阳城县。

      从济源到阳城,要攀登一百多里的大山。山路崎岖险峻,在感觉上,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一步―步地攀爬。那一段路,究竟走了几天,现在已不复记忆,只是那种艰苦的滋味,却是永远难忘。一九六九年,我写〈攀登〉一诗,部份灵感,便是来自那次攀登太岳山的经验。〈攀登〉四节二十四行(湖南诗评家周瑟瑟曾有专文评介),下面摘录一节,以见一斑。

        在那崎岖的道路上

        你的步履艰辛

        多少次 从峻峭的高处

        跌向死亡的山涧

        你的伤痕累累 血泪斑斑

      也不曾停止你的脚步

      阳城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太岳军区司令部和太岳行政公署均设於此。河南公学搬到阳城之後,立即改名为「太岳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几个月的动员教育,一九四六年二月,学校解散,学员全部分发到各军政单位,我和一位郭姓同学(名字已忘记)分派到太岳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任见习科员。工作轻松,闲暇时间很多,郭喜欢打篮球,我爱看书。看书,甚至是我的唯一嗜好和消遣。

      我的阅读,以文学作品为主,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腐蚀》,当地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翻译的苏俄小说《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等,均有涉猎。《红楼梦》却只看了几章,便觉得尽是闺中之事,看不下去。

      因为在文宣队服务的一位同学未名的介绍,我也多次看过贺敬之作词的《白毛女》歌剧的演出,对剧中那个名叫喜儿的女孩,在大雪纷飞的除夕,等待躲债的父亲回家过年时,所唱的那两句词,「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至今我还能哼唱。

      阳城地方的秧歌戏,有如台湾的歌仔戏,男女老少都会唱。到阳城第一年的春节,便遇到全县一百多个农村剧团公演比赛,很是热闹。

      阳城也有两个词,十分有趣。一是「日婆」,相当於山东话「奶奶的」,却并无骂人的意思。二是「欧可」,跟英文的「OK」音义相同。至今我和朋友们讲话结尾,常会不自觉地说一句「OK」,也可能和这一段生活有关。

        二、战争中的婚礼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四六年太岳军区的战争,全是在同蒲线拉锯,印象深刻的,倒是太岳军区几次派出小部队,到豫西接应从大别山等地突围出来的李先念、王震、皮定钧等部队。李先念最後还是化装成和尚到达山西的。

      一九四七年之後,随著全国内战的加剧,首先是太岳军区的直属部队,改组成第四纵队,由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率领,号称「陈谢大军」,由晋南渡过黄河,在豫西开辟了新的外线战区,并一度攻占了洛阳;与从冀南南下,到达豫皖边区的「刘邓(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对洛阳郑州形成夹击的形势。

      接著,太岳军区又将各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加以扩编,组成了第八纵队,由王新亭任司令员兼政委,担任内线作战,与山西地区的其他友军,包括从陕北东渡黄河的王震所部,负责攻打晋南同蒲线上的国军。不到一年,除晋南重镇运城,双方数度易手外,同蒲线上的多数县城,都已被解放军攻占。

      这年八月,我在位於晋中某地的第八纵队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忽然接到司令部一封电报,要我即刻兼程前往沁县纵队後方办事处报到,什么事?电报没有明说。

      由警卫连派来一位战士陪我,走了两天,到达沁县某村(村名已忘记),走进一家民宅的大门,迎面看到我的未婚妻时,我便立刻明白电报的意思了。只是我的心里仍然十分纳闷,「陈谢大军」虽曾一度攻克洛阳,但战局仍处你来我往的不稳定状态;我和老家的书信往来很少,父母虽曾劝我回家完婚,却从未提到要千里迢迢把未婚妻送来山西结婚呀!

      晚饭後,经未婚妻的一番细述,我才知道:原来父母认为既然我短期内无法回家完婚,便决定托同宗文正来叔(我父亲因年轻时腿骨受过伤,不能长途跋涉),也是未婚妻的表叔,护送她来山西结婚。他们到达阳城军区司令部时,才知道我已调往第八纵队;多亏地方政府协助,沿途接送,终於到达沁县纵队的後方办事处。因正来叔不便久留,已在数天前离去。

      次日中午,办事处处长(名字已忘记)在一家民宅的院子里,摆了一桌无酒无肉的「酒宴」,请了几位干部作陪,说了几句祝贺白首偕老的话,我和未婚妻相对一鞠躬,便算完成了结婚大礼。

      我妻原名仝桂花,因为我的满脑子都是「革命」,觉得花呀草呀太俗气,为她改名仝秋,也有纪念秋天结婚的意思。

      那年头,结婚後,无所谓蜜月,一个星期的假期,迅速过去,我将仝秋安置在办事处的家属队(又叫文化队,有专人教她们读书识字,即所谓学习文化)後,便匆匆赶回晋中某地的纵队司令部,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出身农家的仝秋,温柔勤勉,极获房东老太太的好感,主动认她做了乾女儿。在我一个星期的婚假届满之前,她们乾母女联手,悄悄为我赶做了一双崭新的布鞋,使我在回营的途中,穿著那一双用爱心缝制的新鞋,不能不满怀感谢。

      我想:中国传统的爱情,是可以穿在脚上的,只是有时不免遭受践踏。

        三、太原,围城之战

      我返回晋中某地第八纵队司令部时,部队正在积极整训,准备攻打阎锡山军最後,也最坚强的据点――山西省会太原。

      阎锡山,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军阀,曾和西北军冯玉祥联合,发动「阎冯倒蒋」事件。北伐统一後,任山西省长。抗战期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内战时期,是反共大将,手下拥有四十万大军,因其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不得民心,士兵逃亡者众,不到三年,全省大小城市,几乎一一「失陷」。唯其主力部队,并未完全溃败,战力仍不可忽视。加以胡宗南将军所部的一个精锐师,调来太原,太原的防卫,仍然相当坚强。

      就个人记忆,及访问昔日的「战友」,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月,由徐向前将军指挥的各路大军,亦不下三、四十万之众,已将太原城团团包围。我们第八纵队,位於城东的东山地区,对太原城形成据高临下之势。因部队缺乏攻坚的重炮火力,只是采取压迫包围的战术,先将外围据点,一一消除,等待适当时机,例如城内兵疲粮尽,再发动步炮协同的总攻击,一举攻占太原城。

      在战役的间歇期间,适逢农历新年,非战斗部队的少数家属,特准来前线过节,我妻仝秋亦幸运地到战地聚晤数日。一天,大约是元宵节的前夕,我妻意有所指地说:「今天这个日子,你要特别记住。」

      进入一九四九年,全国局势,已到瞬息万变的阶段。首先是,由东北入关的四野林彪所部,一月十五日攻占天津之後,不但断绝了华北国军自天津撤退的海路,而且迅速挥兵西进,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所部会师,将北京城团团包围起来。守卫北京的「反共战将」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京故都文物古迹,免遭战火破坏,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条件。与此同时,在豫皖苏边区活跃的二野「刘邓大军」,和三野陈毅将军所部,联合发起的「淮海战役」(国军叫「徐蚌会战」),黄伯韬兵团已全军覆没,黄伯韬将军饮弹自尽,津浦路重镇徐州易帜,蚌埠的李弥兵团余部向南撤退,南京、武汉的门户,已经洞开。

      此时,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之後,代总统李宗仁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匆匆派出以国民党秘书长张治中为首的七人代表团到达北京,从事和平谈判,底牌可能是希望以长江为界,双方停战。中共认为这是缓兵之计,予以拒绝;反而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反制方案,要求国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亦为国民政府所拒绝。谈判破裂,张治中等六人留在北京,参加後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返回南京的,只有广西省主席黄绍告一人。

      之後,不久,朱德将军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全国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此形势之下,守卫镇江的海军「太平号」巡洋舰宣布「起义」,三野陈毅将军所部,不费一兵一弹,渡过长江,四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宣布「解放」。

      四月二十四日,被包围半年之久的太原城,也在林彪所部数个炮兵团的支援下,经过一场血战,被徐向前指挥的十八兵团等部队攻打了下来。

      我说「血战」,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据参加过此役的一位一八○师韩姓老友的回忆:「那天的攻城战,我们连是第二波,到达东城门时,城门已经打开了,守城门的全是日本兵的「敢死队」,两个中队,大部份都被打死了,只有少数被俘虏。在城内顽强抵抗的,是阎锡山的侍卫队和特务团,死伤非常惨重,我也亲眼看见,阎锡山(在数日前)搭飞机逃跑之後,继任的城防司令,他的小舅子汪经国,从城内的煤山地底指挥所被活捉出来,五花大绑,还拖在市政府前,公开照相的样子。」

      他又说:「太原城的攻防战,双方都采用了大量的坑道战,单是阎军从城内挖向城外护城河和护城铁路的坑道,至少有一百多条。如果今天的市政当局,能把那些重要的坑道加以整修,开放观光,不但可以赚钱,也有历史和教育的意义。」

        四、进军关中与入川之役

      太原战役之後,第八纵队奉命改组为解放军六十军,与由第十三、十五纵队改编的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合组成第十八兵团,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将军任司令员,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任政委。王新亭任六十军军长兼政委。六十军下辖一七八、一七九、一八○师三个师。为适应作战需要,完善通信连络,各师均增设无线电台,我复派往一八○师,担任机要科长,主要负责军与师、师与团之间的密电联络。

      十八兵团在晋中地区整补训练一个月後,即奉命沿同蒲路南下,从蒲县茅津渡,渡过黄河,经灵宝、潼关,於六月上旬,正是收割小麦的时候,抵达西安城外。一八○师为先头部队,一路上,只有零星的接触,没有什么大的战斗。

      六月十一日,西安城虽举行过象徵胜利的「入城式」,但多数部队都不准入城。我们在城郊外围停了两天,对心向往之的西安古城,也只能远远行注目礼,城内是个什么样子,一点也不知道。倒是抽空去看过小说中王宝钏的「寒窑」。所谓「寒窑」,就是相传当年王宝钏住过的窑洞,位於西安东南一处山谷,洞中有王宝钏的塑像,门外谷中,立著几棵高大的杨树,巨人似的守护著这位中国人心目中的贞妇。

      六月中旬,一八○师奉命连夜兼程西进,追击向扶风地区集结的胡宗南军主力。某夜,我们从咸阳城外经过时,城内还有断断续续的枪声。但预计中的「扶眉大战」,因兵败如山倒的胡宗南军,不敢恋战,几乎是枪声一响,即溃不成军。

      「扶噤战役」之後,我们继续西进,在陕西第二大城――宝鸡稍作停留,即转向川陕公路,攻占了扼控秦岭的战略要点街亭――这个《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军事要地。但很快又奉命撤退下来,目的是给撤退中的胡宗南部队有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在秦岭、巴山一线,滞留一段时间,以待早已渡过长江,正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刘邓大军」,完成川黔边境的封锁之後,将西南地区国军主力,围歼於四川境内。这是一项战略布署。

      秦岭山出产核桃,在那段没有战况的空暇日子,我和年轻的伙伴,常在山中采摘青皮的核桃,用小刀割开,挖出果仁,那种青果的香味,十分可口。

      但在山中,我也发现不少男女,脖子上,或脸上,长有或大或小的肉瘤,可能与饮水有关。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善?

      一九四九年深秋之後,十八兵团三个军,以川陕公路为主线,分兵三路,穿过秦岭、巴山,向四川推进。我们的师直属队,坐著新缴获的汽车,跟在先头部队之後,好像是在游山玩水,而不是打仗。例如:

      我们经过陕南留坝县纪念张良的留侯庙时,便曾停车,进入庙内参观。记得庙内石壁上,还并排刻有朱德、何应钦将军的题字,观之,不禁令人莞尔。今日想来,如果这两位总司令,当年能够像在此题字那样,握手言和,中国人也许可以少死几百万人吧?当然,他们两位都不是「第一把手」,这样苛求他们,是不太公平的。

      到诗人李白出生地的绵阳,第一次吃到那样橙黄香甜的橘子,固然是终生难忘,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此得知,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等,已经宣布「起义」,兵团首长决定,十二月卅一日,举行「成都和平解放入城式」。

      那天,部队或徒步或乘车,缓缓开入成都市内,民众夹道鼓掌欢呼,热烈感人的场面,也是终身难忘之事。

      入城後,不久,兵团首长并在市内一家最大的餐厅,宴请营以上的干部。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三人分别致词嘉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周士第和胡耀邦。胡耀邦的平易亲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五、妻儿团聚在眉山

      十八兵团到达四川後,兵团部即行解散,三个军分别设立三个军区,六十军兼川西军区,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一八○师直属队和五三九团,到达眉山县,成立眉山军分区,下辖眉山、青神、邛崃、洪雅、丹棱、夹江、新津、蒲江、谷山等九个县。中国人历来就有「成王败寇」的观念。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暴动」、「起义」,组织「工农红军」或「解放军」时,国民政府一律称之为「共匪」或「匪军」。反之,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後,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称「国民政府」为「蒋介石匪邦」,「国军」为「匪军」了。所以到达四川的解放军,对尚未投降,四处逃命的「国军」,便一律称之为「匪」了。

      据说:一九五○年之初,四川境内千人以上的「股匪」尚有数万人之众,温江、崇宁等十多个城市受到包围,多处公路交通中断,表面看来,局势颇为严重。其实,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早已失去民心。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民众的眼睛很亮,应该支持谁,反对谁,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就眉山军分区而言,在司令员郑其贵,副司令员段龙章,参谋长余凯,三人轮番带队出击之下,两三个月之後,境内便逐渐安宁平静了。

      三月某日,我忽然接到一封来自山西太谷的信函,拆开一看,居然是没有读过书的仝秋写的。虽然错字别字很多,我还是很高兴。她说:「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信。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是在太谷出生,我希望他长大能聪明伶俐,取名叫太伶。」

      我立刻回她一信,表示我满心的高兴。但我觉得「太伶」这个名字,有点俗气,请她改为「晋生」。末了,希望赶快照张像寄来,我想看看我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

      信寄出之後,我便天天盼呀盼地,盼望快点看到儿子的照片。

      四月某日的下午,科里的通信员,急匆匆地跑上楼梯,进门来话还没有说清楚,抱著孩子,满脸喜悦的仝秋,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

      「照片没有寄,我把儿子给你送来了。」

      如果是今天,我会急步上前,把他们母子抱在怀里,来个热情的拥吻。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动,都还非常保守。木讷的我,只是趋前两步,把孩子抱过来,摸摸他的脸蛋,说:「嗯,你比爸爸漂亮。」

      科里的几位伙伴,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为他们一一介绍。大家这才七嘴八舌地闲话起来。

      当晚,余凯参谋长吩咐,将楼下警卫员住的一间小侧房腾出来,权充我们一家三口的爱窝。

      眉山是宋朝一门三杰,苏洵、苏轼、苏辙三位大作家的故乡。城内有一座纪念三位作家的「三苏公园」,园内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是城内唯一可供消磨时间的去处,我在眉山住了十个月,尤其仝秋母子到来的那几个月,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来此走走,坐坐。走笔至此,今天似乎仍能感受到那份只能回忆的甜蜜。

      • 家园 【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一、从成都到河北

        别人打架,与你无关,你可以置之不理。但如果被打的是你的兄弟,而且被打得鼻青脸肿,你能置之不理吗?

        一九五○年的韩国战争,便是如此。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当北韩(朝鲜)人民军,挥兵南下,把南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扶持的南韩李承晚政府,只剩下釜山一隅之地,美国打出「联合国军」旗号,以陆海空军优势兵力,发动九?一五仁川登陆,将人民军拦腰截断,使战争形势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北韩七十二个城市,包括邻近鸭绿江的新义州,几乎全被占领或炸毁。以兄弟之邦相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解放军的八一帽徽拿掉,改以「抗美援朝志愿军」名义,出兵反击,并一举打过三十八度线,毋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六十年後的今天,当我写到这场历史性的战争,实事求是,将历史还归历史,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原本已经半地方化了的六十军,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奉命重新整编,一七八师留在川西区,担任基干武装;一七九师、一八○师归建;另将原六十一军的一八一师划归六十军建制。人事方面,原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留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出任六十军军长;川西军区政委袁子钦,绵阳军分区司令员邓仕俊,分别回任六十军政委和参谋长。

        兼眉山军分区的一八○师,也奉命将分散到眉山、温江两个军分区的部队,全部归建,集中於成都附近的茶店子,重新编组成一八○师。由郑其贵任师长,段龙章任副师长,吴成德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王观潮留在眉山军分区,续任政委及地委书记(注)。师机要科分成两组,我和五位伙伴随师部同行。

        十二月,离开成都的前夕,仝秋携子晋生来会。她告诉我:师部的家属,已全部集中到成都军区的家属学校。又说,她会尽心照顾孩子,并努力学习文化,叫我放心。

        我也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未了,却诚挚地说:「如果我在战场死了,你不必为我守寡……」我的话没有说完,仝秋伸手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再说下去。

        第二天,当我上车离去时,仝秋抱著孩子,不停地对我挥手,挥手。不知她的心里是否会顿萌,此去天涯,今生还能相见否?

        部队先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到达宝鸡;再转火车,经西安、洛阳、郑州、石家庄、德州,到达河北省的泊头镇。火车在洛阳,停了半小时,加水添煤。我曾下车,伫立在落雪的站台上,向东遥望,四十五里外的故乡。

        在泊头过年时,忍不住给父母写了封信,说:他们的媳妇和孙子留在成都;我现在河北泊头,因随时可能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无法回家探望他们,求父母原谅。

        没想到正月十三日,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只身来到泊头。是年,父亲五十一岁,当卫兵把他引进我的房间,灯光下,看到父亲双鬓飞霜,不仅吃了一惊,刹那间,父子相对无语。我无头无脑地说:「爹,你老啦。」

        父亲回了我一句:「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语毕,忽然把脸转了过去。我知道,他不愿让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父亲在泊头镇,只住了两天,心里惦念著,家里还有十几颗大白菜,需要挑到镇上去卖掉,换点钱用。

        师部给我三十斤粮票,慰问父亲。我把仝秋在成都买的一条绣花缎子被面,和我身上的一点零用钱,请父亲带给母亲,是我此生唯一回报母亲的东西。

        送父亲上车之後,回程的路上,想到当年我放弃师范,放弃每月四十五斤小麦的公费,父亲不曾给我半句责备,我满怀感激。我想,他真是一个好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注: 以上资料均见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之《奇迹》第五页。

          二、进驻鸭绿江

        就我看过的文件和记忆所及,一九五○年底,毛泽东主席把六十军和西南其他部队,调来河北,是一项机动的战略布署:既可预防敌军从勃河湾登陆,威胁首都北京的安全,又可随时增援正在奋战中的抗美援朝志愿军。

        为了执行此项任务,部队到达河北之後,立刻把旧的各种杂牌枪炮,一律换成苏联制造的兵器,虽然全是二次大战淘汰下来的东西,总比杂牌货要好些。

        泊头镇滨临运河,适逢寒冬,河面都已结冰。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和师部几位伙伴,常到运河去滑冰,因为穿的是布鞋(没有溜冰鞋),技术又差,每次只要能滑三、五公尺,便觉得其乐无穷。当然,跌跤出洋相的次数也不少。

        有一阵子,一八○师奉命要动员一个补充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参战。动员号召,签名、写血书,闹得热火朝天。

        但是,补充营刚刚组成,又立刻解散,各回自己的单位。原来六十军全军都要做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为了要把解放军变成志愿军,我们奉命把身上所有解放军的标志符号,包括军帽上的「八一」帽徽,都要拿掉。

        这件事当时看起来,不过是表面功夫。但今天回头再来想一想,这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大发明、大智慧,甚至还可说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艺术呢。不是吗?美国人要出兵,弄了个「联合国军」旗号,避免被指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要出兵,秀出「抗美援朝志愿军」名义,表示与政府无关,避免中、美两个国家搞对抗。如此这般,二十年後,美国总统尼克森,国务卿季辛吉,坐著总统号专机,飞到北京;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宾馆设国宴招待,双方热烈握手,高举酒杯,喝茅台酒,也就不会对二十年前两国兵戎相见而感到尴尬了。不是大发明、大智慧,高明的政治艺术,焉能有此境界!

        一九五一年三月上旬,部队换装训练,草草完成。为了及时增援志愿军作战的需要,从西南军区调来的六十军、十二军、十五军,临时组成第三兵团,由陈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注一)。可惜,陈赓将军後来因病住院(注二)。未能及时到达前线指挥,否则,第五次战役中,一八○师也许不致遭受那样惨重的失败。此事容後另述。

        再说,一八○师三月上旬,由泊头镇乘火车北上,经渖阳到达安东(今丹东)集结,东北的天气,穿著棉衣,仍觉得寒气逼人。

        安东面临鸭绿江,看到隔岸北韩新义州的建筑物,已被炸得面目全非。而米格机不时地飞啸而过,天空留下一道道的白烟,顿感战争真的已经到了眼前。

        注一: 《奇迹》二四页。

        注二: 《奇迹》:三四页。

          三、第五次战役的一八○师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一八○师从安东出发,徒步通过鸭绿江大铁桥,在黑暗中,越过北韩名城新义州,直奔抗美援朝的前线。新义州的面貌如何?一点也未看到。

        为防敌机袭击,部队采取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的方式,虽然敌机日夜不停地袭击,也无法阻止志愿军的前进。四月上旬,部队按计画到达伊川地区集结待命。

        据说,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为因应「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公开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将韩战限制在朝鲜半岛极为不满,有意用空军将鸭绿江所有的桥梁加以封锁,并轰炸东北渖阳、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削弱志愿军的後动补给;或发动第二个仁川式的元山港登陆,前後夹击志愿军;甚至邀请台湾的国军,赴韩参战,或发动渤海湾登陆(据後来台湾军中朋友告知,当时国军五二军已经整装待发),扩大战争的意图,决定发动制敌机先的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志愿军有十一个军,在全线展开攻击,敌军节节败退,六十军在西线,一直攻到汉城东北十多公里的九陵山,与敌军展开激战,颇有斩获。此後一八○师系担任军的预备队,没有太多的战果。

        在这个阶段,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因与美国政府唱反调,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味道,已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职。新任联军总司令李奇威将军到任後,原拟於四月十六日发起攻击,发现志愿军和人民军兵力强大,改采守势(注一)。

        志愿军为集中兵力,歼灭东线敌军(南韩部队)主力,决定於五月十六日发起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攻击行动。兵团命令六十军一八○师渡过北汉江,牵制正面的美国第十军,重要状况直接报告兵团部;六十军一七九师、一八一师为兵团机动部队。一八○师渡过北汉江後,即与美军陆战队第一师、陆军第七师展开激战时,兵团又令一八一师配属十二军,一七九师配属十五军,调往东部战线作战。六十军正面只剩一八○师(注二)。根据此後的战局变化,这是一项战役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一八○师渡过北汉江之後,为了牵制正面的美军,一直采取攻势作战,越过三十八度线一百多公里。联军起初,摸不清志愿军兵力虚实,完全是被动挨打,且战且退。後来,当联军总司令李奇威弄清志愿军自十六日开始进攻,所携粮弹,只能维持五至七天,二十日後粮弹将尽,补给困难,即下达命令,二十日以後转守为攻,并以十三个师组成特遣队,发起反击(注三)。

        志愿军因全线均越过三十八度线以南百公里左右,运输线延长,背後有洪川江、昭阳江、北汉江等几条江河,雨季将至,有运输断绝之虞,彭德怀五月二十一日下达命令,五次战役结束,部队自二十二日向三十八度线以北转移,改为防守(注四)。

        六十军担任三兵团转移的阻击任务。当左右友军均已於二十二日北撤,二十三门下午,一八○师正集结部队,准备撤过北汉江时,突接军转三兵团指示:「由於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十二军五千伤员全部未运,十五军除已运走者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二千不能行动之伤员。六十军亦有伤员一千余人。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於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伤员)运走之後再行撤收……」(注五)。就我的记忆,六十军首长,并特别命令一八○师应将某洞(地名)的八百名伤员全部带回,不得遗弃。

        二十四日,当联军已经攻占了北汉江的部分渡口,一八○师始奉命在敌军的炮火威胁下,撤过北汉江,但仍三面受敌。「二十五日,几十架敌机对一八○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大批燃烧弹引起漫山遍野的大火,接著敌人炮兵、坦克猛烈射击,步兵成营或团地轮番冲击,在鸡冠山前沿,五四○团三连干部全部伤亡,十多名战士自动组织起来抗击敌人,守住了阵地(注六)。」「二十五日上午,一八○师两翼敌军继续深入,使该师处境更加危险……」。「二十六日,敌人继续沿一八○师两翼公路猛攻,」美二十四师,南韩第六师,与东侧之美七师,割断了与一七九师的联系,对一八○师形成合围(注七)。

        一八○师在粮尽弹缺,苦战数日,後路已被切断,又处於山险路窄的高山之中,二十六日,经军批准後,决定全师轻装突围。二十七日晨到达一四三六?九公尺的鹰峰。发现仍在重围之中,师首长决定,继续突围,「若集中突围不成,则各单位可利用敌人间隙,分散突围,以缩小目标(注八)。」

        据《奇迹》一书所说,一八○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五四○团政委徐懋召等突围归队的官兵,至七月份有三千多人,在战役中死亡四五六人,负伤一六一六名,被俘失踪五五七二人。虽然,损失十分惨重。志愿军从志司、兵团、军、师等各级领导干部,均曾做了自我检讨,志司一位首长也承认,「这是上上下下指挥上的许多错误综合一起造成的(注九)。」但一九五一年八月,以治军严明著称的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到任,说了一句,「必须严肃对待这一件事(注十)。」後,不久,即将一八○师师长郑其贵撤职,降任三兵团管理处长,副师长段龙章降为军作战处长。而不顾一八○师在五次战役,担任并完成阻击任务的事实,以及由於上级战役指导的诸多错误,造成一八○师陷入重围,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损失惨重的结果。而历来突围作战,无不损失惨重,红军的突破五次围剿的长征如此;李先念、王震、皮定钧等部内战初期的中原突围,亦复如此;其中李先念还是化装成和尚,只身逃出重围的。若非毛泽东驰电嘉勉,李先念、王震也不会後来坐上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宝座。四十九年後走笔至此,不能不为郑、段二人的委曲所感叹、所抱屈。

        注一: 《奇迹》五一页。

        注二: 《奇迹》五二、五三页。

        注三: 《奇迹》五五、五六页。

        注四: 《奇迹》五六页。

        注五: 《奇迹》六二页。

        注六: 《奇迹》六五页。

        注七: 《奇迹》六九、七○页。

        注八: 《奇迹》七二页。

        注九、十:《奇迹》八二页。

          四、隐匿深山的一年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一八○师决定轻装突围时,机要科奉命将密码烧毁,以免落入敌手,造成重大的泄密。师部只留报话机,维持对外联络。

        突围的那天夜晚,师直属队跟在部队後面,在滂沱大雨中摸黑行进,天空偶有照明弹,但在密密麻麻的树林中,根本看不到路,只是紧紧地跟著前面的人、快速移动。一不小心,竟连跌带滑地滚下了山崖,想再爬上去,已不可能。就这样,我们一群人走入一个山谷。用手电筒看看指北针,继续往北走。天亮时,走出谷口,面前横向的公路上,有几辆敌军坦克在移动,来不及思考,也来不及商量,只有拚命从坦克车的空隙中冲过去。当我们跑过十几公尺,坦克开始向我们身後轰击,拖著两条酸痛的腿,终於爬上了对面的山坡。

        这时,雨已稍停。看到满山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休息的,都是穿著同样制服的同志,以为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也躺在地上睡了起来。

        醒来时,肚子实在太饿。和昨天一样,又找到一棵榆树,摘了点榆叶,用洗脸盆煮一下,各人分吃一点、总算肚子里有点东西。空中,敌人的飞机,不停地喊话,招降。这才知道,仍在敌人的包围圈内,情况还是很危险。

        下午,得知「分组突围」的命令,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机关人员,很想跟在武装人员的後面,突围成功的机会可能大些。但是,周围找不到任何拿枪的人,最後,只好自求多福。

        我身为一科之长,当然,要和我的伙伴同生死。我们决定,天黑时,找一条小路,向北摸索、突围。师部一个姓郭的小卫生员,要求同行。他只有十六岁,我不能拒绝。

        出发前,科员赵国友说:「科长,让我走在你前面,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仍可以照顾大家。」

        黄昏时,我们一行八人,沿著一条山径,往山下走。看见一间小茅屋,大夥停了下来,赵国友等四人先到前面去探路。只走了几十步,一排自动步枪扫了过来。科员小杜和卫生员小郭,二人负伤跑回。说:「赵国友和通信员谢进财二人,已经中弹身亡。」

        我们在小屋中,稍作商量,无法处理战友的善後,决定绕道下山,继续突围。因溪流暴涨,涉渡不易,只好又回山上。过了两天,终於在夜色掩护下,渡过了那条溪流。并且,幸运地发现有几户人家,门外的树上,挂著几十串玉米。饿了多天的我们,好像发现了人参果似的,恨不得每人背它一大袋。但转念一想,这是韩国人民的血汗呀,我们於心何忍?我要求大家每人只拿几穗就好。

        次日,我们藏在山林中,吃了一次此生最香的炒玉米,决心继续利用黑夜掩护,向著有炮弹冒烟的方向转进。但是,在山上转来转去,从山脊的棱线,到山谷的小径,不知走了多少天,就是走不出敌人的地区,不幸,一天夜里,摸到一处山谷,闯上了敌人的哨兵,又跑散失踪,少了两个伙伴。

        就这样,我们在敌後的山上,昼伏夜行,瞎闯乱摸了一个多月,得不到结果。後来,在一处半山腰中,发现一个可以避雨的石崖,索性住了下来,等待志愿军发动第六决战役时,自然就有归队的机会。

        但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困难重重。我们也几次,利用黑夜,摸到山下,在那被炸毁的房屋中搜索,也只能找到一些臭烂的黄豆,拿回山上,炒一炒,便成了黑灰。黑灰也是粮食呀,我们还是把它吃进肚子里。

        白天,我们常在山里找野生果子,也常有很好的收获。我最喜欢野葡萄,往往把葡萄果肉吃了之後,把核果装在口袋里,用锅慢慢焙乾,连壳带仁一齐吃下去,也是此生的珍品。

        野果吃光了,转而找野菜,在试吃野菜时,有一次中毒的纪录。但我们终於发垣了一种类似菠菜的野菜,长在山谷有水的地方。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志愿军的第六次战役仍无踪影。在这深山之中,冬天怎么过呢?必须找到一点粮食呀。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於,在我们搜索过不下十次之多的那个被炸毁的山村,一个厨房的地下室中,找到半缸小米,大约有七、八斤。我们把它背回山中。就是靠著这几斤小米,我们渡过了一个大雪封山的寒冬。

        做法是,每天吃两餐,早上抓半把米,先把米煮烂,再加上一些野菜,混合起来吃。下午只吃野菜,不加米。幸运的是,那种类似菠菜的野菜,居然在寒冬中生生不息。

        天天吃没有盐的野菜,实在苦不堪言。有一次,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四个人全体出动,翻过山脊,到後山下面,想去南韩军营,偷几箱罐头,开开洋荤。因被敌人发现,开枪,败兴而回。如果当晚敌人顺著雪地上的痕迹追赶,很可能被逮个正著。後来大雪封山,便没再做这样的冒险。

        数年前,有朋友问我,你们在冬天怎么解决「火」的问题?我说很简单,这是我从老家学来的。就是每次饭熟时(对不起,恕我使用这个习惯性的「饭」字),在尚未熄灭的火灰中,埋进一块木柴,等下次做饭时,木柴已烧成火炭,吹一下,就有火焰。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山上的积雪已经化尽,应该是四月、五月了吧?第六次战役总该发动了吧?左等右等,等到的却是敌人搜山。

          五、战俘的命运

        大约是六月的某个早晨,我们四个人还躺在石崖外面睡大觉,忽然,「卡嚓!卡嚓!」一阵拉枪栓的声音,睁眼一看,一群美国兵,用枪尖对著我们,大吼大叫:「God damned,son of bitch!get up bet!」当时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後来知道,这是美国兵骂人的脏话,意思是:「王八蛋,狗娘养的!滚起来!」

        我们被押送到山下一处军营,把满身虱子的棉军衣脱掉,换上印有P.W(Prisoner

        of war)战俘字样的军服,问过简单的身份之後,即被转送到汉城以南金浦机场战俘营,进行审询。

        我被关进一个单人的小铁丝网内,连续审问了好几天,先问:「你是不是彭德怀司令部派来敌後,从事间谍、破坏、暗杀的特务?」又威胁:「如果你不肯老老实实和我们合作,我们就把你送给韩国政府,以战犯间谍审判你。」

        面对这种恐怖威胁的审问,我满心想的只有一个「死」字。我想到,在突围中,不知已经死了多少次。又想到,宁死不屈的文天祥,便下定决心,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决不做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的奴仆。在这个原则下,能说的就说,能做的就做。不能说的,不能做的,就是不说不做。十六年後,我在一首长诗的序诗结尾中,写的也是我一生的思想。

          在你苦难的岁月里

          我是士兵 也是燃烧的火种

          在你光辉的覆照下

          纵然倒下去 化为灰烬

          也不会缩短顶天立地的距离

        在金浦战俘营中,我曾看到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他大概和我们同时被俘。他和我一样,享受的也是一间小铁丝网。我们遥遥相望,没有说话,有时以唱歌,表示彼此的心情。听说,韩战後,吴以师主任的身份,与美军二十四师少将师长狄恩交换,回到了大陆。文革中被批斗,下放劳改,中共十三大邓小平上台後,始获平反退休。

        有朋友告诉我:吴在一本自述的书中怀疑,他的身份,可能是文某人泄露的,要我回大陆探亲时,去山西运城见见他,解释一下。我的回答是:吴主任只知道,他在敌後的山中吃过一年苦,却不知道别人吃的苦,比他只多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什么好说的。

        我在金浦战俘营住了大约一个月,後来被送到琉球一处军监中,与其他几位先後被俘的伙伴,关在一起,在枪兵的「保护」下,每周做六天无偿的苦工中,渡过一年十个月的战俘生活。

        • 家园 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  从OKNAWA到绿岛

            从OKNAWA到绿岛

            一、黑夜的遣送

          关在琉球军监的,一共五个人,除了我和老丁、小杨是韩国同生共死的难友外,另有两位,也是五次战役中先後被俘的人员。

          我们这五个P.W.(Prisoner of war),可能被视为特殊分子,不送到巨济岛的战俘营,而被关在韩国战区之外,美军远东军事基地琉球(OKNAWA)的军监,显然是违背「日内瓦条约」的不法行为。

          但是,被关在一间铁皮房子里,日夜有枪兵守卫,你又能向谁控诉呢?况且在这四面环海的岛上,想逃也逃不掉。唯一的办法,也许可以利用在营区内做工的当地居民,帮我们传一个信息,给当地的报纸,把美军非法拘押战俘的行为,揭发出来,以引起志愿军谈判代表的注意。可惜,在严密的看管之下,没有成功。而只有等待韩战早日结束,双方交换战俘的到来。

          我们这五个难友,都只有初中程度,英文报纸看不懂,英语广播听不懂。唯一获取外界消息的来源,便是当地的日文报纸。日文中夹杂有大量的汉字,把汉字上下连起来,便不难了解其中的大意。我们就是利用每天出去做洗车清洁杂工时,趁卫兵不注意时,把一些日文报纸,偷偷带回房间内阅读。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韩战停火,再过几个月,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我们要求见指挥官。一位上校主管,找来一位会说华语的翻译,问我们是怎么知道停战和交换战俘的消息?我们的回答是,听广播。他们说,依照停战协定,你们可选择回中国、去台湾,或到其他中立国。并态度十分友好的,一一询问我们的意愿。我们一致回答:回中国。

          之後,我们又多次提出要求遣送回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但看管却更加严密了。有一段时间,整天关在铁皮房屋里,不让再到外面做洗车打扫之类的工作,警卫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时,一进门,便把收音机关掉,以免我们听到外界的消息。

          再过几个月之後,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国(Go home)。我们抱著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机。下机之後,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

          「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後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至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权」!美国式的「自由选择」!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二、乌来山中审问

          我们五个人,被安置在台北县乌来乡乐山庄旅社。接待我们的,是文质彬彬的少校军官甘先生。

          甘先生首先想要解除我们心中的疑虑。他告诉我们:「国民党自从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来台,经过几年的检讨、改造,已经不再是从前大陆时代那个贪污腐败的旧政府,而是代表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反共复国的基地。」他代表自由中国,欢迎我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他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从中共建国後的社会观察,到解放军、志愿军,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种种,要我们提出书面报告。并且特别强调,政府会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审问、调查。面对昔日革命的敌人,内心不免涌起复杂的自我斗争和挣扎。仔细思考之後,我把自己的基本观念,做了三点调整:

          第一、我在台湾,既非国军的俘虏,也不是自愿来台的「反共义士」,我应该保有最低的自尊。

          第二、国共两党的革命动机,都是为国为民,应无二致。国民党过去贪污腐败,当然应该反对,甚至打倒;但如果它能彻底觉悟,大公无私,自然也该给予鼓励的掌声。

          第三、我现在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在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希望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

          立场观念厘清之後,我对任何问题,都能坦诚以对,不加回避。对於某些错误的传言,也敢给以适当的驳正。例如甘先生曾在闲谈中问我:你对共产党新婚姻法的「一杯水主义」,和军中的「慰劳队」,有何看法?我告诉他:这两点都是可笑的谣言。中共的新婚姻法中,虽然规定男的年满二十岁,女的年满十八岁,两人只要向政府机关申请登记,即算完成合法的婚姻;但对党员干部的结婚,却要先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如果未经组织批准,而发生不正常或超友谊的关系,往往会遭到调职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种封建、保守严厉制度下,又怎能产生「一杯水主义」呢?至於解放军中是否有什么色情的「慰劳队」,至少我个人是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好的宣传工作,绝对不能无的放矢。

          关於个人的愿望,我想,我也真的够天真、够浪漫。在当年那样「反共抗俄」的环境中,我居然胆敢表明:如果允许我自由选择,我希望做一个平民百姓,从事不涉及政治的文化或教育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做军人。

          乌来,原为阿美族聚居的山区,因有乌来瀑布和温泉,近年来已被开发为民众休闲娱乐的名胜风景区。乌来的香鱼,也是远近驰名的佳肴,在接受审查的空档中,我也很喜欢到溪边去钓香鱼,运气好时,一个小时能钓到十几二十条。香鱼不大,只有手指般大小,加点面粉,放进油锅炸一下,吃起来,皮脆肉香,风味绝佳。

          在乌来住了一个多月,也许我的思想问题,对别人也产生了什么负面影响吧,五月初,我们五个人,被送到新店附近的大崎脚,接受「感训教育」。

            三、大崎脚感训

          新店大崎脚保干团内,设有一个临时编组的「反共义士感训队」(如果我没有记错,队长是蓝迅云上校,广东人。第二任的指导员是郑心中校),专门收容各部队认为思想言行偏差的「反共义士」,给予感训、再教育。我们五个人,虽然不够「反共义士」的资格,但同样被视为韩战遣送来台的份子,思想偏差,送到该队来「感训」,却是很够资格的。

          上课的内容,有《三民主义》、《总统训词》、《反共抗俄基本论》和劳动服务等,不必细述。这里谈几件小事,也许比较有趣。

          「反共义士感训队」,除了「反共义士」,还有浙江一江山战役中,声称「全体阵亡」,事实是战败被俘、被遣送回来的部份官兵,以及海上抓来的一些渔民,这些人全是「无给制」,身无分文,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为了解决三千烦恼丝的问题,队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指导员问:「谁会理发?」我举手回答:「我会。」

          那时候,一天吃两餐,下午餐是四点钟。於是,有好长一阵子,每天下午餐後,就是我大显身手,为队员免费理发的时间。这件事,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台湾副刊》的〈老师为我理发〉文中,曾经提及。

          几个月後,我被选为队内的伙食委员,负责改善全队的吃饭问题。当时每人每月副食费三十元,早餐多半只是花生米、萝卜乾,或豆腐乾配稀饭;下午餐吃乾饭,只要有空心菜,加一盘廉价的带鱼或小黄鱼,便算不错了。我这个伙食委员,不准出营门,没有陪炊事兵去菜市场买菜的权利,只能设法在主食方面来改善。

          原来的炊事兵只会做米饭,不会做面食,我上任後,第一步是亲自下厨,每天早上烙五十张油饼,把早餐的稀饭,改成稀饭加油饼。下午餐改为今天吃米饭,明天吃面条;吃面条也是乾面,汤面轮流来,配菜也力求变化。不久,我又在队员中,找到一位家中卖过烧饼油条的小老弟,试做油条,一试就成功。於是,早餐又改为一天烙饼稀饭,一天油条豆浆,轮流上阵,吃得大家不亦乐乎。弄得我这个伙食委员,不竞而选,连任三次,直到「义训队」结束,才能脱身下台。

            四、跟余光中比高低

          在大崎脚保干团「义训队」受训期间,没钱买书,团部的图书室,便成精神食粮的唯一来源。从报刊杂志、文艺小说,到哲学神学,甚至完全不懂的经济学《边际论》,都狼吞虎咽地乱啃。当然,有时候也是为了杀时间。

          半年後,我领到了一枚「军人身份证」,兵籍号码是一三八九八八,生效日期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就是我入境台湾的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阶级是「暂支准尉薪」。说明我是一个已经具有「军人身份」,但却并非真的「准尉」,而只是「暂支准尉薪」而已。暂支就暂支吧,半年的「暂支准尉薪」五四○元,已经领到了手。遵照上级「储蓄」的指示,我以一四○元买了一枚金戒指,又以三六○元买了一只生活必须的手表,剩下的四十元,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评析》,一本余光中的诗集《蓝色的羽毛》,和一点日用品。

          这两本书,是我在台湾第一次亲自选购的书,对我日後走上写作之路,具有相当的意义。当我执笔至此,从书架上取出,书钉已经朽烂脱落、封面只有七个字的,《唐诗三百首评析》,忍不住随手翻了几页,像面对几十年的老友,顿感「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同时,便不免又想起那本《蓝色的羽毛》。这份内心的惋惜,我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所写,刊於《蓝星》复刊第一号,题为〈初读蓝星的诗人〉文中,有一段话,可资说明:

          「就我当时对诗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蓝色的羽毛》那种浪漫感伤的情调,很合我的口味,很能引起我的共鸣,读到高兴的时候,我常常在原诗的下面和上一首,想跟余光中先生比个高低。究竟和写了多少首,我也记不清了。那本具有很大纪念意义的诗集,後来不知道被什么人借去不还了(如果有谁肯把那本书还给我,我愿付一百倍的代价),至今想起来,仍感十分痛惜。」

          坦诚地说,《蓝色的羽毛》是我习诗的第一面镜子,我读它,看它,居然也能从中摸出一点诗味。我也确信,在余光中的书中,大不敬地,涂抹自己的诗句,未免幼稚可笑。所以《蓝色的羽毛》,便成了我所珍藏的秘本,而不轻易示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我由台北调到凤山步兵学校行政处,时任该校体育助教的诗人司马青山,常来找我聊天,《蓝色的羽毛》中的秘密,偶而被他发现,他因好奇,要借去看。这时,我对新诗创作,已有相当信心,对早期的习作暴露於人,已经没有什么得失的念头了。看就看吧,就让他借去了。後来索要时,回答却是:被台风雨洗劫走了!奈何?

          「义训队」结束後,我被分发到保干团警卫连,每天除了站几个小时卫兵外,便无所事事。那一阵子,我在日记本中天天写诗、写影评。写诗,可以无中生有;不看电影,怎样写影评?说来不免荒谬,只因心中无聊,看到电影广告,就有感而发,写自以为是的影评。只是这些东西,害怕贻笑大方,後来全都烧掉了。

          提起站卫兵,那年头,卫兵手中瑞的枪,枪镗却是空的,没有子弹。夜间,站在营门外的桥头,心里常常嘀咕:桥下面如果突然冲上来两个坏蛋,怎么办?

          警卫连的成员,大部份都是尉级军官,年龄大约有三,四十岁,我二十六、七岁,算是年轻的。为了迎接国防部一年一度的校阅,我第一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个月之内,单杠、木马、爬竿,跳越障碍,靶场射击等,全都达到及格的标准。

          受校那天,指定二十名到青潭靶场射击。我们事先得到指示,成绩好的站到前面,我的成绩平平,站在後面。没想到校阅官刁得很,他命令前十名担任靶场勤务,後十名射击。我想:完了,今天如果吃鸭蛋,准被连长骂死。结果,出乎意料,三环靶,满分十五分,我居然打了十二分,成绩甲等,事後还被夸奖了一番。

            五、绿岛一年,什么犯?

          在大崎脚扛空枪、站卫兵,干了半年,忽然,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被美军遣送来台的「五人小组」,又被召集在一起,没有任何理由,押上一辆军车。要往那里送?不知道。

          到了台北火车站,才知道是要坐火车南下。第二天早晨,经高雄转往屏东枋寮(那时候,南横铁路还未开辟),再搭军车到台东,改乘船,到了孤悬海上的绿岛。详细日期,已经记不起,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或八月,应该不会错的,因为天气很热。

          绿岛,位於台东县的外海,日据时期,叫火烧岛,是关押杀人要犯的地方。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後,成为关押政治犯和其他重要罪犯的监牢。名作家柏杨先生,因写文章获罪,在绿岛坐过多年牢;民进党立委施明德等,也因「美丽岛事件」,在绿岛监狱中,渡过青春的岁月。近年他们发起,要在绿岛监狱的原地,树立「垂泪碑」,後又改名「人权纪念碑」,行政院萧万长院长,也曾参加破土典礼,应有唤醒全民走过伤痛的意义。

          我们被关押的单位,是「绿岛监狱」?还是什么「职训总队」?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我们五个人被编在一个队中,是一个特别小组,吃饭、上课、睡觉,都在一起,但不准和队上的其他人员说话。听说,队内那些剔光头,穿灰色犯人服的,有一部份是金门古宁头战役,和东山岛战役的俘虏。我们不是俘虏,仍然穿著绿色的军服,但没有部队的徽号。

          每天除了上课,劳动服务之外,起初写自传、自白,从家庭出身,父母兄弟的名字,读过什么学校?什么时候参军?什么时候入党?介绍人是谁?参加过什么战役?韩战被俘的情形?到来台之後的观感,今後的愿望等;并一再的反覆询问,个别谈话,好像非要找出一些什么触犯法条的蛛丝马迹才罢休。那种气氛、压力,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可惜,我们几个人,来台之後,就是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在大崎脚「义训队」,给队员免费理发、当伙食委员、亲自下厨、烙油饼、炸油条,让大家吃得不亦乐乎;在警卫连,被选为受校代表、射击成绩甲等、受到队长、连长的夸奖。天地良心,没有什么对不起团体和自己。

          但是,别人硬是要把你当作罪犯来看待,天天让你上课、听训、写报告,你敢反对吗?没有什么道理可说,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

          经过长期的考察之後,队职官大概已经判定,我们这五个人虽然有些特殊,到底也不像什么造反的料子,管理上也开始松了一点,偶而,分队长还带我们到海边去散散步。

          後来,一位河南籍的分队长,劝我说:「老弟,小腿扭不过大腿,你们在这里一直呆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你们下次写报告时,只要写一句「愿意服从上级分发」,也许就会放你们走了。」

          听了那位分队长的话,果然,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五个人,终於脱离了绿岛十二个月的桎梏。

          但是,四十多年来,每当听到有人唱〈绿岛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飘呀飘……」便不免勾起那一段想忘也难的恐怖日子。

          这一段生活,对很多朋友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有人发起成立「绿岛难友联谊会」,我会第一个报名参加,毕竟我已经走出绿岛的阴影。

          • 家园 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文学,苦难的缺口

            文学,苦难的缺口

              一、海与天,发表第一首新诗

            一九五六年八月,从绿岛「毕业」,回到台北县新店,由国防部某单位接管,继续接受「考核」,负责人是少校科长陈先生。

            陈先生精明干练,自认是长官身边的红人。他坦率地说,他对我们的考核,重在思想,要我们坦白合作。他的方法是,指定阅读《国父思想》,《总统训词》,写心得报告。兴之所至,有时也来一段训话。

            这些功课,对我已属老套,可以应付裕如。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读自己喜欢的书,在日记本上练习写作,也尝试对外投稿。

            多少年来,战争、苦难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一段青梅竹马的恋情,也常常在心海里翻腾。想到海与天的距离,在眼前,是多么遥不可及;但在遥远的远方,犹海天一线,连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首新诗,〈海与天〉,投给《青年战士报》(《青年日报》前身)副刊,想不到很快就刊登出来。时间,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前後。诗长十八行,领到稿费十八元、可以到新店碧潭戏院,看九场电影。〈海与天〉的刊出,对我的鼓励很大。可惜、这首诗的剪报,不知後来怎么遗失了。最近,我到台北国家图书馆去查找,因为《青年日报》的微软片,是从一九五七年元月一日开始的,至今还未找到。

            在此同时,我也写了一篇二、三千字的小说〈伪君子〉,被陈先生看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直接了当地质问我:「你怎么写文章骂我?」

            「我怎么敢写文章骂长官呢?」我也理直气壮地答辩。

            「你小说中的那个伪君子,名叫贾真,不是在影射我吗?」

            老实说,我写伪君子「贾真」这个人时,只想用「贾真」谐音「假真」,刻画虚伪的人性,心里根本没想过,「贾真」跟他的名字有什么谐音的关联。但却使我百口莫辩。只得把那篇文稿当场撕掉了事。

            在陈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也在住处的门外,开辟了一块菜园,种过小白菜、萝卜、蕃茄、包心菜等,从劳动中锻练身体。

            一年後,陈先生调回原单位,继任的是文质彬彬的周焕武先生,爱好文学,偶有小说散文见报(三年前,曾出版长篇小说《织梦园》)。当他知道我也喜爱文艺时,即将他的存书《块肉余生录》、《安娜?卡林尼娜》等,借给我阅读,成了长官兼文友的关系。

              二、想进修,读函授

            自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来到台湾,已经苦熬了整整三年。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我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诗歌组(我的学员证是2-2-030)。半年後,并取得由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军中文艺函授班主任李辰冬,副主任刘云等三人联合署名的「结业证书」。

            其实,我在来台之後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在新店大崎脚「义训队」时期,便已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小说班(我的学生证是5-1-204)了。我还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习作,题目是〈南极探险记〉,写一个探险家,在南极洲的冰山下,发现二次大战後,纳粹德国在南极建立秘密潜艇基地,企图重建纳粹帝国的故事。目的是希望世人,对纳粹帝国主义的余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颇有几分今日称之谓科幻小说的味道。可惜,还没有收到老师的批改,作者已被送往绿岛「再感训」去了。

            我之所以这样热衷於函授,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对於读书的渴望。在那个年头、那个时代,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读书。而我,在大陆只读过一年初中,基本的学识基础都不够,再加上既无任何证件,又背著一个「解放军」、「志愿军」的标志,想进任何学校的大门,恐怕比登天还难。读函授学校,既不要证件,也不考虑身份,是进修的唯一途径。

            第二是满足写作技巧的需求。我对小说、诗歌,都有高度的兴趣,所以第一次报名是小说班,第二次又改为诗歌组。

            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军中文艺函授班,为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所兼办,师资也是原班人马,实质上仍是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有两位老师,为我毕生所感念。他们就是李辰冬教授,和诗人覃子豪老师。

            李辰冬教授,为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他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登报招生,一九五四年元月正式开课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设有小说班、国文进修班、诗歌班。小说班主任是谢冰莹,国文进修班主任梁容若,诗歌班主任侯佩尹。数月後,侯因故辞诗歌班主任,由诗人覃子豪接任(注)。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当许多失学青年旁徨无主,渴望求知求学,爱好文学者,也极需明师指点之际,李辰冬教授适时地创办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满足了无数青年学子的渴求,自是社会和文学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其每隔一或两周,给学生寄发的《校长的话》,後由该校出版时,改名为《文学与生活》(第一册),对造就作家的品格学养,更有莫大的贡献。

            四十年後,回头来检视我的学习过程,我想,李辰冬教授应是第一位引导我走进文学领域的老师。他的《文学与生活》,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遗憾的是,直到他从台湾师范大学退休、赴美、辞世,我都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表达我的崇敬和感谢。

            诗人覃子豪,是诗坛公认的,台湾光复後三位新诗开拓者之一(另两位是《现代诗》创办人纪弦,和「世界诗人大会」常设机构荣誉会长锺鼎文)。其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主任的任内,每周一篇的诗歌理论及《新诗批改》(後由蓝星诗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诗的解剖》),对诗歌教育的贡献及其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是诗坛有目共睹的。

            覃师,也是我在新诗研究班的老师,他的诗教精神,和爱护後辈的风范,堪称大师而无愧。不幸,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与病魔搏斗一百八十三天後逝世。我曾先後为覃师写过两首诗,一篇纪念性散文,一篇近五万字的〈《覃子豪全集》介评〉的论文,表达我对覃师的敬意。我在《葡萄园》第七期发表的一首悼念覃师的诗,〈种火的人〉,有一段话,是我几十年来,不曾改变的誓言。

              而你已从画廊的铜像上 昂然升起

              时间不会因森林凋零而驻足

              因此 当我们为你的归去而哭过之後

              我们就俯下身去 拾起你播下的火种

              投向林间 让青松以绿色的火焰

              燃烧山岚 让凤凰木的火炬熊熊

              让葡萄园藤长叶茂 金果累累

              让云雀与玫瑰都从梦中苏醒

            注:见一九九八年,诗艺文版,麦穗著《诗空的云烟》内,〈台湾最早培植诗人曲摇篮――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一文。

              三、文坛函授与小说研究

            一年的「思想考核」过关之後,我们这个五人小组,正式分发到国防部某单位,换句话说,是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开始上班了。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八月。也就是说,从到达台湾那一天算起,经过审问、感训、再感训、思想考核,四个阶段,三年五个月的锤炼之後,终於取得了一个可以上班工作领薪水的资格!不过,还不能太高兴,「军人身份证」上,还是「暂支准尉薪」。

            因为工作很轻松,下班之後,仍有自己挥洒的天空。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始,我又参加了小说家穆中南先生主持的,文坛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的小说班。

            半年後,小说班结业,我正在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时,金门八二三炮战开始了。台湾一切平时生活的方式,都转为战时的体制,各种支援前线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我的具体行动是,捐书。把几十本看过的翻译小说,捐赠金门前线的军民。

            这时候,我又为疾病所苦,先是严重的鼻窦炎,不能睡眠。长官要我去住医院,我一天之内,连跑八一九、三总、荣总三家医院,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金门炮战受伤待医的官兵,鼻窦炎这样的小病,当然住不进医院。改以土法治疗,就是用毛巾,将盐热水吸入鼻腔,再将鼻内的污物擤出来。此法虽土,总算不必张著嘴巴睡觉了。

            鼻窦炎稍歇,坐不安椅的痔疮,又接踵而至。军方医院住不进去,经特准住进台北「应世痔科」,一家私立的专科医院,经过两次手术治疗,才算了事。

            在病後的一段日子里,读书之余,我开始学习剪报,把报纸副刊上的好文章,从文学理论、小说写作基本论,到诗歌创作、散文游记等,分门别类地剪贴起来,从中也得到不少乐趣。这种剪报的习惯,大约维持了三、四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又报名参加了《文坛》月刊主办的,「文坛函授学校兼军中文艺函授班小说研究班」。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不走写作的路,又能做什么?何况「军中文艺函授班」,是军人学习写作合法的管道,谁也不能阻止的呀!於是,我又报名成了小说研究班的学员(学号是9-7-023)。

            非常抱歉的是,由於数年之後,我的兴趣完全转向了诗歌,小说研究班的讲义没有保存下来,连带的,那些授课教授的名字,除了校长穆中南之外,一个也记不得了。

            但我对小说研究班的习作,还是非常认真的。其中一篇习作,题目是〈贼心〉,描写一个公务员,企图盗取一张二万元支票,最终悬崖勒马的故事,是纯粹心理描写的手法,被穆中南校长发现,认为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在《文坛》月刊第七期刊了出来。其他几篇习作,像〈爱与幻〉、〈十二点差五分〉、〈含羞草的枯萎〉、〈一株满足的笑意〉等,也在稍後的几家报刊上登了出来。

              四、文艺研究班与贾云儿前传

            一九六○年八月一日,我获得总统蒋中正的正式任官令,叙任陆军通信兵中尉。据说,这是比照国军被俘归来人员,以降两级任用的原则核办的通案。也是我抵台以来,经过五年五个月,各式各样训练考核之後的结果。在个人感受上,至少「暂支准尉薪」的形式,算是已经过去了。

            这年九月,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市水源路文协大楼,主办的文艺研究班公开招生,我又悄悄地报了名。

            这个班,由陈纪滢先生主持,以研究小说为主,预定时间半年,前三个月,学习理论,後三个月写作实习。授课作家,包括赵友培、虞君质、侯希铠、穆中南,王蓝先生等。

            陈纪老以其长篇小说《贾云儿前传》压阵,当他讲完时,非常诚恳地,要求同学们,每人都要写一篇心得报告,要少谈优点,多提缺点,一周内缴卷。

            同学们或基於对陈纪老的感召,或为了自我表现,一周後提出的心得报告不下十篇之多,据私下交换意见,有不少同学提出了坦诚的批评,其中刘菲、云飞扬和我三人,批评缺失多於优点。他们两位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个人以一个出生於河南的读者,对书中发生在河南的故事背景,颇多不合事实之处,都一一列举了出来,希望写《後传》时,能一并加以改正。

            没想到,再下一周上课时,陈纪老宣布,因文协经费困难,文艺研究班的後三个月,暂时不办了。最近,在下笔写这段回忆时,我专程去台北国家图书馆,查阅《贾云儿前传》这本书,在陈纪老赠送该馆的五十部著作中,竟然独缺《贾云儿前传》!内心颇感歉然。不知是否肇因於四十年前,刘菲、云飞扬、文晓村等人,几篇心得报告,影响了陈纪老对《贾云儿前传》的评估?他不希望这本书留给後人再看?以致《贾云儿後传》,也胎死腹中。

            这段回忆中,所提到的刘菲,是我四十年前的老友,著有诗集《花之无果》、《风景?情景》,评论集《长耳朵的窗》;一九九九年五四文艺节,以《谈诗论艺》,获得文学评论奖章的刘文福。云飞扬何许人也,当时只知道是一位小说家,後来才知道,就是能诗能文,出版过诗集《秋声赋》、散文集《相思林》、长篇小说《铁马红粉》的贺志坚。

              五、第一封家书惹的祸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诗圣杜甫,在战乱中,只是三个月,未接到家书,便觉得一封家书,抵过万金。吾人流落台湾,与大陆家人,十年二十年不通书信,如果突然收到一封信,不知更是多么的珍贵。

            大约是一九六○或六一年吧?忽然,有一天接到上级指示,准许向大陆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心里仍然疑虑重重,大陆与台湾,已经敌对了二十多年,如果大陆官方知道我在台湾,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不知对家人是福还是祸?我耍了一点小聪明,在信中告诉父母:我是韩战之後,经由中立国,来到菲律宾,目前在马尼拉一家餐厅工作,身体健康,请父母不要挂念。当然,也希望知道家人的情形。末了,还说明这封信是请托一位船员朋友,带去香港寄发的。

            我以为自己的谎言编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父母看穿了。

            父母的家书,是由二弟立芳代笔。他在一开始就说,「奉父命给大哥写这封信……」意思是说,他写这封信,并非自己的意思,而是父亲命令他写的。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颇有防患於未然的意图。

            由於信中有一句,「但愿一水之隔,不会隔断书信的连系。」我猜想,父母和家人,已经判定,我是生活在台湾,而不是我信中所说的什么马尼拉。信中也告知,家中每个人的情形,像伯父已故世,我妻仝秋改嫁,晋生儿随他母亲同住等。这封信,应该也是万金家书了。但信经保防部门检查时,被典酒烧得破烂不堪,却令人十分生气。所以匆匆看过一遍之後,立刻奉还而拒收。

            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的家书,如果杜甫活在今天,不知他的感受如何?

            而我的二弟却惨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回河南老家探亲,一天晚上,二弟立芳、三弟立奇、四弟立四、妹妹群定、妹夫王才高等,十多口家人闲谈中,三弟立奇说:

            「大哥,你不知道,二哥当年替咱爹给你回过一封信,文化大革命那一年,二哥刚在西安地质学院毕业,正要分配到煤炭工业部,去当工程师,不知怎么被红卫兵抖出来,说二哥『里通海外,勾结美蒋』,不但扣发毕业证书,当不了工程师,还送回咱老家,在村子里,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差一点没有被斗死。」

            我听了这段话,只有万分的惭愧。

            奉父亲之命,给海外的哥哥回一封信,竟要戴上「里通海外,勾结美蒋」的大帽子。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是家书惹的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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