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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抓住抗战的尾巴 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
抓住抗战的尾巴
一、放弃师范读中学
我的六年国小，从本村青莲寺初小，到黄大王庙中心学校、铁门小学、新安县立第一小学，前後读了七年，中间两度失学，实际上，只读了五年。
我能读完国小毕业，已是莫大的幸运。从我读过的这四所小学来观察，我发现乡村国小的学生，全是男生，换句话说，女孩子完全没有读书的机会。城市的小学，也是男生多，女生少，大约是四比一。
学校的数量，也不普及，一般的乡村，只设初级小学，六年制的完全小学，每个乡镇只有一所，加以女孩子普遍不读书，就学率大概不会超过百分之四十。中学更是少得可怜，我的家乡偃师县，当时全县四十万人口，只有一所初级中学，设在我村以南十五里的??氏镇。新安县较好，也只有两所中学，一是县立初级中学，设在新安县城内，附有四年制的简易师范；铁门镇有一所私立嵩岳中学，包括初中和高中。
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三、四十年代的豫西地区，国民的基础教育，可说是非常落後。所以我在读小学的时代，便立志毕业後，要报考师范学校，将来从事乡村国民教育，以推广普及教育为毕生献身的方向。
但在毕业之前，适逢抗战已到最艰难的末期，日军的飞机已经侵扰到豫西地区，一股投身抗战的热血也同时在胸中沸腾。因此，献身教育？或投笔从戎？不知如何取舍。经田老师一番分析：要想从军抗战，就必须放弃读师范的念头，改读中学。因为师范生是公费，每月可以领四十五斤小麦，但毕业之後，必须任教四年，才能改行。
因此，国小毕业之後，我虽然先去洛阳，考上了省立第八中学初中部，接著又考取了新安县立初中和简易师范班，父母也劝导我读师范，每个月可领四十五斤小麦，贴补家里的生活。但我却认定，国难当头，参加抗战比什么都重要。至於献身国民教育，等抗战胜利以後再做也不迟。
父母知道我的意志坚决，也不再勉强我，我才如愿以偿，进入新安县立初中。
初中的课程，虽然增加了英语、动物等新的科目，但对我并未构成任何学业的压力。因发现班上行几位同学，上课时偷看武侠小说，十分入迷，我也好奇地借了一本《七侠五义》来看。这一看，南侠展昭、小侠艾虎、双侠欧阳春……便都成了我的偶像。後来当我看完《七剑十三使》之後，甚至还天真地动过求仙学剑的念头。多亏我母亲及时发觉，善加开导，才使我逃脱武侠小说的陷阱。（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十六日《国语日报》少年版〈坐对一片云〉一文中，详述过此事。）
二、拒绝结婚的少年
一九四四年四月，强弓之末的日军，企图作困兽之斗，向以洛阳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进攻。位於洛阳以西七十里的新安县城，曾遭日本军机多次空袭。我所就读的新安县立初中，经多次迁往北关郊外上课後，终於在日军侵占县城的前夕，被迫停课。
为了躲避战乱，父亲把我送到城东北五头乡舅爷家里暂住，他只身返回偃师老家，照顾母亲和弟弟。
这年，我已十六岁。在舅爷家避难之初，曾和长我一岁的小表舅王长安私下商议，如何追随撤退的国军，立即加入抗战行列。但当亲眼看见在慌乱中撤退的军队，只顾逃命，毫无战斗意志；而且军纪败坏，抢劫财物、骚扰百姓，跟日本鬼子的奸淫烧杀，几无二致。当地甚至流言：「宁愿日本人烧杀，不愿三十三军驻扎。」令人失望、痛心。立即从军的念头，也就暂时作罢。
麦收之後，父亲又来新安，把我接回偃师老家，一家团聚。
偃师在洛阳之东，从新安回偃师，洛阳是必经之地。当我和父亲路过洛阳附近，亲眼目睹几十个日本兵，押著一批骨瘦如柴的国军俘虏和民夫，扛著沉重的铁轨，抢修被日本飞机炸毁的铁路，动辄以皮鞭、枪托抽打他们时，抗日的怒火又在我的胸中燃烧起来，我真想冲上前去，对日军的野蛮暴行，提出抗议。父亲怕我真的会有什么鲁莽举动，伸手拉了我一下，示意赶快离开那个场景。但同胞被侮辱的那个画面，却深深地刻在我的心版上，无法褪除。
当时日军虽然只侵占了陇海铁路沿线的几个县城，无法占领广大的农村，但因日军残暴成性，尤其到处抢劫、奸淫妇女，造成民众极大的恐惧。所以当日军侵占豫西的那段时间，许多十几岁未成年的少女，都纷纷提前结婚，以免清白之身被日本鬼子??蹋。
大概就是为著这个缘故吧，当我回到偃师老家，一进门就看见，和我同是十六岁的未婚妻，已经住在我的家中了。我知道，父母一定会要求我立刻结婚。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结婚一切从简，只需邀请几个邻居亲友，公开拜拜天地，就算完成大礼了。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几天之後，母亲就劝导我说：「你媳妇长得很好看，也很懂事，我很喜欢。三个月前，她哥哥就把她送到我们家来了。不结婚，没有名份，很不方便，你弟弟就不知道怎么称呼人家，既不能叫嫂嫂，又不能叫姐姐。况且这孩子，也实在可怜，三岁时就没了娘，去年，她爹也过世了。不结婚，住在我们家，太委屈人家了。我想，过几天，挑个好日子，就给你们成亲吧？」
我没有答应。我坦白地告诉母视：「去年，我放弃师范，改读中学，目的就是中学毕业後，可以投考军校，参加抗战。现在，日本鬼子占领了我们的家乡，已经没有学校可读，眼前，我只想马上去抗战。青年人如果不参加抗战，什么时候才能把日本鬼子打走呢？现在，我随时都会离家，去参加游击队的。」
母亲伤心地流出了眼泪。又说了许多规劝的话，想要说服我，我还是横下心来，不肯点头。母亲知道我的个性，知道我的意志十分坚定，以後就不再提了。
豫西民风非常保守，即使订过亲的未婚男女，在结婚之前，也多守身如玉。我在老家住了大约三个月，和未婚妻也很少说话。後来，有一天下午，我从秋收後正在犁地的田里，回家来拿茶水，我的未婚妻把一壶茶水递给我之後，突然，出乎意料地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嫌弃我？不想要我？」
「不，不是的。」我不加思索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不肯结婚？」
「因为我要去当游击队，跟日本鬼子打仗，打仗是会死人的。我总不能让你十几岁就做寡妇呀！如果我们有缘，等抗战胜利後，只要我能活著回来，一定和你结婚。」
那个温柔懂事的女孩，把脸转了过去，不愿让我看到她的眼泪。我知道，我又伤了一个女人的心。
知子莫若父，只有我的父亲，对我的婚事，自始至终，没有劝过半句话。
三、雪地赤足八十里
在偃师老家那一段日子，听说嵩山地区，有一支纪律严明的游击队，因无人带路，无法前往。对於那些趁社会混乱之际，假游击队之名，行结夥鱼肉乡民之徒，我也不屑跟他们为伍，想来想去，似乎只有再回到我读书的新安县，才能找到从军抗日的道路。
刚巧父亲也打算到新安县去谋生，於是，在秋收和麦子播种之後，我便和父亲又回到了新安县城，住在乾爹的饭馆里，一面帮忙打工，一面和初中的同学取得连络。
十一月初，终於机会来了，县中毕业的段星灿学长（一九九五年，我和「九歌行」访问团到洛阳访问时，听当地诗友说，段君现居洛阳市，唯迄今还没有会面之缘），从渑池县上宫子平所领导的游击队回来招兵买马，连络了十几个同学，约定某天早晨六点三十分，在城南火车站西边集合。刚好前一天，母亲托人把我的棉衣棉鞋带来。因此，那天早上，我穿著母亲新做的棉衣棉鞋，没有告诉父亲，等於是不辞而别，准时到达集合的地点。但原先约定的十几个人，只到了七个。带队的段学长，害怕等久了会被日本人和汉奸发觉，就七个人一起，向城西方向出发。
我们沿著铁路北边的一条乡间道路前进。气温很低，突然飘起雪来，片刻，路面已被白雪掩盖起来。同学们害怕棉鞋湿透，棉花失暖，过不了冬，大家决定把棉鞋棉袜全都脱掉，掖进棉衣内的腰里，好像腰里掖著手枪似的。打赤脚在雪地上行走，起初还有点冷；走了一阵之後，反而觉得热呼呼的，没有半点冷的感觉。
新安县城西三十里，铁门镇是陇海路的一个站，日军在镇北的山上设有据点，我们在两、三里外的山下经过时，虽是飘雪天，仍能隐隐约约，看见山上日军的碉堡据点。为了防止日军放冷枪，我们把距离拉长，每隔十步一人，迅速通过了那段危险区。
一九八七年七七抗战五十周年，时任《青年日报》副刊主编的小说家王贤忠，约我写一首纪念抗战的诗，我以〈抓住抗战的尾巴〉应命。该诗分四节，第一节写的，就是我们一行七人，雪地赤足从军的情形：
那个冷面无情的冬
好像把一整季的雪
都集中在一天之内
以致从敌人枪眼下逃走的
七个中学生
不能不在风雪中潜行
把鞋袜掖在腰间吧
那是暗藏的手枪
中午，为了解决民生问题，我们在一个村子里，找到了甲长（相当於台湾的邻长），请他为我们派了一顿饭。带队的段学长，给甲长开了一张便条，写上游击队的番号，说是以後可以抵交公粮。
我们一行七人，经过一整天，在雪地上赤脚走了八十五里，终於在下午五时左右，抵达渑池县北三十里的游击队基地。接待我们的游击队伙伴们，立刻端来了几盆温水，教我们赶快把冰冷的双脚洗一洗，温一温，恢复血液的正常流通，以免日後发生冻疮的危险。
四、游击队员进城
上官子平，是原河南省渑池县县长、日军侵占豫西时，将地方民团自卫队带到乡村，改组成一个游击总队（具体番号已忘记）。我们几个学生，被编入第一支队宣传队，既无枪枝，也未穿军服，只是在村内的墙壁上，写过几条诸如「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万岁」等标语口号而已。
大约十天之後，听说「八路军」的一支部队，已经由黄河北到了豫西，要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司令员是河南籍的韩钧将军。渑池县这支游击总队，被收编为「独立第七旅」，由上官子平担任旅长。
我们这个宣传队，和其他一些青年学生，则改编为「豫西军分区随营干部学校」。没几天，不知什么原因，奉令转移到新安县北七十里石井镇附近的山区。
一天早上，队长（姓名已忘记）拿著一封信对我说：「我们抗日县政府，现在急需一台油印机，请你把这封信送进城内，交给西大街天主堂的一位外籍神父，请他设法帮忙。」
我毫不犹豫地伸手接过信件，装进棉衣内的口袋里。队长嘱咐我：「现在立刻出发。一路上，尤其是进城以後，要特别小心，不要被日本鬼子和汉奸发现。」
我点点头，表示我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
从石井到县城，这条路，怎么走？我边走边问，不会走错。但是，如何通过日军的检查？进城时，日军搜身时，信在棉衣口袋里，很容易被搜出来。我想，进城之前，把信放在棉鞋内，应该比较安全。
一路上，脑海里反覆翻腾，想的最多的，却是万一信被敌人搜出来，抓进监牢，该如何应对？如果被日本宪兵汉奸严刑逼供，最後的命运，不免一死。我想到荆轲刺秦王，文天祥和秋瑾从容赴义的故事，若是绑赴刑场，我要从容地高呼：「拥护蒋委员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战胜利万岁！」「中华民国万岁！」我的意志坚定，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为了安全，在离城七、八里的地方，我已把信放进棉鞋内，走路的脚步，尽量放轻，以免把信纸踩破。
我从北门进城，第一个意外是，守城的日本兵居然没有搜身，只是把两手端著的步枪晃了一下，示意叫我和其他进城的人，赶快进去，不要站在那里。第二个意外是，在东大街的路边，看到我的父亲在摆地摊卖香烟。
父亲看到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不只是感到意外，更多的则是惊讶、恐惧。他立刻把地上的香烟收拾起来，背在背上，示意让我跟著他走。
我们从一个巷子内，转进南後街，临时租住的家中。父亲问我：「到底进城来做什么？」，我支吾其词，只说想回来看看父母。我父亲不相信，但我母亲表示，非常高兴我回来。
匆匆吃过晚饭，父母带我去东大街外婆家。外公、外婆、舅母、父母和我，六个人围著火炉商谈。他们众口一词，说来说去，就是不准我再离开。最後，当他们知道我是来送一封信时，外公说：「你拿出来我看看，我替你送好了。」我想，这样也好。就从鞋子内把信取出来，交给外公。没想到这封信，在我的脚下踩了七、八里，已经面目全非。外公翻看了一下，随手丢进火炉中烧了，我想伸手去抓，已经来不及了。外公安慰我说：「你放心，我会把信息替你转到。」我半信半疑，但已无可奈何。
外公、外婆、舅母、父母，五个人围著我，一直谈到深夜，千言万语，劝我不要再定，说什么：「抗战多你一个人，少你一个人，又有什么关系？」但我坚决表示，非走不可。
新安县是个产煤区，城内百姓烧的多是碎煤，需要掺合一种黏性的黄土，做成煤泥，才能燃烧。这种燃煤用的黄土，来自北关的郊外。北关有些穷人，便是以挑土卖土为生。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挑著两只空箩筐，蒙过守城日军的注意，送我顺利出城。
临别时，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七张拾元的钞票，塞到我的手里，含著眼泪说：「孩子，记住娘的话，抗战胜利後，早点回来。」
可是，我还报给她的，却是终其一生的失望与悲伤。後来，我在台湾虽然写过十几首怀念母亲的诗，却也丝毫无补於我对母亲的愧疚。
回到随营干部学校，我把进城的经过，向队长详细报告之後，队长没有责备，只说：「我相信，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抓住抗战的尾巴〉一诗的第三节中，我曾以自嘲的语气，写出这段经过：
最壮烈的 也只是
抱定九死一生
到敌人占领的县城
传递一个秘密消息
可惜 日本兵不认识
二千年後的荆卿
糟的是 走了七十里的
那封信 也己面目全非
五、抗战胜利的滋味
住在石井镇的抗日县政府，後来有没有收到油印机，我一无所知。但母亲给我的那七十元钞票，却成了伙伴们追逐的目标。在那穷乡僻壤的山里，只有石头和溪水，有钱也没处用。後来我们发现，有一户人家在做豆腐，早上挑往石井镇去卖。於是，我们同班的一夥人，便接连几次，到那户人家去买热腾腾的豆腐，在豆腐上撒几粒盐，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当时，豫西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十分活跃，占领陇海路沿线的日军，铁路一直修不通，公路线上的运输辎重，时常遭游击队袭击。不久，渑池县城的日军便撤退了。我们的随营学校，也转进到渑池县南十多里的杨村。
迁到杨村的随营干部学校，改名为「豫西公学」，学生有两个队：一是军事队，召训地方民兵的军事干部；一是政治队，培养地方基层干部。我被编入政治队，受训两个月後，调到队部当文书。
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一天夜里，忽然枪声砰砰不绝，学员也立即集合，准备应变。第二天得知，上官子平任旅长的「独七旅」发动「叛变」，司令员韩钧派去的政工干部，除了少数逃出外，大多遭到枪杀。这应该是抗战末期，国共血斗的一章。
这年八月十日，?S然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起初，同学们还有点不敢相信，但当确知消息无误时，大家一齐跑到院子里，互相拥抱，高声呼叫，村子里的鞭炮声，也不绝於耳，那种狂欢的情形，真是终生难忘。
中华民族的八年浴血抗战，终於胜利了！但胜利带给我们的，却只是转瞬而逝的快乐。
家园 快贴下面的。。。 家园 还有后续的吗？什么地方能看全？ 家园 【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太岳军区与六十军 太岳军区与六十军
一、攀登太岳山
抗战胜利了，同学们以为再过几天，都可以「解甲归田」，回家和父母团聚了。但事与愿违，形势并非如此。
日本投降後，国共两军，互相争夺接收地区。豫西军分区只不过有一两千名游击队而已，当然不是从潼关东下的国军正规军的对手。双方根本没有接触，韩钧所部的游击队，即奉命向黄河北撤退。豫西公学也随之渡过黄河，到了济源县暂时住了下来。
济源在黄河北岸，在行政区画上，属河南省豫北区，为了减轻学生想家的心理，「豫西公学」改名为「河南公学」。
济源也是一个遭受战争灾害极为严重的地区，我们到达之初，几乎是十村九空，多数人民不是死於战乱，便是死於疫疠；活著的人，也都是奄奄一息。我们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一面安顿自己，一面抢救人命。校方并命令各队，以人力开垦失耕荒芜的田园。大约一个多月之後，我们正在以人力代牛拉犁种麦之际，忽然奉命调往晋东南的阳城县。
从济源到阳城，要攀登一百多里的大山。山路崎岖险峻，在感觉上，根本不是在走路，而是一步―步地攀爬。那一段路，究竟走了几天，现在已不复记忆，只是那种艰苦的滋味，却是永远难忘。一九六九年，我写〈攀登〉一诗，部份灵感，便是来自那次攀登太岳山的经验。〈攀登〉四节二十四行（湖南诗评家周瑟瑟曾有专文评介），下面摘录一节，以见一斑。
在那崎岖的道路上
你的步履艰辛
多少次 从峻峭的高处
跌向死亡的山涧
你的伤痕累累 血泪斑斑
也不曾停止你的脚步
阳城是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太岳军区司令部和太岳行政公署均设於此。河南公学搬到阳城之後，立即改名为「太岳军区军政干部学校」。经过几个月的动员教育，一九四六年二月，学校解散，学员全部分发到各军政单位，我和一位郭姓同学（名字已忘记）分派到太岳军区司令部机要科任见习科员。工作轻松，闲暇时间很多，郭喜欢打篮球，我爱看书。看书，甚至是我的唯一嗜好和消遣。
我的阅读，以文学作品为主，鲁迅的《阿Ｑ正传》，茅盾的《腐蚀》，当地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翻译的苏俄小说《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丹娘》等，均有涉猎。《红楼梦》却只看了几章，便觉得尽是闺中之事，看不下去。
因为在文宣队服务的一位同学未名的介绍，我也多次看过贺敬之作词的《白毛女》歌剧的演出，对剧中那个名叫喜儿的女孩，在大雪纷飞的除夕，等待躲债的父亲回家过年时，所唱的那两句词，「北风吹，雪花飘，雪花飘飘年来到。」至今我还能哼唱。
阳城地方的秧歌戏，有如台湾的歌仔戏，男女老少都会唱。到阳城第一年的春节，便遇到全县一百多个农村剧团公演比赛，很是热闹。
阳城也有两个词，十分有趣。一是「日婆」，相当於山东话「奶奶的」，却并无骂人的意思。二是「欧可」，跟英文的「OK」音义相同。至今我和朋友们讲话结尾，常会不自觉地说一句「OK」，也可能和这一段生活有关。
二、战争中的婚礼
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四六年太岳军区的战争，全是在同蒲线拉锯，印象深刻的，倒是太岳军区几次派出小部队，到豫西接应从大别山等地突围出来的李先念、王震、皮定钧等部队。李先念最後还是化装成和尚到达山西的。
一九四七年之後，随著全国内战的加剧，首先是太岳军区的直属部队，改组成第四纵队，由司令员陈赓和政委谢富治率领，号称「陈谢大军」，由晋南渡过黄河，在豫西开辟了新的外线战区，并一度攻占了洛阳；与从冀南南下，到达豫皖边区的「刘邓（刘伯承、邓小平）大军」，对洛阳郑州形成夹击的形势。
接著，太岳军区又将各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加以扩编，组成了第八纵队，由王新亭任司令员兼政委，担任内线作战，与山西地区的其他友军，包括从陕北东渡黄河的王震所部，负责攻打晋南同蒲线上的国军。不到一年，除晋南重镇运城，双方数度易手外，同蒲线上的多数县城，都已被解放军攻占。
这年八月，我在位於晋中某地的第八纵队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忽然接到司令部一封电报，要我即刻兼程前往沁县纵队後方办事处报到，什么事？电报没有明说。
由警卫连派来一位战士陪我，走了两天，到达沁县某村（村名已忘记），走进一家民宅的大门，迎面看到我的未婚妻时，我便立刻明白电报的意思了。只是我的心里仍然十分纳闷，「陈谢大军」虽曾一度攻克洛阳，但战局仍处你来我往的不稳定状态；我和老家的书信往来很少，父母虽曾劝我回家完婚，却从未提到要千里迢迢把未婚妻送来山西结婚呀！
晚饭後，经未婚妻的一番细述，我才知道：原来父母认为既然我短期内无法回家完婚，便决定托同宗文正来叔（我父亲因年轻时腿骨受过伤，不能长途跋涉），也是未婚妻的表叔，护送她来山西结婚。他们到达阳城军区司令部时，才知道我已调往第八纵队；多亏地方政府协助，沿途接送，终於到达沁县纵队的後方办事处。因正来叔不便久留，已在数天前离去。
次日中午，办事处处长（名字已忘记）在一家民宅的院子里，摆了一桌无酒无肉的「酒宴」，请了几位干部作陪，说了几句祝贺白首偕老的话，我和未婚妻相对一鞠躬，便算完成了结婚大礼。
我妻原名仝桂花，因为我的满脑子都是「革命」，觉得花呀草呀太俗气，为她改名仝秋，也有纪念秋天结婚的意思。
那年头，结婚後，无所谓蜜月，一个星期的假期，迅速过去，我将仝秋安置在办事处的家属队（又叫文化队，有专人教她们读书识字，即所谓学习文化）後，便匆匆赶回晋中某地的纵队司令部，
这里，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出身农家的仝秋，温柔勤勉，极获房东老太太的好感，主动认她做了乾女儿。在我一个星期的婚假届满之前，她们乾母女联手，悄悄为我赶做了一双崭新的布鞋，使我在回营的途中，穿著那一双用爱心缝制的新鞋，不能不满怀感谢。
我想：中国传统的爱情，是可以穿在脚上的，只是有时不免遭受践踏。
三、太原，围城之战
我返回晋中某地第八纵队司令部时，部队正在积极整训，准备攻打阎锡山军最後，也最坚强的据点――山西省会太原。
阎锡山，山西五台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是民国初年的著名军阀，曾和西北军冯玉祥联合，发动「阎冯倒蒋」事件。北伐统一後，任山西省长。抗战期间，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内战时期，是反共大将，手下拥有四十万大军，因其实施「兵农合一」政策，不得民心，士兵逃亡者众，不到三年，全省大小城市，几乎一一「失陷」。唯其主力部队，并未完全溃败，战力仍不可忽视。加以胡宗南将军所部的一个精锐师，调来太原，太原的防卫，仍然相当坚强。
就个人记忆，及访问昔日的「战友」，大约是一九四八年十月，由徐向前将军指挥的各路大军，亦不下三、四十万之众，已将太原城团团包围。我们第八纵队，位於城东的东山地区，对太原城形成据高临下之势。因部队缺乏攻坚的重炮火力，只是采取压迫包围的战术，先将外围据点，一一消除，等待适当时机，例如城内兵疲粮尽，再发动步炮协同的总攻击，一举攻占太原城。
在战役的间歇期间，适逢农历新年，非战斗部队的少数家属，特准来前线过节，我妻仝秋亦幸运地到战地聚晤数日。一天，大约是元宵节的前夕，我妻意有所指地说：「今天这个日子，你要特别记住。」
进入一九四九年，全国局势，已到瞬息万变的阶段。首先是，由东北入关的四野林彪所部，一月十五日攻占天津之後，不但断绝了华北国军自天津撤退的海路，而且迅速挥兵西进，与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将军所部会师，将北京城团团包围起来。守卫北京的「反共战将」傅作义将军，为了保护北京故都文物古迹，免遭战火破坏，接受了「和平解放」的条件。与此同时，在豫皖苏边区活跃的二野「刘邓大军」，和三野陈毅将军所部，联合发起的「淮海战役」（国军叫「徐蚌会战」），黄伯韬兵团已全军覆没，黄伯韬将军饮弹自尽，津浦路重镇徐州易帜，蚌埠的李弥兵团余部向南撤退，南京、武汉的门户，已经洞开。
此时，蒋中正总统宣布下野之後，代总统李宗仁主持的南京国民政府，已经面临土崩瓦解之势，匆匆派出以国民党秘书长张治中为首的七人代表团到达北京，从事和平谈判，底牌可能是希望以长江为界，双方停战。中共认为这是缓兵之计，予以拒绝；反而提出「八条二十四款」的反制方案，要求国军放下武器，接受改编，亦为国民政府所拒绝。谈判破裂，张治中等六人留在北京，参加後来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返回南京的，只有广西省主席黄绍告一人。
之後，不久，朱德将军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全国解放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在此形势之下，守卫镇江的海军「太平号」巡洋舰宣布「起义」，三野陈毅将军所部，不费一兵一弹，渡过长江，四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宣布「解放」。
四月二十四日，被包围半年之久的太原城，也在林彪所部数个炮兵团的支援下，经过一场血战，被徐向前指挥的十八兵团等部队攻打了下来。
我说「血战」，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据参加过此役的一位一八○师韩姓老友的回忆：「那天的攻城战，我们连是第二波，到达东城门时，城门已经打开了，守城门的全是日本兵的「敢死队」，两个中队，大部份都被打死了，只有少数被俘虏。在城内顽强抵抗的，是阎锡山的侍卫队和特务团，死伤非常惨重，我也亲眼看见，阎锡山（在数日前）搭飞机逃跑之後，继任的城防司令，他的小舅子汪经国，从城内的煤山地底指挥所被活捉出来，五花大绑，还拖在市政府前，公开照相的样子。」
他又说：「太原城的攻防战，双方都采用了大量的坑道战，单是阎军从城内挖向城外护城河和护城铁路的坑道，至少有一百多条。如果今天的市政当局，能把那些重要的坑道加以整修，开放观光，不但可以赚钱，也有历史和教育的意义。」
四、进军关中与入川之役
太原战役之後，第八纵队奉命改组为解放军六十军，与由第十三、十五纵队改编的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合组成第十八兵团，由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将军任司令员，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任政委。王新亭任六十军军长兼政委。六十军下辖一七八、一七九、一八○师三个师。为适应作战需要，完善通信连络，各师均增设无线电台，我复派往一八○师，担任机要科长，主要负责军与师、师与团之间的密电联络。
十八兵团在晋中地区整补训练一个月後，即奉命沿同蒲路南下，从蒲县茅津渡，渡过黄河，经灵宝、潼关，於六月上旬，正是收割小麦的时候，抵达西安城外。一八○师为先头部队，一路上，只有零星的接触，没有什么大的战斗。
六月十一日，西安城虽举行过象徵胜利的「入城式」，但多数部队都不准入城。我们在城郊外围停了两天，对心向往之的西安古城，也只能远远行注目礼，城内是个什么样子，一点也不知道。倒是抽空去看过小说中王宝钏的「寒窑」。所谓「寒窑」，就是相传当年王宝钏住过的窑洞，位於西安东南一处山谷，洞中有王宝钏的塑像，门外谷中，立著几棵高大的杨树，巨人似的守护著这位中国人心目中的贞妇。
六月中旬，一八○师奉命连夜兼程西进，追击向扶风地区集结的胡宗南军主力。某夜，我们从咸阳城外经过时，城内还有断断续续的枪声。但预计中的「扶眉大战」，因兵败如山倒的胡宗南军，不敢恋战，几乎是枪声一响，即溃不成军。
「扶噤战役」之後，我们继续西进，在陕西第二大城――宝鸡稍作停留，即转向川陕公路，攻占了扼控秦岭的战略要点街亭――这个《三国演义》中，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军事要地。但很快又奉命撤退下来，目的是给撤退中的胡宗南部队有个喘息的机会，让他们在秦岭、巴山一线，滞留一段时间，以待早已渡过长江，正向西南进军的二野「刘邓大军」，完成川黔边境的封锁之後，将西南地区国军主力，围歼於四川境内。这是一项战略布署。
秦岭山出产核桃，在那段没有战况的空暇日子，我和年轻的伙伴，常在山中采摘青皮的核桃，用小刀割开，挖出果仁，那种青果的香味，十分可口。
但在山中，我也发现不少男女，脖子上，或脸上，长有或大或小的肉瘤，可能与饮水有关。不知现在是否有所改善？
一九四九年深秋之後，十八兵团三个军，以川陕公路为主线，分兵三路，穿过秦岭、巴山，向四川推进。我们的师直属队，坐著新缴获的汽车，跟在先头部队之後，好像是在游山玩水，而不是打仗。例如：
我们经过陕南留坝县纪念张良的留侯庙时，便曾停车，进入庙内参观。记得庙内石壁上，还并排刻有朱德、何应钦将军的题字，观之，不禁令人莞尔。今日想来，如果这两位总司令，当年能够像在此题字那样，握手言和，中国人也许可以少死几百万人吧？当然，他们两位都不是「第一把手」，这样苛求他们，是不太公平的。
到诗人李白出生地的绵阳，第一次吃到那样橙黄香甜的橘子，固然是终生难忘，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在此得知，四川省主席邓锡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和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等，已经宣布「起义」，兵团首长决定，十二月卅一日，举行「成都和平解放入城式」。
那天，部队或徒步或乘车，缓缓开入成都市内，民众夹道鼓掌欢呼，热烈感人的场面，也是终身难忘之事。
入城後，不久，兵团首长并在市内一家最大的餐厅，宴请营以上的干部。司令员周士第，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和政治部主任胡耀邦，三人分别致词嘉勉。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周士第和胡耀邦。胡耀邦的平易亲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五、妻儿团聚在眉山
十八兵团到达四川後，兵团部即行解散，三个军分别设立三个军区，六十军兼川西军区，六十一军兼川北军区，六十二军兼西康军区。一八○师直属队和五三九团，到达眉山县，成立眉山军分区，下辖眉山、青神、邛崃、洪雅、丹棱、夹江、新津、蒲江、谷山等九个县。中国人历来就有「成王败寇」的观念。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暴动」、「起义」，组织「工农红军」或「解放军」时，国民政府一律称之为「共匪」或「匪军」。反之，一九四九年中共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後，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称「国民政府」为「蒋介石匪邦」，「国军」为「匪军」了。所以到达四川的解放军，对尚未投降，四处逃命的「国军」，便一律称之为「匪」了。
据说：一九五○年之初，四川境内千人以上的「股匪」尚有数万人之众，温江、崇宁等十多个城市受到包围，多处公路交通中断，表面看来，局势颇为严重。其实，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早已失去民心。所谓「得民者昌，失民者亡。」国民党的大势已去。民众的眼睛很亮，应该支持谁，反对谁，心里都很清楚。
所以，就眉山军分区而言，在司令员郑其贵，副司令员段龙章，参谋长余凯，三人轮番带队出击之下，两三个月之後，境内便逐渐安宁平静了。
三月某日，我忽然接到一封来自山西太谷的信函，拆开一看，居然是没有读过书的仝秋写的。虽然错字别字很多，我还是很高兴。她说：「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信。我给你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是在太谷出生，我希望他长大能聪明伶俐，取名叫太伶。」
我立刻回她一信，表示我满心的高兴。但我觉得「太伶」这个名字，有点俗气，请她改为「晋生」。末了，希望赶快照张像寄来，我想看看我们的孩子，长得什么模样。
信寄出之後，我便天天盼呀盼地，盼望快点看到儿子的照片。
四月某日的下午，科里的通信员，急匆匆地跑上楼梯，进门来话还没有说清楚，抱著孩子，满脸喜悦的仝秋，已经站在我的面前了。
「照片没有寄，我把儿子给你送来了。」
如果是今天，我会急步上前，把他们母子抱在怀里，来个热情的拥吻。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行动，都还非常保守。木讷的我，只是趋前两步，把孩子抱过来，摸摸他的脸蛋，说：「嗯，你比爸爸漂亮。」
科里的几位伙伴，认识的，不认识的，大家都站了起来，我为他们一一介绍。大家这才七嘴八舌地闲话起来。
当晚，余凯参谋长吩咐，将楼下警卫员住的一间小侧房腾出来，权充我们一家三口的爱窝。
眉山是宋朝一门三杰，苏洵、苏轼、苏辙三位大作家的故乡。城内有一座纪念三位作家的「三苏公园」，园内有一个不小的荷花池，是城内唯一可供消磨时间的去处，我在眉山住了十个月，尤其仝秋母子到来的那几个月，几乎每个星期，我们都会来此走走，坐坐。走笔至此，今天似乎仍能感受到那份只能回忆的甜蜜。
家园 【文摘】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
一、从成都到河北
别人打架，与你无关，你可以置之不理。但如果被打的是你的兄弟，而且被打得鼻青脸肿，你能置之不理吗？
一九五○年的韩国战争，便是如此。
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当北韩（朝鲜）人民军，挥兵南下，把南韩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美国扶持的南韩李承晚政府，只剩下釜山一隅之地，美国打出「联合国军」旗号，以陆海空军优势兵力，发动九?一五仁川登陆，将人民军拦腰截断，使战争形势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逆转，北韩七十二个城市，包括邻近鸭绿江的新义州，几乎全被占领或炸毁。以兄弟之邦相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解放军的八一帽徽拿掉，改以「抗美援朝志愿军」名义，出兵反击，并一举打过三十八度线，毋宁也是天经地义的事。六十年後的今天，当我写到这场历史性的战争，实事求是，将历史还归历史，是谁也无法否定的。
在这样的客观形势下，原本已经半地方化了的六十军，於一九五○年十一月奉命重新整编，一七八师留在川西区，担任基干武装；一七九师、一八○师归建；另将原六十一军的一八一师划归六十军建制。人事方面，原六十军军长张祖谅，留任川西军区司令员，由六十一军军长韦杰出任六十军军长；川西军区政委袁子钦，绵阳军分区司令员邓仕俊，分别回任六十军政委和参谋长。
兼眉山军分区的一八○师，也奉命将分散到眉山、温江两个军分区的部队，全部归建，集中於成都附近的茶店子，重新编组成一八○师。由郑其贵任师长，段龙章任副师长，吴成德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王观潮留在眉山军分区，续任政委及地委书记（注）。师机要科分成两组，我和五位伙伴随师部同行。
十二月，离开成都的前夕，仝秋携子晋生来会。她告诉我：师部的家属，已全部集中到成都军区的家属学校。又说，她会尽心照顾孩子，并努力学习文化，叫我放心。
我也说了一些安慰她的话，未了，却诚挚地说：「如果我在战场死了，你不必为我守寡……」我的话没有说完，仝秋伸手捂住了我的嘴，不让我再说下去。
第二天，当我上车离去时，仝秋抱著孩子，不停地对我挥手，挥手。不知她的心里是否会顿萌，此去天涯，今生还能相见否？
部队先乘汽车，沿川陕公路，到达宝鸡；再转火车，经西安、洛阳、郑州、石家庄、德州，到达河北省的泊头镇。火车在洛阳，停了半小时，加水添煤。我曾下车，伫立在落雪的站台上，向东遥望，四十五里外的故乡。
在泊头过年时，忍不住给父母写了封信，说：他们的媳妇和孙子留在成都；我现在河北泊头，因随时可能出国，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无法回家探望他们，求父母原谅。
没想到正月十三日，大雪纷飞的夜晚，父亲只身来到泊头。是年，父亲五十一岁，当卫兵把他引进我的房间，灯光下，看到父亲双鬓飞霜，不仅吃了一惊，刹那间，父子相对无语。我无头无脑地说：「爹，你老啦。」
父亲回了我一句：「你怎么不看看你自己？」语毕，忽然把脸转了过去。我知道，他不愿让我看到他眼中的泪水。
父亲在泊头镇，只住了两天，心里惦念著，家里还有十几颗大白菜，需要挑到镇上去卖掉，换点钱用。
师部给我三十斤粮票，慰问父亲。我把仝秋在成都买的一条绣花缎子被面，和我身上的一点零用钱，请父亲带给母亲，是我此生唯一回报母亲的东西。
送父亲上车之後，回程的路上，想到当年我放弃师范，放弃每月四十五斤小麦的公费，父亲不曾给我半句责备，我满怀感激。我想，他真是一个好父亲，一个伟大的父亲。
注： 以上资料均见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出版之《奇迹》第五页。
二、进驻鸭绿江
就我看过的文件和记忆所及，一九五○年底，毛泽东主席把六十军和西南其他部队，调来河北，是一项机动的战略布署：既可预防敌军从勃河湾登陆，威胁首都北京的安全，又可随时增援正在奋战中的抗美援朝志愿军。
为了执行此项任务，部队到达河北之後，立刻把旧的各种杂牌枪炮，一律换成苏联制造的兵器，虽然全是二次大战淘汰下来的东西，总比杂牌货要好些。
泊头镇滨临运河，适逢寒冬，河面都已结冰。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我和师部几位伙伴，常到运河去滑冰，因为穿的是布鞋（没有溜冰鞋），技术又差，每次只要能滑三、五公尺，便觉得其乐无穷。当然，跌跤出洋相的次数也不少。
有一阵子，一八○师奉命要动员一个补充营，到抗美援朝的前线去参战。动员号召，签名、写血书，闹得热火朝天。
但是，补充营刚刚组成，又立刻解散，各回自己的单位。原来六十军全军都要做抗美援朝志愿军了。
为了要把解放军变成志愿军，我们奉命把身上所有解放军的标志符号，包括军帽上的「八一」帽徽，都要拿掉。
这件事当时看起来，不过是表面功夫。但今天回头再来想一想，这真是中、美两国领导人的大发明、大智慧，甚至还可说是一种高明的政治艺术呢。不是吗？美国人要出兵，弄了个「联合国军」旗号，避免被指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要出兵，秀出「抗美援朝志愿军」名义，表示与政府无关，避免中、美两个国家搞对抗。如此这般，二十年後，美国总统尼克森，国务卿季辛吉，坐著总统号专机，飞到北京；中国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钓鱼台宾馆设国宴招待，双方热烈握手，高举酒杯，喝茅台酒，也就不会对二十年前两国兵戎相见而感到尴尬了。不是大发明、大智慧，高明的政治艺术，焉能有此境界！
一九五一年三月上旬，部队换装训练，草草完成。为了及时增援志愿军作战的需要，从西南军区调来的六十军、十二军、十五军，临时组成第三兵团，由陈赓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王近山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委、王蕴瑞任参谋长（注一）。可惜，陈赓将军後来因病住院（注二）。未能及时到达前线指挥，否则，第五次战役中，一八○师也许不致遭受那样惨重的失败。此事容後另述。
再说，一八○师三月上旬，由泊头镇乘火车北上，经渖阳到达安东（今丹东）集结，东北的天气，穿著棉衣，仍觉得寒气逼人。
安东面临鸭绿江，看到隔岸北韩新义州的建筑物，已被炸得面目全非。而米格机不时地飞啸而过，天空留下一道道的白烟，顿感战争真的已经到了眼前。
注一： 《奇迹》二四页。
注二： 《奇迹》：三四页。
三、第五次战役的一八○师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日下午，一八○师从安东出发，徒步通过鸭绿江大铁桥，在黑暗中，越过北韩名城新义州，直奔抗美援朝的前线。新义州的面貌如何？一点也未看到。
为防敌机袭击，部队采取夜间行军，白天隐蔽休息的方式，虽然敌机日夜不停地袭击，也无法阻止志愿军的前进。四月上旬，部队按计画到达伊川地区集结待命。
据说，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将军，为因应「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公开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将韩战限制在朝鲜半岛极为不满，有意用空军将鸭绿江所有的桥梁加以封锁，并轰炸东北渖阳、鞍山、本溪等工业基地，削弱志愿军的後动补给；或发动第二个仁川式的元山港登陆，前後夹击志愿军；甚至邀请台湾的国军，赴韩参战，或发动渤海湾登陆（据後来台湾军中朋友告知，当时国军五二军已经整装待发），扩大战争的意图，决定发动制敌机先的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志愿军有十一个军，在全线展开攻击，敌军节节败退，六十军在西线，一直攻到汉城东北十多公里的九陵山，与敌军展开激战，颇有斩获。此後一八○师系担任军的预备队，没有太多的战果。
在这个阶段，联合国军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因与美国政府唱反调，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从的味道，已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撤职。新任联军总司令李奇威将军到任後，原拟於四月十六日发起攻击，发现志愿军和人民军兵力强大，改采守势（注一）。
志愿军为集中兵力，歼灭东线敌军（南韩部队）主力，决定於五月十六日发起五次战役的第二阶段攻击行动。兵团命令六十军一八○师渡过北汉江，牵制正面的美国第十军，重要状况直接报告兵团部；六十军一七九师、一八一师为兵团机动部队。一八○师渡过北汉江後，即与美军陆战队第一师、陆军第七师展开激战时，兵团又令一八一师配属十二军，一七九师配属十五军，调往东部战线作战。六十军正面只剩一八○师（注二）。根据此後的战局变化，这是一项战役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一八○师渡过北汉江之後，为了牵制正面的美军，一直采取攻势作战，越过三十八度线一百多公里。联军起初，摸不清志愿军兵力虚实，完全是被动挨打，且战且退。後来，当联军总司令李奇威弄清志愿军自十六日开始进攻，所携粮弹，只能维持五至七天，二十日後粮弹将尽，补给困难，即下达命令，二十日以後转守为攻，并以十三个师组成特遣队，发起反击（注三）。
志愿军因全线均越过三十八度线以南百公里左右，运输线延长，背後有洪川江、昭阳江、北汉江等几条江河，雨季将至，有运输断绝之虞，彭德怀五月二十一日下达命令，五次战役结束，部队自二十二日向三十八度线以北转移，改为防守（注四）。
六十军担任三兵团转移的阻击任务。当左右友军均已於二十二日北撤，二十三门下午，一八○师正集结部队，准备撤过北汉江时，突接军转三兵团指示：「由於运力缺乏，现战地伤员尚未运走，十二军五千伤员全部未运，十五军除已运走者外，现水泗洞附近，尚有二千不能行动之伤员。六十军亦有伤员一千余人。为此决定，各部暂不撤收，并於前沿构筑坚固工事，阻击敌人，（伤员）运走之後再行撤收……」（注五）。就我的记忆，六十军首长，并特别命令一八○师应将某洞（地名）的八百名伤员全部带回，不得遗弃。
二十四日，当联军已经攻占了北汉江的部分渡口，一八○师始奉命在敌军的炮火威胁下，撤过北汉江，但仍三面受敌。「二十五日，几十架敌机对一八○师扼守的阵地轮番轰炸，大批燃烧弹引起漫山遍野的大火，接著敌人炮兵、坦克猛烈射击，步兵成营或团地轮番冲击，在鸡冠山前沿，五四○团三连干部全部伤亡，十多名战士自动组织起来抗击敌人，守住了阵地（注六）。」「二十五日上午，一八○师两翼敌军继续深入，使该师处境更加危险……」。「二十六日，敌人继续沿一八○师两翼公路猛攻，」美二十四师，南韩第六师，与东侧之美七师，割断了与一七九师的联系，对一八○师形成合围（注七）。
一八○师在粮尽弹缺，苦战数日，後路已被切断，又处於山险路窄的高山之中，二十六日，经军批准後，决定全师轻装突围。二十七日晨到达一四三六?九公尺的鹰峰。发现仍在重围之中，师首长决定，继续突围，「若集中突围不成，则各单位可利用敌人间隙，分散突围，以缩小目标（注八）。」
据《奇迹》一书所说，一八○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参谋长王振邦，五三八团团长庞克昌，五四○团政委徐懋召等突围归队的官兵，至七月份有三千多人，在战役中死亡四五六人，负伤一六一六名，被俘失踪五五七二人。虽然，损失十分惨重。志愿军从志司、兵团、军、师等各级领导干部，均曾做了自我检讨，志司一位首长也承认，「这是上上下下指挥上的许多错误综合一起造成的（注九）。」但一九五一年八月，以治军严明著称的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将军到任，说了一句，「必须严肃对待这一件事（注十）。」後，不久，即将一八○师师长郑其贵撤职，降任三兵团管理处长，副师长段龙章降为军作战处长。而不顾一八○师在五次战役，担任并完成阻击任务的事实，以及由於上级战役指导的诸多错误，造成一八○师陷入重围，弹尽粮绝，被迫突围，损失惨重的结果。而历来突围作战，无不损失惨重，红军的突破五次围剿的长征如此；李先念、王震、皮定钧等部内战初期的中原突围，亦复如此；其中李先念还是化装成和尚，只身逃出重围的。若非毛泽东驰电嘉勉，李先念、王震也不会後来坐上国家主席、副主席的宝座。四十九年後走笔至此，不能不为郑、段二人的委曲所感叹、所抱屈。
注一： 《奇迹》五一页。
注二： 《奇迹》五二、五三页。
注三： 《奇迹》五五、五六页。
注四： 《奇迹》五六页。
注五： 《奇迹》六二页。
注六： 《奇迹》六五页。
注七： 《奇迹》六九、七○页。
注八： 《奇迹》七二页。
注九、十：《奇迹》八二页。
四、隐匿深山的一年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一八○师决定轻装突围时，机要科奉命将密码烧毁，以免落入敌手，造成重大的泄密。师部只留报话机，维持对外联络。
突围的那天夜晚，师直属队跟在部队後面，在滂沱大雨中摸黑行进，天空偶有照明弹，但在密密麻麻的树林中，根本看不到路，只是紧紧地跟著前面的人、快速移动。一不小心，竟连跌带滑地滚下了山崖，想再爬上去，已不可能。就这样，我们一群人走入一个山谷。用手电筒看看指北针，继续往北走。天亮时，走出谷口，面前横向的公路上，有几辆敌军坦克在移动，来不及思考，也来不及商量，只有拚命从坦克车的空隙中冲过去。当我们跑过十几公尺，坦克开始向我们身後轰击，拖著两条酸痛的腿，终於爬上了对面的山坡。
这时，雨已稍停。看到满山横七竖八躺在地上休息的，都是穿著同样制服的同志，以为已经到了安全地带，也躺在地上睡了起来。
醒来时，肚子实在太饿。和昨天一样，又找到一棵榆树，摘了点榆叶，用洗脸盆煮一下，各人分吃一点、总算肚子里有点东西。空中，敌人的飞机，不停地喊话，招降。这才知道，仍在敌人的包围圈内，情况还是很危险。
下午，得知「分组突围」的命令，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机关人员，很想跟在武装人员的後面，突围成功的机会可能大些。但是，周围找不到任何拿枪的人，最後，只好自求多福。
我身为一科之长，当然，要和我的伙伴同生死。我们决定，天黑时，找一条小路，向北摸索、突围。师部一个姓郭的小卫生员，要求同行。他只有十六岁，我不能拒绝。
出发前，科员赵国友说：「科长，让我走在你前面，万一发生什么情况，你仍可以照顾大家。」
黄昏时，我们一行八人，沿著一条山径，往山下走。看见一间小茅屋，大夥停了下来，赵国友等四人先到前面去探路。只走了几十步，一排自动步枪扫了过来。科员小杜和卫生员小郭，二人负伤跑回。说：「赵国友和通信员谢进财二人，已经中弹身亡。」
我们在小屋中，稍作商量，无法处理战友的善後，决定绕道下山，继续突围。因溪流暴涨，涉渡不易，只好又回山上。过了两天，终於在夜色掩护下，渡过了那条溪流。并且，幸运地发现有几户人家，门外的树上，挂著几十串玉米。饿了多天的我们，好像发现了人参果似的，恨不得每人背它一大袋。但转念一想，这是韩国人民的血汗呀，我们於心何忍？我要求大家每人只拿几穗就好。
次日，我们藏在山林中，吃了一次此生最香的炒玉米，决心继续利用黑夜掩护，向著有炮弹冒烟的方向转进。但是，在山上转来转去，从山脊的棱线，到山谷的小径，不知走了多少天，就是走不出敌人的地区，不幸，一天夜里，摸到一处山谷，闯上了敌人的哨兵，又跑散失踪，少了两个伙伴。
就这样，我们在敌後的山上，昼伏夜行，瞎闯乱摸了一个多月，得不到结果。後来，在一处半山腰中，发现一个可以避雨的石崖，索性住了下来，等待志愿军发动第六决战役时，自然就有归队的机会。
但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困难重重。我们也几次，利用黑夜，摸到山下，在那被炸毁的房屋中搜索，也只能找到一些臭烂的黄豆，拿回山上，炒一炒，便成了黑灰。黑灰也是粮食呀，我们还是把它吃进肚子里。
白天，我们常在山里找野生果子，也常有很好的收获。我最喜欢野葡萄，往往把葡萄果肉吃了之後，把核果装在口袋里，用锅慢慢焙乾，连壳带仁一齐吃下去，也是此生的珍品。
野果吃光了，转而找野菜，在试吃野菜时，有一次中毒的纪录。但我们终於发垣了一种类似菠菜的野菜，长在山谷有水的地方。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志愿军的第六次战役仍无踪影。在这深山之中，冬天怎么过呢？必须找到一点粮食呀。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终於，在我们搜索过不下十次之多的那个被炸毁的山村，一个厨房的地下室中，找到半缸小米，大约有七、八斤。我们把它背回山中。就是靠著这几斤小米，我们渡过了一个大雪封山的寒冬。
做法是，每天吃两餐，早上抓半把米，先把米煮烂，再加上一些野菜，混合起来吃。下午只吃野菜，不加米。幸运的是，那种类似菠菜的野菜，居然在寒冬中生生不息。
天天吃没有盐的野菜，实在苦不堪言。有一次，在大雪纷飞的夜晚，我们四个人全体出动，翻过山脊，到後山下面，想去南韩军营，偷几箱罐头，开开洋荤。因被敌人发现，开枪，败兴而回。如果当晚敌人顺著雪地上的痕迹追赶，很可能被逮个正著。後来大雪封山，便没再做这样的冒险。
数年前，有朋友问我，你们在冬天怎么解决「火」的问题？我说很简单，这是我从老家学来的。就是每次饭熟时（对不起，恕我使用这个习惯性的「饭」字），在尚未熄灭的火灰中，埋进一块木柴，等下次做饭时，木柴已烧成火炭，吹一下，就有火焰。
好不容易熬过了冬天，山上的积雪已经化尽，应该是四月、五月了吧？第六次战役总该发动了吧？左等右等，等到的却是敌人搜山。
五、战俘的命运
大约是六月的某个早晨，我们四个人还躺在石崖外面睡大觉，忽然，「卡嚓！卡嚓！」一阵拉枪栓的声音，睁眼一看，一群美国兵，用枪尖对著我们，大吼大叫：「God damned，son of bitch！get up bet！」当时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後来知道，这是美国兵骂人的脏话，意思是：「王八蛋，狗娘养的！滚起来！」
我们被押送到山下一处军营，把满身虱子的棉军衣脱掉，换上印有P．W（Prisoner
of war）战俘字样的军服，问过简单的身份之後，即被转送到汉城以南金浦机场战俘营，进行审询。
我被关进一个单人的小铁丝网内，连续审问了好几天，先问：「你是不是彭德怀司令部派来敌後，从事间谍、破坏、暗杀的特务？」又威胁：「如果你不肯老老实实和我们合作，我们就把你送给韩国政府，以战犯间谍审判你。」
面对这种恐怖威胁的审问，我满心想的只有一个「死」字。我想到，在突围中，不知已经死了多少次。又想到，宁死不屈的文天祥，便下定决心，宁做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决不做汉奸、卖国贼、帝国主义的奴仆。在这个原则下，能说的就说，能做的就做。不能说的，不能做的，就是不说不做。十六年後，我在一首长诗的序诗结尾中，写的也是我一生的思想。
在你苦难的岁月里
我是士兵 也是燃烧的火种
在你光辉的覆照下
纵然倒下去 化为灰烬
也不会缩短顶天立地的距离
在金浦战俘营中，我曾看到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吴成德。他大概和我们同时被俘。他和我一样，享受的也是一间小铁丝网。我们遥遥相望，没有说话，有时以唱歌，表示彼此的心情。听说，韩战後，吴以师主任的身份，与美军二十四师少将师长狄恩交换，回到了大陆。文革中被批斗，下放劳改，中共十三大邓小平上台後，始获平反退休。
有朋友告诉我：吴在一本自述的书中怀疑，他的身份，可能是文某人泄露的，要我回大陆探亲时，去山西运城见见他，解释一下。我的回答是：吴主任只知道，他在敌後的山中吃过一年苦，却不知道别人吃的苦，比他只多不少。同是天涯沦落人，有什么好说的。
我在金浦战俘营住了大约一个月，後来被送到琉球一处军监中，与其他几位先後被俘的伙伴，关在一起，在枪兵的「保护」下，每周做六天无偿的苦工中，渡过一年十个月的战俘生活。
家园 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 从OKNAWA到绿岛 从OKNAWA到绿岛
一、黑夜的遣送
关在琉球军监的，一共五个人，除了我和老丁、小杨是韩国同生共死的难友外，另有两位，也是五次战役中先後被俘的人员。
我们这五个P．W.（Prisoner of war），可能被视为特殊分子，不送到巨济岛的战俘营，而被关在韩国战区之外，美军远东军事基地琉球（OKNAWA）的军监，显然是违背「日内瓦条约」的不法行为。
但是，被关在一间铁皮房子里，日夜有枪兵守卫，你又能向谁控诉呢？况且在这四面环海的岛上，想逃也逃不掉。唯一的办法，也许可以利用在营区内做工的当地居民，帮我们传一个信息，给当地的报纸，把美军非法拘押战俘的行为，揭发出来，以引起志愿军谈判代表的注意。可惜，在严密的看管之下，没有成功。而只有等待韩战早日结束，双方交换战俘的到来。
我们这五个难友，都只有初中程度，英文报纸看不懂，英语广播听不懂。唯一获取外界消息的来源，便是当地的日文报纸。日文中夹杂有大量的汉字，把汉字上下连起来，便不难了解其中的大意。我们就是利用每天出去做洗车清洁杂工时，趁卫兵不注意时，把一些日文报纸，偷偷带回房间内阅读。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韩战停火，再过几个月，双方开始交换战俘。我们要求见指挥官。一位上校主管，找来一位会说华语的翻译，问我们是怎么知道停战和交换战俘的消息？我们的回答是，听广播。他们说，依照停战协定，你们可选择回中国、去台湾，或到其他中立国。并态度十分友好的，一一询问我们的意愿。我们一致回答：回中国。
之後，我们又多次提出要求遣送回国的愿望，却没有得到肯定的答覆。但看管却更加严密了。有一段时间，整天关在铁皮房屋里，不让再到外面做洗车打扫之类的工作，警卫带我们去餐厅吃饭时，一进门，便把收音机关掉，以免我们听到外界的消息。
再过几个月之後，有一个军官，来到我们的房间，给我们每人发了四套黄卡基军服，四条黄色军毯，说要送我们回国（Go home）。我们抱著希望，在宪兵押送下，送上一架军用飞机。下机之後，接机的是几位穿着军服的国军军官。他们说：
「这里是台北松山机场，欢迎你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
这是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的深夜。
四十六年後的今天，当我执笔写到这里时，我必须坦率地承认，这不是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不是我们的自由选择。至少在那个时候，这是事实的说明。
但这却是美国式的「尊重人权」！美国式的「自由选择」！多么具有讽刺的意义。
二、乌来山中审问
我们五个人，被安置在台北县乌来乡乐山庄旅社。接待我们的，是文质彬彬的少校军官甘先生。
甘先生首先想要解除我们心中的疑虑。他告诉我们：「国民党自从民国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从大陆撤退来台，经过几年的检讨、改造，已经不再是从前大陆时代那个贪污腐败的旧政府，而是代表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反共复国的基地。」他代表自由中国，欢迎我们回到自由祖国的怀抱。他也提出了许多问题，从中共建国後的社会观察，到解放军、志愿军，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种种，要我们提出书面报告。并且特别强调，政府会尊重每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知道，这是一种变相的审问、调查。面对昔日革命的敌人，内心不免涌起复杂的自我斗争和挣扎。仔细思考之後，我把自己的基本观念，做了三点调整：
第一、我在台湾，既非国军的俘虏，也不是自愿来台的「反共义士」，我应该保有最低的自尊。
第二、国共两党的革命动机，都是为国为民，应无二致。国民党过去贪污腐败，当然应该反对，甚至打倒；但如果它能彻底觉悟，大公无私，自然也该给予鼓励的掌声。
第三、我现在既非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在两党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希望能够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
立场观念厘清之後，我对任何问题，都能坦诚以对，不加回避。对於某些错误的传言，也敢给以适当的驳正。例如甘先生曾在闲谈中问我：你对共产党新婚姻法的「一杯水主义」，和军中的「慰劳队」，有何看法？我告诉他：这两点都是可笑的谣言。中共的新婚姻法中，虽然规定男的年满二十岁，女的年满十八岁，两人只要向政府机关申请登记，即算完成合法的婚姻；但对党员干部的结婚，却要先经过党组织的批准。如果未经组织批准，而发生不正常或超友谊的关系，往往会遭到调职或开除党籍的处分。在这种封建、保守严厉制度下，又怎能产生「一杯水主义」呢？至於解放军中是否有什么色情的「慰劳队」，至少我个人是从来也没有看到过，或听说过。好的宣传工作，绝对不能无的放矢。
关於个人的愿望，我想，我也真的够天真、够浪漫。在当年那样「反共抗俄」的环境中，我居然胆敢表明：如果允许我自由选择，我希望做一个平民百姓，从事不涉及政治的文化或教育工作；言外之意，就是不想做军人。
乌来，原为阿美族聚居的山区，因有乌来瀑布和温泉，近年来已被开发为民众休闲娱乐的名胜风景区。乌来的香鱼，也是远近驰名的佳肴，在接受审查的空档中，我也很喜欢到溪边去钓香鱼，运气好时，一个小时能钓到十几二十条。香鱼不大，只有手指般大小，加点面粉，放进油锅炸一下，吃起来，皮脆肉香，风味绝佳。
在乌来住了一个多月，也许我的思想问题，对别人也产生了什么负面影响吧，五月初，我们五个人，被送到新店附近的大崎脚，接受「感训教育」。
三、大崎脚感训
新店大崎脚保干团内，设有一个临时编组的「反共义士感训队」（如果我没有记错，队长是蓝迅云上校，广东人。第二任的指导员是郑心中校），专门收容各部队认为思想言行偏差的「反共义士」，给予感训、再教育。我们五个人，虽然不够「反共义士」的资格，但同样被视为韩战遣送来台的份子，思想偏差，送到该队来「感训」，却是很够资格的。
上课的内容，有《三民主义》、《总统训词》、《反共抗俄基本论》和劳动服务等，不必细述。这里谈几件小事，也许比较有趣。
「反共义士感训队」，除了「反共义士」，还有浙江一江山战役中，声称「全体阵亡」，事实是战败被俘、被遣送回来的部份官兵，以及海上抓来的一些渔民，这些人全是「无给制」，身无分文，连理发的钱都没有。为了解决三千烦恼丝的问题，队部买了一套理发工具，指导员问：「谁会理发？」我举手回答：「我会。」
那时候，一天吃两餐，下午餐是四点钟。於是，有好长一阵子，每天下午餐後，就是我大显身手，为队员免费理发的时间。这件事，我在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台湾副刊》的〈老师为我理发〉文中，曾经提及。
几个月後，我被选为队内的伙食委员，负责改善全队的吃饭问题。当时每人每月副食费三十元，早餐多半只是花生米、萝卜乾，或豆腐乾配稀饭；下午餐吃乾饭，只要有空心菜，加一盘廉价的带鱼或小黄鱼，便算不错了。我这个伙食委员，不准出营门，没有陪炊事兵去菜市场买菜的权利，只能设法在主食方面来改善。
原来的炊事兵只会做米饭，不会做面食，我上任後，第一步是亲自下厨，每天早上烙五十张油饼，把早餐的稀饭，改成稀饭加油饼。下午餐改为今天吃米饭，明天吃面条；吃面条也是乾面，汤面轮流来，配菜也力求变化。不久，我又在队员中，找到一位家中卖过烧饼油条的小老弟，试做油条，一试就成功。於是，早餐又改为一天烙饼稀饭，一天油条豆浆，轮流上阵，吃得大家不亦乐乎。弄得我这个伙食委员，不竞而选，连任三次，直到「义训队」结束，才能脱身下台。
四、跟余光中比高低
在大崎脚保干团「义训队」受训期间，没钱买书，团部的图书室，便成精神食粮的唯一来源。从报刊杂志、文艺小说，到哲学神学，甚至完全不懂的经济学《边际论》，都狼吞虎咽地乱啃。当然，有时候也是为了杀时间。
半年後，我领到了一枚「军人身份证」，兵籍号码是一三八九八八，生效日期中华民国四十三年三月十二日（就是我入境台湾的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阶级是「暂支准尉薪」。说明我是一个已经具有「军人身份」，但却并非真的「准尉」，而只是「暂支准尉薪」而已。暂支就暂支吧，半年的「暂支准尉薪」五四○元，已经领到了手。遵照上级「储蓄」的指示，我以一四○元买了一枚金戒指，又以三六○元买了一只生活必须的手表，剩下的四十元，买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评析》，一本余光中的诗集《蓝色的羽毛》，和一点日用品。
这两本书，是我在台湾第一次亲自选购的书，对我日後走上写作之路，具有相当的意义。当我执笔至此，从书架上取出，书钉已经朽烂脱落、封面只有七个字的，《唐诗三百首评析》，忍不住随手翻了几页，像面对几十年的老友，顿感「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的同时，便不免又想起那本《蓝色的羽毛》。这份内心的惋惜，我在一九八四年五月二日所写，刊於《蓝星》复刊第一号，题为〈初读蓝星的诗人〉文中，有一段话，可资说明：
「就我当时对诗的了解来说，我觉得《蓝色的羽毛》那种浪漫感伤的情调，很合我的口味，很能引起我的共鸣，读到高兴的时候，我常常在原诗的下面和上一首，想跟余光中先生比个高低。究竟和写了多少首，我也记不清了。那本具有很大纪念意义的诗集，後来不知道被什么人借去不还了（如果有谁肯把那本书还给我，我愿付一百倍的代价），至今想起来，仍感十分痛惜。」
坦诚地说，《蓝色的羽毛》是我习诗的第一面镜子，我读它，看它，居然也能从中摸出一点诗味。我也确信，在余光中的书中，大不敬地，涂抹自己的诗句，未免幼稚可笑。所以《蓝色的羽毛》，便成了我所珍藏的秘本，而不轻易示人。
一九六七年二月，我由台北调到凤山步兵学校行政处，时任该校体育助教的诗人司马青山，常来找我聊天，《蓝色的羽毛》中的秘密，偶而被他发现，他因好奇，要借去看。这时，我对新诗创作，已有相当信心，对早期的习作暴露於人，已经没有什么得失的念头了。看就看吧，就让他借去了。後来索要时，回答却是：被台风雨洗劫走了！奈何？
「义训队」结束後，我被分发到保干团警卫连，每天除了站几个小时卫兵外，便无所事事。那一阵子，我在日记本中天天写诗、写影评。写诗，可以无中生有；不看电影，怎样写影评？说来不免荒谬，只因心中无聊，看到电影广告，就有感而发，写自以为是的影评。只是这些东西，害怕贻笑大方，後来全都烧掉了。
提起站卫兵，那年头，卫兵手中瑞的枪，枪镗却是空的，没有子弹。夜间，站在营门外的桥头，心里常常嘀咕：桥下面如果突然冲上来两个坏蛋，怎么办？
警卫连的成员，大部份都是尉级军官，年龄大约有三，四十岁，我二十六、七岁，算是年轻的。为了迎接国防部一年一度的校阅，我第一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一个月之内，单杠、木马、爬竿，跳越障碍，靶场射击等，全都达到及格的标准。
受校那天，指定二十名到青潭靶场射击。我们事先得到指示，成绩好的站到前面，我的成绩平平，站在後面。没想到校阅官刁得很，他命令前十名担任靶场勤务，後十名射击。我想：完了，今天如果吃鸭蛋，准被连长骂死。结果，出乎意料，三环靶，满分十五分，我居然打了十二分，成绩甲等，事後还被夸奖了一番。
五、绿岛一年，什么犯？
在大崎脚扛空枪、站卫兵，干了半年，忽然，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被美军遣送来台的「五人小组」，又被召集在一起，没有任何理由，押上一辆军车。要往那里送？不知道。
到了台北火车站，才知道是要坐火车南下。第二天早晨，经高雄转往屏东枋寮（那时候，南横铁路还未开辟），再搭军车到台东，改乘船，到了孤悬海上的绿岛。详细日期，已经记不起，大约是一九五五年七月或八月，应该不会错的，因为天气很热。
绿岛，位於台东县的外海，日据时期，叫火烧岛，是关押杀人要犯的地方。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後，成为关押政治犯和其他重要罪犯的监牢。名作家柏杨先生，因写文章获罪，在绿岛坐过多年牢；民进党立委施明德等，也因「美丽岛事件」，在绿岛监狱中，渡过青春的岁月。近年他们发起，要在绿岛监狱的原地，树立「垂泪碑」，後又改名「人权纪念碑」，行政院萧万长院长，也曾参加破土典礼，应有唤醒全民走过伤痛的意义。
我们被关押的单位，是「绿岛监狱」？还是什么「职训总队」？我已不复记忆。只记得我们五个人被编在一个队中，是一个特别小组，吃饭、上课、睡觉，都在一起，但不准和队上的其他人员说话。听说，队内那些剔光头，穿灰色犯人服的，有一部份是金门古宁头战役，和东山岛战役的俘虏。我们不是俘虏，仍然穿著绿色的军服，但没有部队的徽号。
每天除了上课，劳动服务之外，起初写自传、自白，从家庭出身，父母兄弟的名字，读过什么学校？什么时候参军？什么时候入党？介绍人是谁？参加过什么战役？韩战被俘的情形？到来台之後的观感，今後的愿望等；并一再的反覆询问，个别谈话，好像非要找出一些什么触犯法条的蛛丝马迹才罢休。那种气氛、压力，只能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可惜，我们几个人，来台之後，就是没有做过什么犯法的事情。就我个人而言，在大崎脚「义训队」，给队员免费理发、当伙食委员、亲自下厨、烙油饼、炸油条，让大家吃得不亦乐乎；在警卫连，被选为受校代表、射击成绩甲等、受到队长、连长的夸奖。天地良心，没有什么对不起团体和自己。
但是，别人硬是要把你当作罪犯来看待，天天让你上课、听训、写报告，你敢反对吗？没有什么道理可说，只有忍耐，忍耐，再忍耐。
经过长期的考察之後，队职官大概已经判定，我们这五个人虽然有些特殊，到底也不像什么造反的料子，管理上也开始松了一点，偶而，分队长还带我们到海边去散散步。
後来，一位河南籍的分队长，劝我说：「老弟，小腿扭不过大腿，你们在这里一直呆下去，也不是办法，我看你们下次写报告时，只要写一句「愿意服从上级分发」，也许就会放你们走了。」
听了那位分队长的话，果然，一九五六年八月，我们五个人，终於脱离了绿岛十二个月的桎梏。
但是，四十多年来，每当听到有人唱〈绿岛小夜曲〉：「这绿岛像一只船，在月夜里飘呀飘……」便不免勾起那一段想忘也难的恐怖日子。
这一段生活，对很多朋友来说，几乎是难以置信的，但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有人发起成立「绿岛难友联谊会」，我会第一个报名参加，毕竟我已经走出绿岛的阴影。
家园 文晓村： 从河洛到台湾―― 河海忆往,文学，苦难的缺口 文学，苦难的缺口
一、海与天，发表第一首新诗
一九五六年八月，从绿岛「毕业」，回到台北县新店，由国防部某单位接管，继续接受「考核」，负责人是少校科长陈先生。
陈先生精明干练，自认是长官身边的红人。他坦率地说，他对我们的考核，重在思想，要我们坦白合作。他的方法是，指定阅读《国父思想》，《总统训词》，写心得报告。兴之所至，有时也来一段训话。
这些功课，对我已属老套，可以应付裕如。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读自己喜欢的书，在日记本上练习写作，也尝试对外投稿。
多少年来，战争、苦难的阴影，在我的心中，挥之不去。一段青梅竹马的恋情，也常常在心海里翻腾。想到海与天的距离，在眼前，是多么遥不可及；但在遥远的远方，犹海天一线，连在一起。我把这个想法，写成了一首新诗，〈海与天〉，投给《青年战士报》（《青年日报》前身）副刊，想不到很快就刊登出来。时间，大约是一九五六年十月前後。诗长十八行，领到稿费十八元、可以到新店碧潭戏院，看九场电影。〈海与天〉的刊出，对我的鼓励很大。可惜、这首诗的剪报，不知後来怎么遗失了。最近，我到台北国家图书馆去查找，因为《青年日报》的微软片，是从一九五七年元月一日开始的，至今还未找到。
在此同时，我也写了一篇二、三千字的小说〈伪君子〉，被陈先生看到了。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直接了当地质问我：「你怎么写文章骂我？」
「我怎么敢写文章骂长官呢？」我也理直气壮地答辩。
「你小说中的那个伪君子，名叫贾真，不是在影射我吗？」
老实说，我写伪君子「贾真」这个人时，只想用「贾真」谐音「假真」，刻画虚伪的人性，心里根本没想过，「贾真」跟他的名字有什么谐音的关联。但却使我百口莫辩。只得把那篇文稿当场撕掉了事。
在陈先生的领导下，我们也在住处的门外，开辟了一块菜园，种过小白菜、萝卜、蕃茄、包心菜等，从劳动中锻练身体。
一年後，陈先生调回原单位，继任的是文质彬彬的周焕武先生，爱好文学，偶有小说散文见报（三年前，曾出版长篇小说《织梦园》）。当他知道我也喜爱文艺时，即将他的存书《块肉余生录》、《安娜?卡林尼娜》等，借给我阅读，成了长官兼文友的关系。
二、想进修，读函授
自从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二日来到台湾，已经苦熬了整整三年。一九五七年三月一日，我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诗歌组（我的学员证是2-2-030）。半年後，并取得由国防部新中国出版社社长吴曼君，军中文艺函授班主任李辰冬，副主任刘云等三人联合署名的「结业证书」。
其实，我在来台之後的第二年，即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在新店大崎脚「义训队」时期，便已正式报名参加了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小说班（我的学生证是5-1-204）了。我还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习作，题目是〈南极探险记〉，写一个探险家，在南极洲的冰山下，发现二次大战後，纳粹德国在南极建立秘密潜艇基地，企图重建纳粹帝国的故事。目的是希望世人，对纳粹帝国主义的余孽，应该保持高度警惕，颇有几分今日称之谓科幻小说的味道。可惜，还没有收到老师的批改，作者已被送往绿岛「再感训」去了。
我之所以这样热衷於函授，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是对於读书的渴望。在那个年头、那个时代，我的最大愿望，就是读书。而我，在大陆只读过一年初中，基本的学识基础都不够，再加上既无任何证件，又背著一个「解放军」、「志愿军」的标志，想进任何学校的大门，恐怕比登天还难。读函授学校，既不要证件，也不考虑身份，是进修的唯一途径。
第二是满足写作技巧的需求。我对小说、诗歌，都有高度的兴趣，所以第一次报名是小说班，第二次又改为诗歌组。
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军中文艺函授班，为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所兼办，师资也是原班人马，实质上仍是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有两位老师，为我毕生所感念。他们就是李辰冬教授，和诗人覃子豪老师。
李辰冬教授，为留学法国的文学博士，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和作家。他在一九五三年八月登报招生，一九五四年元月正式开课的，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设有小说班、国文进修班、诗歌班。小说班主任是谢冰莹，国文进修班主任梁容若，诗歌班主任侯佩尹。数月後，侯因故辞诗歌班主任，由诗人覃子豪接任（注）。
在五十年代的初期，当许多失学青年旁徨无主，渴望求知求学，爱好文学者，也极需明师指点之际，李辰冬教授适时地创办中华文艺函授学校，满足了无数青年学子的渴求，自是社会和文学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章。而其每隔一或两周，给学生寄发的《校长的话》，後由该校出版时，改名为《文学与生活》（第一册），对造就作家的品格学养，更有莫大的贡献。
四十年後，回头来检视我的学习过程，我想，李辰冬教授应是第一位引导我走进文学领域的老师。他的《文学与生活》，是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盏明灯。遗憾的是，直到他从台湾师范大学退休、赴美、辞世，我都没有机会，向他当面表达我的崇敬和感谢。
诗人覃子豪，是诗坛公认的，台湾光复後三位新诗开拓者之一（另两位是《现代诗》创办人纪弦，和「世界诗人大会」常设机构荣誉会长锺鼎文）。其在中华文艺函授学校诗歌班主任的任内，每周一篇的诗歌理论及《新诗批改》（後由蓝星诗社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诗的解剖》），对诗歌教育的贡献及其无形而巨大的影响，是诗坛有目共睹的。
覃师，也是我在新诗研究班的老师，他的诗教精神，和爱护後辈的风范，堪称大师而无愧。不幸，於一九六三年十月十日，与病魔搏斗一百八十三天後逝世。我曾先後为覃师写过两首诗，一篇纪念性散文，一篇近五万字的〈《覃子豪全集》介评〉的论文，表达我对覃师的敬意。我在《葡萄园》第七期发表的一首悼念覃师的诗，〈种火的人〉，有一段话，是我几十年来，不曾改变的誓言。
而你已从画廊的铜像上 昂然升起
时间不会因森林凋零而驻足
因此 当我们为你的归去而哭过之後
我们就俯下身去 拾起你播下的火种
投向林间 让青松以绿色的火焰
燃烧山岚 让凤凰木的火炬熊熊
让葡萄园藤长叶茂 金果累累
让云雀与玫瑰都从梦中苏醒
注：见一九九八年，诗艺文版，麦穗著《诗空的云烟》内，〈台湾最早培植诗人曲摇篮――中华文艺函授学校〉一文。
三、文坛函授与小说研究
一年的「思想考核」过关之後，我们这个五人小组，正式分发到国防部某单位，换句话说，是堂堂正正地登堂入室开始上班了。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八月。也就是说，从到达台湾那一天算起，经过审问、感训、再感训、思想考核，四个阶段，三年五个月的锤炼之後，终於取得了一个可以上班工作领薪水的资格！不过，还不能太高兴，「军人身份证」上，还是「暂支准尉薪」。
因为工作很轻松，下班之後，仍有自己挥洒的天空。一九五八年一月开始，我又参加了小说家穆中南先生主持的，文坛函授学校兼办的，军中文艺函授班的小说班。
半年後，小说班结业，我正在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时，金门八二三炮战开始了。台湾一切平时生活的方式，都转为战时的体制，各种支援前线的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展开。我的具体行动是，捐书。把几十本看过的翻译小说，捐赠金门前线的军民。
这时候，我又为疾病所苦，先是严重的鼻窦炎，不能睡眠。长官要我去住医院，我一天之内，连跑八一九、三总、荣总三家医院，所有的医院都住满了金门炮战受伤待医的官兵，鼻窦炎这样的小病，当然住不进医院。改以土法治疗，就是用毛巾，将盐热水吸入鼻腔，再将鼻内的污物擤出来。此法虽土，总算不必张著嘴巴睡觉了。
鼻窦炎稍歇，坐不安椅的痔疮，又接踵而至。军方医院住不进去，经特准住进台北「应世痔科」，一家私立的专科医院，经过两次手术治疗，才算了事。
在病後的一段日子里，读书之余，我开始学习剪报，把报纸副刊上的好文章，从文学理论、小说写作基本论，到诗歌创作、散文游记等，分门别类地剪贴起来，从中也得到不少乐趣。这种剪报的习惯，大约维持了三、四年。
一九五九年十月，我又报名参加了《文坛》月刊主办的，「文坛函授学校兼军中文艺函授班小说研究班」。我想：像我这样的人，不走写作的路，又能做什么？何况「军中文艺函授班」，是军人学习写作合法的管道，谁也不能阻止的呀！於是，我又报名成了小说研究班的学员（学号是9-7-023）。
非常抱歉的是，由於数年之後，我的兴趣完全转向了诗歌，小说研究班的讲义没有保存下来，连带的，那些授课教授的名字，除了校长穆中南之外，一个也记不得了。
但我对小说研究班的习作，还是非常认真的。其中一篇习作，题目是〈贼心〉，描写一个公务员，企图盗取一张二万元支票，最终悬崖勒马的故事，是纯粹心理描写的手法，被穆中南校长发现，认为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在《文坛》月刊第七期刊了出来。其他几篇习作，像〈爱与幻〉、〈十二点差五分〉、〈含羞草的枯萎〉、〈一株满足的笑意〉等，也在稍後的几家报刊上登了出来。
四、文艺研究班与贾云儿前传
一九六○年八月一日，我获得总统蒋中正的正式任官令，叙任陆军通信兵中尉。据说，这是比照国军被俘归来人员，以降两级任用的原则核办的通案。也是我抵台以来，经过五年五个月，各式各样训练考核之後的结果。在个人感受上，至少「暂支准尉薪」的形式，算是已经过去了。
这年九月，中国文艺协会，在台北市水源路文协大楼，主办的文艺研究班公开招生，我又悄悄地报了名。
这个班，由陈纪滢先生主持，以研究小说为主，预定时间半年，前三个月，学习理论，後三个月写作实习。授课作家，包括赵友培、虞君质、侯希铠、穆中南，王蓝先生等。
陈纪老以其长篇小说《贾云儿前传》压阵，当他讲完时，非常诚恳地，要求同学们，每人都要写一篇心得报告，要少谈优点，多提缺点，一周内缴卷。
同学们或基於对陈纪老的感召，或为了自我表现，一周後提出的心得报告不下十篇之多，据私下交换意见，有不少同学提出了坦诚的批评，其中刘菲、云飞扬和我三人，批评缺失多於优点。他们两位写的什么，我不知道。我个人以一个出生於河南的读者，对书中发生在河南的故事背景，颇多不合事实之处，都一一列举了出来，希望写《後传》时，能一并加以改正。
没想到，再下一周上课时，陈纪老宣布，因文协经费困难，文艺研究班的後三个月，暂时不办了。最近，在下笔写这段回忆时，我专程去台北国家图书馆，查阅《贾云儿前传》这本书，在陈纪老赠送该馆的五十部著作中，竟然独缺《贾云儿前传》！内心颇感歉然。不知是否肇因於四十年前，刘菲、云飞扬、文晓村等人，几篇心得报告，影响了陈纪老对《贾云儿前传》的评估？他不希望这本书留给後人再看？以致《贾云儿後传》，也胎死腹中。
这段回忆中，所提到的刘菲，是我四十年前的老友，著有诗集《花之无果》、《风景?情景》，评论集《长耳朵的窗》；一九九九年五四文艺节，以《谈诗论艺》，获得文学评论奖章的刘文福。云飞扬何许人也，当时只知道是一位小说家，後来才知道，就是能诗能文，出版过诗集《秋声赋》、散文集《相思林》、长篇小说《铁马红粉》的贺志坚。
五、第一封家书惹的祸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诗圣杜甫，在战乱中，只是三个月，未接到家书，便觉得一封家书，抵过万金。吾人流落台湾，与大陆家人，十年二十年不通书信，如果突然收到一封信，不知更是多么的珍贵。
大约是一九六○或六一年吧？忽然，有一天接到上级指示，准许向大陆家人写封信，报个平安。这真是天大的喜讯！
可是，心里仍然疑虑重重，大陆与台湾，已经敌对了二十多年，如果大陆官方知道我在台湾，是「现役军人」的身份，不知对家人是福还是祸？我耍了一点小聪明，在信中告诉父母：我是韩战之後，经由中立国，来到菲律宾，目前在马尼拉一家餐厅工作，身体健康，请父母不要挂念。当然，也希望知道家人的情形。末了，还说明这封信是请托一位船员朋友，带去香港寄发的。
我以为自己的谎言编得天衣无缝，没想到还是被父母看穿了。
父母的家书，是由二弟立芳代笔。他在一开始就说，「奉父命给大哥写这封信……」意思是说，他写这封信，并非自己的意思，而是父亲命令他写的。非常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立场，颇有防患於未然的意图。
由於信中有一句，「但愿一水之隔，不会隔断书信的连系。」我猜想，父母和家人，已经判定，我是生活在台湾，而不是我信中所说的什么马尼拉。信中也告知，家中每个人的情形，像伯父已故世，我妻仝秋改嫁，晋生儿随他母亲同住等。这封信，应该也是万金家书了。但信经保防部门检查时，被典酒烧得破烂不堪，却令人十分生气。所以匆匆看过一遍之後，立刻奉还而拒收。
这就是现代战争中的家书，如果杜甫活在今天，不知他的感受如何？
而我的二弟却惨了！
一九八八年七月，我回河南老家探亲，一天晚上，二弟立芳、三弟立奇、四弟立四、妹妹群定、妹夫王才高等，十多口家人闲谈中，三弟立奇说：
「大哥，你不知道，二哥当年替咱爹给你回过一封信，文化大革命那一年，二哥刚在西安地质学院毕业，正要分配到煤炭工业部，去当工程师，不知怎么被红卫兵抖出来，说二哥『里通海外，勾结美蒋』，不但扣发毕业证书，当不了工程师，还送回咱老家，在村子里，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差一点没有被斗死。」
我听了这段话，只有万分的惭愧。
奉父亲之命，给海外的哥哥回一封信，竟要戴上「里通海外，勾结美蒋」的大帽子。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也是家书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