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John Cassidy：互联网骗局 -- 万年看客

购买股票也就等于拥有了一家公司的所有权，进一步也就意味着拥有了从公司收益当中分成的权利。一般来说，绝大部分利润都会被公司投入未来投资，但是一小部分也会以分红的形式分发给股东。我们似乎可以合理地祈望股票价格反映一家公司有可能在近期未来支付的红利的价值，这一点又基于公司盈利能力的增长。一代代MBA学生的确接受了这样的教育。人们开发了很多数学公式将股票价格与红利与盈利能力联系起来、早在二三十年代，哈佛出身的经济学家约翰.波尔.威廉姆斯就设想出了至今依然得到广泛应用的估价公式，即红利折扣模式。然后本杰明.格雷厄姆与戴维L.多德又在他们著名的教科书《证券分析》当中推广了这一公式。根据这项公式，需要了解一家公司的三项基本事实：目前的分红情况，盈利能力增长率，以及当前的贷款利率。有了这些数字之后，学生们就可以将其输入公式，然后计算出公司股票的固有价值。假如股价比固有价值更高，那么股票就遭受了过高估值，投资者应该酌情抛售；假如股价比固有价值更低，那么股票就遭到了过低估值，应当适时买进。

红利折扣模式很难向公众解释清楚，因此华尔街分析师们还会依赖更简单的规则来评估股票的价格是贵是贱，最著名的原则就是PE比率或者说市盈率，也就是用公司的股票价格除以每只股票的盈利能力，比方说x公司的股票价格是100美元一股，而且在上一个财政年度每股股票盈利10美元，那么市盈率就是10。（分析师们还会利用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预测来计算未来市盈率。）盈利能力增长迅速的公司市盈率也会较高，意味着公司前景光明。增长缓慢的公司市盈率也相应较低。市盈率无所谓对错，因为估量成分太重，不过在二十世纪美国股票的平均市盈率大约是14。股票分析师还会关注其他比率。例如股息收益，也就是一支股票的年度分红除以目前的股价。此外还有市净率，也就是一支股票的市值除以账面资产总值。

所有这些数学公式都并非万无一失。股票价格往往与公式计算的结果没有多大关系。导致差异的原因之一在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仅仅因为一家公司的利润在过去五年内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并不意味着在接下来十年里这家公司还能维持相同的增长速度。增长有可能加速，更有可能减速，但谁也不能肯定。根据假设的增长速度，任何市盈率与股票价格都能得到合理化。例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之间，许多股票的市盈率都是个位数，在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许多股票的市盈率已经升到了20左右。到了九十年代，市盈率上升到了前所未见的新高度，很多股票的市盈率数值都达到了三位数。但是在上述各个阶段，绝大多数华尔街分析师都坚称股票价格很合理。

一家公司进行IPO的时候，估价问题甚至还要更加棘手。此类公司必须在招股说明书里公布自己的财政历史。但是假如他们仅仅运营了一两年——最近这种例子越来越多了——那么相关信息往往不足以指导人们理解公司的未来。由于缺乏可靠的数字，投资者们不得不依靠猜测与情绪。假如经济大环境向好，他们就会对未来更加乐观，并且向公司赋予更慷慨的数值，即便是那些不配这些数字的公司也是一样。股票价格往往会一路飙升，IPO四处开花。在经济大环境下行的时候悲观主义四处蔓延，就算是增长迅速的公司也不得不在低位交易，至于IPO往往会在衰退期间完全消失。

在互联网繁荣期间，分析师与投资人都不得不想出评估股票的新方式。绝大多数互联网公司都不盈利，也不分红，因此格雷厄姆与多德的手段不能用在他们头上。如果采用原有的公式，那么这些公司的固有价值基本上都是零。鉴于华尔街忙着将这些股票推销给公众，他们并没有大肆宣传这一事实，而是去寻找更有弹性的估值方法。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尤其是在钱景可观的时候。最终华尔街想出了好几套方法，但是这些方法有一项共同点：无论投资人为互联网股票支付了怎样的价格，新的投资方法都会让这些价格看上去非常合理或者几乎非常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