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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John Cassidy:互联网骗局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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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信息高速公路2

阿尔.戈尔并不是唯一一个对数字技术情有独钟的人,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自由派与保守派思想家出人意料地组成了联盟,大力主张计算机网络是人类救赎的关键。“我们看到了社会的重新振兴,”《网民:论用户网与互联网的历史影响》(Netizens: On the History and Impact of Usenet and the Internet)的作者之一迈克尔.赫本这样写道。“整个社会的结构得到了自下而上的重新设计。一个全新的、更民主的世界即将成为可能。”赫本在哥伦比亚教师学院教授传播课,他与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尤其看好以下事实:无论政府还是企业都无法控制互联网。“人们现在有能力宣扬他们的观察结果或者质疑外部世界,并且得到其他人的响应,”赫本写道。“计算机网络形成了全新的草根连接,允许那些遭到隔离的社会区域发出自己的声音。”这种关于科技的乐观看法似乎在1991年得到了证实,这一年俄国自由派利用互联网挫败了共产党人的政变。

在离家更近的地方,在线公告栏——例如总部位于旧金山的Well——为各行各业的活动家与梦想家提供了虚拟聚会地点。知识分子阶层对于计算机的迷恋可以追溯到1984年,那一年威廉.吉布森出版了《神经漫游者》。尽管这部科幻小说很难算是基于科技的社会解放宣言。吉布森眼中的未来宛如梦魇一般可怖,整个世界都由无名企业财团掌控,环境遭受了大灾难的摧残,绝大多数平民都生活在充满犯罪的地下世界里,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租自己的大脑空间充当数据存储设施。《神经漫游者》是一部影响力极强的作品。当传统的参考系看似已经落伍的时候,吉布森描述的赛博空间概念极大地吸引了很多艺术家与作家。在接下来的赛博朋克运动当中,这些人利用计算机以全新的方式诠释了身边的世界,尽管他们并没有全都取得同样显著的成功。

女权主义者唐娜.哈拉维将计算机与网络科技当成了超越性别差异的手段。在1991年出版的《类人猿、赛博格和女人》一书中,哈拉维辩称,由于在赛博空间当中一个人的性别无法导致任何差异,因此有可能构建男女之间的全新关系。随后小说家苏茜.布莱特撰写了《苏茜.布莱特真实性爱指南》(Susie Bright's sexual reality: a virtual sex world reader),还有人创办了一份面向计算机发烧友的杂志《问道2000》(Mondo 2000)。苏茜与《问道》杂志的主编们都用更加栩栩如生的词汇描述了赛博空间的性潜能。个人解放的主题甚至吸引了许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反文化偶像,例如前任哈佛大学教授提莫希.拉里,此人建议自己的学生“先调频,再开机,最后抽身而退”。他也接受了自己的建议,离开大学投奔了纽约州北部的一处嬉皮士群居所。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拉里在加州南部再度亮相,成为了赛博朋克的传道使徒。他依然主张感官刺激,但是这一回他鼓励人们打开电脑而不是直接服用迷幻剂。

保守派的科技爱好者们同样也放下了吹捧夸大的罪过,但是主要因为可供他们支配的金钱比自由派更多,因此他们的宣传也更加有效。乔治.吉尔德是一位从政治演说写手转行而来的记者,也是保守派科技崇拜的高阶教士,尽管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未来主义者。吉尔德出身于一个古老的新英格兰家族,小时候一部分时间在马萨诸塞州的农场度过,另一部分时间则与母亲居住在曼哈顿的出租屋里,他的父亲在二战中牺牲之后他的母亲一直住在那里。他父亲在哈佛大学的室友大卫.洛克菲勒支付了吉尔德在埃克赛特私立学校就读的学费,他的毕业成绩是全班倒数第一。此后吉尔德考进哈佛并且度过了一段同样无甚可观的学术生涯。大学毕业后吉尔德曾为多位温和派共和党人撰写讲稿,其中包括雅各布.贾维茨与纳尔逊.洛克菲勒。再后来他急速转向了右翼。在七十年代他撰写了三本政治书籍,全都销量平平。第三本书名叫《可见的人》,一共只卖出了578本。

此时的吉尔德似乎注定要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保守派理论家度过一辈子了。然后到了1981年,41岁的他出版了《财富与贫穷》(Wealth and Poverty)这本书,为供给侧经济学提供了一番辩护,并且大肆批判亚当.斯密与威廉.巴克利对资本主义的支持力度不足。这本书的出版时机可谓恰到好处,当时里根刚刚入主白宫并承诺要大幅向富人减税。吉尔德为新政府的涓滴理论提供了道义与经济学两方面的支持,声称涓滴效应为最广大的人们提供了尽可能多的财富与自由。里根的预算主管大卫.斯托克曼将吉尔德比作普罗米修斯,中情局局长威廉.J.卡西则认为《财富与贫穷》“可以为新政府提供精神激励与指导”。里根总统本人倒是没有读过吉尔德的书——他毕竟是个日理万机的人,没那么多闲工夫——但他确实将这套书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不少朋友。这么多大人物的关注使得《财富与贫穷》成为了一本畅销书,吉尔德也变成了公众人物。

吉尔德正在创作《财富与贫穷》的时候。国家半导体协会主席彼得.斯普拉格向他介绍了微处理器与摩尔定律。上千个微小电路居然可以排列在针头大小的硅晶片上,这一理念令吉尔德茅塞顿开。“在我看来这是全世界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他后来回忆道。“我觉得我们的文学并不会为后世留下太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诗歌、艺术或者电影也是一样。这一切都不像微处理器那样能够集中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的成就,微处理器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哥特大教堂。”1989年,吉尔德出版了《微缩世界》(Microcosm)一书,在书中高度颂扬了微处理微晶片。第二年他又出版了《电视之后的生活》(Life After Television),试图向读者们展示“微处理器不仅将会重塑电视与计算系统,也会重塑电信行业与其他一切信息服务行业,将会改变商业教育与艺术,将会变革我们的整个文化。”

吉尔德之所以全盘接受了计算机,不仅因为他热爱科技进步,也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关。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但同时也相信心灵感应。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美国是一个堕落腐败的社会,遭受着广播电视等等下流媒体的荼毒。广播行业只知道曲意逢迎几千万受众的淫秽口味。但是电视霸权的基础是电磁频谱的稀缺性,当时的电磁波段只能支持少数几个频道。在即将到来的数字使得,人们将会有几千个频道可供选择。“到时候广播行业的地位将会类似于电视出现与上千份专业杂志纷纷涌现之前的大众杂志,”吉尔德兴高采烈地写到。“在目前的文化图景里,电视网就像那些行将休刊的杂志一样。”在不久的将来,客厅角落的“傻瓜终端”将会被“远程计算机”取代。所谓远程计算机就是“专门处理视频并且通过光纤与世界其它计算机相连的个人计算机。”

吉尔德继续写道:

“看电视看烦了吗?有了精心编程的电子计算机,你可以花费一整天时间与亨利.基辛格、金.贝辛格或者比利.格莱姆等人面对面接触。明星可以制作并销售自己的软件,或者通过视频与粉丝们双向交流。你可以跟随全世界最令人兴奋的教授进行完全互动的物理或者计算机科学课程,他们会回应你的问题并且允许你自主设置学习进度。你可以度过充实的工作日而不必出门通勤,不必坐上飞机就可以经营全球企业。你可以在千里之外观看你的孩子参加高中棒球赛。可以选择体育馆的任何一个座位来观看超级碗,或者与迈克尔.乔丹一起飞越篮筐。你能驾驶飞机飞越阿尔卑斯山或攀越珠穆朗玛峰——只要有一台强大的高解像度显示器就可以了。”

这段文字读上去很像戈尔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文章,这一点并非巧合。信息高速公路的诱惑超越了党派政治,这一理念触及了每一个成年人心中充满冒险欲望的小男孩或者小女孩。听到了这么了不起的发明能够做到的这么多事情,谁还能按捺得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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