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在过去十年里，我为了撰写这本书采访过超过三百个家庭，有些采访比较简略，也有些比较深入，总共留下了将近四万多页纸的采访笔记。我采访过子女信奉原教旨主义的不信教父母；子女患有读写障碍以及其他学习障碍的父母；肥胖儿童与成瘾儿童的父母；马凡氏综合征或者说巨人症病患的父母；短肢畸形综合症患者的父母；成年“沙利度胺畸婴”的父母；早产儿的父母；抑郁症或者躁郁症患者的父母；还有艾滋病或者癌症患者的父母。不过在这本书里我并不会写到他们的故事。我采访过收养残疾儿童或者不同种族异国儿童的父母。我采访过子女身负两性性征、因此难以决定究竟应当按照哪个性别来抚养子女的父母。我还采访过超级名模、校园霸王以及盲人的父母。

如果只写一本关于五种境遇的书，那还要容易一些。但是我想要探索差异的谱系，想要向人们展示人生百态背后的共通之处：养育一位天赋秉异的孩子在某些方面与养育一位能力受限的孩子很相似，创伤性的出身（强奸）或者行为（犯罪）与心智状况（自闭症、精神分裂、早慧）或者身体状况（侏儒症、耳聋）之间也往往存在着令人惊讶的对应关系。我在本书当中研究的十个类别分别提出了一套特别但又彼此相关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共同描绘了身负水平身份的子女的父母们所面临的一系列困扰。在每一个题目所涉及的领域我都发现了杰出的学术成果，还有一些学术成果涉及了若干较小主题的集合（例如关于残疾、智障与天才的综合性书籍），但是还没有哪一本书谈到了疾病与身份这个覆盖面如此广泛的问题。

本书的每一章都提出了一套特殊的问题，综合起来不仅指明了父母面临的困扰，也指明了身负水平身份的子女们本人面临的困扰。接下来的六章内容所涉及的门类长期以来一直被归于病态之列，再然后的四章内容则描述了那些看似由社会构建的门类。我主要依靠的是美国与英国的受访者。但是我也调查过位于巴厘岛北部某个村庄当中的先天性耳聋现象。在这个非西方社会背景下，我们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反常病态完全就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此外我还调查过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期间因为强奸而受孕生子的众多妇女。在这个非西方社会背景下，我们这些西方人眼中的反常身份同样十分普遍。

尽管我收集了不少统计数据，但是我主要还是依赖故事，因为数字只能体现趋势，而故事却能彰显剪不断理还乱的生活真相。如果你与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交谈，那就必须理顺各种相互矛盾的叙事角度，尽力将各方的真实信念——或者狡猾操纵——协调并列在一起。我采取了一套特定的心理动力学模式来进行采访。依据这套模式，人们在新闻中立性的微环境当中与我进行互动的方式指明了他们与更广大世界进行互动的方式。从始至终，我对于接受采访的家庭成员都只称名不道姓。我这么做不是为了像励志自助书籍那样营造亲密感的光泽，而是因为家庭成员往往共用同一个姓氏。想要清楚追踪我的写作题材，这样做是最不麻烦的办法。

为了倾听这些男人、女人与儿童的言论，我不得不努力学习。第一次参加侏儒联谊大会的第一天，我看到一位少女正在哭泣，于是过去帮忙。“我看上去就是这样的，”她一面大口喘气一面断断续续地说道，听起来她似乎正在大笑：“这些人看上去全都和我一样。”她的母亲在一旁告诉我，“你不知道这次大会对于我的女儿意味着什么。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次大会同样意味着很多。我终于遇到明白我想说什么的其他家长了。”她以为我也是侏儒症儿童的家长。当她意识到我不是的时候忍不住咯咯笑起来。“你就先忍一忍吧，这几天你才是畸形呢。”我所造访过的许多世界都因为如此犀利的集体归属感而活力十足，简直令我感到妒火中烧。我并不想轻描淡写地处理这些身份为当事人造成的困难，但是我在进入这些世界的过程当中就了解了这些困难。等到进入之后，真正令我眼界大开的则全都是欢乐。

尽管否认这些父母所经受的愤怒与倦怠的确会令人心碎，但是一味地片面强调这些负面体验同样也是错的。我所采访过的许多人都表示他们绝不想用此生的经历去交换另一段人生——鉴于人生本来就不能交换，这种心态可以说非常健康。紧紧抓住我们自己的生活，全盘接受生活当中所有的挑战、限制与特异之处，这正是至关重要的生活准则。而且这条原则不应当仅仅施用在水平身份方面，而是理应与银勺子与故乡的民间传说一起由上一代人传承给下一代人。英国批评家奈吉尔.安德鲁斯曾经这样写道：“假如某物或者某人不能发挥原本的功能，这是一种优雅、进步与进化的状态，能够吸引爱与同理心。假如某物发挥了原本的功能，那就仅仅是完成了份内的工作，而且很可能只是个死物。”

养育一个遭受严重挑战的子女会极大地强化各种人生体验。人生的低潮几乎总是会非常低落，而高潮有时候也会非常高涨。只有意志坚定的行动才能使人在失落当中成长起来；令生活脱离正轨的冲击提供成长的机会而不是成长本身。持续不断的高度压力会致使许多残疾儿童的父母加速衰老，使得他们的脾气更加乖戾脆弱；但是另一些父母则培养了深厚持久的恢复力。 在应对生活当中其他压力的时候，他们同样养成了更高超的技巧。即便在负面因素不断消磨你的时候，正面因素也依然会不断滋养你。问题越困难，这些正面影响就越深刻。有一项研究认为，“智力残疾子女的母亲们不仅声称自己要付出更多的心力来照料子女，同样还声称自己获得了更进一步的个人成长，并且成为了更成熟的人。”加拿大学者迪克.索布希——他本人也是一名残疾儿童的父亲——与同事凯特.司考吉这样写道：“假如子女的残疾较为轻微，则父母更倾向于通过轻微或者表面化的改变来进行调整或者适应。相反，假如子女的残疾较为严重，父母想要继续从前的生活就会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因此他们更容易经历彻底的转变。”起初的手足无措的确令人伤痛难忍，但是持续时间并不会太长。假如这种感受能够让位于逐步加强且经久不衰的心理重建，那么当事人就能实现积极的转变。所谓“杀不死你的东西将会使你更强大”这句话似乎的确有道理。

有些父母们相信照料一位残疾子女为他们带来了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获得的知识或者希望，他们找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那些并未看到此类可能性的父母则经常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有些人相信自己承受的苦难自有价值，也有些人在痛苦当中看不到任何意义。前者往往比后者更乐意热爱他人。受苦并不一定意味着爱，但是爱一定意味着受苦。与这些孩子们以及他们非同寻常的处境一起改变的是苦难的形态——而爱的形态也因此发生了改变。在外力的强迫下，爱被挤压成了更困难的形状。人生的意义是否真正存在其实并不重要，真正的关键在于人们是否认为人生存在意义。身体健康的幻觉或许仅仅是幻觉而已。有些患有充血性心衰的人很可能会因此而死，无论他本人是否相信自己患有这种疾病。相对而言，心理健康的幻觉则更加茁壮。假如你相信自己的经历为你带来了生机与活力，那么就的确如此。活力是内心的状态，感觉自己富有活力也就等同于的确富有活力。有研究显示，有些早产儿母亲认为早产也并非全无好处，这些母亲经受了更少的心理痛苦，对于子女的需求也能做出更积极的反应。至于那些认为早产经历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母亲，她们的孩子在两岁时的表现显然比其他孩子更差。有人对于出生时患有各种并发症的儿童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母亲越是努力寻求意义，孩子的成长结果就越好。”

这个社会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其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这是社会的愿景。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地去缓解每一位个人的苦难。这是人道主义的愿景，同时还夹带着医学进步的腔调。有些人认为，假如没有苦难，这个世界将会变得非常乏味；还有些人认为，假如没有他们正在承受的苦难，这个世界将会变得非常乏味。困难能够使得生活更加丰富，需要咬牙努力的爱总是更加炽烈。我曾经认为挑战的性质非常重要。在我的上一本书里，我写到了我如何在一定程度上爱上了自己的抑郁症，因为抑郁症考验了我的勇气与毅力，使得我成为了今天这样的人。今天我认为，假如我有了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或者患上了癌症，我的生活也能得到同样的丰富。苦难本身并没有价值，我们用来层层包裹苦难的珍珠母才真正弥足珍贵。这世界上从不缺少、以后也永远不会缺少苦痛折磨的粗硬砂砾，即便在最幸福的生活当中也随处可见。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固然比满腹怨气的上层社会子女更容易赢得我们的同情，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黑暗，关键在于能否在黑暗当中升华自己。

我们常说我们经历过的斗争拔高了我们，但是我们不可能知道未曾经历斗争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或许会成为同样精彩的人，我们身上最好的特质或许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后天养成的。尽管如此，很多人甚至在回顾不那么快乐的往昔时依然会感怀不已。我曾经陪同一位俄裔艺术家前往莫斯科去探望他的老母亲。到了她家之后，老太太正在观看电视上播出的一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苏联宣传电影。我问她，“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娃，您正是在这个时期被关进古拉格的不是吗？不正是这部电影所代表的政治逻辑把您关进去的吗？您现在怎么还能坐在这里收看这部电影当做娱乐呢？”她微笑着耸耸肩，“这毕竟是我的青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