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残疾人权益运动想当然地认为绝大多数活人都很希望自己能够继续活下去，或者说假如他们能够得到充分支持的话一定会这样希望——换句话说，求死的愿望对于残疾人以及健全人而言都一样反常。话虽如此，许多人还是针对自己的出生提起了诉讼并且打赢了官司，实际起诉人往往是代表他们出面的父母。此类诉讼的原则是根据不当死亡（wrongful death）的概念推导出来的。所谓不当死亡是指由于医生的疏忽而导致的死亡。同理，如果某个家庭未能从医生那里获得充分的孕前指导，也可以主张不当出生（wrongful birth）。不当出生诉讼由父母以自己的名义提出，胜诉之后的赔偿也只是他们成为父母之后的投入——通常是子女到十八岁之前的看护料理费用。相比之下，不当出生的赔偿对象是残疾人本人而不是父母，而赔偿金则是终生所需的费用。不当出生诉讼的索赔理由是当事人出生在世的事实，换句话说并非因为当事人遭受了什么损失，而是因为当事人获得了生命。

2001年，法国最高上诉法庭向一位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孩子判决了一笔巨额赔偿，理由是“因为出生而受到了伤害”。根据法院判决，“本案当中应当得到赔偿的实际损害是患儿的残障，而不是患儿原有幸福生活的丧失”——换句话说他的生存状态本来就毫无尊严可言，因此理应获得经济补偿。同一家法庭不久后又判决一位遭受先天智力缺陷、失聪并且几乎失明的十七岁少年获得了赔偿，理由是假如他的母亲的妇科医生在孕期查出了风疹，这位母亲肯定会选择堕胎，而她的儿子也不用经受如此痛苦的一生了。这份判决暗示着死亡比残疾更能得到接受，因此使得法国的残疾人群体愤怒不已。一位父亲这样说道：“我希望社会不要用这种方式来看待我们的孩子——这种看法太难以忍受了。”在广泛的抗议面前，法国立法机构取缔了不当出生诉讼。

在美国，有四个州已经认可了不当出生的理念，不过还有另外二十七个州明文否定了这一理念。尽管如此，不当出生诉讼的题目如今已经囊括了戴萨克斯症、耳聋、 水脑症、神经管缺损、风疹综合症、唐氏综合症以及多囊性肾病变，而法院也给出了支持原告的判决，有一对夫妇接受了基因筛检，但是却并未被告知自己携带有戴萨克斯症的致病基因。他们生下了一个患病的女儿，这孩子在四岁那年去世了。这对夫妇辩称，“‘不当出生’理念的现实是这样的原告不仅存在，而且也的确在受苦。假如被告没有玩忽职守，原告从一开始就用不着来到人世。”他们得到的赔偿金包括抚养费用以及精神损失费，因为他们成为父母之后承受了极大的伤痛。

尽管不当出生的案例的确提出了“怎样的生活值得一过”这个本体论层面上的问题，但是哲学问题几乎从来都不是促成诉讼的原因。身为残疾人意味着巨大的付出，绝大多数提出不当出生诉讼的父母都只是试图确保自己的孩子能够得到良好照顾而已。但是他们的立场依然会遭到十分丑陋的扭曲：为了履行负责任父母的义务，他们必须在法律文件当中明确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从未出生。

有些人可以忍受极大的痛苦并且依然能体验到极大的幸福，还有些人则会因为没那么尖锐的痛苦而陷入毫无喘息余地的苦难。我们无法得知某个婴儿长大以后究竟能应对多少痛苦。等到父母们终于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社会制约、法律结构以及医疗政策都会极大地增强放弃治疗的难度。甚至在自知的成年人当中两极分化也很显著：有人看似生无可恋，却紧紧抓着一线生机不肯松手，另一些人的生活环境令人称羡，到头来却走上了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