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Solomon：落在远方的果实 -- 万年看客

圣保罗在罗马书中声称“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长期以来这句话一直被误解为没有听力的人就不可能具备信仰。罗马方面也不允许任何不能做告解的人继承财产或者头衔。因此自从十四世纪以来有些内部通婚的贵族家族就开始对自家耳聋子女进行口语教育。但是绝大多数聋人还是不得不依靠自己琢磨出来的粗陋手语。在城市里，这些初步手语逐渐发展成了连贯的体系。十八世纪中期，慈善教育家查尔斯-米歇尔.德.里皮致力于帮助巴黎的贫苦聋人群体，他也是第一个学习手语的有听力者。他向聋人教授读写能力，而手语则被他当成了教学手段。这是聋人解放运动的黎明，因为此后的聋人不必依靠说话也能学习有声世界的语言了。1755年，德.里皮建立了聋哑人教导学院。十九世纪初期，康涅狄格州的托马斯.加德劳特牧师有心教育一位聋人儿童，于是他启程前往英国取经，想要多了解一些关于聋人教学法的信息。英国人拒绝向他透露口语教学的秘密，于是他又辗转来到法国，聋哑人教导学院热情地接待了他。随后他邀请一位年轻的聋人劳伦特.克莱克与他一起返回美国，并且开设了自己的学校。1817年，二人在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建立了美国聋人教育训导病院（American Asylum for the Education and Instruction of the Deaf ），接下来的五十年是美国聋人教育的黄金时代。法国手语、美国本土手语以及马撒葡萄园岛（这里存在着遗传性的耳聋现象）的手语方言混合组成了正规的美式手语（ASL）。聋人开始写书，开始走进公共生活，在各行各业取得了广泛的成就。1857年，加德劳特学院在华盛顿特区成立，旨在为聋人提供高等教育；林肯总统亲自向这座学校授予了颁发学历的权限。

一旦聋人达到了高功能的层次，就会有人要求他们使用自己的声音。电话的发明人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领导了十九世纪的口语教育运动，运动的高峰是1880年的米兰会议。这次国际聋人教育家的集会通过一项决议，今后禁止采用手势教学法——对于手语的蔑称——从而促使聋人儿童学习说话。尽管贝尔的母亲与妻子都是聋人，但是他却将手语蔑称为“打哑谜”。一想到“人类种族当中会出现一类聋人分支”，贝尔就感到万分骇然。于是他成立了美国聋人言语教学推广联合会，旨在禁止聋人通婚，并且阻止聋人学生相互交际。他要求聋人成年人接受绝育手术，还敦促有听力家长让自己的孩子接受绝育手术。托马斯.爱迪生也顺应潮流，推广了一套完全排除手语的口语教学法体系。莱克星顿中心成立的时候，有听力人群普遍希望教授聋人说话与读唇，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真实世界”生活与工作。这个看上去很美的梦想最终演变成了重大的悲剧，当代聋人文化也正是围绕着这场悲剧构建起来的。

到了一战的时候，大约有80%的聋人儿童都没有学习过手语。这个局面将要延续半个世纪之久。使用手语的聋人教师一夜之间摔了饭碗。口语教学的理念认为手语会分散聋人儿童学习英语的精力，任何在口语教学学校用手语交流的学生都要被戒尺打手心。1913年，全国聋人协会（NAD）的前任主席乔治.弗迪兹抗议道，“‘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正在接管聋人世界。他们是手语的敌人，也是聋人真正福祉的敌人。我希望我们都能热爱并捍卫美丽的手语，因为这是上帝赠与聋人的最美好的礼物。”人们曾经普遍认为聋人智力低下——因此“无言”（dumb）这个词也有愚笨的含义——但是之所以会有这样的限制仅仅是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专属于自己的语言。平权活动家帕特里克.伯德洛特曾经将口语教学与旨在“正常化”同性恋的矫正疗法相提并论，认为两者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丑恶肆虐。但是尽管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不幸发展，学校依然是聋人文化的摇篮。

亚里士多德曾经辩称，“在生而不具备某种感官的人们当中，盲人要比聋人与哑巴更聪慧”，因为“理性对话凭借着能够被人听见的特质才起到了教导的作用”。实际上，任何具备表达与接受能力的交流方式都具有这样的功能，即便并不围绕着听觉进行组织。学术界一直都没有将手语当做完整的语言，直到1960年，语言学家威廉姆.斯多基才出版了开创性的著作《手语结构》。他的研究表明，尽管手语看似仅仅是一套粗陋的沟通系统，无非是胡乱比划而已，但其实却具有复杂深刻的语法与逻辑规则。手语主要依靠左半脑来支配（左半脑正是掌管语言的半脑，不用手语的人们依靠这部分大脑来处理口头与书面语言信息），同时也要稍稍用到右半脑（右半脑主要处理视觉信息以及人类姿势的情感含义）。就像英语、法语或者汉语一样，手语也要运用同一套大脑机能。一位在中风之后左半脑受损的聋人依然有能力理解并使用各种手势，但是却失去了理解与使用手语的能力。同理，有听力的左半脑受损者也会丧失说话与听懂别人说话的能力，但是依然能够理解与做出各种表情。神经成像显示，在幼年习得手语的人们主要依靠大脑的语言区域，成年之后才习得手语的人们则更倾向于依靠大脑的视觉部分，就好像他们的神经元依然难以将手语视为语言一样。

发育到二十六周的胎儿就能感知声音。如果子宫内的胎儿被暴露在某种声音当中——有一项研究采用了交响乐《彼得与狼》，另一项研究则采用了大阪机场上空的飞行噪音——那么出生之后就会显示出对于这种声音的偏好或者容忍。如果母亲说法语，婴儿出生两天后就会对法语音素做出反应，可是听到俄语音素之后却没有反应。出生两天的美国婴儿更喜欢美式英语的声音而不是意大利语。早在出生之前几个月，胎儿就具有了识别音素的能力。在婴儿出生的第一年，这种能力就会得到细化，而细化的内容则包括范围的收窄。有研究显示，六个月大的婴儿能够分辨所有语言的音素，而到了一岁左右的时候，在英语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婴儿就会丧失区分非西方语言音素的能力。这一过程的发生时间的确早得令人惊诧。

出生后十八个月到三十六个月之间的这段时间是婴儿在音素与意义之间建立联系的关键时期。从这个时期开始，先天性的语言习得能力就会逐渐弱化，直到十二岁左右为止——尽管许多不一般的人们在此之后很久依然能习得其他语言。在这个关键阶段，婴儿的心智会将语法与语义的原则加以内化。语言只有依靠暴露接触才能习得。在不接触任何语言的真空环境里，大脑的语言中心肯定会萎缩退化。在语言习得阶段，幼儿可以学会任何语言。一旦幼儿掌握了语言本身，就可以在很久以后继续学习母语以外的其他语种。 聋人儿童学习手语的过程与有听力儿童学习平生第一种言语的过程完全一样。绝大多数聋人都能够将书面形式的有声语言当成外语来学习掌握。但是对于许多聋人来说，说话都无异于用咽喉与舌头表演体操，而读唇术则像猜谜一样困难。有些聋人儿童最终还是逐渐获得了这两项技能，但是假如将言语与读唇术当做交流的前提条件，恐怕会使得全体聋人儿童陷入永久性的困惑。如果他们在学习语言的关键阶段没能充分习得任何一门语言，就不能充分发展认知技巧，并且永久性地陷入原本可以预防避免的心智发育障碍当中。

我们既无法想象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无法想象没有思想的语言。交流能力的欠缺会导致精神疾患与机能障碍。听力障碍往往或导致语言能力的匮乏。还有研究人员估计将近三分之一的监狱服刑人员都有听力缺陷或者是聋人。有听力的两岁幼儿的平均单词量大约是三百个，相比之下有听力父母的聋人子女在两岁时候的平均单词量只有三十来个。假如将父母参与程度特别高的家庭与全家人一起学习手语的家庭排除在外，结果还要更加难看。爱荷华大学文化历史学家道格拉斯.贝顿这样写道：“幼年严重失聪的人们想要学习英语口语十分困难，就好比一个有听力的美国人打算学习日语口语，同时还要被人锁在一间完全隔音的玻璃箱子里面。”禁止学习手语并不能让聋人儿童转向言语，只能让他们远离语言。

对于口语教育的关注并不仅仅存在于亲子关系当中，而是会成为亲子关系本身。有一支心理学家团队曾经这样写道，一位母亲必须“将自身强加于子女的天然玩耍-学习模式之上，这种做法往往与子女的意愿相悖。”许多最终学会口语技能的聋人儿童都抱怨自己在学校里的时间全都被一项单一技能霸占了——他们不得不与听力矫治专家一起呆上几千个小时，这些专家会将他们的面部揉搓挤压成各种形状，迫使他们按照特定的模式运动舌头，日复一日地进行操练。“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们花了两个礼拜来学习‘断头台’这个词的发音。这就是我们所学到的所有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知识。”聋人权益活动家杰姬.罗斯曾经这样向我描述过她在莱克星顿中心接受过的口语教育。“然后你就用聋人特有的腔调向别人念出了‘断头台’这个词，而他们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通常情况下，就算你在麦当劳餐厅里面点一杯可乐，别人也分辨不出你的发音。 我们感觉自己就像弱智一样。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一项无聊的技能，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全都很差劲。”

有时人们会认为1990年通过的《残疾个人教育法案》主张了隔离不等于平等，而且每一个孩子都应当在主流学校求学。对于轮椅使用者们来说这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法案为他们带来了出入校舍的坡道。但是对于因为体质特殊而无法依靠有听力者的交流方式来学习最基本意义的聋人来说，主流化则是米兰会议以来最糟糕的灾难。如果说口语教学摧残了寄宿制聋人学校的教学质量，主流化则彻底杀死了学校本身。十九世纪末的时候，全美国一共有八十七所面向聋人的寄宿学校。到了二十世纪末，三分之一的此类学校都关门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的聋人儿童大约有80%都会去寄宿学校上学，到了2004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14%以下。克林顿政府当中行政级别最高的残疾人朱迪思.休曼声称，对于残疾儿童进行区别教育是“不道德的”，但是休曼的这句话说得还是太绝对了，忽略了聋人的例外情况。

1982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教育委员会诉罗利案。在判决书当中，最高法院认为某位聋人少女只要能通过考试，就算是接受了充分的教育。而且校方不必为她配备一名翻译，尽管她的主要语言是手语，而且借助读唇术只能理解不到一半的授课内容。威廉.伦奎斯特大法官这样写道：“法案的用意在于以恰当的条件向残疾儿童群体打开通向公立教育的大门，而不是保障已入学儿童能够获得任何特定水平的教育。法案的确要求各州为残疾儿童提供特殊教育服务，但并未进一步地额外要求在此情况下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必须足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名残疾儿童的潜能。”聋人学校的教学质量往往较低，主流学校的大部分教育内容聋人学生都接触不到，在这两种情况下聋人儿童都得不到良好教育。目前美国只有三分之一的聋人儿童能完成高中学业，进入大学的聋人学生当中只有五分之一能够毕业，聋人成年人的平均工资比起有听力成年人要低三分之一。

聋人父母生下来的聋人子女经常能取得相比有听力父母生下来的聋人子女更高一层的成就。这些“聋二代”们在家里就将手语当成了第一语言。他们更容易养成流利的英语写作能力，哪怕他们在家里从不使用口头英语，在学校里接受的也是手语教学。相比之下，由有听力父母抚养，在家里使用英语，并且接受主流学校教育的聋人孩子们的写作能力反而更差。聋二代在其他学术领域——例如代数——的表现也更好，此外他们还更成熟，更负责，更独立，更合群，更乐意与陌生人交流。

据说海伦.凯勒曾经这样说过：“失明切断了我们与事物的联系，失聪则切断了我们与人的联系。”对于许多聋人来说，用手语进行交流远比不具备听力的现实更有意义。手语使用者热爱这门语言，即便在他们也能使用有声世界语言的时候，他们对于手语的热爱往往依然不会减退。作家莱纳德.戴维斯是聋人父母的孩子（CODA），主业是残疾研究课程的教学。他这样写道：“直到今天，当我用手语做出‘牛奶’这个词的时候，还是觉得这样做要比单纯说出这个词更有牛奶的感觉。手语就像是会舞蹈的言语。手语是手指与面孔共同完成的双人舞。不理解手语的人们只能看到疏远粗陋的动作，而理解手语的人们则能够从最简单的姿势当中看到最细微的言外之意。有听力的人们很享受各种单词逐层递进的意义区别，例如‘干燥’、‘干旱’、‘焦枯’、‘枯干’与‘脱水’。同样，聋人也很享受手语姿势当中相对应的语义差异。”杰姬.罗斯也表示，“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下里，我们总会使用手语。任何理论都杀不死我们的语言。”

耳聋被定义为低发病率残疾。据估计每一千名新生儿当中就有一人深度耳聋，两人可能遭受严重听力障碍，还有两到三人可能在十岁之前丧失听力。聋人权益活动家卡萝.帕顿与汤姆.汉弗莱斯这样写道：“文化为聋人提供了重新想象自己的方法，他们用不着一味适应当前，还可以继承过去。他们不必再将自己当做未完成的有听力者，而是独特的文化与语言学存在，生活在一个彼此组成的集体世界当中。聋人文化为他们提供了在现代社会与其他人一起生活下去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