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那么当代的大报在编辑风格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呢？照理来说大报的编辑方式应当与小报截然相反——公开、审慎、多样化，追求新闻质量，哪怕读起来没那么清楚易懂，令人兴奋。大报的确比小报更开放。像是《卫报》的大卫.亨克或者曾经任职《独立报》，现在任职于《旗帜晚报》的史蒂夫.伯根这样的调查记者很可能会突然间带着谁也没听说过的的新闻题材闯进办公室并眼看着这条新闻交付印刷。大报的驻外记者数量也更多，这意味着大报的国际新闻内容更加难以预料。但是乏味的事实在于，就新闻自身而言，大报与小报并没有多少不同。大部分记者每天上午都会等着新闻编辑室告诉他们今天应该采访点什么，而新闻编辑室又会和主编商量今天该往哪里派驻记者，派去以后又该叫他们干什么。就像小报一样，大报的主编与新闻编辑室也有一份列表，上面记录了即将发生的演讲，即将宣判的案件，进行当中的庭审，新产品上市日期，此外还有大量公关公司与各路自我炒作的货色如同滔滔流水一般的登报请求，这些都是将要转化为新闻的原材料。打个比方，马上要举行一场支持猎狐的游行，领头的将会是某肥皂剧的主演。这场游行一定会提前在报社下一步安排计划当中占据一席之地，针对这几位电视明星的专访也会提前确定下来。但是对于游行本身成功与否的评判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报社自身的立场。明星们可以因为直言无忌而得到赞扬，也可能因为自私无知而遭到嘲笑。记者将会很清楚报纸的路线，还会额外得知主编对于某个角度很感兴趣——就连伦敦的城里人都会为英国乡村面临的问题上街游行，可见各位议员们多么跟不上形势——或者“给我找一张那个老太婆以前穿貂皮外套的照片，从她为人虚伪的角度下手。”

对于大报来说基本道理也是一样的，主编越热衷于塑造与决定报道内容，报纸的关注点就越集中。假如主编足够了解自己的读者，那么这套完整封闭的世界观就会奠定并巩固读者们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还不足以保证主编的成功。因为与主编想法一致的读者很可能人数过于有限（可以说，八十年代中期《独立报》与《每日快报》遇到的就是这个问题，杀气腾腾大鸣大放的爱国主义宣传已经过时了，在读者群当中居住在英格兰北部的退休监狱官员数量实在太少，不足以支持报纸的繁荣发展）。了解读者群的确很重要，而且假如报纸的读者群是一个人数可观的少数群体，那就很能为报纸带来成功。但是另一方面，假如某说一不二的主编按照自己的观点塑造了报纸的路线，但他对于读者群的判断却发生了失误，那么报纸就会一头栽进沟里。伊拉克危机期间皮尔斯.摩根曾决定将《每日镜报》转型成为一张反战报纸，他并没有满足于头版与社论——作为一名超级活跃，意欲控制一切的主编，他把整份报纸都转化成了控诉布莱尔与小布什的无间断愤怒尖叫。正式开战之后，《镜报》读者都显然不同意他的作法，至少觉得他不应如此不留余地，许多读者于是放弃了《镜报》。英军士兵虐待伊拉克战俘的伪造照片遭到曝光后又造成了更恶劣的影响。这些照片支持了摩根的新闻路线，也为顶层政治路线造成了实实在在的问题。但是这些照片之所以能上报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报纸希望这些照片是真的；结果英国人的生命因为这些照片遭到了危害。

有一条关于编辑工作的浪漫误传，即伟大的主编都是些控制狂，主宰着报纸的所有方面，从早间会议到深夜的大标题改写。但这一点算好事吗？那些鼓励采访记者们走出去自己寻找素材，自己思考，并且允许员工们对主编的偏见进行挑战的报纸在风格上更加多样化，更加出人意表，也更加有趣。比方说近几年的《泰晤士报》就总能为读者带来惊喜。同样，在伊战期间，尽管《卫报》的主编基调是反战的，但是报纸的随军记者与国内分析师还是提供了相当广泛多样的思路。《每日电讯报》的基本立场虽然明确偏右，在评论与特刊版面上还是包含了越发多样化的各种声音。一定程度上这是小报与大报之间的较量，前者就传统而言比后者更倚重主编的立场。但这也同样是不同办报理念之间的冲突：究竟应当助长读者的偏见还是应当对其加以矫正呢？

新闻会议之后一般会再进行一场主笔会议，关键的社论写手们可以就自己对某某问题的看法在会上畅所欲言。从前的舰队街上主要大报报社都有自己的领导主笔团队。《泰晤士报》一向以主笔团队的博学大气而闻名。日后的《独立报》创始人之一斯蒂芬.格洛夫（13）在描述七十年代《每日电讯报》的主笔团队时说他曾经是八人主笔团队的成员之一，他们的工作要求是每天至少提供三篇不少于330个单词的主打文章。考虑到周日特刊与顶替度假同事工作的情况，他估计他每周要撰写两篇多一点的主打文章。

“有时一到两名主笔会超出这个试探性的平均水平，因此其他人有可能一周只写一篇社论甚至不写。比尔.第兹每天下午三点四十五才会在深思熟虑之后确定社论任务的分配，某些主笔已经将‘躲避’无人认领的社论任务磨砺成了一门技巧，这使得他们可以一个上午都待在家里，然后再与某位政客、同行或者女朋友一起不慌不忙地把午餐吃完。”

这样时代已经过去了。如今报纸一般只会雇佣一两个人来专门写主打文章。

新闻会议与主笔会议之后是一连串的其他会议。图像主编会抱怨经费不足，无法在苏格兰雇佣足够的摄影记者。一位阴郁不乐的国际新闻主编可能会专门过来通知说派驻伊斯梅利亚的记者不顶用，必须替换掉。于是我们把那家伙最近写的几篇新闻全都抽调出来研究了一番。国际新闻主编说看起来这些新闻都还不错，但是全都遭到过改写，而且他心目中已经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但是假如我们真的辞退了伊斯梅里亚的吉布斯，管理层会不会干脆撤销驻伊斯梅里亚记者这个岗位呢？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的人事问题。有些报社专门设置了管理主编的职位来处理所有此类问题。但是除非这家报社规模特别大且特别繁荣，否则报社主编就不敢不亲自与有价值的员工进行谈话，哪怕他们只想抱怨差旅费报销不及时的问题——我记得有一回我自己掏出来了两三张二十英镑的钞票来为一位苦闷的摄影记者支付汽油费。解决完了员工的问题之后，接下来管理层还要开会。

快到中午之前当天的报纸销量数据就送到了——只是个估计值，但是依旧相当可靠——之后主编就要与管理层或者报社老板（如果有的话）为了本周与本月的预计销量数据进行辩论。这些数据极为重要。我当主编的时候，《独立报》正被默多克麾下《泰晤士报》发动的价格战折磨得死去活来，销售数据足以令人惊惶不已或（在极少数情况下）心花怒放。所有主编都掌握着实际的报纸销量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几乎从不会得到坦诚的公开。报社可以借助“试看样本”的名义向火车或飞机的座位上投放成千上万份免费报纸，或者发动为期一周的降价活动，有时仅仅局限于全国某个地区；报社可以向国外赠送数量大得惊人的报纸并脸不变色地将其纳入国外销售额当中。这种种作法都有美化数据的效果。报刊流通量审计局（14）如今遇到这些老套骗局时总会要求进一步解释，但是他们最后得出的数据也算不上完全可靠。接下来还有“读者群”的问题——即借助全国读者调查公司（15）来衡量看报纸的群体而不仅仅是花钱买报纸的群体——这个数据也可以在实际销量下降的时候用来鼓吹自己的成功。主编与流通量团队还有经理们会编写关于竞争报纸销量的冗长表单并深入钻研，一心想搞清楚对方的表现究竟如何。在销量方面有很多业内熟知的奇特现象——例如《卫报》一到夏天就会遭遇销量下跌，因为《卫报》读者当中有许多公务员，尤其是教师，而这些读者会放暑假。有些报纸在一周的某一天里销量会格外好，或许是因为这家报纸尤其擅长球赛报道或者有着特别受欢迎的增刊。当代编辑工作的诀窍之一就是要将那些每周只买一两次报纸的读者转化为每周购买三四次报纸的读者。因此所谓的“加料”——吸引读者第二天接着购买报纸的技巧——就变得十分重要起来。

流通量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对于报面标价的直接影响。广告赞助商们会根据一套基于流通量的复杂公式以及针对报纸读者群的社会构成分析——一般来说较为富裕年轻的读者群与较为年老贫困的读者群相比更便于企业或银行谋取利润——来购买相应的版面空间。但是这种评估与其说是科学，倒不如说是艺术：假如你能说服赞助商相信你正努力进一步争取“他们”中意的那一款读者，那么赞助商就有可能冒险付给你比一般水平高一点的广告费，或者至少继续与你的报纸合作。因此主编要与广告从业人士讨论下一步的流通量策略以及推出跑车增刊或青年女性增刊的计划——也就是要接着开会。假如你已经倾尽全力，但是流通量还在下降，那么总还可以发动促销活动。正如前文所见，免费赠品对于英国报纸销售的支持已经持续了一个世纪。而且促销活动也并不总是疯狂的。观感慷慨、吸引眼球且坚持不懈的手段，从“赢回你的按揭”到免费CD，都的确有助于增进长期销量。假如报纸质量足够好，那些因为报头广告宣传或者电视广告而偶尔购买一两次报纸的读者也有可能养成买报纸的习惯。不过这种做法很昂贵，穷一点的报纸只能借助促销活动来救救急，就好像通过吃甜食来缓解低血糖，使自己不至于晕死过去一样。我们会赠送经典电影影碟，葡萄酒，廉价航班机票与假期。通过报纸来处理过剩产品的作法——无论是航班座位还是爵士乐CD——已经形成了十分完整的产业。但是对于那些为了深入发掘新闻或者痛切鞭笞政府腐败而投身于新闻业的人们来说，这一切都有点令人昏昏欲睡。

开完了上述一堆会议之后——总还会有其他会议，主编要与律师讨论如何应对报社接收到的传票，与印刷厂经理讨论威尔士生产事故导致20000份印刷量损失，或者与报社自己的广告公司讨论由对方提出、而你还不大满意的秋季广告牌宣传标语——主编或许会有时间吃两口午饭。就像新闻采访一样，今天的编辑们喝酒也远没有从前那么凶了。作家露丝.达德利在描述休.柯德利普时谈到了他的报纸是在

“一片酒精之海上（生产出来的）。在上午十一点以前拜访柯德利普，他会请你喝一杯啤酒（除非当天是节庆日，那样的话十点半的时候他就会开香槟）。十一点以后他会开一瓶白葡萄酒。（塞西尔.）金，柯德利普以及政治主编西德尼.雅各布森这样的高阶记者（16）喜欢与重要人物一起吃午餐（喝的是开胃酒，红葡萄酒，白兰地），而大多数特刊写手们在午餐时间往往跑到猎隼酒馆里去……”

毋庸置疑，就算当年出产的最高水平新闻的确比今天的新闻更出色，这种程度的酗酒行径还是有点丢脸。舰队街在物理层面上的解体扼杀了主编与写手之间便捷的社交活动，也使得主编们更难出门与其他人一起吃午饭了。如今有些主编很因为自己从不离开报社大楼而自豪，到了吃饭的时候他们就卷起袖子和其他员工们一起在食堂排队。

这些主编觉得与政客或者其他重要人物摩肩接踵只能弱化自己，令他们对于这些人的厌恶遭到稀释，缔结到头来只能令报社底气有亏的私交。的确，很多记者都十分反感主编与外人共进午餐的行为，因为这意味着主编回到报社时会装着一肚子视若珍宝的新理论，而记者们多半不理解；主编也可能带回一堆他们打算见报的虚假新闻素材——当然要署别人的名字。不过尽管有这些顾虑，我依然认为不打算与政客、记者或者其他报业世界以外人物保持联系的习惯很容易使人思想僵化乃至僵死。主编必须保持头脑开放，必须与报业以外的世界保持联系，否则你的世界观就难免越发逼仄（主编是否与其他人共进午餐部分决定了大报与小报世界观的差异）。大部分主编都会因为有机会接触到三教九流的各路人物而欣喜万分——我本人就接触过坎特伯雷大主教，维珍航空老板理查德.布兰森，财政部财长，诗人，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顶尖专家，竞争报社的主编，还有抗议活动的组织者。随着全国大报的办公地点纷纷离开伦敦市中心，午餐会也越来越难进行，耗时也越来越长，对于我来说则是越来越难得了。但这依然是我一天之中最盼望的时刻。一般来说主编吃完午饭回到办公室的时候总会捎带着一点材料——可能是新闻线索，也可能是特写文章的点子。随着报纸将自身封锁在遥不可及的玻璃幕墙与铁栅栏之后，突围而出对于主编来说就变得越发重要了。就像所有报业集团一样，我们也会邀请政客或者各界巨头到我们这边来共进午餐。在我当主编的时候，镜报集团董事会办公室里里气氛肃杀而且绝对滴酒不沾，因此在这里吃午饭往往很令人感到别扭。我一直惊讶于居然会有这么多高阶大臣会信马由缰来到报社接受人多势众并且往往存心不善的记者们的款待。他们大概以为这样能拉近自己与新闻界的关系，从而得到正面报道。在很多情况下，这些大臣们前脚刚刚离开酒场，记者们立刻就会将他们不留情面地数落一顿，足以令他们在返回威斯敏斯特的路上耳朵发烧。我就知道至少有一位政党领袖因为在午餐会上显露了自己的本色而搞砸了原本与报社还算友好的关系。

跟在午餐之后的是更多的会议以及当天第一次巡查各部门工作情况的机会。（新闻编辑室此时已经拿出了当天的第一稿，审校编辑们也赶到了报社，放下手中早已翻烂了的小说，投身于从各个新闻机构与记者那里倾泻而出的巨量原稿当中，一边校对一遍边发出细不可闻的呻吟声。将会有一篇关于某大臣的新闻无法满足我们的预先期待（总是如此），还将会有一张可以上头版的照片怎么看感觉总是不太对。能不能把这根电线杆去掉，让旁边的士兵更显眼一点？当然可以。一位优秀的图像编辑——我就有幸拥有一位这样的编辑——总能拿出无穷无尽的好主意与好照片。最理想的新闻照片既要令人两眼圆瞪也要具有重要的新闻价值，但是这种照片很难得。我们经常要在美丽或抓人的图像与看上去有些沉闷的新闻照片当中进行选择。一般来说我们总会选择前者。当然，最有趣的谈话内容还是新闻与新闻业的两难困境。某议员接受了前往马耳他度假的免费航班机票，而我们在那架飞机上安排了一位记者与一位摄影师。我们是否应该趁这位大臣扎好安全带的时候给他来个抓拍并进行突击采访呢？又或者我们应该深入挖掘一下，看看执政党与某国外亿万富翁之间有什么联系呢？后者自然是不错的，但是很难做到滴水不漏。做还是不做呢？

下午四点，召开下午新闻会议。大多数细节都和上午一样。和上午的新闻会议相比，下午的新闻会议要简短一些，也更加务实。我们将上午的清单快速过一遍，将可用与不可用的新闻题材分别标注出来，并且着重讨论可能将要迫使我们重新思考当天报纸各个方面的突发新闻。上午原本已经敲定的版面计划突然又产生了争议。国际新闻方面有四条很不错的版面主打新闻，因此很想多要一个版面。他们对于一篇早早送来并且审校完毕的国内新闻冷嘲热讽，认为这篇新闻不过是一滩糊不上墙的烂泥，理应将其扔到一边为其他新闻腾地方。的确如此，但是在今天的报纸当中容不下心慈手软，只能杀伐决断。商务新闻主编有一条刚刚送来的突发新闻，他对打算并购英国第二大银行集团的某法国银行总裁进行了独家专访，内容是即将提交的并购报价。他希望在头版获得400个单词的空间。我说我只能给他250个单词，他看上去大失所望。主打文章的草稿要么遭到改写，要么得到批准。读者来信版面也到了。当天上午我们给苏格兰场去了电话，通知对方我们的专栏作家声称他们是种族主义者，希望得到他们的回复。警长传真过来一份愤怒的回复，说他手下许多高级警官都是《独立报》的读者。好极了！今天的第一篇专栏文章已经有了。哦上帝啊，这个女人居然还管《每日怪物报》的主编叫做“彬彬有礼的纳粹”，下个礼拜我还得跟人家一起吃饭呢！漫画家在上班报道之前先通过传真给我发来了四份粗稿，这样等他来了之后就可以着力加工我挑出来的那一张了。但是传真发过来的时候我刚好出去了，压根忘了这一茬，于是他就选取了他自己最喜欢的那一张。画面内容是——呃——约翰.梅杰正在向迈克尔.波尔蒂略的头上撒尿。这幅画对于我的口味而言稍微重了那么一点点，于是我找到他，小心翼翼地建议他是不是再考虑一下，用白颜料稍微掩饰掩饰。这话一出口他立刻就发飙了。我们还要检查明天的教育增刊——科林.休斯认为增刊上的主打文章完全是胡说八道，打算自己重新写一遍，但是他也警告说作者肯定不会和我们善罢甘休。不过话又说回来这篇文章出自某个自由撰稿人的手笔，而他平时并不负责评价这些人的稿件，因此也无所谓。

忙完了这一阵——并且又开了好几场会议——之后，我发现我们最优秀的特刊记者之一收到了《卫报》的任职邀请，对方开出的工资比我们这边要高出两三千英镑。这个月的特写新闻预算已经超支了，而且我刚刚为了这个问题与管理层拍着桌子吵了一架。现在的特刊部门人手还是那么多，但是要负责的版面却比以前又多出了一块。我本应该先碎步上楼找威尔逊与蒙哥马利商量一下，等他们点头之后再给她涨工资。但是管他的呢！雄纠纠气昂昂的我拿出主编的架势，承诺开出比《卫报》那边更高的工资。特刊新闻主编赶紧去通报好消息，两分钟以后他面带尴尬地回来了。钱不是问题，她就是更喜欢在《卫报》工作。老实说她对于我这个主编也没什么意见，她知道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我立刻感到心灰意冷，但还是勉强微笑祝她一切顺利。她也对我报以微笑，并且询问能不能在本周结束时就离职。我说这绝对不行，现在招人原本就已经很难了。过了一会儿特刊主编又带回了另一条坏消息。显然，她之前攒了三个礼拜的假期从来没有休过，换句话说她的离职通知期限等于不存在了。我操！我知道报社老板一定会试图撤销她的岗位并要求部门在少了一个记者的情况下维持下去。但是她不仅文笔了得，而且还十分高产。麦克斯.黑斯廷斯曾经说过，试图雇佣记者但却遭到拒绝的痛苦与约炮未遂很相似，假如这些记者最终投靠了竞争报社那痛苦还要不堪忍受。这一来明天要解决的问题又多了一桩。反正特刊新闻主编原本就打算和我大致谈一下人手不足的问题。明天的会议一定会十分有趣的。

到了每天的这个时候，比方说下午六点多钟左右，较早的版面安排就应该已经完成了，必须要再检查一遍，大标题要改，最后关头的改写也要写，然后报纸就会以电子版本发送到印刷厂。报纸付印意味着每个版面都有“下版”时间。最早的报纸印刷靠的是巨大的水平面，一般是石板，铅字摆放在上面，依靠报纸版面尺寸的框架保持各自的位置，这一套设施统称为印版。“下版”时间的重要性在于这是记者在报纸制作流程中控制报纸内容——或者说“版上审校”——的最后机会，之后报纸就要踏上工业化大生产的路途了。因此“印版”与“版上审校”这两个词也就一直沿用至今，标志着版面制作的最后阶段（另一个沿用至今的老式办报术语是“份”，这个术语原本指的是发送给审校编辑们的碳素复写纸版新闻副本。记者们在打字的时候要为每一遍稿件制作三到五份副本，送交不同的办公室并存档。这种做法今天已经遭到了淘汰，但是新闻稿件依旧还是论“份”而不是论“篇”）。随着晚上的工作逐渐加速，有限的审校编辑人数意味着版面必须以有序的批次得到完成，从而不断地提供成品。气氛越来越紧张，主编大步流星地走来走去，咆哮不止，反复看表，到处碍事。头版与底版总要留到最后才完成。

头版绝对不能出错。无论大报还是小报，头版都是主编遭受评价的主要依据。你所犯下的最严重的失误将在这里得到最公开的展示，富有创意的标题或图片在这里也能对报纸销量造成最大程度的影响。报头的上方或者下方是促销宣传。大报一般会安排三条此类宣传，简要介绍报纸里面的内容。假如花费高昂的促销活动正在进行，经营部门的人将会竭力争取最大的版面空间，但是任何一位主编首先想到的都是卖新闻而不是卖报纸。促销宣传的卖点很多；可能是某个一流专栏作家的争议性观点——《今夜我们都是美国人》或者《我那不能不说的下半身青春》（专栏作家非常在乎自己的文章题目能不能出现在报头附近，因此那些负担不起更高稿费的主编们往往会为他们提供更显眼的位置）；可能只是单纯提醒读者们本期报纸附有教育增刊，里面有很多教育岗位招聘广告；可能是对即将到来的伦敦时装周进行的专访。总而言之，促销宣传一定要花样翻新且吸引眼球。用寥寥几个词的篇幅就达成这等效果即需要技巧也需要灵感，而且很可能耗时不菲——管理层到了第二天肯定会对其严加检视。但是促销卖点是真实存在的。那么促销卖点究竟应该具有哪些特质呢？假如当天发生了重大灾害或者政坛出了大事，那么自然不用操心促销卖点的选择。在弱新闻当家的时候，对于促销卖点的选择则会透露很多关于这份报纸的信息。就《独立报》而言，我们偏好健康与环境方面的新闻，并且更加依靠国外新闻作为促销卖点，因为我们认为《独立报》就应该这样。相比之下我们几乎从不用犯罪新闻当卖点。大报与小报对于促销宣传的标准十分接近，都是要让读者感受到身临其境的兴奋，而不仅仅是记录最重要的新闻。因此大标题应当尽可能地短，而且还要尽可能地抓人。促销宣传介乎于广告与新闻之间——当代报业历史受到广告界人士的影响之深并非巧合。例如《每日镜报》的创立就得到了智威汤逊公司的协助，早期的《独立报》则与萨奇广告公司往来甚密。优秀的大标题写作是一项少有且不可估量的才能。你必须承担风险，避免俗套，还要收到提纲挈领的效果。

所有的小报主编都会说他们的工作远比大报编辑困难。他们要把单独一条新闻尽可能做大，。他们也可以耍一点小花招，将第二第三条新闻偷偷塞进头版，权当预告片。但是由于大标题的尺寸巨大，只有一条新闻能够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福克兰战争期间贝尔格拉诺号被击沉时《太阳报》那臭名昭著的“打着啦！”大标题，或者该报用死鹦鹉来比喻威廉.黑格的人身攻击，或者当年丘吉尔武力镇压罢工运动时《每日镜报》的“是谁扣动了扳机？”，这些都是小报意图的经典范例——让你在经过报摊时停住脚步，多看一眼，之后掏钱买报。但这个游戏十分无情，没有什么失误能比不好笑的笑话（看看《镜报》在九十年代末针对德国人的无趣攻击就行了），卖弄聪明的双关语或者太过大胆的预言更加不堪入目。最后一类失误的最好范例可能至今为止依然是1938年《每日快报》的“今年或明年均不会开战”了。这一行是有规矩的，每一位新闻从业者都会很快意识到。

大报的头版上可能会安排四条、五条以至于六条新闻；不过随着“紧凑化”趋势的增强，大报也开始向小报的方式靠拢。但是即便对于全尺寸报纸来说，由于分销机构总会将报纸对折，因此真正管用的也就是头版的上半部分，与小报的面积差不多。这块面积当中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要被报头与促销宣传占据，这样一来剩下的空间就没有太多选择了。一个经典的解决方案是在右侧安排一条横跨三栏的新闻，下面是一副位置足够高因此能够被过往行人们看见的大幅照片，左边一栏再安排一条次要新闻。在大多数情况下你都要试图吸引尽可能多样化的读者，因此假如主打新闻是政治新闻，那么头版底部就应该安排音乐、性与体育新闻加以调剂，而左手边的次要新闻则应该关乎国际时事，或者单纯以搞笑为主。将报纸展开以后，应当安排小品文作家或明星记者压住阵脚。在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日子里，这份工作相当好干：无论是熊熊燃烧的摩天楼，闯入萨达姆宫殿的美军，还是戴安娜王妃巴黎车祸现场的黑洞洞隧道入口，只要把照片放在头版上就万事大吉了。在这样的日子里，所有的报纸都会拿出一模一样的头版照片与大标题，因为无论他们在哪里工作，所有记者都是通过同一套方法培养起来的。没有人对此感到骄傲。任何一位自尊自爱的主编都会尽力不随大流。《独立报》就尝试过几乎纯文字组成的头版，印刷字体比一般文本字体大得多，但比大标题字体要小。比方说，2003年4月某期《独立报》的头版大标题是《英国企业集团的真面目》，下面搭配了三张大头照。正文开头如下：

“亚当.辛格将西部电信公司带到了破产的边缘，在他就职期间公司股票价格从5.63英镑暴跌至2.1便士。在18个月内1500名员工失业。而他本人得到了什么呢？180万英镑的遣散费。菲利普.沃兹爵士掌管壳牌公司期间，公司股价较去年下跌了超过27%，公司不得不裁员4000人。而他本人得到了什么呢？55%的加薪幅度，180万的薪金……”

这种咄咄逼人的头版布局足以令柯德利普击节赞叹，与当年的《镜报》以及今天的《每日邮报》所使用的“震撼话题”也是一脉相承。这究竟算是大报手法还是小报手法呢？不好说，但是很管用。其他的花招还有存心震惊读者的图片，尺寸特别大的漫画，或者将大部分空间用来刊登一篇文笔高超的文章，因为你相信这篇文章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值得一读。在我当主编的时候这些手法我基本上全都尝试过一遍。当英法两国的“牛肉战争”发展到有些可笑的地步时，我推出了一款多层大标题头版，有意模仿一战时期的报纸。还有一回，在英格兰足球队即将迎来一场重要比赛的前夕，我们拍摄了一位前锋的光脚，向读者们展示了职业足球运动员的脚趾要遭受怎样的蹂躏。当你精疲力尽的回到家里，心想“明天准能叫他们大吃一惊”的时候，那种感觉真可谓无与伦比。

作出了所有这些决策，并且将报纸交付印刷之后，当天第二版报纸就立刻投入了运作。版面要重新设计，根据竞争报纸与当天最新新闻的内容要裁撤或添加一部分新闻。上文中我对查尔斯.威尔逊多有批评，不过他的确有一点值得称道之处：他每天早上都会打电话询问报纸是否按时下版。报纸的印刷与发行在时间方面卡得紧张之极，如果没能将报纸及时送到分布广泛的各个分销机构，主编绝对吃罪不起。确保每晚按时下版是这一行雷打不动的铁律，这纯粹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主编一天工作当中肾上腺素流量最大、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在《独立报》任职的时候，我每天的下班时间大约都在晚上九十点钟左右，下班后我或许首先会到附近的酒馆喝一杯，然后就爬进报社给我租的私车回家。一路上我还会与新闻编辑室的夜班人员就进一步调整内容与版面的可能进行讨论，另外还几乎总得谈一点白天没来得及谈的事情——例如与某驻外记者聊两句，与我打算挖过来的其他报社某记者套套近乎，又或者为了早些时候的态度问题向印刷经理道歉。如果把花在汽车后座上的时间也算进去，那我每天都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只多不少。主编的工作日程相当熬人，原因之一在于上床之后往往还睡不着，忍不住地担心目前的危机要如何解决或者为什么我们对于某条新闻的报道没能赶上竞争对手的水准。要是《独立报》的处境能够再稳固一点而不是如此岌岌可危，我的压力也不会那么大。这就好比率领着一支徘徊在保级边缘的球队一样，我很清楚我们的销量在广告市场只能勉强维持报社不至于断气。报纸市场也是有进有出的。我知道很多报纸都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不仅仅是那些就算关门也没人可怜的报纸例如《每日速写报》或者《图片报》，还有真正的好报纸，例如1960年倒闭的《新编年报》，在1987年的报界大混战中仅仅支撑了五个月的《伦敦新闻日报》，还有在1990年遭到包括《周日独立报》在内的多方势力绞杀、仅仅维持了十三个月的《周日通讯报》。阿瑟.克里斯滕森在报界工作了二十余年，每天都要工作十八个小时，他对于报业的论断至今仍然言犹在耳（“敢为人先，不要跟着别人走。永远不要模仿别人，舰队街上到处都是因为模仿别人而完蛋的家伙。”）。他在退休后说道报社主编必须是孤独且一根筋的人。“主编如果心满意足，报纸一定惨不忍睹。在我担任主编的日子里，我整天闷闷不乐，吹毛求疵，气急败坏，怨天尤人，引咎自责，呲牙咧嘴，风声鹤唳，固执己见，精疲力竭，等等，等等。我将别人表扬得天花乱坠，又将他们批评得狗血淋头。当然我本人也经常会体验到天花乱坠与狗血淋头的经历……”

（1）http://en.wikipedia.org/wiki/Max_Hastings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Aaronovitch

（3）http://en.wikipedia.org/wiki/Suzanne_Moore

（4）http://en.wikipedia.org/wiki/Neal_Ascherson

（5）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Preston

（6）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Rusbridger

（7）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Junor

（8）http://en.wikipedia.org/wiki/Tom_Utley

（9）http://en.wikipedia.org/wiki/Arthur_Brittenden

（10）http://en.wikipedia.org/wiki/Sam_White_(foreign_correspondent)

（11）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_Hutton

（12）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Alton

（13）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Glover

（14）http://en.wikipedia.org/wiki/Audit_Bureau_of_Circulations_(UK)

（15）http://en.wikipedia.org/wiki/National_Readership_Survey

（16）http://en.wikipedia.org/wiki/Sydney_Jacobson,_Baron_Jacob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