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他们当中有些人性情无常且令人疲惫……相当一部分人既无知又懒惰，固执己见，性喜作伪，而且没有得到充分的监督。

——克洛斯哈勃的布莱克勋爵（1）论记者

黑脸黑心只会敲竹杠的混蛋。

——记者们对于克洛斯哈勃的布莱克勋爵的看法

时间是1996年。我孤身走过金丝雀码头一座座玻璃与大理石包覆的高楼，夕阳的余晖刺得我睁不开眼。我的脚步有一点不稳。刚才我的确喝了一大杯香槟酒，但这并不是原因。事实上，接下来两年时间里我都将像现在这样头重脚轻地过下去。当时我还不知道会这样。当时我心中只剩下了纯粹的快感与自鸣得意。就好像彩票中奖、洞房花烛以及秃顶生发这三大喜事在一天之内全都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对面走来了一个超重的熟悉身影，这是《太阳报》前主编凯文.麦肯兹，一档电视直播无上装飞镖大赛的编导，镜报集团的主管之一，也是《独立报》所有人之一，而我刚刚成为《独立报》的新任主编。他的脸上挂着如狼似虎一般的微笑。“嘿，恭喜啊小玛……不行，现在得管你喊四号了。”我困惑地眨眼一笑。这个四号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叫我安德鲁呢？“因为你是第四个。我不能管你喊名字，那样关系太亲密了。日后他们炒你鱿鱼的时候我会不好受的……反正他们最后非得炒掉你不可。回见。”

他们最后的确把我炒掉了。如果说1996年的《独立报》总编职位还算不上溢满金杯的毒酒，那至少也是一大碗半温不凉的鲜榨蓖麻汁。除去伊安.哈格里夫斯（2）之外，我所有的前任都没干多久就在最恶劣的环境下遭到了最粗暴的解雇。我所接替的是查尔斯.威尔逊（3），他曾经是《泰晤士报》的一名编辑，现在为镜报集团工作，对于自己不得不靠边站感到深恶痛绝。现在身为前执行主编的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之一。此时有两位彼此憎恶的竞争对手正对《独立报》展开左右夹攻。报纸发行量十分难看，在所有全国性大报当中叨陪末座。预算一减再减，士气低无可低。默多克发动了一场要人命的价格战，将《泰晤士报》的成本狠狠地砍了下去。他的目标主要是《每日电讯报》，但是我们也很可能在这场铺天盖地的攻势面前惨遭池鱼之殃。而且我全部的编辑工作经验都是通过二十年前在大学里操办校报得来的。得到这份工作之前几个月我曾与西蒙.金肯斯（4）一起吃过饭，他是个杰出的记者，在餐桌上他告诉我这一行以有两种人，一种是天生的写手，另一种是天生的编辑。他和我一样都是写手。让他来担任《泰晤士报》的主编是个极大的错误，而且他强烈建议我绝对不要干编辑。他的建议是千金难买的真知灼见，于是我很快就将其抛在了脑后。获得任命的那天下午，站在夕阳映照下的我对于麦肯兹的俏皮话百思不得其解。我不仅是当时最年轻的全国大报主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白痴的一个。

那我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份工作呢？回头看来当时在我心里起作用的主要有两大因素，其一是虚荣，其二是贪婪。能成为国家大报的主编是很气派的，即便是没什么油水的《独立报》也是一样。尽管我并没有专属司机，但是每天都会专门有一辆出租轿车等在家门口拉我去上班，而我则可以在后座上冲着手机大吼大叫发号施令。我的收入在所有全国大报主编当中时最低的，但是依然达到了175000英镑，远远超过我的实际身价。其他主编的收入更是令我望尘莫及——据说当时收入最高的主编能拿到600000英镑——还有很多主编拥有报社的期权，这样他们至少在账面上一个个都是大富翁。照理说人们应该以事业为重，不应该对这种事情太上心，但是完全不上心也是不可能的。在办公室里我就是一把手，我走进来的时候总会有十好几双眼球紧盯我的动向。我开口说话的时候其他人至少会装出一副认真倾听的样子。《独立报》或许不大，但她是属于我的——我的。这有点像当年的海军题材小说，一位刚刚升任船长的军官根本无暇顾及这条船只有两根桅杆，六门小炮，船头开了个大窟窿，厨子还整天想造反。因为真到了无边的大海上，再怎么说这都是一条船，而我再怎么说都是船长。走出报社之后，我可以造访首相、大主教、著名演员以及其他主编。业内刊物与其他报纸的媒体专栏都会以我为题撰写文章。反对党政客会向我咨询意见，而天性慷慨的我也从来都畅所欲言。曾经被我在心目中奉为偶像但却从不敢接近的业界前辈如今要主动来找我讨论加薪问题，而我也总是尽力试图加以满足。金钱与权力，一世打拼不就是为了这两样吗？

当然，这里我有一点自轻自贱了。理想也是很重要的。现在如此，当年也一样。对我来说掌管《独立报》是一份高尚的事业，也是我不尽的喜乐。《独立报》首度发行于1986年，承诺要改变大报新闻的面貌。我在这里度过了职业生涯中最好的时光，也结交到了一批最好的朋友。关于《独立报》问世的第一条流言是在1985年圣诞节之后浮出水面的。当时我正猫在我父母家里的壁炉前面看《金融时报》，突然看到一条神秘兮兮的报道，说的是一份即将出现的新报纸。（“一份高质量全国性日报，由舰队街以外的承包商运用最新电子设备印刷”）显然这份报纸是记者们自己创办的，预定发行时间则是明年的秋天。我依然记得当时炉火中木柴发出的噼啪声听上去多么令我感到兴奋。当时我还是《苏格兰人》的政治记者，一门心思想要搞到休息室的准入许可。托尼.贝文斯（5）为我打通了关系，使我顺利地加入了这家新兴报社。在报纸正式发行之前几个月里，以及此后大约一年左右，我们感觉自己似乎真的挣脱了报社老板们组成的旧世界。行业当中许多最名头最响亮的人物都在我们这里工作，既有威廉.里斯-莫格与彼得.金肯斯这样的头牌人物，也有诗人记者詹姆斯.芬顿（6），漫画家尼古拉斯.加兰（7），亚历山大.钱斯勒（8），鲁伯特.康维尔，弗朗西斯.维恩（9）等等。我们在老街办公室讨论编辑工作，员工们都可以参加，有人倚靠沙发，也有人坐在地上。布莱恩.哈里斯这样了不起的摄影师为了获取抓人眼球的照片不惜打破所有规则。一般的报纸充斥着乏味的日常问题，例如：老板会怎么想？我们有钱干这个吗？这条新闻符合我们的一贯风格吗？等等。在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时间里，《独立报》仅仅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不呢？”当时的报社里弥漫着大有可为的气氛，任何经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尽管很快这种气氛就衰落了下去。

最终我还是跳槽了。直到1992年，在彼得.金肯斯英年早逝之后，我又担任了《独立报》的政治专栏主笔。这时的《独立报》已经陷入了重重困境当中。的确，《独立报》一直都在两线作战，蚕食着《卫报》与《泰晤士报》的发行数额，但是报社的现金流十分吃紧。默多克发动的无情反击以及经济不景气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杀伤。报社创始人之间争执不休，周日版报纸发行时机十分不巧，商业环境也越发恶劣，这一切都迫使着报社所有权发生易手，从一贯保持中立的银行转向媒体领域内的投标者。曾几何时《独立报》可以在舰队街最优秀的人才当中任意挑拣，如今许多关键员工又回到了更稳定且销量更高的竞争者那边。各种谣言此起彼伏，说是众多披鳞带角的掠食者们正在虎视眈眈，还有人说救人危难的白衣骑士即将赶来。意大利与西班牙的媒体股东开始撤离，顶替他们的则是大卫.蒙哥马利（10）领导的镜报集团。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好几名报社员工都曾经给意大利人发送过长篇信件，恳求他们不要把股份卖给蒙哥马利，但是当时的竞买者除了他之外就只剩下了托尼.奥雷利（11）的独立报业集团。等我当上主编的时候这两人各自持有48%多一点的股份，还有像是报社创始人安德里亚斯.维泰姆.史密斯（12）这样少数几个独立股东维持着平衡。

就算最为妙笔生花的小说家想破脑袋也也想不出蒙哥马利与奥雷利相互对峙的场景。一个是枯槁刻薄的乌尔斯特新教徒，另一个则是胖大奔放的爱尔兰天主教商业巨头，此人当年在美国领导亨氏公司并狠狠赚了一笔。两人一见面就毫不通融地彼此厌恶起来。两人都想完全占有《独立报》，两人都愿意不计代价地阻止对方。两人都赌上了一口气。几年之前蒙哥马利曾经重新发行过面向中端市场的《今日报》并遭遇了惨重的失败，被默多克狠狠地修理了一顿。他想证明自己原本的设想依然可行：一份雅痞风格的报纸，新闻取向要迎合那些有钱有抱负的人士，最好在伦敦的梅菲尔高档住宅区被人抢过劳力士手表。他希望走高端路线的《独立报》可以成为这样一份报纸。他还相信自己只需要一般报纸运营成本的一部分就足以搞好《独立报》，具体作法则是相对很少采用传统的采集型新闻制作，大量依靠对已发表新闻的改写与著名专栏作家来填补版面。他的管理风格强硬，只要看看他成功说服银行让他执掌镜报集团就知道了。有一位曾经被他解雇的优秀编辑曾经评价蒙哥马利，“他对于自己承诺的不屑一顾令人气绝，即便按照舰队街那血腥而虚伪的标准来衡量，他的野蛮行径也是闻所未闻的。”尽管我们当中有些人的措辞可能还要再强硬一点点。

首次按照镜报集团的风格调教一位大报主编的尝试发生在1994年。伊安.哈格里夫斯曾经是BBC的高级主管，在《金融时报》供职多年，后来还当上了副主编。当时一位代表《独立报》意大利少数股东的中间人找到了他，并向他保证尽管蒙哥马利在董事会有席位，但是对于主编的挑选并没有发言权。哈格里夫斯很快就意识到这话纯粹是胡扯。他在其他股东举办的晚宴上首次见到了蒙哥马利。“他看起来就好像坐在桑拿间里一样……热得坐立不安。在游戏的这一阶段，他勉为其难地约束着自己的举动，但看起来他实在很想咬人或者在地毯上撒尿。他整个人都紧张兮兮的。”面对这个主编职位的邀请，哈格里夫斯坚持一定要先与蒙哥马利私下见一面。后者很不情愿地将他邀请到了自己位于伦敦南岸的公寓——“他看上去好似一头出笼的野兽，根本坐不下来。”哈格里夫斯试图找到与蒙哥马利合作的方式，而蒙哥马利一开始则对于哈格里夫斯坚持要在就任以前带家人出去度假几天的要求大为光火。但是根据哈格里夫斯的说法，“我认为蒙哥马利就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是个势利眼。而且如果说他还是个在贝尔法斯特办过小报的大老粗，那他肯定知道很多我不知道却又应该知道的事情。”

在这一阶段，报纸在名义上依然由意大利股东《共和国报》派来的主管赛吉尔.塞林尼控制。蒙哥马利想要真正的控制权。哈格里夫斯当上主编六周以后，蒙哥马利闯进他的办公室，关上门说道他听说“塞林尼给你找了不少麻烦”。哑口无言的哈格里夫斯否认了这一点。但是蒙哥马利步步紧逼。“他在浪费你的时间。你才是主编……我认为我们应该搞掉塞林尼。你需要的是编辑自由以及与镜报集团的明确关系。这也是董事会的看法。”这是镜报集团的惯用手段：首先坚持编辑需要“自由”并对他加以孤立，接着就对他施加完全的控制。起了疑心的哈格里夫斯问道董事会里具体有哪些成员说过塞林尼必须要走。“我把西班牙与意大利董事的名单念了一遍，（我念的每一个名字）他都说是。于是我就说待会儿我要依次打电话核实一下。结果他的脸色比一开始更加红亮，转身就走了。”所有接到电话询问的董事都否认自己说过这种话。

“于是他下次再来的时候我就说，大卫，你要是再骗我咱们这事可就肯定不成了。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我们两个人当中必然有一个要从这出大戏中退场。我认为不太可能是他，但也不是全无可能。于是我咬紧牙关坚持了下去。这就好比西部牛仔电影一样——你知道下一场埋伏一定会到来。生活就是一系列的埋伏与心理战——他安排凯文.麦肯兹每次在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都站起来向我敬礼：‘全体起立，知识分子来了！’只要你流露一点点软弱的迹象，他们就会扑上来。”

哈格里夫斯一上任就先将报社的预算砍掉了三分之一，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在他努力操办这份比以前更薄的报纸时，一时半会儿就不会有人再催着他继续砍预算了。“但是几乎就在第二天他们就开始进一步施压。”在他的手下，《独立报》从邦西田园边上张牙舞爪的旧办公室搬到了熠熠生辉的金丝雀码头。新的专栏作家也陆续加盟，其中有一位海伦.菲尔丁撰写了《BJ单身日记》一书（她还有个帮手是日后为托尼.布莱尔工作的查理.利德比特（13）），《独立报》的员工们也学会了如何更加奋力工作。报社里的气氛已经没有以前那样欢乐了。哈格里夫斯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但是这样还不够。“他们解雇我的方式几乎有点诗意。”当时他正要坐火车去密德斯堡，支持一名与英国电信公司打官司的记者，结果得到通知让他先去夏洛特街上的《爱尔兰独立报》报社办公室。“我说不行，但他们说只需要一分钟就好……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一切都已经结束了，而且已经对外通报了。”在那一周晚些时候哈格里夫斯与另一位主要股东托尼.奥雷利约了饭局，后者表示自己将会赴约。哈格里夫斯提出异议，但是事态还是发展了下去。“我们在威尔顿餐厅吃了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克丽丝（奥雷利的妻子）也来了，席间的氛围十分平和。然后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将会履行合同。蒙哥马利打算不掏一分钱就把你踢出去，但我决不允许这种事。”

但是蒙哥马利究竟打算怎么样呢？究竟是什么驱动着他将某个小报集团的另类文化强加在这份年轻的大报头上呢？从根子上来说他是想证明还有另一套做事情的方法，借此报复默多克。他手下的头号干将是查尔斯.威尔逊，此人从前是《泰晤士报》的编辑，也被默多克解雇过。他们相信只要合起伙来就能与新闻国际一较高下。他们用《镜报》对抗《太阳报》，用LiveTV（由凯文.麦肯兹主管，他以前也是默多克的员工……）来对抗天空台，而对抗《泰晤士报》的自然就是《独立报》。尽管与默多克这样体量庞大的巨头相比他们俩只能算是是二流轻量级选手，但在他们看来这只能算是全盘计划中的一点小小瑕疵。这就好比一帮不得意的法国将军集合起来打算教训一下拿破仑。

相比之下奥雷利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当年曾经是一位著名的爱尔兰英式橄榄球选手，还是不列颠雄狮队的主力之一。后来他投身于营销领域并在匹兹堡加盟了亨氏集团，成为了第一个非亨氏家族出身的主管。他在番茄酱、豆子以及其他居家产品的营销方面有着点石成金的手段，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十分有钱的人。他利用这笔财产当中的一部分开办了许多自己的公司，尤其是在爱尔兰、澳大利亚以及葡萄牙的多家报社，此外他还涉足了营销、电台广播以及玻璃器皿等多个领域。他在美国、澳大利亚、爱尔兰与法国都有房产，他的第二段婚姻娶得则是希腊船业的女继承人兼育马师克丽丝.格兰德里斯（14）。总而言之奥雷利完全就是蒙哥马利的反面——魅力十足，自信心爆棚，而且十分积极地享受生活。他之所以想要《独立报》是因为在伦敦成为一家全国性报纸的所有人（他在英国已经拥有了好几家地区性报纸）可以使他跻身大人物之列。而且《爱尔兰独立报》的成功也使他相信自己能够在英国再续辉煌。奥雷利是个声名在外的人，他或许并不像默多克那样坐拥一座传媒帝国，但是他的王国疆域依旧十分可观。作为国王的奥雷利尽管年事已高却体格壮硕——一张红光焕发的大脸，永远笑容可掬，目光犀利，满头白发起伏如波浪一般——不过就像许多其他掌权者一样，他的眼神似乎总是比他的微笑要略显冷漠。他对金钱很上心，营销手段高超，商誉显赫，而且政治立场十分自由化——就像其他爱尔兰人一样亲欧洲，与英国上层阶级也很疏远，看起来他完全就是为《独立报》量身打造的老板。

当时奥雷利在伦敦主要通过代理人来办事，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名叫泰德.史密斯，他曾经担任过爱尔兰外交官，为人精干，总是扎着领结。就像报社里的其他大多数员工一样，我在正式上任总编职位以前对于蒙哥马利与奥雷利这两个人也都只有间接了解，我的主要消息来源就是伊安.哈格里夫斯。在哈格里夫斯遭到解雇之前曾经带着家人到爱尔兰度假，奥雷利在位于西柯克的宅邸招待了他们。哈格里夫斯天然具有着克伦威尔的习气——眼光高远，严肃认真，最看不惯艳俗做作的花架子。他回到报社后向一干忧心忡忡的《独立报》写手们谈到了奥雷利家里的男管家与游泳池，精美的画作与其他炫富陈设，“就好像他真以为我们会稀罕一样。”我们赶紧问道，那你有没有哪怕假装稀罕一下呢？就稍微假装一小下下也行啊？当然没有啦！哈格里夫斯回答道。老天啊！我们心里一起叫苦起来。我的老天啊！

我对于蒙哥马利的第一印象一点也不坏。他性情阴郁，作为苏格兰人我觉得正对脾胃。他不善待人接物，在我看来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的微笑有点鬼鬼祟祟的，而且总是尽可能避免与他人发生目光接触。后来我发现她十分讨厌与别人正面交锋，吵架的事情总是交给威尔逊这样的手下人来干，而身为苏格兰人的威尔逊也很享受打嘴仗的感觉，越激烈越过瘾。平时蒙哥马利总是一个人呆在二十四楼的办公室里，居高临下地眺望泰晤士河。他的办公室装潢简朴，不过挂着一份为他送别的《今日报》头版，照片上的他站在一辆二战坦克上摆出一副英军总指挥的造型。（不过记者们背后都管他叫隆美尔，因为“蒙哥马利是咱们这边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写字台，上面零星摆放些办公用品，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整齐地摞着报纸。此外他给办公室装了一套音响，用来欣赏莫扎特。桌子上永远都放着一大碗没人碰过的水果。在十分少见的情况下，他也会叫一点食物与咖啡，将这些东西送进办公室的则是老怪物罗伯特.麦克斯韦尔时代的少数几项显著遗迹之一，也就是和蔼可亲的老管家约瑟夫。一开始蒙哥马利为人既可信又干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可谓同舟共济。奥雷利和他派来的人都是些只会咋咋呼呼的空架子，根本不了解伦敦的全国大报市场。然后他那万年不变的主题就会再次浮现出来。已经在舰队街泛滥成灾的所谓“镜报旧文化”必须得到彻底根除。楼下有许多闲散人员，必须把他们“扫地出门”。其他那些“捣乱分子”与“老不死的”也必须趁早处理掉。同样我们也不想要“卫报文化”。我们必须了解市场。我们要争取年轻向上的读者。这些读者或许也有社会责任感，但是他们也很享受生活的美好。他们想要抓住时代的机遇。他们想开保时捷，戴劳力士。我们的报纸上不能出现凄惨的贫困地区或者“死去的黑人婴儿”，这只能令读者感到反感。话说回来我们为什么要雇佣那么多驻外国记者呢？难道就不能把他们也“扫地出门”吗？

一开始这些要求中的大多数我还都能兵来将挡地避让开来。此时的报社与竞争者们相比早已经人手不足了。这意味着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员工都要加班加点，在假期赶回来工作，而加班费并不算高。的确，报社里也存在工会活动家，有一两个人对待管理层的态度十分咄咄逼人——在我看来，考虑到对方的强势与我们的弱势，这么做实在傻得很。但是全国记者工会的任职人员的确是整个报社里工作最勤奋尽职的记者，无论蒙哥马利怎么看，我丝毫也不想把他们单独挑出来。此外我的办报理念也与他截然相反。我也希望报纸主攻高端市场而非低端市场。我也承认消费新闻是当代媒体生活的现实。但是我毫不怀疑这份报纸的灵魂与目的正是那些他意欲根除的社会运动与国外报道。获奖无数，争议不断的中东特派记者罗伯特.菲斯克（15），哈米什.马克里的杰出经济评论，贝文斯的政治报道……这才是我所热爱的《独立报》。但是蒙哥马利是一个铁腕无情的人，咬住了就不松口。只要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另一篇国外新闻或者第三版上对于当天重大事件的报道，而不是什么“时尚人物”，他的脸色就会气得一片大红，他的嘴唇也会紧缩成镜报集团同事们所谓的“鸡喙状”。友好交谈变成了争论，争论又变成了争吵。很快我就看明白了，假如他赢得了完全控制，我所知道的《独立报》就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