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万幸，任何人也不能

指望使用贿赂或者

其他不当手段，借以

影响一位英国新闻记者。

可惜，考虑到即使未曾

受到贿赂时，这些人也会

作出的种种不堪之举，

人们实在无法感到欣慰。

——亨伯特.沃尔夫，《英国新闻记者》

英国的新闻记者就整体而言并不受欢迎。国家级大报的流通量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颓势。有些最著名的报纸面临着最严重的销量问题——例如分处市场两端的《金融时报》与《每日镜报》。有些地方性报纸混得还算不错。但是这股衰退形势的影响范围早已远远超出了通常所谓的舰队街。编辑们为了提升销量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大报开始采取由小报开拓的报道与观点严密融合的技巧，咄咄逼人的报纸降价，层出不穷的各种特刊，越发花里胡哨的彩印广告首页，火车里与饭店中的增刊，夹在大报里面的免费小报，甚至还有遭到裁剪的报纸版面尺寸，等等。作为第一份采取小报版式的大报，《独立报》逆势而为，取得了可观的销量增长。该报纸一直利用自己的头版宣传中左立场，就像持右翼立场的《每日邮报》向来所做的那样。

但是如果从大局来观察英国报业市场，这些手段并未生效。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呢？绝不是因为缺乏人才，这一行雇佣了许多全国最出色的写手。《卫报》与《每日邮报》这样风格显著的报纸在设计上都十分出色，远远超过二三十年前的水平。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新闻驱动的世界，从巴格达到威斯敏斯特，从德国食人狂魔的审判到英国皇室的性生活，从全球变暖危机到非洲艾滋病肆虐，新闻故事并未陷入无以为继的短缺境地。过去几百年间英国国民与新闻之间缠绵悱恻的关系一直令评论家们与外国游客们惊讶不已。英国国民的报纸购买量与阅读量依旧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欧洲国家，而且英国报业千姿百态的分化也令美国望尘莫及。几十年来一直有人声称英国人与新闻已经姻缘难续，几十年来的事实也反复证明了这些人的错误。但是今天的报纸销量实在不容乐观，这难免令人思考新闻记者们日常的具体工作当中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失误。

在单纯的销量数字之外，还有一场宏大并逐渐展开的大讨论，主题是采访记者的职业道德、工作习惯以及最终产品。对于BBC的雇员们来说，由于伊战之后上演了一场怒火攻心的大戏，这场辩论尤其尖锐。一位受雇于政府的科学家大卫.凯利博士为《今日》节目充当了线人，该节目令唐宁街大为光火。随后凯利的线人身份遭到曝光，致使他最终割腕自杀而死。随后由赫顿勋爵主导的调查工作严厉地抨击了BBC的许多工作流程与表现，使得这个大量受众十分信任的新闻来源大受打击。报告结果发表之后几个小时之内，BBC就损失了总裁加文.戴维斯与总导演格雷格.代克这两员大将。（1）许多新闻从业者都认为公共生活的世界与新闻业的世界之间发生了文化冲突；赫顿勋爵对于这一行业失之苛刻并缺乏同情心；而且某个特定节目中的单一错误（尽管影响很大）沦为了贬损整个行业的凶器（“可是你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对付我们的啊！”政客们反唇相讥道。）

对于新闻业的信任并不是一个可以等闲视之的话题。赫顿勋爵的调查暴露了新闻行业内部的潜规则与陋习，使得许多新闻工作者对此都无话可说。可以仅仅依靠单一消息来源进行严重的指控吗？（作为威斯敏斯特专访记者，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采访记者的笔记应当多么完备而精确呢？（许多采访记者的速记系统都不甚可靠——甚至根本不会速记。）有些人一边隐藏身份一边攻击他人，采用这些人的匿名言论算得上公平吗？（大概不算公平，可要是不这么做，报纸上一半的新闻都将烟消云散。）电视以及电台记者在面向千百万观众听众进行广播之前是否应当写下所有报道要点而非即兴发挥呢？（这样做的确更安全，对于内容危险的报道尤其如此。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做法会导致演播风格死板无味，可能会迫使受众换台。）当大卫.凯利事件的当事人，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在法庭上徒劳地向王室法律顾问以及赫顿勋爵辩解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许多到场的记者们都垂头丧气地窝在法庭后半截，琢磨着自己的采访手段能否经得起如此严苛的考验。他们的消息来源有多么可靠呢？他们对消息来源重要性的夸大有多么频繁呢？对于引用言论的注水又有多么频繁呢？在偷偷摸摸地与消息来源短暂会面并套取信息之后，他们是否经常会向对方加以复核呢？

给BBC造成如此惨重打击的吉利根事件并不孤立。著名的美国报纸也曾经爆出过采访记者编造新闻故事的丑闻——其中杀伤力最强的一起就是2003年《纽约时报》解雇杰森.布莱尔的事件（2）。在英国，天空新闻台的一位采访记者伪造了英国潜水艇发射巡航导弹的镜头，遭到揭穿与解雇后自杀而死。经常性的故意夸张、不实报道与知错不改长期以来一直是英国报界的特色，尽管最优秀的英国报界成员一直试图依靠读者监督与自我改正来改善自己的地位。

但是英国一直有着震耳欲聋的出版自由传统，而且这一传统的背后也有着很有力的理由。在历史上，遭到嘲讽与边缘化的少数人往往是正确的，而洋洋自得的多数人往往是错误的。例如克劳德.柯克本（3）在三十年代开办的反绥靖主义油印《一周报》就比《泰晤士报》更加清楚地看到了纳粹外交活动掩饰下的侵略意图；又比如安德鲁.莫顿（4）就查尔斯与戴安娜的灾难性婚姻而撰写的内幕故事一开始也饱受揶揄，但最后出洋相的还是那些所谓“专家”。英国公众很有理由感谢“不负责任的”新闻业。有些话人前不好说，但是在白厅与威斯敏斯特的黑暗角落里，依旧还有人认为就算安德鲁.吉利根再有多少不是，犯了多少错误，到头来他还是十分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