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我们已经了解过了直接议会采访的历史，研究过了政治新闻的棘手本质，还见识过了古怪而充满争议的休息室机制。现在是时候接触一下所有问题的核心了：如今的政治新闻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的呢？日复一日地供应着众多广播节目与报纸头版的新闻题材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想要有效地参与到新闻制作流程当中，有哪些需要知道的注意事项呢？

任何一个不了解他/她所处时代政坛大局的人都无法成为合格的政治记者。你需要知道台上有哪几位主要角色，彼此有什么看法，各自有什么目的，还要多了解一下他们的履历。你需要知道哪位大臣正在推动什么计划，唐宁街与财政部各有什么打算。你需要在脑海中绘制一张各党派之间结盟友好（这部分比较短）以及纠结敌对关系的联络图。唯此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某人会将关于另一位某人的某件事透露给你。你需要理解政治措辞，尽管你很可能不相信或不以为然。你需要知道“第三条路线”的由来以及该政策与工党“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差异。此外正如前文所说，你必须对政治史有一定了解，至少要能发现有意为之的引用，例如1945年的工党施政纲领之类的典故。要是你不知道这一切——由于担心自己会沦为了无趣味的老古板，如今对于政治历史与政治人物传记不屑一顾的年轻政治记者们正令人担忧地越来越多——那你就无法察觉某位政客向另一位同行发送的信息。他们都清楚本党党史，因此追寻新闻题材的记者也必须对他们的黑话了然于胸。

当你的头脑里装备了此类地图与注释之后，就很有机会辨认出一条新闻题材。然后你就要去找联系人，获取关于下一步事态进展的消息或事实。政治圈自有一套日常节律，所有威斯敏斯特记者对此都很清楚，正是这套节律驱动着所谓的“新闻周期”。每天早上六点半，我们当中的很多人都会睡眼惺忪地打开收音机收听广播四台的《今日》栏目，然后来到门口将一大捆报纸拿进屋里。《今日》栏目制作的新闻往往会揭示令人意外的内容，或者在更为常见的情况下，接受栏目采访的政客或高阶公务员会发表一些值得记录的言论——可能是某一事件的最新转折，也可能是与此前一周政府立场相悖的寥寥数语，还可能是一段暴风骤雨般的政治攻击。栏目最热门的时段是八点过十分，此时当天的编辑要设法安排最具有潜力的采访，尽管七点过十分也同样弥足珍贵。在这段时间里，政治记者们会冲个澡并给孩子们做好早饭。与此同时我们还会把报纸读完。更确切地说我们不“读”报纸，而是要将其开膛破肚。我们会将一张张精心写就的体育、艺术与其他版块扔到一旁，无视谋杀、动乱、地震，外国政变以及一切关于科学研究的内容，专注关心寥寥几条范围狭窄的国内政治新闻。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不同报社的同行与哪些政客关系更近，因此大概可以猜到新闻的来源——是谁泄露了消息，在哪里泄露出来的，为什么？我们会对不同报纸进行对比，并猜测谁家的报道更可信。我们会快速扫视一下政论专栏。下文中我们将会看到，新闻题材有时会隐藏在优秀的政论专栏当中，不过这种情况很少。

有了《今日》与早报垫底，伦敦政治新闻循环的下一阶段也开始了。《旗帜晚报》的政治团队会给各政府部门、大臣本人以及唐宁街十号去电话，追踪已经透露出来的消息或者核实他们自己的报道题材。当大多数晨报记者一手抓着咖啡杯一手攥着手机，一边与新闻编辑室谈话一边赶到伦敦市中心时，《旗帜晚报》就已经摆上了街头。这将有助于确定上午十一点记者见面会的内容安排，这场会议就等同于今天的休息室简报会。见面会的地点是外国记者协会的联排办公楼，外墙覆盖着白色灰泥，当年曾经是格莱斯顿的住所。在摆满了石膏塑像与镜子的一层音乐厅里，唐宁街十号的新闻官员会宣读首相当天的日程安排——当然是经过删减的鸡肋版本，我们并不知道首相是否与人发生了口角，也不知道以色列总理与他见面时究竟说了什么——以及官方声明的清单。一般来说这只是例行公事，但是各家报社与电视台的确可以在这里提前得知当天应当把记者往哪里派，摄像机应该往哪里摆。随后是记者问答环节，时间长度从一刻钟到一小时不等，在此期间记者们将会向发言人发动一轮又一轮挑战。

“汤姆，你对《先驱报》上的报道有什么说法？外长和首相谈到安哥拉问题了吗？他是否打算辞职呢？”

“我们对此不予评论。”

“不好意思汤姆，不予评论什么？外长和首相谈到安哥拉问题了吗？”

“如你们所知，首相与外长经常就各种问题进行广泛讨论。”

“他是不是十分沮丧呢？”

“这你得问外交部。”

在场记者集体发出一阵“哦————”，因为这不是我们预想中的直接否认。发言人随即驳斥道：“不要牵强附会。”

另一位记者也出手了。“那么消防员呢？政府是否打算将军队送到消防局受训以应对周一可能发生的消防员罢工呢？”

“不要操之过急。代理首相已经将政府的立场阐述得很清楚了……”

问答就这样你来我往地进行着，大部分此类交手都是仪式性的，几乎令人昏昏欲睡。记者们的期望是能在唐宁街几小时之前编织成的言论藩篱上找到缺口。有时政府的确打算传递明确的信息——假如托利党上院议员们获得了他们想要的修正案，那么某一份法案将会过不了上院这一关，或者《每日邮报》对于首相度假计划的报道不仅侵犯了个人隐私，同时也很不准确。有时记者们们会发动集群攻击，试图迫使发言人承认一处明显的失误或前后不一。参与问答过程往往很有超现实的感觉，因为发言人很清楚实际情况，也很擅长见招拆招（“我对此不予评论……不要操之过急……我对于上周的发言没有补充……在我看来这只是无事生非而已……对于公众来说真正重要的是……”），而记者们将将会把发言当中的每一个冒号或明显更改都拉出来敲打一番。

这种做法看起来很有些鸡蛋里挑骨头的意思。但是这种做法背后却有着很合理的根据：记者们总是怀疑政府会在遇到麻烦时微妙地改变自己的原有立场。比方说，当初未能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政府承受了相当的压力。因为此前政府曾警告各路记者，萨达姆只需要四十五分钟就可以将这些武器部署到位并对英军进行打击。一开始布莱尔与他的发言人承诺将会找到“武器”，后来“武器”就变成了“项目”或者“项目相关证据”。一枚装上战斗部的细菌弹与一位退休科学家的采访文稿之间存在着实质性的不同。但是假如记者们没能及时发现并指出这一不同，未能找到武器的情况在几个月之后就可以得到解释。“我们在二月份就已经明确指出，我们所谈论的是正式武器项目的证据……总之这事已经过去了。”为了应对这种字斟句酌的政治手法，记者们也都变成了疑心重重的词汇学家与没事找事的语法学家。这并不是什么振奋人心的光彩行为，但却很有必要。

从上午简报会会场挤出来之后，手机粘在耳朵上的记者们就会向各自的新闻编辑室汇报。最新一版的《旗帜晚报》——当天主要新闻正在成形的时候《旗帜晚报》就已经传遍了整个伦敦，这份报纸的力量部分就来源于此——此时正在大量印刷出来。现在又到了广播节目的时间。第一个接听从简报现场发来报道的BBC节目是广播4台的《一点听世界》，该节目专门对重大政治新闻进行法医解剖式的分析，由演讲片段，采访与记者报道支撑起整个节目。假如简报会上出现了新鲜内容，那么这些内容不仅会上电视，也会在《一点听世界》当中得到报道。假如某位大臣或发言人在午餐时段的节目中回应了某一条新闻，报业联合会也会将这些回应输送进新闻机器当中，成为下午继续发动新闻狩猎所需的燃料。

新工党上台之后，唐宁街方面十分可笑地要求各位大臣不得在事先请示唐宁街十号新闻办公室之前与记者私下共进午餐或会面。当然，这一做法背后的思路并不愚蠢。在托利党执政时期一直从事新闻工作的阿拉斯特.坎贝尔很清楚有多少令人尴尬的消息都是从餐桌上流露出去的。但是他十分天真地以为抱负远大的政客们会自觉自愿地切断自己与媒体的私人联系，转而让他全权负责。规定推出之后头几个月里饭局安排的确遇到了一定的尴尬与困难，大臣们也会尽量避免最有名的就餐地点，但是这种做法很快就恢复了过来。最近下院工作时间有所更改，会议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午饭后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半夜，而是从上午开到下午。这增加了午餐安排的难度，不过晚餐的安排倒是容易了不少。而且人们总是哀叹，今天饭桌上消耗的酒水与二十年前相比要少多了。

这话说得的确不假，不过酒也未必总能为记者服务。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有一回我请一位大有前途的苏格兰青年工党议员前往一家当时很有名的政治餐厅就餐。这里的法式菜品味美量足，非常实惠，餐厅里食客盈门，侍应生们穿梭往返。这家店的特色之一在于按照法国乡村风格供应酒水：每张餐桌上都会摆放一个容量两升的巨大酒瓶，用餐结束后，侍者会在酒瓶上画一道记号，确定你究竟喝了多少并依此收费。我的客人将这个大酒瓶当成了针对他个人的挑战，几乎把两升酒全都灌了下去（我就喝了一杯），结果回到威斯敏斯特以后我不得不叫来两个警察把他从出租车里往外拖。他原本打算跟我谈一下基诺克面临的领导地位危机，但是饭还没吃完这段材料在他脑子里就被酒精泡化了。还有一回，我和《卫报》的艾伦.特拉维斯一起在圣诞节期间邀请当时托利党内了不起的日记专家、时任商贸大臣的艾伦.克拉克前往圣詹姆斯街的某餐厅吃饭。那天餐厅里人满为患，我们三个只能窝在冰凉的地下室里。饭菜半天端不上来。特拉维斯的表情也越发阴郁。于是我十分愚蠢地建议让他“叫两瓶好酒”活跃一下气氛。他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他的脸上恢复了蜥蜴一般的笑容，于是两个小时以及两瓶酒以后，我和特拉维斯先生踩着满街雪泥踏上了归程，两个人都在搜肠刮肚地琢磨着怎么向我们各自的领导解释那两瓶天价勃艮第。我们两个都被酒钱吓得魂不附体，以至于彻底忘记了克拉克透露给我们的上好材料——他正在密谋破坏针对萨达姆治下伊拉克的贸易禁运，因为与霍梅尼治下的伊朗这个伊拉克的生死大敌相比他还是更喜欢伊拉克。

所以说酒能成事也能坏事。但是无论如何饭局都是很重要的。饭局不仅使你能与某位大臣或主要反对党政客建立个人联系，还能让他们掂量一下你的分量。资历较浅的记者往往会两三人一起安排饭局，甚至还会组织二三十人一起参加的俱乐部。长期以来未能获准进入休息室的议会记者们一直有组织午餐俱乐部的传统，于是他们就在下院餐厅里与议员们见面。目前女性政治记者们在吃午餐时自成一帮。斯蒂文.拜尔斯与彼得.曼德尔森都曾经因为讨论欧元问题在这帮娘子军手下吃过苦头。与这么多相互竞争的记者们一起吃饭还指望进行“不可记录”的谈话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样也不能指望等到消息在休息室里传开以后，自己不会因为相关发言被别人当成消息来源揪出来。但是集群活动一般来说并不是个好主意。这意味着政客们会面临寡不敌众的局面。他们对于自己实际言论的陈述将会遭到好几个证人的驳斥，而且这些证人还都是记者。假如他们炮制出一篇比实际情况稍微热辣一点的对话版本，政客根本没有招架之力，只能认栽。因此有经验的议员一般都会拒绝来自记者集体的邀请。与之相对，政府方面也有着恶意十足的反制措施。有些大臣对于参与午餐饭局十分紧张，但同时又十分好奇或很有抱负，因此会与一名担任监护人的新闻发言人或者宣传专员一起前来。这一来记者就得掏钱招待扼杀新闻的审查人员。这就好比中国人在处决死刑犯之后向家属寄送子弹账单的作法一样。除了寥寥几次特别特殊的情况以外，我从来不肯为这些监护人买单。

赶赴饭局之前记者必须做好充分准备。要通读关于这名政客的过往履历，检查目前其所任职的政府部门内存在哪些问题，或许还要询问一下相关专家——特邀卫生记者或特邀经济记者——他们认为目前的争议焦点有哪些。一般来说，不知道自己可能获取什么信息就参与饭局，却依然带回优秀报道的情况是很少见的。吃饭的地点也很重要。许多政客都有自己最喜欢的就餐地点，而且在任何时候总有一份热门餐厅名单。家世最显赫的托利党党员通常坚持到萨沃伊餐厅用餐——至少是在该餐厅得到现代化修缮并真正提供说得过去的饭菜之前——或者其他收费特别高昂，专门提供保守传统菜式，餐桌间距特别大的餐厅。对于寸土寸金的伦敦来说这么大的间距本身就十分奢侈，但对于私密交谈却很有用处。然后还有一批最有名的政治餐厅，例如马沙姆街的谢巴德餐厅，泰特美术馆餐厅，米尔班区的阿特利姆餐厅与昆内尔餐厅，还有惠灵顿路上的克里斯托弗餐厅。在所有这些餐厅里你都能看到议员与记者同桌就餐，自然别人也会看见你。但是这些餐厅很近便也很可靠。比方说克里斯托弗餐厅，餐厅老板是撒切尔时代著名“湿人”伊安.吉尔默爵士的儿子，起初这里是托利党中间派的聚会场所，如今在政坛各个派系当中都广受欢迎。不过任何一个久经饭局考验的记者都会有一套自己的清单，上面记录着各种地处偏僻不为人知的冷门就餐地点。有很多时候你落座之后才发现另一位竞争记者或另一位议员就坐在能听见你说话的距离之内，于是你只得耸耸肩，歉然一笑，拉过侍者耳语几句，另找地方坐下。

并非每一场午餐饭局都能带来一段新闻。有些饭局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建立与巩固日后可能有用的关系。一般来说，几句寒暄过后，记者们首先会提起一位两人都认识且目前陷入麻烦当中的共同熟人，或者贬损一番饭局客人众所周知的敌人，借此活络一下气氛。再过一会儿，记者与大臣或反对党议员就会对彼此的家庭、体育爱好或者随便其他什么个人信息增进一点了解。此时一个对于双方而言都十分危险的幻象开始成形，即两人正在建立真正的友谊。在一场得力的新闻题材狩猎饭局上，记者会不着痕迹且令人不起厌倦之心地过一遍自己心目中可能的新闻题材清单；与此同时，大臣往往也是有备而来，打算专门提起某个话题。在放松的气氛下，一顿饭大约要吃九十分钟左右，在此期间用餐的两人会在这个话题上来回兜圈子，你进我退，你推我挡。而且很少有哪个政客真能口风紧密一字不吐。这种人的确存在。布莱尔内阁里就至少有一个在记者圈子里臭名昭著的家伙。他们赶赴午餐饭局时总会令人胆寒地提出完全保密不得走漏风声的要求，坐下之后还会用警惕的双眼四下扫视。但是他们压低声音施放出来的消息全都是些无伤大雅的货色，随便在哪个政论网站都能免费获取。除了特别贪心的记者之外谁也不会招待他们第二回。不过一般来说刺探与交叉询问还是可以产生结果的。可能是关于近来内阁改组的有根据猜测——“卫生大臣告诉我他问过了托尼，希望下次能试一下内政大臣的职务”——或者是对于某部门正在酝酿一条提案的肯定，或者是某一场内阁争论的细节。在很少见的情况下，这些消息的质量如此上乘，包含如此大量的细节与强力言论，以至于记者不得不中途借故离席，跑到厕所将刚才听到的一切记在纸巾上。在我们这个小小的绿色星球上，没有什么美事能与怀揣猛料从厕所返回餐桌并享用最后一杯酒或餐后奶酪的舒畅感觉相提并论。

另外那些特别顾问也是值得追踪的目标。这些人有时是宣传专员，但有时也是各位大臣手下如假包换的政治专家，是他们在唐宁街十号或财政部里的影子。这些人往往比政客更年轻，也更缺乏经验。一般来说他们会被用来说一些各位大臣想说却不能亲口说的话。对待这帮人一定要小心，因为不同于大臣的言论，顾问嘴里说出来的话政府很可以不认账。主流白厅官员一般都不乐意参加午餐饭局，对于《官方保密条例》也更上心。但是例外总是存在的，对于首相心怀不满的政府内线对于记者来说总是一份大奖。

尽管午餐饭局是传统做法，但是其中的许多规矩也可以应用在晚餐当中甚至偶尔的早餐会当中。较短一点的闲聊与几杯小酌可以在威斯敏斯特的庞金厅或者安妮酒馆这种更为公开的地方进行（这家酒馆是流氓兼报社老板兼工党议员罗伯特.麦克斯韦尔（1）在英国政坛留下的唯一一座纪念碑。正是当初身为招待委员会领导的他开办了这个记者与议员们的会面地点），威斯敏斯特周边区域也有很多脏兮兮的小酒馆可供选择，例如白厅附近的红狮酒馆。如果想喝咖啡的话可以去威斯敏斯特内部的茶歇间，或者保得利大厦内部装潢崭新且遍布昂贵绿植的大型休息室。在日常的威斯敏斯特新闻周期之外，党代会以及圣诞派对也可以提供社交接触的机会，而这些接触也有可能带来新闻题材。杰弗里.阿彻当年经常在托利党年度党代会期间的自家公馆内举办派对，用陈年的库克香槟与土豆牛肉馅饼来招待客人。他的另一座俯瞰泰晤士河的豪宅则是圣诞派对的举行地点。这些活动使得身份相对卑微的记者们得以有机会与玛格丽特.撒切尔、萨奇勋爵、奈吉尔.劳森、各大报社主编以及绝大部分内阁成员进行接触。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日后有那么多记者不乐意攻击他。我在此类派对以及其他托利党大佬们主办的深夜派对上见过不少令人瞠目的场面——不忍猝闻的骂战与酒精驱动的和解都是常事。根据更为常规的作法，各大报社会在党代会期间为各党派的主要政客们安排十分密集的午餐与晚餐饭局，黑潭、伯茅斯以及布莱顿等城市里最好的餐馆提前好几个月就会被预订一空。

当年撒切尔担任首相时，有一起事件很好地反应了此类场合所培养的古怪亲近感。当时泰德.希斯举办了一场招待各路记者的晚宴，这也是他在托利党党代会期间的习惯作法。他的餐桌周围坐满了身份较低的记者以及撒切尔内阁的成员，饭菜十分可口。酒足饭饱之后，《四频道新闻》的埃莉诺.古德曼（2）送给希斯一个小礼盒。希斯拆开礼盒之后全场顿时一片哑然——盒子里是一个撒切尔的巧克力塑像。希斯见状狠狠地哼哼了两声，当着所有惊骇万状的内阁大臣，乐滋滋地抓起餐刀三两下就将巧克力撒切尔斩成了一堆碎块。还有一回，在阿彻的一次派对上，一位内阁大臣赶到派对现场时正在与妻子激烈地争吵。老婆大人当着一圈瞠目结舌的记者大声宣布自己已经忍无可忍了。“你赶紧勾搭小白脸去吧！——地球人都知道其实你好这一口！”

回头再说威斯敏斯特的日常政治生活。午饭之后是下院发言以及一堆堆针对议员提问的政府部门声明与书面回复。根据自民党的文化发言人尼克.哈维提供的统计数据，布莱尔政府在上台后最初五年里一共举行了32766场新闻发布会——相当于全年全天不分昼夜每四分钟举行一场。平均每场发布会花费80英镑，这样一来自1997年起布莱尔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的总开销就是260万英镑。新工党对于这笔巨款是否花到实处的质问作出了一本正经的回答：“我们召开如此大量的新闻发布会恰恰正表明了我们有多么热衷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制作好新闻意味着去粗取精。过度开销或者不当开销的丑闻往往隐藏在特别委员会或者国家统计局印发的蓝皮报告书的最后几页。政府部门往往会等到下院会议的最后一天才会在平淡乏味的新闻发布会上将好说不好听的事实抖落出来。将911事件视为埋葬负面新闻契机的乔.摩尔只不过是以缺乏人性的方式遵从了白厅的固有传统，也就是在记者们最容易走神的时候发布负面新闻。

经常性的良好归档体系也能带来新闻题材。《每日电讯报》的政治主编乔治.琼斯多年以来常常提前捅出尚未公布的公共部门员工加薪方案，令白厅惊讶不已，不知道是谁向他泄露了机密。事实上他靠得是自己的日记本。他会记下加薪方案的具体公布时间，计算出通货膨胀的影响，打几个电话，进行一番推测，最终发表的结果总是八九不离十。我本人对于这一新闻流派也有一点小小的贡献。八十年代中期，政府帐目委员会针对各种丑闻得出的报告在内容上会紧跟国家审计局向他们提交的报告，只不过在措辞上可以预见地更强烈了一点。于是我就以国家统计局的报告为原材料，在新闻报道中预测议员们将会抨击某某事件，谴责某某事件并赞扬某某事件。结果委员会里的议员们坚信我有内应，并且为了挖出这个内应而浪费了大量时间。同样，新闻也可以从别人手中偷过来。记者们可以使用狡猾的手法从同行那里窃取新闻题材。例如大卫.亨克是一位战功卓著的政治调查记者，但是他有个毛病，或者说曾经有个毛病，就是喜欢向同事显摆自己目前的工作方向。我发现只要预先大肆表达一番对他努力工作的钦慕之情就可以与他十分融洽地交谈半天，谈话中他往往会无意中漏出来足够我另外写一篇新闻的素材。我倒是从来没有在别人的电脑上窃取过材料，不过我很认识几个这么干过的人。当初《独立报》刚发行的时候，有些刚从《泰晤士报》跳槽过来的记者依然保有着《泰晤士报》电脑系统的口令。我们就是否应当侵入《泰》报心痛并窃取题材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内部辩论，最后一致决定不能这么干。当时的下院边座竞争十分激烈，的确有人会跑到其他人办公室的门口偷听。各位秘书们总会接到数不清的酒局邀请，任何一位遭到过某政客的怠慢或受过此人冒犯的官员都会成为记者们竞相追逐的目标。这一行很肮脏，但是也很好玩。

休息室的工作日继续进行，接下来是当天的第二次简报，这次简报的进行地点位于一条不起眼的螺旋楼梯顶部的某破落小屋内。刷漆木板上写着历届休息室主席的名字，显示这个房间是休息室的私产。一度质量上乘的政治题材古画收藏已经所剩无几，原因估计是被人顺回家了，古董椅子也只剩下了七零八落的几把。每天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首相发言人会在这里继续进行当天的主题，尽管根据惯例他要再念一遍首相当天行程。在比较繁忙、出现重大新闻题材的下午，这场简报会也可以进行得杀气腾腾。而在其他时候这里可谓死气沉沉，好比在一座四壁发霉的教堂里举行的晨祷活动，教堂所在地则是某个人丁衰落的小镇。

在此之后，打电话、写稿件以及各种会面将会占据当天大部分剩下的时间，会面地点可以是走廊、议员办公室以及部门办公室，当然更少不了酒馆。但是这份工作的核心并非在威斯敏斯特宫里跑来跑去，而是与那些能够提供新闻题材的政客或助理建立足够结实的联系。这是一份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向来如此。之前我们已经见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大众新闻的需求怎样令编辑们获准进入了政治家的私宅并获悉他们的观点。并非所有人都容忍这一点。丘吉尔就从不屑于理睬休息室记者，也没兴趣召开新闻发布会。但是在威尔逊时期内阁大臣与同情他们的记者之间开始频繁地共度周末并私下共同进餐。在撒切尔与梅杰时期，托利党评论员乃至中立记者都会在周日前往各位大臣的乡间住所赶赴午宴，或者将他们请到自己家来。苏格兰民主党的成立就与新闻从业者有着深切的关系，尽管这里的新闻从业者基本上都不是记者。这一做法一直延续至今。高级政治记者报社主编与大臣们之间自有一套社交圈子。他们会在乡间休闲居所见面，或者一起打高尔夫，还会相约共同进行郊外远足。在此期间大臣们会抖落出各种高端八卦，例如首相与财长之间最近出了什么事，或者某位大臣究竟为什么要辞职，而记者们则会将这些八卦仔细咀嚼一番。同样，记者也会邀请大臣们——有时他们的确可以成为朋友——到自己家里来做客。等到妻子们收拾碗碟。孩子们跑到庭院里嬉戏的时候，幕后消息的转手也悄然完成了。

那么公众得到了怎样的回报呢？有些记者认为所有这些社交接触，从共度周末到美酒晚餐，都是新闻腐败的表现。他们认为与政客们私交甚笃的记者们将会不可避免地对他们手下留情，议员也会从消息来源转而成为享受特殊保护的对象。有些声望甚高的政治记者，例如杰里米.帕克斯曼（3）这样的电视访谈记者，为自己与“敌人”的交往制定了十分严格的规则，从不越雷池一步。与之相对的则是公然支持某位政客或某个派系，不惜以传声筒自居，并且因为身披枷锁而洋洋自得的评论员与专栏作家。后者可以追溯到政治新闻行业的肇始时期，早在安妮皇后时期的伦敦，记者们就已经开始拉帮结伙了。当时的记者们与辉格党或托利党的大佬们打得火热，他们动笔行文要么是拿钱办事，要么是代人发言。记者采取偏颇立场其实无可厚非，因为读者很快就清楚了自己将会得到什么。比方说，托利党政论员西蒙.海弗（4）曾一度与迈克尔.波尔蒂略关系密切并对其大加支持，但后来两人彻底撕破了脸，海弗于是就调转枪口开始对付波尔蒂略。戈登.布朗也曾有过一帮支持他的记者，例如《每日镜报》的保罗.洛特里奇（5）与每日邮报的保罗.达科里（6），这些人都曾接到过唐宁街十一号送来了午宴与晚宴邀请。

但是对于大多数记者来说有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些记者既不是强硬的访谈主持——因此没有必要刻意回避自己的目标——也不是明目张胆的派系分子。问题如下：记者与政客应当接近到何等程度呢？这样做又会有什么危险呢？BBC政治主编罗宾.奥克利（7）就曾经因为与杰弗里.阿彻一起度假而遭到过批评。他的作法的确不太妥当，但他则为自己辩解称所有人见了阿彻都不会空手而归，要么拿走一大块礼品装切德干酪，要么拿走一瓶香槟。许多资深政治记者，包括我本人在内，都曾经因为接到布莱尔从首相私宅发来的邀请函而兴奋难耐。再怎么说这也是在相对放松的环境下观察首相的难得良机。造访期间的逸闻趣事可以充当日后专栏文章的素材，还可以借机考察一下其他客人的分量。如果想要广结人脉，这种邀请绝对不能错过。如果能在与同事们闲聊时漫不经心地提及自己接到了首相私宅的邀请，那感觉就像获得了一个小小的（非常非常小的）奖项——“布莱尔餐桌勋章”——这会使得获奖人对于首相面对的问题多一点理解。或者说至少理应如此。

把话说得粗一点，有人认为两杯粮食精加上一盘死龙虾就足以产出优秀的新闻稿件。从来都不是这么回事。假如你真的与政客们谈过了他们手头的事务，竞争部门造成的麻烦或者是不好应付的过往动议，那就很难不接受他们的观点。为你提供深入理解的视角也会磨钝你的锋芒。这么说来莫非遗世独立才是正确选择吗？莫非记者就应该倔强地对内幕情况一无所知，只为博取公众喝彩而任意施加判断吗？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假如你对于高阶政客没有密切的了解，从没有在高阶政客们放松自己的时候听到他们最坦诚的想法，那你就无法真正理解当前的政坛局势。但是假如你真的做出来了这种事，就会在情感上加强与他们的联系，等到他们真搞砸了的时候也就很有可能不忍心下手。

对于这个问题有一个不甚理想的解决方案：“正直”的记者必须学会反复小人的做派——先与消息来源人搞好关系，尽力拉拢，然后就在适当时刻将他们一脚踢开。打个比方，我本人就与梅杰政府的约翰.巴顿经历过这一出。作为一名前途远大的托利党大臣他是一名出色且坦诚的消息来源人，一方面忠于首相，另一方面对于白厅面临的困境也直言不讳。我很喜欢与他以及他的夫人相处，经常一起吃饭。我造访过他家。他是一位很好客的主人，也不吝于提供新闻故事。然后身为教育大臣的他遭遇了有目共睹的困境，他的政策也开始瓦解。此时我并没有对他表示支持与理解，而是加入了批评者的行列。在我看来我对于他的表现作出了正确的客观评价并尽到了记者应尽的义务。在他看来我则是个两面三刀卖友求荣之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原谅过我，接下来好几年里都与我不通声气。他的看法是正确的。这种事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发生过好几次，在威斯敏斯特也相当普遍。全无节操但十分实用的解决之道是同时发展好几个优秀消息来源人并大力培养后备人员。这样万一废掉了一个还有替补的。但是我们总是时不时对自己人网开一面——至少那些知道要脸的记者们会这么做。而我们也希望公众们对于紧闭大门后面发生的事情能有一点更好的理解。

威斯敏斯特外界的人们，从编辑到电影制作人再到普通新闻消费者，对于休息室新闻行业的饭局、酒局以及共度周末都疑心十足。双方的关系原本应该矛盾横生，现在看上去他们却似乎共同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一个横跨报业与政坛的精英集团。在维多利亚时代与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政治-新闻共同体并不存在。主编与报社老板们或许能接触到各政党的领袖，但是议会旁听席当中的普通平头记者以及早期的休息室记者都是上不得台面的人。这还是贵族政治的时代。这一切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陷入了崩溃。比尔.第兹（8）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曾经因为与一位曾是当年中学同学的议员交谈而遭到申斥，因为这位议员当时上了记者们的黑名单。

到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主要政治记者与主要政客的出身背景也越发相似。那些中学毕业于语法学校，拿到过牛剑大学奖学金，并且在工党内部打拼出头的政客们与报道他们的记者并没有多少不同。到了六七十年代，对于那些才学不俗的大学生来说，从事新闻行业已经与从事金融业或从政一样时髦了。今天的政客往往还不如记者们那样张扬。不过参与工会辩论、社会运动以及党务义工的共同经历意味着许多议员与记者实际上属于同一个组织紧密的集体。这也解释了一个外人看来十分难以理解的谜团：为什么政客们明知可能有麻烦还会结交记者。

一个明显的答案是政客们需要曝光度，并很乐意用一两个小秘密来交换，而这些秘密在新闻稿件里都会得到最为极端的描写。但是这种情况事实上很少见。专栏作家才会专门对各位前途无量的大臣们进行点评分析，记者们并不会这么干。记者是故事的采集者，也是更为危险的同伴。部分原因在于许多大臣都十分孤独且缺乏安全感。如果他们打算谈论政治话题或点评自己的竞争对手，往往无法向自己的配偶或伴侣开口，更别说其他政客了。因此那些拥有共同背景并理解政治文化，听到任何话题都能一点就透的政治记者们就成了十分诱人的朋友。我们都是一路人，有着相同的古怪爱好。此外，懂规矩的记者还会向大臣们提供不能见报的各种小道消息作为回报。记者就好比威斯敏斯特的播种鸟，在这里吃掉一颗果实，再将种子排泄到别处，从而维护着这座遍地杂草但却生机勃勃的花园。我们是有益于宿主的寄生虫。要是没有我们，政治体系不会运作得如此顺畅。无聊与孤立会逼得大臣们要发疯，因为这些受困于各自办公室的可怜人们只有依靠我们才能得知白厅其他部分正在发生着什么。

（1）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Maxwell

（2）http://en.wikipedia.org/wiki/Elinor_Goodman

（3）http://en.wikipedia.org/wiki/Jeremy_Paxman

（4）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heffer

（5）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Routledge

（6）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_Dacre

（7）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Oakley

（8）http://en.wikipedia.org/wiki/Bill_Deed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