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我们先倒回去一点。报纸与广播一年到头每天都要推出新闻栏目。但是即便在政坛最为风起云涌的时候也无法持续地产生足够的新闻素材来满足这一需求。在上文中提到的事件间期往往是接连好几个月的相对沉闷。休息室会因此放假休息吗？当然不会。当巴黎办事处没有什么新材料可以上交，或者英格兰北部风平浪静的时候，当地的记者就会放松下来。但是威斯敏斯特的规矩可不一样。假如某一天里既没有国外要闻，也没有重大交通事故，还没有哪个著名杀人犯接受宣判，各大报社的新闻编辑室就会给威斯敏斯特特派记者打电话，让他们“找点东西出来”填补空白。一个世纪或五十年以前这种要求可谓小菜一碟。只要随便找一找，总能找到一个满脸大胡子，顶着勋爵头衔的家伙在某地发表演讲。

但是今天的演讲已经没有这样的效力了，读者们根本不看。解决方法之一是拉伸真正政治事件的报道长度，比事件的真正起止时长多抻出好几天来，堆砌上各种指控与反指控以及大臣们追问答案的过程，而且随便一点口误就会被夸张成重大丑闻（我在BBC的同事玛莎.科尼（5）有一次开玩笑说假如有一天她要写自传的话，题目得叫做《以铅充银》）。内阁集体责任听上去是一个很有道理的想法——广义而言，政府成员在公开场合彼此发生根本性分歧是个很糟糕的主意，因为这样一来谁也不好说“政府”正在想什么。但是现在这一思路已经上升到了恋物癖的程度，两份政策声明之间最轻微的不一致也会变成离心离德的标志。

梅杰政府的到来标志着这种报道方式发展成了严重的毛病，因为在饱受折磨的欧洲问题上托利党已经濒临崩溃了。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任何一位大臣或“托利党资深后座议员”最微妙的表述差异也会被人们视为船体裂缝的进一步延伸。无论是通过电视上的访谈还是印刷机的喋喋不休，每一位大臣的言论都遭到了最详细的比较。走投无路的新闻界利用陈词滥调将原本无可再小的差别装点一番后，可怜的梅杰就“于昨晚再次陷入了新一轮危机”或者“遭遇了针对他本人权威的新一轮挑战”。欧洲问题上的真正分歧的确也得到了高度关注并硬塞到了公众面前，而公众则很快就认定托利党已经陷入了无可挽回的分裂。从反对党席位上目睹这一切的工党意识到他们的人必须在相互肯定时做到一字不错。他们必须做到“政策一致”，就像鸣虫一样，通过传呼机信息来尽可能确保所有人按照一个调子鸣叫。作为回应，记者对于政客们也越盯越紧了。时态的误用与最短暂的停顿都可以拿来攻击对于“路线”最轻微的偏离。一段时间里这种做法成了许多二流夸大新闻的来源，但是读者们一定对此感到不胜其烦，真正的政治辩论也遭到了扼杀。

但这还不是英国政治在梅杰时期遇到的最糟糕的情况。“滥搞” 这个词将明确的政治错误行为——例如议员收受贿赂并在下院提出特定问题的行径，或者对伊拉克非法军售的种种狗屁倒灶——与私下里的不检点性行为联系在了一起。“滥搞” 开始于老式的，或者还有点攻击性的政治爆料。1994年7月《周日泰晤士报》揭露，报社《内幕》栏目团队的一名记者假装成商人，说服多名托利党议员接受一千英镑的贿赂，在下院提出特定问题。几个月以后，《卫报》声称又有两名托利党议员，均身为低阶大臣的尼尔.汉密尔顿与蒂姆.史密斯曾经为了在下院提问而接受过当时即将买下哈罗兹百货商场的默罕默德-法耶兹的付款。汉密尔顿的过失还包括在法耶兹所有的巴黎丽兹酒店与自己的妻子一起接受过对方的奢华款待。汉密尔顿以诽谤罪起诉进行还击，但是报社坚决站在了自家记者一边，其中包括大卫.亨克与大卫.朗（6），最后逼着汉密尔顿议员投入了危险的法庭大战，并且在1996年10月《卫报》的毁灭性大标题当中变成了“无信骗徒”。还有一位大臣名叫乔纳森.艾特肯，当初梅杰亲自将他提拔进了内阁。他也因为在巴黎丽兹酒店接受某阿拉伯军火掮客的款待而遭到告发。随着《卫报》与ITV的《世界进行时》节目提出的指控逐渐累积，艾特肯也宣誓自己要“投身战斗，手拿真理之剑与公平较量之盾，铲除为患我国的歪曲不实新闻毒瘤……”他离开内阁并投入了诽谤案的起诉，结果机巧且及时的新闻报道抓住了他撒谎的证据，他也失去了自己的下院席位并因为伪证罪与妨碍司法公正罪进了监狱。

所有这些新闻无疑都涉及公众利益，同时也很吸引人。这些新闻反映了自信饱满的人物如何从令人晕眩的高位跌落下来，也触及了真正的公众关注热点——正在从金融城渗入威斯敏斯特的贪婪文化，以及政客与商人之间甜得发腻的关系。但是“滥搞”的范围还扩展到了不检点性行为方面。性题材从来都是促销报纸的有效手段。1963年的普罗富莫丑闻牵扯到了性、谎言与间谍；1976年到1979年的杰里米.索普又将同性恋与虐狗的因素添加了进来。希塞尔.帕金森是撒切尔时代第一位婚外恋遭到曝光的主要托利党党员。在梅杰执政期间各种曝光事件干脆形成了一道滔滔不绝的浊流。首先是托利党议员斯蒂芬.米利根因为性虐游戏出错而死，接着是大卫.麦罗婚外恋之举的曝光，然后还有众多情节较轻的托利党大臣例如蒂姆.约尔与斯蒂夫.诺里斯，后者足足包养了五名情妇。此外还有锦上添花的自民党党首帕迪.艾什顿。

这些大臣们基本上都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他们曾经大声放话，曾经与妻子儿女公开亮相，还曾经教训过新闻媒体要懂得规矩。然后各种令人尴尬的细节（往往并不真实）就被人不断地泄露给了报界，使他们的生活越发艰难。但是任谁也不好说某人的私密性生活会对他的公开活动有影响，除非他们的性生活特别活跃，或者特别耗时，或者特别危险。1993年梅杰的竞选口号是“重返基本面”，意在引领传统政治价值观的回归。当时正与托利党议员兼政府大臣艾德雯娜.卡利秘密有染的梅杰并不关心其他人的私生活（就像撒切尔一样），而且他也从来没有针对自愿成人性活动制定过任何宣传口号。但是对于九十年代中期锐意进取的性滥搞新闻来说这种做法根本就是个站不住脚的虚伪借口。这些题材为得寸进尺、两眼圆瞪的小报新闻业提供了大量素材。这方面的引领者是凯文.麦肯兹，前文已经提到过了。这些小报迎合了对于性话题越发开放的公众，对于陷入分裂的托利党国家领导层也越发不敬，而且很乐意看到上流精英们的倒台。议员们不仅拿钱就推磨，而且推磨的时候还光着屁股。

此类新闻题材中的一大部分都并非来自休息室新闻团队，而是报社办公室的调查记者深挖出来的结果，这些人不必担心自己的政坛内线，也没有兴趣与议员搞好关系。但是滥搞行为的政治回流——首相质询会议上的喧闹嘈杂，或者背负指控的大臣辞职之前所遭受的穷追猛打——都要由政治记者来处理。于是性与腐败就成了政治新闻的核心主题，而反对党政客与公关专员们也乐得在一旁煽风点火。1997年后许多令新工党头痛不已的麻烦都源自梅杰时期，而且正是出自本党人员曾经的策划，许多当年只顾得给别人挖坑的人们或早或晚地都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与此同时滥搞时代也迎来了尾声。1986年，托利党议员杰弗里.阿彻赢得了一场十分艰苦的诽谤案诉讼，先前指控他与一名妓女有染的《每日星报》不得不向他赔偿了五十万英镑，报社打官司花的钱甚至还要多。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星报》主编的猝死与该案件带来的压力不无关系。但是到了1999年，当阿彻打算竞选伦敦市长时，《世界新闻报》揭露他在庭审期间曾说服自己的一位朋友作伪证。于是阿彻先被托利党开除党籍，然后又进了监狱。杰弗里.阿彻写了两部厚实的小说，放在书架两端足以担当书挡，而他自己的故事也成了滥搞新闻时代的标志性首末事件。

在这一时期，随着托利党的四分五裂，新工党开始相信自己终于解决了如何应对媒体的问题。在彼得.曼德尔森手下，新工党向所有主要党内人物都施加了毫不放松的纪律约束。新工党拥有一套复杂且无止境的媒体战略，这套战略部分师从美国民主党，手段包括威胁孤立不友好的记者并帮助与恭维那些能够拉拢的记者。最为不祥的是，新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很擅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对于《独立报》与《卫报》的亲欧洲人士来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欧洲迷，对欧元尤其青眼有加。对于《太阳报》与《泰晤士报》的怀疑者们来说，他又是欧洲联邦主义的强力批评人士。当着自由派记者他是伸张民权的律师，在保守派记者面前他又成了法律与秩序的坚定捍卫者。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每日邮报》自己要强硬打击犯罪，又信誓旦旦地告诉《卫报》自己要坚决治理犯罪成因。在1995年到1997年之间，这条策略看似行之有效。布莱尔人气越发上涨，各家立场不同的报纸都认为他是个清新而令人兴奋、谦逊而明晓事理的人。胆敢质疑他的写手们要么底气不足，要么被其他人推到一边并大加讥讽。

根据惯常的说法，媒体操纵这一招是新工党首先发明的，或者说新工党议员是第一批受命“传播信息”的政客，新工党鼓励他们一再重复精心打磨的口号，直到听见上句的选民们能不自觉地说出下句为止。其实这是误传。例如在撒切尔时代初期，就有一位安格斯.毛德爵士（7），他的头衔是出纳总长，实际上就是撒切尔的信息大臣。和阿拉斯特.坎贝尔一样，他以前也是一名记者，而且天生就有发动党派宣传的天赋。1979年4月26日《每日邮报》上的《工党丑事十二桩——十二个工党当做救命稻草的谎言》就是他的手笔。毛德的任务就是对托利党的对外信息传播进行集中管制。他相信，“除非把一句话至少重复二十遍，否则谁也听不见。而且如果有人能令所有大臣保持一致口径，效果就会显现出来。”

毛德开创性地推行了利用发布渠道与时机来缓和负面新闻冲击力的手法，并且为许多其他大臣设计了不少套话——例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少干活就别想多拿钱”。尽管今天他已经被忘得差不多了，但当年他的确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八十年代的新工党正是通过偷师托利党才学会了日后的手段。曼德尔森与坎贝尔只是百尺竿头更进了一步而已。坎贝尔后来说，“我们当时的确作出了共同努力，以期与媒体的某些之前从未接触过的部分进行质量更高的对话。”他还十分合情合理地指出，布莱尔身旁小圈子里有很多成员当年都曾经亲眼见识过尼尔.基诺克被敌对报纸收拾得多么难看。他还进一步承认，在“有史以来最长的蜜月”结束后，工党也因为操纵媒体而遭遇到了越来越大的麻烦。“我们看上去好像，事实上也可能的确成了一帮耍手腕耍得不知分寸的家伙。”

但更糟糕地是，新工党错误解读了媒体的脾气。此时的媒体人普遍对托利党反感至极，无休止的欧洲问题争辩令他们头晕脑胀，这些人急迫希望看到政府做出改变。这也正是为什么布莱尔得以顺风顺水地干了这么久的原因。不过他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此时的媒体经历过滥搞时代的历练，对于政客很不信任，对于牵扯政客的性丑闻则从不惮于掘地三尺，而且只要传出一点点政客们与商界人士搞在一起的小道消息就会闻风而动顺藤摸瓜。新工党时代早期的媒体既不是新郎也不是新娘，因此蜜月的比喻并不合适。倒不如说此时的媒体是一条睡着的恶狗，懒洋洋地趴在阳光下，一面享受着轻柔的抚摸一面摇晃尾巴。但是这条狗很会咬人，而且一旦醒来就会恢复暴躁的本性。大卫.亨克这样通过揭露托利党不检点行为而扬名立万的记者们也很乐意在新上台的这帮人身上施展一下手段。一帮全无传统休息室记者小团体习气的新一代政治记者们已经来到了下院，他们很清楚性丑闻对于报纸销量的促进作用。

在野时的新工党利用震动传呼机来控制议员在下院的表现，并开始针对电视与广播节目的制作人进行冰冷的威胁，还在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划定了严格的分界。上台以后，前小报写手坎贝尔倚仗一份枢密令赋予的权威获得了监管众多公务员言论的权限，一场政府信息服务重建工程就此展开。新工党的希望与意图是通过计划内新闻题材拧成的“网格”从白厅控制整个新闻界，这些题材既不会相互冲突也不会断绝供应。记者们将会得到他们所需要的新闻，提供这些新闻的时间拿捏得恰到好处，足以造成最佳效果并且与威斯敏斯特日常生活的新闻循环相吻合。在这些新闻里，威斯敏斯特的大臣们总是意见一致，假如在电视或电台节目中遭遇交叉质询，他们绝对不会就范，只会重复演练多时的套话。对于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关注哈丽特.哈曼或者戈登.布朗的人们来说这种做法令她们不胜其烦，但是从传达信息的角度来说却的确很有效。决不允许疏忽的存在。所有主要记者都遭到了密切监视，好言相劝，恶语相逼，还有论功行赏。还能出什么问题呢？

什么问题出不来呢？一开始情况还不错。因为新工党的确很有几个十分拿得出手的新闻故事，在刚刚上台时这些故事也全都得到了充分利用。例如戈登.布朗令英格兰银行获得货币政策独立的作法就大出众人所料；他随后还不顾难看的局势，坚决反对英国赶头班车进入欧元区，这两件事都是很明显的例子。随后是苏格兰议会与威尔士全民代表大会各自举行的公决，北爱和平进程在受难日协议之后的恢复，1998-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前南总统米洛舍维奇的倒台，这一切都是由托尼.布莱尔个人决心驱动的重大政治新闻。再早些时候，布莱尔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对于大多时候的大多数人来说很有吸引力的演讲方式——清新，随和，感同身受。一系列事件令全国上下领略了他的口才；当戴安娜王妃殒身于巴黎的一场车祸之后，布莱尔随即发表了“人民的王妃”这篇悼词；为了推进千年穹顶工程，他又诉诸于英国国民的乐观精神；当摇滚明星与电视名人驾临唐宁街派对时身为主人的他更是妙语连珠。国家与报界都不吝于向他释放善意，期待形势好转的呼声几乎就要实体化了。

但是曾经大肆凌虐托利党时期的媒体习惯早已根深蒂固，而且一开始工党就是个容易中枪的靶子。将一级方程式比赛打造成厚利产业的伯尼.埃克里斯通曾经向工党捐赠一百万英镑，此后工党还进一步向他要钱。他也曾亲自游说布莱尔，借此阻止烟草广告禁令向赛车界扩张。当这件事在1997年秋天浮出水面时可谓捅了马蜂窝。伯尼.埃克里斯通坚称他之所以付钱是因为得知工党不会用最高税率来对付他，与广告政策毫无关系。但是工党的确更改了原本的覆盖性烟草广告禁令，并致信欧盟要求烟草广告禁令对一级方程式网开一面。随着这条新闻得见天日，唐宁街十号拼命施展出了全套辗转腾挪的身段，布莱尔也不得不恳请广大公众发扬疑罪从无的精神。“我想大多数曾与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认为我是个很正直的人，我也的确很正直”。接下来遭受攻击的是富商杰弗里.罗宾逊，此人曾在自己位于托斯卡纳的别墅为布莱尔提供过免费假期，之后他就成为了一名财政部大臣。接下来的爆料则表明罗宾逊在1996年大选前曾经“借”给日后担任工商业国务大臣的彼得.曼德尔森373000英镑购置房产。 这起事件导致了两起大臣辞职，伴随而来的还有其他令新工党头痛不已的财务窘境。从灾星照命的千年穹顶筹款工作与印度富豪欣杜贾兄弟之间的纠葛，到试图在罗马尼亚签下一笔私有化大单的印度钢铁巨头拉克希米.米塔尔向新工党的捐款以及英国政府随后为他提供的支持，再接下来布莱尔夫妇在布里斯托购置两套房产时还牵扯上了一位名叫彼得.弗斯特的诈骗犯。

这些事件的细节并不要紧，只不过令记者们肯定了自己的观点：新工党与不太地道的富人打交道时并不比滥搞时期的托利党更纯洁。唐宁街再次出现了出手阔绰的富人圈子。《观察家报》曾经效仿《周日泰晤士报》调查议员收费提问事件时的作法，进行了一次臭名昭著的钓鱼执法式采访，期间某政府人士口出狂言声称在政府里“总共只有十七个人说话管用”，而其中每一个人他都认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情况比梅杰政府时期还要严重，因为布莱尔一直坚称自己的队伍“纯而又纯”。于是疑心重重的交互检查，钓鱼执法式采访，吹毛求疵的愤怒专栏文章以及对于唐宁街十号否认声明的深切不信任全都杀了回来。金钱问题既已如此，性问题自然也好不到哪里去。1998年10月，威尔士事务大臣朗.戴维斯与另一名男子一起前往伦敦著名同志交谊场所克莱普汉姆公园并且在“一时疯狂”之下出了乱子。在《世界新闻报》向阿拉斯特.坎贝尔透露自己即将刊登一篇关于下院议长罗宾.库克与女秘书——也是日后他的第二任妻子——盖娜.里根婚外有染的新闻之后，罗宾.库克不得不在西斯罗机场的候机厅里结束了自己的婚姻。

假如唐宁街十号与政治记者之间的互信依旧完好，甚至就连这一切也都不是问题。但是在九十年代中期看似聪明非凡的媒体管理手法很快就成了要命的机关。正是流露在公众面前的犬儒主义增添了一般新闻工作的难度——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世贸中心双子塔遇袭当天交通部特别顾问乔.摩尔臭名昭著的邮件，邮件内容暗示要抓紧这一大好时机抓紧多“埋葬”几条负面新闻。但是这里牵涉到的并不仅仅只有热情过度且相对级别较低的官僚。布莱尔用来渡过埃克里斯通捐款事件烂摊子的律师式巧舌如簧，以及他的妻子谢丽在购房事件当中通过自己的健美教练卡萝尔.卡普林与诈骗犯彼得.弗斯特的深入交往，这些事件使得越来越多的记者们相信这届政府打算依靠撒谎来蒙混过关。有一位评论员质问道：对于这样一个由律师与小报记者领导的政府，还能指望什么呢？其他的事故还有一大堆。例如阿拉斯特.坎贝尔就曾经试图将两家报社拉到报业投诉委员会面前打官司，因为这两家报纸声称布莱尔在伊丽莎白王太后的棺椁瞻仰仪式上试图强行霸占一个更显眼的位置，后来又因为某关键议会官员拒绝支持他而收手。还有时任交通大臣的斯蒂芬.拜尔斯 遭受指控，说他对于自己在参加帕丁顿重大火车事故幸存者见面会时就英国铁路的未来具体发表了什么言论向公众撒了谎，因此也不得不辞职。

随着信任的崩溃，记者们也越来越不愿意服从政府了。从摩肩接踵的下院旁听席办公室到各个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总部都广泛流传着新工党如何打压低阶记者或制片人的故事。反噬效应来得很慢，但最终还是来了。在布莱尔干满两年之后，遭遇坎贝尔或者曼德尔森的抨击并且以同等调门大声吼回去就成了记者眼中的至高荣誉。政府坚持不懈地试图控制头版内容或者报头内容，新闻界气得怒火熊熊，铁了心要和政府作对。甚至在1997年选举之前人们就发现新工党在新闻界安插了间谍，向他们通报即将见报的内容，脚本的台词以及负责某个新闻节目的具体记者身份，然后新工党就在这些节目得到广播并获得进一步支持之前将其围剿歼灭。在休息室回忆当中，阿拉斯特.坎贝尔会把在主编层面上敌视政府的报社的记者单独挑出来大加讥讽——例如《每日电讯报》政治主编兼勉力维持公平笔触的老派记者乔治.琼斯（8）就是个很合适的靶子。相反，新工党所中意的记者则能得到特别优待，他们的编辑可以从唐宁街得到许多好处，还经常能接到前往首相私宅共度周末的请柬。但是政治记者们很有同仇敌忾的觉悟。新工党对待记者的方式很有些狗眼看人的意思：有些记者因为替默多克工作而得到优待，另一些记者则因为替康拉德.布莱克（9）工作而遭到打压，许多并不为上述两人工作的记者则对此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来说，布莱尔执政初期与梅杰时期政治新闻题材的最大不同就是议会不确定性的缺失。对于一位在下院享受179票多数席位并在党内说一不二的首相来说，根本不存在胜负一线的表决与争夺领导权的阴谋。漫画家与讽刺作家们开始大肆讥讽上百名工党议员老黄牛一般的顺从与循规蹈矩，他们看起来完全是心往一处想，嘴往一处说，而且全都受到腰间传呼机的节制。没完没了一遍遍重复的口号——“公平路线”、“超越左右”——足以令最为认真负责的记者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但是政党深层分裂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托利党内战当中流传出来的各种故事在很多年里都没能为工党带来多少麻烦。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故事，也就是托尼.布莱尔与戈登.布朗二人之间的心理剧。这可是新编剧目，任何人的政治回忆里都没有类似的事件。和从前艾德礼与莫里森，威尔逊与乔治.布朗以及撒切尔与劳森之间的争斗相比，这一回争斗规模更大，争双方关系更紧密，过程更曲折，程度也更激烈。这两人当初在议会并肩成长起来，而且长期以来布朗的资历一直更老，后来下手稳准狠的布莱尔才骤然上位。这段自有特色的恩怨历史从一开始就强烈吸引着各路记者的注意力。

我在前文中认为，伟大的政治新闻都以权力为主题，关乎国运的重大事件只是层层包裹，最内部还是个人层面上的冲突与争斗。布莱尔-布朗的故事就很符合这一点。这个故事不乏戏剧性的细节——格兰尼塔餐厅的著名晚餐，聒噪不休且反欧洲的顾问与分析师们组成的“布朗帮”，唐宁街上比拼嗓门的争吵，还有遭到报界过滤的言语攻击。这个故事里有两位性格截然相反的主人公——一边是轻声细语、长袖善舞的布莱尔，脸上挂着感染力十足的微笑，发言则像律师一样无懈可击；另一边则是一脸死相、落落寡合的布朗，他说起话来壅塞不通，他的指甲总是啃得毛糙不平，平时总是一副愣头愣脑的做派，而且丝毫没有时尚意识。这两人之间的权力划分很令人放心不下，因为与从前的财长相比，布朗在国内事务方面的权限范围要大出不少，而且越发影响到首相视为重中之重的欧元问题。而且这出戏的临时演员阵容也十分抢眼，其中有相互竞争的顾问们，互不信任的妻子们，还有比以前更加放肆的党派分子，例如布朗的媒体专员查理.维兰；此外一位虔诚的布莱尔追随者曾亲口对我说，他要是早想到布朗有朝一日会成为首相，“我非得在身上捆上炸药包与他同归于尽不可。”

布莱尔与布朗之间的较量本质上就是争取政坛主导权，换句话说就是两套稍微不同的新工党发展计划之间的竞争；此外较量的关键还在于布朗是否以及何时将最终继位首相。这是新工党时期最重大且历时最长的政治戏码，无论是大臣辞职还是燃油价格上涨与猎狐存废导致的民众造反，甚至就连对外战争都无法与之相比。围绕这个题材已经有了一本专著与许多其他专门拿出厚重篇幅的书籍，一部电视电影，还有或许数以万计的专栏评论文章。这一切都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布莱尔与布朗在许多重大政治问题上都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新工党这面大旗掩饰着两个大相径庭的政治头脑。身为财长的布朗一直不放心英国加入欧元区，也很担心欧洲联邦主义对于英国民主的影响，他一直与布莱尔发自内心的亲欧洲立场保持着距离。此外布朗在改善公共服务方面的态度更像一个技术官僚，对于工党历史也更有感情。如果没有布朗的影响，布莱尔绝对不会通过大规模注资来拯救1945年工党政府建立的全民医保体系。究其本质而言这不是一个公开的故事。我们可以在新闻发布会或者下院等场合观察两个人的身体语言，但是他们从未爆发过公开的争论，两人都从来没有公开撕破脸给对方难堪，摄像机镜头什么也捕捉不到。而这一现实又使得各种背景分析师、唐宁街十号与财政部员工、高阶大臣以及两位当事人的“朋友”们得以向各位记者的耳朵与专栏版块当中灌输各自的一面之词。结果就是无法追溯来源的八卦式新闻大行其道，而这恰恰正是坎贝尔与布莱尔当初声称自己深恶痛绝并试图通过改革休息室体制来加以根除的新闻模式。

就这样，政治新闻的成色大不如从前了，但是深层原因不仅存在于新闻行业，也存在于政治界。今天的媒体文化当中，观众的注意力维持时间更短。我们生活在一个电视视觉化的世界，新闻长度更短，观众对于长篇政论文章的耐受力与尊敬程度也更低。政治记者们也越来越难以充分检视我们所谓的立法过程，结果这场逻辑、资金与意识形态的三方共舞令所有人都眼花缭乱。这是民主制度的一大损失。政府言论大部分可信这一天然假设已经被摧毁了。媒体与政府两方面的正直人士们都因为不知如何才能将邪恶而嬉皮笑脸的精灵重新关进瓶子里而大伤脑筋。不过与此同时政治新闻的本质却丝毫无损。这本质就是高压之下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每个人的性格就是他们的命运，而斗争的结果则将会决定国家能够得到怎样的治理。此外这些新闻还可以在上班的路上看完。与这种新闻相比，谁会真心更想看关于医院信托基金建立的最近阶段辩论呢？要我说就算托尼.本自己也不愿意。

（1）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Howard_(journalist)

（2）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Hencke

（3）http://en.wikipedia.org/wiki/Sarah_Tisdall

（4）http://en.wikipedia.org/wiki/Clive_Ponting

（5）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ha_Kearney

（6）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Leigh

（7）http://en.wikipedia.org/wiki/Angus_Maude

（8）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Jones_(journalist)

（9）http://en.wikipedia.org/wiki/Conrad_Bl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