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一开始这些言语可谓千金难买。下院自成立以来一直讨厌公众关注，唯一例外在英国内战的短暂时期，因为议会发现公开宣传有助于打击保皇派。议会并非民主机构，而是贵族统治的工具，依靠数量十分有限的选民而存在，而且极度倾向大地主的利益。掌握重权的上院容纳了贵族一家里的父亲与长子，而下院则接收了次子、表亲与朋友们。谁会希望商人与更加等而下之之辈挤进来呢？同理，谁会需要报纸呢？1738年的一场关于是否立法禁止刊登议会发言的辩论十分经典地表现了议员们对于快速扩张的报纸文化抱有何种态度。一位议员抗议说假如允许对议会活动进行报道，“挤进会场当中的家伙们就会对各位绅士口中的每一个单词进行曲解。”托利党首威廉.普特尼则辩称议会演讲报道哪怕再准确也不行，部分原因在于如此一来议员们就必须注意自己的言论了，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这样做“就好像要让他们为了关起门来说的话而在门外面负责。”一般被人们当做英国第一位首相的罗伯特.沃波尔曾经抱怨说他所读到的议会发言记录总是将机智与才华归于一边，“而另一边就只剩下了低劣、猥琐与可笑”——但是在报纸上失利的一方却赢得了随后的投票胜利，使得下院看上去弱智无比。他本人就“曾经被迫说过与本意完全相反的话。”

于是下院通过一项动议，控诉那些胆敢报道议会当中议员言论的“任何一家报纸的任何一位写手……或者任何一位出版商或印刷商”，议会在他们手中受到了“深切屈辱”，经警告将要以“最严厉的手段”来追究他们。贵族政客们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公共舆论与真正党派斗争的到来。随着英国发展成一个年轻的帝国并逐渐培养出一个城市化工业化的中产阶级，权力圈子也必须随之扩张。报纸的读者们缴纳税金，将自己的儿子送去美国作战或加入皇家海军，还会支持或反对议会里的不同派系。很快，社会形势就开始要求伦敦的政客们争取贵族与议员之外成千上万名其他人的理解与支持——有钱的金主，东印度的土豪，金融城的投机商，煽动力十足的律师以及富有影响力的神父等等。仅仅依靠一小批议员以及一座德裔宫廷的审慎批准已经不够了。首先，政治领袖们发现自己需要外界了解并理解自己的论辩内容，随后他们又希望自己的发言得到记录与重复。这就意味着报纸报道。

从老皮特到小皮特的权力交接十分到位地反映了这方面的变化。老皮特进入议会时真正的党派体系还没有成型。他是沃波尔的对头，一位能力不俗且相对比较穷的演说家，专门为殖民地的新兴商业利益发言，人称“英格兰之声”。尽管他依靠贵族提携才出人头地执掌大权，但是对于公共舆论这种新生事物却十分了解。他是“伟大的平民”。他在英帝国大聚扩张且与法国全球作战的时期担任首相，并于史称“胜利之年”的1759年达到职业生涯的顶峰。他必须激励全国上下的各派力量——商人，军人，金融家，纳税的中产阶级以及城市下层民众。他需要这些人提供财力与人力的支持才能在印度与加拿大、非洲与普鲁士之间的广大地区开战。没有地主阶级的支持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老皮特需要新闻，他所拉拢的人里除了必须要有的辉格党贵族之外也包括记者，例如著名的亨利.菲尔丁。

但这并不意味着下院这个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平台可以得到逐字逐句的报道。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公认的政治用语。正如前文所见，大多数识文断字之人在政党与派系政治的发展初期所遭遇到的都是恶毒龌龊、粗鄙不堪的宣传册用语，充满各种涉及屁股、放屁、骚货、大粪之类字眼的比喻，狼吞虎咽享受菲尔丁与斯摩莱特的公众群体对这些语言同样来者不拒。对于不识字的大多数人来说，讽刺漫画让他们认识了统治者的尊容与恶行。十八世纪的流行讽刺作品充满了吃相难看的老饕、不堪入目的性行为与存心恶毒的举动。相比之下，贵族政治精英们则从小接受教育要以另一套语言来思考。他们效仿古代的演讲楷模，将英语翻译成拉丁语，从拉丁语翻译成希腊语，最后再从希腊语翻译回英语，借此来磨练自己的表达能力。老皮特声音十分洪亮，下院外面都能听见他开口说话。但是就像他的许多对手一样，老皮特终其一生也都十分崇拜西塞罗，反复研读他的演讲。因此对他来说演讲形式要重于记录下来的实际言辞。幸运的是，老皮特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曾经像许多其他议员们一样，接受过塞缪尔.约翰逊的服务：为了流传后世，他对这些人的演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润色修改。

塞缪尔.约翰逊从来没有进入过下院。他依靠一位兼职看大门的评论家威廉.古斯里（1）以及自己的出版商爱德华.凯夫（2）收集信息并将其整理加工成为雄辩的演讲词，以供《绅士杂志》发表。有时他能搞到的信息仅仅只有发言人姓名与他们讨论的主题。到了晚年，约翰逊有一次与朋友们谈起了老皮特的一篇著名演讲，突然他令众人吃惊不已地宣布这篇演讲其实是自己编出来的。

“先生，我在艾克赛特街写出了这篇东西。我从未进入过下院旁听席，但是有一次卡夫（他的主编）买通了看门人，他和他的手下就这样混了进去。他们记录下了讨论主题，发言人姓名，各自立场与发言顺序，以及各种各样的论点……我将他们的演讲编写成了现在的样子……”

约翰逊就像许多其他文化人一样，一方面通过报纸赚钱，另一方面又公开对报界嗤之以鼻。他很后悔自己虚构他人演讲的行为，无论这些“演讲”读起来多么上口。

但是街头宣传册当中的粗俗语言与贵族议会使用的古典文体之间不可能长期存在鸿沟。因为美国独立运动以及与大革命法国之间的漫长战争将政治上升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新一代政客随之崛起，他们的语言更接近英国街头的口语，有能力通过自己的发言与写作鼓动普通选民。这些人当中包括埃德蒙.伯克，他不光通过演讲来获取公众支持，也利用宣传册与书籍；他的对手托马斯.潘恩则撰写了革命性的《人权》一书，文笔直白，通俗易懂；还有贵族叛逆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最后是激进的王权批评家，例如大众之王以及报界第一位真正的英雄人物约翰.威克斯（3）。

威克斯是一位辉格党议员，一位蒸酒师的儿子，此人因为面相凶恶且机智刻薄而大为有名。他的第一位主要对手是辉格党大敌，时任首相的布特勋爵约翰.斯图尔特。布特勋爵是伦敦报界一贯口诛笔伐的对象。他的反击手段是雇佣苏格兰小说家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创办一份亲政府报纸《不列颠人》。有很多优秀记者同时也是不入流的小说家。但是斯摩莱特恰好相反，小说写得十分出色，但干记者却很不入流。威克斯的回敬招数是名为《北不列颠人》的报纸。他丝毫没有假装斯文的意思。在创刊号当中就明确宣布报界与政治精英团体之间有一场大战。

“新闻自由是英国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也被人视为这个国家最坚固的堡垒。新闻自由曾使所有昏官恶吏们惊惧不已，因为他们的鬼蜮毒计，软弱无能与两面三刀都因此遭到了洞察，穷形尽相地暴露在了众目睽睽之下，以至使得他们根本无法承受人类同胞的怒火……”

无论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还是“最坚固的堡垒”都是威克斯的发明创造。正如我们前文所见，英国报界一点也不自由。过去五十年里英国报界的确越发胆大，但是远远尚未达到惊惧昏官恶吏的程度，昏官恶吏们对于报业的控制一直十分有效。发明趁手的“古老传统”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一项讨厌难耐的英国传统。

威克斯或许是个犬儒且虚伪的人。他很乐意运用贿赂来解决问题。但是他关于报业的叛逆言论支撑了政治新闻的发展。1810年，议员兼剧作家理查德.布莱斯利.谢立丹以令人无法释卷的优雅文笔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表达。

“给我新闻自由，我就会为首相呈现一座唯利是图的上院，我会为他呈现一座贪墨逢迎的下院，我会为他呈现政府内部施恩结党的各种场面，我会为他呈现官员们弄权营私的全套手段。但是有了新闻自由撑腰，我可以毫无惧意地直面他的怒火。我将会攻击他那台强大的行政机器所兴建的楼宇，我将要推倒腐败的高台，将其原本意欲庇护的种种恶行化为一片废墟，再将其埋葬在废墟之下。”

谢立丹写得有一点过头；没有正经规矩的下院与相对清廉的政府，新闻自由是存活不下去的。但是他提出了一个政治新闻自由的根本性问题。政治记者的职责究竟是什么——是惊惧昏官恶吏并揭露腐败，还是仅仅报道政客们的言行呢？

政客们则面临着另外的问题。一旦他们将记者放进来并意识到自己需要记者，他们就无法维持报道与曝光之间的界限了，也无法避免报界获得权力并日渐傲慢。在实际工作中，政治记者们在自身内部划分了许多不同的行当，有专门负责在会客室与旁听席进行采访的采访记者，也有专栏作家过评论员，后者就是今天大呼小叫、东指西戳、专门面对当权者说老实话的人们。后来到了二十世纪他们又成了专栏随笔作家。今天许多休息室记者都声称要让公众看清各位大臣们的“软弱、无能与表里不一”。不过记者们很喜欢有意模糊做事的边界：“我只是在报道事实，”休息室写手如是说道，但他/她正在酝酿的却是一篇倒刺横生、撕裂皮肉、存心要毁掉报道对象的文章。他/她正是威克斯的传人。

威克斯著名的第五十四期《北不列颠人》对于政府的声讨尤其凶狠。政府下令由绞刑师将这期报纸烧毁，但是被愤怒的民众抢救了下来。因为政府为了打垮他而采取的手段即粗陋又违法，也因为他获得了伦敦以及密德萨斯选民的支持，威克斯最终赢得了这场大战的胜利，尽管在通向最终胜利的道路上他经历过逮捕、监禁、暴乱与丑闻等一系列考验。新闻自由在这次事件当中只能算是个次要话题，但是他这场波澜起伏的叛乱的确对新闻自由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时任辉格党党首的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认为防止议员遭到不实报道的唯一方式就是“开放旁听席并尽可能公开议会辩论与决策”。这是艰苦斗争之后的结果。有一位反动议员乔治.奥斯罗屡次将印刷商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拿着将他称作“小屌乔治”以及“丁点小虫”的报纸与印刷商对质（此人的一位后裔斯坦利.奥斯罗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成为了议员并遭受了类似的屈辱，因为几乎全体边座记者都管他叫做“屎潭里.熬死了”）。但是他无法抗拒政客们追求听众的潮流。假如极端主义者与亲法革命分子可以向广大公众进行呼吁，那么任何一位立志改造国家的政客也必须做出同样的尝试。

因此尽管第一批议会报道的英雄们的确始于这个时期，也的确有资格在新闻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但事实上奋力向前的写手们并非历史的全部。政客需要他们。一位近期研究下院边座历史的史学家安德鲁.斯帕罗将两个人认定成为了最早的议会记者；其中一个是威克斯的仰慕者名叫约翰.阿尔蒙，另一个名叫沃尔，这两人为报纸提供各种小道消息与演讲片段。他们采取了各种明暗软硬的手段来告诉读者们究竟发生了什么，文员与议员们都会在咖啡馆里传看他们那并不完美的回忆录与笔记。《编年晨报》的威廉.伍德福（4）经常为了记录议会谈话而在边座区域站上好几个小时。据说有一次他曾经一连坐了十六个小时——有人说他在此期间一直闭着眼，紧握着手杖——然后就返回办公室极为精确地将自己听到的一切全都写了下来。几年之内他就遇到了诸如詹姆斯.佩里（5）采取团队接力方式来报道演讲内容的竞争对手。随着伦敦报业市场的竞争越发激烈，记者们也纷纷涌入了下院；对于演讲的记述当中逐渐混进了简短的评论与概述。“过耳不忘伍德福”与其他早期记者以及印刷商一样因为自己的文字而面临着骚扰与拘禁，但这一切无法持续下去，带来突破的则是另一位威廉.皮特。

正如乃父一般，小皮特也是议会辩论的一把好手以及杰出的战时领袖。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反对法国王朝的斗争一方面十分昂贵，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英国政治生活的圈子。随后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对抗大革命法国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规模更为庞大，迫使英国政府引入所得税与大量常备军，还有间谍、审查以及镇压等体系。小皮特要比他的父亲更加冷静且没那么自由化（晚年的老皮特也采取了支持新闻自由与威克斯的立场），但是这位年轻人比老一辈更加需要公共舆论。小皮特推行所得税十几年后，谢立丹辩称他之所以能够全身而退完全是依靠报纸与舆论的影响。“”当然，小皮特不会完全依靠记者们的爱国心。他也会用贿赂来换取支持——贿赂对象包括《泰晤士报》的一位早期主编。

在他最辉煌的几年间，小皮特一直依赖着记者们的报道，这些记者往往要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长队才能挤进拥挤不堪的下院旁听席。1803年5月他因为英国与拿破仑再次开战而重新掌权。此时特拉法尔加海战尚未发生法国入侵依旧是十分现实切近的威胁。5月23日，随着为期两天的战争辩论正式开始，全国上下都翘首以待，要听一听领袖的讲话。包括诸多记者在内的公众代表早在上午八点就等在了下院门外，一直等到下午三点开门为止。但是此时旁听席里在已经塞满了各位议员私自放进来的亲友。结果小皮特的历史性演说根本没能得到报道。议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有多么可笑，于是下令日后下院守门人要将记者领到指定分配的座位上。这条规定正式接受了记者到场的权利。2003年5月，今天的记者旁听席将该规定出台的日子当做了自身成立二百年纪念日。

接下来一百五十年里议会报道的历史就简单多了。全文报道的演讲越来越多，记者人数也越来越多，记者们学会了速记与团队合作，报纸的数量与版面越来越多，报纸读者越来越多，读者当中有资格投票的选民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多。出版民主将性情古怪或英勇的旧时代个人记者引入了一个加工出产文字的工业当中。议员实际言论的精确报道在十八世纪被人视为冒犯之举，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也还相对不算常见，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却成了从业准则。同样，这也并非因为记者们为了逐字报道的权利而进行了英勇的抗争，而是因为试图控制庞大政党的政客们需要得到此类报道。政治推动了新闻业，而不是新闻业推动了政治。

并非所有人都理解实际情况。许多议员都十分反感这些蹬鼻子上脸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的写手。也有许多写手真就拿自己当成了政府体系里的重要人物，例如1828年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6）就曾经十分豪迈地将下院边座称为“国家的第四权力阶层”。他的论点是新闻采访已经不再被人视为洪水猛兽，而是成了人们心目中公民自由的护卫。护卫自由所需的技术几代人以来一直不曾改变过。速记体系门类繁多，从伊丽莎白时代流传下来的传统流派到狄更斯费劲掌握的蜘蛛腿与圆圈，再到今天提兰系统的曲直短线。但是所有这些速记体系都很难掌握，而且只有通过持续练习才能达到速度与准确性的统一。不过新闻素材从下院到报社的传递手段倒是从飞奔在街头的信差逐步升级成了电报、电话与网络。今天的记者们不用离开下院就能设计并审校政治新闻版面的样式与内容，但大多数人都不这么做。

真正的不同在于今天的议会记者们向媒体终端发送的言语数量远远比以前要少得多。维多利亚时代的报纸需要来自下院的冗长逐字记录文本，他们做得有些过头了。精明的编辑们很清楚上万字的议会发言记录究竟有多么无聊。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每日电讯报》开办以后不久就开始大肆宣传自己的议会报道多么简明紧凑——暗示《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全是些又臭又长的裹脚布。此外正如我们之前所见，《每日邮报》在半个世纪之后创办时也为自己的缩水版议会报道打广告，说这是专门“为了照顾忙碌的人们”。因此尽管时任《泰晤士报》主编的西蒙.金肯斯（7）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因为放弃该报历史悠久的议会报道版面而挨了不少棍子，背上了野蛮人的骂名，但他其实也只是在跟随诸多早期编辑的本能而已。不过《泰晤士报》从来都是传统办报方式的金字招牌，于是这一决策很快就得到了其他大报的效仿。结果到了九十年代后期议会报道几乎就要绝迹了，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预算审议或大臣辞职，又或者是一定会分出胜负输赢的首相质询会（如今这项制度本身已经越来越像体育比赛了）。没有此类事件的时候，新闻旁听席总是空荡荡的。

《泰晤士报》曾经一度每天都需要十几名全职议会记者、在我入职时也依旧维持着一支规模相当的报道团队，但是今天已经不再派人全天驻扎旁听席了。甚至就连记者协会这最后一个依旧试图全面报道议会情况的机构也将记者人数压缩到了四个——相比较而言在爱德华时代的逐字报道全盛时期每一家大报都会派出八到十名记者。艾诺.鲍威尔曾经开玩笑说保守国家机密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晚八点的下院会场进行宣布——因为议员和记者们这时候都去吃晚饭了。今天这番话已经算不上什么笑话了，你可以在全天的任何时候说任何你想说的话而不用担心真会有人关注。边座已经沦为了旧日美好时光残存下来的遗迹，经常空着一半座位，弥漫着潦倒荒废的气氛。旧电话亭还在，现在已经没用了，门上也贴上了封条。图书馆里的上好书籍已经被人偷了个七零八落，现在成了疲劳的官员与少数几名写手们睡觉的地方。曾经全天熙熙攘攘的办公室如今一到晚上八九点就陷入了死寂。甚至连酒馆也蜕化成了少数几位感伤人士的聚会场所，这些人就像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一样，在英帝国消逝后很久依旧拒绝离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言语在政治当中已经失去了力量，绝非如此。但是得到报道的言语种类以及报道原因的确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议员言论的“直接报道”曾经危险而极端，后来又成了主流新闻界不可或缺的手段，但这种报道手法今天已经崩溃了。自英国民主制发源以来，将政治呈现在选民面前的方式从未发生过如此重大的变化，这一点很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很明显，在这一变化当中最大的输家就是下院本身。

真正的权力早已离开了下院会场，部分原因在于政策讨论需要私密环境。好几代人以来我们一直生而相信公众拥有知情权，任何反对公开报道政府决策的论点在我们看来都可笑之极，不过是逝去时代的残留而已。但是这些论点还是有些分量的，而且也没有消失，只是转移了阵地。假如严肃棘手的讨论遭到了媒体的不当报道，那么政治辩论的目的——回答坏论点，由好论点对其加以排除，从而推进良好执政——就无法保全了。政客们的确会因为自己的主张遭到敌对报纸的歪曲而窝火，但更重要的是这会使他们将真实想法藏在肚子里，因此也就剥夺了我们其他人了解这些想法的可能。威廉.普特尼在这方面说得最为深刻，他认为即时公开性会扼杀诚恳的辩论。政府的确需要坦诚，但是坦诚的态度上了报纸以后往往十分难看。

这个道理到处通用。无论你是掌管公司还是负责政府部门，甚至是与你的另一半讨论未来规划，你都需要在仔细思考之后说一点过头话，检测极端立场与不现实的想法，猜测与调笑并用，之后才能进入正题。我们所有人在私下场合几乎都会说一些拿不上台面的话，假如有人在街坊与朋友当中把这些言论捅出来的话一定会搞得我们无地自容。拉上窗帘并调暗灯光之后畅所欲言而不必字斟句酌的自由是人类的天然需求。就算你决定不要关闭公司旧总部，或入侵某国家，或居家迁往赫布里底群岛，你或许依然需要考虑真要这么做的话该如何入手，并且讨论可能发生的后果。没有推演就没有良好决策。但是由于政府掌握着如此重大的权威，这些推演内容一旦遭到公布很可能引发国内民众动乱与外国政府抗议，政府大臣们也很可能被人视作蠢材。出言不慎的私密笑话成为了要人命的报纸大标题，不着边际的臆测成了言之凿凿的计划，心照不宣的警告也成了指名道姓的诽谤。假如我们所有人都要因为私下言论而遭受公开评判，恐怕就没人胆敢开口了。政府也是一样。

政府也很清楚这一点。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务员保密条例可以延续至今的原因。内阁大臣们也正是因此才会收到在不同场合如何相应表现的建议。他们在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辩论以及内阁委员会内部的谈判也正是因此才从不对外公布。就像早期下院记者一样，今天也有很多记者特别喜欢挤进这些私密场合并进行报道。我们天生就会好奇于当权者背着我们会说些什么以及他们的头脑中打算怎样下大棋。但是迄今为止，政府依然需要在决策之前进行开诚布公因此必须秘不示人的讨论。与沃波尔的时代相比，今天唯一的不同就在于与上院与下院都已经不再是实质讨论的发生场所了。沃波尔创建的“内阁”——这个词的原意指得就是木板贴墙的私密大臣办公室——取代了下院，成为了如今政客们有一说一的场地。下院已经从进行决策的地点沦为了对决策进行公开宣布与投票表决的场所。沃波尔的继任者们向私密方向撤退得还要更远。从威尔逊时期理查德.克劳斯曼日记对于内阁会议的坦率记录到赫顿调查期间唐宁街十号内部邮件的公开，私密讨论的披露已经将真正的坦诚讨论赶到了地下，就像獾一样，一听见人声或者一看见灯光就会钻进洞里躲起来。

假如你能费心想象一下当真毫无保留畅所欲言的议会是个什么德性，就会意识到普特尼的论点既不做作也不可笑。但是议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得到认真对待了，尽管过去议会的确享受过更为充分的报道。问题在于下院里的发言质量几乎总是十分一般，而今天的普通英国人又被众多诱人媒体与各色购物机会等等养刁了胃口，真逼着他们收听或阅读这些发言还不如找根钉子一点一点扎进他们的大脑。不幸选区令人难过但毫不意外的故事，各种旧闻的一再重复，蜿蜒曲折的立法过程中各个党派争取政治得分的手段……窃以为任何一位英国公众都无法度过并享受议会里的寻常一天。维多利亚时代的伟大记者沃尔特.白芝浩（8）曾经说过，要想打消对上院的崇敬之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去旁听一下。现在这话对于下院也同样适用。

议会直接报道的崩溃还造成了演讲术的失势，而后者又差不多是导致前者的原因之一。除去寥寥几座黑色福音派教堂以外，正式的演讲术在英国已经濒临绝迹了。如今仅仅凭借语言自身的力量就能整整一个小时令观众如痴如醉的人在这个国家就如同口吞宝剑的艺人一样稀少。议员本一般认为下院的衰落完全是现代传媒导致的。1978年开始的下院电台广播与1989年开始的下院电视转播意味着报纸再也不是公众获悉议员言论的唯一渠道了（除去公共图书馆里的议会议事录以外）。因此一般人都会（错误地）以为“一切都得到了记录”，而报纸大可放松下来，为读者更多地提供一些他们想看的东西。报纸已经没有报道的责任了。感觉到这一点的议员们也松懈了不少。有些人不再前往现场旁听辩论，而是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听广播或看电视。获得报道的努力意味着有些政客干脆决定另找出路。他们养成了更为亲民的广播发言技巧，此类技巧与下院里的雄辩术相比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从前需要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来铺陈叙述的论点现在必须压缩进一分钟以内。对于他人发言的打断——这一下院特色本身就能为本书另外增加很长一段内容——在制片室里往往会被剪得只剩一句话。有抱负的议员们掌握了为电视新闻包提供越发简短的“片段”的方法，他们首先学会在下院门外的泥泞草地上发言，其次又在下院屋里首相质询过程中磨练技巧。最有效的发言片段长度是十五秒，这意味着发言必须少于五十个单词。托尼.布莱尔很清楚这一点。他的发言总是分割成恰好合适的新闻片段长度。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在发言的首末会有意停顿，为视频编辑留下剪辑所需的空间，不过这可能只是我自己多心罢了。在美国，电视观众的注意力区间更短——可能是因为插播广告太频繁的缘故——因此广播政治言论片段的长度要比典型的英国模式短一半，大约只有二十个词左右。

简洁自然是好事。任何一片漂亮的小报论辩文章都会使用清除直接的语言与短句来表达强烈的观点。政客们如果打算争取忙碌之人的注意就必须学会这一手。但是这样做就舍弃了论辩所需的长篇详细铺垫，而此类论辩如果只用两三句话来总结看上去难免有些四六不通。因此我们很少听到新颖的观点。陈列论据、解释陌生的思想并将听众引向意料之外的结论是一个十分耗时的过程。言论片段文化会导致乏味而熟悉的思想——与其说是论点，不如说是扳机。言论片段是否抹消了健康社会为了思考发展前途所需的心智公开性呢？

尽管电视的简短风格已经取得了胜利，二十世纪后期还是出现了好几个伟大的议会演说家，他们是一项几百年传统的最后一批传承者。当荧屏显示迈克尔.富特，或艾诺.鲍威尔，或约翰.比芬，或托尼.本起身准备发言时，威斯敏斯特宫内的所有记者都会小心放下手里的啤酒杯，或将红酒一饮而尽，或停下彼此之间的交谈，赶紧冲进下院会场，怀着纯粹的激动倾听他们那完美的句式与圆满的段落，倾听他们描述令人无法忘怀的的景象，引用令人震惊不已的统计数据。不过这些人在演讲水平最为高超的时候都是置身主流共识政治以外的外人，这一点并非巧合。政党纲领对于越发狭窄的中间选民群体的迎合意味着政治用语必须求稳。激发沸腾热血成了不稳妥的举动，就好像银行经理在股东大会上朗诵爱情诗歌一样不得体。当尼尔.基诺克担任党首并驱动工党来到安全的中间地带之后，他的口头表达能力也僵化到了驴唇不对马嘴的地步，他的面部肌肉则全都拧成了一堆。

但是以传统方式进行的上乘演说依然存在。例如工党在野期间发言人罗宾.库克对于保守党伊拉克军售立场的无情解剖，又或者杰弗里.豪尔在辞职演说当中针对撒切尔处理欧洲事务的方式发动的攻击，像这样的演讲都必须从头到尾全本听完才能真正理解与欣赏。假如这种水平的演讲人在下院里还能再多一些，旁听席一定会坐满记者，大报上的议会版块一定不会遭到裁撤，BBC议会频道的收视率也一定十分可观。但是情况并非如此，少数几个技艺精湛的演说家都栖身于威斯敏斯特的边缘地带，恰似濒临绝种的珍禽一般——例如叛出新工党的左翼议员乔治.加罗威（9）以及总共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苏格兰国家党党首艾利克斯.萨尔蒙德（10）。

过去几年里，担任BBC政治记者的我曾有好几次希望能为某一场演讲拨出十分钟的时间而不是上面分配给我的一两分钟。有时我们也会为特别上乘的演讲安排长一些的片段时长，但是习惯了画面不断切换的观众们很难长时间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绿色长凳的空位上。毫无疑问，复杂性与细节是电视时代的受害者——尽管《威斯敏斯特一周》或者《你问我答》这样的优质广播政论节目的确可以鼓励恰当的讨论。

1987年大选前夕尼尔.基诺克发表兰迪德诺演说时曾大声质问为什么他是基诺克家族一千代人以来第一位大学生。结果评论员们抓住他的数学纰漏大做文章，尖刻地指出在石器时代上大学本来就比较费劲。后来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也因为剽窃这一主张而遭到了麻烦。但是在演讲进行的时刻，在演讲进行的会场里，这番话的效力极其显著。负责保护基诺克人身安全的警官直到那时都没有对这位工党党首表现出任何热情，但是一直站在会场前部的他听到这里脸上也多了两行热泪。他的那场演说很能令人想起当年的奈尔.比万或者劳合.乔治，同样的不管不顾，同样的怒火满腔。

我们再也听不到伟大演讲这一点与其说是新闻报道的责任，倒不如说是现代政治的大趋势。现代政治倾向于避免绘声绘色的表达，唯恐将中间选民吓跑。阶级斗争会催生斗争歌曲。真正的战争也一样。但是购物时代培养出来的政客在大多数情况下听起来就像民航客机的安全规程录音一样振奋人心。这真的很重要吗？许多其他人类技艺都已经近乎失传了——壁画绘制，盖尔语民歌的创作，手工大理石雕，还有仅凭气味追踪野熊的本事等等……为什么现代民主制度的运行就一定要为一项古老口头艺术的存续与否承担责任呢？我的回答是：倾听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引领听众理解复杂的论辩，看他施展智力与情感的双重手段，几乎像恋人一般赢取你对于某个观点的支持，这是一种令人如痴如醉的经历，所有人都应当至少体会一次，哪怕只是为了领会政治究竟可以精彩到何种程度。

在几十年前的议会里，议员们无非是两套路数：要么接受牛剑盟校自觉且饱经雕琢的演讲术与辩论术培训，要么就从大规模工会集会当中磨练出头。更加严格的优秀演说家学校还有教堂与党代会讲台。今天的教师、讲师甚至律师阶层都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古板拘泥、流于说教且自以为是的演讲方式。考虑到如此之多的议员做不到说话抓人，很显然他们从未被迫在一大群愤怒的听众面前捍卫自己的立场。像杰克.斯特劳那样站在街头的肥皂箱子上与过往选民一对一辩论的人已经很少了。

公众是否因此蒙受了损失呢？反正我本人对此感到很遗憾，下院里几乎再也不可能出现两位伟大演说家碰撞交锋的胜景了；迪斯累利大战格莱斯顿，丘吉尔大战比万那样的场面已经无法再现了。但是这并不能算作强有力的论点，不过是好比说我喜欢看古罗马战车竞速一样。精彩的演说并不能带来冷静的科学决策，伟大的演说家也不一定就是高超的执政者。从智囊团与游说团体当中涌出的政治主张与议会全盛时期相比也毫不逊色。而报纸虽然对威斯敏斯特的报道有所削减，但是对更广大外部世界的报道却全面了许多。相比起那些会因为伟大政治演讲而热泪盈眶的公众，敏感于数字、能够区分十亿与万亿、能够看穿百分比伎俩的公众更有能力追究政客的过失。政治生活并没有因为议会遭到一点点冷落而告终。因此只要政府依然需要下院多数来掌权，议员就依然有存在意义。只不过他们行使权力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越发依靠议会委员会的调查，或者在《今日》当中公开与自己的老板划清界限并用精心磨利的录音片段戳刺他们。至于议会边座，在丧失了大部分生气之后，如今有点像西密德兰地区吃不饱饿不死的小型工厂，车床闲置，账簿堆叠。漠不关心的阴影笼罩着下院会场，橡木装饰的边座席位也像坟茔一般惨淡。但是与此同时很多议员都正在学习如何在露天之下施展拳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Guthrie_(historian)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183367.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Wilke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Woodfall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mes_Perry_(journalist)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Thomas_Macaulay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Simon_jenkins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Bagehot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Galloway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_salm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