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我这一行——英国新闻行业简史 -- 万年看客

尽管说有多少主编可能就有多少种编辑风格，但是现代主编的工作日基本上都大同小异。在维多利亚时代，一位杰出的编辑很可能全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办公室。传奇式的《观察家报》主编J.L.加尔文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呆在自己位于比肯菲尔德的家里工作。更加传奇的《曼城卫报》主编C.P.斯科特每天早上起床后先洗个凉水澡，然后吃一肚子水果，然后一整个白天都会足不出户地写信，直到吃完了水果与奶酪组成的晚餐之后才在晚上七点钟以后骑着自行车来到报社，到了之后就开始狂热地工作。但是今天的主编就不能这么干了。当然，加尔文与斯科特都不必担心收听《今日》栏目。今天的日报主编是一份必须在办公室完成的工作，十分紧张耗时。就算对于那些热爱这份工作的人来说，主编工作对于他们的肉体也是极大的折磨。近几年来，癫痫、心脏病以及病退已经祸害了许多未能提前抽身而退的主编们。

做主编就意味着必须无可救药地对新闻上瘾。这意味着每天早上七点必须起床看新闻并且把所有竞争报纸都看完，同时竖起耳朵收听《今日》节目，此外还要拨打当天最早的一批重要电话。一般在七点半的时候我就会从伦敦西区乘车穿过金融城来到金丝雀码头。一路上我首先看大报，因为大报是我的直接竞争者。我会把我们错过的新闻或者值得继续跟进的新闻都圈出来，看到我们没能想到的杰出创意我会忍不住破口大骂，面对我认为我们做得不错的地方我又会笑而不语。首先要看报头，看其他报纸向过往读者们提供了哪些促销优惠、独家新闻或者顶尖写手；到位的促销手段可以影响一份报纸当天的销量。奇怪的是，大报的头版并没有你想象得那样有趣，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编辑团队都会采取相似的手法。你经常会在不同的大报头版上见到相同的照片，相同的说明文字甚至相同的报尾“底部”新闻。有一点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在大多数日子里每天都只有一条压倒一切的主要新闻——递补选举、大臣辞职、火车失事、全民医保亏空等等——所有报纸都要进行报道。而且我以十赔一的比例打赌，这条新闻在头一天的报纸上也是主打新闻。但是就算是这种博眼球的新闻也必须仔细查看，以防万一竞争对手搞到了特别有杀伤力的当事人言论或者采取了特殊的采访角度，而我们自己的报纸却没能做到。在这个阶段我一般不会老老实实从头到尾地“读”完一篇新闻，而是先看大标题，再看记者署名，接着看版面设计与照片安排，但是最重要的还得算是报道侧重点。

主编工作就好比为一群挑剔的食客准备一桌永远不散的筵席。基本的口味偏好只有四种——浓、淡、长、短——但其中的节律变换却无穷无尽。包含大量人物的厚重政治新闻主导了一个版面之后，必须用整个对开页的轻松内容加以平衡。一篇关于组织机构的报道之后必须跟着另一篇关于一般民众的报道。对于任何报纸来说最关键的版面都是第三版，因为许多读者扫一眼头版之后就会翻过来，心想“这我都知道了”。至于第二版，考虑到人们拿报纸的姿势，尤其是行进中的人们拿报纸的姿势，对读者的冲击力相对而言并不太大，一般会摆上一堆没能挤进头版的新闻以及对竞争对手新闻的跟进。这块区域并没有多少生气。第三版才是任何人掀开报纸之后首先看到的部分，负责确立当天报纸的基调。在发生大事的日子里，例如戴安娜王妃去世后或者巴格达遭到攻陷后，这里可以为报社最优秀的笔杆子提供呼吸的空间。又或者你也可以在这里进行民意调查，如果调查题目真得很不错的话。《泰晤士报》习惯在第三版放上五六条比较不错的新闻。《每日电讯报》十分有名地习惯在这里安插诲淫诲盗的庭审纪实与高级八卦。《卫报》更喜欢利用第三版来坚定表明自己的立场，将独家新闻或材料安排在这里。而我们的《独立报》则试图找寻反映“我们当下生活方式”的新闻——我们不喜欢过度拔高，一般也就是报道一下英国音乐行业现状或者英国电影业的未来走向。到了这个时候，假如你打算向英国各地派遣记者并在第一版报纸印刷之前将新闻材料带回来，那你就要加紧了。有几个电话往往每天早晨都要拨打：要通知图片主编向外派遣摄影师，，还要通知新闻主编向热点地区增派人手。

等到我在金丝雀码头爬出车外的时候，心里已经大致拟定了一份清单：我们漏掉了哪些新闻，应该敲打谁，今天的报纸有哪些想法，以及镜报集团的人又将要怎样或软或硬地与我掰扯几番。任何一位诚实的主编都不可能对报纸上的所有内容都感兴趣。例如体育新闻就完全是我的盲区。刚上任几天后，我曾十分英勇地将所有体育部门的员工全部请到酒馆喝酒，并且试图与他们聊一聊他们当中哪位体育新闻写手比较优秀。他们先是十分配合地听我天南海北胡侃了一通，接着我们全都沉默下来，盯着各自面前的啤酒杯一言不发。最后代理体育主编终于忍不住开口了：“其实你对于体育连个屁都不懂是吧？”我只得老实承认。我还曾与才具高绝的时尚记者团队进行过类似的谈话，讨论他们最近的工作打算以及为什么某妇女摆一个别扭姿势再拍几张颗粒粗大的照片就要害得我们报社大把掏钱。麦克斯.黑斯廷斯（1）在记录自己担任《每日电讯报》主编经历的回忆录中承认他也有类似的盲区。但是主编本来就不需要通晓一切。你所需要的只是了解在各个领域谁最出色，听取你所信任的人提出的建议，并保证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得到监督。

我首先要管的是版面设计——相当于为明天的报纸设计建筑草图，广告区域用灰色涂满。这张图显示了各个版面有多少为新闻预留的空间。各个报社的广告部门与编辑部门之间都存在着划分空间的协定，监督协定执行情况的则是主编。这种局面有点像是动物寓言里的情节，两只动物都依赖对方且同时又都有能力杀死对方。报纸依靠广告收入来维持运营，因此广告必须获得足够的空间。广告疲软就意味着报纸内容的削减。但是广告又会占据新闻所需的空间。最重要的广告位恰恰也是你最不希望见到广告的地方——例如头版与第三版，还有右手侧的主打新闻版面。因此广告部门与新闻部门之间的关系总是十分紧张。我每天的第一场争吵往往就是与经营主编进行的，因为他在第三版批准了额外的半栏空间，还枪毙了夹在政治版面当中的巨幅英国航空宣传彩页。自然，假如报纸排版不美观，读者就不会看下去，广告客户们自然也不会高兴。但是报纸的经营者们每个月都要保证盈亏平衡，因此他们总不想对广告客户说不。在有重大新闻发生的时候不妨暂时抛弃广告以换取空间。但是在平时万一协议遭到触犯，双方非得打起来不可。自然主编也可以从广告部门的嘴里硬抢一块空间出来，但这种事不能经常干，也不能干得太过分。等到双方终于达成一致以后就可以制定版面安排计划了——国内新闻要占几版，国际新闻又要占几版。

接下来是读者来信。我面前的信件永远源源不绝，要求我加以考虑并予以回复。许多读者都要求主编直接回复，而不希望看到不痛不痒的官话。他们可能会抱怨我们中东新闻的基调，声称我们遭到了某位记者的误导，或者只是宣泄一下填字游戏改换位置所导致的震惊。有些信件十分有趣，另一些则很明智，尽管占绝大多数的信件都是些疯言疯语。有时候我总觉得英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住满了神经病，满心以为首相会对他们进行意念控制，或者《独立报》的后台老板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好的一方面来看，至少这种信件看完了不用回复。但是对我们的报道与价值观提出了有益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回复的信件还是多得很。我总是尽量亲力亲为。因为读者希望感受到自己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员，而强化这种感觉正是主编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我意识到每周都会有一两个读者普遍关注的问题，有必要开设“主编回信”这个专栏进行集中回复——我本人对这个主意感到很得意，因为读者反映强烈。此外还有许多邀请信，请我约见学校儿童或外国大使，发表演讲或主持会议。大多数此类信件都会遭到我于心不忍的回绝。

不过对于任何一家报社来说，工作日正式开始的标志都是早间新闻会议。在此之前报社的主要高级员工——特刊主编，头版与底版主编，国外新闻主编，国内新闻主编——都已经相互谈过了，国内新闻编辑室此时已经将记者们撒了出去。《独立报》的新闻会议开始于上午十点半，长度大约在四十分钟左右，此类会议大概如此。报社所有部门主管都要参加会议，对报纸影响力特别大的专栏作家也会参与进来——我当主编的时候，波莉.汤恩比、哈米什.马克里、大卫.艾伦诺维奇（2）、苏珊娜.摩尔（3）或者鲁伯特.康维尔都会经常列席——有时还会有报道关键新闻的采访记者参加会议，例如政治新闻主编。与会人数大约在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之间。每个部门都会拿出一场第二天预计报道的新闻清单并与特写文章一起全体传阅。大多数报社的新闻会议开始时都会先把当天的报纸拆解一番。会议场面可能火花飞溅也可能静水深流，取决于主编的个性与各部门头脑的表现。国际新闻主编可能会遭到国内新闻主编的攻击并还以颜色，特刊主编可能会承认他认为我们选择了错误的头版主打新闻。

此外，必须让报社的每一个部分都感到整个报社正在看着自己，整个报社都必须感到主编的存在，必须感到任何失误都会遭到追究，任何好主意或独家新闻也都会得到表彰。新闻会议结束后，各个版块主编就开始通读自己的新闻清单。有没有去世的名人？有没有商界的丑闻？国际新闻部门再次试图对某倒霉催的印度企业家进行专访——一开始就不该这么干，但是他们砸进去的钱已经太多了。国内新闻部门一片愁云惨淡。最近除了游艇大展以及平淡得令人失望的某杀人犯庭审第三日之外就只剩下一堆鸡毛蒜皮了。第三版上究竟他妈的要放点什么呢？特刊部门建议从他们的清单上选取某个题材，但是其他人全都无动于衷。体育主编十分醒目地打了一个呵欠并翻起了白眼。商务新闻的清单读到一半的时候代理主编发现一个早已被宣布破产的公司的名称。去年这家公司不是还推出了一批贵得要死的美食酒馆吗？没错，开业以后一直不赚钱。好得很：就拿这个当入手点，写一下英国人如何抗拒取代传统酒馆的行为——烤土豆与农夫的逆袭，这个题目如何？还有，那个电视名厨不是和公司有关系吗？把他也采访一下。找个特刊写手去其中一家正在转手当中的美食酒馆探探路。能不能从传统酒馆里找一个老酒鬼来问问他的感想呢？再说应该由谁来动笔呢？西蒙度假去了，凯蒂正忙着采访购房者占领柯克市的新闻。体育主编再次阴恻恻地滚动了一下眼球。乔纳有空，这两天没有英式橄榄球赛。他笔杆子不错，也很有些酒量……

大部分主编——不是全部——都认为上午的新闻会议十分重要，因为报纸的个性就是这样得到确立的。但是由于会议上的部分内容是讨论清单，因此就算是开得不错的会议也有点无聊。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某家报社当中，新闻会议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仅仅是把打印清单毫无顿挫地念一遍，然后大家就作鸟兽散。五十年代中期由A.P.沃兹沃斯负责主编的《卫报》则为这种开会风格提供了另外的例证。此人

“开会从来不超过15分钟，他的两条眉毛都会温和地挑起来，有时一条眉毛还会难以置信地比另一条眉毛挑得更高。他会用铅笔在清单上划拉，嘴里自言自语：‘嗯，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多发黏液瘤病，这个词太糟糕了。嗯，这段议会报道的篇幅有多长？最好能占住整个第二版。很好，很好。嗯，里斯本闹地震了？这是好几年前的事了吧。十八世纪？这也太老了……’沃兹沃斯对于早间例会的态度似乎表明他觉得这项工作有些好笑，有些烦人，不算重要，就像茶歇时间一样不过是对正式工作的打断。他在例会上总是轻描淡写含糊其辞，简直就好像他在试图使人觉得自己与这些可畏而又无聊的现实生活完全脱离了联系。”

主编风格位于这一极端的主编们对于报纸的指挥如此模糊迂回，以致谁也不清楚他的命令究竟如何起作用。我的第一任主编，也就是《苏格兰人》的比蒂.麦凯，通过缄口无言的方式来管理报社。他几乎不说话，也很少在编辑室里现身。但是所有人都认为他十分强大而智慧，监视着报社里的一切，好比一位沉默的入世耶和华，尼尔.阿彻森 （4）曾经赞颂过他那“坚毅不屈的道德立场”，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苏格兰人》完全属于他。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卫报》主编的彼得.普雷斯顿（5）在别人看来自闭自守，不善言谈，工作时总躲在乱糟糟的办公室深处，从来不靠口才压人。但是他是一位特别勇敢的主编，在梅杰时代正是他顶住了压力将“下院收费提问”与乔纳森.艾特肯接受不正当款待等新闻一抓到底，此外他还在1988年支持推行了《卫报》历史上步幅最大的一次外观设计跨越并取得了巨大成功。通过独具慧眼地扶植栽培人才，他不显山不露水地管理者报社，但是在所有关键问题上他都说一不二。他的继任者，也是英国报界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艾伦.罗斯布里吉（6），也学会了类似的微妙手段。

舰队街上资历最老的老人比尔.第兹当年担任《每日电讯报》主编的时候只管报纸的核心部分——唯一一件能令他亲力亲为的工作就是每天的专栏版块。他主持者一个由保守派学者与写手组成的学会。他从不裁员也从不雇人。后来他以令人无法设防的惯常坦诚态度承认，“真正能吸引我注意力的不是员工，而是《每日电讯报》大部分版面的陈腐外观。对于这方面的改造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任务。”他终日忙于与出版工会较量以及维护记者的士气。“记者就好比敏感的鸟类，即便是最优秀的记者也难免会持续性地自我怀疑并需要鼓励。”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肯定性地引用了迈克尔.弗莱恩的言论，后者在担任《笨拙》杂志副主编的时候曾说过自己最重要的职能就是“面带和蔼笑容在楼梯上徘徊，让那些碰见你的记者卸下心理负担”。这种主编风格也使得第兹成为了舰队街上最受爱戴的人物之一，不过这一点对于《每日电讯报》究竟有多少正面影响就不好说了。在虚构领域，1967年迈克尔.弗莱恩描写舰队街的小说《清晨将逝》当中就有这样一位万分羞涩的主编，上班的时候总是蹑手蹑脚地溜进办公楼，一溜烟地钻进自己的办公室里，尽可能地躲避着报社员工们。有人说这个角色的原型就是沃兹沃斯。

主编风格位于另一个极端的主编们则将他们的新闻会议完全操办成了一场独角戏，只见他一个人大呼小叫，上蹿下跳，令人或笑或惧。《太阳报》的麦肯兹以及《每日镜报》的杰克.奈纳都是这种风格。据说了不起的克里斯滕森召开上午新闻会议的架势“就好像在帕拉迪恩剧院的舞台上担任司仪一样”。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控制狂主编之一就是《周日快报》的约翰.詹纳（7）。他任用的众多年轻人当中有一位汤姆.阿特利（8），据他说加入报社之后仅仅过了三秒钟，“我就知道了他是谁，他对于男性留胡子有什么看法，对于男性喝白葡萄酒有什么看法，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以及所有关于他的一切信息，因为关于他的言论实在太多了。我以前也见过专横跋扈的主编，但像他这样恩威并施的主编还从来没见过。”他会逐字阅读每一份新闻稿并对其中大部分稿件加以褒贬，他依靠人格力量与毫不妥协的精益求精作风统治着自己的报社。周日报纸的早间新闻会议并不像日报那样重要，但是他的女儿在为他撰写的传记中记录了一段发生在某次早间会议上的对话，可以令读者们领略一下詹纳的手段。当时他正在翻阅一份《旗帜晚报》，看完之后就打电话给自己的国际新闻主编阿瑟.布里坦顿（9），问他有没有看到《旗帜晚报》麾下的传奇性巴黎特派记者萨姆.怀特（10）当天所撰写的专栏文章。布里坦顿承认自己还没看。

“‘阿瑟，现在几点了？’”

“‘我不明白，约翰，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我的问题很简单，阿瑟’”

“‘现在是五点半了。’”

“‘很好，你的表和我的一样。你在《周日快报》担任什么职位？’”

“‘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

“‘我的问题非常非常简单。你目前担任什么职位？’”

“‘国际新闻主编。’”

“‘也就是说《周日快报》的国际新闻主编在星期五下午五点半的时候还没有读过萨姆.怀特的专栏文章，’詹纳语气生硬地说道，‘给你提一条建议，阿瑟，阅读一下我提到的文章，着重注意一下第三段，读完了之后给我来个电话……’”

并非巧合的一点在于，詹纳的高阶员工之一正是彼得.达科里，他的儿子保罗.达科里后来成为了《每日邮报》的主编并推行了一套深思熟虑有条不紊的粗暴管理方式。詹纳的编辑风格部分源于比佛布鲁克勋爵手下最伟大的主编克里斯滕森。詹纳最喜欢的新闻风格也是克里斯滕森的风格，一方面针对精心挑选出来的靶子大肆抨击，另一方面又充满激情地寻求一般读者的认同。今天的《快报》系列已经几经易主，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文化与历史，但是这种新闻风格却在报业联合会得到了传承，那里的主管是达科里，晚年的詹纳也在这里成了一名专栏作家，许多詹纳当年的手下也在这里工作。至于《每日邮报》那边，比佛布鲁克与罗斯米尔的基因已经完全搅和在了一起。

报纸文化的延续时间往往长得令人难以置信——自从沃兹沃斯以来，《卫报》的新闻会议就更倾向于一般员工的辩论场而不是主编的一言堂。在艾伦.罗斯布里吉手下，《卫报》的文化恐怕还是比其他大多数报纸更加细密微妙。但是报社文化也可以跨越藩篱改头换面。在默多克的《太阳报》创办早期，《镜报》的记者构成了报社核心，也引入了一些他们自己的新闻技巧。后来随着默多克逐渐做大以及镜报集团日益式微，隶属于默多克的记者也逐渐接管了《太阳报》。尽管相互竞争的各个小报报社主编们相互谩骂攻击凶狠至极，但是说到底还是一家人的窝里反，因此这些争端在外人看来才会如此暴力且毫无头绪。报社文化基因的最主要传承方式就是新闻会议。会议内容往往看上去很直白——不过是读一下新闻清单并核对一下工作进度而已。但正是在这个不断重复的场合，报纸的目的与个性将会遭到无休止的检视与争论。当年我在《观察家报》任职的时候，主编威尔.赫顿（11）会十分清楚地表明自己身为自由派主要思想家兼作家的世界观，借以抛砖引玉。接替他的罗杰.埃尔顿（12）则更喜欢抽身事外，挑逗不同的写手与各部门主编彼此争辩。“我连一点门道也没有，真他妈没用。——兰斯利，这事你知道多少？啊？谁他妈知道点儿有用的？”假装两眼一抹黑是活跃会议气氛的手段之一。其他具体做法还有不少，但是一般来说新闻会议上唯一绝对算得上灾难的情况就是沉闷与所有人都无动于衷的感觉。假如每天上午的主编室里没有火花飞溅，报纸就只能随波逐流。随波逐流的会议必然会导致随波逐流的新闻，然后就是随波逐流的读者与随波逐流的销量。

从最低的层次来说，早间新闻会议的功用在于让特刊主编与国内新闻主编意识到双方正在计划以类似的手法报道类似的题材，就好比两条狗咬住了同一根棍子的两头一样，必须分道扬镳。但是早间新闻会议也是拷问报纸的基本新闻价值观的场所。比方说我刚当上主编的时候就越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会在报道某些新闻时掀起高涨的质疑与焦虑——奥克尼附近沿海发生油轮泄露，可能毁灭当地生态系统；或者冬季流感可能导致全民医保体系陷入大危机——但是之后就因为报道大方向的转移将这些新闻撂下不管。于是我们开始有意识地回溯一下几个星期以前报道过的内容，探明事件的后续进展。正是在这些会议上，主编的奇想（每一位主编的肚子里都装满了奇想）得以面世。这些奇想内容不一，可能是在大标题当中禁用某些单词（不许用“出价”，不许用“专家”，不许用“危机”，等等），也可能是对于拦路抢劫案件新闻的急迫需求，还可能是将报纸基本路线向右转或向左转的决心。但是无论如何主编都要将自己的行进方向坚持到底。主编工作的关键不在于出色的想法，而在于持之以恒地推拉抓挠。

相比之下，小报的主编风格则是要将整张报纸统一在一个声音之下。如今这种主编风格一家独大，被人们公认为职业新闻业的最高峰。自然，对于喜好清晰明确，张口闭口谈得都是“产品”的营销人员来说，这种主编风格很受欢迎。二十世纪后期两位最有影响力的小报主编无疑是七十年代扭转《每日邮报》颓势的大卫.英格力士以及在纷纷扰扰的八十年代执掌《太阳报》的凯文.麦肯兹。两人都是驱动型主编的著名当代典型，他们心目中对于每一条新闻看上去与读起来最理想的范式都有着固定的观念。英格力士的头脑中有一幅毫不含糊的典型读者画像，他甚至还会贴出海报来提醒写手们记得自己究竟在为谁写作——除去詹纳与比佛布鲁克之外，对于当代《每日邮报》影响最持久的人就是他。和詹纳一样，他做到这一步靠得也是以势压人乃至仗势欺人。英格力士手下的一位记者安莎.迪士尼日后说“就他看来他的主意总是最好的，他以为自己善于听取意见，其实并非如此。”她说英格力士有时会十分邪恶而可怕。她描述了一段自己当年在《每日邮报》还没混出头来时的见闻，当时脱去外套的英格力士对于另一位报社主管戈登.麦肯兹大肆冷嘲热讽了一通。

“有一天晚上大卫的心情相当坏。他对于第六版的某条新闻有想法，他对于那条新闻非常不满意……戈登读过了我写的文章以后说：‘我觉得你写得很到位，我觉得这篇文章很好。’然后他将这篇文章拿给大卫，结果大卫说道：‘你管这玩意儿叫什么？开会的时候我可没说要写这种新闻，这根本不是我在开会时说过的新闻！’可怜的戈登干坐在那里，手中的报纸都攥皱了。”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凯文.麦肯兹，他长了一张人尽皆知的臭嘴，管理报社的时候满口“放屁”不止，看到不顺眼的版面就会撕个粉碎，改写大标题更是不在话下。

“他会拿起一版报纸扫视一番，用他那支粗大的绿色钢笔在段落上画圈。‘狗屎不如！’说着他就啐了一口……随着手中钢笔的圈圈画画，他的低声评论也继续了下去。‘放屁……没屌用……嗯，这还凑合……嗯，这个我喜欢……呸……纯属放屁。’接下来他的批评还会更加详细。‘在这一段多写两句他爸爸当年对他到底有多么混账或者这一类的屁话，听见了吗？’他说这话的神气就好像他以前专门研究过明星人格分析一样……”

他在开新闻会议的时候永远癫狂不已。他的名言是“我就是擦屁股也不使这玩意儿”，说完以后还会“转过身来，撅起他那肥大的臀部，作出一副脱裤子的架势，接着抓起那张惹他动怒的报纸，模仿自我清洁的动作。”一条又一条新闻就这样遭到了抛弃。他的套路与沃兹沃斯多少有点差距。但是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通过欺负人来取乐。这种做法其实很常见——面临着失望的压力，许多主编都会在同事与下属面前表现出无法原谅的粗鲁与公开的攻击性。重点在于英格力士“在开会时谈到过”的那篇新闻事实上根植于主编本人的心里，他认为自己在当天上午已经把话说清楚了。要么他其实说得并不清楚，要么记者与部门主编没能实现他的构想，总之英格力士丧失了一部分控制权，这是所有主编最痛恨的事情。麦肯兹的故事也是一样，他很清楚自己希望一条新闻看上去读起来是什么样子，就连每一个形容词的运用与每一次分段都想到了，因此他不惜将那篇“屁话”重写一遍，直到他满意为止。这一切与一般人心目中正常的新闻制作方式——记者出去采访，带回新闻材料并放到报纸版面上——可谓有着天壤之别。